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人：写在《周作人散文全集》出版前

　一

　　      写评论周作人的文章并非易事，写评论周作人文章的文章也非易事，写与周作人文集出版相关的别的文章，虽然隔了一层，有如体操比赛之降低了难度系数，似乎更可以自由发挥了，但对我而言，也同样地难于下笔。如此说来，不管拟定什么样的题目，我这篇文章似乎都无从写起。周作人《〈聊斋鼓词六种〉序》中说：“‘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我很喜欢这种态度，这是一种文学的心情，不汲汲于功利，但也不是对于人事完全冷淡，只是适中地冷静处之罢了。”我虽不能完全体会到这样的态度与心情，但“姑妄言之”也是我所喜欢的一个词，那么我便“姑妄写之”吧。吾乡有俗语曰“乱弹琴”，即似懂非懂、很热闹地说着外行话之意。《宋书。隐逸列传》中说：“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陶渊明酒后所弹的是无弦之琴，“乱弹琴”则好比不懂乐器之人怀抱一把最普通的“红棉”牌木吉他，左手虽按不出什么和弦的指法，右手也只能随便地上下拨弄那几根生疏的琴弦，但仅此便足以让他抒发一点对于音乐的喜好之情了。我所要写的，也就是“乱弹琴”的文章。好在我的琴是六弦俱全的，并非一块空心的木头而已，因此可以随意抚弄使其发出一点声音。周作人与钟叔河先生都曾提及法国作家缪塞的一句话，大意云”我的杯虽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那么我的琴声虽难免贻笑大方，但也可以说那是寄托着我的心意的吧。

　　　　前面说我所弹的并非无弦之琴，因为我与周作人也算是有点关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简单地说，因为我是《周作人散文全集》的责编，近五年时间里在钟叔河先生的指导下一直参与这套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关系比《红楼梦》中刘姥姥之于贾府的关系或者还要疏远一点，因为刘姥姥至少进过大观园，吃了令她“摇头吐舌”的茄鲞，而我则只见过苦雨斋的几张图片，只吃了几颗周氏文章所化的小豆豆而已。前年与两位同事在钟叔河先生家里看校样，工作之余的休息，照例是一番闲话。钟先生年逾古稀，精力却比我这个后生小子还要旺盛持久，听他侃侃而谈，不失为一种有益有趣的休息。这一回钟先生却并没有“扯谈”，而是起身从书架上拿出一本《瓜豆集》，翻到《结缘豆》这篇文章，把它一字一句地念了一遍。钟先生带着湖南音的普通话，我听起来感到亲切有味，而这篇小文也是周作人文章中我最喜欢的篇目之一，现不妨照抄如下：

　　　　范寅《越谚》卷中风俗门云：“结缘，各寺庙佛生日散钱与丐，送饼与人，名此。”

　　　　敦崇《燕京岁时记》有“舍缘豆”一条云：“四月八日，都人之好善者取青黄豆数升，宣佛号而拈之，拈毕煮熟，散之市人，谓之舍缘豆，预结来世缘也。谨按《日下旧闻考》，京师僧人念佛号者辄以豆记其数，至四月八日佛诞生之辰，煮豆微撒以盐，邀人于路请食之以为结缘，今尚沿其旧也。

　　　　刘玉书《常谈》卷一云：“都南北多名刹，春夏之交，士女云集，寺僧之青头白面而年少者着鲜衣华屦，托朱漆盘，贮五色香花豆，蹀躞于妇女襟袖之间以献之，名曰结缘，妇女亦多嬉取者。适一僧至少妇前奉之甚殷，妇慨然大言曰，良家妇不愿与寺僧结缘。左右皆失笑，群妇赧然缩手而退。”

　　　　就上边所引的话看来，这结缘的风俗在南北都有，虽然情形略有不同。小时候在会稽家中常吃到很小的小烧饼，说是结缘分来的，范啸风所说的饼就是这个。这种小烧饼与“洞里火烧”的烧饼不同，大约直径一寸高约五分，馅用椒盐，以小皋步的为最有名，平常二文钱一个，底有两个窟窿，结缘用的只有一孔，还要小得多，恐怕还不到一文钱吧。北京用豆，再加上念佛，觉得很有意思，不过二十年来不曾见过有人拿了盐煮豆沿路邀吃，也不听说浴佛日寺庙中有此种情事，或者现已废止亦未可知，至于小烧饼如何，则我因离乡里已久不能知道，据我推想或尚在分送，盖主其事者多系老太婆们，而老太婆者乃是天下之最有闲而富于保守性者也。

　　　　结缘的意义何在？大约是从佛教进来以后，中国人很看重缘，有时候还至于说得很有点神秘，几乎近于命数。如俗语云，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又小说中狐鬼往来，末了必云缘尽矣，乃去。敦礼臣所云预结来世缘，即是此意。其实说得浅淡一点，或更有意思，例如唐伯虎之三笑，才是很好的缘，不必于冥冥中去找红绳缚脚也。我很喜欢佛教里的两个字，曰业曰缘，觉得颇能说明人世间的许多事情，仿佛与遗传及环境相似，却更带一点儿诗意。日本无名氏诗句云：“虫呵虫呵，难道你叫着，业便会尽了么？”

　　　　这业的观念太是冷而且沉重，我平常笑禅宗和尚那么超脱，却还挂念腊月二十八，觉得生死事大也不必那么操心，可是听见知了在树上喳喳地叫，不禁心里发沉，真感得这件事恐怕非是涅槃是没有救的了。缘的意思便比较的温和得多，虽不是三笑那么圆满也总是有人情的，即使如库普林在《晚间的来客》所说，偶然在路上看见一双黑眼睛，以至梦想颠倒，究竟逃不出是春叫猫儿猫叫春的圈套，却也还好玩些。此所以人家虽怕造业而不惜作缘欤？若结缘者又买烧饼煮黄豆，逢人便邀，则更十分积极矣，我觉得很有兴趣者盖以此故也。

　　　　为什么这样的要结缘的呢？我想，这或者由于不安于孤寂的缘故吧，富贵子嗣是大众的愿望，不过这都有地方可以去求，如财神送子娘娘等处，然而此外还有一种苦痛却无法解除，即是上文所说的人生的孤寂。孔子曾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人是喜群的，但他往往在人群中感到不可堪的寂寞，有如在庙会时挤在潮水般的人丛里，特别像是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念佛号的老公公老婆婆也不会不感到，或者比平常人还要深切吧，想用什么仪式来施行祓除，列位莫笑他们这几颗豆或小烧饼，有点近似小孩们的“办人家”，实在却是圣餐的面包蒲陶酒似的一种象征，很寄存着深重的情意呢。我们的确彼此太缺少缘分，假如可能实有多结之必要，因此我对于那些好善者着实同情，而且大有加入的意思，虽然青头白面的和尚我与刘青园同样的讨厌，觉得不必与他们去结缘，而朱漆盘中的五色香花豆盖亦本来不是献给我辈者也。

　　　　我现在去念佛拈豆，这自然是可以不必了，姑且以小文章代之耳。我写文章，平常自己怀疑，这是为什么的：为公乎，为私乎？一时也有点说不上来。钱振锽《名山小言》卷七有一节云：“文章有为我兼爱之不同。为我者只取我自家明白，虽无第二人解，亦何伤哉，老子古简，庄生诡诞，皆是也。兼爱者必使我一人之心共喻于天下，语不尽不止，孟子详明，墨子重复，是也。《论语》多弟子所记，故语意亦简，孔子诲人不倦，其语必不止此。或怪孔明文采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陈寿以为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云云，要之皆文之近于兼爱者也。诗亦有之，王孟闲适，意取含蓄，乐天讽谕，不妨尽言。”

　　　　这一节话说得很好，可是想拿来应用却不很容易，我自己写文章是属于哪一派的呢？说兼爱固然够不上，为我也未必然，似乎这里有点儿缠夹，而结缘的豆乃仿佛似之，岂不奇哉。写文章本来是为自己，但他同时要一个看的对手，这就不能完全与人无关系，盖写文章即是不甘寂寞，无论怎样写得难懂意识里也总期待有第二人读，不过对于他没有过大的要求，即不必要他来做喽啰而已。煮豆微撒以盐而给人吃之，岂必要索厚偿，来生以百豆报我，但只愿有此微末情分，相见时好生看待，不至伥伥来去耳。古人往矣，身后名亦复何足道，唯留存二三佳作，使今人读之欣然有同感，斯已足矣，今人之所能留赠后人者亦止此，此均是豆也。几颗豆豆，吃过忘记未为不可，能略为记得，无论转化作何形状，都是好的，我想这恐怕是文艺的一点效力，他只是结点缘罢了。我却觉得很是满足，此外不能有所希求，而且过此也就有点不大妥当，假如想以文艺为手段去达别的目的，那又是和尚之流矣，夫求女人的爱亦自有道，何为舍正路而不由，乃托一盘豆以图之，此则深为不佞所不能赞同者耳。

　　　　这篇文章实在也说出了一切周作人的读者与他的关系。钟叔河先生九岁时读到周作人的“半篇”文章，即十分喜欢，三十二岁时致周作人信中又云：“二十馀年来，我在这小城市中，不断搜求先生的各种著作，凡是能寻到的，无不用心地读，而且都爱不能释。”我看到这句话，不禁也想起我读周作人的经历。我第一次读到周的文章，是在十八岁时了，真正用心去看，则已是在二十四岁以后，因为钟先生所编的《周作人散文全集》这套书而开始的。这套书尚未出版，校样却已被我在工作之余当书来看过两遍了。第二遍看时，我随手写下这样的话：

　　　　“我很小便是鲁迅的忠实读者，《鲁迅全集》是我最早读到的全集。周作人的书第一次接触，则已是在十八岁时了。直到2003年责编《周作人散文全集》这套书，与编者钟叔河先生接触后，我才真正对周作人的文章及其内心世界有所了解。责编工作之余，我将这套七百万字的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其时是在秋冬之际，我常于静寂的深夜，坐在寓所的窗前，在一盏台灯的照亮下细细品味周作人文章中的趣味与境界，虽百不得一，但也自觉颇有感悟。阅读的过程中，我还抄录了不少卡片，这是我第一次认真用心且极为投入地阅读一个人的作品，从这套书里，我所阅读、体味到的东西，远胜于鲁迅的全集。我阅读的只是校样，在深夜的微光中，这校样里仿佛不仅有周作人的文字，似还有近几年我在桂林工作生活的投影与所闻所见。周作人的文字在那些沉沌的夜里，使我欣慰、喜悦、激动，而又复归于平静。

　　　　“周作人使我知道了许多，他不仅使我了解一个周作人而已。我还借以了解了鲁迅，了解了近现代的中国文化与历史，进而了解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及更广泛的文化变迁发展的一点轨迹。使我受益匪浅的是，我明白了我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我必须去了解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文化及历史。我本来是个西方文学及哲学的热情读者，现在我希望转向东方，回归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中寻找当代文学的复兴之路。在第一次把《周作人散文全集》校样当成书读完之后，我阅读了44卷本的《胡适全集》。之后我更确定了自己需要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信念。不知古，焉能知今；不知己，焉能知彼。我对于西方文学哲学的爱好不会衰减，但只有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充分的了解与认识，我才能真正懂得文学哲学之意义。周作人使我明白，读书要不离‘古今中外’四个字，任何一字都不可偏废。

　　　　“我为这套书所做的工作微不足道，我所得到的回馈则是无以计量的，我想这回报虽如周氏文章中所云，不过是一粒粒‘结缘豆’，但它们会影响我的一生，正如它们曾影响钟老先生一辈子一样。”

　　　　二

　　    周作人常引Havelock Ellis的一段话：

　　　　在道德的世界上，我们自己是那光明使者，那宇宙的历程即实现在我们身上。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把竞走——这在路克勒丢思看来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样，我们手持火把，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那时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

　　　　周作人说：“（这节话）我顶喜欢，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人生观，沉静，坚忍，是自然的，科学的态度。”火把的传递是一切生活的象征，传递者将隐没到黑暗里去，而其功不可没。孙郁《当代文学中的周作人传统》中写道：“我相信总有一天，还会有一个较大的复归五四的精神写作，回到鲁迅、胡适那里去，回到周作人那里去，并非重复他们的基调，而是以此为基点，重新塑造我们的梦想，多年来我一直有着这样的想法，今天写出来，献给已经过去的世纪，并留给同样关注周氏兄弟传统的友人们。石在，火种便不会磨灭，历史就是这样进化的。”

　　　　我想，编辑出版周作人的散文全集，便是保存火种俾其传递的重要工作之一。

　　　　2004年初，时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的肖启明先生与我一道从桂林出发，到长沙钟叔河先生家中商谈《周作人散文全集》的出版事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钟先生，当时我毕业不久，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此后与钟先生近五年的交往中，我每周固定与他通一次电话，其间因处理校样，去他家里也有近二十次了，每次少则三五天，多则要待上近十天时间。这套书规模不小，正文十四卷近七百万字，以编年体的格式收录了周作人1898～1966年的全部散文作品及部分日记、诗歌、书信、序跋、译文，内容涵括了此前出版的主要周作人文集——《周作人文类编》及《周作人自编文集》的全部散文内容，并有近一半为集外文及未刊稿。所有文章均考订注明：①初次发表的时间；②发表的出版物名称；③所用的署名。集内文注明收入何集，集外文注明“未收入自编文集”，未曾发表者注明“未刊稿”。每篇文章均有与“索引卷”相对应的编号，十分便于读者及研究者的查阅。

　　　　这套书的另一大特色即在于第十五卷“索引卷”，“索引”近六十万字，与《鲁迅全集》“索引”中以注释内容为主不同，《周作人散文全集》“索引”卷内有全集篇目索引、主题分类索引、人名索引、书名索引、篇名及报刊名索引、自编文集篇目索引等，鄢琨先生与钟叔河先生合编的这些索引，毫无疑问将为读者及研究者提供极大的便利与帮助。

　　　　在与钟先生近五年的工作交往中，他极为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是我所最为佩服的。他交到出版社的原稿，经我们录入排版校对后，成为近一万张的校样。一般的编者，看看版式样章、封面设计，到书出片以前再翻看清样，然后就等着书出版了。钟叔河先生却将这近万张校样从头至尾一页页地校阅过两遍，有些卷次他看过三遍以上。每次校阅，他都会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有些是原稿存在的错误，有些是出版社录入的讹误，有些是改正他自己以前所写的脚注，除了在校样上改正以外，他还在每一页贴上手制的浮签，用彩笔写明问题所在，以免我与照排人员遗漏。每次我坐在钟先生书桌对面，与他一页页翻看他已校阅过的校样（每次他看完校样，等我到了长沙，他还要与我一起再翻看一遍，向我讲明并与我商榷这些问题该如何处理），看完一卷，钟先生便用自己手制的铜版纸书皮将校样妥善包好放入信封中，以免校样的首尾两页及边缘受到磨损。钟先生校样上的字迹也十分工整，用红笔标出问题，绿笔写他的意见，遇到要添加脚注时，便用尺来画直线。他早年做过制图员，对于每一次校样，都力求干净整洁，他常说从细节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做事的能力。周氏兄弟在包书写稿方面，也都颇为细致，周作人曾特别说到鲁迅包书异于常人的认真，钟叔河先生的身体力行，也使我明白“认真”两字，实在要从细微末节的小事做起。钟先生对于普通校样的爱惜之意，令我十分感动。他常说这是他所编的最后一套书了，我听了不禁有些黯然，心想周作人的书中倾注了钟先生半生的心血，也许比他自己的著作还要看得宝贵吧。周作人晚年说他“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这当然是过于自谦的话。我想钟先生对于他晚年所编的《周作人散文全集》，也可说是完成了五十年来的心愿吧。

　　　　钟叔河先生认真严谨的态度，对于出版社方面的编辑工作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虽没有《鲁迅全集》那样的专家阵容，但花了近五年时间编辑出版这书，在校样上当然也下了许多功夫。钟先生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周作人文章的原件及各类版本的图书供我们校阅参考之用，并指导我们去图书馆寻求《语丝》《晨报副镌》等报刊原件来核对校样，我们在校对过程中，他每发现新的周作人佚文，便随时增补。这套书在编校过程中因同时也在做索引，每篇文章按所在年份均有相应的索引编号，如1919年第1篇编号为19.001，增加稿件会使编号打乱，索引就必须重新调整。虽然增补的稿件为编写“索引”增加了不少困难，但“索引”编者鄢琨先生仍不遗余力地配合我们的工作，这也是我们十分感谢的。“索引卷”的工作，鄢先生其实可以说是做了两遍。后来钟先生便在正文末尾附录“补遗”，以收录新发现的佚文。

　　　　《周作人散文全集》的内文版式、封面设计乃至插图方面，钟叔河先生与出版社的装帧设计者也都是经过反复考虑，经过多次讨论调整，才最终定下方案的。我们希望这套书不仅在内容方面，而且在设计上也给读者以最大的愉悦。

　　　　三

　　    责编《周作人散文全集》于我只是出于偶然，也许那时有一套《契诃夫全集》让我责编，我会更感兴趣也不一定。对我而言，一开始只将这一切当成工作，周作人的书稿亦只是我所看的校样之一种。因我所感兴趣的，主要在外国文学与哲学方面，上学期间，也以这方面的书看得较多。对于近现代文学，我更喜欢以小说见长的鲁迅郁达夫萧红张天翼等人。而周作人对于青年，毕竟不如鲁迅那样容易使人产生兴趣。刘禹锡诗云：“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周作人不是那种讨好或鼓动青年人，振臂一呼便应者云集的偶像，他文章里的闲适、淡雅与苦味，以及他既不“热心的想攀住过去”，也不“热心的想攫得他们所想象的未来”，永远处在过渡时代，“闲静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忙乱的奔向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的态度，未必是热血的年轻人所乐于熟悉与感到亲近的吧。我最初只能欣赏周作人文章里文学的那一面，尤其是外国文学那一面的趣味，我喜欢他翻译的散文诗《鹰的羽毛》《你为什么爱我》，他所写的小诗《种花》，及他所译的《如梦记》《石川啄木诗歌集》等。

　　　　与钟先生接触日久，我们便逐渐成了朋友。听钟先生平易随和又风趣的谈话，有时比十四卷近万张校样对我更有吸引力。2006年我与桂林的朋友办了份小刊物，名为《我们》，钟先生为我们题写了刊名，并写了一篇文章，后收入他的近著《青灯集》中。钟先生写道：“我已经七十五岁了，然而也曾年轻过，也曾做过自己的文学梦。这些，陈亮是知道的。他不知道的是，五十多年前，长沙曾有过另一个‘我们’。这个‘我们’留存至今的痕迹，便只剩下一张五零年的照片和一纸国民党治下的剪报了。”就是在这样与钟叔河先生工作兼朋友的交往中，在与钟先生面对面坐着翻看校样及饭前饭后的闲谈当中，我对于周作人的文章多了一些了解，看校样之余，对于这位鲁迅的弟弟，也日益发生了兴趣，工作以外找到一些与他相关的书来看，对于他的文章，则也慢慢能够欣赏了。

　　　　我与钟叔河先生年龄相差超过了五十岁，钟先生在《老社长——李锐识小》中写道：“原来在经武路，十八岁的我看三十二岁的他，是后生仰望高明，企慕却无从亲近；如今五十岁的我看六十四岁的他，层次虽仍悬隔，却因同历沧桑俱生白发，可谈的话反而多了。”周作人比我早生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其人其文于我更是“悬隔”，只觉得高山仰止罢了。对于我这样的“八零后”来说，因为教育及阅历所限，哪怕十九二十年前的历史，也都感到有些模糊。我之了解周作人，实在是从钟叔河先生及钟先生编著的那些书开始的。周作人的博学当然是我所不能了解的，直到与钟先生及他编的这套书接触日久，读得多了，又有了一些生活阅历，才能了解周作人文章中除纯文学外的其他趣味。

　　　　钟叔河先生半生坎坷，当然能体味到周作人文章中的苦味。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说：“譬如有两个人，都看佛经；一个是饱受了人世的忧患的人，看了便受了感化，时常说些人生无常的话；虽然是从佛经上看来，一面却就是他自己实感的话。又一个是富贵的读书人，也看了一样的话，可只是背诵那经上的话。”我看周作人，有时也自以为能感到闲适之中的忧郁。《〈风雨后谈〉序》中写道：

　　　　小时候读贾谊《鵩鸟赋》，前面有两句云，庚子日斜兮集余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心里觉得希罕，这怪鸟的态度真怪。后来过了多少年，才明白过来，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喜剧的演者及作者往往过着阴暗的生活，也是人间的实相，而在社会方面看来，有此种种闲适的表示，却又正是人世尚未十分黑暗的证据。我曾谈论明末的王思任，说他的一生好像是以谑为业。他的谑其初是戏笑，继以讥刺，终为怒骂，及至末期，不谑不笑骂，只是平凡的叹息，此时已是明朝的末日也即是谑庵的末日近来了。由此观之，大家可以戏谑时还是天下太平，很值得庆贺也。不佞深幸能够得有闲暇写此闲适的杂文，与国人相见，此乐何极，文字好坏盖可暂且勿论矣。

　　　　这仿佛也是周作人一生的写照。周作人曾在《〈育婴刍议〉译后记》中说自己“有时又忽然爱好深刻痛切之作，仿佛想把指甲尽力的掐进肉里去，感到苦的痛快。”他的文章中，闲适其实只居其一，而浮躁凌厉、深刻痛切之作却也为数不少，虽然1932年他曾在致俞平伯信中说“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时时有变动，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不佞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周氏那些“戏笑”“讥刺”“怒骂”的文章丝毫不让乃兄，而看他抗战以后，及至四九年后的文章，虽不能说只是“平凡的叹息”，实在连忧郁的闲适也渐渐失去，而充满了晚年的孤寂，使人看了不免感叹。

　　　　2007年春夏之际，我因想外出旅行，便离开了出版社。后来远游的计划搁浅，而周作人的书还要继续出下去，我便以社外校对的身份，重新接手了责编的工作。有朋友感到不解，问我何以失业后既不去闲逛，又不重新找工作，也不回出版社上班拿工资，而要以“局外人”的身份来看这些校样，我只能答以“这是一种文学的心情”。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我说：这套书（《周作人散文全集》）好像是一位已经过世却未曾谋面的朋友的托付，我想要看着它出来才能放心。

　　　　周氏的几颗豆豆，我吃过未能忘记，因此想帮忙托盘站在路边，将其献于过往行人。我所能回馈这些“结缘豆”的，也仅此而已。

　　　　（2008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