15 世纪中期，印刷机的发明使书籍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生产出来

众所周知，印刷术在应用之前，必须先使用纸张，因为植物制成的纸张最容易吸收油墨，兽皮纸的吸墨性并不理想。并且当时西欧普遍使用的羊皮纸都具有一定硬度，只有最昂贵也最稀少的犊皮纸才达到印刷所要求的柔软度标准。所以，植物纸张作为最适合的印刷材料，只有当它在大规模使用于书籍制作以后，印刷术才具备出现和推广的条件。

从13世纪开始，欧洲扩大亚麻和的种植。这两种植物也成为欧洲纸张生产的原料。1269-1276年，意大利法布里亚诺最早探索使用麻布生产纸张。1293年，纸张出现在博洛尼亚大学，随后推广到意大利其他地区。但是巴黎大学直到1415年才开始使用纸张，此前一直使用羊皮纸。

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法布里亚诺的手工作坊一直在致力于改进纸张的生产技术。到14世纪后半叶，意大利商人开始向全欧洲销售纸张。纸张的推广为印刷书籍的出现奠定基础。

15世纪中期，古腾堡发明印刷机，使书籍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生产出来。但是这种新技术早期并不能为大多数人理解，15世纪的书籍贸易仍然以手抄书籍为主。在印刷书籍的传播与推广中，大学书商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手抄书籍的复制与租借制度一直沿用到中世纪末期，已经形成了一套静谧的组织运作模式。

“在巴黎，印刷术就是在这样一个组织的架构内引进，有大学资助、主导。对大学主事者来说，印刷机不过代表一种便利的新方法，用以复制必须的文本，且比散装出借制度更能实现迅速、精确的理想。”

1470年，巴黎大学印刷出版了全法国第一本印刷书籍。巴黎大学使用印刷机是为了大量供应古典时代的经典著作，而非印刷大学标准教材，销量最好的是拉丁文写作的散文范例。一般书籍仍以手抄本为主。

各大学情况不相同，巴黎由大学主导，在牛津和剑桥则是书商自己的行为。由于大学书商作为大学成员享有特权，在商业上享有自由贸易权，比城市商人更容易接触到国外的商品，也更方便察觉市场上出现的新商品和新技术。所以大学书商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先接触到印刷书籍的人。这也说明了大学书商在国际书籍交易中的特殊地位。牛津大学书商托马斯·亨特是第一个在牛津大学里出售印刷书籍的人。他在1473年就已经在牛津从事手抄书籍贸易，于80年代正式成为牛津大学的官方书商。

印刷术此时已经传播到牛津，1478年，在牛津印刷的第一本书是鲁菲诺的一篇论文《使徒信经注释》。书上没有标明印刷者，只能推断他受雇于某位私人客户。

目前根据现有资料，我们所知最早在牛津大学里从事印刷业务的人是西奥多里克·鲁德，他本身是外国人，但是与英国本土第一个印刷商威廉·卡克斯顿

有商业联系。他携带印刷机从科隆来到牛津，于1480年到1483年间开展工作。鲁德印刷了著名的《语法精选》，作者是约翰·安克维尔（John Ankywyll），为拉丁语法教学提供了新标准。

托马斯·亨特可能就在此时接触到他，结成了生意伙伴关系。亨特和鲁德根据学生需求精明地挑选要印刷的书籍，几年之间里生意经营得还不错。但是在新兴的印刷书籍市场上竞争异常激烈，意大利的印刷书籍源源不断地涌向英国，在市场吉印通口书籍占很大一部分。

在早期，书籍印刷是一种费时良久、耗资巨大的工作，如果印刷书籍销售不畅会导致严重后果。到1486年，亨特与鲁德吉印通印刷了最后一批书籍，之后再也没有印刷书籍的记录。也在同一年，他向大学贷款了25先令14便士。

这表明亨特的财政状况告急，无法继续参与印刷书籍的生产。也在此时，鲁德已经离开牛津，回到科隆。市场竞争激烈或许是他们事业失败的原因。1492年，亨特不再具有官方书商身份。鲁德之后，无人接替牛津的印刷事务。

因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牛津大学里都只出现过几本零星的印刷书籍。直到16世纪80年代，牛津大学的印刷行业才坚定地向前发展起来。从托马斯·亨特的经历可以看出早期印刷行业的一些特点：高投资、高风险。如果印刷书籍适销对路，那么事业就能发展得风生水起。

但是市场对于书籍的需求并非一成不变，哪种书籍卖得最好有时是难以预料的。在大学里市场相对平稳，但是因为书籍价格被大学掌控，所以比较难赚取高额利润.。在印刷书籍时代早期，只有少数人能获得巨大成功。另外一个可能导致失败的重要因素是，很多人排斥对诞生的印刷书籍不甚感兴趣，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使用手抄书籍。

印刷书籍在牛津大学内部推广很缓慢，其他书商也不敢轻易尝试。亨特是当时唯一参与印刷书籍出版的书商。教师和学生都对这种新式书籍不以为然，这对于首次引进印刷书籍的大学书商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剑桥大学里第一个从事书籍印刷的人是约翰·西伯克，和鲁德一样，他也是德国人。

1520年左右，西伯克来到剑桥，成立一间印刷铺，开始在大学内从事印刷业务。他和其他大学书商一样，都被纳入大学的保护范围。西伯克只在剑桥只待了很短的时间，一共印刷了8本书籍。1522年以后剑桥书商名单中就不再有他的名字。与牛津相比，剑桥大学的印刷业得到了王室支持。

1534年，亨利八世国王向剑桥大学颁布《专利特许状》，许可剑桥大学校长和教师可以选出3名书商垄断大学内部的印刷书籍生产，授予他们正式的剑桥大学书商身份。3名官方书商可以是本国人，也可以说外国人。

在特许状下达后不久，尼古拉斯·斯佩林、加勒特·戈弗雷和西格尔·尼科尔森就被任命为大学官方书商。目前还没有资料能表明这3人印刷了哪些书籍，有可能他们只是主导大学内部的书籍销售，另外装订书籍，而不参与印刷业务。在印刷术推广的新形势下，大学对书商的管理也与时俱进。

1583年，剑桥大学出台《书商规章》，其中对书商招收学徒做了规定：“任何书商招收帮工和学徒前要先经过大学许可。”这在以往的书商规章中是极为罕见的。继剑桥之后，牛津大学也发现了获得特许状的必要。

当时的王室和伦敦书商同业公会都限制伦敦城以外的印刷行业发展，牛津没有特许状就无法印刷教材，会从根本上动摇大学的根基。牛津被迫向伊丽莎白一世提出，希望能在牛津大学成立印刷出版社。

这一请求获得了批准，牛津迅速任命约瑟夫·巴恩斯为官方书商。1586年，星室法庭判令牛津大学的印刷社具有合法地位。

虽然两所大学拥有成立出版社的特权，但是这两处出版社在早期发展得并不好。两所大学都将出版社置于大学管理之下，但是出版业务依然在管理和运营方面存在各种问题。幸亏它们都拥有王室授予的印刷包括《圣经》在内的书籍的垄断权，由此获得的利润才使得两所出版社勉强维持日常运营。可见，近代早期的大学印刷业也并非一帆风顺。

牛津和剑桥在印刷书籍时代早期任命官方书商大多是外国人，因为印刷术起源于德国，德国印刷商经常受雇于外国大学。1476-1536年之间，英格兰境内从事书籍印刷行业的人中多达二分之三是外国人，这些人包括印刷商、书商和装订工。这种现象必定会引起王室的注意，使印刷技术迅速本土化和保护本国印刷业就成了当务之急。

1523年，王室下令外国印刷商必须收英国人为学徒，并且雇佣外国工人的数目不能超过2位。在这种保护下，英国本土印刷行业发展迅速，反映在大学里就是出现了本校毕业生被任命为官方书商的现象。

巴黎大学里书籍印刷行业的进程也经历了一番波折。直到16世纪，巴黎大学的书籍印刷业务才真正全面铺开。为了供应急需的教材，巴黎大学雇佣了24位书商负责印刷教材。

这些书商的日常经营活动遵循以往的模式，只是生产书籍的过程从手抄变成了印刷。他们印刷的书籍包括医学系需要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及评注，法学系需求的各种法典，神学系必备的各种《圣经》版本和神学大师的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