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那些年月
我爷爷是党员，五十年代末当国家第一次发起“支持边疆人民建设”的号召时，他便毅然携着家眷带队从湖南移居云南，成为第一批支边人。
我妈自幼丧母，五岁时丧父。大姨嫁到蒋家后，因不堪忍受封建家庭里的繁文缛节而双双出逃，我妈在那个小雨的天头顶一块手绢追随着他们跑出贵阳九华宫那条巷子到了云南。
我妈识字较晚，心眼不活，却分外勤奋，开始时吃力，后来便象拔萝卜一样顺了手。大跃进时，全民动员大炼钢铁，为了实现24小时建一幢厂房，学校厂矿随处可见炼钢的炉灶，炼出若干乌龟铁。三年自然灾害后，全国人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教育下马，学校停课，全力支工支农。姨父因为出生不好，被纳为“特嫌”人员收进五七干校，生活陷入窘境。我妈不肯再做伸手派，“上山下乡、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大有作为”的口号叫响时，她自作主张地报名去了版纳。
初到版纳，我妈直接下了连队，与我爸一家相遇。连队是由若干支边、知青人员组成的最小个体，连队的上面有分场，分场的上面有总场，总场的上面是农垦分局。农场的人与当地农民一样出工、劳作，区别在于，他们享受国家拨给的微薄工资和口粮。那是一个特殊历史环境下形成的特殊群体，也就是吃国家粮的农民。
那时的版纳，既使是景洪州府也没有“头顶香蕉，脚踩菠萝”的胜景，一切都处在初始状态。人手一把砍刀，成天地伐木、开荒、建屋、播种。四清工作队来的时候，我妈与我爸已在连队割了三年的橡胶，四清同志发现学校师资匮乏，而昆明女中的高材生却在乡下割胶，立即做出英明的指示。65年我妈调到分场当教员。
我爸是个脑袋灵光的人，辍学过早，却十分好学。我妈任教后，他下了工便不远数十里地跑去学校找我妈借这问那。那时候他梳着小分头，头发用水抹得油光可鉴，穿件蓝白条的海魂衫，眼睛很大。因为擅长耍笔杆又写得一手好字，很快惹得我妈侧目，也逐渐成为农场里的文化骨干。正当版纳州报与总场皆有意将他挖走时，农场来了窜联的红卫兵，文革在那一年拉开了序幕。
在红卫兵的启发和推动下，派别纷争风起云涌，今天你唱红，明天我唱白，架不住几阵翻来覆去的折腾，我爷爷做为当权派被推上了批斗会，而没多久，我爸也以什么狗腿子、黑笔杆的罪名步了他的后尘。
由于同事的揭发，我妈那早逝的父亲被革命小干将们抖了出来。我外公据说是个国民党时期的县太爷，家有良田老宅雇佣妻妾。而事实上，我那传说中的外公确实于民国时期有过一份传说中的差事，只因出生书香，十足一副读书相，实在辜负了那份差事。偏又好客，不懂经营，家里日日高朋满座，敌我不分，日久天长下来入不敷出，常常是前厅设宴，后院差着妻小上当铺。
因了那些没落家史，我妈很快成为一个不宜接近的问题青年，偏偏我爸那时正热烈追随着我妈。组织上念在我爸三代贫农，根正苗壮的份上，多次找他谈心、谈话、直至谈判，要他与我妈划清界线，意图救其于水生火热。不料我爸一门心思和“小资产阶级子女”打成一片，很有点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气魄，批斗会一散，就跑到我妈任教的学校交流思想。我爷爷受组织差遣，就我爸与我妈来往的事专门找我爸摸过底。我奶奶对阶级斗争历不感兴趣，对这事却出乎意料地响应了组织，她的出发点到也单纯，希望我爸能说个湖南媳妇。
那时的会真多，高音喇叭一喊就得小跑着去，我奶奶就是在那时学会了老三篇，愚公移山、白求恩、张斯德，她到七十多岁还能睁着眼睛背个八九不离十。批斗会的高帽子要求由挨批的人自己糊制，我妈给我爸糊了好多，散了会就帮他存着，稍微旧了，就换新的。原本沮丧的事儿，被他们一来二去，还弄出些浪漫。提及那段往事，我爸至今仍是一副自得的派头，我却笑他趁人之危，大多时候他皆不以为然，在他四十岁本科毕业，五十岁拿下高职的时候，他开始为自己指正：书又读得少，爹妈又si得早，我不要她，谁要哈？！
“为了革命，我们来自五湖四海。”7年的抗战，我爸娶了我妈，动荡的岁月，促成他们的相遇成行。
我哥生于七十年代初，那时候知青队伍里小孩尚不多，他生得眉清目秀，有糊满泥巴也不嫌脏的美名，人称“阿尔巴尼亚”，抢足了风头。
我出生的时候七十年代已走了大半，我们全家从橄榄坝调到了景洪分局。在我出生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妈一直在拌沙、和泥、打土基，那时候“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刻在刀柄上，谁都不敢怠慢，跟我妈同时有孕在身的车间主任的老婆却在芒果树下养得挪不动窝。
景洪城被澜沧江拦腰分成两块，州医院在江南，我们住江北，以景洪大桥为界。我爸是个坐不住的人，我妈临产前，他骑一张28寸的大永久，把我哥放在前杠上打仗似地来待产室，呆不了五分钟便回去，然后重新打仗似地卷回来。他的风风火火让我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认为他与孙悟空有一定的厉害关系。
我生在医生交班的黄昏时分，那时候我爸仍在江北与江南的路上，他是那么的不知疲倦，却不知生孩子的人也要吃饭。我想象不出我妈在临产前的几十分钟，是怎样迈着猫步躲过医生的视线去医院外面买吃的。那是一种很硬的饼，上面点了几粒芝麻，五分钱一块，在后来的日子里我靠那五分钱的芝麻饼磨掉了所有的奶牙。
我生下来的时候特别有肉，躺在秤盘上稍微运点内力就能突破4000克，与我哥出生时一样，我的头发乌黑油亮，天生就有一寸来深。
我出生后，文革的热浪基本过去，爷爷奶奶我爸我妈回到各自的岗位安守本份。后来，我入了托，我哥到了学龄，被我爸抓去上学，那时入学不消伤脑筋，只消抬起右手沿头顶，横抓到左耳朵就算录取。我哥很快被栓进厂办的学校里不得动弹，那时候还没有幼儿园，我从托儿所毕业后，突然有些流离失所，车间主任家的大丫头与我一般大，我们很快混到一起。
自从有了我之后，我爸那辆大永久的前杠便成了我的专位，我哥退居后座。我爸还是一样坐不住，他时常把我放在永久车的前座上东颠西跑，然而总是在支好脚架的时候说，别动，一会就回。那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等待，即使我眼睛都不敢眨一眨地坐在位子上，也仍多次与永久车一同壮烈倒地。
来到景洪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住在土基房，上面是草排，四壁是土基与竹篾。有个叫陈火根的邻居，上海人，吃面喝汤的声音震天响，我花了很长时间学习那样的声音，而他总能把鼻尖也呼噜得顶满晶莹的汗，那个效果我无法校仿，只好弄些水珠自己洒在鼻尖上。
我们在院里种过木瓜与桃树，那木瓜老得空了心，我爸在树下掘了个大洞，蓄上水。我喜欢傣族装黄鳝的小竹篓，缠着我爸上集市买了多次，每次都只留着篓子玩，抵si不吃篓里的活物，我爸只好把那些黄鳝都放到蓄了水的洞里养着。某次，我妈坐在树下大洗，一时失手将大盆里的肥皂水灌进了洞里，洞里顿时横尸遍野。
桃花开得那年春天，我们从土基房搬进了平房，那是一个很大的通间，白墙青瓦，抬头看得到梁。通共两道门，一前一后，一眼望穿。屋子后背球场，植了柚子和太阳花，前面是自己搭建的火房，植了三年生的芒果和一蓬疯长的野月季。
平房的间架很大，我爸迷上摄影的时候，给房子装上了天花板，天花板的上面成了他冲洗相片的暗室。一把木梯上去，正方的盖子打开、合拢，梯子一抽，看不出丝毫破绽。无数次请求后，攀着那把木梯我上去观摹过几次，暗室给我的印象除了红还是一片红，那光线刺眼却也喜庆。
我爸真是聪明的，破旧的五磅水壶拿掉内胆之后，装上大小零件便成了扩相片的工具。那些白纸用镊子夹着放到盛水的溶器里一晃两晃就晃出了人影，他还用黑纸剪许多缕空的图案，怎么弄一下，洗出来的相片就有了花边。
单位附近有很多驻边部队和傣族寨子，我爸经常在业余时给部队与寨子里的男女老幼拍照，当他捧着120的相机把移花接木等技术玩得很转的时候，他收了两个徒弟。一个是河南站士小刘，一个是傣族岩温。小刘很好学，岩温学不好，小刘退伍的时候我爸把所有的技术给教给了他，离开版纳的时候，我爸把所有土洋结合的摄影器材留给了岩温。后来听说，小刘回家乡后开了影楼，日子过得不赖。岩温在我几次回版纳的时候仍带着妻小住在那幢破旧的竹楼里，日子过得很酸。
当我已经可以自如地爬到玛里甘树上趁凉的时候，厂里的孩子渐渐多了。我与车间主任家的大丫头玩不到一块，她妈嗓门大，名字里带个“娥”字，一叉腰站在球场上可以把树叶子喊下来。邻居家的英子与我较投缘，她妈的嗓子更大，四川人，哪怕与你咬耳朵也是麻麻辣辣上下跑气，这样想来投缘与嗓子大小并无关系。
英子比我小半岁，大眼厚唇，比较听话。她哥和我哥一个德性，见到我们就只会撒丫子跑。那时候大孩子总不屑与我们玩，而我们也竭力甩掉更小的孩子。有个与我哥一般大的女孩，名小钟，她健康的皮肤乌黑的头发，以及她耳垂上象傣族蒲哨那样穿戴的耳环，令我们着实艳慕。我曾想办法从我妈办公室顺了几颗订书针，拿红宝书的塑料外壳歪七扯八地剪了几个小片片穿在订书针中间，两头对折后生生地卡在耳垂上，现在想来，那算是耳环最早的雏形，滋味不够好。
小钟令我最深刻的事还数与她骑车。当我哥还没有机会碰我爸的永久时，她从她家里偷着推来了她爸的大永久。在球场上招摇了几下之后，她问谁要坐她的车子？我们在一旁早看得目瞪口呆，想都不想就奋不顾身扑了上去。在众多羡慕的目光下，我很光荣地坐到了前杠，英子坐在后座。厂门口到球场是个长且陡的坡，她带我们从厂门口照直往下冲，很是神勇。谁知，她的驾驶技术经不住考验，没威风几下，拐了几拐便撞到锅炉房前的电杆子上，我以最快的反应从前杠上飞出去，一头栽进电线杆旁的煤渣里。
不记得怎么回的家，那天晚上，我猫腰坐在火房的蛤蟆凳上，不声不响，头脑一片空白。
第二天醒来，我被我妈的惊叫声吓得不敢出气，我妈扯我到镜子前，指着镜子里的我啊啊地舌头都打了结。我看到镜中的自己，两只巨大的黑眼睛占据了脸上三分之二的面积。我两眼一黑，双腿一软，没想到事情会败露成这个样子。我妈慌手慌脚地找来云南白药，抖了两勺，活生生地给我灌下去，她没骂我，也许是没顾上，我放了心，开始回味白药的寡腥味。后来，小钟的爸爸来家里道了歉，我妈知道了事情原委后，把我关了禁闭。小钟她爸平时好酒，脸上时时呈现着脱了水的猪肝色，平时见了，我们都要低头快走。在禁闭的几天里我猜想她已经被她爸收拾得遍体鳞伤。喝酒的男人野蛮，我自作主张地给男人与酒下了定义。
那年的国庆，街上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很是热闹。爷爷带着我们上街看展销，他一时高兴，便买了甜白酒给我们吃，那是用糯米特制的一种几乎没有度数的甜品，我头一回尝到，没有轻重地吃了很多，回来的路上就有些晕头转向。那晚，老姑从橄榄坝乘船上来走亲戚，我与伙伴在球场上疯跑。
厂里的铁牛拖拉机停在球场边上休息，在几个大孩子的吆喝下，我们呼拉一下嗡上去，甜酒在肚的关系，没费多大事我便攀了上去。铁牛拖拉机的后车兜与驾驶座离着很宽的距离，微量的酒精令我目测失误，毫不犹豫地，我做了个令人惊讶的动作，抬脚一步从后车兜直跨到驾驶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我果断地从两米多高的车兜上直摔而下。神智从那里中段，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横躺在老姑的腿上，当时，她与爷爷还在火房昏黄的灯下叙着话，一张大手胡乱地在我头上抹着，象在驱蚊子。
我是那一次被老姑带回了橄榄坝，她喜欢我，我却怕si了她的小儿子。老姑家有个很大的院落，粉墙黛瓦。院里有树，树上有果，树下有狗，还有池塘。院子的一侧有堵半矮的墙，墙那边住着另一户人家，那户人家有个与我一般大的女孩，她与我隔墙相望，递了几个眼神之后便心领神会地玩到了一起，她家大人叫她小三。在我客居的十天里，我天天攀着墙，在无法安心午睡的时间，小三小三地低声唤她，象知了一样寂寞。
老姑待我到溺爱，她凭空地为我设想出许多不吃的东西，于是，我享受了超星级的待遇。每餐都有单独烹饪的饭菜，总能得到一尾鱼，由一只方凳整齐地放着，方凳紧挨着他们吃饭的大桌子，当我在比方凳还矮的圆凳上坐下的时候，头顶正好与桌子齐平，看不到桌上的菜，看到桌下很多脚。
妈妈有亲戚从省城来橄榄坝小住，特意拐来老姑家看我，他们带来一个比我略小的女孩，打扮入时，酷似画报上的洋娃娃。她是那么矜贵娇嫩，十个指头涂得尤其惹眼，不同于我们用凤仙花包出的样子，她让我头一次见识了指甲油。
说真的，我很好奇却并不野蛮，当她从兜里摸出那个神奇的瓶子时，我并没有去抢，只是巴望着她也能让我抹一点。她终于旋开了瓶子，用瓶盖上的小刷在我两个拇指上轻轻醮了几下，她命我自己用指甲抹开，我吃力地把不多的指甲油分布到十个指头上，很快便将自己弄得一塌糊涂。当天夜里，我迟迟不肯洗脚上床，怯怯地坐在屋子中央，捂着双手垂着头。当我发现怎么也弄不掉那些乱七八糟的红渍时，心里开始徒生厌恶，它们让我整夜地忧心忡忡。
离开橄榄坝的那天，小三不在，我站在凳子上攀着墙头一遍遍地喊，比知了还要寂寞。
我妈做了统计之后每年都有公差与探亲的机会，我无人看管，得以左右追随。那年我妈带我到瑞丽出差，当时的长途客车开得很慢，车上的旅客也没有现在那么戒备。有位年轻的姑娘与我们临座，我至今记得她那条黝黑的长辫子。她喜欢我亮嗓门的歌声，我爱慕她柔软的辫子，我们很快两情相悦地粘到了一起。那晚司机带我们到一个地方泡温泉，人太多，需排队等待。那姑娘与我妈坐在一口盖着石板的枯井上说话，我站在井盖上，伏着身从后面玩着她的辫子。天蒙蒙黑的时候那姑娘冷不防站起身，我突然失去依靠，一失脚从井盖上掉下来，在落地的瞬间，她向上撩了下挎包的带子，那是一只上海牌的黑色旅行包，包侧边上的活动钩不偏不移地直穿进我的鼻孔，她毫无查觉地开步走，我哼了一声，我妈伸手拉我时发觉不妙，把司机叫来打着手电一看，我妈差点当场晕倒。
我是彻底忘了有过什么疼痛，据我妈说，那情景她不愿再看到第二次，没有一个人想得通那挎包带子上的铁钩是怎么钻进我的鼻孔，然后再破鼻而出。司机用钳子把铁钩咬断后，火速带着我们就近找了间卫生院，虽然穿通了皮肉，好在没有碰到大血管，缝针包扎前前后后我竟没哭一声。我妈至今认为我对肉体上的忍耐很有些男儿血性，其实不然，我对她责骂的担忧远远胜过于肉体上的痛苦。而那一路之上她对我饮食上的严格看护，也使我奇迹般地没有留下任何为之破相的疤痕。
我爸收了解放军做徒弟之后，我对解放军的理解超越了对压缩饼干的渴望。他们都有番号，“幺四洞、酒十二”，美妙而神秘。那时的业余生活极单调，部队与厂矿经常轮流放映露天电影，当时的人们精力旺盛，只要得到消息，顶风冒雨都会拎着凳子去占座位。当然也有扑空的，却也不气妥，一伙人嘻嘻哈哈地打着手电，穿梭在萤火虫与蛙鸣的夜色里，心满意足。
那时候汉族多少有些歧视少数民族，哈尼族住在山里深居浅出，与汉族接触最多的当算傣族，傣族从不拎凳子抢座，他们总是自觉地跑到荧幕背面，站着或抱几块鹅卵石垫着看反电影，我跑到荧幕背后看过，向爸妈汇报时伺机替自己找到试用左手的理由，因为反电影里的人们吃饭穿衣皆是反的。
为了方便看电影，我们专门上街上买了四只藤编的傣族凳子，大中小最小，人手一只。有一次，中途逢暴雨，我们在暴雨中坚持看完最后一个镜头，然后我爸的永久车发挥了史无前例的作用，他前面载着我哥，背上背着我，后面载着我妈，头上顶着藤编的圆凳，一家四口神采飞扬地狂奔在回家的路上。
现在想来，我爸真是模范的，而我总是在电影即将散场的时候徉装瞌睡得睁不开眼睛，只为赖着让他背我回去。便宜占得太多，终有一次失算，有一次被我爸拖着蹭都蹭到家门口了，楞是不肯再走一步，我妈突然温柔，背起我绕到球场上逛了一圈算是补偿，我挣扎着下地，羞得无地自容。
70年代末，知青能走的都走了，我们那排平房住进了几个新招进厂的青工，他们二十啷当岁，正值风华。版纳天热，他们时常裸着半个身子在门前那个高高的水龙头下冲凉，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会把那个稀罕的饭盒那么大小的单卡录音机开得山响。我伏在他们的窗台上听了人生第一出歌伴剧《水仙》，讲述一个风尘歌女水仙的甜蜜与辛酸，还有一首调子轻快的歌，“对面的香蕉树上结满了香蕉，阿妹哭着对我要要要要要……”，我不知道那些忽而甜蜜忽而辛酸的情节实为何意，只觉调子悠美，而不中断地唱出那么多的“要”字已足令我念念不忘。
那一年我家买了唱机，蓝色的塑胶外壳，方方正正，我爸选了许多唱片回来，有儿歌、相声、电影、还有几出湖南花鼓戏。我妈勾出几张唱片，决意让那些相对规范的东西定下我的神智。
终于我也到了被收编的年纪，除了天生对数字缺乏合理的概念之外，我基本上算是智力正常的孩子。记得进学前班的头天晚上，我妈把我支在凳子上迫着我认闹钟，一点十五，二点三刻，直把我愁得打瞌睡，我妈大怒，桌子一拍，终于让我清楚了时针与分针的关系。
那年我已五岁，一段流光飞舞的岁月。五岁后的相片上，我不再有肉，孩子面上通共剩下一双眼睛，眼里有光，闪闪地一路跑开，越跑越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