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个故事丨中国的“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文明印刷所的故事

中国的“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

——文明印刷所的故事

茅盾先生有一篇著名的散文，叫《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介绍了*90*年至*90*年斯大林与其他革命者曾经在这个“地下印刷所”秘密印制革命报刊和宣传品。茅盾先生用准确生动的语言再现了这个隐蔽性极强、结构精妙又颇具革命浪漫气息的印刷所，令人读来不禁有探险之感。无独有偶，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也有这么一所革命的秘密印刷所。

*92*年初，在公共租界的热闹地段，新闸路**8弄2*号（今新闸路大田路口），挂出了一块不甚醒目的牌子：文明吉印通局，亦即文明印刷所实体之所在。这便是经倪忧天建议，由杨杰（毛泽民）同志报经中共中央出版委员会批准而成立的，负责排、印、制型和制本等业务的综合印刷厂。

当时的新闸路**8弄2*号是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位于西斯文里。这里，周围交通四通八达，还有福新面粉厂等不少中小型工商户以及众多寺庙、教堂、同乡会馆和公所。这样的环境比较利于 秘密印刷所隐蔽。与此同时，在新闸路的另一头，还有着另一家中共中央重要 秘密印刷机构中兴印刷所。因此，一条新闸路上，出现了两家中共中央重要的 秘密印刷机构——文明印刷所和中兴印刷所，一西一东，为安全起见，他们互不往来。

文明印刷所遗址旧照

文明印刷所的设备主要是由原青云桥印刷所搬迁而来，负责排印党的内部文件和公开查禁的书籍。审核流程上，所有印件皆由毛齐华专程护送到杨杰（毛泽民）同志手上。自此，文明和中兴两个印刷所的总负责人都是倪忧天，由毛齐华担任具体经办与联系人，并兼任两厂党支部书记。

不出两个月，两家印刷厂就已经扩至20多名印刷工人，骨干多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学徒则多为中共领导人的子弟，政治素质高，组织纪律强。

中兴印刷所旧照

但受限于现实，环境和劳动条件都比较差，厂房面积原本就小，而机器却都是大块头，操作工人脚下几乎没有立锥之地，只能在机器底下钻来爬去，老实说，安全隐患的确不小。但为了吹响革命的号角，把党的先进思想广为传播出去，大家的责任心和工作热情都空前高涨，从来无人抱怨。

尽管条件艰苦，但没有人将此仅当作一份养家糊口的差事，更多的是将其视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崇高事业。

随着上海工人运动的日益高涨，军阀政府和租界巡捕房对印刷所的管制格外严酷。今人可能会问，既然如此，文明印刷厂又凭什么能在上海白区长期存活下来呢？非常时期非常道，文明印刷所自有一套独特的生存本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纪律严明。当时，印厂的所有人员都被要求断绝一切社会往来，甚至要切断与家人的通信，同时，不能随意上街，不能参加集会、结社、游行等活动。外出执行任务必须随身携带钝器、酒瓶一类的近防武器。大家都坚信，自身的安全也是组织的安全。

工人们自觉遵守各项规定，没有加班任务时，都会主动聚在一起学习。中央出版委员会的负责人郑超麟、王若飞、杨杰（毛泽民）、彭礼和等人都出席过文明印刷厂党支部的民主生活会。

有一天，王若飞同志来印所视察工作，见工友小李从门外低头进来，眉角挂着彩，便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小李支支吾吾讲不出个所以然来，王若飞感觉事有蹊跷，便找来倪忧天询问此事。倪忧天起先一怔，但一听是小李，最初紧张的神色稍稍舒展了些，回道：“你是说小李啊，那我心里的大石头就算落下一半了，这个人觉悟高，手脚麻利，行事谨慎，更重要的是懂得随机应变，应该不会出什么纰漏，准又是他媳妇干的，我这就去跟他核实一下。”言毕匆匆出门赶往车间。

一刻钟后，倪忧天面带轻松笑意回来跟王若飞汇报。原来，近来毛齐华去外地公干，给杨杰同志送印件的事就交代给了小李。基于效率，小李通常会走一条最短且巡捕不常巡逻的路线，而那条路恰恰经过他自家门口。小李不巧被媳妇撞见，那是个心直口快又彪悍的女人，怀疑自家男人在外面有见不得人的事，无论手上握着什么，举起便打，小李只能躲着她，可也难免吃点皮肉苦头。“就是这么一回事，毛齐华临走前之所以把这么重要的事交托给小李去办，足见对这个人是很信任的，事实上小李也的确是个值得信任的好同志。”

就在这狭窄逼仄的西斯文里，文明印刷所曾先后印发了著名的《布尔塞维克》和《红旗》等刊物。

《红旗》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印刷机构屡遭破坏，厂址也数次迁移，但在印刷工人们的努力坚持与顽强奋战下，党的 秘密印刷工作一直坚持到*9**年2月，因白区斗争环境进一步恶化， 秘密印刷厂向外地转移，完成了它在上海的光荣使命。

（转自：“岁月静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