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记]玛莎大婶

　　玛莎大婶

　　玛莎大婶是俄罗斯的犹太人，五十多岁，在苏联还没有解体前，是苏日合资企业“萨芭拉”餐厅的经理。日语中的樱花中文翻译成“萨库拉”，俄语翻译成“萨芭拉”，“萨芭拉”餐厅坐落于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市卡尔马克斯大街头上的共青团广场旁边，是当地最好的餐厅，当时的莫斯科也没有几家餐厅能和“萨芭拉”相比。

　　合资企业的苏方是远东渔业生产合作社，在全苏联都食品匮乏的年代，“萨芭拉”有强大后盾提供丰富的海产品和其他的副食品。加上豪华典雅的装修，漂亮的女服务员和周到的服务，更使“萨芭拉”远近闻名，而这一切都和玛莎大婶的领导分不开。玛莎大婶集尤太人的精明和俄罗斯妇女的勤奋于一身，她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餐厅的管理和建设上，使“萨芭拉”餐厅红红火火，名声在外。

　　玛莎大婶象多数俄罗斯中老年妇女一样身材很胖，但是行动一点也不笨拙，跳起舞来也不比年轻姑娘差到哪去。她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时时处处都象个慈祥和蔼的长辈，什么人和她在一起都不会感到拘束。

　　我第一次见到玛莎大婶是在一九八八的冬天，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势头正猛，中苏两国的边境贸易也是刚刚兴起。一些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青年知识分子不甘深宅大院里的寂寞，在那全民经商的大潮怂恿下，拖泥带水的穿着鞋就下了海。也是当时的政策要求，各行各业不管你是哪个委、办、厅、局的，都要有自己的公司，都要搞边贸，我们那个城市一下子冒出了一百八十多家有边贸权的对外贸易公司。我们几个拿着科研人员的工资却又不安分守己的年轻人也跟着弃研经商，象初生的牛犊一样的冲入了商海。我这个边贸公司的经理，不要说企业管理，就连起码的成本核算也不知到如何下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干起来再说。没有钱，没有象样的办公室，怎么开展外贸呢？总不能都骑着自行车去接外商吧！本经理急中生智，先接下边贸局出版苏联企业名录的活，翻译、校对、印刷、装订，象这种繁琐的工作其他外贸公司是不屑一顾的，而这恰恰是我们的强项，大学、研究所里懂俄文的多的是，又没有什么文法、语法，只是些企业的名称、地址、经营范围、联系电话等等，按当时的规定，外文翻译费是每千字七元，本经理按十五元付，都是业余时间加班加点干的，和研究室、教研组无关，让从没见过大钱的青年知识分子们也实惠了一把。

　　一个月下来交了活，净剩了三万五千元，租了两个马马虎虎的办公室，买了辆双排座的微型货车，轮到我们下海练练了。朋友介绍说玛莎大婶的企业要找一个中方的公司做易货贸易，当时的边贸公司是没有外汇结算权的，只能是以货易货，恰逢苏联国内轻工业品匮乏，而中国国内又急需苏联的钢材、木材、化肥等原材料，两个强势互补的大市场，使中苏两国的边境易货贸易着着实实的火了几年。我们立即给玛莎大婶的发去了邀请信，按照惯例我们邀请的苏方客人在华的一切费用由我们负担，我们出访苏联境内的费用苏方负担，在邀定的时间我们开着我们的微型车，大大方方的到了机场迎接我们第一个贸易伙伴。玛莎大婶是一个人来的，我们把最好的位置前排右座留给了她，我和副经理、翻译三个人挤在后排，因为是冬天大家穿的比较多，更显的拥挤不堪，玛莎大婶大约有一百公斤重，强挤进车里，我们的微型车明显的向右前方倾斜了，还算运气，一路顺风来到我们安排好的宾馆，我们安排了丰盛的中餐给她接风。玛莎大婶谈笑风生，显得兴致很高，给了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生手吃了个定心丸。

　　玛莎大婶和我们签定的第一个合同是用他们的明太鱼换我们的大豆色拉油，明太鱼是加工鱼片的主要原料，在我们这里非常抢手，很多厂家和水产公司的人都是带着钱在口岸等货。玛莎大婶回去没有多长时间，一个机列的明太鱼就到了口岸，我们马上带了卖鱼的钱去了加工色拉油的三江食品厂，一个车皮的色拉油很快就发到了哈巴罗夫斯克，玛莎大婶对我们的效率和发货的质量都很满意。从邀请玛莎大婶来哈尔滨到收到电报确认我们的货如数收到，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因为是玛莎大婶先发的货，我们做的是无本的生意，赚了十几万元不说，更重要的是奠定了我们和玛莎大婶之间互信的基础。玛莎大婶从他们的渔业生产合作社调拨明太鱼给我们也不用先付钱，她收到我们的色拉油以后，只留了一小部分在餐厅自用，其余的都投放市场零售，赚的钱比我们还多。很快我们就收到了玛莎大婶的电报，邀请我们到哈巴罗夫斯克签订新的合同。

　　当我们西装革履的走出哈巴罗夫斯克机场时，玛莎大婶带了好几辆崭新的日本轿车来迎接我们，在当时的苏联日本轿车可是不多见的。先到酒店住下，然后带我们参观他们的餐厅、办公楼、仓库基地，最后来到餐厅二楼的单间，我们第一次领教了什么是俄式大菜。红色的鲑鱼籽酱、黑色的鲟鱼籽酱、一尺多长象胡萝卜一样大的螃蟹腿、大片的鳕鱼、红菜汤等等，各种各样珍贵的海产品在玛莎大婶的餐厅里是应有尽有。玛莎大婶开玩笑说：在俄罗斯只有“玛菲”（俄语中的黑手党）才能象你们这样用勺子吃鱼籽酱。这个玩笑在八十年代末的苏联并不夸张，尽管我们无论是在企业规模上、商业经验上、甚至于年龄都和玛莎大婶他们相差甚远，可是我们还是成了最好的贸易伙伴，我们是以“儒商”的诚恳和敬业精神，博得了玛莎大婶的信任。随着双方贸易的发展，我们的小公司也逐渐壮大起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我们和“萨芭拉”餐厅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

　　玛莎大婶常对我们说：俄罗斯男人们的精力都放在航天、航空、航海或者军队里面了，他们退休后才到我们这样的企业里面做司机、保安，社会生活的重担都落到我们妇女身上。在前苏联时期的确很多经济部门的领导是由妇女来担任的。玛莎大婶在事业上算得上是个女强人，而在生活上更多的是勤劳和朴实。我们在哈巴罗夫斯克的时候，赶上节假日玛莎大婶经常带我们到她家的别墅，俄罗斯人几乎都有自家的别墅，这种别墅不象欧洲贵族的乡间别墅，更象我们常说的自留地，种植的蔬菜、水果、花卉都是自家用的，而且很大一部分的需求来自于此。玛莎大婶自制的草梅酱、苹果酱、和各种各样的蔬菜罐头足够全家一冬天的需要。在一个草梅收获的季节我们又随玛莎大婶来到别墅，玛莎大婶头系一帕方巾，腰扎一条围裙，俨然一付家庭主妇的模样，老伴是典型的司机加下手，我们几个成了摘草梅的小工，我们把摘下的草梅放到小路边，玛莎大婶的老伴收集好搬到小木屋里，玛莎大婶再把新鲜草梅加工成草梅酱罐头。小半天下来，大家在蓝天白云下席地而坐，吃着抹好黄油的黑面包，喝着玛莎大婶做的苏泊汤，草梅粘白糖更是管够，我们这些在城市的楼房和马路中间长大的人，很少有机会感受这种生活。在一个带节假日的长周末，玛莎大婶让渔业合作社派了一艘小型作业船带我们来到一个海岛上，船上有潜水装置，我们支起鱼竿钓鱼时，两个潜水员下到了海底。我们钓上了好几条活蹦乱跳的扁口鱼，潜水员的收获更大，十几个大海参，一篓巴掌大的扇贝，都是活的。吃饭的时候玛莎大婶对我们说：“海参在你们那里是好东西，俄国人并不喜欢吃，芹菜在我们这里只用叶子做配菜，菜梗全都扔了，在你们那里正相反。”一见小事充分反映出两国之间经济贸易的互补性，谁人不知俄国的舰船飞机世界闻名，又何人不晓中国的轻工业品工艺品举世无双，正是这些差异奠定了两国贸易坚实的基础。

　　玛莎大婶来我们的城市，从来不肯住最豪华的宾馆，每次都是要住在紧邻边贸集市大街的普通宾馆，尽管我们再三劝阻，时间长了也只能是主随客便了。玛莎大婶每次来都要带一些俄罗斯的小玩意，在市场上换一些她喜欢的中国工艺品，我们几次想知道她对什么最感兴趣，想送给她或是去哈巴罗夫斯克时带给她，可她从来不给我们机会，只要我们在，她从不表示她喜欢什么。有一次例外，那是我们带玛莎大婶到南方城市广州选货，在牛仔服装工厂，她拿着一件羊羔皮毛里子的牛仔服大衣爱不释手，因为她的身材太胖，没有一件合适的，可是她还是在挑来挑去，恋恋不舍，我让工厂按玛莎大婶的身材订做了一件，当大衣送到宾馆时，玛莎大婶拿出我五十美元，一定要我收下，怎么说也不行。每次来我们这里玛莎大婶都不让我们安排早饭，午饭和晚饭也很简单，有时就在宾馆房间里拿出自己带来的黑面包和熏鱼，倒上一杯热茶完事，理由是她在减肥，不能吃太多。有一次我们的轿车撞到了一辆违章行驶的卡车上，虽说是有惊无险，还是把我们吓了一跳，玛莎大婶的腿被前排车座碰破了好大一片，她只是同我们到医院里简单的处置了一下，坚持和我们继续工作到结束，脸上一直挂着往日的微笑。假日里我们租了一条游艇，沿松花江向上游开去，两岸秀丽的风光尽收眼底，在一片美丽的大沙滩上，我们支起了大伞、桌子，摆上各种各样的水果、饮料。玛莎大婶每次到中国都对我们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尤其是五花八门的水果赞不绝口，我们也从不吝惜展示我们优势的机会。酒足饭饱后，尽兴而归。临上船前，玛莎大婶拿了个塑料袋，把被踩到沙子里的啤酒瓶盖，饮料瓶盖一个一个的挖出来装到袋子里拎到船上，这件小事牢牢的记在了我的心里。

　　玛莎大婶为餐厅的仓库基地向我们订购了四个装配式冷库，按合同规定应由我们安排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前往哈巴罗夫斯克负责安装调试。我们从位于河北省的生产厂家将四个装配式冷库的散件装了两个车皮发往哈巴罗夫斯克，回到公司等候玛莎大婶收到的通知，准备带上技术人员前往安装。过了两个星期，玛莎大婶来电报说：货已收到，我们根据随车资料进行了安装和调试，验收通过。我们不用派技术人员赴哈巴罗夫斯克了，节省了很多费用，我向玛莎大婶表达了我们的谢意，她却说：不安排接待你们的技术人员，我们也节省了很多费用。

　　中秋节前，我们包租了一条三百吨的内河货轮“龙货*02”满载着给玛莎大婶发的货物，沿松花江经黑龙江开往哈巴罗夫斯克，我随船前往。船上装着大米、啤酒、色拉油和“萨芭拉”餐厅扩建所需的家具、卫生洁具、餐具等等。船到港时，玛莎大婶早已是满面笑容的等在岸边了，报关、报检后，到港里安排卸货，过了好长时间，玛莎大婶从港口大楼里出来时脸上失去了往日的微笑，满面愁容的说港里以起重机故障为由拒绝卸货。我让她带我见了港长，请他安排人工卸货，我们可以付加班费。港长说苏联的劳动法规定人工搬运的货物包装不能超过五十公斤，你们的大米包装是每袋九十公斤，卸你们的货是犯法的。我说那我们安排我们自己的船员卸货，港长又说你们的船员没有在苏联的工作签证，不能上岸卸货。玛莎大婶说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留下百分之三的大米、色拉油、啤酒由港上直接易货给我们，否则有一百个理由不卸货。我建议玛莎大婶赶快答应他们，每耽误一天我们都要给船务公司交纳滞港费，损失更大，除了大米我们要到北京办出口许可证外，油和啤酒马上就可以发货。玛莎大婶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答应了港长的要求，起重机很快就“修”好了，在给玛莎大婶卸货的同时，两条跳板搭了上来，港上的工人等不急了，亲自上船搬运他们的那一份了。每个人扛一个大米袋子健步如飞，我对站在一旁的港长说：你的工人违反劳动法了！港长笑了笑说：“当你在自己家给自己干活的时候，能拿多少拿多少就是唯一的法律”到也是直言不讳。经协商港长按废钢材给了我们一些破旧的集装箱，后来这些集装箱修理了一下又卖给了中国的船务公司，支付我们的运费了。

　　卸完我们的货还要装玛莎大婶给我们的化肥和木材，中国的中秋佳节来到了，正在装货期间的船员们不能离船，玛莎大婶从餐厅里拿来了蟹腿、熏鱼、鱼籽酱送到船上，我叫上两个船员一起想搬两箱已经卸上岸的听装啤酒来，站在岸上的海关官员硬是不让往船上搬，说是报关落地的货已经是苏联的了，往中国船上拿得先上莫斯科办食品出口许可证。没办法我们干脆从船上搬了两个桌子，在苏联的码头上会餐，头顶一伦中秋明月，耳听黑龙江水拍岸的涛声，品尝俄国的鱼籽酱和中国的啤酒，在异国他乡过中秋节别有一番情趣。

　　后来中俄两国间的易货贸易急剧萎缩，和很多中国公司、厂家急功近利，假冒伪劣商品充斥边贸市场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和玛莎大婶也都深受其害。我们在厂家订购了三十万听听装饮料，装了两个车皮发往哈巴罗夫斯克，厂家用了劣质的铝罐包装，前两个星期还看不出什么，顺利通过了商检，车皮还没有出境就开始出现渗漏，出关时一百多箱被挑了下来，到了哈巴罗夫斯克开始大批的出现渗漏。接到玛莎大婶的电报，我们带上厂家的代表赶到哈巴罗夫斯克玛莎大婶的仓库基地，满满一库的饮料，包装箱基本上都是湿的，渗出的饮料含有糖，招来一群群的苍蝇。厂家代表狡辩说是运输不当造成的，以两国的商检都已经发证放行为由拒不承担任何责任，当地的卫生防疫部门又严令立即处理。玛莎大婶雇来了推土机和大卡车在郊外挖了个大坑，所有的饮料全部深埋处理了，另外又补交了环保费和罚款，我们五十万的货物血本无归。还有的公司往俄国出的假酒喝死了人，羽绒服里放的是没洗的鸡毛，臭气熏天的长出了虫子，这样的事越来越多，把中国商品的名声彻底搞垮了，莫斯科红场边的大百货商场挂的牌匾上写着本商场里没有中国商品，看了真让人痛心。

　　两国的贸易受到了影响并没有妨碍我们和玛莎大婶的友谊，玛莎大婶的女儿结婚请我们坐在娘家的客人中间，还特意向来宾介绍说：这是我们的中国亲戚。玛莎大婶的女婿紧紧的拉着我的手开玩笑说：我们家里有两件最漂亮的东西，一个是我妻子，另一个是你送给我们的画。

　　玛莎大婶就是这样一个勤奋朴实，心地善良的人，是我初涉商海时遇到的良师益友，我衷心的祝福玛莎大婶全家生活幸福，祝愿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