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刷史新论》：逾越语言陷阱，追随疑难问题的本相

北京日报 | 做者 艾俊川

《中国印刷史新论》，艾俊川著，吉印通书局出书

印刷史已成为

中国史和科技史的重要篇章

中国是印刷术的故土，也是印刷史的故土。但古代中国不断未能产生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印刷史的论著。曲到清末民初，起头大量编录历代印刷史史料并有所论断，为后来的印刷史研究奠基了根底，当时中国传统印刷术正在退出汗青舞台。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印刷史研究不竭深切，功效蔚为大不雅，印刷史已成为中国史和科技史的重要篇章。

当前中国印刷史在学科建立、史料挖掘、办法运用等各方面均大有建树，但毋庸讳言，与任何学科一样，印刷史研究也有不敷之处。比力明显的是，一些重要问题未得到处理，如雕版印刷的起源年代、某些活字版的材量和造做办法等，都存在争议，尚无定论。相对隐晦的是，若干已有的“定论”存在疑点，难以令人信服。那些问题，客不雅上是研究质料不敷形成的，但在看待已有质料时，未能对峙以实物质料为次要研究对象，而是过于依赖文字质料；在操纵文字质料时，又未能对前人所言所记的实在性和实正含义停止考实，以致于落入语言陷阱，误导了研究成果，也是重要原因。

印刷史是一门手艺史，研究手艺和工艺的荣枯变化，与单纯的文史研究比起来，其研究对象和论证根据愈加丰硕，既有实物，又有文献。实物包罗印刷东西吉印通废品，文献则包罗对手艺、工艺的申明和一般记载。但印刷术又是在生活中产生、利用的手艺，人们对身边事物往往视而不见，对相关史料无心留存。从手艺材料看，除了晚近的雕版和木活字，早期印刷东西根本失传，手艺、工艺申明存世无多；从文献材料看，大都时候未留下详细、可靠的记载，今天的研究只能按照前人的只言片语来阐发揣度。那就引出另一个问题。古今语言虽有延续，语义却在不竭变革，再加上文言浮夸不实、含义模糊，令人不克不及准确理解，容易构成误读和曲解。那可分为几种情况：一是某些词语的含义古今差别，今人失察招致误读；二是前人做文喜用典故，或利用习惯语言来描述重生事物，用词禁绝确招致曲解；三是语出多歧，对统一事物有差别记载，令人难以抉择。

在中国印刷史研究中，重要而纷纭的争议集中在两个范畴，即雕版印刷的起源和活字印刷的工艺，而在那两个范畴，都存在因对古汉语理解差别而招致的概念不合，存在良多误读和曲解。误读非仅发作在现代。关于雕版印刷的起源年代，在古代即有多种说法，其按照都是古书中某个看似描述“印刷”的词语。如清人郑机以《后汉书·党锢传记》中“刊章捕俭”一语为证，提出雕版印刷起源于东汉；明人陆深、胡应麟等以隋大业十三年（61*）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为证，提出雕版印刷起源于隋代。那些立论按照，颠末学界频频辨析，均确定为误读。与活字印刷出格是金属活字印刷手艺有关的研究范畴，同样充溢着由前人含混记载带来的事实不清和概念抵触。能够说，中国印刷史研究中的重要争论，良多是由语言问题引发的，足见语言陷阱实在存在，而要逾越那个陷阱，必需以实证为桥梁。

中国印刷史研究有一个庞大优势，

就是拥有巨量册本等印刷品

印刷术是一种适用手艺，研究汗青上的印刷问题，更好的实证材料是各类实物，如印刷东西、印废品，其次是手艺文献。中国印刷史研究存在东西缺失、文献记载不敷的困难，但也有一个庞大优势，就是拥有巨量册本等印刷品。它们是印刷手艺的间接产品，其墨痕印迹保留了东西、工艺的各类细节，足以在研究中阐扬重要感化。

在中国古籍版本判定传统中，较早已呈现了通过察看版面文字图像来判断版本类型、版今年代的办法，俗称“不雅风望气”之法。前贤们不雅望的“风气”，次要是差别时代的差别印刷手艺映印在纸上的工艺特征。

总之，研究中国印刷史，在古代印刷东西缺失的情况下，要从印刷品实物和文献记载两方面动手。一是应认实察看印刷品版面，记录各类墨痕印迹，阐发构成那些陈迹的手艺原因，确定差别印刷手艺的版面特征，反推印刷东西和工艺。二是要用版面特征与文献记载对照，查验记载的准确性，若二者不克不及契合，应起首接纳版面证据申明问题。三是对与实物手艺特征不符或没有实物能够对照的文献记载，要停止语言考辨，确定词语的实在含义。

本书聚集的三十余篇文章，就是测验考试运用上述办法研究中国印刷史、追随本相的成果，内容涵盖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近代印刷和出书文化等多个方面，涉及印刷史上一些重要概念和疑难问题，如“印纸”与印刷的关系及雕版印刷起源年代，金属活字的材量与造做、排版工艺，近代出书轨制的摸索与成立，等等。那些问题，有的以往在学界停止过剧烈讨论，有的已构成“定论”，还有的不断未被发现或存眷，本书对它们都做了基于实证的研究，得出一些与过去差别的结论，那也是本书取名为《中国印刷史新论》的原因。当然， 书中对各项问题的切磋和结论能否成立，“新论”能否名副其实，尚须读者诸君攻讦与查验。

（做者为北京印刷学院兼职传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