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图书事业发展情况如何？明朝的图书输出对当下有何借鉴意义？

引言

中国的图书事业起步早，发展迅速，东汉时期蔡伦已经改良了造纸术，在宋朝的时候又诞生了活字印刷术。这些先进的发明大大助力了我国的图书事业的发展。

众多史学家认为，明朝的图书事业比较前代来说有重大的飞跃，无论是印装、收藏还是编目都在中国的文化事业上取得了瞩目成就，而明朝的图书事业究竟是什么样呢？

明朝刻书的总体概况

明朝初年，由于经历了对文化事业的经营不善以及元末各方势力的战乱，各项事业凋零，图书事业也是百废待兴。据明人回忆：“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以此可见一斑。

图|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场景复原

到了洪武年间，明朝开始了恢复科举以为国家选拔人才，此时的明朝图书事业开始得到恢复。当时的图书多是以印刷与考试相关的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内容。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封建经济进入了一个繁荣稳定的时期，明初所只刊印儒学经典情况便不符合实际需要了。于是大量的关于农学，医学等实用类书籍也大量地刊登出来。

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由于思想解放运动的出现，市民阶层的兴起，世情小说的出现大大促进了明朝图书事业的发展，《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不朽之作皆在当时诞生。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刊印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了插图，如建安余氏双峰堂就以刊印精图小说而出名。同时由于印刷工艺的改进促使印刷价格的降低，掀起了一阵私人刻书的风潮。

图|印刷活字

史籍记载“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志。”由此可见私人刻书事业之发达。不仅于此，前朝历代的文献资料也大规模地被刊印，如唐传奇，宋版本等等。可以说，明朝的图书事业对于保护吉印通民族的文脉，促进中吉印通化的延续起到了极其大的保护作用。

明朝的刻书事业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呈现出遍地开花的态势，即无地不在刻书。即使在古代用于流放犯人的海南岛，也存在着刻书。比起宋金时期刻书中心主要是集中在河南开封、山西平阳、四川成都，明朝的刻书中心更加地广泛，新兴的刻书中心有南京、北京、苏州、徽州、南京等地。据《古今书刻》记载，仅在苏州府的刻书都有1*6种，南京的刻书有2*4种。这些都还是不完全统计，数目都已经是非常的巨大了。

图|南京古城墙遗址

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也写到“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通过文字，尽管时隔百年之久，明代刻书业的繁盛我们仍能窥见一斑。其中，由于经济发展，工艺不同的原因，不同的地区刻书的质量也各不相同，其中公认的刻书最为精美的地方是苏州、南京。明朝人谢肇猘指出“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我们现在看到的如《孙樵集》《格致丛书》等都是当时的精品。

明代图书的收藏事业一览

明朝的图书收藏的主体无外乎来自宫廷和民间。明朝的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虽然出身草莽，文化教育水平不高，但他对图书文化事业极为上心。洪武元年，徐达北伐元大都，朱元璋专门嘱咐徐达“收其秘阁所藏图书典籍，致之南京。”明朝接收了元朝所藏的宋辽金三朝图书，并以此作为官方图书收藏业的基础。与此同时，明朝官方还向民间求购图书。如建文朝时“建文即位，犹急儒修，购遗书，申久典，日惟汲汲不遑逸。”

图|明宣宗朱瞻基坐像

永乐皇帝虽然文化程度也不高，但也明白“凡人积金玉以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力岂有穷时”的道理，故“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随着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明朝的宫廷藏书中心也随之北移。在明宣宗时期，宫廷藏书业达到了顶峰时期。史称“是时密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宋元所遗，无不精美。”由此也可以看出明代的宫廷藏书业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质量也十分精美，是难能可贵的文化盛事。

可物有盛极必衰。宫廷藏书业的下坡路以正统十四年（公元144*年）的宫廷大火为起始。史料称这一场大火烧光了宋元以来的所有藏书。但明英宗并没有引起重视，既没有及时补救，也没有派人去民间查访。此后明朝历代君主都没有对图书事业上心。就如中兴令主明孝宗，在弘治五年（公元14*2年），大学士丘濬就指出“数十年来，在内未闻考校，在外未闻购求”，并提出建议“或有缺本，则行各直省访求，有者，借官抄录，以增未备。”遗憾的是，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施行。

图|明英宗朱祁镇剧照

在嘉靖年间，再次有大臣提出建议去民间访求藏书，也是遭到皇帝的拒绝。此后，国家藏书业愈发走下坡路，并且出现了大臣私拿国家藏书的情况。“假借者，往往不归原至帙。”在万历三十三年，明朝宫廷藏书进行过一次大的整理，参与整理的官员无奈地说，比起宣德年间的藏书，已经是“十不存一”。沈德符也在《万历野获编》中辛辣地讽刺““更数十年，文渊阁当化为结绳之世矣！”到了晚明之际，由于战乱频繁，宫廷藏书更是进一步地流失，到清朝康熙年间，明朝官方藏书已是寥寥无几。

至于民间藏书，无论是保存下来的藏书质量还是数量，都比宫廷藏书更好。在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谢国祯先生的扛鼎之作《晚明史籍考》中收录的图书大多是来自民间私人藏书，由此亦可见明朝民间藏书业的繁盛。在《藏书记事诗》中曾整理出清代以前比较有名的藏书家。明朝的著名藏书家有42*人，超过此前藏书家的总和。比较著名的藏书家有宋濂、顾元庆、王世贞、唐顺之、范钦、茅坤、钱谦益等。

图|天一阁内景

就拿范钦与他的天一阁来说，在天一阁内藏书多达七万卷。虽然在明清战乱中损失大约两成，但在乾隆皇帝编撰《四库全书》时天一阁进贡了600多部，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赏赐。到了现代，天一阁的藏书中保存明代地方志、登科、会试和乡试录数量庞大，而且多是孤本。对于后人研究明朝的社会生活，风土人情等等贡献巨大。可见明朝的私人藏书业对历史研究，保护中吉印通脉的作用远远超于宫廷藏书业。

明朝的图书输出事业一览

在古代亚洲，除了中国外，还有众多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如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学者将受儒学影响的这一地域范围称之为儒家文化圈。在明朝时，国家强固，经济发达，被众多邻国所仰慕。外国将输入中国的图书作为学习中国强盛之道的一种方法，而中国将图书输出则作为扩大天朝上国影响的一种途径。

图|明朝官员生活场景绘画

在明朝与外国互相派遣使者交往时，明朝的使臣往往也会携带若干的书籍。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起就采取这样的外交手段。明朝初年编写的关于天文历法的图书《大统历》就是输出所见记载最多的书。这本书的输出常常作为政治羁縻的一种手段给予臣服于明朝的国家，或是暗示应当臣服于明朝的国家。如洪武二年（公元1*6*年），派遣使者到安南出访“赐日煃《大统历》”。同年派遣使者出使爪哇，同样赐予《大统历》。在洪武四年（公元1**1年）派遣使者出访日本时“赐日本王良怀《大统历》”。

图|明成祖朱棣坐像

外国使臣来访华时，明朝政府也往往大方地回赠赏赐，以显示吉印通上国的富庶，让人往往容易忽略的是，所回赠的赏赐除了珍奇古玩、金银珠宝以外，书籍也占了很大的分量。如永乐二年，暹罗使臣访华，明朝“赐赉有加，并赐《烈女传》百册。”永乐元年时，朝鲜国王派使者访华，明成祖为嘉奖他们的恭顺，“赐金印、诰命、冕服……及经籍彩币表里。”

史籍记载，这一次赏赐中所赏赐的书籍包括四书五经，《春秋会通》《大学衍义》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所输出的图书不仅是儒学经典，还包括各种实用类书籍还有文人作品、野史编撰等等。如日本访问明朝的僧人带回去了《清江贝先生文集》，朝鲜使者也带回了《吾学编》等书。总体来讲，明朝对外图书输出数量大、品种丰，对于促进形成以文化为载体的儒家文化圈起到了主导作用，并且输出的先进文化促进了周边国家的发展，扩大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结语

明代的图书输出事业在文化软实力成为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的今天仍能给予我们启发，以文化为载体的和平外交更是值得全世界借鉴。明代的图书事业当然不止笔者这三言两语所能叙述完全的，仍等待着后世的读者，历史爱好者去深挖其财富宝库。

参考文献：

《万历野获编》

《明史》

《晚明史籍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