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云大 | 董雁伟：水权制度演进与明清基层社会——以云南为中心
水权轨制演进与明清下层社会——以云南为中心
《思惟战线》2022年第*期
董雁伟
基金项目：国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西南边陲天然资本，产权轨制与生态治理形式演变研究”阶段性功效（*7XZS028）
摘要：明清期间，云南地域水权轨制进一步完美，水册造、定额造和水租造产生并推广运用于水权设置装备摆设。水权的核心不是人对水的控造，而是社会关系的表现。水权轨制的演进对明清下层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鞭策了下层治理的深化及跨区域村子的整合。
关键词：水权轨制；下层治理；水册；水利配合体
水权轨制是传统社会中重要的产权轨制之一。明清期间，云南地域的水权轨制逐步走向完美，水权轨制深度嵌入下层社会治理中，对下层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学术界在明清云南水利开展和水利纠纷等方面已构成了一批代表性的研究功效，但对水权轨制的演进及其对下层社会治理的影响还需进一步停止研究和阐发。本文以水利碑刻和水册为材料，切磋明清期间云南水权轨制的开展、演进及其在下层治理中的意义。
一、从轮牌造到水册造
明清期间，云南水权轨制履历了一个由轮牌造向水册造开展的过程。明代初期，军民田水利纠纷凸起，在卫所屯垦区域呈现了轮牌造。立于宣德年间的《洪武宣德年间大理府卫关里十八溪共三十五处军民分定水例碑》详细记载了轮牌造的施行颠末：今照得本日农忙在迩，各执碑（牌）面，将所呈原分水例于上，一一大白开写。如遇栽秧之时，照旧分水灌田，毋容争夺。今置坎字号牌面开发，委官收掌，军民务在遵守。所委官员，至期会同有司、委官亲议。各屯军民相参田处，常川点闸，毋致失误农时。
所谓轮牌造，即由官员颁给写有水例的“坎字号牌面”，上刻代表水的坎卦并写明水例日期和分数。“水牌”既是水额的分配记录，也是用水答应和执照，在必然水平上充任了临时产权证的感化。明朝初期，轮牌造成为云南地域水权设置装备摆设的重要体例。如赵州北箐沟实行“铜牌轮次”，蒙化府和蒙化卫均设有“分水圆牌”，嶍峨密罗冲“十三轮水头各执团牌一面，每遇耕作之时，每轮放一昼一夜，每日俱以卯时交接”。轮牌造是官方权利干涉之下的一种水资本分配体例，水牌的本色就是配额用水的受权书。
明代中期以后，官府不再发给水牌，轮牌造逐渐向水班造或水排造演进。水班造在洪武期间已经实行于民田的水权设置装备摆设中，永昌府孝感泉“立成班口，分大小先后。买办口一尺五寸，小班口七寸五分，买办口由一班至八班行，小班口由一班至四班行。其轮流次序，非分特别著有班水规条”。到嘉靖万历年间，分班、分排灌溉进一步在各地普及，“军民田地，俱有次序”。较为典型的如赵州巧邑里，将受水人户分为十小甲，“依期鱼鳞周放”。方国瑜先生指出，云南遍地通渠灌溉，农忙时多有分班轮次，就是明代的陈规。总体而言，轮牌造、水班造次要实行于农忙用水时节，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和临时性。无论在轮牌造仍是水班造之下，水权的不变性都还比力弱。
明代中后期，水册轨制在洱海地域开展起来。嘉靖期间，洱海东岸的大场曲、小场曲和双廊等村起头实行水册造，“佥水利白叟一名，印给水簿一本”，将轮放日期“并南北山形，沟势于上印刷”。明代的水册类似于轮放逐水的注销册，由官府颁给并由“分水白叟办置格眼文簿填注”而成，用于注销各村轮放日期，如“大场曲二日，小场曲、拴廊一日”，对水额没有停止规定。
到清代，水册已成为水权设置装备摆设的次要根据。与明代呈现的水册差别，清代水册是在官方监视下由士绅主持制定的一种水权注销册。水册记载了用水各方的地盘面积、受水份额、受水时刻等内容。水册由士绅及水长等水利办理人员保管，是水资本分配的次要根据。水册一旦造定,就具有处所水政律例性量,在一个较长的期间内是不变的。从现存水册的内容看，水册大多强调一种“以垂后嗣”的功用。因而，水册就不再仅仅是临时的用水受权证书，而是酿成了一种持久不变的产权凭证。
现存的《五村会图册》是清代构成于云南县禾甸五村的水册。雍正年间，云南县对境内龙沟、大小麻拉海和许长海停止修浚，完工后将“各村田亩水例，合照县前碑记，永为定例”，立碑一通并颁订水册。水册“公计田亩多寡之数，阐发用水多寡之份，悉无偏私。又恐利在易起争端，定为水册，开载姓名，各灌水份于下”。水册编订完毕，本地士绅又请知县张汉“钤印，并取一言刻于册首”。在水册序言中，知县张汉强调了水利的重要性和颁订水册的目标，从而加强了水册的权势巨子性。
《五村会图册》内绘龙沟、大小麻拉海和许长海附近山形地貌及上简、阿狮邑、上淜灯、重生邑、下简等村的用水额度。与同时勒立的“一沟三坝水利碑”比拟，水册中的用水单元由碑刻中的“村”细化到“户”，用水额度由碑刻中的“日夜”细化到“分”。如阿狮邑水例：阿狮邑水一日夜，原额六非常，今细分为一百分：杨弘信五分，杨弘礼三分，杨谦一分，杨让一分，杨天文一分（余*9户略）。重生邑水例：重生邑水例照县前碑记，同左所、湾平村，一昼二夜；田亩三十双，东至下淜灯界，南至阿狮邑界，西至左所，北至湾平村界。重生邑水分：杨正传一分，段甲保一分，杨正谊一分，杨存义一分，杨存礼一分，杨存智一分，杨存信一分，杨存仁半分，汤祖成保一分，赵祖武一分，赵回祖半分，杨常生半分，杨蕴半分，杨受祖半分，杨坤半分，汤执敬半分，汤全金一分，汤立忠一分，杨长命二分。
从水册的保留和传播来看，水册由各村士绅收执保留，被视为五村水利分配和办理的核心根据。水册“序言”中记载：“论水例印簿，先前仅存一本，当日系下淜灯王举人之子生员王世泽收执，后又本此印簿抄录七本，五村分收”，咸丰期间毁于兵燹后，又“于既失之中复寻一册”，本地士绅“商斟速将此册藉抄，以垂后嗣，即以息争端”。新抄成的水册由五村士绅收执，“上简村文生李鼎壁收执一本，阿狮邑罗国春收执一本、上淜灯武生王宗哲收执一本，重生邑杨文秀收执一本，下简村汤谧收执一本”，“尤愿后之人谨守勿失，永做指南之车可也”。
水册造是水权设置装备摆设走向不变的产品，水册的功用也在于维持水例的持久不变。品甸王海是清代云南县重要的灌溉设备。品甸王海，“一名小牧舍海，在县东北十里，分团山坝水贮陂中，灌城北十三村田亩，各有定规”。现存的《品甸王海水例清册》中，详细记载了清代品甸王海水利纠纷和水例分定的汗青，下分“号数、水名、次序递次、碑文名色、水分数目、现管名色”等条目，详细记载了各户水例，时间跨度从崇祯四年（****年）延续至清末，表现了水权设置装备摆设的不变性。
水册造的呈现和推广具有重要的前进性。与轮牌造比拟，水册造更强调水权的不变。在轮牌造之下，用水额度是短期或临时的，差别年份的用水额度可能因水情、地情的差别而发作改动，其水额、水分长短固定的。从明初十八溪军民轮牌分水的情况来看，军民田各可得到全数水源的**9/*07和**8/*07，两边大约各占一半，水例分定与田亩多寡之间还没有构成明白的联络。水册造则间接将用水额度与田亩多寡联络起来，水册中需要注销用水田亩数额，“公计田亩多寡之数，阐发用水多寡之份”，除非地权关系发作变革，不然水分额度就能连结相对不变。
二、从轮灌造到定额造
明清期间云南水权轨制的另一个变革是由轮灌造向定额造的开展。在水权设置装备摆设中呈现了次序轮放、计量轮放和定额轮放三种次要的分配体例，表现出计量化、定额化不竭加强的趋向。计量化、定额化的水权设置装备摆设体例使水利分配更为不变，同时也将水权分配的重心由村社下移至农户，在必然水平上重塑了下层水利关系。
次序轮放是轮灌造的初级形态，也就是水利分配中常见的上满下贱。上满下贱是农业灌溉中最天然的一种用水习惯，常被时人称为“常理”“定例”。清代《紫鱼村分水碑》将上满下贱称为“历久无异”的“定例”。《三乡十一坝水利碑记》也称：“上满下贱，古之常理，近水居民均沾灌溉，宜也。”清代太和县兴隆村议定的水例中也规定“须上满以下贱，自首以致于尾，勿得私衷自蔽”。那种上满下贱的灌溉习惯曲到近代仍存在于部门区域的水资本分配中。如在大理喜洲地域：灌水的办法，一贯按古例是“上满下贱”，即上边的田流满后才放给下边的田。因而，近山的村子，靠近水源，能先得充沛的水源，愈往下边水就来的愈迟，栽插也就愈迟。如晨登村在水头，能栽小满秧，其次是江渡村、上下院塝、新登村等栽芒种秧，再次是市上街、旧城南等栽夏至秧，又次是寺上下村、城北、村东村，不断到河涘城、沙村等从小暑到大暑才气渐次栽秧。
上满下贱固然操做便易，但是山区水源渺远、田亩分离，若按上满下贱之法例一些田地就无水可放。因而，在一些地域又有“自远而近”的放水原则。清代赵州弥渡永泉海塘，在放水时接纳“自远而近”之法。“自远而近”的原则，先放水尾再及沟头，不只确保了沟尾地盘的灌溉，并且能充实鼓励沟道下流的农户参与水利合做。但是，不论是自远而近仍是由近及远，那种轮放轨制旨在维持灌溉次序，缺乏对用水额度的计量和规定。
计量轮放是轮灌造的更高一级形态，即对水分停止计量，详细表示为对用水量的审定和水分分配，以明白农户在必然时间内利用必然水量的权力。对水资本的分配停止计量，适用于水源欠缺的地域，能够在水资本分配中有效制止“强者无水而有水，弱者有水而无水”的情况，更有利于水资本公允分配。
明代初期，按尺寸或日夜停止计量分水的做法就已经呈现。洪武初年，永昌府吴安屯等四村公众按尺寸分定水班，买办口一尺五寸，小班口七寸五分，轮放逐水。洪武、宣德年间，大理府军民则以“日夜”和“分”为单元对十八溪用水停止分定，如河尾西山涧水，“军左所三日三夜，民二日二夜”，杨南村沟水“军前所二分，左前所五分，民水三分”。云南府昆明县宝象河也以“分”为单元按比例分水，《宝象河平水石底碑记》记载：“宝象河自小板桥分拨，古造：中竖新月尖，以三七分引水。一入官渡十四村人户，用水七分；一入旧门溪四村人户，用水三分；上有大耳村沟口，用一瓦之水。”总体上看，明代前期的水分计量仅存在于部门地域，次要施行于军民田的用水分配中，水例中“分”的计量也不敷明白。
明代中期起头，计量分水的情况变得遍及起来。正德、嘉靖期间，大理府宾川州已经对水源“分定尺寸，安立水板钜口均放”。万历期间，赵州巧邑里则按日夜分定水例，建立水仓及分水阴沟，“各下二纂木，以时启闭，上建纂房各一间”。禄丰县则呈现了将尺寸、日夜综合计量的分水体例，《前所军民与彻峨庄丁分水界碑》记载了本地军民“依水刻次序递次轮分溉”的情况：一坝水五分，易朝科、易朝卿放一日夜，何国宣放一日夜，许在亭同放行。二坝水三分五厘，许为相放二分五厘，百户石之屏放一分。三坝水五分五厘，百户刘华放一日夜，许登高放一日夜，许在亨放一日夜。四坝水四分，百户石之屏、佃彭加选放，又拨田水一分二厘，共二分二厘半。五坝水两刻，每刻分八厘半，许在亨放一日夜，解其蕴放一日夜，许在极放一日夜。
到清代，计量分水的体例得到了遍及推广。以放水量（尺寸）或放水时间（日夜）为计量尺度的分水体例在云南各地已经成为一种常造、常例，并被认为是维持灌溉次序的有效手段。正如大理《阳南村水例通告碑》所言：“水利所在肯定水例。例者，有规有条，利利钱争之常道也。”
水分计量体例的呈现和推广与分水手艺的前进是亲近相关的。清代，石平、石闸、石纂等石量分水东西已经得到普遍运用。在洱海流域，“村民于涧口甃石设立程度，石面凿成溜口，谓之水分”。滇池流域则利用闸枋、石矶停止分水。羊堡头大小两村利用闸枋放水，“门坎石落平，底石、闸口宽三尺五寸，高三尺四寸半”，放水“只准用闸枋，禁绝用草饼”。倪家营、塔密苴等村利用石矶分水，“于分水过中处所镶砌石矶，摆布分放，沟底、河底镶定底石，两边用石镶砌”。宜良小龙洞口安设石槽分水，玉龙村石槽“上深五寸四分，下深五寸七分，宽七寸三分”，下伍营石槽“上深五寸三分，下深五寸四分，宽九寸二分”。石矶、石槽与石平类似，通过控造水口的宽窄、深浅对水源停止度量和分放。相较于传统的新月尖分水和草饼分水，石量分水东西对水分的计量更为科学和准确。
清代后期，民间对水分的计量进一步切确化，定额轮放的体例随之呈现。定额轮放造下，用于分配的水分总数是固定的，分配到各户的水额也相对固定。那是一种适用于新建水利设备的轮放体例。光绪二十年（*89*年），云南县上赤河尾村构筑公塘一座。《新成堰记》记载：公议水分，以拾陆分零拾伍寸伍分为定，每年各照合同水册所载水分分放，不得争多论少，村寡允服……新修堰塘水分共拟以十六分零十五寸五分为定。因使占罗姓长文海埂，准水六分；湮浸罗镇堰塘，准水二分；其余八分零十五寸五分，合村公放后，再修海埂，加高培厚。埋没熊姓塘，再准水五分；湮及罗姓小堰，准水二分；共以二十三分零五寸五分为行……每分定香二尺，依次轮放，循环往复。
从碑文可知，堰塘水分是颠末公议、管帐等流程而确定的。水分的总额首轮以八分零十五寸五分为定，后续放水以二十三分零五寸五分为定。在定额之下，用水人户按照水册按“每分定香二尺”停止灌溉，各户水额也连结了固定。
定额造的前提是水权的持久不变。在不变的水权形态下，水例“旧例”逐步变成定额的根底。前文提及的“一沟三坝”于雍正四年（*72*年）编订水例，到同治四年（*8**年），雍正水例已经被定为“原额”而用于定额分配。又如，乾隆七年（*7*2年），云南县杨知颖等人借贷皇本银，“照十一分拼工，修乐耕堤坝塘上下二座”，根据收工分数，将水“照十一分平放”，水例逐渐成为持久不变的“旧例”。到光绪年间，原有的十一分水被确定为水分定额。从光绪三十年（*90*年）的《云南县水利碑》来看，因为水分总额和各户水额的固定，水分呈现了继承和杜卖的情况，如杨家政、杨门风继承杨芳租遗水分，其余水分也各有权力继承人，段姓继承人则将水分“杜卖与杨培龙”。那申明，水分的定额化促使水权向不变的财富权标的目的转化。
水权设置装备摆设的计量化和定额化对明清水资本的办理和分配具有重要的意义。起首，计量分水促进了水利分配的切确性和不变性，有效削减和消弭了下层水利纠纷。其次，水权的计量和定额让水权设置装备摆设逐步可控、可管，表现了明清期间水利办理精细化、手艺化的开展特征。再次，计量分水和定额分水进一步加强了水权的不变性，为水权的继承和买卖缔造了前提。在计量化和定额化分配之下，村庄或农户的水分份额与其参与水利建立的投入亲近联络。农户不出夫役，“即将本人田亩水分革去不与”，极大地调动了农户参与水利建立的积极性。
三、从无偿造到水租造
水资本从无偿利用到有偿利用是明清云南水权设置装备摆设的又一个重要变革。水资本利用费是水资本产权实现的一种经济体例。在关中等水权开展较为成熟的地域，唐代以后一个农户能否交纳“水粮”,被视做能否拥有水资本合法灌溉利用权的次要标记。明清期间，云南地域水资本的紧缺促进了水资本有偿化利用的历程，民间呈现了缴纳水利银、水租等有偿用水的形式，水租造成为优化调理水资本分配的机造。
水利关乎国赋民生，然而灌溉用水做为一种天然资本，民间持久以来都习惯于无偿利用。民间不雅念大多认为“水利固系公物，灌溉则有定例”，水资本的分配固然要遵照次序和定例，但对水资本的操纵却是无需付费的。清代以前，在水资本分配中能够见到让水、赠水的记载，然而是无论是水的有偿利用，仍是水的买卖都根本不见。水资本的有偿利用是在水资本紧缺加剧的布景下呈现的。
“船脚”是清代以后云南水权设置装备摆设中呈现的新现象。“船脚”由官府征收，是水资本的国度所有权借以实现的体例。康熙期间，云南府晋宁州呈现了官府征收船脚的记载，据《岁科两试卷金水利碑文》载：照得本州盘龙、达摩二坝，源出东北，其水甚小，田地颇多，屡屡争斗截挖。昔年，前任凿其短处，立有成额，虽凹凸得以平均，而水价安设尚属不当，殊非长计。本州莅任之初，时遇送考，目睹通学诸生卷金无措，已经捐俸买给，特一时之济，不克不及永久。次查二坝水价畴前似属消耗，无济于公，应宜酌认为岁科两考卷金，倘或不敷，诸生捐添，如或有余，以做科举卷价，且恐异日更易，合行立石以垂永久。其盘龙坝递年自十二月十五日始至次年三月头龙行，每日夜水价银一钱。达摩坝自十二月十五日始至次年立夏行，每日夜水价银五分，俱着坝长收计交库，试期收领买备试卷，各庙住持不得干与，仍禁生员不得克当坝长，各宜遵守。
“水价银”即船脚，次要面向官修水利工程的受益户征收。乾隆期间，永昌府也呈现了“水利银”的征收。乾隆《永昌府志》载，永昌府每年“实征水利银二两”。水利银次要征收于保场三沟，“西山沟水利银八钱，放水二尺；中沟水利银六钱四分，放水一尺六寸；河底水利银五钱六分，放水一尺四寸”。船脚征收是官府在田多水少的情况下，通过货币体例设置装备摆设水资本，以维护水利设备和兴办社会公益的重要体例，也是水权订价和货币化的起头。
除了官府征收的船脚之外，清代民间水利灌溉中已遍及存在水租造。与船脚差别，水租由水利组织停止征收，次要用于民间水利设备的修建、维护以及举办村落公益等方面。立于民国初年的大理《南庄约私塾水碑记》逃溯了清代以来水租构成的汗青过程。碑文称：有田有水，轮牌分灌，常规也，无所谓水租也。水有租者，惟中三约则然。南庄阱水，自古分为十牌，各立名目：一下厂，二官下，三步队，四桥头，五、六古城，七抄漠，八苍生，九南庄，十季庄。有明朝古碑可证。当日按村摊分，想必无租。继而田多水少，而水乃有租矣。该地因为“田多水少”，清代即起头征收水租。如碑文中提到的季庄，据光绪二十六年（*900年）所立的《季庄水碑记》记载：河上湾自古有南庄阱季庄水一牌，十二日一轮。凡同沟共井之区，均资其灌溉焉……今将零者积之，定水为二非常，每轮或日或夜，每分租七斗，共纳租十四石，又赎得大水十九分半，中三分□旧置一分半，共计大水四分半，亦以七斗一分招租。不只用水户要缴纳水租，水分还能够用来“招租”。该地光绪十年（*88*年）的一份水利契约中也记载：立实卖水契人左大有、左大勋，因有祖遗排水半河，日夜相连，坐落伏虎寺箐内……复转卖与本姓合族天醮公项下……任随公内管业招租。延至民国，该约各村都缴纳有数额不等的水租：宗旗厂应有租四石，顾旗厂应有租二石五斗，古城村应有租二石五斗，上南庄应有租五斗，河上湾应有租二石五斗，下南庄应有租二石五斗，中南庄应有租一石，谢旗厂因有租二石五斗，罗华闭夏村应有租二石。
云南地域水租的呈现始于清代初期。乾隆年间，石屏、宜良等地已经呈现了征收水租的记载。在石屏州异龙湖流域，宝秀兰梓营村民按水班轮流用水，用水户均须上缴必然数额的水租做为公益经费。据该村乾隆四十一年（*77*年）勒立的分水碑记载：伍内原有龙树冲水贰日夜，租四石，送入本庙，但□日李极、王浩、李敬宗、王永治、张希国十九人等与孙姓控争，使银十二两扣租一石一斗五升，实纳二石八斗五升。犁花冲水，头班王铭等捐一两，应沟至底方行，或放两端井中；二班王联辉等；三班蒋永福等；四班王□……家良等。各班捐水租一斗三升，共三斗九升，送入本庙。在滇中宜良县一带，遍地积水堰塘也通过征收水租的体例来调理水源蓄放中的利益关系。上沟塘子“每年公议抽收水租，以补塘子内水淹之田”。响水沟则对军田征收水租，“每年收与水利，二月初一议事公用”。
做为水权设置装备摆设的一种形式，水租多根据受益田亩的数额停止征收。道光年间，通海县小新村堰塘照田征收水租，“照田给银，每工田，公补银三两或二两”，“水钱收归下元会”。南宁县雅户村所立的《雅户乡规民约碑》也记载了本地按田亩多寡征收水租的情况：清明水公放。清水，放者每亩三百文，包栽。洪水，放者每亩五十文。后，有添水后，每亩加一百文；概放洪水者，不取。龙潭水公放，每亩水价公议。每正月至二月初六日行。以后布施秧田、苗圃，间有余水灌田者，每亩亦是三百文。
在部门实行计量分水的地域，水租也根据“分”“班”或“日夜”停止征收。呈贡过山沟在水例分配中，左沟“分水三分”，右沟“分水七分”，因而左沟各村需要“上纳沟粮六升”，右沟则“公纳沟粮一斗九升”。太和县南阳村则根据“日夜”征收水租。水利碑记载：一拟羊皮箐水六日夜，三月十五日后一日夜做钱一千五百文，四月初十外一日夜，做钱两千文，四月二十外一日夜做钱二千五百文，蒲月初十外一日夜做钱三千文，二十外一日夜做钱三千五百文。黑龙箐水每月一日夜做钱三百文。均为乡约应役之费，亦照旧规无异。一拟羊皮箐水在六月内一日夜，议定灌田有用者做钱一千五百文，下河无用者不准做钱，亦照旧规。
水租以征收实物为主，也可纳银抵扣，如上引石屏兰梓营水租“银十二两扣租一石一斗五升”。到清代后期，水租多以货币体例停止缴纳。水租租额按照水情和丰歉而浮动，如宜良县沈伍营永济塘将受水之田分为三等，“先得水者为头，中得水者为中，后得水者为下”，水租根据岁之丰歉也按三等停止征收。水租缴纳是用水户必需履行的义务，拖欠或拒缴都可能遭到惩罚，如宜良县桥头营永济塘规定：“塘水布施秧田，必需照田收钱，为岁修之资；倘有不出水钱者，公议每工罚钱二佰文入公；塘外扯着塘水之田，必需照田上纳水租；倘有拖欠者，公议每工罚谷二斗入公。”
水租造的呈现，是清代水权轨制的重要开展。水租不只反映了水资本的价值，也是水资本产权的实现形式。水租的征收实现了水资本的有偿化利用，不只进步了水资本的分配和利用效率，并且有效维护了用水次序。清代，水租还逐步成为了村落公益经费的重要来源，除用于水利设备的维护外，还用于乡约应役、村落教育和处所慈悲等方面，促进了下层社会关系的开展。
四、水权设置装备摆设与明清下层社会
水权设置装备摆设是传统时代水利治理的核心问题。水权反映的不是人与水的关系，“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小我相关于稀缺资本利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在《本钱论》中指出的那样：“人对他四周的天然界的所有权，就老是事先通过他做为公社、家庭、氏族等等的成员的存在，通过他与其他人的关系（那种关系决定他和天然界的关系）间接地表示出来。”那意味着，水权的素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即一种社会关系。因而，需要从社会关系和社会次序的角度对传统期间的水权问题停止认识和掌握。
明清期间，云南水资本设置装备摆设固然因水资本类型和操纵体例的差别而表示出多样性和差别性，但整体的开展趋向是水权轨制进一步完美。一方面，水权设置装备摆设向计量化、定额化开展，水资本办理的手艺化和精细化提拔；另一方面，水权设置装备摆设逐渐走向不变，从水权不清到厘定水权、分定水例，最末实现了水权的不变。水权轨制的开展对村落社会关系产生了影响。
（一）分而有序：水权分配与下层治理
水资本的合理设置装备摆设是村落社会次序构成的根底。“全国有利必有争，水利关国赋民生，争尤莫免。故水利所在肯定水例。”做为水资本设置装备摆设成果的水例，不只维系着灌溉次序，也关乎下层社会次序。公允有序的灌溉次序是传统时代下层社会不变的表现，因而水例的分定也成为下层治理的重要内容。清代大理太和县河尾铺推登村烟户持久共放水源、共办伙甲，但因章程不清、水例不明，于道光三年（*82*年）分定水例。据碑刻记载：自古推登村烟户住居三巷，火甲、水利不曾派定则程，多生吵嘴。今合村公同妥议，于今年六月内，将火甲、水利分为三分。遇火甲至期，三分承办；及所挖涧水，每巷一日三分轮流灌溉。章程既定，永守陈规，其合村所存公项银两，已经三分均分执掌。嗣后，三巷人户即有盛衰，不得倚强凌弱，紊乱旧章。
清代，下层社会治理逐步系统化，赋役分摊和水利分配机造的完美代表着下层社会治理的深切。在那一历程中，水权设置装备摆设也愈加兼顾到社会效应，水资本操纵从重分配向重治理改变。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明清水权分配有两个值得留意的处所：
一是水例的分定兼顾了下层社会组织。水资本的分配间接决定于田亩坐落、地势凹凸和水源远近等因素，但明清水权分配又在必然水平上兼顾了下层社会组织，使得水权分配与里甲均徭之间产生了必然的关系。明代赵州巧邑里按小甲轮流分放。清代宜良马军村“其水每照各户门差而放”，蒙化则实行按约分放，“南庄大箐之水，一约分放一月，三约各有两分，勿容紊乱”。太和县阳南村的水例分定也是基于里甲差徭。《阳南村水例通告碑》记载阳南二村水利：据康熙存碣：北有黑龙箐每月贰拾肆日夜之小水，南有羊皮箐三四五六月共陆日夜之大水，以二村同里甲差徭并有肆贰分同放之例，寓分于合，寓让于均，诚历古不逾之例也。水例分配与下层组织的交错和堆叠，将水利分配与里甲赋役进一步整合于统一个治理系统中，提拔了下层治理系统的效能。
二是水权分配的管帐化特点更为凸起。明代的水权分配还存在按比例分配的现象，而在清代水权分配计量化、定额化的趋向之下，水权分配的手艺性加强，专业化、管帐化特征更为明显。水权分配要“公计田亩多寡之数，阐发用水多寡之份”，又要“每年估水势之深浅，按户计用”，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在清代的水利办理中大多存在一类专门处置管帐的办理群体，他们凡是被冠以“总管”“分担”“管事”等称号。在云南县，水利设备的修建和水权分配都离不开那一群体，公众还“公议酬总管一人，功绩水一寸；酬分担四人，功绩水各一寸”。尤其在公众集资修建水利的过程中，管帐流程更是贯串始末。光绪末年，云南县禾甸明镜灯、黄联署两村扩修青水堰塘和润泽海，“以拾股补缀，每股拼银一百两，每股每轮放水一日夜”。从现存的《青水堰塘润泽海碑记》来看，资金核算及水分分配都记录周详、管帐严谨。
清代水权分配体例的变革，使村落中的士绅以及水长、沟头等水利办理人员的地位更为凸起。明初，官府在水利分配中还需派水利官员“常川点闸”或临场监视，崇祯期间起头从民间佥选“水利白叟”管水和分水。到清代，国度对水利的办理由微不雅层面变成宏不雅层面，官方除了处置水利纠纷和应村落社会的恳求认定水利规约外，退出了对水利事务的详细办理，水资本的分配完全由村落社会内部组织和施行。
在水利分配中，水长、水利和沟首专司水源分配和坝堤维护，并由父母官员“赏给沟首、水利匾式，以示鼓舞”。水长等水利人员因为间接掌握着水的分配，在村落社会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士绅则通过控造水册、水规，进而控造了水利的分配权。水册、水规由士绅主持制定，士绅在灌溉次序紊乱之时“邀同合约士民，齐集文宫，公议水规”，又在古碑旧例遭受损毁时“抄藏宝秘”，召集“合村会议，照旧重修古碑”，主导了水利的分配和办理。在赵州弥渡巧邑里，虽设有水夫“巡水看守，关锁纂房”，但做为水利办理中枢的纂房，仍由士绅“掌钥”“发觉”并“依期鱼鳞周放”，可见士绅在水权设置装备摆设中的核心地位。以水利分配为中心，村落下层构成了“士绅—水长—农户”的权利构造，进一步强化了村落社会的权利差序格局。
（二）寓分于合：水权设置装备摆设与区域整合
产权的特征是排他性的，因而就水权分配而言，那是一个分的过程。但是从产权的素质看，水权做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表现，又存在着社会整合和区域整合的功用。《阳南村水例通告碑》中专门强调，水例只要“寓分于合，寓让于均”，才气成为“历古不逾之例”。也就是说，水例分配既是一个规定权属鸿沟的过程，也是一个差别利益主体合做与协调的过程，那是水权的天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配合决定的。明清期间，云南地域水权轨制逐渐完美，水权设置装备摆设也逐步走向不变，不变的水权设置装备摆设在跨村社的区域整合中阐扬了重要感化。
在一个流域范畴内，不变的水权设置装备摆设是社会整合和区域吉印通的根底。从处所志来看，明代方志中记载的“水例”和分水之造较多，而清代有关分水的记载已经消逝不见。以大理赵州为例，万历《赵州志》中记载，明代东晋湖用水有造，定西岭南多地的军民田地“水利各有定例”，北箐沟“有铜牌轮次”灌溉，黄草坝圣母塘水也以“轮放”的体例灌溉田地。到清代，道光《赵州志》只记载遍地沟洫、堰闸“旧有水例”，水例分定似已约定成俗。那能够申明清代中后期的水资本前提有所改善，但从水权开展的途径看则是水权逐步不变的表示。
明清期间，云南水利纠纷浩瀚。水利纠纷从底子上说是水权社会属性的表现。水利纠纷调处的过程，既是各利益主体之间彼此协调的过程，也是水权从不不变走向不变的过程。以太和县阳南营头、营尾二村的水利纠纷为例，据水利碑记载，阳南二村因箐水问题不竭发作纠纷，“乾隆讼矣，同治争矣，光绪丙子复大争”，“阅年余而章程不决”，光绪三年（*877年）在官府干涉下得以拟定用水章程，处理了用水纠纷，此后两村公众“盟诸心，志诸石，世世息讼无争，同享美利”。又如乾隆年间，云南县美长村、总府庄和小新庄福星户发作水利纠纷，纠纷调整之后本地士绅分定水例，编订水册，现存的《总府庄花名水海册》分为总册和子册，水册序言中详细记载了水利纠纷的颠末和水分的由来。新水册的颁行使那一带的水权走向不变，尔后三村共修水利，再无纠纷。
不变的水权设置装备摆设为差别区域、差别村子的整合供给了前提。清代，在一些坝区和流域内部呈现了因共建、共用水利设备而呈现的“水利配合体”。如弥渡五十三村自古共用南、北及马桑沟三阱之水。明清期间，“轮放各照日期，古规实难紊乱。凡放阱水，村民按期遵守”。在乾隆二年（*7*7年）、嘉庆三年（*798年）和二十一年（*8**年）立有水利碑。以三阱之水为中心，逐步构成了一套完好的用水规则，分排水、轮水两项，水规持久连结不变。以北沟阱为例，乾隆二年的水例规定不断到清末民初仍被沿用和施行。在持久的用水理论中，五十三村逐步构成了一个跨村子的团体。《五十三村公田水利碑》记载：五十三村奚以名为团体而名也，然五十三者统词也，实则八十余村焉。旧时分隶三属，所居村子，星列棋布，势如散沙。乃能集合而成团体，虽时世有古今，人事有代谢，而此团体则愈久而愈固者，其故何□？曰：“以有因以相维相系也。”其因为何？曰：“玉皇阁者，五十三村团体之总因也，而南、北、马桑沟三阱之水，及各斗醮香火之公款、公产，又其团体之分因焉。”可见，因为水源的配合灌放，本地八十余村结成了跨区域和跨村子的“团体”，构成了以玉皇阁为核心的水利配合体，实现了跨区域的村子吉印通。
明清以来，因为用水、分水而构成的配合体之所以可以构成和延续，有深入的社会经济原因。起首，水权的不变为配合体的维系供给了产权根底。水利配合体以配合获得和维护某种性量的“水利”为前提，“配合的水利利益”是配合体成立与维系的底子根底。从云南的情况来看，水权的不变使得“配合的水利利益”成为可能，从而成为了村子吉印通的纽带。其次，水租轨制为配合体的存续供给了经济根底。水租做为公益经费，次要由醮会或土主庙等村落组织收储和代管，在水利设备维护和村落公益中阐扬了重要感化。再次，水册轨制为配合体存续供给了轨制保障。水册是配合体关系的契约化、文本化表示。前文所述的《品甸王海水例清册》详细记录了本地小牧舍、高伍屯等“海下十三村”的水分情况。本地在品甸王海建有龙王庙，每年腊月三十及正月十五“品甸王圣诞”之时，海下十三村都要办会祭祀,小满节则当寡开闸放水三天，风俗沿袭至今。又如《五村会图册》在册首即记载五村士民“创修龙王、土主、圣母等项殿宇，聿修祀典”，以及尔后屡次重修的过程。由此看来，水册、水租和民间崇奉相辅相成，支持并强化了以水为根底的区域整合，为水利配合体的存在和开展供给了现实根底。
（为阅读便利，参考文献从略。图片来源于收集。）
文章转自“ 思惟战线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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