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金田吉印通 的简单介绍

第1页 :基本信息

丝绸之路新史

著 者：(美)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

书 号：97* -7-* * 02-* * * 1-* 出 版：北京吉印通 出版公司

开 本：720毫米*10* 0毫米 1/1* 印 张：20.* 插 页：10

字 数：290千 页 数：* 2* 版 次：201* 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 年9月第1次印刷=

◆编辑推荐◆———————————————————————

丝绸之路是一条传说中在中古时期横穿欧亚大陆中心的商路，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是对这个话题最可读和最可信赖的历史描述。作者在原始文献和优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使用了大量一手调查资料以及对馆藏文物的广泛研究。本书插图精美，前所未有地生动展现了在中亚绿洲间行走的商人与驮兽，他们运载着商品、思想、艺术、音乐和宗教。

——梅维恒（Victor H. Mair）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系教授、敦煌学专家

这本书语言生动易读，同时内容非常丰富前沿。从各方面来说都非常成功。

——魏义天（Etienne de la Vaissière）

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中亚中古社会史教授

人们传统上对丝绸之路的印象是“笔直而通畅”，韩森颠覆了这个印象，以及丝绸非常重要的观念。相反，她详细展现了七个中亚绿洲的生活、历史与文化，让我们了解使用中文、俄语、日语及其他语种写作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她完成了一项盛举。

——吴芳思（Frances Wood）

大英图书馆前中文部主任、国际敦煌项目指导委员会成员

尽管渊博而迷人，本书并非一部丝绸之路的罗曼史。韩森挑战了人们对这个中亚十字路口的惯常描述。她发现当地居民主要处于维持生计和以物易物的状态，而非从事大规模的长途商业贸易； 她发现中国军队在把丝绸带到丝绸之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非商人。尽管她揭露了真相，这片地区却显得更加迷人。她巧妙地将古籍记述以及对丝绸之路的现代勘测结合起来，使那段历史栩栩如生，尤其是公元1000 年左右伊斯兰统治这片区域之前此地多元宽容的宗教氛围。这是一本让你读完就背上行囊出发的书！

——滕华瑞（Gray Tuttle）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所教授、现代西藏研究专家

•涵盖范围广，时间空间跨度大，参考多语种最新研究成果，采用百年来考古发掘材料。

•插图精美，选图精当，多为新发现或罕见图片。地图制作精良，带有地形要素，有助于读者把握丝绸之路的地理情况。

•全书故事性强，引人入胜。

◆著译者简介◆——————————————————————

芮乐伟 •韩森（Valerie Hansen），耶鲁大学历史教授，著名汉学家。著有《开放的帝国：1* 00 年之前的中国》（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 00，201* ）、《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Negotiating Daily Life in Tradition China: How Ordinary People Used Contracts, * 00 —1* 00，199* ）、《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 ，1990）等汉学专著。

张湛，哈佛大学近东语言与文明系伊朗学方向博士候选人。

◆内容简介◆——————————————————————

在世界历史上，丝绸之路是一个著名符号。但它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在人们对它的想象中，一般是这样一幅朦胧景象：驮着丝绸的骆驼商队在尘土飞扬的沙漠中穿行，在中国与罗马之间络绎不绝。本书将要为你揭示，现实的情况与此大相径庭，而且远远比这副景象有趣得多。

本书通过大量惊人的考古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这条商路的惯常理解。几个世纪以来，尽管大量关键材料仍然尚未发掘，但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已经出土了许多迷人的东西。既有官员刻意埋藏保存的文书，也有目不识丁的当地居民利用官方文书做成的鞋垫和寿衣。作者探讨了丝路上从长安到撒马尔罕的七座绿洲，那里聚集着商人、使节、朝圣者和旅客，信仰着从佛教到祆教的不同宗教，有着非常宽容的国际化氛围。

本书试图告诉读者，从来没有一条单一的连续的丝绸之路，有的只是东西方之间的一连串市场。中国和罗马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贸易活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今天伊朗地区的居民。丝绸并不是这些商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中国发明的纸张对欧洲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而金属、香料和玻璃与丝绸一样重要。相比之下，这些商路上传播的思想、技术和艺术图案具有更大的意义。

总而言之，本书综合利用中、英、法、德、日、俄六种语言的前沿研究成果，讲述了一个有关考古发现、文化传播以及中亚与中国之间互动的迷人故事。

◆上架建议◆——————————————————————

历史、人文社科、大众读物

◆读者定位◆——————————————————————

历史爱好者及相关专业学生

◆目录◆——————————————————————

中文版序言／ 1

致 谢／ *

学术惯例说明／ 7

年 表／ *

序 章 1

第一章 楼 兰：中亚的十字路口 29

第二章 龟 兹：丝路诸语之门 71

第三章 高 昌：胡汉交融之所 10*

第四章 撒马尔罕：粟特胡商的故乡 1* *

第五章 长 安：丝路终点的国际都会 179

第六章 敦煌藏经洞：丝路历史的凝固瞬间 211

第七章 于 阗：佛教、伊斯兰教的入疆通道 2* 1

结 论 中亚陆路的历史 29*

丝绸之路主要地名中英古今对照表／ * 0*

译后记／ * 0*

出版后记／ * 10

第2页 :书摘正文

中文版序言

200* 年* 月，诸多丝路研究的专家汇聚北京，参加由法国科研中心中国文明研究组、法国东方与西方考古研究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吉印通 主办的“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气氛异常热烈，因为2001年以来在西安发现的几座粟特墓葬让所有人都激动不已。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几位外国学者约十五人要前往西安。接待我们的是西安市考古所（现改名为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院）的孙福喜和杨军凯两位考古学家，正是他们主持发掘了史君墓。由于当时正值学期中，北京的中方教授们都脱不开身，因此我们就自己上路了。

在机场换登机牌时，地服人员问我们谁是带队的，我们互相看看迷惑不已：如果拿着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加拿大护照的一群人在纽约或者巴黎领登机牌，没人会问这个问题。但在中国，我们这个人数不多却成分复杂的小团需要一个带队的。我自告奋勇当头儿，结果得到了我人生中最棒的赞美：之后的三天里，大家都叫我女萨宝。萨宝是粟特语“头人”的意思。据我所知，还从没有过女性头人，也就是说我是史上第一个女萨宝！

我们在西安过得非常愉快。我们参观了史君墓（杨军凯细致入微的考古报告《北周史君墓》在201* 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看到了墓中出土的粟特语－汉语双语墓志（见本书第五章）。我们并不知道墓主人的汉语名，只知道他的粟特名字是Wirkak。在北京的会议上，孙福喜翻译了墓志的汉文部分，吉田丰翻译了粟特语部分，而我们现在又有机会见到实物。我们也见到了该墓的围屏石板。葛乐耐（Frantz Grenet）、黎北岚（Pénélope Riboud）与杨军凯讨论了其中尚未解明的复杂图像。看他们交换意见真是一种享受：葛乐耐对于伊朗所存的祆教艺术烂熟于心，并以其解说史君墓的石屏。更让人惊叹的是，他并非有所准备，所有解说都是即席发表。当考古学家一块块地打开石板的包裹，我们由于刺鼻的粉尘而咳嗽时，葛乐耐已经检视完石板并开始解说了，而我们其他人常常连画面的基本构成还没看清呢。讨论非常热烈（有葛乐耐在时总是如此）：他拿不准一个人物是摩尼僧还是道士，魏义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有他自己的看法，其他人也各抒己见。这次旅行之后的几年间，他们的论争还在学术刊物上继续着。我想我会永远珍藏目睹这次论争开端的回忆：在西安考古所仓库中，葛乐耐和魏义天近距离看到实物，并对他们所见进行阐释。

其他丝路学者也在场：我的研究生同学和好朋友安吉拉•盛、日本学者荒川正晴和森部丰、在外国学者中对于敦煌文献和中国农业最为了解的法国学者童丕（Éric Trombert）、英国语文学家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

丝路研究引人入胜，因为和古代的丝绸之路一样，现如今的学术领域格外地国际化。正如同丝路绿洲的统治者们欢迎不同宗教的信仰者来自己的王国定居并供奉各自的神明一样，现代学者们自由地分享着自己对丝路文物和文书的解读。在丝路研究的第一个世纪中（1* 9* —199* 年），有一条不成文的分工方式。欧洲和日本的学者大体研究粟特语、吐火罗语、健陀罗语、于阗语等死语言的材料，中国学者则主要研究汉文材料，当然季羡林是个格外引人注目的例外。但是最近几年中国学生的留学机会越来越多，比如本书译者张湛目前正师从伟大的于阗语学者施杰我（P. Oktor Skjærvø）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能由如此专业的译者来翻译我的书，我的确非常幸运。我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他和其他在欧洲、美国、日本留学的中国博士生们更多的成果。

韩森

于耶鲁大学

201* 年2月9日

致 谢

在本书多年的准备过程中，很多人曾为我提供材料，解答疑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帮助。在每章结尾我都详细列出了所得到的帮助，因此，我想在这里特别指出一些人，他们给予我的帮助远远超过了学术同行之间的预期。

感谢耶鲁大学的格拉诺夫（Phyllis Granoff）和篠原亨一。感谢他们关于亚洲各种宗教传统的睿智讨论，这些讨论常常是在他们家中伴着美食进行的。

感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葛乐耐（Frantz Grenet）。他传授给我关于中亚艺术的知识，并让我使用他个人收藏的图片，其中有些图片是由天才的欧里（François Ory）拍摄的。

感谢耶鲁大学的因斯勒（Stanley Insler）。他最先鼓励我进入这一领域，并同意和我合开一门关于丝绸之路的课程。他总是乐于在美食天堂（Gourmet Heaven）吃午饭时回答我的问题。

感谢弗吉尼亚美术馆的李建。他招募我为代顿博物馆（Dayton Museum）的丝路展工作，并向我介绍了何家村遗宝。

感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Victor Mair）。他自从三十年前在一门敦煌文书研究生讨论课上教过我之后就一直不停地帮助我。

感谢埃米塔什博物馆的马尔沙克（Boris Marshak）。他在200* 年去世前，通过谈话和讲座慷慨地把关于粟特人的知识教给了我。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的牟发松。在200* —200* 学年，他接待了我们一家，并向我举例说明他的导师唐长孺是如何做研究的。

感谢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皮诺（Georges-Jean Pinault）。感谢他在印欧语系诸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方面所给予的指导。

感谢北京大学的荣新江。他在这个领域造诣之深无人能比。感谢他让我借阅他个人收藏的图书和文章。

感谢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的安吉拉•盛（Angela Sheng）。感谢她给予我织物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忠诚的友谊。

感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Nicolas Sims-Williams）和大英博物馆的厄修拉•辛姆斯-威廉姆斯（Ursula Sims-Williams）。他们二位很耐心地帮我修改了我投给《亚洲学院学报》（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文章的多处错误。他们在中亚诸语言特别是于阗语方面给了我诸多指导。

感谢哈佛大学的施杰我（Prods Oktor Skjærvø）。他这么多年以来常常回答我的问题、来耶鲁开讲座，并让我使用他未发表的译文。

感谢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魏义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他总是慷慨地回答我所有关于粟特和其他中亚相关的问题，从不让人失望。他总是一天之内就回信，常常一个小时之内就回信，甚至在我交稿前的几个星期也是这样。

感谢人民大学的王炳华。感谢他让我分享关于新疆考古特别是尼雅、楼兰的渊博知识。

感谢大英博物馆的汪海岚（Helen Wang）。她有丰富的古钱币学知识，并帮我仔细审阅了多章书稿。

感谢京都大学文学部的吉田丰。他在粟特于阗历史及语言方面给了我诸多建议。

感谢我的编辑，耶鲁大学出版社的菲尔波（Susan Ferber）。从十多年前签约写作时起，她就一直支持着我。每一章都在她仔细的编辑之下有所改进。她欣然回答所有问题，这非常少见，也许因为她是我见过工作最努力的人。高级出版编辑奥桑卡（Joellyn Ausanka）监督整本书的筹备工作，效率极高，文字编辑萨多克（Ben Sadock）则温和而又敏锐。

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支持我学习俄语一年，让我在乌穆尔扎科娃（Asel Umurzakova）的帮助下深入了解穆格山文书。富布赖特学者计划为我200* —200* 年度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访学提供了经费。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为书中地图和插图慷慨解囊。

所有这些年来上过丝路课程的耶鲁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们一直督促我更清楚地阐发自己的观点。达干（Elizabeth Duggan）读了序章草稿，并做出了富有洞察力的评论。2010年春季丝绸之路讨论课的学生Mary Augusta Brazelton、Wonhee Cho、Denise Foerster、Ying Jia Tan、Christine Wight、2011年春季讨论课的学生Arnaud Bertrand通读了全书，并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比如每章以一件文书开头就是他们的主意。我的研究助手安德鲁斯（Mathew Andrews）快速而富有活力地完成了多项任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枯燥的图片处理工作，他同时还是耶鲁法学院的一年级学生。萨斯法伊（Joseph Szaszfai）和耶鲁图片设计小组（Photo ＋ Design unit）的成员把很多有问题的图片都处理成了可以付印的电子文件。

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中文部馆员维维耶（Brian Vivier）仔细编辑了全部注释。王金平（音）以其特有的博学在最后时刻帮我解决了诸多问题。制图员提德（Alice Thiede）制作了精美的地图。因为有很多不常见的地名，这项工作特别有挑战性。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教务副主任席尔迈斯特（Pamela Schirmeister）在交稿前几天为我的序章做出了尖锐的评语。

我的丈夫吉姆•斯捷潘涅克（Jim Stepanek）以及我们的孩子布莱特（Bret）、克莱尔（Claire）和莉迪亚（Lydia）一直都快乐地支持我写作教书。毫无疑问，我最好的旅行是有家人陪伴的旅行。截稿前最后一个月，我们全家在中国全力以赴校对、制表、修改文字。本书开始写作前不久才出生的布莱特如今再也不能取笑我每天写的字数了，接下来我们要聊些什么呢？

2011年9月* 0日 于北京

第* 页 :学术惯例说明

学术惯例说明

本书中的梵语、突厥语、伊朗语人名都采用最常见的拼写，因此有时会前后不统一。同样，正文中不含附加符号（即便引文原文中有），这些符号只会分散普通读者的注意力，去掉这些符号也不至于让专家误解。注释中的作者姓名、专有名词、书名、文章标题中则包含应有的附加符号。

西方人名先名后姓，中国和日本人名则按照习惯先姓后名。有些作者以多种语言发表，姓、名顺序则取决于发表时所用的语言。

所印材料中有时会出现古代的重量或长度单位。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先给出原始单位并将其换算为现代单位。但请读者谨记，近代以前的所有单位都未标准化，现代单位的换算只是约数。

序 章

前页所示文书揭示了本书的主题。该文书是一件诉状，记录了公元* 70年前后生活在中国的一名胡商的证词。这名胡商要求法庭协助他追讨别人欠他亡兄的27* 匹丝绢。他对法庭说他的兄弟把丝绸借给其中国合伙人之后，为做生意，赶着两头骆驼、四头牛和一头驴进入沙漠后失踪，现在被认定已经遇难。法庭裁决如下，该胡商作为其兄的继承人有权追讨这批丝绸。我们不清楚这个判决最后有没有实施。

从这起案件可以看出整个丝路贸易的许多特点。首先，实际的贸易额相当小。在本案中，只用了七头牲口就驮了胡商的全部货物，其中两头是骆驼，另外五头包括四头牛和一头驴，都是非常重要的驮兽。胡商的出现也值得注意，因为中国的贸易伙伴并非罗马，而是处于伊朗世界东缘的撒马尔罕。此外，丝路贸易的繁盛得益于大量中国军队的存在。案件发生在七世纪，当时中央政府的投入对当地经济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

更有意义的是，我们之所以能获得这件诉状是因为它写在废弃的政府公文上，这些公文作为废纸被卖，最后被工匠做成了给死人穿的纸衣。 约1* 00年之后，中国的考古学家挖开了吐鲁番附近的一座古墓，把散在冥衣不同部位的这件文书拼合了起来。他们拼出了整件文书，各方证词都出现了。

最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家拼合了上千件类似的文书，包括契约、诉讼、收据、货单、药方，以及一件让人痛心的人口买卖合同：一名女奴在一千多年前的某个吉印通 的日子以120枚银币的价格被出售。这些文书用汉语、梵语*，以及其他死语言写成。

很多文书能保存下来是因为纸在当时价值很高，不会被随便扔掉。工匠常常把废纸做成纸鞋、纸人等物件作为陪葬品伴随逝者去阴间。因为被废弃的文书被用来做各种各样的陪葬品，需要像玩拼图游戏一样再把它拼回原样。比如之前提到的那个胡商的证词就被剪下缝起来做成了死人衣服，剪剩下的一部分还留在剪裁室的地上。技术高超的历史学家会通过残片的形状和针孔的位置把整件文书复原出来。

这些文书能让我们了解做生意的商人是什么人、交易什么商品、商队的大概规模以及贸易对当地的影响。它们还能揭示丝绸之路在更大意义上的影响。很多人由于家乡饱受战争之苦迁入和平地区，并带入了新的信仰和技术。

丝绸之路上的聚落大多以农业而不是商业维生，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是种地的而不是做生意的。人们在出生地附近生活繁衍。贸易大多发生在当地，而且多为以物易物而不是用货币交易。跟现在一样，每个聚落都有独特的身份。只有当战争和政治动荡迫使人们离开家园的时候，这些聚落才会吸纳大量难民。

迁入者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宗教和语言。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信众，无疑影响最大。但是摩尼教、祆教和来自叙利亚的景教也都有信徒。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对于宗教信仰在文明之间的传播、传译和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伊斯兰教传入这个地区以前，不同族群的人们对于彼此的信仰都异常包容。个别统治者可能会特别钟意某一种宗教并鼓励臣民改宗入教，但仍然允许其他人保持自己的信仰。

粟特人是丝路文化的一大贡献者。他们生活在撒马尔罕这座伟大城市的附近，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中国和粟特的贸易在公元* 00年到* 00年之间达到高峰。在出土文献中出现的绝大多数商人要么来自撒马尔罕，要么其祖上来自撒马尔罕。他们操粟特语（一种伊朗语族的语言），遵奉查拉图斯特拉（约公元前1000年，希腊语译音作琐罗亚斯德）的教诲，认为讲真话是最大的美德。由于新疆特殊的气候条件有利于文书的保存，在中国发现的有关粟特人及其信仰的材料比在粟特本土的还多。

与其他主要关注艺术的丝绸之路专著不同，本书以文书为核心。因为文书能告诉我们货品是如何来到他们所在的地方，以及是谁把它们带来的。文书还能向我们展示丝绸之路上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民族、语言和文化。

并非所有公元200年到1000年间出土的丝路文书（本书的核心）都写在纸上。有些文书是写在木头、丝帛、皮革或者其他材料上的。它们不仅出自古墓，有的还来自废弃的驿站、佛堂、民宅。干燥的沙漠腹地是保存文书的最佳环境，同时艺术品、衣物、宗教文献、钙化了的食物以及尸体也保存了下来。（见彩图1）

这些文书先被遗弃，尔后被偶然发现。其独特性在于它们出自社会各阶层之手，而不仅仅来自受过教育的富有者和掌权者。这些文书并非有意识的历史作品，也并不指望流传到后世。文书的作者不会想到有后人会来读这些东西。这些文书常常能为我们展示一个非常鲜活的过去，具有私人性、确凿性、轶闻性、随机性。没有什么比从垃圾堆中收集到的信息更有价值，因为这些信息从来没被篡改过。

我们从这些文书中所了解到的颠覆了人们通常对丝路的看法，丝“路”并非一条“路”，而是一个穿越了广大沙漠山川的、不断变化且没有标识的道路网络。事实上，在这些艰苦的商路上往来的货物量很小。但是丝路确确实实改变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本书将利用近两百年来所发现的文书，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令人吃惊的新发现，试图解释这条小小的“非路”是如何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变革力的超级高速公路的。这条路不仅传播了货物，还传播了思想、技术、图案。

“丝”比“路”更容易引人误解，因为丝绸只是丝路货物中的一种而已。矿物、香料、金属、马具及皮革制品、玻璃和纸都很常见。有些货单显示，用来助焊以及鞣革的硇砂*是某些商路上的最重要的货物。

另一种常见的商品是公元前二世纪发明的纸。相对于用来做衣服的丝绸，纸对人类历史的贡献要大得多。1在八世纪，纸通过陆路从中国进入了伊斯兰世界，然后又从穆斯林治下的西西里和西班牙进入了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在十四世纪晚期才独立造出了纸。2

“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是个晚近的发明。生活在这些商路上的人们并不使用这个词。他们把这条路称做撒马尔罕道（或者以另一个主要都市命名），有时称之为（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道”或者“北道”。* 到了1* 77年，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才造出“丝绸之路”这个词。此人是一位卓越的地理学家。他于1* * * 年至1* 72年间在中国工作，调查煤矿和港口，并绘制了一套五卷本的地图集，在其中第一次使用了“丝绸之路”这个名词。

在他的地图（见彩图2和* ）上，中国与罗马时代的欧洲之间的道路被描绘成一条笔直的大道。李希霍芬读过翻译过来的中文史料。他是第一位把中国史书的信息绘入地图的欧洲地理学者。橙线表示来自古典地理学者托勒密和马里努斯（Marinus）的信息，蓝线则来自中国史书。* 在很多方面，他的丝绸之路都像是一条横贯欧亚的铁路线。实际上，李希霍芬曾经被委任设计一条从德国的势力范围山东起始，贯通西安附近的煤矿，一直通向德国本土的铁路线。*

丝绸之路这个名词逐渐被人们接受。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19* * 年出版了一本讲述他在中亚探险的书，此书19* * 年被译成英文发表，题目就是《丝绸之路》。19* * 年，《泰晤士报》的“炉边家庭问答：常识测验”栏目曾经刊载这样的问题：“丝绸之路从哪到哪？”答案是：“从中国边境到欧洲的诸多道路。”1这个名词作为对横跨欧亚大陆的陆路商贸和文化交流的指称已经基本固定下来了。

丝绸之路这个词甫一出现就被看做是一条商旅往来不断的笔直大道，但实际上从来就不是这样。一百多年来的考古发掘从来没有发现过一条有明确标识的、横跨欧亚的铺就好的路。跟罗马的阿庇亚大道*完全不同，丝绸之路是一系列变动不居的小路和无标识的足迹。因为并没有明显可见的路，旅人几乎总是需要向导引领，路上如果遇到障碍就会改变路线。

这些蜿蜒的小路在绿洲城市中交会，而这些绿洲城镇正是本书将要深入探索的。当我们今天飞临这一地区的时候，只要找到高山就可以找到灌溉古代丝路城市的河流的主要源头。因为文书主要在这些城镇出土，本书将围绕七处古代丝路的遗迹展开，其中六处在中国西北，一处在今撒马尔罕城东。每处遗迹专辟一章来进行讨论。

这些城镇是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半独立的城市国家。其统治者，无论是独立的还是在中国治下的，都监管贸易并购买货物和服务。贸易一穿过无人管理的地区进入这些绿洲就会被高度管控起来。

当汉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年）和唐朝（* 1* —907年）在中亚驻军时更是如此。中央政府为了给士兵提供粮饷被服而大量投入。在唐朝，当中央政府铸造不出与其开销等价的铜钱时，丝绸便有了另一种重要的功能。当时政府承认三种通货：铜钱、谷物和丝绸。因为货币短缺经常发生，而谷物又容易腐烂，很多交易是用成匹的丝绸完成的。（见彩图* A）很多西北地区的军饷是丝绸，因此丝绸在西域广泛流通。当士兵在当地市场购物时，贸易便兴盛起来。但当国内叛乱威胁到皇帝使他不得不把军队召回勤王时，贸易便急剧衰落。

即便是有中国驻军的时期， 也没有任何文献记载罗马帝国时代中国与罗马有所往来。与一般的看法相反，罗马人从未用金币直接购买过中国丝绸。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罗马金币是拜占庭的苏勒德斯金币（Solidus），同时发现的还有许多仿制品。（见彩图* a）这些金币来自六世纪的墓葬，此时距君士坦丁大帝（* 0* —* * 7年在位）迁都君士坦丁堡*已经很久了。

从地理上讲，丝路地区的地形复杂得令人吃惊，这些地方大多很艰险。从西安向西，先要穿过河西走廊。这是一条1000公里的大致东西走向的路，南面是祁连山，北面是戈壁沙漠。到达甘肃省的敦煌之后有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两道可选，两道汇于喀什。**

经过敦煌，就来到了新疆，即“新的疆土”，这是清朝在1* 世纪征服这一地区时使用的地名。这一地区以前被称为西域，即“西方的地域”，向西覆盖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一部分，向东包括甘肃省和陕西省***。1今天的新疆包括了丝绸之路在中国西部的绝大部分。

今天在这里可以看到当代新疆壮阔的景色，并且理解为什么丝绸之路不止一条而是多条。敢于最先穿越这一地区的人们学会了如何在冬天不热时穿过沙漠，在夏天雪少时越过山口。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沿着沙漠的边缘走，在途中饮水、休息、了解下一段旅程。在每处绿洲，为了下一步计划可能要停留数天、数十天甚至更久。

通常，这种旅行漫长而艰辛。199* 年，英国军官、探险家查尔斯•布莱克摩尔（Charles Blackmore）带领一只探险队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从楼兰到喀什东南的麦盖提，他的驼队走了* 9天，行程1* 00多公里，平均一天走21公里多。在沙丘起伏的沙漠地区行走非常艰难，有时一天走不到1* 公里。在平坦的戈壁滩上赶路时，他们一天最多能走2* 公里。1这些数字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很多世纪以前的行路人所经历的困苦。

一旦走出沙漠，就会面对塔克拉玛干南面和西面高耸的群山。地球上最大的几条山脉，喜马拉雅山、天山、喀喇吉印通 山、吉印通 山、兴都库什山汇集于此，形成了常年冰雪覆盖的帕米尔高原（古称葱岭）。走过这一段就可以一路向西下到撒马尔罕或者向南进入印度。

第* 页 :序章（1）

很少有人从撒马尔罕穿越整个中亚到达长安。这一段路长达* * 00公里。最著名（虽然不是最可靠的）的丝路旅行者是马可•波罗（12* * —1* 2* 年）。他号称曾经由陆路从欧洲一直走到中国，又经海路返回。绝大多数人只是走其中一段路，从自己家乡到下一个绿洲为止，大概* 00公里。由于货物只是在小范围内贸易而且多次转手，丝路贸易大多只是涓涓细流。有上百头牲畜的长途商队在史料中很少被提及，一般只有国家间互派使团时才会出现。

今天，撒马尔罕和敦煌之间的地区吸引了很多游客，他们来参观各处有名的遗迹，包括和田附近沙漠深处的热瓦克佛寺、吐鲁番的古城，以及敦煌和库车的石窟。当地的博物馆中展示着古墓中发现的工艺品，比如金银器和织物，其设计融汇中西，生动精致。在有些地方，沙漠的干燥气候保存了一些特别生活化的东西，让人吃惊，比如丝路居民一千多年前做的北印度式烤馕和中国饺子曾同时出现在墓中。

19世纪末以前，没人知道新疆的沙漠之下保存了如此之多的古代文书和文物。1* 90年，英国上尉汉密尔顿•鲍尔（Hamilton Bower）来到塔克拉玛干北缘的绿洲库车调查一起谋杀案。他在当地买了一份写在* 1张桦树皮上的古代手稿，并向孟加拉皇家亚洲学会汇报了他的发现。几年之后，学者发现这是一份公元五世纪的医疗文书，这比当时已知的最古的梵文文书还要早近千年。1在亚洲的欧洲外交人员机敏地意识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并开始收购各种手稿寄回欧洲，以便受过训练的学者解读*。

1* 9* 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揭开了新疆科学考察的大幕。* 月，他从叶尔羌河畔的麦盖提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试图寻找和田河的源头。1* 天之后，他发现自己带的水已经不够他和四个随从喝了。但是他并没有返回，因为他不想承认探险失败。当饮水逐渐耗尽，他开始绝望地寻找水源。他的随从和骆驼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精疲力竭的赫定强迫自己沿着干涸的河床爬行，在断水的第六天终于找到了一条小溪。他喝够了之后，用靴子盛水救回了一名同伴。

在他走出沙漠的路上，赫定遇上了一个四人商队，从他们那里买了三匹马、“三副驮鞍、一副骑鞍、马嚼子、一袋玉米、一袋面粉、茶、罐子、碗和一双靴子”。1这份货单说明，即便在二十世纪初，塔克拉玛干流通的货物还跟早前一样都是当地产的必需品而不是外国进口货。走出沙漠之后，赫定得知牧羊人救起了他的另一名同伴，另外两人则死在了沙漠里。

同年12月，逃过一劫的赫定再次进入塔克拉玛干。这次他带足了水。他从塔克拉玛干南缘的主要绿洲和田进入沙漠，发现了丹丹乌里克遗址，看到被沙丘掩埋的木头柱子和墙壁残骸中有几座佛教雕塑。赫定没有进行发掘，他之后解释道：“我没有做彻底发掘的装备，再说我也不是考古学家。”2 欧洲的报纸大幅报道赫定在塔克拉玛干的探险，这在当时跟今天的太空探险一样危险而迷人。

其中一条新闻报道在1* 97年底被波兰一位煤矿经理寄给了自己的弟弟奥雷尔•斯坦因（Aurel Stein），此人当时正在英属印度的拉合尔（今巴基斯坦）做教育官员。* 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1* * * 年在图宾根获得梵文研究的博士学位，之后在拉合尔跟随博学的印度学者潘迪特•哥文德•考勒（Pandit Govind Kaul）继续钻研这门语言。在整个十九世纪，梵文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领域。很多人都想学习这门与拉丁语、古希腊语相近又比二者古老的印欧语系语言。斯坦因在德国学习期间就了解到获得最古老最完整手稿的重要性。

斯坦因立刻意识到赫定的发现对于古代手稿研究的意义。他向英国考古部门申请了去和田考察的经费。对遗址系统的探查，他解释道，可以提供比迄今为止的探宝多得多的信息。他同时暗示，现在收集古物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了，赫定肯定会回到这一地区，俄国人也在考虑进行考察。英属印度政府批准了他的申请。

本书讨论的遗址中许多都是斯坦因首先发现并定位的。他同时还发现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文书和文物。在1900年和19* 1年间，他一共四次来到新疆考察，随后出版了篇幅巨大的随笔和正式报告。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的发掘并不完美。他雇佣工人挖掘，对任何发现都给予额外奖励，这种在当时很普遍的做法常会造成发掘过于仓促。其他在新疆发现过文书的人，包括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阿尔伯特•冯•勒柯克，日本的大谷光瑞*，很少能做出斯坦因那样细致的考古报告，这些人去过的遗址、发表的材料更是远远不及斯坦因多。

斯坦因的描述对于重建每处遗址的原始状态至关重要。他对于文书埋藏环境的解释也很重要。之后的每位学者即便有自己的解释也都以斯坦因的说法作为出发点。斯坦因及其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探险家的记述特别有价值，因为这些探险家，除极个别外，都是以同样的交通方式沿着与古代相同的路在旅行。他们的记述填补了古代旅行者没有提到的很多细节，让我们可以想见在古代商路上旅行的种种。

这些探险家，以及很多后来者，揭露了黄沙掩埋的历史遗迹。首先，他们发现的考古证据表明，长途陆路贸易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早在公元前1200年，生活在新疆的人们就已经把货物送到了中原地区。当时，商王朝（约公元前1* 00—前10* * 年）统治着黄河下游谷地，使用着现存最早的汉字。在商王妃子妇好的豪华墓葬中，发现了一千件以上的玉器，有些是用和田特有的羊脂玉做成的。在中亚，特别是同时期的哈密五堡遗址发现了大量贝壳，证明该地区与沿海地区存在贸易。这里所说的沿海有可能是东方的中国或南方的印度，亦或是西方的地中海。1

第二，探险家们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民族曾经在这一地区生活。举例来说，新疆和甘肃有一些遗址年代大概在公元前1* 00年之后，干燥的沙漠气候保存了大约* 00具干尸2，其中很多男性身高超过一米八，比他们同时代的中国人要高出不少，这些尸体同时还有许多非汉人而更像是高加索人种的体貌特征，比如浅色的毛发和皮肤。学者们从他们的外貌推测，很多行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并定居在其周围绿洲的人的祖先是印欧语的使用者。语言学家们相信这些人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000年间从他们的老家，很可能是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移居至古代的印度和伊朗。* 有些尸体穿着羊毛织物，这些织物的图案跟公元前两千纪爱尔兰的织物很像，这增加了这些人是印欧人后代的可能。* 有些学者推测这些人操吐火罗语，一种我们在第二章会详细讨论的印欧语。然而由于这些墓葬均未出土文字资料，我们无从知晓这些人说什么语言。*

此外还有与北方民族贸易的发现。西伯利亚的帕兹里克（Pazyryk）遗址年代为公元前五世纪。该遗址的墓葬中出土了中国的铜镜和丝绸。* 有一件丝织物上绣有凤凰，这很可能是中国的母题（或者是一个源自中国的母题），这表明该遗址与中国文化有联系。在吐鲁番，有一件同样来自公元前五世纪的类似织物，在褪色了的黄丝绸背景下绣了一只漂亮的凤凰。1这些发现表明，陆路贸易在公元前好几个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但是没有文书告诉我们是谁、为了什么带来了这些货物。

最早的关于丝路贸易的描述与张骞（约公元前1* * —前11* 年）有关。他是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 0—前* 7年在位）从长安派往中亚的中国使节。汉武帝希望张骞能说服生活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地区的月氏人跟汉朝结盟以抗击他们共同的北方敌人，即以今天蒙古为中心的匈奴。现存最早的关于张骞的史料写于其出使1* 0年之后，很多基本的事实，比如确切的路线，在史料中都付之阙如。

很明显，张骞是经由匈奴的地盘进入月氏的。张骞被匈奴囚禁了十年后终于逃脱，并继续前往月氏。他在公元前12* 年左右回国，并向皇帝做了汇报。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得到关于中亚各民族的详细信息。2张骞特别惊讶地发现中国商人和货物已经先他一步到达了中亚。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大夏，张骞在市场上看到了来自千里之外的邛竹杖和蜀布。这些中国货物必定是经陆路到达的。

张骞回国以后，汉朝逐渐向西北扩张。在公元前二世纪末就已经控制了河西走廊和敦煌。中国军队每征服一个新的地区就修建烽燧，这些烽燧之间有固定的距离。每当战事发生，烽燧的守军就会燃起狼烟向临近的烽燧报警，这样一直传到最近的可以发兵的军营。烽燧之外，汉朝军队还在新征服地区建立军营。在居延（内蒙古额济纳旗，甘肃省金塔县东北90公里）和疏勒（甘肃省酒泉和敦煌附近）出土了很多竹简，其中有军队向当地人购买衣物和谷物的记载。1

出土了最大量丝路早期文献的悬泉就是这样一个军营。悬泉坐落在敦煌以东* * 公里。2 * 0米见方的夯土墙环绕着整个遗址。遗址南边有个马厩。为公务而来的官员可以在军营换马。军营同时还有邮政的功能。遗址的北部和西部是垃圾堆，西边的垃圾坑最深处可达1.2米。从这里出土了2* * 0件文物，其中包括钱币、农具、武器、铁制的牛车零件、梳子、筷子等日常用具，以及谷物、大蒜、核桃、杏仁、动物骨骼等食物残迹。*

悬泉还出土了* * 000多件废弃的文书，2* 000多件有汉字的木简，12000多件裁好大小尚未写字的竹简。大约2000根简有纪年，在公元前111年到公元107年之间，这正是军营有人驻扎的时期。

因为纸张才刚刚在中亚传播，所以大量的文书都写在木简或者竹简上。中国于公元前二世纪发明了纸。最初纸是用来包装而不是书写的。正史里曾有记录，有个杀人犯在公元前12年用纸包的毒药自尽了。* 在悬泉出土了一些年代最早的纸张残片，年代为公元前一世纪。这些纸片上写有药名，这证实了纸张最早的用途是包装。

直到四个世纪以后的公元二世纪，纸张才作为书写材料在中国广泛传播。更久以后纸张才在丝路上代替木简竹简成为最常用的书写材料。因为纸一直很贵，所以人们还在皮革和树皮上写字。在悬泉发现的文书大多是成捆的木简。

悬泉出土的文书中有很多是驻扎在悬泉驿的官员与附近驿站的日常通信，比如皇帝新诏书的通知、缉拿逃犯的通告、私人信件等。悬泉的书吏把木材分为几类，高级的柏木用来书写皇帝诏书，易弯的杨木和柳木则用来书写日常文书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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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悬泉是从内地到敦煌路上的最后一站，几乎所有使节在出入汉朝时都要经过这里。汉代的地理材料列出了* 0多个中亚国家。尽管汉语史料常常称呼这些统治者为王，他们的疆域一般不过是一个绿洲，臣民少则几百多不过几千。这些绿洲更像是小城邦而不是王国。1

这些国家无论大小都派使节前往中国首都朝贡。他们承认皇帝的权威，并从中国得到回礼。最被看重的贡品是来自中亚草原的骏马。因为这些马可以自由地在草原上觅食，它们总是比在马厩吃饲料的矮小的中国马更强壮。中国人最珍视的是来自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天马。早在汉朝便已经无法区分官方贸易和私人贸易了。所谓官方贸易是指一位使臣带来礼物（经常是马或骆驼等牲畜）并为他的宗主得到回礼。私人贸易则是指该使臣可能是自己献上同样的牲畜并把回礼归为己有。

中亚王国的进贡使团大小不一。有时使节团有一千多人：比如于阗王曾率领过一个171* 人的使团。1公元前* 2年从粟特地区来的一个使团则更为典型。该使团有两名使臣、十名贵族和人数不明的随从。他们带着9匹马、* 1头驴、2* 头骆驼和1头牛。2

这些使团都按照固定路线行进并持有通行证，上面按顺序列出允许他们访问的城镇。汉朝法律基于之前的先例要求所有经过水陆关隘的人员都必须持有通行证。这种通行证被称为“过所”（字面意思是“经过一个地方”）。*

有几件悬泉文书列出了从敦煌到首都的每一站。敦煌是中国境内的第一站。公元前一世纪的首都是长安，公元一世纪的首都是洛阳。使团不能偏离这些路线。每一站都有官员清点使团人畜以保证其路线与过所上登记的完全一致。官员可以修改过所也可以签发新过所。他们在使团经过悬泉前往中国时查验一遍，一般六个月之后使团回程经过悬泉时再查验一遍。对每一位客人，无论中外，悬泉的厨子对其消耗的食材都有详细的记录。他们还按官品和行路方向（东或西）来区分来客。*

悬泉汉简惊人地详细。最长的一份记录记载了公元前* 9年的一次纠纷。四名粟特使节向中国官员申诉，说他们卖的骆驼价钱太低了。他们坚称中国官员支付的是又瘦又黄的骆驼价，可他们交付的是更贵的又白又肥的骆驼。这些粟特使节不仅对于市场价格了如指掌，当得到的价格低于预期时他们对申诉系统有着足够的信心。作为持有有效证件的使节，这些粟特人觉得自己在每一站都能得到免费食宿，可到头来他们不得不自掏腰包付饭钱。公元前* 9年敦煌官员为这起纠纷下了定论：粟特人已经得到了合理的报偿。如此不近人情地对待这些使节可能是因为汉朝官员一直对粟特人怀恨在心，因为他们和汉朝长久以来的敌人匈奴合作，因此故意少付钱以报复粟特人。1

悬泉文书展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其中包括中国西境上的绿洲，在今天的喀什附近，还有的在现代中国的版图以外，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内。这些中亚绿洲的统治者有规律地与汉朝皇帝互派使节，而这些不同地方的使节都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首都。

在向汉朝皇帝进贡的众多外国使团当中，只有一个可能来自罗马。据正史记载，有一位大秦统治者的使节在公元1* * 年由海路抵达。对于中国人来说，大秦在世界的最西端，具有很多乌托邦的特征。仅在少数一些例子中这个词才特指罗马。大秦的特使献上了象牙和犀牛角，这些都是东南亚的特产。很多人怀疑这名使节是个冒牌货，他只是宣称自己来自一个非常遥远，没什么人知道的地方以获得贸易许可。大秦使者这唯一的一次出现非常有趣，但并非是确凿无疑的。2

正如悬泉汉简以及其他材料所揭示的那样，汉朝出于纯粹的战略考虑才开始与塔克拉玛干沿线各地展开规律的贸易，目的是开辟一条通往中亚的新路以绕开一直以来的敌人匈奴。官方使节也许偶尔做做生意，但这一直只是其公差之外的副业。他们的行为从来就不是自发的，而是沿着精心策划并记录的路线展开的。悬泉汉简尽管记载了很多中国与中亚绿洲之间贸易的细节，但其中从未提及贵霜王国（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以西的任何地方，更不要说罗马本身了。

遗憾的是，欧洲方面从未出土过像悬泉汉简一样有这么多详尽细节的文书，因此对欧洲贸易的分析必须依赖于传世的希腊拉丁文献。《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就是内容最丰富的此类史料之一。该书于公元一世纪由一位住在埃及的佚名商人以希腊语写成。1在书中，作者描述了非洲东部、阿拉伯半岛以及印度的各个港口，最后以一段对于已知世界之外的土地的描述作结：

在目前的最北端，大海在其外缘的某处完结。在这［恒河河口港口以东海域上的一座岛屿］之外，有一座巨大的内陆城市名叫Thina，经由陆路从那里运来丝线、纱和布……而且经恒河……去Thina并不容易，很少有人从那来，只有少数几个人。2

Thina？这拼写倒说得过去，因为古希腊语中没有发ch的字母，字母θ的发音近似于ts。作者尽了最大努力记录他从印度商人那里听到的不熟悉的名字。在梵语中，中国的发音是“支那”（cina，源自秦朝，公元前221—前207年）。梵语词是英语China的来源。之后的几个世纪中，托勒密（约100—170年）等罗马地理学家更多地了解了中亚，但学者们仍在试图把他们的记述与该地区的实际地理调和起来。* 在关于中国人的信息中，《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的作者只对于核心一点非常肯定：他们用蚕茧产生丝，用生丝纺丝线，用丝线织绸子。

中国人确实是世界上第一个制造出丝绸的民族。如果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一件刻有蚕形图案的象牙雕刻能被看做丝绸生产的证据的话，则丝绸的历史可以被追溯至公元前四千年。按杭州丝绸博物馆的说法，最早的丝绸年代为公元前* * * 0年，来自中原省份河南。1外国专家对于这个过早的定年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最早的丝绸年代为公元前2* * 0到2* * 0年，即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公元前* * 10—前22* 0年）的时代。2

公元一世纪时，即《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成书的年代，罗马人并不知道丝绸是如何制作的。老普林尼（公元2* —79年）记载公元一世纪时丝绸已经来到罗马，但他并不清楚丝绸的生产方法。他以为丝绸是用“叶子上粘着的白色绒毛”制成的，记载说塞利斯人把这些毛梳下来制成了线（他的描述更像是在讲棉花）。但在另一段中他又写到了蚕。* 现代译者常常把塞利斯翻译成中国，但是对于罗马人来说，那实际上是位于世界最北端的未知国度。

在普林尼的时代，中国并非唯一的丝绸生产者。早在公元前2* 00年，古印度人就开始从野生丝蛾（wild silk moth）制丝，这是与中国人驯化的桑蚕不同的一个品种。与中国不同，印度人用的是蚕蛾破茧而出之后剩下的茧壳。* 与之相似，古代爱琴海东部的科斯岛出产一种科斯丝，也是用野生蛾的茧壳制成。中国人很早就知道要煮沸蚕茧把蚕虫扼杀在茧中，这样茧就不会被破坏，制出的丝线才能长而不断。即便如此，有时也很难分辨中国丝和野生丝。可能普林尼描述的是印度丝或者科斯丝，而不是中国丝。1

因为中国丝和科斯丝非常相近，专家必须找到中国特有的图案才能断定一块丝绸的来源。但因为所有图案都可以被模仿，所以最可靠的吉印通 的证据是汉字，只有中国人才会把汉字织进布里。叙利亚帕尔米拉出土的公元一至三世纪的织物可以说是最早到达西亚的中国丝绸。2中国皇帝不断派使节赏赐织物给西域统治者，这些统治者可能又把这些织物向更西方的地区传递。

绝大多数欧洲发现的漂亮丝绸，尽管标为“中国的”，但实际上织造于拜占庭帝国（* 7* —1* * * 年）。有位学者检查了七到十三世纪的一千件样品，发现只有一件来自中国。*

丝绸让普林尼非常不满，他不明白罗马人为什么要进口这种大量暴露女性身体的织物：“花了这么多人力，从那么远的地方运来，就为了让罗马妇女在公共场合炫耀透明的衣衫。”* 他也攻击其他的进口货，比如乳香、琥珀、玳瑁等等。因为照他看来，消费这些商品削弱了罗马。*

如果中国与罗马之间的贸易真如普林尼所说的那样繁盛，或许可以在中国境内发现罗马钱币。但中国出土的年代最早的欧洲钱币来自拜占庭而非罗马，年代为* * 0到* * 0年间。1与传言相反，中国境内从未出土过罗马钱币，这与常有罗马商人出没的南印度海岸形成鲜明对比，那里出土了成千上万枚罗马金币银币。2历史学家有时讲，某一时期两地之间流通的贵金属货币可能是因为后来被熔化重铸了才没有保存至今。但是在中国发现了很多晚于罗马时代的外国钱币，有力地反驳了这一观点。中国出土了很多伊朗萨珊王朝（22* —* * 1年）打造的银币，最多时可达几百枚。（见彩图* b）

总之，考古和文献资料都显示古罗马与汉代中国之间的接触少得令人吃惊。尽管老普林对于丝绸贸易的批判非常自信，但我们并没有公元一世纪罗马进出口贸易的可靠数据。* 如果罗马人用罗马钱币买过中国丝绸，那中国丝绸的残迹应该曾在罗马出现。从公元二、三世纪起，一些货物开始在罗马与中国之间流通，这正是帕尔米拉丝绸的时代，也是罗马人最终确定塞利斯准确位置的时候。

中国艺术史的材料也证实了罗马与中国之间时断时续的接触在公元二三世纪时加速了。在汉代，中国艺术中只有很少几个例子显示出外来影响。但到了唐代，中国艺术已经融合了比汉代多得多的波斯、印度甚至希腊罗马的元素。* 唐代是中国对中亚影响的高峰阶段，也是丝路贸易的鼎盛时期。

本书从公元二三世纪讲起，这是目前可见中国与西方第一次发生接触的年代，一直讲到十一世纪初为止，即敦煌和于阗出土文献的年代下限。本书按照时间顺序推进，每章研究一个不同的有文献出土的丝路遗址。尼雅、库车、吐鲁番、敦煌、和田在中国西北。撒马尔罕在乌兹别克斯坦，附近的穆格山遗址则跨越了边境在今塔吉克斯坦境内。第七处是唐朝首都长安，在今天中国中部陕西省境内。

第一章从尼雅和楼兰两处遗址讲起，这里都出土了大量文献，记载了当地人、中国人以及一群从今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健陀罗地区迁来的移民之间第一次长久的文化接触。这些移民引入了自己的文字，带来了用木制文书保存书面记录的技术。他们同时还是第一批进入西域的佛教徒。虽说佛教戒律规定僧尼都要独身，但尼雅的很多佛教徒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住在寺庙中，而是结婚生子与家人一起生活。

第二章的主题是龟兹（今库车）。这里是中国最著名的佛经译师之一鸠摩罗什（* * * —* 1* 年）的家乡，是他首次把佛经译成了易懂的汉语。鸠摩罗什从小讲龟兹的当地语言长大，孩童时期学习梵语，在被抓到中国做俘虏的十七年间学会了汉语。龟兹语文书的发现还引发了一次长达一个世纪的激烈争论。在争论中，语言学家们试图解释为什么西域某个民族所操语言与这一地区的其他语言差别如此之大。

在丝路往来的高峰时期，粟特人是中国最重要的外来族群。很多粟特人定居于丝路北道的吐鲁番，从事各种职业，包括农民、客栈老板、兽医、商人等。1而吐鲁番正是第三章讨论的中心。* * 0年，唐朝军队攻灭高昌国，所有高昌人都被纳入唐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吐鲁番极度干燥的环境保存了一大批反映丝路日常生活的文书。

第四章主要讲粟特人的老家，即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的撒马尔罕及其周边地区。虽然中国有着不欢迎外人的名声，但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中，特别是撒马尔罕陷入穆斯林军队之手的712年之后，大量外国人涌入了中国。

第五章所讨论的唐朝首都长安（即今西安）的外国人墓葬可以说是近年来最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之一。从伊朗世界来的粟特移民带来了自己的祆教信仰。祆教徒在火坛边朝拜并向神献牲，死后由亲人为其料理后事：尸体要曝露给动物，等尸骨上的肉被吃净后再下葬，因为肉被认为会污染大地。尽管大多数粟特人信奉祆教，不过在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生活在长安的几名粟特人却选择了汉式葬仪。这些墓葬中所描绘的祆教阴世比伊朗世界中留下的任何艺术品都要详尽。

第六章讲敦煌藏经洞。这里的约四万件文书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宝藏之一，其中包括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金刚经》。虽然藏经洞是一座寺院的储藏室，但洞中所藏远不止佛教材料，因为在佛经的背后写着很多其他类型的文书。敦煌洞窟的壁画是中国境内的佛教遗址中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这些壁画由当地统治者出资请人绘制而成，见证了统治者以及当地人的虔信。尽管敦煌人创造出了这些杰作，但他们不使用钱币，而是用谷物或者布匹付账。八世纪中叶唐朝军队撤走之后，整个西域都是这样。

敦煌的统治者与和田绿洲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后者则是第七章关注的焦点。和田位于丝路南道尼雅以西，几乎所有现存文书都以于阗语写成，这是一种有大量梵语借词的伊朗语。于阗语文献发现于敦煌以及和田周边一些地方。奇怪的是，在和田绿洲本身并未发现任何这类早期文书。这些文书包括语言学习的辅助材料，它们展示了于阗人是如何学习大多数寺院中使用的梵语以及在西域广泛通行的汉语的。于阗在100* 年被征服，是今天新疆最先皈依伊斯兰教的城市之一。游客们可以很容易看出，今天的新疆依然由穆斯林占主体。本章的最后概述了伊斯兰教到来之后该地区的历史和贸易状况。

综上所述，本书的目的是描绘每个绿洲，简述贸易的性质，最终讲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丝路故事，一个常常被写在“废纸”上的故事。

第* 页 :第六章 敦煌藏经洞（1）

第六章 敦煌藏经洞

丝路历史的凝固瞬间

如果只能参观一个丝路遗址，去敦煌。那里的自然景色非常壮观。深绿的杨柳环绕着郁郁葱葱的绿洲。石崖上开凿着大约五百座石窟，里面有美不胜收的佛教壁画。壁画融合了印度、伊朗、中国以及中亚等地的元素。有四万余件文书的藏经洞（图见下一页）是丝路上保存文书和文物最多的地方。1其中发现了佛教、摩尼教、祆教、犹太教、景教等各种宗教的文献，展现出这一地区曾经是多么国际化。在公元一千纪，敦煌是重要的边塞城市、佛教朝圣中心以及贸易中间站。公元1000年之后敦煌逐渐衰落，成了穷乡僻壤。当1907年斯坦因把这里定为自己第二次中亚探险的目的地时，到过这里的欧洲人非常少。斯坦因在这里的发现为他赢得了英国的骑士头衔以及在中国持久的骂名。

斯坦因在第二次探险中依据先前的经验率队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发掘文书和文物并将其负责任地尽快发表。从他在和田、尼雅的第一次中亚探险以来的六年中，英国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俄国、德国、日本和法国都派出了探险队来新疆攫取文物。2斯坦因申请了拨款得以离职两年。他的目标是重走克什米尔到和田的路，然后穿过沙漠一路直抵甘肃省西端的敦煌，直线距离1* 2* 公里，全程长1* 2* 公里。

1902年，在德国汉堡召开的东方学家大会上，匈牙利地质学家洛克济（Lajos Lóczy）做了关于敦煌的报告，这是斯坦因首次听说敦煌。洛克济是1* 79年首次访问敦煌的欧洲人之一。那时只有两名僧人长年住在这个几近废弃的地方。尽管洛克济的专业是土壤和岩石研究，但他还是看出了洞窟中佛教壁画的重要性。1中国学者一般忽视壁画而更重视卷轴画。敦煌最早的壁画年代为公元五世纪，大大早于现存的所有绢画。

第二次探险队的成员跟第一次的一样，包括照顾骆驼马匹的人、会拍照的测量员、仆人，以及厨子。加入队伍的还有一名能在沙漠中穿行几百公里而不迷路的信使。他的任务是去临近的城镇取送斯坦因的邮件以及英属印度政府以银锭的形式下发的拨款。

斯坦因的维吾尔语（斯坦因所谓的突厥语）口语能力在新疆工作时很有用，在甘肃却派不上用场，这里汉语才是主流。公元前111年，敦煌首次进入中国版图。汉朝在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之后在敦煌建起了戍堡（悬泉置隶属于敦煌）。中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时断时续。* * 9年，隋朝再次统一中国，之后敦煌便一直处于中国治下。1敦煌是整个地区的学问中心，当地人在学校学习汉字并用汉字书写。2在英国驻喀什领事的推荐下，斯坦因雇了一名名叫蒋孝琬的中国师爷做秘书。此人不懂维语，因此最初交流有些困难。斯坦因从未学过汉字，但是两人一起旅行几个星期之后，斯坦因的汉语已经足够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1907年春天，斯坦因在向敦煌进发的路上听到了一则传言，说敦煌洞窟里的东西远不止壁画。这则传言是从一个躲债的穆斯林商人口中首次听到的，此人给他讲了王圆箓的发现。王圆箓原先是当兵的，1* 99或1900年从清军退出之后来到了敦煌。与许多老兵一样，他遇到一位云游的道士并皈依了道教，因此斯坦因称他为“王道士”。识字不多的王道士来到敦煌之后不久，有一天偶然敲了一处窟壁且听出里面是空的，这样便发现了墙后隐藏的藏经洞（17窟）。* 拆掉窟壁之后，王道士给本地以及本省官员送去了几幅字画，其中至少有一位官员，即古文字学者叶昌炽意识到了其重要性。但因为拳乱之后官府实在拿不出钱来，因此决定不取走这些文书，而是命令王道士将文书留在原处保管。

当斯坦因和他的秘书蒋孝琬于1907年* 月第一次来到敦煌时，王道士出门“跟助手一起化缘去了”。他们借此机会在崖边的洞窟边转了转。这些洞窟完全露天且无人看守。斯坦因注意到一条十世纪史料的描述非常准确：

古寺僧舍绝多。亦有洪钟。其谷南北两头有天王堂及神祠。壁画吐蕃赞普部从。其山西壁南北二里。并是镌凿高大沙窟。塑画佛像。每窟动计费税百万。前设楼阁数层。有大像堂殿。其像长一百六十尺。其小龛无数。悉有虚槛通。连巡礼游览之景。1 *

斯坦因注意到，尽管窟前的遮檐大多已经坍塌，很多塑像和壁画依然完好。2

根据石窟中的一通石碑，一位僧人于* * * 年造访此处并开凿了第一座洞窟。敦煌研究院将千佛洞的* 92座石窟中年代最早的定在北凉时期（* 22—* * 9年），最晚的定在十三四世纪。* 最早的石窟与尼雅和龟兹的石窟类似，里面有单独的佛像或是佛陀前世的图景。* 00年之后建成的石窟中则是佛经故事中的场景。石窟凿在极为脆软的砂砾岩上，六七世纪时就坍塌了几座。近年来持续的客流进一步损毁了石窟，敦煌研究院建了复制窟以期减少客流及其对壁画的损毁。只有几座石窟对普通游客开放。如果要参观最著名的几座石窟，则要支付每人几百美元的高额票价。

1907年，斯坦因和蒋孝琬完成了对遗址的初步探查之后遇到了一位年轻的藏族僧人。蒋孝琬与之单独会面，僧人给他看了一件写有汉字的手稿。蒋孝琬看到“菩萨”一词多次出现，但由于缺乏阅读佛教材料的经验，他并不能看懂文书的内容。斯坦因想要酬谢为他们展示手稿的僧人，但是蒋孝琬却“建议谨慎行事。过分慷慨的礼物会让人怀疑其动机不纯”。斯坦因和蒋孝琬商量出一个价码，然后付了“一块碎银子，相当于大约三卢比或者四先令”。 斯坦因在关于这次发现的第一本书《沙埋契丹废墟记》（Ruins of Desert Cathay）中讲到，“我和蒋师爷密谈了很久，商量怎样才能接触到这些发现，如果遇到宗教势力的阻挠，要怎样才能化解”。

斯坦因和蒋孝琬都明白这项任务的敏感性，因此他们不敢声张。与其他斯坦因发掘过的遗址不同，敦煌是一处“有宗教活动进行”的地方，斯坦因不知道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当地修行之人会不会如此好心——而且在乎物质利益——以至于可以无视圣物被拿走？若果真如此，我们能否指望他们的精神影响可以减轻那些为朝圣地捐款且更为迷信的普通人的顾虑？”甚至在见王道士之前，斯坦因就已经决定把活动限制在拍照和画图之内，因为当地信徒肯定会反对他们拿走任何佛像和壁画的。

由于王道士不在，斯坦因决定去调查从敦煌向西延伸出去的一排烽燧并在那发现了粟特古信札。当他于1907年* 月1* 日回到千佛洞时，他目睹了一次“足有一万人”参加的年度宗教节日。斯坦因保持着距离，由蒋孝琬说服王道士与斯坦因见面。王道士出于焦虑，砌起了一堵墙封住了藏经洞的唯一出口。当二人终于见面时，斯坦因记下了他对王道士的第一印象：“他看上去是个十足的怪人，极为羞怯紧张，偶尔还露出狡猾的神情，这可完全让人振奋不起来。我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此人不好打交道。”

斯坦因在叙述自己在敦煌的经历时总是不断地提到他和他维也纳大学的导师比勒（Georg Bühler）在印度收集梵文手稿时的困难。比勒一直想研究一份文献，在欧洲遍寻不得才来印度收集手稿。1* 7* 年，他终于看到了那件自己为之来到印度的手稿，可手稿主人之后又将其收了起来。比勒直到去世也没能再看到这份手稿一眼。斯坦因在印度最大的学术胜利之一就是在1* 年之后买下了这份手稿。1

斯坦因明白敦煌藏经洞提出的挑战与在沙漠迷路或者在尼雅挖掘废弃遗址非常不同。他必须运用他在印度获得的能力，把手稿从其保管者手中拿下。与王道士初次见面之后，斯坦因有了“打一场持久战、攻坚战”的准备。

在蒋孝琬的建议下，斯坦因明确决定不与王道士讨论学术和考古，改为唤起他对求法僧玄奘——斯坦因的“中国主保圣人”——的记忆。斯坦因讲道，他用自己不流畅的中文告诉王道士自己对玄奘的虔敬：“我沿着玄奘的脚步从印度跨越重山沙漠而来，我找寻到很多玄奘去过且描述过的佛寺的遗址”等等。斯坦因一直伪装成玄奘的信徒，他在* 月1* 日离开之前甚至捐钱要做一尊新的玄奘“泥塑”。蒋孝琬和斯坦因告诉王道士藏经洞里的文书应该属于一座印度的“佛学寺庙”，他们让王道士误以为斯坦因和很多世纪以前的玄奘一样，是来为一座远方寺庙取经的。

初次见面之后，斯坦因让蒋孝琬与王道士单独谈判。当天夜里，在黑暗的掩护下，王道士拿给蒋孝琬一卷文书，这恰好是一部玄奘翻译的佛教作品。蒋孝琬立刻把这一好兆头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便把临时封住藏经洞的墙拆了。

之后谈判进行得更顺利了。三人都同意此事需要绝对保密。据斯坦因讲，王道士规定：“交易内容除了我们三人之外不许任何人知道，只要我［斯坦因］还在中国境内，就必须对这些‘发现’的来源完全保密。”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王道士把一卷卷的文书交给蒋孝琬，再由蒋孝琬和斯坦因从中挑出最重要的。临近尾声时，王道士突然惊慌失措又把所有东西搬回了洞里，蒋孝琬又一次介入挽回了局面。蒋孝琬和斯坦因挑拣好之后，斯坦因命令自己最信任的两个人把这些文书缝进袋子里，这样就没人知道袋子里装的是什么了。

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斯坦因都讲到谈价钱的事。他和蒋孝琬定下一个目标之后就由蒋直接跟王道士谈。斯坦因在这里遵循了一个当时普遍的做法。全亚洲的外国人常常指派他们的手下或者仆人为自己买日常用品及其他东西。蒋孝琬和王道士最终就价格达成了一致，七箱手稿、五张绘画以及其他东西共计1* 0英镑。斯坦因在给好友阿伦的信中高兴地写道：“这个价钱也就能买到一片梵文贝叶外加几件‘古物’。”1

斯坦因于1907年夏天离开之后，王道士继续出售藏经洞文书，并用所得对洞窟群进行修复。蒋孝琬同年秋天回到敦煌，又买了2* 0捆文书并将其寄给斯坦因。斯坦因所得文书共约一万一千件。190* 年，天才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买了七千件文书并将其运回巴黎。2 1910年，中国政府下令将余下的一万件汉文文书（不包括藏文文书）运回北京。王道士扣下了一些，运往北京的途中又遗失了一些。* 1912年俄国人奥登堡买走了大概一万件，191* 年斯坦因最后一次回到敦煌又买了* 00卷。*

1929年，斯坦因在哈佛的一个系列讲座上自豪地向听众讲述了他在敦煌的经历。当斯坦因于191* 年回到敦煌时，王道士热情地欢迎他，并向他展示一份账目，上面详细记载了自己是如何用那些钱翻修洞窟的。“考虑到官方对于他［王道士］所珍视的这些文书的处理方式，他非常后悔自己当时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接受我通过蒋师爷［蒋孝琬］提出的建议将经卷全部卖出。”* 斯坦因觉得，因为自己付给王道士的钱比其他人都多（中国政府没付钱），他当时应该能买下全部经卷并将其运出中国。即便1929年时很多欧洲和中国学者都认为中国文物应留在中国，斯坦因依然不觉得把文书和文物从中国运走有什么不对。

第7页 :第六章 敦煌藏经洞（2）

在思考敦煌文书的流散问题时，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用现代的标准来评判斯坦因。今天，很多人都支持将埃尔金大理石*归还给希腊。但是必须考虑到斯坦因和其他探险家都活动于“一战”以前、帝国主义盛行的时期。欧洲列强和日本都派出探险队进入新疆挖掘，当时没什么人对此提出质疑。少数几个提出质疑的人包括德国人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和俄国学者奥登堡（Sergei Fedorovich Oldenburg）。他们都对勒柯克及其他人从遗址中剥除壁画的行为提出过批评。1

当时的外国人有正当的理由认为藏经洞文书离开敦煌会更安全。敦煌石窟在陕甘回民起义期间（1* * 2—1* 7* 年）曾遭到破坏，而斯坦因非常清楚地知道当地人是多么躁动不安。2 1907年* 月，斯坦因走后仅仅一个月，当地就因谷价而爆发了骚乱。

中国人对于斯坦因行为的看法在逐渐软化。“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是大盗，直截了当。甚至八十年代中期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时我们的教授说如果他是一件敦煌文书，他宁愿被带到巴黎或者伦敦去，因为那里的保存条件比北京要好得多。有位中国同学听了这话立刻火冒三丈。199* 年，《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的中文全译本出版，其中包括斯坦因在敦煌与王道士交涉的详细记述。杰出的中国考古学家孟凡人为该书作序。《西域考古图记》一书包含当时顶尖学者对斯坦因所获材料的翻译，“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这一领域中的最高研究水平”，不过斯坦因的“劫掠行径”“应受到严正谴责”。*

出版事业的发展使得藏于外国的敦煌文书越来越容易为中国学者所利用：70年代末，微缩胶卷首先发行。随后敦煌文书的多卷影印本于90年代陆续出版，其中的写本照片清晰可读。现在写本照片正不断被上传到伦敦的国际敦煌项目的网站上。1

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是中国唐史研究界的领军人物，他于200* 年在中国顶尖的历史学刊物《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对比了斯坦因和伯希和的做法。斯坦因没有告诉中国学者他的发现，而伯希和则把自己买走并运回巴黎的文书的照片给了他的中国同行。荣教授提请读者注意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尽管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学者呼吁要保护敦煌文书，但没人离开过自己舒适的家，没人效仿斯坦因和伯希和亲身造访敦煌。其结果就是敦煌文书被大量拿走。2

但是即便按照当时的标准，斯坦因的做法还是带有欺骗性质。他号称自己是玄奘的信徒。他购买文书和绢画时非常清楚自己所付的钱远低于市场价。他为了保密采取极端方式，一切都在夜间进行，而且只告诉极少数人自己的所作所为。人们不禁奇怪斯坦因之后为何如此大大方方地讲述自己当时是如何偷偷摸摸的。

虽然斯坦因在讨论敦煌时没有特别提到佩特里（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Petrie），但他在其他地方常常承认自己受到了此人的影响。* 佩特里是英国在埃及考古发掘的领军人物，他在1902年斯坦因第一次探险归来之后会见了斯坦因。在《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的前言中，斯坦因称佩特里为“有着无人可及的经验的考古探险者”。* 190* 年，佩特里的《考古学的方法与目的》（Methods Aims in Archaeology）一书出版，该书提供对发掘每一阶段的逐步指导，包括后勤准备、现场挖掘、发表结果。佩特里曾在埃及发掘，他教给考古学家如何在落后国家开展工作，如何花少量的钱让工人上交他们发现的小件物品而不是自己去卖掉：“出钱才能保证［对文物］最好的照顾。”佩特里还建议读者以两个版本发表结果，一个服务于“学生和普通民众”图版较少价格低廉的简装版，以及一个“服务于图书馆、藏书家和富有的业余爱好者的华丽的精装版”。斯坦因严格遵照他的建议，他的书甚至连版式和字体都和佩特里的书一样。1

佩特里在“考古学的道德问题”一章中有预见性地指出，考古学家一旦在遗址完成挖掘，就不会给后世在此留下任何东西。考古学家可以把发现物置于博物馆中，但这些东西总会朽坏，出版物最终会成为唯一记录。“权利应该以能否在现在及未来得到最多知识来评判。”佩特里批评政府总是制定法规不许外国考古学家挖掘却允许“无知的老农”肆意“挖掘破坏”。斯坦因在《古代和田》的序言中引用佩特里的告诫，考察者必须“细心工作、详细记录、完整发表”。2斯坦因对于自己在中国钻政府法规的空子、与王道士的交涉等通通直言不讳，完美地体现了佩特里手册中的务实精神。斯坦因与他的导师一样，以“在现在及未来得到最多知识”为目的，对于把文书文物运出中国没有任何顾虑。

按照佩特里的指导，斯坦因试图尽可能重构17窟的本来面貌。藏经洞中的材料按层排列的方式显示这不是偶然保存下来的一堆文书和绘画。这些材料显然是某人或者某个团体特意放置在洞中的。但这又是为什么呢？洞中有许多纸片，这让斯坦因认为该洞是一个废纸贮藏室。

荣教授仔细地将斯坦因的记述与中文史料以及伯希和的记述进行比对。尽管斯坦因没有机会仔细考察藏经洞，但他的记载依然是对藏经洞最详细的描述。藏经洞被王道士为斯坦因打开，第二年又为伯希和打开，其原貌已经被无可挽回地破坏殆尽了。荣教授挑战之前的“废弃说”，对藏经洞文书的存放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释。*

斯坦因使用的藏经洞（library cave）一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藏经洞不是一座单独的洞窟。它是一个小储藏室，面积不到* 米见方，高不超过2.7米。藏经洞原本是看不到的。王道士敲了1* 窟的窟壁，发现窟壁后面是空的，把墙拆掉才找到了这个储藏室。

藏经洞本来是洪辩和尚的纪念窟，此人权力很大，曾在* * 1年被唐朝皇帝册封为都僧统。* * 2年他去世以后，其弟子把与他相关的物品置于此窟，并来窟中祭拜。1十世纪初的某个时候，僧人们开始把此窟用做文书储藏室。1王道士在1900年前后清理该窟时把塑像移走了。后来敦煌研究院又把塑像放回原来的位置，今天依然可见。

藏经洞中的很多文书都标着所属寺院。十世纪的敦煌是个佛教中心，约有1* 座寺庙，三界寺是其中较小的一座。2因为三界寺的名字在藏经洞文献中最常出现，藏经洞有可能隶属于该寺。

有关藏经洞目的的一个重要线索来自一篇佛经序文，出自僧人道真（活跃于9* * —9* 7年）之手。他解释了自己为何要为寺院收集材料：“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帙不全，遂乃稽颡虔诚，誓发弘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 9* 7年之后道真去世，其他僧人继续为三界寺收集文书。

敦煌的寺院都有想得到的文书的清单，这说明他们在藏经洞关闭之前不久仍在收集文书和绘画。 洞中最早的文书是一件佛教作品，年代为* 0* 年，最晚的年代为1002年。* 藏经洞中的文书远远不止佛教作品。*

因为纸张在敦煌比较昂贵，寺院学校的学生在页边空白处或者废弃佛经的反面练字。寺院学校教学生读写，学生中有些后来成了僧人，有些没有。1这些学生跟今天学中文的学生一样，反复抄写单个汉字，然后逐渐进阶到更复杂的课文。敦煌文书中有很多错误，因为并非所有学生都水平很高。老师经常划掉学生写的错字，在旁边插入正确的。学生为了学写字会抄写各种材料，其中当然有佛教作品，也有契约、文学小品（比如水和茶的对话），以及被称做“变文”的长篇叙事作品。2

藏经洞中最有名的文书是《金刚经》，该经不是手抄本而是木版印刷的印本。中国人在八世纪初发明了这种印刷术。把一张有字的纸面朝下贴在一块软木板上，在木板上刻出字来，再用就可以用这块木板印刷。敦煌的《金刚经》由七张木板印刷的纸页连缀而成（图片见29* 页）。

其中的发愿文中说明这是一位佛教徒以父母的名义为利益众生而出资制作的。这样的行为会为他的父母和他自己积德。《金刚经》上所标年代为* * * 年（四月十五日*）。藏经洞中还有早于* * * 年的木版印书的片段，包括一件* * * 年的历日。但是《金刚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完整印刷品。* 学者们发现敦煌并不是四川那样的印刷中心。藏经洞文书中的绝大多数是手抄本。

敦煌管理文书的僧人用一种复杂的方法给佛经编目。他们参考长安大型寺院图书馆的目录。这种目录把所有佛教文书分为布道文、律、史等类别。* 启蒙读物《千字文》中有一千个汉字，这相当于一个汉字的字母表。僧人用这些字给佛教作品编号，再把卷帙分组，斯坦因称这些组为“常规经帙”。

共有一千零五十个经帙，每帙有约十二卷汉文文书。此外，还有* 0包十一种藏语贝叶装文书。藏语于7* * 年被引入敦煌。1那一年，吐蕃人帮助唐朝平定了一场叛乱，但是唐朝没有履行承诺赏赐吐蕃人，吐蕃人便征服了敦煌*。经帙外面原本都有封皮，但因为首先看到经帙的人——王道士、蒋孝婉、斯坦因、伯希和——都没意识到其重要性，只有很少被保存了下来。

除了常规的汉语藏语材料以外，藏经洞中还有一种被斯坦因称做“杂”帙或“混合”帙的经帙。1其中有贝叶装或卷轴装的梵语、于阗语、藏语、回鹘语和粟特语佛教文书。有些是完整的佛经抄本，其他则是片段。僧人们也把绘画（几乎都是佛教神像）、绘画碎片、破损的经卷以及单张的纸放在洞中。另外，他们还储存用于修复佛经的各种边角料。若是大一点的寺院图书馆，人家兴许早把这些东西扔掉了。但三界寺的收藏很小，这让管理员们更加谨慎。因为这些东西说不定哪天就会派上用场，所以所有有字的东西都应该留着。正因如此，藏经洞中保存的材料非常多样化。和吐鲁番用废纸做的鞋样不同，藏经洞文书之间并非毫不相关，所有文书都跟佛教有这样那样的联系，要么文书背面抄有佛经，要么文书出自寺院学校学生之手。

第* 页 :第六章 敦煌藏经洞（* ）

藏经洞文书的语言包括梵语、粟特语、藏语、回鹘语、于阗语，这非常好地体现了斯坦因的标签：“多语种图书馆”。2有时，仅仅一张纸便揭示了一个宗教团体或者一位独自旅行者的存在。我们除了那张纸之外对其一无所知。藏经洞中有一张纸，上书1* 行希伯来语祷文，每行的打头字母按希伯来字母表顺序排列，之后是《圣经•诗篇》中的一段。（见彩图12）这件文书被多次折叠，也许曾被当做护身符缝进小袋子里挂在脖子上。* 也许一个犹太人曾行至敦煌，也有可能有人买下了这件护身符（字母的形状显示它出自巴比伦）并把它带到了敦煌。无独有偶，藏经洞中的两张纸显示敦煌有一群讲粟特语的祆教徒。一张纸上写着祆教古经《阿维斯塔》中的诗句，另外一张上画着两尊面对面的祆教女神。1

伊朗的祆教是三夷教之一。三夷教是中国学者使用的术语，用来指称两种伊朗宗教祆教和摩尼教以及源自叙利亚的东方基督教。这三者都起源于中国境外，分别进入中国，* * * 年颁布禁教令之后就消亡了*。藏经洞文书管理者的兼容并蓄，使它成为了包含丝路上各种宗教原始材料的最翔实的资料库。

藏经洞中的宗教文献显示，敦煌人对不同信仰的包容令人惊叹。保存这些文书的僧人不一定知道文书所用语言，很可能也读不懂这些文书，但他们还是愿意把这些文书保存好。这体现了丝绸之路国际化的特色。这个地区虽然只有三万人，但不同语言文字和信仰都得到了尊重。2

与吐鲁番文书以及西安的景教碑一样，藏经洞的材料特别重要，因为这些材料提供了普通信徒的视角。与之相对，高级神职人员或者中国官府的视角则常常左右历史上对宗教的记载。敦煌的各种宗教文献虽然内容很丰富，但却从不描述宗教集会，因此我们无从得知这些教团的规模。如果某种宗教所有存世文献都是非汉语的，我们可以推测该教没有太多汉人信徒。反之，若某种宗教的文献有汉语翻译，则表明该教在当地有信徒。

在发现敦煌吐鲁番的文书之前，人们对于摩尼教的了解大多来自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书中讲述了奥古斯丁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做摩尼教徒的日子。* 后来在吐鲁番发现了伊朗语（帕提亚语、中古波斯语和粟特语）和回鹘语摩尼教文献，在敦煌发现了汉语摩尼教文献，这使学者们得以直接了解这门世界性宗教的教义。藏经洞中共有三件汉语摩尼教文献*。

尽管这些摩尼教文献中有些是用汉字写的，但它们表明大多数摩尼教徒都讲伊朗语。三件中最长的是一件赞美诗，其中用汉字音写了20首粟特语的赞歌和祷词。因为文书并未翻译这些赞美诗，讲汉语的人肯定无法看懂。讲粟特语但又不能读粟特文的人，比如敦煌粟特移民的孩子，则可以用这些发音指导跟着教团唱歌**。1其中一首题为《叹明界文》的赞美诗，似乎直接译自吐鲁番发现的一件帕提亚语文书。但汉语版把明界等同于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明界是一个“极乐世界”，那里“光明普遍皆清净，常乐寂灭无动俎，彼受欢乐无烦恼，若言有苦无是处”。2 摩尼鼓励他的追随者使用所在地宗教的术语吸引更多人入教。这件文书漂亮地展示了这一变色龙战略。它把摩尼称做三圣之一，与佛陀和老子并列，这样一来摩尼就占据了孔子的位置*。

另外一件摩尼教文书则更忠实地模仿了汉文文书，其开篇与《金刚经》如出一辙。但此处是摩尼而不是佛陀在向其信徒说话：“善哉善哉，汝为利益无量众生，能问如此甚深秘义，汝今即是一切世间盲迷众生大善知识。我当为汝分别解说，令汝疑纲永断无余。”1甚至文书的题目也让人误解：该文书被称做《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这件文书与佛教文书是如此相似，甚至骗过了伯希和这样的专家，没有将其带到巴黎去。这是今天敦煌文书北京收集品中最重要的藏品之一。粟特传教士为回应7* 1年颁布的一条敕令而将这件文书翻译了出来，他们希望能使中国皇帝本人皈依摩尼教***。

不同宗教的传教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不同的策略。摩尼教自由地运用佛教术语，而东方教会的基督徒们则注重精准，即使最终的译文让人很难读懂也要严格地照字面翻译。2 “圣父、圣子、圣灵”该如何翻译成中文？赞美诗“荣归主颂”的译者选择了最忠于原文的译法：“慈父、明子、净风王”。这三个词中只有“慈父”能让中国皈依者看懂。与赞美诗写在同一页上的还有一份该教经典的书单，题为《尊经》。其中讲到“皇父”、“皇子”、“证身”的“三身”“同归一体”，即“三位一体”学说。这又是一条让中国读者摸不着头脑的教理。1书单末尾的说明中提到了景净（或亚当），即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这说明该文书与景教碑一样，都写于八世纪末，此时东方教会正活跃于中国。

藏经洞文书的性质在八世纪中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安史之乱以前，几乎所有的藏经洞文书都来自中国内地且全是佛教文书。最晚的来自长安的文书年代为7* * 年。在这之后，所有文书都产自本地。2就在此时，在家的学生们开始抄写种类繁多的各种材料。除佛经外还包括契约、社邑文书以及文学作品。他们甚至在文书的空白处乱写乱画。* 一份年代为7* 2到7* * 年的市券副本中记载了一次交易，有人用21匹生丝买来了一名十三岁的非汉人男孩做奴隶。该市券严格遵守唐律的细则，列出了卖方、奴隶和五名保人的姓名和年龄，证明唐律在整个疆域内都得到了贯彻。*

7* * 年，朝廷分两笔拨给敦煌附近的一座戍堡一万五千匹丝绢的军费。* 一件关于俸禄的官文书使我们清楚地知道这种款项是如何下拨的。朝廷先把两批丝绢存放在敦煌以东700公里的凉州（今甘肃武威），这里是整个地区的军事指挥中心。再从那儿把丝绢运到敦煌的戍堡。法国学者童丕敏锐地指出，“两个运输队每队带着超过七千匹丝绢，这与我们所熟知的民间商队形象大相径庭”。* 这些单笔达到七千匹的款项比吐鲁番文书中最多几百匹的交易额要高得多。这件文书显示出朝廷下拨的军饷是多么重要。

唐朝有一套复杂的货币系统，织物（麻和绢）、粮食、钱币三种通货并行不悖。更麻烦的是，朝廷用统一的单位表示三种通货。给敦煌戍堡的拨款包括六种不同类型的绸缎和生丝。因为各个地区都用本地出产的织物缴税，唐朝官府便把这些织物都运到了敦煌戍堡。戍堡官员把税绢先换成钱再换成粮食，有些用来供给戍卒，有些直接付给当地商人。这件记录让我们得以一瞥安史之乱以前的军费支出，唐朝政府以织物的形式向敦煌经济直接注入了海量的现金。

如前几章所述，朝廷于7* * 年失去了对西北的控制。唐朝皇帝为了平叛曾向吐蕃帝国求助。吐蕃的雅砻王朝可以说是中亚政局中的一股新生力量。在* 17年以前，海拔* 000到* 000米的青藏高原北部生活着在草原上牧马的牧民，南部生活着在河谷里种植青稞的农民。1这里没有文字，人们结绳刻木以纪事。* 17年左右，从拉萨东南的雅砻河谷得名的雅砻王朝第一次统一了吐蕃。他们基于梵文字母创制了自己的文字系统，并同时采纳了一些唐朝法律系统的元素。

吐蕃人是优秀的骑手，汉人羡慕他们的军事装备。唐史记载：“其铠胄精良，衣之周身，窍两目，劲弓利刃不能甚伤。”2 7* * 年秋，吐蕃士兵曾在长安劫掠长达两周。直到777年，每年秋天吐蕃骑兵都会袭扰唐朝，被削弱了的唐军无法阻止他们。

八世纪六、七十年代，吐蕃人的力量达到顶峰，他们逐渐扩张并进入甘肃。7* 1年，敦煌以南的寿昌城陷落。7* * 年，唐朝政府没能按约定向帮助平叛的吐蕃支付酬劳，吐蕃便夺取了敦煌所在的沙州。吐蕃人占领了河西走廊原唐朝治下的八个州*，将这一地区划分为若干军区由军事将领统治，并很快建立起了一个双轨的行政系统，分别由吐蕃军事长官和最高民事长官领导。在敦煌，后者常常是汉人。每个军区被进一步分为若干千户，每个千户由二十个五十户构成。五十户的头领给每个家庭分配任务以完成劳役。1

一些吐蕃占领区的男性被征召入伍，其他人则在军事屯田区劳作。除去负责保卫之外，屯田地区的人还要种庄稼并以粮食缴纳农业税，且必须把粮食税运到收集点。有时要走几天的路才能到达这些收集点。吐蕃人以服兵役为劳役，与唐朝不同，他们不向士兵支付布匹、粮食和钱币。

从汉、藏契约中都可以看出吐蕃对敦煌的统治对于当地经济有着直接的影响。2 7* * 到790年，也就是在吐蕃占领敦煌几年之后，一间仓库的记录中提到了钱币，这是年代最晚的提到钱币的汉语文书。* 一些7* * 年以前铸造的钱币可能在九、十世纪流通过，但在吐蕃统治时期，货币基本停止使用了。吐蕃时期，一般用粮食的容量单位或者布匹数来标示价格。* 有一件* 0* 年的契约很有代表性，其中记录了一头牛的价格是12石小麦（720~10* 0升）加两石小米（120~1* 0升），违约金也以粮食表示，为* 石小麦（1* 0~270升）。* 除几处提到dmar之外（藏语“铜”，可能指铜钱），契约中的交易几乎都是以粮食进行的。* 人们有时借入布匹或者纸张，但总是用粮食还债。

以前的学者把7* * 到* * * 年的吐蕃统治时期看做敦煌历史上一个没有什么持久影响的短暂插曲。但对于当时的敦煌人来说，长达六十年之久的这一时期足够他们吸纳一些吐蕃人的习俗。在吐蕃统治的初期，绝大多数汉人按汉族习惯起名，有名有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敦煌汉人开始使用类似藏语的名字。吐蕃统治时期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中，有些人甚至放弃了汉姓而像吐蕃人一样只用名。

有些吐蕃治下的汉人做了更大的改变。他们不再写汉字而改用藏文。吐蕃征服之后，当地书吏立刻就学会了藏语，为官员起草文书，为藏人起草契约。* 1* 到* * 1年之间，吐蕃统治者开展了一项大规模写经活动，雇佣了一千多名书吏，其中许多是汉人。1 随着写经的进行，这些书吏对藏文书写越来越熟悉，并且意识到使用字母文字比记住几千个汉字要容易得多。

统治者雇人大量抄写佛经以获得功德，同时还出资开凿新洞窟。六十六座吐蕃时期开凿的石窟有一些突出的特点，其中大多绘有坛场，即宇宙的图示，并包含其他一些密教元素。这一时期的壁画特别强调吐蕃赞普等供养人。2

从吐蕃时期起，敦煌的画师们开始绘制五台山图，并一直持续到十世纪曹氏归义军时期。* 1窟是敦煌最宏伟的洞窟之一，开凿于9* 0年左右。* 窟壁西墙的上半部分高* .* 米，宽1* .* 米，绘有一幅巨大的五台山图。画面顶部绘有诸天神，中间绘有九十座五台山的建筑并注有名称，底部绘有旅途中的朝圣者。整件画作并非圣地的精确地图，而是为了让无法成行的人了解五台山而绘制。该窟的供养人包括从9* * 年到97* 年统治敦煌的曹元忠及其众位妻子，其中一位来自于阗。

虽然武装冲突时有发生，敦煌的统治者在吐蕃时期维持了与唐吉印通 度的联系。吐蕃、唐、印度派出的僧人和使臣在吐蕃和中原之间穿梭并常常在敦煌歇脚。没有货币流通并不妨碍他们在绿洲之间赶路。和以前一样，统治者为他们提供护卫、交通工具和食物。

第9页 :第六章 敦煌藏经洞（* ）

* * * 年，一个汉人政权在敦煌重新建立了起来。老一辈学者认为藏经洞中的藏语材料都写于* * * 年以前。最近学者们开始意识到藏语作为国际共通语（lingua franca）在* * * 年之后还在继续使用。1在吐蕃统治下，从吐蕃经敦煌到五台山的朝圣路线愈加繁忙。藏经洞中有五封藏语介绍信的副本。这些信件属于一名去吐蕃的汉僧，年代在* * * 年之后，那时汉人已经把藏人赶出了敦煌。2信中解释道，该僧要去印度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学习并奉迎佛骨。他从五台山上路，沿途经过许多城市一直到了敦煌，并在敦煌把这些信留下，可能因为他在吐蕃用不着这些信了。

另外一件藏语文书由一位印度僧侣口授、他的藏人弟子笔录而成。笔录者懂一些梵文，不过犯了很多拼写错误。文书讲，977年（或9* * 年），印度僧人提婆弗呾罗（Devaputra）从印度经由吐蕃前往五台山，返回途中路过敦煌，向弟子传授佛法。文书中用藏语给出了很多专有名词，后面写着近似的梵语原文。* 吐蕃僧侣鼓励学习梵语，可能因为他们自己的字母基于梵文字母，这使梵语变得比较易学。* 梵语在寺院中，特别是在学问深厚的高僧之间使用。玄奘去印度一路上便是用梵语与各地僧人交流。

* * 2年，支持吐蕃统治者的部落联盟突然瓦解，雅砻王朝随即崩溃，吐蕃对于敦煌的控制也随即削弱了。* * * 年，汉人将军张议潮起兵赶出了残存的吐蕃人。1此时的唐朝国力衰退，远不如安史之乱以前。中原很多地区藩镇割据，节度使拥兵自立，税赋鲜入中央。* * 1年，张议潮从唐廷得到了节度使的头衔。他表面上向唐朝称臣，但敦煌实际上是个独立王国。在张氏家族的统治下，敦煌向长安派遣使者给唐朝皇帝进贡，和其他独立的中亚统治者非常相似。

在* * * 年，张议潮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控制。按《张议潮变文》所述，他的军队于* * * 年和吐蕃人再次开战。藏经洞的所有文学类型中，散韵结合的变文最有特色。变文是由吟唱出来的诗句和背诵出来的散文组合而成，中文的这种文学类型仅见于敦煌，藏经洞中保存有大概三十篇。（这一文学类型也见于龟兹语中。）2最宽泛地讲，变文之“变”指不同事物之间的变化。说法僧演说这些故事是为了通过佛法帮助听众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变文都有一个标志性的套语：“且看某处，若为陈说。”* 说法者边讲故事边指着画中场景，让听众可以对故事有个直观的认识。

张议潮变文讲述了* * * 年他的军队与吐蕃的几场战斗，先是渲染气氛：

贼等不虞汉兵忽到，都无准备之心。我军遂列乌云之阵，四面急攻。蕃贼獐狂，星分南北；汉军得势，押背便追。不过五十里之间，

然后说书人指着画中军队的图说：“煞戮横尸遍野处。”1虽然这类画无一保留下来，但是一幅* * 1年的壁画描绘了归义军的出行。2

该窟建成于* * * 年，四年前由张议潮的从子张淮深开始修造。这是统治敦煌的张氏家族出资修建的第一座石窟。P27* 2《张淮深功德记》中讲到：张淮深

更欲镌龛一所，踌躇瞻眺，余所竟无，唯此一岭，磋峨可劈。匪限耗广，务取工成，情专穿石之殷，志切移山之重。于是稽天神于上，激地祗于下，龟筮告吉，揆日兴工。錾凿才施，其山自坼，未经数日，裂孔转开；再祷焚香，飞沙时起，于初夜分，欻尔崩腾，惊骇一川，发声雷震，豁开石壁，崖如削成。1

作者细致地描述了开凿洞窟的步骤：工人们首先在岩石上凿开一个缝，然后逐渐把石缝扩大到能容纳壁画和塑像的程度。开凿洞窟需要很多劳力，但并不需要用到特别昂贵的材料。当地画师就住在莫高窟北区，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很多作坊，有些还有整罐的颜料。2九世纪，大多数画师都隶属于当地作坊，十世纪中期，当地政府建起了由画师官员掌管的画院。*

与之前的吐蕃统治者一样，张淮深及其继任者出资兴建了很多洞窟。开凿洞窟的宗教仪式非常隆重。当统治者决定开凿一座洞窟时，他和妻子要吃斋一月、燃灯焚香、请僧人念经抄经，目的都是要获得功德。以上这些全部完成之后开凿工作才能真正开始。*

有些敦煌洞窟中有张议潮及之后统治者的画像：91* 年从张氏手中接过政权的曹议金于92* 年左右命人于9* 窟绘制了一套前任者的画像。人们看到这些画像会觉得当时的权力交接很平稳，出资的曹家肯定也希望大家这样认为，但事实却正好相反。* * 7年张议潮去世，其从子张淮深即位并一直统治到* 90年。那一年，张议潮的一个儿子，也就是张淮深的堂弟杀了张淮深夫妻及其六个子女。新统治者张淮鼎在位不到一年即自然死亡，继任者尚未成年，随即被其监护人索勋推翻。* 9* 年，前任统治者重新取得权力，并将其权力维持到910年。张氏家族掌权的最后岁月正好赶上唐朝灭亡，这一时期的政治局势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唐朝皇帝先被囚禁，后于907年被推翻。1

曹议金是张氏最后一任统治者的女婿，于91* 年上台。敦煌直到1002年都处于曹氏家族的统治之下。那之后的文献便不再提到任何曹氏的名字，表明甘州（今甘肃张掖）回鹘已经控制了敦煌。八世纪时，回鹘人本来有一个统一的汗国，但* * 0年黠戛斯人攻破回鹘汗国，回鹘人四散，有一部分西迁到了西州和甘州。西州回鹘的地盘包括北庭、高昌、焉耆和龟兹，甘州回鹘的地盘则要小一些。2102* 年甘州回鹘被西夏攻破，十一世纪三十年代敦煌陷落，与甘州一起归入领有中国西北的西夏王朝。对于公元1000年之后的权力斗争我们知之甚少，因为没有任何敦煌文书或者其他出土文书详细描述了这些事件。

* * * 年到1002年间与之前的吐蕃时期一样，在文献中出现得最多的旅行者是使者和僧侣。张氏、曹氏与其所有邻国都保持了外交关系。他们向长安及其他临近的统治者，特别是于阗和两个回鹘汗国相互派遣使团互赠礼品。1尽管很多文献记载了使团的往来，但却很少详细说明其所带的礼物及得到的回礼。因此一个* 77年前往长安的使团所获回礼清单就显得格外重要。

* 77年，张议潮的从子张淮深统治敦煌已有十年，但唐朝皇帝尚未将其认定为合法的继承人。张淮深因此派出一个使团向唐朝求取标志敦煌最高军事长官的正式旌节以及他叔叔之前的官号。该团向唐皇帝呈上了一团玉（重量未注明）、一条牦牛尾、一副羚羊角（可能是入药用）以及一封信。2

代表团于12月27日抵达、* 月11日离开，在长安逗留了将近四个月。唐人将该团人员分为三组（上级官员* 人，下级官员1* 人，随从1* 人），给每组的回礼各不相同。比如官阶最高的* 人得到布（未注明种类）1* 匹、银碗1个、锦衣1套。下面的两组人所得相应递减。第二组的1* 人得到布10匹（而不是1* 匹）、银杯（而不是碗）1个、衣1副，最下层的1* 人得到布* 匹、衣1副，没有银器。把这些与从其他政府机构所得礼物加在一起，共有布* * 1匹，银碗* 个，银杯1* 个，衣* 0副。此外，每人还得到* * 匹布作为路费，即所谓“驼马费”，共12* 7匹，比全团得到的布匹的两倍还多。使团成员把礼物集中之后列了一个清单，把所有礼物都装入带木制标签的皮革袋子中，制好标签，缝死袋子，抵达敦煌之后再打开。代表团没有得到旌节，唐廷直到* * * 年才将其赐予曹氏。*

尽管唐朝皇帝没有把使团想要的旌节赏赐给他们，但却承担了使团在京期间的一切费用，并赏赐了大量礼物给使团成员。在丝绸之路的整个历史中，上至悬泉汉简中的粟特使团，进贡使团的成员除了履行义务呈上正式礼物之外，还在私下参与贸易。我们不知道贸易使团各个成员从交易中获利多少——他们并未记录这种交易——但赏给一个人的丝绢就已经是很重的礼了。

曹氏统治敦煌期间有很多使者来到敦煌。酒账文书详细记载了提供给他们的酒和食物。1 一件大概是9* * 年的酒账记载了短短七个月中招待* 1位使节的用酒量，1位来自宋朝，1* 位来自吐蕃，11位来自于阗，1位来自西州回鹘，7位来自伊州回鹘，17位来自甘州回鹘。2其中大多数只停留几天，但有一组使者滞留了20* 天。这对于接待方来说一定是不小的负担，因为每天早上要供面，晚上得管饭，中午还发饼。

正如这些酒账所示，敦煌官员这个时期接待的宾客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包括于阗王子、使者、僧人、工匠、书吏、画匠，甚至还有一名“走来胡”，这个词可能指某种游商。一件类似的记录中出现了一位“波斯僧”和一位“婆罗门僧”，两人似乎都是单独旅行。* 由于这些详细的记录，我们可以得知以上旅行者的信息，但更多往来敦煌的人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难民、匪徒等其他人也活跃在路上。盗贼是文献中记录最少的一类人。玄奘曾经连衣服都被洗劫一空。旅行者频繁提到遭遇匪徒的风险，也经常结队出行以免被抢。

官方使团的成员确信自己能从参加进贡团中得到好处，他们甚至借钱租骆驼以成行。藏经洞中有五件这样的借贷契约。* 契约中设想了很多债务人不能归还骆驼的原因：牲口可能在路上生病、死去、走失、被窃，或者被使者本人偷走。1所有契约都遵循同样的格式。先说明租骆驼的人要参加进贡使团，再写出租赁人返回时需要支付多少绢偿还骆驼租金*，最后是违约条款，写明若租赁人不回来需要支付多少罚金**。唐朝时使用的标准绢已经不复存在，这些契约中都指明了绢的尺寸，又一次证明九到十世纪敦煌经济的运作方式与7* * 年之前的盛唐时代不同。丝路经济向自给自足型转向之后，不仅没有钱币流通，连标准尺寸的丝绢都停用了。

虽然使者和僧人常去敦煌以外的地区，但更多的人不得不留在当地。很多敦煌人结成互助性质的团体——社邑。从他们签署的章程中能看出其关心所在。一个社邑通常由1* 到20人结成以共享资源。有些社邑是社交性质的，每月聚会一次，其章程要求每名成员聚会时要带些粮食或酒。其他社邑则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互相帮助。如果某成员要参加亲戚的红白喜事需要用钱，便可以支用当月的社邑收入。因为要分摊费用，结成社邑的人收入大致相同。1敦煌富人结成的社邑能开凿新石窟。2

寺院是当地社会中最富有的机构。那里的粮食多到可以向穷人放贷。很多有关这种粮食的借贷合同都保存了下来。当地人向寺院借粮食，这样春天时才能有足够的种子。他们的生计完全依赖于这些借来的粮食。穷人的生活异常困苦，常常不得不把子女送人或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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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会追踪这些借贷而且对其全部财产一直保有详细的清单。* 这些财产清单记载了当地最富裕机构拥有的财物。因为富人经常向寺庙捐功德，与欧洲的宗教机构一样，佛教寺庙中也有很多值钱的东西。然而因为考古学家还未发现任何寺院的窖藏，我们只能依赖书面清单（施入疏和什物历）来了解寺院财物。很多物品前都带一个“番”字，意思是“外国货”。一些学者认为这些东西一定是制作于外国的。但其实并不一定。炸薯条（French fries）并不一定要在法国制作，只不过其灵感来自法国。* 同样地，对于寺院财产清单中列举的物品，若无实物在手，无法判断该物是真的来自外国还是仅仅带有外国风格。

财产清单中的物品可分为四大类：织物、金属器、香料、宝石。有些织物明显产自本地（比如于阗花毡），有些比如“胡锦”或者“末禄*緤”则似乎来自外国。这些织物可能并不是产自外国，而只是外国丝绸的仿制品。* 7件金属器的情况也一样。“银香炉并银师子”可能来自伊朗世界，但一件“胡锁”则太笨重也太日常，不太可能经陆路长途运输至此。这些锁可能出自本地金属匠之手。“胡粉”频繁出现于香料清单上。这是一种白色铅底的化妆粉，也曾出现于粟特古信札中。敦煌文献中的“胡”常常表示“伊朗的”或“伊朗风格的”，但此处的意思是“膏”，因为必须把胡粉和水混合之后才能涂到皮肤上。1

寺院财物中只有宝石一类肯定来自外国。青金石来自阿富汗东北的巴达赫尚地区，玛瑙来自印度，琥珀来自欧洲东北，珊瑚来自海洋（很可能经吐蕃传来），珍珠大多来自锡兰。唐代传奇中的外国商人几乎总是经营宝石。宝石很轻便，适于长途贸易。敦煌的其他材料也印证了我们的印象，即当地经济中流通的商品大多是本地制造的。这些商品包括各种丝绸、棉花、皮毛、茶、瓷器、药品、香料、和田玉，以及运货的牲口。

是谁把这些物品带到敦煌来的？很多往来的使节也在顺带做贸易，他们最有可能是商品流通的媒介。周边城邦的使节常常来到敦煌并呈上礼物，比如吐鲁番织的棉布或者和田玉，这些都是他们在路上买的。2敦煌文献详细记载了使团的活动，但其中绝少提到商人。有趣的是，提到商人的敦煌文献都是非汉语的，包括粟特语、回鹘语，以及二者的混合语，即所谓“突厥—粟特语”。这些材料揭示了商队的往来活动。

粟特语在公元1000年左右逐渐消亡。粟特语不再被用做书面语，很多（并非全部）讲粟特语的人改讲突厥语。从一组敦煌文献中恰好可以看到这一语言转换的发生。这组文献使用的语言被称做突厥—粟特语，即受到回鹘语强烈影响的粟特语。这种粟特语中不仅有回鹘语借词，更重要的是其中还包含早期粟特语中不存在的回鹘式句子结构。1这组文献包括一件底层商人撰写的报告。该商人在报告中向其雇主汇报了他从生产者处得到的商品。此人可能属于基督教东方教会。他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从织户家中收集布匹。他记录了这次所走的路程：100公里到常乐县。此地位于敦煌东北100公里、瓜州以西* 0公里处。这件报告与敦煌汉文藏文文献一样，都反映出当地货币短缺。

有一封信开篇给出了写信人所携带布匹的总额：100块“白”及19块“红”raghzi布。这是一种用来做冬衣的布。2（raghzi是个粟特语词，指羊毛或者其他某种毛皮做的布。）染成红色的比未染色的要值钱。一般三块未染色的可以换两块染过色的，四块染过色的布可以换一只羊。下一次交易时，此人携带了* 块染过色的和21块未染色的。每次交易都有详细记录，所有交易额都比较小。这是典型的小贩贸易：在较小的一片地区，倒卖当地生产的商品，基本上都是用一种物品换另外一种。

这封信的年代为九世纪末，其作者粟特语和回鹘语都很流利，可以轻松地用两种语言书写。在十一世纪中期的词典编纂家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ud Kashgari）笔下，今哈萨克斯坦七河地区的粟特人同时操粟特语和回鹘语，但在那之后不到两百年，粟特语就消亡了。*

另外一组回鹘语的文献很好地补充了突厥—粟特语文献中反映的小贩贸易。回鹘语是回鹘汗国的语言。藏经洞中的回鹘语文献很少，大概只有* 0件上下。* 其中包括宗教文献、商品清单、信件、法律判决等，其中提到了各种当地生产的物品：织物（包括丝绸、羊毛和棉布）、奴隶、羊、染料、骆驼、漆器杯子、梳子、砂锅、小钢刀、镐头、手绢、刺绣、乳清、干果。银碗、银箭袋等物品可能产自外国。麝香、珍珠则肯定来自外国。（有一封信提到了117颗珍珠，这是价值最高的物品。）1这些材料中描述的世界东至肃州（今甘肃酒泉）、北至新疆哈密和鄂尔浑河上游的郁督军山、西至近吐蕃境的米兰、西南至和田。回鹘材料中展现的商业世界与突厥—粟特语材料中的完全一致：当地的小贩在一个划定的地区内游走，以当地生产的商品交换另外一种。

有些学者把这些突厥—粟特语和回鹘语的文书看做丝路贸易繁荣的证据。2仅仅是对贸易的提及就让他们确信自己的期待。尽管文献中仅提到小规模贸易，且货物绝大多数都是本地生产的，那些先入为主的人依然将其看做是大规模丝路贸易的足够证据。但本书考察的所有文献——只有某些列出了拨给西北官兵大量军饷的官文书是例外——都指向小规模的本地贸易，而不是繁荣的长途贸易。

1907年* 月2* 日，当斯坦因第一次到达敦煌时，他遇到了一位来自喀布尔名叫谢尔•阿里•汗（Sher Ali Khan）的商人。他的商队有四十头骆驼，从阿富汗取道和田来到甘肃，返程也走南道。他做生意的方式很简单，在克什米尔和叶尔羌买英国布卖给中国人，在回喀布尔的路上卖中国丝绸和茶叶。谢尔•阿里•汗提出要帮斯坦因往喀什捎信。总是乐意跟朋友通信的斯坦因立刻开始写信，直到凌晨三点才写完。然后斯坦因出发去探访敦煌峰燧，并在那里发现了粟特古信札。有一天晚上，斯坦因回帐篷的时候吃了一惊，因为他瞥见了谢尔•阿里•汗的商队，他们“11天里才走了不到1* 0公里”。原来商队向导没有经验，在沙漠里迷了路。两匹价值不菲的小马走失又进一步延缓了商队的行程。斯坦因跟谢尔•阿里•汗第二次告别，不过让他惊喜的是自己的信件最终还是到达了英国。斯坦因的朋友们在九月底收到了信，距写信时已经过了差不多六个月。*

二十世纪早期的谢尔•阿里•汗商队携带的绝大多数是本地生产的商品，只有刚刚在克什米尔和叶尔羌上市的英国布匹是例外。他的商队路线很长，不过斯坦因和赫定遇到的大多数商人做的都是短线贸易。敦煌文献显示，一千年前的商队基本也是这样。

九、十世纪的敦煌经济中，本地制造的商品小量流通，长途旅行很有限，外国商品很稀少。贸易对于当地人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继续在自给自足经济中生活。国家派遣的使团在货物流通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使者，包括僧人，肯定往来于路上。这一丝路贸易的图景与其他遗址出土的材料所显示的相互吻合。我们并不需要试图解释为什么敦煌文献中没有提到与罗马或其他遥远地点的长途贸易，而应该认识到，敦煌文献中呈现出的丝路贸易图景详细而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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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的写作中笔者得到了很多同事的帮助，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教授和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本章利用了两篇宣读过但从未发表的论文：第一篇是与瓦莱里娅•埃斯科瑞亚萨-洛佩兹（Valéria Escauriaza-Lopez）合作的《藏经洞：考古方法的个案研究》（“The Negotiations for Cave 17：A Case Study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宣读于2007年12月1* —1* 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罗兰大学远东系举办的“敦煌：过去、现在、未来——斯坦因探险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笔者于2007年* 月17—19日在伦敦大英图书馆和英国国家学术院举办的“敦煌百年1907—2007”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第二篇论文，题为《丝绸之路历史中的敦煌》（“Locating Dunhuang in a Broader 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译后记

说起来，本书的翻译起源于一封豆邮。原著刚一出版，韩森教授就寄了一本给我。我第一时间读完之后在豆瓣上晒了一下，紧接着就收到编辑张鹏的豆邮邀我翻译此书。我当时没想太多就应了下来，没成想这翻译工作比我想象的要艰难很多。

除了要克服自己的拖延症（这个最难！）以及把中文说顺溜之外，还有两处特别的难点。第一点是将原著中译为英语的汉语文献复原，这是翻译任何涉及中国古代的外文著作都绕不过的。查阅原文复原出来自然不在话下，不过还原之后会失掉原作者翻译时对汉语原文的解读，需要读者自己解读古文。第二个难点是地名的翻译。同一个英文地名常常依时代不同对应好几个不同的中文名字，比如高昌－西州－吐鲁番或者龟兹－库车。在翻译过程中，我尽量依据时代选取译名，但有时并不能完全做到，比如一般不把撒马尔罕称做康国。对我来说，更最重要的是让读者知道文中讨论的地方在哪，而不是向读者炫耀我自己知道一个地方有多少个不同时代的译名。因此，我们还制作了一个简要的丝绸之路主要地名中英古今对照表，供读者参考。

本书的最大特色是涵盖范围广，时间空间跨度都非常大，光是参考文献中就有中英法德日俄六种语言之多，涉及的死语言就更多了。要掌握这么大的跨度难度极大，作者不免有些疏漏。如读者所见，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对原著做了一些补充说明。由于专业的关系，我对非汉语文书的情况比较熟悉，反而对于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所知不多，因此在这方面更可能出错，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数。

本书插图和彩图选择精当，要么是新发现或是稀见的图片，要么是常见但高画质的图片。此外，本书地图制作精良，特别是其中带有地形要素，对于把握整个丝绸之路的地理非常有帮助。以上两点值得读者朋友们关注。

在翻译过程中，陈丽娜、钱艾琳、严子晗三位朋友通读了部分译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最后，我要感谢本书编辑张鹏，没有他的眼光、耐心和细心就没有大家面前的这本书。

张湛

201* 年2月2* 日

出版后记

提起丝绸之路，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幅差不多的画面：头裹纱巾、牵着几头骆驼的三五行商，在黄沙漫天的荒漠中艰难前行。这幅画面是属于哪个时代的？这些行商是哪国人？他们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骆驼驮的是什么货物？行商们是以什么频率在这条“道路”上穿行？

这些问题似乎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这幅看似生动的画面既缺乏历史坐标，也缺乏明确的地标，实际上相当抽象。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关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印象。书本里基本是在张骞通西域的章节开始提到丝绸之路，但是史书里记载张骞在大夏的市场上看到了邛竹杖和蜀布，这说明在所谓的“丝绸之路”上早就有着商贸往来，从何时开始已茫不可考。接下去魏晋南北朝阶段，丝绸之路上又是什么景象？盛唐两宋呢？元明清呢？

这些问题似乎更难回答。这不禁要让我们对自己发问：我们真的了解“丝绸之路”吗？

读者眼前这本书，就试图为大家呈现真实而生动的丝绸之路。作者利用了近百年，尤其是近半个世纪的新考古资料，为读者重塑了丝路遗址上七个绿洲的风貌，并且廓除了诸多长久以来我们对丝路过于浪漫的遐想，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绘出了丝路历史本身所蕴含的美。

读者们可能首先会惊讶于，我们所引以为豪的“丝绸之路”一词，迟至1* 77年才由一名德国人发明出来，生活在商路上的人们却并不使用这个词。其次，丝绸也许并不是商路上的大宗商品。老普林尼痛心疾首地声称败坏了罗马纯朴道德的丝绸很有可能并非产自中国，绝大多数欧洲发现的漂亮丝绸实际上都织造于拜占庭帝国。再读下去，作者通过小心翼翼地解读丝路出土的材料向我们揭示：丝路贸易常常限于当地且规模不大，没有大量证据支持丝路上曾出现繁荣的大规模交易，官府才是丝路贸易中的主要角色！作者甚至断言：若仅以通行货物的重量或者往来人数来考察，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交通流量较少的道路之一。然而又是什么赋予了丝绸之路无穷的魅力呢？那是因为这条路网是全球最著名的东西方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的大动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丝路研究的学术史上，欧洲和日本的学者大体研究粟特语、吐火罗语、健陀罗语、于阗语等死语言的材料，中国学者则以汉语材料为主，我们感谢作者广泛综合全球丝路研究的成果，为我们呈现丝路真实历史场景所付出的努力。了解这段历史，对于我们今天展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我们回顾书中给出的欧亚大陆主要交通线，我们会发现作者在书中处理的主要是这些交通线的东段，而在撒马尔罕以西尚有宽广的空间，相信那里一定会有与本书中一样有趣而迷人的故事，有待我们了解。

后浪出版公司

201* 年*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