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罗喜闻于1**4年所写“福建广东刻书的历史”

　　福建广东刻书的历史 罗喜闻 一九五四.四

　　一九五四年，为了向广大侨胞宣扬祖国文化，增加对新中国的认识，加以华侨中以原

　　籍广东、福建的人居大多数，家父应中国新闻社之约写了这篇科普性的文章。-罗汝璠

　　壹●刻板之前奏

　　讲福建广东刻书以前，先叙一下刻板印书的由来，似乎

　　是必不可少的文章，刻板又由于有了纸才产生，又须先叙一

　　下纸的起源。

　　我国最古的书是竹简，竹简有两种：一是用刀刻在竹片

　　上，一是用漆写在竹片上。用漆写的大都是蝌蚪文，古时无

　　毛笔，以竹签蘸漆书之。竹简含漆太多，又不能缓缓匀称而

　　下，故落笔独重，像蝌蚪的头部，笔上漆少了，笔划则细而

　　长，正像蝌蚪的尾部，后人因望形象而名之为“蝌蚪文”。古人

　　非有意造这种字体，由于所用工具太劣，不能不产生这种作

　　品，后世好古者用毛笔蘸墨，专习蝌蚪文，未免可笑。

　　世俗相传毛笔为秦蒙恬所发明，此语不可靠，（晋人崔

　　豹古今注谓蒙恬所制之笔系木管鹿毛，蒙怡以前别处有竹管

　　兔毛笔）。秦以前很久就有了帛书，帛书也是用漆写的。竹

　　签蘸漆在竹片上写，尚可勉强对付，若写在缣帛上就很感困

　　难。正像现在钢笔不能在绸绢上写字一样。所以毛笔产生，

　　一定在缣帛写书之前。因为毛笔含漆既多又可匀缓地流出，

　　在竹板上写既不致像竹笔写的蝌蚪一样，在缣帛上写更觉流

　　利敏捷。于是长篇大作改写在比竹简便利的缣帛上。竹简缣

　　帛同时使用，所以通称竹帛。东汉初，产生了民间可以采用

　　的廉价纸，书写更为便利。公元九世纪中叶，我们有了刻板，

　　我国文化史上起了一个大转变。从前通都大邑的富家仕族才

　　有力量雇人写书，才有研究学问的机会和资料。穷乡僻壤的

　　穷小子，虽有天才，也很难得到研究学问的机会。自从有了

　　刻板书籍，不但传播的广，而且价格低廉，穷乡僻壤的穷小

　　子也有了机会研究学问，学问便不是富家仕族的专利品，而

　　比较平民化了，这都是受劳动人民和一些无名英雄的发明家

　　之赐。

　　竹简时代的书称篇，缣帛和纸写的书称卷，刻板的书称

　　本，有了刻板书，便发生板本的研究，称为板本学。板本学

　　家及书商称呼线装书的各部分有一种流行的名词，如每页书

　　中间刻书名、卷数、页数的地方，叫做“板心”。板心书名之上，

　　页数之下这样一个墨记【，叫作“鱼尾”。板心上下有一条粗墨

　　线者，叫作“墨口”，没有的叫“白口”。板框的上端叫作“天头”，

　　又称“书眉”。下端叫作“地头”，合称“天地头”。书边订线的地

　　方叫作“书脑”。书的下当号写书名的地方叫作“书根”。每部书

　　的最后一页，大字刻书名及刻书人姓名或刻书年月处所者，

　　叫做“书牌子”，简称“牌子”。也有将刻书人或刻书年月所处的

　　牌子刻在某一卷或一部书的最后一页的。书装订时按着每一

　　边下边墨线理齐叫作“齐墨”。（宋、明人装书多不齐墨）。每

　　本理齐后，加上附页（湖南坊本及家藏本多不加附页，四川

　　书加附页的很少，广东书则无不加附页，甚至前后各加黄红

　　色的矾纸一页，以防虫蛀）用两条纸捻订在书脑叫作“纸钉”。

　　加了纸钉，再粘上书皮，然后用刀裁切，多少本一刀者叫作

　　“大刀”。每本一切这叫作“小刀”。（宋.明人每用小刀，故一部

　　书本子大小不齐，后人也有用小刀的，以山东书为多）。宋

　　本书有一种“蝴蝶装”，板心向里，板边向下，不用线订，同现

　　在地图一样装法。日本的木板书装订最好，每本很薄，封皮

　　上用硬纸，每边较书宽出半分用以保护书边，不过天地头太

　　狭，影响书品。高丽的木板书多用上等纸印刷，封皮纸特别

　　好，天地头宽大，校对也认真，胜于日本的木板书。

　　一、纸的产生

　　纸是公元第一个世纪末叶，东汉和帝（刘肇）时的一个

　　大发明家蔡伦发明的，当蔡伦发明纸的时候，欧洲许多现在

　　称为文明国的国家尚未形成，即是文化最古的埃及尚在用芦

　　苇叶写字。这种芦笋叶西洋人称为“纸草”（Papy Rus），是埃

　　及尼罗河边的特产。

　　西洋史家说中国用纸，约在西元前二世纪，即在蔡伦造

　　纸前二百二三十年，但在西元前二世纪中，我们史书上有两

　　处露出一点“纸”的痕迹，一是汉书司马相如传“请为天子游猎

　　之赋，上令给笔札“颜师古注曰”时未大用“纸”，故给札以书”。

　　一是汉书外戚孝成赵皇后传“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蹏书”，

　　应劭注曰，“赫蹏，薄小纸也。”，周寿昌注曰“据此，西汉时

　　已有纸可作书矣”。司马相如事在汉武帝（刘彻）初年，公元

　　前一百三四十年，赵皇后事在西汉末年，公元前十多年。即

　　此二证，似乎蔡伦以前，确已有纸。或者西汉时的纸，所用

　　原料不同，成本很高，比当时通用的缣帛纸贱不了许多，纸

　　的产量也不丰富，人们把它看成一种贵重的物品，只有皇宫

　　里的人才用的起，不能普及到民间，所以师古说“时未大用纸”。

　　到了蔡伦，运用它卓越的才能智慧，别出新裁，利用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树皮、麻头及敝布、鱼网等废物造纸，降低了

　　成本，技术有所改进，质量一定提高了，到和帝元兴元年

　　（公元10*年）他改良兼发明的“纸”成功了，将样品送给皇帝

　　看，皇帝很嘉奖他的才能，从此大量制造，普及到民间，社

　　会有了价廉物美的纸，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于是大家称他的

　　纸为“蔡伦纸”。蔡伦纸三字可以认为有两重意义：一是纪念这

　　个大改良兼发明家，一是以示与同时其它的纸有所区别，如

　　后来“薛涛笺”、“澄心堂纸“之类。

　　蔡伦纸出世之后，很快地传遍了全国，极南边疆的广东，

　　当魏晋之世（三世纪初）已有著名的侧理纸，侧理纸用海苔

　　为原料，故又称“苔纸”（见王嘉拾遗记），同时岭南有一种用

　　树皮造的纸称“密香纸”，又称“香皮纸”（见稽含南方草木状）。

　　这两种纸在晋初（三世纪中叶）已流行于京城（洛阳），为

　　一班达官贵人所喜用。皇帝且用以赏赐大臣。西边则很快传

　　到敦煌（今甘肃敦煌县），三世纪之初传至楼兰（今新疆鄯

　　善县），世纪元6*2年左右（唐高宗永薇三年左右）,由新疆

　　传入波斯，*06年（唐中宗神龙二年）传到阿拉伯麦加城，再

　　由回教徒传递到埃及、希腊、西班牙。十二世纪之末传到法

　　国，十三世纪传到意大利，十四世纪之初（元朝中叶）始传

　　到德国的科隆，不久传到伦敦。这是西洋史家的记载。（英

　　国百科全书所记大略相同，唯年代稍晚，可见我国造纸技术

　　对于欧洲文化影响之大。

　　二、刻板之起源

　　刻板印书以我国为最早，是世界所公认的，刻板究竟起

　　于何年何月，颇难一言断定，有人说起于隋文帝（杨坚）开

　　皇中叶，（公元六世纪末）有人说起于北齐以前（北齐始于

　　公元**0年），日本板本学家岛田翰就这样说，不过证据不

　　很充分。又有人说始于身为六代宰相自称“长乐老”的冯道，冯

　　道是在后唐主政时，于后唐明宗（李亶）长兴三年（公元**2

　　年）建议依唐开成石经文字雇召能雕字匠人雕板印刷，广颁

　　天下。此即九经有刻板之始。

　　可是在以前约五十年—唐僖宗（李儇）时，就有人在四

　　川成都街上见到刻板印刷的书，不过都是些阴阳、地理、占

　　卜、算命之类的书，没有正经正史，而且那些书印刷极为模

　　糊，认识不清，在唐僖宗以前约四十年，唐武宗（李瀍）前

　　后（公元九世纪中叶），有人见到将白居易诗集“缮写模勒,衒

　　卖于市井”者，距此时不远，也有人替和尚做“化募雕刻律疏”

　　的公启。这些史实都可以证明唐中叶以后，刻板印书，已大

　　行于世，唯大规模地刻印经书则始於后唐冯道。

　　我们想想，刻板的发明，於世界人类文化的进步，该有

　　多么重大的贡献。这都是劳动人民卓越的智慧所造成的。可

　　惜当时没有详细的记载，他们的姓名无传于后，使之成为无

　　名英雄。而“发明家”的称号反被一个无耻的官僚—冯道冒袭了

　　去，真是一件至堪遗憾的事。

　　三、活字板的起源

　　活字板是宋仁宗（赵祯）时，(公元102*—106*)一位姓毕

　　名昇的发明的，他的方法是：用粘土做成字粒，再用火烧，

　　使之坚硬，要印时将烧硬了的字粒排列竖立在一个平底铁盘

　　上。字粒中间的细缝用松香、蜡油、纸灰等填满，然后将铁

　　盘放在火上烘烤，使松香蜡油融化，与满盘字粒凝结成一大

　　块，上面再用一块铁板将字粒压平，即可印刷。一个字做几

　　个字粒，第一板印刷时，即可装第二板。不用时，就火上将

　　松香融化，字粒即可取出。此即现在铅字排印的雏形，所不

　　同者泥字与铅字，手工与机器而已。

　　自毕昇发明粘土活字板后，有人加以研究，改泥字为木

　　字，有时也用铜字，这个方法一直被沿用到与现在机器印刷

　　相衔接。但在毕昇以前上推到冯道采用刻板以后，中间约一

　　百年，也发现过铜字印本，铅活字印本。这是何人发明，难

　　以详考。

　　十四世纪上半段，欧洲始有雕板，大约是蒙古人进攻欧

　　洲时，蒙古军队中会刻字的汉人传过去的，一四四六年前

　　（明英宗正统十一年前），荷兰人科斯特始在哈连堡地方以

　　活字板印书，他的活字板比我国的刻字板约晚六百年，比毕

　　昇的活字板约晚四百年。

　　公元一世纪有了普及民间的廉价纸，九世纪中叶又有了

　　刻板，不久又发明了活字板，书籍供给量突然增加，需求量

　　便跟着扩大了，仅仅几部官印的书不能使人满足，希望随时

　　随地可以得到所要读的书，于是以刻板印书出售的书商出现

　　了，各省以刻板印书为业最初是四川，其次是福建。四川刻

　　书虽早，发展不广不快，福建虽然较晚，发展的很广很快，

　　因此，福建刻板印书业在我国文化史上占着极重要的地位。

　　贰●福建刻板印书之源流

　　宋朝初年（公元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即已大批刻板印

　　书。当时主持刻板印书事业的是中央文化机关—崇文院、国

　　子监、秘书监等。推行刻板印书的办法有二：一是允许外面

　　读书人交纳纸墨费就官板印刷；一是国子监将印好的书发到

　　外面定价出售。卖书盈余的钱发到州县学校，补助学生的伙

　　食。后来因营业发达，中央文化机关忙不过来，只好委托有

　　刻板印书业地方的地方机关或私人行业代办。书籍种类由国

　　子监指定，板本仍称官板，官板书允许地方政府或私商书店

　　翻板重刻，但不允许更改书名及更改书中字句另行刊刻，定

　　为自己的板权，首先接受中央国子监大批定货的就是福建。

　　一、宋朝福建公私刻书业

　　福建出产纸，又有很多积有经验的雕字匠人，所以刻板

　　事业发展的很快。从各家书目上看，宋元本以福建公私刊刻

　　为最多。福建地方机关刊书的有：福建转运司、建安漕司、

　　福建漕司、泉州（今晋江县）公使库，南剑州（今南平县）

　　学、兴化军（今莆田县）学、邵武军（今邵武县）学、泉州

　　军学、泉州学宫，建安郡（今建瓯县）斋、临汀（今长汀县）

　　郡斋、建阳县斋、汀州宁化县斋、建宁府建安书院、九峰书

　　院（建阳县境，宋时蔡沈读书九峰山下，后立九峰书院）、

　　龙溪书院。而以建安、泉州两处刻书最多，这些地方机关刻

　　的书通称官本。从板本学家的称呼，则漕司刻的叫漕司本，

　　某军州县学刻的叫某军州县学本，某郡斋刻的叫郡斋本，书

　　院刻的叫院本。通称福建公私所刻书为“建本”或“闽本”。这些

　　地方机关不纯粹接受中央委托刻印书籍，有许多是自行刻书

　　发售。

　　福建在宋朝，私人家宅刻书的更多，尤以建安（今建瓯、

　　建阳）为甚，建安有王氏世翰堂、蔡子文东塾、蔡梦弼（即

　　笺注杜甫诗集者）家塾、陈彦甫家塾、黄善夫家塾，魏仲举

　　家塾、魏仲立家塾、刘日新家塾、刘林刚家塾、王懋甫家塾、

　　曾氏家塾、刘氏家塾、锦溪（在建阳县东）张宅，而建阳之

　　麻沙镇刻书最为著名。麻沙镇在建阳县西六七十里麻沙溪边，

　　那里特产一种榕树，性质松软，又有韧性，最适宜刻字，所

　　以镇上刻书业特别发达，那时麻沙刻书的有虞千里、虞林异、

　　刘仲吉等家。当时称他们所刻的书叫作“麻沙本”。在南宋时麻

　　沙本曾有盛名，后世当作无价之宝。朱熹的五经注本第一版

　　即在他作漳州（今龙溪县）太守时自行刊刻的。

　　建安在唐朝即为书铺聚集的地方。当时出卖写本书，有

　　刻板以后建阳县余氏在北宋时即开始以刻板印书为业，书铺

　　的招牌名“勤有堂”。余氏世世经营书业，勤有堂的牌号沿用三

　　四百年，一直到元朝末年。据说清初余氏邵庆堂书铺，即勤

　　有堂故址，南宋末有余氏万卷堂、余氏明经堂，元时则有余

　　氏勤德堂、余氏双桂书堂。此皆余氏子孙之分店。好像北京

　　乐家药铺以同仁堂开始，后来有达仁堂、宏仁堂、继仁堂等

　　等一样。

　　建安书谱除余氏以外，建宁府（今建瓯县）则有黄三八

　　郎书铺、陈八郎书铺、蔡氏一经堂书铺、建安江仲达群玉堂、

　　建阳麻沙书坊、武夷（在崇安县境）詹氏月厓书堂、崇川

　　（即崇溪，在崇安县）余氏书铺、闽山（福州城内有三山、

　　日九仙山、日闽山、日越王山，故省城称三山）阮氏种德堂

　　书铺。这些私营书店雕刻书籍流传至今虽犹有存者，但除余

　　氏板本外，其余则雕刻校对都比不上官本及家塾本。

　　二、元朝福建公私刻书之盛

　　元朝刻书，中央则由兴文署掌管，地方则各路儒学、书

　　院、医院都可刻书。从各家书目查考，福建则漳州路（今龙

　　溪县）儒学、福州路儒学、福州路三山（今福州县城）郡庠、

　　梅溪（闽清县）书院、建安书院、建阳书院、建宁路官医提

　　举。此福建官厅刻书之大概，而以梅溪书院刻书为最多。

　　元朝福建私人刻书亦以建安为多。其可考者有：建阳麻

　　沙刘宅、陈氏精—书舍、熊氏武夷书室、崇安崇川书府、建安

　　蔡氏、詹氏、刘氏、刘氏翠崖精舍、西園精舍、梅轩蔡氏。

　　梅轩蔡氏子孙传百余年，至明朝中叶，犹以刻书为事，可谓

　　世守其业者。至于私营书铺，则有：建安刘氏日新堂、高氏

　　日新堂、陈氏余庆堂、朱氏与安堂、同文堂、余氏万卷堂、

　　余氏勤有堂、余氏双桂堂、虞氏务本堂、郑氏宗文书堂、麻

　　沙刘氏南涧书屋、麻沙万卷堂、董氏万卷堂、建阳刘氏书林、

　　三峰叶氏广勤堂等。在元朝建安书铺刻书之多，以刘氏日新

　　堂、虞氏务本堂、郑氏宗文堂、叶氏广勤堂为最。余氏勤有

　　堂元朝末年已经衰落，其地位为叶氏广勤堂取而代之。广勤

　　堂自元至明刻书极多。明朝初年，勤有堂的书板，大半卖给

　　广勤堂。广勤堂的每部书板上勤有堂的牌子刻去，改刊广勤

　　堂。或三峰书舍的牌子。作为叶氏刻板，于是明板书已见不

　　到勤有堂的刻本了。

　　三、明清两代福建之书业

　　福建建安书业，在宋元两朝是黄金时代，到了明朝已成

　　强弩之末。书院刻书的只有九峰书院、建溪精舍，书铺刻书

　　的只有刘氏安正堂、董氏万卷堂、刘氏慎独斋寥寥几家而已。

　　九峰书院、建溪精舍都在建阳县，其中以安正堂、 慎独斋刻

　　书较多，其余大多是代销别家的书。建阳书业虽然衰微，但

　　自宋至明已历六百年。在别的省份除江西景德镇瓷业以外，

　　一种事业能延长这么长久时间的尚不多见。到了清朝，建阳

　　刻书业已寂寞无闻，福州刻书业继之而起，不过比不上从前

　　建阳那样著名了。二十年前，我曾到建瓯、建阳、崇安等县

　　及武夷山一游，问及建安书业，已没有人知道了。

　　一百八十余年以前，关于建安书铺有一件故事，也可顺

　　便谈谈，清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乾隆皇帝（弘历）在

　　宫中偶然翻到几部宋元板书，见有“建安余氏勤有堂”的牌子，

　　引起他的好奇心，即刻找福建一班京官询问：“余氏勤有堂刻

　　书始于何时，现在的子孙是否经营书业，他家在宋朝是否自

　　己造纸印书？”但是一班福建京官没有人能够很具体的回答上

　　来，他于是吩咐军机大臣寄一道上谕给福建巡抚钟音，叫他

　　派员去建宁府访查余氏子孙，并关照钟巡抚说：“这是考订文

　　墨的事，与政治没关系，要派诚实要员去和颜悦色向人家打

　　听，不吓唬人家，更不要让衙役讹索敲诈。”钟巡抚接到这道

　　圣旨，马上派员到建阳，找许多余姓的人询问，并将他家的

　　族谱调出来看，结果没有得到什么材料，只好含糊其辞的奏

　　覆皇帝。由这段故事，可以证明建阳余氏勤有堂书铺到清朝

　　中叶，他家的子孙已摸不清根底，别人更没法知道。

　　宋板书传到现在的很少很少，建安书铺刻印的宋板书更

　　少。清朝一班藏书家目录上所载的宋板书，大半是南宋本。

　　北宋本已如凤毛麟角。今将宋朝建安公私刻印卷数比较多的

　　书列举几部以见一斑。如建阳王世翰堂于宋仁宗（赵祯）嘉

　　佑二年（公元10**）刻史记索隐三十卷。建安蔡子文东塾之

　　敬室于宋英宗（赵曙）治平三年（公元1066）刻邵康节击壤

　　集十五卷。建阳麻沙镇刘仲吉家於宋高宗（赵构）绍兴三十

　　年（公元1160）刻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建安余氏勤有堂刻

　　有绘图古烈女传，（清阮元有仿刻本）。余氏万卷堂刻有公

　　羊经传－榖梁经传。建安黄善夫家刻史记正义一百三十卷，

　　前汉书一百二十卷。建安刘元起家刻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建

　　阳麻沙书坊刻皇宗事实类苑七十八卷。建阳书铺刻有两汉书，

　　这是宋朝建安书铺所刻的书。当然刻书的店铺不止这几家，

　　所刻的书也不止这几部，不过是举几个例子而已。

　　元朝建阳詹氏刻古金源流四十卷。建阳麻沙刘家刻荀子

　　二十卷。余氏勤有堂刻唐律疏议（此书清孙星衍有仿刻本）。

　　建安刘氏翠崖家塾於泰定四年（1*2*）刻诗集附录纂疏二十

　　卷，这是元刻中最精的一部。建安陈氏余庆堂刻续宋编年资

　　治通鉴十八卷。麻沙万卷堂刻孟子集注十五卷。刘氏日新堂

　　刻五百家注韩昌黎文集四十卷。建安余氏双桂堂刻诗集传音

　　释二十卷。麻沙刘氏南涧书堂刻书集传六卷。建阳刘氏书肆

　　刻雪楼程先生文集三十卷。建安虞氏务本堂刻周易程朱传义

　　十四卷。建安郑氏宗文堂刻艺文类聚一百卷，建安叶氏广勤

　　堂刻王叔和脉经十卷，埤雅二十卷。这是元朝建安刻书的大

　　概。

　　到了明朝，建安书业已不及宋元两朝之盛，书肆著名的

　　只有刘氏安正堂，刘氏慎独斋，董氏万卷堂等三数家。安正

　　堂所刻以诗文集为多，有杜工部集，苏东坡集等。慎独斋所

　　刻则以史书为多，有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十七史译节二

　　百七十三卷，此书虽是中箱本，雕刻亦精（后人翻刻者不佳，

　　卷后无慎独斋牌子）。山堂考索二百一十二卷，此书雕刻很

　　精。董氏万卷堂隆平集二十卷，建安以外则有南平游居敬刻

　　韩文五十二卷、柳文四十八卷。侯官汪文盛刻前汉书一百二

　　十卷，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五代史记七十四卷。汪刻的三

　　部书，极为板本学家所推重。

　　宋元明三朝建安刻板印书事业的盛衰大概如此。

　　在清朝福建刻的书虽然不少，声誉则比不上以前。所刻

　　的书有浦城遗书十八种，侯官陈氏（孝祺）所著书十二种，

　　安溪李文贞公（光地）全书四十种。这些书的范围比较狭小，

　　刻印也不精致，因此在外省销行很少。只有南雅全集十六种，

　　因为是著名医学家陈修园的著作，不但销行中国各省，而且

　　销行到日本。有许多省翻刻了这部书。翻本除湖南外，其它

　　各省翻刻的比福建原刻本更好。福建翻刻相台五经，不但比

　　不上殿板和江苏书局板，也比不上浙江广东翻刻的，福建刻

　　的几部大书，要算十三经注疏、正谊堂丛书六十四种和武英

　　殿聚珍板丛书。正谊堂丛书是清康熙时张伯行做福建巡抚时

　　刊刻的。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做浙闽总督时又重刻一次。

　　丛书所包罗的都是宋元明清一些理学家的著作。清朝雍乾以

　　后汉学极为发达，一班学者都注重实际的考证，对于空谈性

　　的书，不很感兴趣。翻刻聚珍板丛书，虽不是整部翻刻，但

　　所选择的比浙江广东两省翻刻的种类多。因为刻工不精，板

　　框不大，纸张不好，也不被人重视。

　　自明以来，各省刻书之多，以江苏、福建、浙江为最。

　　以板本比较，江苏最精，福建最多。浙江精不如江苏，多不

　　如福建。以书价比较江苏最贵，福建最贱。浙江则贵于福建

　　贱于江苏。清朝以前建本或闽本书行通各省，并出洋到日本

　　高丽，极为人所珍重。到清朝后半段，渐趋衰落。人们将闽

　　本书和湖南坊本一样地看作下品。讲板本的人认为不能登大

　　雅之堂。

　　叁●广东刻板印书的源流

　　广东刻板印书的历史，同四川福建浙江比较，是一个很

　　年轻的小弟弟。它在南宋理宗（赵昀）宝庆元年（122*）刻

　　了一部三十六卷的校注杜工部诗集。目录家称为广东漕司本。

　　因为是广东漕司衙门刻的，此书以后，二百多年再未露过面。

　　到了一四七八年，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十四年，刻了一部

　　四百九十六卷的宋史。是两广巡抚朱英（湖南桂阳人）在广

　　州刻的，后来这部书归到南京，称南监本。宋史是二十四史

　　中卷数最多的一部。它再次露面，拿出这样的一部重大的书，

　　可见它的气魄确实不小。到了一五三六年明世宗（朱厚熜）

　　嘉靖十五年，广州崇正书院刻了一部四书集注。嘉靖十六年

　　刻了一部前汉书。又刻了一部后汉书。这两部书很为当时所

　　重视。嘉靖三十五年（1**6）又刻刻一部周易传义，这是翻

　　建阳本。嘉靖四十四年（1*6*）刻一部广州四先生集（四先

　　生即黄哲、李德、王佑、赵介都是明代诗家）后来鳌峰书院

　　（宋朝设立的在龙川县）刻了一部侯鲭录，以后断断续续刻

　　了几部。到了清朝后半段，它才大放光彩，表现出了别省所

　　不及的气魄。在出版界做了极伟大的贡献。

　　一、清末广东刻书之盛

　　在木刻快要让位与机器印刷的时候，广东刻板印书事业，

　　突然发展，鸦片战争前二十年，阮元任两广总督时（阮元于

　　嘉庆二十二年到广东，道光六年离开（181*一1826），他在

　　广州创立学海堂，首先刻了一部一千卷的太平御览。他根据

　　的底本，是宋本和明朝大奸臣严嵩家里传出的抄本。这部书

　　现在很少见，据说板已毁于火。接着他又刻了一部包括一百

　　八十六种一千四百一十二卷的大书皇清经解（计三百六十

　　本），因为他的倡导，广东刻书之风于是大盛，而且所刻都

　　是些大部头的书。在鸦片战争前后，南海富翁伍宗曜刻了一

　　部包括五十八种的岭南遗书。正是鸦片战争那年刻了一部广

　　东十三家集（都属粤雅堂刊），又刻了一部包括一百二十种

　　的粤雅堂丛书（三百二十本）。咸丰十年（1860），伍氏刻

　　了一部粤雅堂丛书续集，光绪元年（18**）伍绍棠又刻了一

　　部续粤雅堂丛书。同治元年到八年（1862—186*）南海陈氏葄

　　古堂刻了一部二十四史，共计八百五十本。同治十年两广运

　　使刻一部古经解汇函。以后广州书局翻刻一部殿板十三经注

　　疏。计一百六十本。翻刻一部通志堂经解，计六百本。一部

　　五礼通考（清秦惠田著）计一百二十本。又刻一部弇山堂别

　　集（明王世贞著）。道光年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张之洞

　　光绪十年四月到广州，十五年七月离任），续阮元之风，设

　　立广雅书局，刻广雅丛书，计五百多本（此书陆续增刊，至

　　宣统元年尚有增刻，种类本数不能确定）。光绪二十五年

　　（18**），广雅书局重在武英殿聚珍板丛书种选刻一百四十

　　九种。宣统元年（1*0*）番禺沈宗畸刻了一部包括二十二种

　　的晨风阁丛书。顺德龙家刻了一部二十八种的知服斋丛书。

　　其余私人自著自刻和广州书局刊印古今名人著作小部头书，

　　更多到不胜枚举。康有为著的新学偶经考一书，最初时光绪

　　十七年（18*1）在广州刊印。以后湖北又翻刻了一部。康书

　　印出不久，广州又刻了一部朱一新与康有为辩论伪经考的书，

　　叫作“论学”。

　　二、广东的仿宋元本与套板

　　广东仿宋元本见于目录者不多，道光五年（182*）广州

　　叶氏友多闻斋翻刻一部宋板书义主意并元板书义拾式二书。

　　同治九年（18*0）南海邝九我堂翻刻一部相台五经计四十本。

　　宋相台五经各省都有翻刻本，以江苏书局所刻为最精。邝刻

　　虽不及江苏，但比福建湖南四川贵州等省所刻为佳。讲板本

　　的人也重视这本书。

　　颜色套印书始于明末，盛于清末。套印书多是经几个人

　　批点过的古书。为要使各家的批点在书上容易区别，便将每

　　个人的批点用一种颜色分别套印在书眉或正文的行间。套印

　　有朱墨二色的，有红黄墨三色的，有红黄蓝紫墨五色的。板

　　本学家认为广东的套板书最多最好，可惜我所见的不多，我

　　只见到一部诗经绎参，二色套板，一部李义山诗集，三色套

　　板，一部唐宋诗醇，五色套板，(唐宋诗醇，唐宋文醇二书有

　　武英殿五色套版，江苏书局五色套板，殿本最佳，江苏本不

　　及广本)。木板书套印出五种颜色，可谓极尽了刻印的能事。

　　三、广东所刻书籍在学术上之价值

　　皇清经解是与纳兰成德通志堂经解并行的一部书。通志

　　堂经解偏在义理方面，所收罗的都是所谓宋学家所重视的经

　　学著作，皇清经解偏重在训诂考证方面，所收罗的都是清朝

　　前半期一班朴学大师所谓汉学家的经学著作。有了这部书，

　　经书上许多历久不能解决的问题，已有一部分得到适当的解

　　决，经书的真面目渐渐显露出来了。光绪年间王先谦继阮元

　　之后，在江苏刻了一部续皇清经解，于是有清一代汉学家的

　　经学著作，可谓收罗殆尽了。将那些朴学大师的不朽著作集

　　中在一部书里面，不任其零落散亡，不但有益于后学，而且

　　有功於古人。粤雅丛书收罗了宋元明清四朝很多重要的著作，

　　但有些在的别的丛书里已经刻过的。海山仙馆丛书收罗的虽

　　然大半是普通书，但里面有明末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几何原本，

　　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和汤若望的火攻挈要几种书。这几部书

　　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在八股时代能注意到外国科学书，

　　其识见可谓超人一等。还有道光年间刊印的李氏遗书十一种

　　（元初李锐著），是一部历学和数学的专书。东塾遗书（番

　　禹陈澧著）中虽也有历法数学两种，但我认为其中汉书地理

　　志水道图说、考正胡氏禹贡图（清朝胡渭著有禹贡锥指附

　　图），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三种最有价值，它对后人研究沿革

　　地理及水道极有帮助。广雅丛书搜罗最为广博。关于史学方

　　面的书，尤为学者所重视。如史记志疑，两汉书辩疑，续汉

　　书辨疑，三国志注补，三国志注补续，三国志考证三国志旁

　　证、三国职官表南北史年表等书对于古史多有新的发明。不

　　如所刻汤球的各种古史辑本，使已经失亡的汉晋古史能于辑

　　本中得着一鳞半爪，这是史学上一大贡献。更有陈鳣的续唐

　　书，也是一部有价值的书。其余零卷小本的地理书，还多的

　　很。这些书有的已经有人刻过，有许多未经刻过的，能从四

　　面八方收集拢来，包括在一部书里面，对于研究史地的人实

　　有莫大的便利。广雅丛书以它的重点和价值论，可说是一部

　　史地丛书。

　　二十四除殿本外，外省没有全部刻过，以四川物力之丰

　　富，止刻了前四史又刻了辽金元三史，板框比四史小校对亦

　　差，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合江苏浙江湖北三省五个官书局

　　（江苏书局、金陵书局、淮南书局、浙江书局、湖北崇文书

　　局）刻一部卄四史称五局合刻本。（湖南邵阳书坊曾翻刻一

　　部，校对比较坏），广东陈氏葄古堂以私人力量独刻一部，

　　并附各史考证及辽金元三史语解。其雕刻校对在殿本之下，

　　五局合刻本之上。不过依据的不是乾隆四年殿本，而是道光

　　十八年的殿本。道光殿本於辽金元三史，尤其于元史改动的

　　很多。辽金元人名、地名及各种专名词都按着语解更改，使

　　后来读三史的人反感到迷惑。元史上原有错误的地方都经改

　　正，好倒是好，但清朝史学家批评元史的著作很多。如果我

　　们读道光殿本元史，不参考别的尚保存本来面目的元史，很

　　有可能认为那些史学家的批评是无的放矢，是大白天说鬼话，

　　尤其将泰定帝（也称铁木耳）登位时一篇白话诏令改为文言，

　　未免学究气太深。明初修元史的宋王诸公都是作文的好手，

　　他们不改这白话诏令，一定有很深的意义。因为元朝官厅公

　　文大半用白话文，元朝白话文别具风格，与宋人语录上白话

　　文又有不同。所以宋王诸公特意保留这篇白话诏令，以存一

　　代之文体，后人不解此意，用一副学究眼光看作不“典雅”，急

　　忙动手替人改作，实在是多事而且可笑。陈氏重刻卄四史，

　　不用乾隆四年殿本（乾隆三十七年有修改过的殿本，与四年

　　殿本微有不同，道光殿本又与三十七年殿本不同，而用道光

　　十八年殿本，未尝不是一个大缺点。

　　合观福建广东两省刻书的历史，在时间上有今昔盛衰之

　　殊，在板本上亦有今昔好坏的不同。从宋到明，福建刻书之

　　多而精，不但广东比不上，就是江苏浙江也不及它，福建的

　　宋元本书现在固不可多见，而明板中汪刻的两汉书和刘刻的

　　苏东坡诗集等，犹有宋元人风格，藏书家将它同宋元本一样

　　看待。慎独斋刻的十七史详节，虽然是中箱本，虽然书的价

　　值不很好，但雕刻之精与元刻本不分上下。此书别省有翻本，

　　若同闽本比，相差太远。广东刻的宋板书所谓漕司本，现在

　　已见不到。明板书中我所见的鳌峰书院侯鲭录（中箱本）刻

　　工比不上闽本十七史详节。宋史也比不上汪刻的两汉书。但

　　在监本卄一史中，宋史还是独出的一部。因为是嘉靖以前的

　　刻本。犹有明初宋元的风格。明刻本可以嘉靖时刻本为分界

　　线。嘉靖以前字体刀法，犹有宋元遗规。嘉靖以后便显然不

　　同了。到万历时渐渐变成同现在一样的一种横细直粗所谓“宋

　　字体”了。万历以后的明板书，除少数私人精刻本外，其余“无

　　足观也”。明以前广东刻书之少而不精，与福建之多而又精，

　　不可相提并论。

　　到了清朝，两省刻书的情况，突然转变。福建则多而不

　　精，广东则多与精都超过了福建。如广板（普通称广东书为

　　广板或广本）粤雅堂丛书，岭南遗书，二十四史、广雅丛书

　　等雕刻校勘，固为一般闽书所不及，即拿几种同类两省都有

　　的刻板的书比较，如十三经注疏、武英殿聚珍板丛书、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一百二十本都是中箱书）等书校对一下，高

　　低好坏，更为显然。清代闽书本还有一个大缺点，常常在书

　　中发现些不成形的字，因为福建书铺大半雇佣不识字的女工

　　刻书，取其工价低廉，所以造成这种缺陷。这是广本绝对没

　　有的。光绪年间广东翻刻乾隆内府刻板史记，春明梦余录两

　　部书，所谓古香斋本（古香斋是乾隆的书房）也还不错，从

　　前一班藏书家觅不着真古香斋本，即拿广东翻本充数，这两

　　部书闽本中也不多见。两省刻书今昔不同之处大概如此。

　　广州的旧书铺集中在双门底，三十多年以前，我曾在广

　　州小住，见双门底旧书铺都很整齐，陈列的书很多，外板书

　　也不少，唯善本书则不及苏州杭州书铺藏储之富，现在大概

　　有些变迁。一九三六年，我託一位广东朋友向广州书铺买黄

　　佑著的翰林记，龙文彬著的明会要、尹守衡著的皇明史窃各

　　一部。这三部书在外省不易觅得。尤其皇明史窃清乾隆时曾

　　列为禁书更难遇见，经过两三个月朋友才将书寄到，并附一

　　封信说：这几种书在广州也不易买到，还是请书商从私人家

　　挖出来的，因为近来广东教育厅将公私书板集中一处，由政

　　府管理。书商不能自由印刷，有很多广板书市面缺货。我才

　　知道广东书板已由政府集中保管。一年以后发生七七事变，

　　不久广州被日本人占领，这些书板怎样？颇为讲板本的人所

　　关怀。

　　广东从请朝嘉庆末年到清朝亡的时候不到一百年中间，

　　刻了这样多大部头书，虽然有人提倡，但不是它具有雄厚的

　　人力物力，也做不到。清朝末年，机器印刷已盛行于上海，

　　各省刻书印书之风，渐趋衰歇，广东突然成为后起之雄，表

　　演了一幕极精彩、极热闹的场面。广东刻书，在我国刻板印

　　书的历史上，在刻书较多的各省中，可算最后一幕“压轴戏“。

　　广东刻的那些大丛书（皇清经解在内）在学术上的贡献，当

　　然不小，而最后刻的一部广雅丛书，尤为精彩，又是广东刻

　　书史上及各丛书中的一幕“压轴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