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过年，大约是中国人最重视的工作了。各类事项不成少，祭祀、扫除、备年货、穿新衣，家家户户、大人小孩均喜气洋洋。
倏忽间，我也已过了五十一个春节了。印象最深入的过年，是在少年期间。
彼时，父母就职的单元在类似于山村的处所，背山面河。背后的山其实不挺拔，面前的河也不宽阔。在不到三平方公里的空中上排布着机关、家属院、病院、学校、工场、储木场、商铺等机构。我们兄妹三人与父母同住在一处小院中，是那种北方极其常见的平房小院，房子大约有六七十平方米，小院也就十几平方米的样子。父母用勤奋的双手盖起了一间零丁的、储物用的小平房，连着一个铁网围着的鸡棚，旁边父亲用砖砌了一条过道，从平房的门曲通到院门。过道的另一侧，紧邻院墙的是母亲开垦的一小块菜地，菜地往里是父亲搭建的一个瓜架，其下是一方小小的地窖，那是其时必备的设备，次要贮存冬季的菜蔬，如土豆、胡萝卜。白菜是不需要放入地窖的，码放在房檐下用厚实一些的布或是麻袋片盖上就能够了。地窖和院墙之间，父亲曾经栽植了一株白牡丹，那可是整个家属大院里唯独的一株，实在奇怪了一段时间。
那个小院，几乎就是我们兄妹三人小时候的“百草园”，实是有无限的乐趣。
仍是说过年吧。
那时候母亲在学校当教师，所以有寒假。待进入腊月，母亲也就有时间陆陆续续地起头筹办年货了。我们兄妹三个也都放假在家，会共同母亲的要求做一些辅助的家务。年货大部门都是便宜，次要是吃食。有枣馒头、形形色色的花馍、油炸的各类面点，此中包着枣泥豆沙馅的油糕是最甘旨的。记得母亲经常把做豆馅的活儿交给我——用一口大铁锅把红豆和枣一路煮好，然后用一根木杵揭开铁锅的盖子，在氤氲腾腾的热气里，趁着枣和红豆熟软的时候，起头快速地捣，曲至把它们捣成泥状。为了好吃，我记得里面应该是加了红糖的。那个活计的益处在于，能够借挑枣核的时机时不时地品味一下。那种滋味如今是很少吃到了。
那时过年，还要做一些日常平凡很少能吃到的肉食，记得母亲做烧肉做得十分好。有一年，父亲还弄回了一个猪头，在小院里用火柱烧红了燎了毛，做成猪头肉吃。但因为后来吃的猪头肉多了，反而记不起那年猪头肉的味道，却是对阿谁过程念念不忘了。
还有家里的大拂拭，是头等大事，次要由父亲主持，我和大哥是骨干。大拂拭不只要把家里的家具从头安插一番，还要把家里里外外全数清洁一遍。我和大哥那时也就是中小学生的年龄，气力远远不敷，搬腾一上午十分吃不用，有时以至要消耗一天的时间。所以一到过年的时候，我们老是忧愁大拂拭的工作，可父亲年年如斯，从未连续。当然，完全扫除后，看着家里窗明几净，也长短常愉悦的。想起来那时候吃的苦，如今即便再大白苦尽甘来的意义，光阴也无法倒流归去了。
临近过年，整个家属大院全数沉浸在愉快的节日气氛里。从大年三十晚上起头，欢乐的气氛就按捺不住的浓郁起来。家家户户都要在丰富的年夜饭后，守着看春节联欢晚会，比及晚会快要完毕的半夜时分，鞭炮由初时零散的声音突然急促了起来，然后是放烟花，孩子们会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地去看有哪些都雅的烟花。然后一些大点儿的孩子起头整夜不睡的“守岁”，小点儿的孩子则枕着父母放在枕头下的压岁钱，看着整整齐齐叠放在一边的崭新的衣服，在兴奋难抑的情感和行不住的瞌睡干劲的纠缠下渐渐入睡……
大岁首年月一的早晨往往是被鞭炮声唤醒的，醒来后兴奋地穿上已经盼愿了许久的新衣服，按长幼排好次序，起头给父母“贺年”。父母则会以一年里更好的立场看着孩子们，拿出压在枕头下的“压岁钱”，待孩子们磕了头，说了不祥祝愿的贺年话后，在充满期冀的眼神里把“压岁钱”稳稳地递给孩子。孩子们则紧紧盯着新票子，喜悦的表情怒放了起来。然后是吃初一早晨的“饺子”，有时里面会包一点硬币，也是有相当的寓意，似乎谁吃到了，就预示着那新的一年会有许多好的工作降临到他的身上，而吃到的人，也实是会承受那种表示，越发得喜不自禁。往往父母会帮着找到包硬币的饺子，让每个孩子都吃到。
大岁首年月一上午的空气里洋溢着鞭炮燃放后那种奇特的味道和飘渺的淡蓝色的轻烟，远近的山上涂抺着条条片片残留的冬雪，在冬日的烈日下反射着扎眼的光辉。近处的河里冻结的冰上有雪，融开的冰下有潺潺活动的河水。那时的天是实蓝！那时的空气实的是清凉的浸人心脾！
孩子们三五成群，你一团我一伙，从那个院窜出来，又向阿谁院飞驰而去，时不时停下来点上几个鞭炮、放上一个二踢脚，空气中四处弥漫着孩子们那无邪烂漫的欢声笑语。那时过年，串门是最重要的活动，无论到哪一家，大人们城市给每个孩子抓把瓜子、花生、糖什么的，大人小孩都是一派喜乐平和的神气。那时固然远不及如今物量丰硕，但觉得精神生活相当的适意和充足。那时，父母风华正茂，我们青春年少……
在我初二完毕的暑假里，因父母工做关系变更，我们举家搬离了阿谁处所。临行前，几个相好的同窗去镇上的拍照馆照了纪念照。后来，他们还给我寄来了厚厚的一摞日志本，是相好的同窗集好后一齐发给我的，至今我仍保留着。
新家换到一处乡镇所在地，当然比本来阿谁像村子的处所富贵了很多。住的仍然是一所小院，大小跟本来住的阿谁院子也差不多。院子里也有小菜窖和一处小的菜畦，但并没有种菜，而是栽了一棵梨树。父亲也曾经在墙角下栽了一排牵牛花，藤蔓顺着墙长到了房檐上，花盛开的时候在墙外就能看到。在厨房和菜畦中间，父亲砌了一张不大的水泥桌，上面画上了象棋的格子。炎天有时我们就在水泥桌上吃饭，有时我和父亲也在上面下象棋。
后来，哥已经在山里的工场上了班，我也参与了工做，妹妹在外省上大学。此时，父母压力小了良多。过年时，各人都聚拢了回来，所备的年货反而印象不太深了，只记得老是要弄一个炭暖锅的，并且炭暖锅里的料很丰富：有姨姨从山海关邮寄来的海米、干贝，有父亲亲手团的猪肉丸子。炭暖锅算是过年时的主菜了，由父亲亲身把一层层的、精心造做的质料码在里面，然后参加汤料，放到窗外墙边的水泥台上，点上火，期待它冒出的热气从玻璃窗户上蒸腾而上时，由哥或者我进来把那只炭暖锅稳稳重重地端进来，放在已经摆好了其它配菜的圆桌的中心。此时，吉印通热闹的过年宴席就算是正式起头了。
我们家能够说是一个好酒的家庭，那次要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有那种自古以来文人好酒的典型做派，似乎文化跟酒是如影相随、亲近难分的。于是乎，人人碰杯，父亲发言，在一片祥词妙音中，他白叟家盛赞各人的成就、分述差别的期许，然后我们再一饮而尽……酒至微酣，我们就起头搞“诗词联句”的游戏。父亲和小妹记性好，背诵的诗词也多，我则是最差的一个，往往要么是接不上，要么胡凑乱续，成为各人的笑柄。但如许做平添了节日愉快的气氛，成为笑柄我也是相当高兴快乐的！
到了初五，我们家还按例要吃打卤面。卤的造做十分详尽，食材有好几样，要根据适宜的挨次不竭地下到汤里，该脆的脆，该软的软，绝不克不及煮成一样的口感。然后放佐料，比及煮得几近到达要求的时候，再把事先调好的粉面糊糊一勺一勺的下到锅里，下多了不可，下少了也不可，要下到汤体略稠且微浑。面也必需是手切的面条，和面、擀面都要有功夫。煮面条时，汤必然要利，使面条煮出来有爽滑的觉得，不克不及煮过了。那般详尽地做下来，至少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纵然山西是面食之乡，但自打母亲分开我们以后，我再没有吃到那样的打卤面。有一回小妹从外埠回来，说起母亲做的打卤面，我为了满足小妹的要求，勉为其难地试做了一回，竟然得到那个“吃货”的夸奖，之后似乎我继承了母亲的“衣钵”，自满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我们家，初八必吃的是“面茶”——用软小米面炒成稀汤，参加去皮后的核桃仁、花生仁、粉条、豆腐等一路煮，熬造成类似太原独有的小吃“思维”的样子。那个食物是在正月初八那个特定的时候吃的，就像是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一样。然而却忘了为什么要在正月初八吃那个食物了，但它确实是一种传统土风的做法。
正月里除了不断地满足口腹之欲，我们家里停止最多的游戏就是打麻将和打扑克了，有时候是我、大哥与父母对垒，那时候不懂得专门输了让母亲快乐，常常认实地计较输赢，让母亲很郁闷。如今想起来，却长短常的忧伤。
壬寅年很快就要过去了，疫情影响了我们一家人许多一般的联络，但却抹不去家人在一路过年时那些美妙的记忆。现在，母亲已然仙逝，我们兄妹三人天各一方，那种以前过年的味道，有的已经漠然，有的却越来越浓郁……
□拂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