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优雅译人缪氏哲

　　好书没秘密

　　作者：缪哲

　　　　我见别人谈读书的经历，多从四大名著的某著开始。这让我很羡慕。但我不生于读书人家，小时见的书，全套的毛选外，只有一本那时的“经外典”《鲁迅选集》。我本来的理想，是当一名泥瓦匠的，平生的大愿，不过砌墙砌得溜直而已。但读了书中《论秦理斋夫人事》后，深以为这叫鲁迅的人，似比我崇拜的张师傅高明。这一转念，就让人间多了个蹩脚的写者，少了名垒墙的大师。具体地说，我读这书的收获有四：一、懂了识字才是硬道理（书中有十成一的字，我当时是不认识的）；二、知道了鲁迅是共产党；三、还认识了个叫梁实秋的人，是蒋匪一帮的；四、作文要善用词，造句子得铿锵有节奏。这四个收获，于我后来的影响都很大。第一个收获，是让我把开蒙以来的光阴，多用于识字了。第二、三个收获，后来则让我因而想，这做人没有信仰，终归要受骗的。文献不足征，信息有屏蔽，人的智力，也有未及者，倘不先有一套关于好坏、是非的信仰，想单凭着“事实的真相”断真假，则不当傻子者几稀。这样我就有了信仰。这个信仰，我称作我的“奥卡姆的剃刀”，迄目前为止，我每回操刀一割，未尝不是豁然而解的，很灵验。至于作文善用词，造句有节奏，则总也做不到，故有“王式轻来”之悔。但学砌墙已晚，已无“潘岳遂初”之志了。

　　　　于我有大影响的第二本书，是韬奋的《经历》。其前半部写的，是作者苦学的生涯，后半的内容，是他如何做记者，以影响蒋朝的政治与人心的。这一本书，我当了我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励志书读，结果这害苦了我。大学毕业后，我沉浮于新闻坛里多年，不成一事，直到某报当权的诸公夺了我的五斗米，这一段少年的情结，才算有个了。我恨我当时学浅，只知韬奋有《经历》，不知韩非有 “说难”。

　　　　高中不是读书的年龄，所以不谈了。

　　　　大学里占用我时间最多的，是经部类书。经书不好读，那时的教授们，又多宗汉学，析词论义，卑之无甚高论。如今喧阗于人口的“今文”啦，“公羊”啦，我那时只知其名目而已，故这一段读经的经历，就成了小学识字课的延续。我识了不少字，也知道了如今的“轻唇”（辅音发f的音），古代概读为“重唇”（读p）。至于说这鸡零狗碎的知识外，我于经书还有什么心得，那就是“没有”。我智力差，经书里的字，每有不识者；又生于这七荤八素的时代，想问题的方式，总凿枘于孔教的大义；故活剥刘文典教授的话说，“这经书是不可能读得懂了”。至于偏有人读得通，而且有心得，又能用于修齐、治平、起世运之衰、开童子之蒙，则我除了佩服，没别的话讲。

　　　　我得于中学“文史课”的思维之训练，是“胡批乱侃带吓唬”式的。每读一段文章，不是找它的“可批点”，就是找它的“可捧点”。这一套读书的办法，当我遇到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时，就彻底不灵了：我简直一句也读不懂。所幸我当时学了点《老子》，明白些“上善若水”的道理，于是我想，这路上的岩障，我既砸不成碎石头，用作我批侃的基础，那就索性让我的思维，像水一样曲顺它吧。这顿悟式的一刹，是我一生读书的转机。我后来能读一点西方的经典，并略解其意，功劳要都归于索绪尔。至于书的内容，则我读完就忘光了。正所谓思维如刀，书籍如砥，想磨刀的人，是不必太计较砥的材质的。软硬、滑糙适度就好。

　　　　还有本于我关系很大的书，就是杨周翰先生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这是杨先生为研究生授课的讲义，后由北大出版。读此书不读彼书，多是偶然的，故读这书的因由我忘了。然而这一本书，却激起了我对十七世纪英国的好奇，后又波连于十八世纪。先是文学性的书，后及于历史。英国人谈政治，总是“利”字当头，不大“修辞以立其伪”的。故政治与社会的运转之逻辑，往往不着一丝地裸在你眼前，不是白痴就能看懂了。我智不过泥瓦匠，故这一段历史，恰可作我政治观、社会观的蒙书。我用我读书的心得，去想我见于、或闻于现实中的事，以前不懂的，如今大体上懂了，或自以为懂了。至于柏克说，论政治的智慧，自由社会的杂匠，每胜于专制社会的大臣，则我既未侧身于前，也未忝列于后，说傻话轮不到我，智慧的话我不会，就恕我不讲这一段读书的心得了吧？

　　　　从识字以来，我读书的经历有*0多年。好书读了不少，坏书也见了很多。我所谓好书，是谁都希望自己读了、又谁都不想读的书。故我上面只谈了谈是哪些书，引起了我读好书的兴趣，或领我上了读书的路的。至于什么书好，则每个人都清楚，并希望自己读了，或真的读了。坏书有秘密，好书没秘密。至于说这好书，你是怎么读成的？那我倒是有个独得之秘：我多年做一名小编辑，每天的工作，不过对着纸面，改一改错字、医一医病句而已。即便学了一口学问的“时样语”，能用高深的词，会谈玄虚的理，我也没地方去显摆。无奈之下，才读了读好书。假如用得上，我又何尝不想读坏书呢？

　　北岛的“世界诗学”

　　□缪哲

　　　　北岛的《时间的玫瑰》，是一本分裂了读者的书，说好的说坏的，都争得很激烈。一本书的成功，如今也莫过于此了：“人皆好之”是不可求的，有争议是一切。

　　　　这书里的文章，是评论欧美诗的汉译本的，原载于《收获》。体例是胪列以前诸家的译本，各摘其瑕疵；最后殿以自家的译稿，明其妙处。近代诗人、画家钱名山有一绝句，是不满杜甫、欲改削其诗的，叫：

　　　　正当痛快忽支离，玉石纷陈未可师。

　　　　安得数年天假我，闭门编改少陵诗。

　　　　略可概括北岛的自负。

　　　　我对诗是外行，年少不懂事，曾学着写过；但非本色人，很早就洗了手，所以北岛指摘的，我懵然不知坏，北岛自负的，也愧不能赞一辞。但书里有几篇文章，谈的是德语、俄语的诗。北岛说以前的译文，都称不上好，乃至坏，又说看里尔克的诗，实在不知其伟大。读后就忽然想起1*年前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一篇文字（记得载于The　New　Republic，1**0年的某期），是评北岛一诗集的英译本的，似可为北岛“谈德论俄”的注脚。

　　　　Owen的文字优雅，但有杀气，比如说北岛的诗，1*岁的少年都写过，但14岁就扯了，又说北岛滥情，作态。但与我的话题有关者，是Owen称的“世界诗”（world　poetry）。他说当今有一种诗，叫“世界诗”，第三世界国家的诗人，最是精擅。诗人意想的读者，不是与自己同文的人，是全球人，如说瑞典语的诺贝尔奖评委会成员，说英语的美国诗评家等。世界诗要有地域色彩，要申明自己的族籍（nationality），但不能是“民族的诗”（national　poetry），只能是“种族诗”（ethnic）。能逗起民族自豪的名字、意象和传统，一定要用，这就好比语言的国旗，国际的读者，望而知其族属；传统诗之复杂、精微的部分，如语言、学养等，则要禁用，——这太深奥，国际读者不懂。

　　　　为国际人写作，诗得能兑换。语言不能兑换；故诗意的有无、浓淡，就不靠语言，要靠观念、形象的设计。这玩意和美元一样，是硬通货，哪儿都好使。北岛就是一个“世界诗”人；他写诗是供翻译的，不是给同族人读的。他意象设计得好，译者（Bonnie　S.McDougall）的英文，碰巧也好。阴不差，阳不错，北岛欲不成美国最杰出的中国诗人，不可得也。

　　　　这是Owen文章的大意。

　　　　文章发表后，读者就来信说，Owen的观点，颇见白人的傲慢与偏见。我也不爽于Owen，但又不以来信为然。北岛的诗意，不出自汉语的精微，Owen以为憾，来信为喝彩，则论“白人的傲慢与偏见”，在此不在彼也。但Owen说的，不论真还是假，北岛为其支持者的脸面计，也不该“谈德论俄”了：Owen做了指控，别人也做了辩护，1*年后，怎么自己招了？

　　　　里尔克伟大不伟大，我不清楚，因我不懂德文。就是弥尔顿，我也不觉得伟大，尽管《失乐园》的原文我是读过的。可我英文太差，弥尔顿的英文又太好。曹植说“有南威之容，乃可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议于断割。”我“才不逮于作者”，却“诋呵文章，掎摭利病”，说弥尔顿不伟大，岂不让人笑话？北岛也不自称不通德文的，说里尔克不伟大，一定是从译本得的印象。而诗翻译了之后，剩的只有观念、意象而已。则知Owen说的，实在也不错：在北岛眼里，诗不在语言，而在观念与形象的设计。《时间的玫瑰》指评诸家的译本，虽也考文校词，但它们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对里尔克的评论更能透露北岛的“世界诗学”。

　　　　似乎是画家德加吧，有一回向瓦雷里请教说，我有很多好观念，怎么就写不好诗！瓦雷里说：亲爱的德加呀，诗是用语言写的，干观念什么事？

　　　　在瓦雷里眼里，德加的诗学，是错误的诗学，在Owen看来，北岛的诗学不仅错，还不正派。记得Owen文章的结尾，有一段皮里阳秋的话，是加重这说法的：国际读者会想象说，哇塞，译文都这样好了，北岛原诗该多好！国内的读者会说：国际上都承认了，咱有什么理由不说好！

　　　　Owen说得对吗？

　　论陈丹青教授辞职事

　　缪哲／文

　　研究生与博士生的外语考试，受诟病有多年了，近日终于酿出一个不大不小的乱子，这就是陈丹青教授辞了清华的职。原因据报刊称，是数年以来，他想招的学生，总考不过外语，学校又不肯“不拘一格”，死卡这外语线。无英才可教，这博导或硕导，也就很无谓。于是一半是无奈，一半是“愤而”，职就这么辞了。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僵化的考研制度”的声讨，和“外语成绩灵活化”的呼吁。

　　　　这所谓的“灵活”，我不懂作什么解。但我想，一个人既要考硕、或博，目的总该是教书、或做一点学问。而如今的学问，有哪门不需要外语，我眼界窄，举不上来。比如说，与中国有关的学问，该最不需要外语吧？却又不然。比如我手边有个谈“国画”的小话题，应参考的资料中，英、法、德文的就很多。无奈我年轻时贪玩，只学了点英语，故话题虽小得如“豆”(古代盛食物的小盘子)，在我却有“举鼎”之感，脚脖子筋都要断了。“国粹”如此，别的门类，也尽可以推之。再说学风之坏，如今得未曾有，书与文章，多辗转抄贩；倒是用外文出版的文字，犹多守着“家法”。“礼失而求诸野”，所以这外语，就尤不可不知了。

　　　　这声讨或呼吁的合奏里，最嘹亮的声音，是“考生有才气，外语却不过关”，持其所短，衡其所长，岂止不公平，简直是“TMD”(这是网上一个“拥陈派”的用语)。我不清楚讲这话的人，是怎么定义这“才气”的。外语不是费马大定理，非天才学不来。通顺地读，简单地写，学生里的“中才”，四、五年也该会了。至于说如今的外语教学，是“孙子”却无“兵法”，那我们就再搭上四、五年，这总该行了吧？奈何从小学到大学，花10年多工夫，还粗通不了外语，导师竟然称之“有才分”呢？就算有“才分”，至少读书是不认真的。这一点，尤非做学问者该有的性格。陈丹青教授的专业(美术学)，或略有点特殊。这所谓的美术学，想来是很怪的科目。照常理推，“美术”而有“学”，该如“文学”而有“学”一样，应指“史”与“论”。至于写作或绘画，则非“学”的范畴。“学”讲套数，讲家法，即如今提倡的“学术规范”，不好天马行空，像石涛那样，“我自有我法”。因而我们要求于考生的，应是求真的热诚、敏锐，和必要的学术之功底。他们将受的学术之训练，要教会他们自觉地受制于“事实”和“理”。而一个想当艺术家或作家的人，似很难、也不该受这个辖制。因此学问与创作，往往“合则两伤”。虽说人间自有天才，在“创作”和“学问”之间，能出入无碍，但这种人，是世不一出的，作为适应“人之常”而建立的学术教育性机构，不好悬他们为鹄的，作为考生去取的标准。它只能重一头，那就是学问。所以我们大学中文系里，从来不设培养作家的“硕”“博”点，我本人也从未听说过哪个中文系的硕、博导，有因学生会写诗、却外语被卡住而辞职的事。这还总算知体，有常识，晓得这“学”与“术”，是不好同笼的兔与鸡。

　　　　拿中文与美术作比，对陈丹青教授也许不公平。因为我们的美术系里，这“学”与“术”，自来是不分的。但这个问题过于复杂，我不细谈。我只是觉得，像清华这样的综合类大学美术系，是不该以培养画家为目标的。这不是“大学”的所长，也不合清华之为学术性大学的性质。虽说清华的美院，是老的“中央工艺”，本以培养实用人才为目的，学术非其长；并入清华的日子，也不很久，一时之间，自难有蝉蜕之变，但这鸡兔同笼的事，终归不是个正经。至少学问与创作的不分，应限制于本科的阶段，过此以往，就该做学问(即美术史、论)的要求了。既是学问，则必要的学术功底，求真的热忱与敏锐，就不可不要求于考生；语言(包括外语)作为学问的工具之一，也不可不重。至于说考生有绘画的才分，那又怎么样呢？“善画者不鉴，善鉴者不画”，“眼中有神，腕下有鬼”，是传了古的话，事情虽不尽一律，但大体还如此。所以这才分，我颇不以为是重于外语的。考不过关，就让他画画去，这冲冠一怒，又所为何来？

　　　　教育部设“美术学”科目的本意，是培养学者或教师，不是培养艺术家。陈丹青教授既有培养画家之心，那职辞就再好不过。清华虽未必自省，来个蝉蜕之变，但在陈教授本人，总归是得其所了。开个文艺复兴式的画坊，培养几个达芬奇，或米开朗琪罗，比起冠一顶硕、博导的头衔，却教不出半个沃尔夫林或贡布里希，意义岂不更大？

　　乡绅的自然史

　　缪哲／文

　　　　那时候的时间，还不是金钱，而是享受，修养，和自我发展的机会。怀特正是怀着尊严和不枉度生命的感觉，这样花去他的时间的。而在我们狼奔豕突的现代社会，这样的日子，已散如烟云 　

　　　　我国的介绍《塞耳彭自然史》，或始于李广田1**4年揭载于《大公报》的一篇短文，而吹捧最力的，却是周作人与叶灵凤，除有专文的介绍外，两人在谈其他的话题时，又多次牵连而及之，深致倾倒之意。叶60年代举列“当译而未译的书”时，也把《塞耳彭自然史》列为其中的一种，可知他的眷恋之深。但我不解的是，以叶的博物学知识，对英语的精熟，和汉语的笔力，为什么不操刀一割，却要等后来的“翻译好手与学贯中外的自然学家的合作”呢？说谦虚是可以的，若说后来人的学养与笔力，会胜过老一代人，故有“托末契于后生”的想法，那就是叶的不懂世故。文章之道，总是日趋于没落，后生是不可托的。

　　　　所以花城的秦颖先生约我译这一本书时，我很徨惑。盖译文的质量，早有叶灵凤悬下的尺度，比才量力，我不能符合。而退念太阳不出，不妨燃爝火，黄钟毁弃，自当鼓瓦釜；或用鲁迅先生谈翻译的话说，没有好苹果，就拿坏苹果救救急吧。于是就这么应承了下来。——这是译此书的缘起，下面说书。

　　　　自然史是西方一种书的门类，略与我国乡土志里记博物的部分相当，最早取这名目的，或是古罗马的普林尼吧。而名气最大者，乃是这一本《塞耳彭自然史》。它的作者名吉尔伯特·怀特，生活于18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安静、恬淡的人。在牛津受完古典教育后，便落户于老家——一个名叫“塞耳彭”的小村里，做了一名闲散的乡绅。照当时的诗人达斯廷·道伯逊的描述，乡绅的生活，大体是这样的：

　　　　他喜欢水车轮的吱吱叫，

　　　　他喜欢驻足歌唱的画眉，

　　　　他喜欢嗡嗡的蝇子

　　　　飞舞于他的桃树间，

　　　　他爱看落日的余辉

　　　　返照于爬满长春藤的果园的墙，

　　　　或歇一霎神，谛听远方

　　　　榉树林的布谷声。

　　　　也就是说，像是“羲皇上人”的生活。怀特专家、1*世纪的格兰特·艾仑，是这一逝去的时代的钟情者，他在《塞耳彭自然史》的序言里写道：

　　　　“那时候的时间，还不是金钱，而是享受，修养，和自我发展的机会。怀特正是怀着尊严和不枉度生命的感觉，这样花去他的时间的。而在我们狼奔豕突的现代社会，这样的日子，已散如烟云。”这种话，我们读来，会感慨尤深的。

　　　　1*6*年，怀特闲来去伦敦，遇见了当时的一位有名的博物学家，托玛斯·本南德。在本南德的请求下，怀特将他对家乡虫鸟的目验之所得，以定期的通信的形式，报告给本南德。1*68年，另一位兴趣芜杂的博物学家，即名“丹尼斯·巴云顿”的，也请怀特与他展开类似的通信。他与两人间的通信，计有10多年，但开始时，他是无心为文，“拉杂书来”的。但到了1*84年，因别人的怂恿，他渐有了“刻一部稿”的意思（但“娶一个小”的绮念，是从未有过的；他甚而是终身未娶）。从此便整理他的书信，条贯，润色，补充；1*8*年，这两组信（约百余封）即以《塞耳彭自然史》的名字，付之“梨枣”了。

　　　　自那以来，《塞耳彭自然史》已印刷了数百版，是英国文学中最受欢迎的书之一。它记虫，记鸟，记兽，都准确而详明，又栩栩然有性格。以前的自然史——如普林尼的——中的动物，也大都有“性格”，如鳄鱼吃人，总掉几颗伪善的眼泪等，但这一类事，是失于迂怪的，多少受过科学之淬砺的现代的读者，自不惬于这样的书。18世纪之后的自然史作家，记事又失于偏枯，以科学的名义，牺牲了趣味。怀特则不同。他生活于科学发轫的时代，重目验，不听耳食，信常识，不做玄谈；又因性格与文学的教养，能看出事实里的趣味；图鸟兽之形，状草木之态，他的笔力，也足以胜之。结果就是这本自然史的名著了。用周作人的话说，是“出版1*0年来流传不绝，收入各种从书中，老老小小，爱读不厌”。

　　　　周作人等读这一本书，只是读《尔雅》之“释鸟”“释虫”等篇的遗意，出于好奇和趣味而已，周虽称之为“科学小品”，但他所重的，恐怕如我一样，是“小品”，而不是“科学”；上世纪中叶以前，英美人读这书，也多取这样的态度。但下半叶后，生态运动发了迹，修家谱，攀祖宗，这一本闲人做的闲书，即不虞得了个“生态运动的先驱”之称，入了生态运动的“宗庙”。美国许多大学的生态研究的课程，又把它列为必读的经典。1**6年，OUTSIDE杂志评选“影响世界的10本书”（从生态的角度），《塞耳彭自然史》列其一。但这些自封的后代，却是有忝乃祖的。所谓生态运动，以我的理解，无非是以人的利益出发，以为不善待虫鱼草木，人就该如何如何，这与当初的坑鱼害鸟以取利，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都是私心的作祟而已。怀特的态度，乃是18世纪一个受过启蒙的基督徒的：动植物中，留有上帝经天纬地的手迹，博物家的本业，是从中发现他的智慧与完满。这态度是科学的，艺术的，也是宗教的。所谓科学的，是求得自然物中的上帝之真迹；所谓艺术的，是玩味上帝经纬万物的手段之巧；所谓宗教的，是因这“巧”而生的崇拜之情。这与功利的生态意识，既有道德不道德的区别，也有情趣不情趣的区别。

　　　　最后说“自然史”（natural history）这个名目。“史”者，是依年代的次序，记人事的变迁、制度之因革的。记天文、地理、动植等自然现象的书，汉语不称“史”，而称“志”、或“记”，如《汉书》的“地理志”、“天文志”，《益州方物记》等。英语的“史”（history），也有“对自然现象之系统的记录”的义项，故“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的名目，当初译作“自然志”就好了。但语言这东西，愿无所谓对错的，习惯就是一切。

　　　　周作人介绍《塞耳彭自然史》，开篇说：“《塞耳彭自然史》——这个名字一看有点生硬。”怎么个生硬呢？盖“史”者，是依年代的次序，记人事的变迁，制度之因革的。但翻开普林尼以来的每一本“自然史”，其中所记的，却无非鸟兽、虫鱼、草木等，略似乡土志里讲博物的部分。那所谓的“史”，又何所取义呢？

　　简介：

　　缪哲，1*6*年生，1*86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曾谋食于河北电台、河北省社科院、杂文报等单位。现学习中国美术史。译有《瓮葬》、《钓客清话》、《塞耳彭自然史》、《美洲三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