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女儿心

女 儿 心

　　作者：潇湘燕子 (* 1*84080*)

　　2001年秋于北大公主楼

　　题记：这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我把她献给我的母亲——一个伟大的女性。含辛茹苦抚养了我二十多年，插田种地喂鸡喂猪却送我和弟弟念完了大学，而且执意要我毕业后继续深造。我的母亲不久前因脑血栓而半身不遂，而此时此刻，我却为了生活而不得不穿梭于钢筋水泥的丛林，辛辛苦苦地做家教。母亲倒下了，这需要我变得更坚强。我想念着病榻上的母亲，然而我却无法回家看望她一眼，新的学期已经开始，我的回家也无济于事（这也是母亲的意见，她虽然说话有些困难，但心智是清醒的），母亲治病要花不少钱……我是那么深沉而强烈地热爱并尊敬着我的母亲。我坚信终有一天——我的母亲将为我而感到骄傲!她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母亲之一，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即使她这一生再也站不起来……

　　岁月的砂轮不断地打磨着我的记忆——一些说也不能说，忘也不能忘的记忆。没有过去的生命，该是多么苍白，可是，我的过去，却留下那么多深深浅浅的脚印，和一些让人沮丧，让人在绝望中苦苦挣扎的梦魇。如果苦难也是财富，那么把它们都拿走吧，我愿意过去变成空白。然而，我的过去不是一张白纸，它曲折而离奇，让人在多年之后回忆时依然心折。回忆是一条流动的河，没有一刻静止，此刻它正冲击着我的脑子，让我无法宁静。匆匆走过了那么长的路，走过了那么多伤心和快乐的日子，也许该坐下来想一想了。那一些和着泪水与遗憾的故事，装点着我的人生，让我平平淡淡的生活变得坎坷离奇。现在，我想做一个讲故事的人，不用凭空的想象与编造，只有真实的叙述。一个女孩人生的故事，一个有着血与肉的烙印的故事。我也希望有一双宽容的耳朵，有一颗愿意倾听的心。

　　挖断岗，这个让人联想起劳作与山坡的村庄，就是生我养我的故乡。这个名字还有一个不太美丽的传说。村子从前是叫龚家湾的，因为大部分人都姓龚，那时我们村出了不少能人，而邻近村里却很少人才。最后邻村就请来风水先生，发现我们村西南的一座山是一条龙脉，所以村子里人杰地灵，而那条龙脉刚好破坏了邻村的风水。邻村人十分嫉妒，就每天晚上偷偷地去挖那座山，希望把龙脉挖断，但是白天刚把山挖断，晚上又长出来一座山，一天天地挖了又长。最后，邻村人就去请法师，法师叫他们把山挖开后，洒上狗血，邻村人一一照办，果然就把龙脉挖断了，从此以后，这个村子就叫挖断岗了，而且似乎从此就很少出读书人了。至今那座山上还有一条又宽又深的沟，将整座山脉一分为二，不知是什么年代挖的。

　　挖断岗没有河，却有一个两百多亩的水库和几条清清浅浅的小溪，村子四周是郁郁葱葱的小山，像一只摇篮，村庄就像篮子里的婴儿。山上没有大的兽物，野兔和鸟雀倒不少，而且出产油茶。十月初，家家户户都忙着上山采茶籽，茶油做菜非常香，在外面我从没有吃过那么香的油。三四月份，四季常青的茶树便开满了白色的小花，记忆中的故乡便飘荡着茶花香，空灵秀丽，清爽怡人。

　　我是挖断岗的女儿，也是母亲的女儿。母亲生我的时候，只有21岁。那是一个温暖的春天的早晨，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棂，照着母亲苍白的脸。她躺在一张红漆斑驳、颜色褪尽的雕花木床上，美丽光洁的脸由于阵痛而扭曲变形。没有人能够帮助母亲，任何女人都必须独自忍受生孩子的全部痛苦。初为人母的喜悦战胜了阵痛的恐惧，母亲的目光柔和，如秋日里的薄雾。当我的祖母用牙齿帮母亲咬断了脐带，我的生命和母亲的生命从此便休戚相关，紧紧相连。我的母亲，用生命的大手笔在破旧的木板床上书写了一个鲜血淋漓的“女”字。生命以其极为痛苦的方式，代代相传。母亲，年轻而风华正茂的女人，她所有关于生命的幻想被我的到来一一证明，为了生命的延续，女人们都成为伟大而勇敢的母亲。

　　记忆中的老屋，在一座茶山脚下，前面是一条清可见底的小溪，有水草与游鱼。房子是木头做的，木门，木窗，木柱头，木板壁。窗户小小的，用纸糊着，门槛有一尺多高。小时侯跨门槛时，我常常先用两手紧紧扳住门槛，迈一只腿过去骑在门槛上上，再努力地把另一只腿拖过去，一不小心，便栽了下去，额上立即起一个大包。那时故乡多木结构房屋，桐油在上面抹了一层又一层，岁月也因此古老而沉静。推开木门，转轴发出吱溜吱溜的响声，这响声，也藏在了我的记忆中。现在故乡已经没有一间木头房子了，多的是白瓷砖的小洋楼，在青山脚下明晃晃的。

　　我没有见过我的祖父，只知道他是富农，家产也因此被抄得一干二净，小小的房子倒显得空荡荡的。母亲却是根正苗红，她嫁给戴了成分不好的父亲，也许仅仅因为父亲是个好人，二十多年后母亲因中风而躺在床上时，父亲对她的照顾无微不至。父母平静安宁的生活让我明白：真正的爱情，不是天上的星光，遥远而神秘，而是平凡的路灯，温暖着人生的脚步。我的父母也许不能阐释爱情的内涵，但平凡的生活教会他们互相宽容，互相鼓励，互相关心，共同面对生活中的波波坎坎。家给我的感觉，是那么温暖亲切。

　　我母亲那时负责喂养生产队的猪，大大小小十多头，劳动十分繁重。母亲每天都要翻山越岭打回几篮子青草，细细地剁碎，再煮熟了给猪吃。她把猪潲倒进猪槽时，须得吃力地踮着脚，我和弟弟就帮母亲托住桶底。这时母亲会含笑望我们一眼，目光里露着喜悦。母亲的脾气极好，从不曾打骂我们，偶尔扬起巴掌也只是吓唬吓唬我们。那大抵是我和弟弟在外野疯了，对她惊慌而尖锐的唤归声充耳不闻。母亲干活去时，我和弟弟总形影不离地跟着，像两条小尾巴似的。田野上，有金黄的油菜花，紫红的草籽花，还有许多说不出名儿的野花，我和弟弟很小就帮着母亲劳动。记得那时有许多麦子地，一逢雨天地里就生出好多野蘑菇，红的白的都有。我和弟弟便采回去，让祖母烧汤喝，照例会得到表扬。

　　故乡颇有几分世外桃源之遗风。小山村里几百户人家，相安无事。常常见炊烟袅袅，时时闻鸡犬之声。家家户户庭前院后，皆种有蔬菜花果。我那勤劳的父老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播种着虔诚的希望。他们任劳任怨，知足常乐，从不去埋怨贫穷与不幸的命运。在平静如水很难起一丝涟漪的生活中，他们活得怡然而乐。邻里之间很少钩心斗角，而且走动很勤。记得我弟弟小时候长得胖乎乎的十分可爱，我那时最喜欢的一个人就是他了。经常有人故意把我的弟弟从围椅里抱出，说要抱到他家去，并且装出一副往他家跑的样子，我便一次次急得哇哇大哭，边哭边跑上去抢。小孩子的心真的好单纯，同样的游戏玩上无数遍，还照样上当。母亲告诉我他们只是逗我玩儿，我却无法不去计较。

　　童年的记忆欢欣而明亮，虽然没有城里孩子的布娃娃，也很少见过连环画。但是祖母、父母对我和弟弟都很宠爱，从不打骂我们，而且山里孩子自有山里孩子的玩具与快乐。我们用小石子玩“抓子儿”，用祖母针线篮里的碎布做成小人，玩“过家家”，还用泥巴捏出各种小动物，趁大人们烧窑时扔在里面烧。最有趣的是在茶树上端一窝小鸟，每个孩子发一只，带回家精心喂养。不过农村里长大的孩子，总是要劳动的。稍大一些，我就要帮助家里积肥，放牛，拾柴火。拾柴禾与放牛可以同时进行。油茶树上有不少枯死的树枝，一会儿能拾一大捆，砍一根藤条捆起来，背回家去，一天的用柴就解决了。山里空气很清新，有时嗅得一阵幽香，顺风找去，在老茶树根部，你会发现几枝紫色的兰花草，翠绿修长的叶子舒展着，紫色的花瓣上还带着几滴晶莹的露珠。倘若在三四月份，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如火如荼。也有野栀子花，黄色或者白色，有金黄的花蕊。偶尔也遇到野兔，瞪着你一动不动，你去追时它又撒欢似地逃了。遇到蛇也是常事，但大抵没有什么危险，只要你不去招惹它，它也懒得惹你。山上坟墓很多，我却不信鬼，何况放牛时还有牛作伴呢。牛是颇通人性的动物，唤一声它便寻你来了，因此，我竟一直不忍心骑牛。

　　由于穷，我家的生活十分节俭，什么东西都不能浪费。最难忘的是吃饭要吃干净，菜吃完了，菜碗里还剩些汤汤水水，一定要拨些饭去，拌得干净了吃掉，结果就闹了不少笑话。一见哪碗菜就要吃完了，我和弟弟立即抢着把自己饭碗里的饭倒进去。弟弟什么事都学我的样，有时我已经弄干净的菜碗，他又去弄一遍。我们两个常常同时把饭倒进一个菜碗里去，似乎抢着吃特别有滋味。穿的衣服，也是补丁加补丁，但是哪怕是一个很小的补丁，母亲也要缀得漂亮而不怎么现形。个子长高了，长裤就改成短库，弟弟还要捡我穿过的衣服接着穿。

　　无拘无束的日子很快结束了。七岁那年，我要上学了。父母都没有什么文化，一心盼着子女多念些书，将来生活得好一些。母亲给我缝制了一个蓝花书包，还用红线绣上我的名字——海兰。好强的母亲迫切地希望着我能走出贫瘠的山村，过上更好的生活。她常常写信向我在外工作的姑妈请教怎么样教育子女。姑妈也把表哥表姐看过的书籍用包裹寄来，那些褪色的旧书曾经是我儿时最珍贵的宝贝。母亲看到我喜欢看书，心里很高兴，在她心目中书是圣物。为了省下钱来给我买书，母亲对自己近乎刻薄。我从没有母亲为自己做一件新衣服的记忆，她也舍不得吃一点好东西。生病了也扛着，心疼看医生花钱。我常常想母亲对孩子的付出是不图回报的，奶水让你吃，汗水为你流，一辈子为你的快乐而快乐，为你的忧愁而忧愁，为你费尽心思，为你耗尽生命。你是她心头的一块肉，也是她生命的延续。离家千里，也走不出母亲的视线，我的母亲，这么多年来，给了我最温暖的爱。

　　挖断岗小学是一长溜红砖小屋，后面是一座小山。我以前在那山上放牛时，清脆的铃声和朗朗的书声随风潜入耳帘，幼小的心激动不已。我好羡慕那些背着书包的学生，当我背起母亲亲手为我做的书包时，我感觉神气万分。挖断岗小学房子很破旧，窗户没有玻璃，用的是塑料纸，一刮风就沙沙作响。一间教室可以坐二十来人，桌椅似乎是特意请蹩脚的木匠做的，高矮不一，坐上去没有一张不发出“吱吱”声。教室里常常有老鼠跑过，吸引淘气的男生去追上半天。操场很大，被十多棵梧桐树围着，梧桐树的叶子又大又密，到夏天操场里全是树阴。教室后面有一块空地，冬天下课后，老师会在空地上生一堆火，让我们暖一暖冻红的手脚，干树枝燃起来，教室里立即弥漫着烟气与温暖。我们冬天上学自己也都带了火，用一个破搪瓷盆盛几块燃烧的油枯（茶籽榨油后的残留物），盆子边上打四五个小眼儿，用铁丝穿过去，在中间汇总，男孩子能把火盆在风中甩得“呼呼”直响，一点火也不撒出来，女孩就没有那么大胆了。我们每周有两节劳动课，内容是上山拾柴。食堂的用柴就靠一百多个学生自己解决。如果忘记做家庭作业，罚交一捆柴火也是经常的事，好在拾柴是很容易的事，山上到处都有。

　　我的启蒙老师只有初中文化，也不会讲普通话。四年级时我的班主任是一个很严厉的人。四十多岁，个子高高瘦瘦的，眉头经常皱成“川”形，大家都有一些怕他。其实他对于我，是有几分偏爱的，我的作文常常被他当作范文在课堂里念，小小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后来竟爱上了作文。母亲也用卖鸡蛋的钱，给我从城里买回了几本作文选。家境是那么清贫，田里地里的庄稼收回来，总换不了多少钱，母亲省吃俭用，每学期都给我买三、四本书，那时一本书至少也要看十来遍，因为来得不容易。母亲买的书和姑妈寄来的书把我带进了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界，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面的门，也丰富了我的想象力。我第一次知道除了大山，老牛，黄土地，还有高楼大厦，五彩霓虹，除了老祖母讲给我的牛郎织女的故事，还有卖火柴的小女孩和善良的美人鱼。我的心，被神奇的童话打开了一扇门，人性深处的善良，也被点燃。我常常被童话中的故事感动着，泪水也流出来。我想要是小女孩能卖出火柴，要是美人鱼能开口说话，要是孤儿都找到爸爸妈妈，该有多好啊。这些奇怪的念头苦恼着我，我开始思索许多我不曾考虑的问题。我的成绩很优秀，父母也对我寄予厚望，可是我有足够的力量，跨过那老牛背，走出这山沟沟吗？

　　那时候我担任了班长，特别爱管事儿。同学们都有些怯我，我也犯了一个终身遗憾而且无法弥补的错误。我用老师的教鞭轻轻打了班上的一个女同学一下，记得她当时就哭了。她是我们班成绩最差的学生，同学们都不喜欢她。我打她是因为她在自习时睡觉。第二天她竟没有来念书了，后来一直没见到她。那时也没有普及小学教育，所以学校也没有去管她。多年以后，我听说十七岁的她嫁给了一个赌徒，过得很不幸。我突然想起了我曾经的错误，再也无法原谅自己。当我的尊严受到伤害后，我才明白失去财富不过失去了一点点，失去尊严却失去了一切。那个脸色苍白，头发黄黄的小女孩，一次次提醒我去尊重别人。而我对于她所犯下的错误，却是永远也不能弥补了。因为她在辛苦劳作的生活中，也许早忘了十多年前我那轻轻的一教鞭。而在我们那里，年纪轻轻就辍学务农，不到法定年龄就成家的男孩女孩太多了。日子过得好的只不过温饱无忧，过得艰难的也得忍着熬着，他们的生活别无选择——只能麻木而又辛劳地活着，当然同时也有快乐。村子里大多数人都过得有滋有味似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构成的婚姻，好像也没有几对要打架闹离婚的。男人女人们农忙时干活，农闲时男人们就打牌，女人们就织毛衣，做鞋子，年纪大的老头老太就走东家串西家聊天，说起二十多年或者三十多年前的故事，说起家里的儿子媳妇孙子外甥。似乎都活得挺好的，他们没有多少精神上的追求，倒是更容易获得心灵的满足。一代一代，他们就这么活着。

　　我的祖母是一个充满了智慧的老人，对钱财看得很淡，心情十分坦然。她始终活得平静从容，与世无争。她的悲哀与欢乐都是淡淡的，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能让她耿耿于怀。祖母原来是大家闺秀，念过书，又擅长画画和女红，记得许多古戏的唱词，知道好多神话故事。不过她的故事还没有她的女红与绘画有吸引力，她几乎算得上一位民间艺术家了。村里有人修房子，一定要请她去画屋梁。龙凤呈祥，或者鱼戏莲间，双飞燕子，都有灵气与生意。而她的刺绣与鞋垫，也堪称一绝，紫圆透亮的葡萄，翩翩飞舞的彩蝶，争奇斗妍的菊花，都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村里的媳妇闺女，没事总找祖母借花样子，但往往走了样。因为祖母是用画画的构思纳鞋垫，不会画画的人自然很难学。祖母还喜欢栽花种草，在农村也极罕见。春末夏初时，院子前姹紫嫣红，煞是好看。祖母常常用指甲花帮我染指甲，她努力地把我打扮得漂亮一些。小时侯一直是祖母帮我梳头发，她很认真地给我编满头的小辫。栀子花开时，她还会在我的辫子上扎上一朵。祖母有一把很漂亮的雨伞，白色的丝绸上绣着红色的桃花，我开学后祖母就把伞送给了我。那把伞是那么引人注目，一撑开就引起羡慕的目光，我也于潜移默化中受了祖母许多影响，做事有条不紊，心境很平和。生活是需要冷静与情趣的，只有在从容中才能品味淡淡的苦涩与甘甜。祖母又极善良，有一个冬天的傍晚，四个行乞的老太太到我们村借宿，她们的口音是外地的，穿得破破烂烂，祖母听说后，立即把她们接进我家，又吩咐母亲生火做饭。听说那些人走了上千里路程时，祖母的眼睛都红了。家里床紧，晚上祖母和一位老太太睡在一起。第二天，又给她们每人一大碗米。老太太们感动得热泪盈眶，连连祝福祖母长命百岁。我记不清这些年祖母帮助了多少人，乐善好施为她赢来了极好的人缘，她一辈子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祖母的善良影响着我们全家，我们家每个人都做到了为人处世问心无愧。母亲也常常周济比我们更穷的亲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热心地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给予着的生活是幸福的，尽管不一定会有回报，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五年级时我考进了乡中心小学。中心小学离我家有十多里路，我必须寄宿在校，一周才能回一次家。中心小学的条件比挖断岗小学好多了，教室是白得耀眼的两层小楼，最让我开心的是每间教室都有两块黑板，这简直超出了我的想象力。挖断岗小学的黑板又短又窄，由好几块木板拼成，木板之间有几条一指宽的缝隙，字写在那里就看不清了。中心小学的黑板让我欢喜了半天，好大好宽的黑板，完完整整的一大块，一丝缝儿也没有。颜色也黑得发亮，摸上去非常光滑。粉笔就放在讲台上，平时也有同学上去写写画画。挖断岗小学的粉笔是老师上课时自带，决没有拿粉笔头打架的事儿。几天后我就知道了后面那块黑板的用处，那是出板报时用的。班主任庄老师指定我当宣传委员，工作是出黑板报。

　　我下决心把板报办好，为班级在校评中争得荣誉。我一丝不苟地工作，无论是版面设计，还是文字书写，都十分认真，那是我第一次很认真很努力地去做一件事情，也是那时我明白了有付出就会有收获的道理。我的黑板报为班级赢得了奖分，我也得到了老师的表扬。

　　由于是初次离家，母亲极不放心。按规定我只能周六回家一次，于是母亲就在周三去学校看我一回，给我送点菜吃。食堂的伙食很差，八个人一桌，一钵老南瓜或者大白菜，一碟萝卜干，几乎天天如此。母亲担心我吃不惯，家里平时吃得虽然简单，母亲却很注意我和弟弟的营养，也舍得放油，把家常小菜做得很好吃。看我去前，天未亮母亲便忙开了，煎鸡蛋，炒花生，把咸菜加了油在锅里烩，忙得不亦乐乎。那曲曲折折的山路，定还记得母亲行色匆匆的脚步。每个星期三我都盼望着母亲的到来，那种感觉妙不可言。母亲自编的竹篮，总是盛着满满的幸福。她用双手为我撑起了一片爱的晴空，在她的庇护下，没有风雨，没有阴霾，只有无尽的温暖，安全与幸福，只有一头金灿灿的阳光。

　　分田到户后，父亲和母亲决定修房子。他们把地点选在一个山脚，没钱请人帮忙，母亲挖，父亲担，又只能在早晚干活，白天没有时间，一锄头一锄头挖了了多半年，挖出了两百多个平方的地基，我们那里把这叫做打屋场。砖和瓦也是自己一块一块烧制的，房屋修成后，父母都累瘦了一圈。祖母高兴地喝了一大碗米酒，然后趁着酒兴画了房梁。那是那时我们村最显眼的青砖大瓦房，院子十分宽敞平整。后面是青翠的山，前面有一条小溪。由于家里只有几亩薄田，一年忙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没有钱给我和弟弟买零食吃，父亲和母亲就在院子的前前后后都栽上桃树、梨树、橘子树，祖母还牵了两根葡萄藤，到夏天，一串串紫色的葡萄十分惹眼。屋后的山坡也被父母开垦出来，栽上杉树，还种了花生。秋天整个院子里桔香弥漫，果实累累，别人家有的果木我家几乎都有。

　　我以全乡第一的成绩考上初中，大家都觉得我是块读书的料，母亲的目光更加殷切，送我上大学的信念也更加坚定。由于我和弟弟都在念书，家里的经济比较紧张，几亩薄田也没有多少收入。母亲似乎预感到我考上大学而没有钱读，竟然去了广东省中山市打工。在亲戚的帮助下她找到一份卖熟食的工作，工资是三百元一月。我想我的母亲一定在外面忍受了太多，因为四个月后她便回到了家里。当然，我和弟弟也是她牵肠挂肚的原因，看到我们寄去的信上泪迹斑斑，母亲一次次哭成了泪人。我和弟弟不断地恳求她回家，并且懂事地节约了零花钱。记得我们还商量只要母亲回家，我们暑假就出去卖冰棍挣钱。母亲带着一千块钱回到家里，也带回了许多外面的消息。我和弟弟认真地听母亲给我们描述外面的世界，真盼望着长出翅膀，飞出这闭塞的山沟沟。初中三年我始终坚持卖冰棍，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挣钱，虽然数量不多，但吃的苦却不少。常常气温是四十来度，日头像火一样毒，晒得人睁不开眼，空气中漂浮着干燥的尘埃，我背着一只父亲给我用木箱改造而成的冰棍箱子，在人家稠密的地方大声叫卖。刚开始我很不好意思叫卖，结果别人都不知道，剩了许多冰棍在箱里化成了水，晚上母亲给我分析了原因，她耐心地教育我劳动挣钱是一件光荣的事，没有人会笑话你。第二天我鼓起勇气拖长声音大声叫喊，果然有许多孩子闻声而来，有的手里就拿着钱买，有些大人也过来买。但是有时也遇到尴尬的情况，有些父母从来不给小孩买零食吃，而小孩子已经被我的冰棍箱吸引得眼珠子快要掉出来了，甚至哇哇大哭，这样的情况大多是因为家里太穷，这时我就急匆匆地走开，以免更伤了那小小的幼稚的心。最可怕的是遇上恶狗，阴险地从隐蔽处冲出来，也不冲你叫唤，一口便咬两个牙印儿，钻心的疼让你路也走不动了。“索赔”是谈不上的，狗的主人还说你自作自受，因为他家的狗从来不咬熟人，谁叫你跑到那旮旯里去呢？不过时间一长，我也清楚哪家的小孩多，哪家有恶狗，哪家吝啬哪家大方。遇到家里极贫穷的，我就静悄悄地路过，也不叫唤得小孩子赶出来。恶毒的阳光把我的皮肤晒得黝黑发亮，身体倒健康了不少。过了不久母亲另给我买了一只泡沫箱子，背起来轻了许多。后来一想起卖冰棍的这段经历，我就觉得自己什么苦都能吃了。那样酷热的天，心里还盼着天更热一些，因为天一热，稻田里忙着劳动的大人，也舍得掏钱买一支吃。一只冰棍进价是五分钱，卖一毛钱，雪糕的进价是一毛二，卖两毛一只。每个暑假我都能赚三四百元，也算是为家里做出了一点贡献。如果不是后来腿出了车祸的话，没准高中我还要继续卖冰棍呢。

　　我渴望自己走出父辈未能走出的大山，只有走出，才能改变——改变自己，也改变大山。读书无疑是条捷径，所以我的学习一直很努力，我想不出除了读书，还有什么改变我命运的更好的办法。我是那么强烈地渴望着改变。

　　中考时我被保送到全县最好的高中——桃源县第一中学。这是一所省重点中学，在我们那里，上一中就意味着一只脚迈进了大学的门槛。大红的录取通知书让全家人又高兴又担忧。桃源一中在离家一百多里的桃源县城，消费与生活水平都比家乡高出许多。不过全家人都大力支持我念书，而且我自己卖冰棍也积了一点钱，零花钱就可以不问家里要了。父母也清楚山里的女孩上重点高中并非易事，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但天有不测风云，乐极生悲，接到通知书后的一个星期——九二年八月十三日（1*对于我似乎不怎么吉利，这一天又是中国传统的“鬼节”，许是我无意中冒犯了某位先辈吧），我在搭一辆手扶拖拉机去冰厂进货的途中遭遇车祸，我的右腿骨折，脸上也受了一点伤。

　　睁开眼时，我已躺在洁白的病房，母亲正在用袖子抹眼泪。见我醒来，她立即装出一些笑容，温柔地看着我。我脸上缝了十多针，正火辣辣地疼。右腿肿得有平时的两倍，膝盖上还打了三十多斤的牵引，使得我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我伸手去摸脸，女孩子爱美的本能让我很担心自己是否已面目全非。母亲轻轻地按住我的手，叫我别弄感染了。她安慰我说她已经问过了医生，我的脸不会留下疤痕。那是全市最好的医院，给我动手术的大夫经验也丰富。那段日子母亲不让我有机会拿到镜子，因为我的脸肿得像个八戒，母亲怕我见了难受。我很担心住院治疗的钱从哪里来，还有我的学习，耽误了可怎么办，我不知自己还能不能继续念书。母亲要我安心治疗，不用担心学习和钱的事。

　　我很有必要提起我的父亲，一个极疼爱我的人，不过在车祸之前我似乎没有鲜明地感觉到父亲的爱。他是一个很粗心的人，只知道像牛一样默默地劳动，和母亲一起把家庭建设得富裕一些。我出车祸时父亲出了远门，晚上十点多他才赶到医院。我见到他时他的双眼红肿着，脸上黑黑的。父亲是骑自行车赶来的，足足一百多里路程。见到我脸上缠满纱布，腿上还吊了那么多东西，父亲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哭，我立即明白了父亲对我的爱，那是深沉的、粗犷的，不经意是感觉不到的。我望着父亲，就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也哭了起来。父亲自责地说：“兰妹子，都怪爸爸没用，我不该让你去卖冰棍的。你不要担心钱的事，砸锅卖铁我也要给你治好腿，也要让你去念书。”听父亲这么说，我难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弟弟那年十四岁，也考上了高中。他从小跟着我一起念书，母亲送我念书去时他也吵着要去，结果母亲还给老师说了不少好话，但是我很遗憾的是我在学习上没有给我的弟弟多少帮助，他一直就很贪玩，成绩却也是前几名。可自从解二元二次方程他未学懂之后，弟弟的成绩就一天天差了。我那时太年轻了，不知道怎么帮助他。我住院的第二天弟弟来看望我，他一见我就呆了一会儿，然后就说：“我不想念书了，我反正是读不进去的。还是让姐姐一个人读书吧，我想跟亮叔叔学漆工。”母亲和我都大吃一惊，随即又很难过。然而父亲和母亲商量之后，竟然同意了弟弟辍学。他们肩上的担子实在太沉了，何况他们很担心有一天我们姐弟俩都念不起书，而我的成绩很优异，于是父母做出了保全我读书的决定。我的弟弟，才十四岁的弟弟，从此独自在外漂泊，经历了人生的种种艰辛与险恶。他学会漆匠后，去广东番禺的一家镀金厂做保安，后来又去昆明学习汽车修理，甚至还在曲靖街头卖过水果。他的手磨起了层层老茧，但始终没有埋怨过家人。而他的姐姐，却没有尽到一个姐姐的责任，只是有一份深深的愧疚在心头，直到多年之后。

　　那间病房里有两张床，我的邻居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她的四个手指被机器轧断了，心情和我一样不好。我母亲的心情也很沉重，但没有表现出来，她总是偷偷地躲到走廊上难过。照顾邻床女孩的是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名叫晓春。整个病房两个病人和两个陪护中，真正快乐的只有晓春。她的身材很单薄，头发也黄黄的颜色，下巴圆圆的，皮肤一看上去就营养不良。那是个极苦命的女孩，三岁时死了父亲，母亲带着她改嫁，可两年后母亲又去世了，继父从此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动不动就拳脚相加，也不让她念书。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么苦命的人，对她充满了深深的同情。我望着她额角的疤痕，那是狠心的继父用锅铲留下的，心想对比晓春来说我真是太幸运了。晓春很快就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母亲给我租了不少杂志，晓春就自告奋勇地为我念。她的声音清脆悦耳，人又十分好学吉印通。每逢遇到不认识的生字，她都会问我发音和意义，并且记在她的日记本上。她告诉我每一间病房里发生的故事，哪个病人出院了，哪个病人搬进来了，哪个偷吃了安眠药，哪两个病人恋爱上了。她的腿和嘴是那么勤快，又十分乐意帮助别人。如果哪个病人家属有急事回家一下，晓春一定自告奋勇去担当临时陪护。哪个病人刚做了手术，晓春也不会忘记去问候一声。这个善良的小女孩，尽管命运夺去了她那么多无比宝贵的东西，她还是满腔热情地生活，无微不至地爱人。她的阳光般温暖的微笑，给苍白沉闷的病房带来了无尽的欢乐。我也终于感染了她的快乐，能够被她收集的故事逗得开心大笑。晓春教给了我太多的东西，她于艰难坎坷中铸就了乐观与坚强，把不幸看做命运编织的蛛网，努力地挣破。后来的几年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她去了广东辛苦地打工，过得似乎很快乐。

　　我穿着肥大的蓝条病号服，住在一尘不染的病房里，每天都可以真真切切地嗅到疾病与死亡的气息。有的病人送进手术室里，就不见活着出来。骨科的病人大多由于外因造成，我几乎每天都听说健康活泼的人变成残疾，或者死亡。生命是如此脆弱，不堪一击，然而正是由于生命是那么脆弱的，它才更加珍贵，值得珍惜。许多患了绝症的病人仍然不愿放弃最后的希望，勇敢地与病魔作斗，我也看到失去了手指的病人费力地训练着自己的脚趾，代替手指做事，我看到许多勇敢者不屈的微笑。活着是多么好啊！我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心平气和地等待着最后的审判，也许我会成为一个跛子，那也没有什么，这世上还有那么多没有脚的人呢。

　　活蹦乱跳的生命被限制在一张小小的病床上，动弹不得。人就像一具尸体，成天直挺挺地躺着，十分难受。我乌黑发亮的长发早已被护士无情地铰去，而且参差不齐。由于姿势变了，我的大便成了问题，只好由母亲用手解决。我的心情不好时，母亲就默默地忍受着我的坏脾气。她不知不觉地瘦了许多，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是那时才有了鲜明的亲情概念，我也是那时才知道了关爱我的家人。那一年我记住了祖母、父母、弟弟的生日，我开始会关心人了。

　　终于轮到我上手术台了，但是手术要打麻醉针，而有些病人对麻醉剂有过敏反应，所以手术前医生要与病人家属签一份协议，声明万一出了问题，医院对后果将不负责任。几十字的协议我母亲看了半天，她怎么也不愿相信手术可能出意外情况。最后还是在我的鼓励下母亲才抖着手写下了她的名字。护士把我推进了手术室，医生们全穿着蓝大褂，空气里静得人心里慌张。母亲和父亲站在外面，心里为我祈祷着平安。麻醉针弄得我全身生疼，但很快就进入昏眩状态。手术过程中我心里一直很清醒，清楚地听得见手术刀与骨头碰撞的声音，而且十分痛疼，因为麻醉剂到不了骨头，我无力睁开眼睛，却也无法让自己睡去。后来我才知道我的父母当时被吓坏了，隔壁手术室里一个患青光眼的病人对麻醉剂过敏，一注射立即发生反应，推到急诊室里去。父亲和母亲从护士们奔走着去叫医生的慌乱情形中知道有手术出了问题，他们以为是我，吓得六神无主，他们想不到医院每天动手术的不知有多少，当然即使想到这一点他们也还是会担心的。我的母亲就不停地哭泣，直到两个半小时后，护士把我从手术室里推了出来。

　　手术很成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不过为了更牢固一些，医生在我右腿里植入了几块钢板，把断了的骨头紧紧箍住，第二年再开刀取出来，右腿外侧至今还留有一条筷子般粗长的疤痕，提醒着我牢记那命定的一劫。在手术后我写了一首诗鼓励自己，那时我以为我将要成为一名跛子，所以那首诗就叫《跛子》：

　　命运的一个玩笑

　　你成了跛子

　　平坦的路也成了坎坷

　　岁月从此在摇晃中度过

　　一步一步，你走在人生的摇篮里

　　不要叹息，也不必哀怨

　　让你的背影在阳光中倾斜

　　成为一道动人的风景

　　你撒下一把脚印

　　深深浅浅地绽开如花

　　那是你生命的花啊

　　我看到

　　有的人跌倒了

　　再也没有爬起来

　　在人生的长路上

　　我很诧异

　　为什么

　　你倾斜着走过人生

　　从不倒下

　　幸运的是我并没有成为跛子（因为我没有在关节处骨折，骨折的地方是直的，加上年纪也轻，恢复很快），为此祖母还特意去祭祀了祖坟，她认为是祖宗在保佑着我。那么多的人，在车祸中失去手，失去脚，甚至失去生命，我却有惊无险，还是完完整整的一个人。出院时医生嘱咐我好好休养，在床上躺上一年半载。那时我的新同学们已经开学了两个多月，我心里痒痒地像虫子咬得难受，躺在家里茶不思饭不想的，精神状态十分不好。第二天我实在憋不住了，就恳求母亲送我去念书。母亲和父亲商量之后，同意了我上学的决定。

　　母亲背着我去了学校，好漂亮好漂亮的学校。美丽的校园坐落在沅水河畔，校门正对着一个小洲。由于临水，就少了车马喧哗，而添了水光山色。校园里有一个中心花园，栽了各色各样的花，比祖母的花园品种不知多了多少。小径旁有亭亭绿树，怡人花香。教室居然有五层楼，而且有好几幢。我的心激动得不行，这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天堂。我的教室在二楼，位子在最后一排，那是考虑我进出方便一些。母亲给我找了把小矮凳，放在课桌前下方，我就把腿伸直了放在上面。白昼过去，我的右腿红肿得滚圆透亮，临睡前，母亲就小心地帮我做按摩。睡一晚上消了肿，第二天又肿起来，恶性循环一样。我和母亲睡在一张八十厘米宽的学生床上，母亲不敢挨着我的腿，躺在床边连身也不敢翻一下。

　　家中的生计日渐艰难，因为治疗费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手扶拖拉机的司机还是我们家的亲戚，也在车祸中受了重伤，善良的父母也不忍心要他的钱，何况人家载我还是出于好意。为了省下车费，父亲只能骑自行车去看我，往返一百八十多里。四十不到的父亲开始秃顶了。父亲实在太不容易了，一双手，维持全家五口人的生活。母亲也没有办法，她只能早起晚睡，在校园里捡些废纸，换几个钱。后来她又帮老师们织毛衣，挣点工钱。母亲的手，十分灵巧，不仅会织各种各样的花鸟虫鱼，还会织汉字，请她织衣的人还真不少，宿舍熄灯后，母亲还要在走廊里织上两个小时。手指被针尖戳出了洞，就缠上胶布，拼命地织。学校领导知道了我家的困难，特地批准母亲在校园里卖水果，母亲简直高兴坏了。她每天四点多就去农贸市场进货，用两只竹篾篮子挑着。她的水果摊就在教室下面的走廊上，一般要下课后才有生意。为了少耽误母亲，我练就了半天上一次厕所的本领。母亲居然做到了自食其力，为父亲减轻了不少负担。那时父亲担心母亲太辛苦，就自己动手给我做了一把轮椅。母亲担心伤害我的自尊，怎么也不肯留下，她说她有的是力气。做惯了农活的母亲的确健壮有力，可我那时有一百多斤，在母亲背上我清楚地感觉出她的累，毕竟母亲也接近四十了。我最害怕的是实验课。实验楼离教室有两百多米，母亲先要把我从二楼背下，再穿过那长长的走廊，爬上五楼的实验室。我的手紧紧扳住她的肩膀，听着那沉重而稳健的脚步声，心里默默数着一级一级的楼梯，母亲短短的头发透着汗味，她的脸胀得通红，汗水一条条地淌下来，呼吸十分急促。那是整整一百多个台阶呀。也有同学要背我，母亲却不愿意麻烦别人，又担心把我摔着。好几次我固执地不肯上实验课，但还是拗不过母亲。那一年，母亲背着我上学的情景，成为桃源一中校园里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

　　由于开学时耽误了两个月课，我第一次月考成绩是班级五十三名，而我们班一共有六十四人。开家长会时我和母亲坐在教室的角落，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知道母亲心里很难过，桃源一中是湖南省的重点中学，不仅有本县的尖子，还有慕名而来的外市县的尖子。许多初中时成绩好的，到了这里就很难拔尖，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到了什么位置。母亲黯淡的神色深深地刺激了我，我开始疾起直追。再想到父亲一个人忙着田里地里，七十多岁的祖母不得不操持家务，小小年纪的弟弟也在外辛苦谋生，我心里就沉甸甸的。家里每个人都在为我付出，我不努力学习，怎么有脸见人？我整天整天地呆在教室里不出区，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惫。工夫不负有心人，一个月后，我的月考成绩是班级十八名，再过一个月，我终于名列前茅。

　　高二时我已经不需要母亲照顾，扔掉双拐独立行走了，母亲极不放心地回到家中。由于没有母亲的提醒，我的学习更加不要命了。唯一吸引我的是教室与书本，我像一只上紧了发条的闹钟，不知疲倦地工作，夜深人静时的烛光曾是我最好的伴侣。结果第一学期段考时，我的成绩是年级第三。但就在这时，由于思想压力太大，我整夜整夜不能入睡，而且觉得非常内疚，似乎整个家所有的人都在为我付出，如果我不去努力改变这个家的命运，我感觉自己简直没有勇气再活下去。

　　九三年十月母亲流着泪帮我把铺盖行李接回了家，她的心苦到极点，这些年来，母亲一直把我视为她的希望。生活清贫她不觉得苦，劳动繁重她也不觉得累，因为我的可预见的光明未来鼓舞着她，她一心盼着我走出这山沟沟，过上与她不同的幸福生活。现在她的希望完全破灭，连休学证我也没有办就回到了家里。说实在话，我那时也很喜欢念书，可是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人总有冲动的一刻，何况那时我只是一个不太成熟的孩子。看到母亲悲哀黯淡的眼神，我的心头又像压了座大山似的，等待我的，又是怎样的命运呢？

　　母亲很快就坚强起来，她想读书也未必是人生唯一的出路。我觉得种田不是好的出路，执意要在乡里开一间商店。母亲也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她于是就借了钱，鼓励我好好干下去。母亲遗传给我的基因帮助了我，我热情活泼，做生意童叟无欺，绞尽脑汁在商品的价格、质量与品种上作文章。结果我的小店生意十分红火，一年下来，我赚了七千多元。弟弟的漆匠这时也出师挣钱了。家里的生活，不再那么穷，那么苦了。母亲的微笑也多了起来，我也胖了，萎缩的右腿逐渐于左腿一样粗壮，面颊上也有了些健康的红润。

　　假如我从此好好地把商店开下去，我的家人也不用为我担后来那么多的心了，可是我那时偏偏又不安分起来。我的商店很小，只有十来个平方，这也是我的全部活动范围，连上厕所也得速去速回。每天见到的多是熟识的老面孔，接触的也不外乎货物与钞票，呼吸视听中没有一点点新鲜的东西，生活是那么地单调乏味，而且似乎我的全部目的就是把商品推销出去，在进价与售价中赚取利润。曾经喜欢做梦的心灵在世俗与重复中没有任何幻想的余地。难道我就这样屈从于没有张力没有涟漪的生活？做生意必须时时刻刻面带笑容，而把心灵的苦闷与烦恼掩藏起来，必须把所有的心智花在说服顾客购买你的商品上，并且想方设法吸引他下次再来。钞票到手时我已不再感到多么喜悦，我的心开始沮丧。难道这就是我一生的生活？

　　按理说我那时应该返校念书才对，可是鬼使神差我却没有这么做。我把小店交给母亲，带上七百元钱，一个人去了珠海，就像一只南翔的鸟。为什么去珠海而非别处，也许仅仅是为着珠海有海。关于海的神话我知道很多，海与海里发生的故事诱惑了我。我想象着大海带着咸味的呼吸，想象着潮湿的风，还有成千上万只飞往南方的鸟。我的梦被我的幻想填满，我以为我应该换个环境，也许会找到新的机会。

　　母亲送我时很是放心不下，她的目光中既有鼓励又有忧虑。母亲不厌其烦地叮嘱我在外要注意安全，要处理好人际关系，要把生活过得好一些。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怎么可能放心呢？后来母亲不断地给我写信，这对于文化不高的母亲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母亲的信写得吃力，而且认真。她经常写着写着就哭起来，眼泪滴在纸上，开出一朵小小的蓝花。母亲不断地给我鼓励，给我祝福，她鼓励着我去做自己的梦，在一旁为我呐喊加油。没有母亲的鼓励，我很难想象我的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我终于见到了海。当时我的心情很激动，活生生的大海赤裸裸地躺在我面前。我看到海时海是睡着的，没有叫嚣而过的风也没有打着滚的浪。海原来不是蔚蓝的，我以前不过被书本和自己的想象所欺骗。我见到的海是灰色的，上面还漂浮着形形色色的垃圾。远处有几座孤零零的小岛，阻住了我欲穷千里的目光。更远的地方天便连接了海，海与天是同样的颜色。那里有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我看到的海有些让我失望，童话中海的女儿是那么美丽，我怎么也不相信她就住在这脏兮兮的海里，童话破碎的那一年我十八岁。一只螃蟹咬了我的脚趾，那痛疼使我清醒，我忘记了变成一条鱼在海水里自由自在游来游去的神话。我的脚下是一片滚烫的沙滩，沙滩上易拉罐与啤酒瓶一片狼籍。在五颜六色的太阳伞下，身着三点式泳装的女郎快乐地扭动身肢，快乐是属于她们的，城市也是她们的，摩天大楼与五彩的霓虹都是她们的。在这座城市里，我明白自己只是一个过客。

　　现实是冷冰冰的。钞票的多少与心中的恐慌正好成反比。口袋里的钱一天天少了，我只好在劳务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找了一份洗盘子的工作，老板允许我在工作之余去找别的事，条件是不要他的工资。我为了解决吃住问题，也只好同意这不合理的要求。人们一定早已忘了曾经有一个穿着粉红色连衣裙长发披肩的女孩，她的面色苍白目光无助。虽然有五花八门的招工启事，可对于一个长相平平，没有技术，且只有一张初中毕业证的女孩，上帝给她的机会寥寥无几。可是我不能就这样子回去，我已经让家人失望太多，母亲在电话里的哭泣也唤不回我的归心。在费尽心机找工的日子里我慢慢长大，年少轻狂的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渺小与人生的无奈。一个月后我终于进了一家日商独资企业——松下马达有限公司，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打工妹。

　　“打工”一词不知是谁发明的。珠海这个小小的海滨城市以其环境优美，政策开明吸引了许多企业家投资办厂，“三资”企业有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同时数以百万计的打工一族涌进这座小城，有的是白领，更多的是蓝领。这座美丽的城市被誉为“打工者的天堂”，我也有幸尝到了在“天堂”里工作的滋味。松下公司是*1年才在珠海建厂，我进去时全厂有两千多人，但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约为一比九，其实整个珠海都是一座性别失调的城市。玩具厂，鞋厂，电子厂，制衣厂，它们更需要的是心灵手巧的女性。日本老板的工厂以福利优厚、管理严格著称，领导会时不时向员工灌输和亲一致的精神。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经济大国，正是因为日本是一个民族单一的国家，共同的语言与共同的心理素质，铸就了他们团结一致的品质与和亲一致的精神。所以松下十分注重对员工进行思想上的教育，我那时第一次接触日本人，他们是一个与我们很不一样的民族。刚建厂时，公司连围墙也没有，只在进门处派了一个保安，结果几天就丢失了几十万元的马达与锡线，日本人于是用铁栅栏把公司围了一圈，又大规模地招进保安。开始员工每天早餐时给发一个苹果或者梨子，但是食堂和食堂下面的路上立即扔满了各种果核，开始吃饭时餐桌上放了卫生纸，但是放再多也是一次拿完，开始时员工喝的是蒸馏水，但是就有人拿蒸馏水洗手。后来这些待遇都取消了，有的只保留给主管以上的人员。我常常听到后去的人抱怨以前的员工不知道好好珍惜，不过我也没有赶上那样的好时光。我只是听到老员工讲一年之前他们过得怎样潇洒快活，日本人还经常给你鞠上一躬。我想弄成今天这样我们自己多少要负一些责任，这反映的是人的素质问题。刚进厂时我在流水线上焊线，一条流水线是一个拉，由拉长负责，我们叫拉长阿莲。阿莲长一双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时不时地扑闪着。她不象有的拉长，恶狠狠的，而是与拉上的姐妹们和睦相处，打成一片。她总能够做到让我们不紧不慢地干活，而且不良率也很低。我们都喜欢阿莲，她能把拉上的气氛弄得很活跃。可是很快日本人就不让我们那么快活了，车间里都装了闭路电视，二十四小时监视着你是否认真工作。干活时紧张得神经兮兮的，都一句话也不敢说，因为一抓住就要罚二十元钱。金黄的沙滩和蔚蓝的大海在机器的喧嚣声中渐行渐远，我再也无心去看海。

　　十九岁的生日那天我还加了班，下班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天空有几颗寂寞苍黄的小星。我漫无目的地在街头乱逛，被世界遗忘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想着哪里有一支为我点燃的蜡烛，哪里有一声属于我的祝福呢？夜风唱着悲凉的歌子从我脸上掠过，橱窗里是五颜六色的礼品与生日蛋糕。我摸摸口袋叹了口气，当时我真想大哭一场，可是特区是一个不相信眼泪的地方。我对这城市新奇美丽的感觉麻木了许多，我知道海与城都没有改变，改变了的是我。

　　我发现日本人非常严格认真，一丝不苟。我常常见到日本人走进车间，弯腰拾起工人们随手扔下的废纸与烂指套。他们干起活来一个个像拼命三郎，而且不计较报酬。公司的电梯本来只许运货用，中国的许多员工却不管这么多，一瞅没有人立即乘电梯，日本人却连总经理也是一步一步爬楼梯，有上司从日本过来检查工作，依旧是走楼梯。吃饭日本人也和我们一起吃，而不象台湾、香港的公司，领导是要搞一点特殊化的。他们也从不迟到早退。我们上下班都要刷卡，卡就是你的厂牌，上面的编号显示了你的学历、进厂时间、在哪个部门哪条拉。女员工上班要戴头巾，男员工要戴帽子。而头巾与帽子的颜色又可以看出你是员工还是拉长，主管以上的什么也不用戴了，但厂服还是一样的。无形之中，人与人被分成了好几等，同时也显示出日本人在管理上的才华。我是那时才深深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不平等。我才意识到我的文凭太低，学的东西太少，在人群中是那么平凡。

　　我那时有个好朋友叫小美。她是一个广东女孩，矮矮胖胖的，脸蛋很圆。小美的故乡在一个比我的故乡更偏僻的大山里头，很少有人愿意嫁到那里去。她说他们村的媳妇，大多是从人贩子手里买的。有一年，小美的一位女老乡把个四川妹骗到家里，一去就再也没能跑出来。原来那个女孩子有个哥哥四十岁了还没有娶老婆，她早就在打那个四川女孩的主意，平时在生活上对那四川女孩十分照顾，四川女孩只以为遇上了好人。过年时四川女孩子为了省钱没有回家，那个广东女孩就热情地邀请她去自己的家乡过年。一回家那广东女孩一家人就逼四川女孩子嫁给那家的大儿子，小美那时还在念初中，她很同情那可怜的女孩，几次想帮她送信出去，但那女孩胆子很小，后来又生了个女儿，就再也没有想到跑了，她家里的人还只以为她死在了外边，而她，也死了与家里人联系的心。小美的故事吓了我一跳，我哪里知道天底下有这样稀奇古怪的事情，到后来过春节时，任凭小美怎样热情，我也不肯跟了她去过年，现在想来真是有趣。其实小美是做朋友的最佳人选，她除了长得不怎么漂亮外，一身都是优点。我经常把我的烦恼与憧憬告诉小美，她从来只静静地听。她还有很多书，并且感觉敏锐，我们有时也探讨一些有关文学的话题，我把文章写好了，常常拿给她看，她虽然不能写，但是特别会评价别人的文章，说得出优点与缺点，令人很信服。小美使得我的生活少了许多庸俗，我现在还常常想起她。

　　我每天的工作是八小时，八小时之外，就是属于自己的自由时空。我们一间宿舍住六个人，条件比今天的北大宿舍倒是好了许多，因为房子比较宽敞，有一个卫生间，还有一方小小的阳台。那阳台是我独处的好地方，坐在阳台边上，看着远处的厂房，下了班的人正悠闲地走回家去，不像上班时的行色匆匆。天边的夕阳燃烧成一片绚烂，有几只小鸟翩飞着去找它的巢。不远处还有几棵树，静静地一动不动。暮色越来越近，厂房里灯火通明。上晚班的工人正在劳作不停。他们背井离乡地来到这座城市，拼命地工作，努力地挣了钱寄回家去，希望着有一天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认识的打工者中，就有不少是很有心的，他们发了工资，一点也舍不得用，都存下来，计划做以后的资本，所以常常有从打工仔到老板的故事发生。不过，有一些打工者出外的目的并非为了挣钱，而是为了长长见识。

　　夕阳落去后，星星现了出来。路灯也更加显得亮了，路灯下一对对的情侣情意缠绵。我听了无数个美丽而缠绵的打工仔打工妹的爱情故事，年纪轻轻的他们独在异乡，自然感觉孤独寂寞，希望找到一份情感的寄托，于是就有了一个又一个一见钟情或者日久生情的爱情故事，才有了“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的迷离朦胧，我们宿舍的阿九便跟着感觉走了个痛快。

　　阿九个子不高，睡在我的上铺，还得踮着脚才能够到天花板。我们一起笑她太矮，她就不服气地说男人在小巧玲珑的女孩面前充当保护神的愿望会更强烈。我们就刮着鼻子，说她不害羞。阿九的确不害羞。她喜欢穿着很性感很暴露的衣服，走路的时候还爱故意扭动屁股。她出人意料地找了个硕士，硕士很帅气，对阿九也很好。阿九说女孩子只要性格可人善解风情就可以打动一个男人的心了，管他是硕士还是博士，后来硕士还真的娶了阿九做老婆。

　　那时我已经是厂报《松风》的生活版编辑了，进厂没多久，公司举行“我爱松下我爱家”的征文活动，我得了一等奖，后来又在一次品质征文赛中获得二等奖，而我平时的涂鸦，也在珠海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在松下，我成了众所周知的才女。作为厂报编辑，我的工作比以前在流水线上轻松了许多，工资也涨了不少，而四个编辑中，我却是唯一的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人。公司只有两千多人，报纸的发行量也就那么大，有时还干一点杂事。我那时可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办那小小的一份报纸，非常认真地组稿，到处寻找喜爱文学的员工，因为公司的员工大部分也就初中和高中毕业，其实即使本科毕业的主管们也未必能写，写作是需要天赋的，我一直这么认为。经过我的努力，我负责的生活版成为最受人欢迎的版面，我自己也给各个版面写了不少文章。

　　一个人在珠海度过了九五年的除夕，那是一个很冷的夜，我也是第一次在外过年。晚上下起了小雨，七八个男女老乡聚在一起，他们看上去都要比我开心，也难怪，他们都出来好几年了，在外过年也不是第一次了。他们喝酒聊天，快乐地笑着闹着。有人开玩笑递给我一只烟，我居然接过来点燃了，也许抽支烟心里好受一些。一缕缕的青烟升起又弥散，我被呛得很难受，心头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一年的日子这么快就过去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当初的豪情壮志也如这青烟般消散在咸湿的海风里了。我知道我很难改变我的命运，至少，从目前看来，我还没有可能在珠海找到一扇属于我自己的窗。母亲的抽泣也不能让我回家过年，我是一个要面子的人，现在我什么都不是，自然不愿回家见到父老乡亲。一年的日子，像一场梦似的，又像一场夜雨，打在心上，又冷又疼。老乡们在欢笑，笑得我的泪水直想往下掉。我的心，无端地苦着。我走出了房间，让泪水在黑暗里痛快地流淌，不是伤心，只是想哭。

　　那一年我的同学都参加了高考，百分之七十以上都进了象牙塔，我想象着他们过着大学的校园生活，不禁地为自己感到悲哀。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佼佼者，可是现在，我的命运默默无闻，淹没在千千万万的打工妹中。

　　 然而我仍然没有作出回家念书的决定，直到九六年的十一月，在这之前，我曾经在一个夜晚跑去海边，似乎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美丽的海，天空是蔚蓝的，有一轮金黄的圆月，海是深蓝色的，水面上还有粼粼的波光。远远的路灯沿着海岸围成弧线，在树的阴影下神秘而朦胧，小岛在远处影影绰绰。海风吹在脸上，夹着些咸味，一层一层的波涛涌上沙滩，像母亲的手温柔地摇着摇篮。我赤着足走在沙滩上，呼吸着海的气味。我望着遥远的海面，仔细地回想这些年我走过的道路。我突然发现我离我的目标太遥远了。小时候成绩优异的我曾经带给父母多少希望，我的弟弟放弃学业也仅仅因为觉得我比他更有出息，堂兄已经到了国外留学，而我，就这样碌碌无为，浪费青春。我想起小时候祖母背着我走亲戚，想起祖母满是皱纹的给我编过无数次辫子的手，我想起了父亲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去看我的情景，我想起了母亲背着我爬上五楼的实验室，想起了她曾经的希望与失望，我想起了和弟弟一起嬉戏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往事一幕幕涌上我的心头，家庭的经济已经没有大的问题，也许我该为自己而奋斗了，或者说我该给这个家带来更多。

　　我于是就清醒，就有了回家念书从头开始的决定。其实在珠海的两年里，我一直很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念书。特区是一个极其重视文凭与学历的地方，虽然我的编辑工作做得不比任何人差，还是有人以为我是有人际关系才得到那份工作。我的主管，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在平时的工作中，喜欢鸡蛋里面挑骨头，而且老是夸口他的日语如何出色。松下两千多员工中，我实在是太平常太普通的一个，三年前的放弃已成为我有生以来最大的遗憾，难道我还要一辈子遗憾下去吗？我一次次欺骗自己，算了吧，你的命运就是这么不好，可内心深处又总是不能满足。多少次梦中醒来，我泪水潸然。那一缕油墨书香，无数次让我魂牵梦绕，不能入眠。难道我就心甘情愿地接受这喑哑无声的命运吗？难道我就这样在痛苦与懊丧中沉沦吗？难道我就让父母的目光永远黯淡毫无希望吗？无情的自我拷问后我的心不寒而栗痛苦得几近疯狂。最后我简直茶饭不思了，睁开眼，看见的是教室与黑板，闭上眼，依然看见了教室与黑板。我在一个圈圈中徘徊辗转，无法解脱。我知道我再不做出选择我就真的无法活下去了。我于是发誓：我要改变一切我所能够改变的，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我很喜欢珠海。可是城市是城市，我是我，找不到相连的血脉，我只是在空中游离。我不能再欺骗自己，递交辞工书时，同事们都很诧异，他们都以为我在家里找了对象，要回家结婚去了，连小美也不能相信我真的是回家念书。他们不相信的原因是觉得我失学的时间太长了，一定很难再捡起来。我自己也知道等着我的是怎样的困难。我学过的东西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还想考大学，谁知道行不行呢？我已经二十一岁了，在农村这样的年龄已经要谈婚论嫁了，父母会不会同意我念书的要求呢，当初可是我自己不要念了。

　　在同事们的叹息声中我踏上归路，满心忧虑，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怎样的命运，因为连有没有学校愿意接受我我心里也没谱。

　　我下客车时，已是黄昏。走到我曾经的小店，母亲的身影赫然映入我的眼帘。两年不见，母亲已经老了许多。她的右手高高扬起，正在擦拭货架，袖管挽了上去，露出一截苍白而瘦削的手腕。一股酸涩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我颤着声音叫了一声“姆妈”。母亲像受了惊吓，身子一震，回过头来，简直不敢相信是我。她的眼已经昏花了，我又叫了一声。母亲的泪流出来了，她认出了我，高兴得不知该怎么表达她的快乐。母亲告诉我过年时她盼着我回来，天天倚在店门口，过一辆从广东来的班车，就跑上去看看有没有我。母亲的话让我十分惭愧，为了成长，我几乎忘记了回家的方向。在母亲深情地注视下，我才知道自己以前不肯回家的念头傻得可爱。我不由分说地拒绝母亲的嘱咐，拒绝她的牵挂，愚蠢地以为这样她就不会为我担心了。我做任何事都不愿与她商量，我以长大为由，冷落了我的母亲，连辞工的决定也没有和她商量一声。

　　母亲以一种我无法明白的方式理解了我的选择，父亲也表示支持。他们知道这些年我心中的遗憾太大，他们也不希望我一生在懊恼中度过。父亲还告诉我母亲前不久还给我算了一回命，算命先生说我应该是念书的命，母亲回来后还哭了好久。父亲说这些年他们心里也很痛苦，两个孩子都没有念多少书，现在家里的条件好了，可有钱了又有什么用呢？母亲也很欣慰地对我说：“兰妹子，我总算盼到你回心转意了。我心里一直想劝你去念书，又担心你年纪大了，心里头的压力大，你自己又没有表示出读书的念头，所以就作罢了。我们村，那一个不说你的路走错了呢？前些天我碰见你五年级的班主任，他还给我夸你如何地聪明，搞得我心里好难受，就去给你算了一个命，看看是不是命中注定你不该念书，人家又说你现在应该在学校里。这些年我天天怪自己不会教育孩子，那时就不该让你去打工的，我应该送你去学校的。你这下想通了，我和你爸爸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也动了感情，哽咽着说：“姆妈，我知道我错了。”

　　我还是希望能进桃源一中学习，可又担心校方不接受。母亲要我放心，她说她就是请客送礼，磕头下跪也要让我进桃源一中。但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感谢我的堂兄打了一个电话，他已经成为我的母校的骄傲，他当初的班主任正是现在的副校长，再加上我辍学时的成绩也很不错，而学校又想借我的亲身经历教育一下那些在校的学生好好学习，倒是很愿意接受我重返校园，但是我必须跟着念高二年级，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算作休学三年后再复学，我的学籍问题才好解决，我有些忧虑地答应了。本来我的打算是从高一开始，这样我就有一年的时间复读，正好可以复习那些忘记了的功课。

　　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一个我今生今世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我再次走进了桃源一中的校园，成了一名高二的学生。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母亲，毅然地做出了陪读的决定。她把商店抛开一边，家务也不管了，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屋，和我住在那里。我好感谢我的父母，没有他们的支持，一定没有今天的我。当听说我回家念书时，村里的人都不以为然：“都二十多的妹子了，找户好人家，好好过日子才是正经，还读得进什么书？真的是把钱丢到水里去，到头来一场空，后悔来不及。”父亲和母亲默默地听着别人善意地劝告或者冷嘲热讽，淡淡地说：“我们也不指望她一定考上大学，兰妹子自己想读书，我们做父母的也不能反对呀，读书总不是什么坏事情。”当母亲扔下好好的生意去照顾我时，村里有些人就摇着头叹气：“先是女儿疯了，这下连娘也疯了，我看你能考到北京去。”我的祖母听不得这些话，就语重心长地鼓励我：“兰妹子，全村的人都在对你望呢，你可要给你的爹娘争气，不要让别人看了笑话，偏要读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奶奶这么多年，也没见哪家的小孩有你那么聪明。”我当然也相信我的智力，对这一点我向来很自信。但是我的脑子已经是一片空白，我还能够赶上去吗？或者说，我今后能顺利地考上大学吗？要知道有许多事，仅仅努力也是不够的，命运有时就会有一些恶作剧。

　　为了表示与从新开始，我把我的名字由海兰改成了海燕，我鼓励自己像一只勇敢的海燕，去挑战种种困难，飞到更广阔的天空里。桃源一中两个文科班，200班的班主任张海云老师很热情地接受了我。那是一间白得耀眼的教室，是我离校后才建成的。看到那洁白的墙壁，发亮的黑板，摆得整整齐齐的课桌，和那些正在埋头读书的同学，我的心一下子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世俗的尘埃与杂质。过去的早已成为过去，新的生活即将开始，它是否精彩将完全取决于我自己。我又一次对生活充满了信心，读书不比恋爱，恋爱并非一方可以决定，而读书则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你的命运是在你自己的手中。这些坐在教室里的同学们，我和他们的机会是完全均等的，就看我自己能否把握得住。张海云老师激动地向同学们介绍起我的情况，他是一个很爱激动的人，但是教书相当不错，也是我有生来遇到的最好的班主任和最好的英语老师。好的老师是决定一个学生成败的另一个因素，我真的好感谢我在桃源一中遇到的十多位优秀老师，没有他们的关心与帮助，我不可能有后来的成绩。同学们久久不息的掌声使我的心轻松下来，我原来还担心他们会嘲笑我，他们却那么热情。

　　很快学校领导就叫我去校电视台做一次报告，他们希望我迷途知返的经历能给在校学生一些启发与触动，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对桃源一中我充满了感激，如果我的讲话能够给我的校友们一些鼓励，一些动力，我自然是欣然为之。讲着讲着我就激动起来，记得我真的是含着热泪对台下的同学说了许多：“同学们，今天我和你们都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为着幸福美好的明天而努力。我们的劳动将使我们心灵充实，我们的青春不会虚度，我们的付出也必将带来沉甸甸的收获。在座的我们有没有人想到，在特区有许许多多男孩女孩，他们像我们一样的年轻，像我们一样对生活充满热情和憧憬，可是由于经济原因或别的因素走出了校园，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头。他们多么羡慕我们，有这么优越的学习环境，有关心爱护我们的老师和同学，可以静下心来念书。他们早早地挑上了生活的重担，独在异乡，远离了家的温暖，忍受着思乡的折磨，时刻担心着被老板炒掉。为了一点点可怜的工资，受人白眼，得不到安慰。他们何尝不做着与你们一样的好梦，然而生活已经艰难了许多。同学们，我而今作为你们的学友，也作为你们的姐姐，真心地希望我们一起珍惜时间，把握住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我原来不知道珍惜学习机会，结果被生活碰得头破血流。我现在才明白，校园是世界上最纯洁的场所，知识是最可宝贵的财富。我也将和你们，一起努力，向着我的目标奋斗。”台下想起了热烈的掌声。一会儿有个同学问我：“你打工那么久了还回来，有信心考上大学吗？”我不假思索地说：“我想我是志在必得，毕竟这是我今生中最后的一次学习机会，我再也不能错过了。我会尽量争取考上大学，而且我希望我能考上中山大学。”我随口说出“中山大学”，因为我的母亲以前打工的地方就在中山市。

　　我又成了一名学生，一名特殊的学生。在珠海买下的时装与化妆品被我锁进抽屉，作为学生，我不再需要这些赘物。我必须让自己的心重新单纯，干干净净。那时我只想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人，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学习上。我需要的是面对现实，并且勇敢地迎接未来。

　　我很快就知道了什么是现实，我需要面对的是第一次月考时九门功课仅仅语文一科及格的悲惨现实（那次月考是我进校一个星期后举行的，算是对我当时实力的一个检验）。月考是促进我们巩固与记忆的一种考试，一个月一次，而所有识记的知识我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书本的芳香依然清新，书上的知识却已经那么陌生。我仔细分析了一下试卷，发现许多东西都是识记性的，似乎没有印象了，但是又好象有点影子。也许那些东西只不过沉睡了，我需要慢慢唤醒我的记忆。岁月是那么无情，我忘记了我学过的所有知识，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回想起珠海打工的日子，我居然有一丝丝留念，我的工作很轻松，工资也不算低，为什么要放弃呢？那个象牙塔之梦，也许虚幻飘渺，永远成空了。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已经骑虎难下了。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形势，觉得自己目前最需要的是信心，勇气，和志在必得的决心。我缺少的也许仅仅是时间，只要我自己挤时间，再摸索一条适合我的学习路子，苦干加巧干，我一定能考上大学。多年前的辉煌鼓舞了我，对于我的智力我深信不疑。好吧，我要让时间去证明一切，让时间去改变一切!在课桌上写下“天道酬勤”四个字后，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母亲也显得非常冷静：“兰妹子，你也不要太急，我想你需要的只是时间，现在离高考还有一年半，你只要一步一个脚印，一天取得一点进步，一定是可以赶上去的。你自己不要有压力，以前你骨折后掉了课，不是也考过五十多名？后来还不是赶上去了。我和你爸爸也不会逼你考上大学，考不上，多学点东西，拿到毕业证也是好的。你再莫要像从前那么刻苦了，我这次要来陪你，就是担心你像以前一样拼命，最要紧的还是身体。”母亲的话鼓励了我，

　　在母亲的督促下，我的学习和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六点起床，母亲已经为我做好早餐。要么是一大碗热气腾腾的三鲜面，要么是几个香喷喷的荷包蛋。母亲就微笑地看着我狼吞虎咽的馋样。我吃完早餐，步行五分钟来到学校操坪，与寄宿在校的同学一起做早操，然后围着操场跑个八百米。白天我们也有一节课是活动课，但总有人不愿出来活动，而要呆在教室里学习。这时张海云老师就会到教室里赶人，把不肯出去的也赶到操场上去。我本来不太爱体育活动，那时也在老师的监督下，喜欢上了打羽毛球。张老师有时还陪着我们玩，他相信劳逸结合比只学不玩效率更高。我们班的同学玩起来可以发疯，学起来近乎玩命，有看春节联欢晚会时手里还拿着英语课本的。夜里我十点半下自习，回去后母亲坚决不让我加夜班。小屋昏黄的灯光下，由于有了母亲晃动的身影，显得宁静温馨。夏天母亲担心风扇风大，每天都用蒲扇给我扇风。她在房子里等着我下自习时，会帮我削两个水灵灵的大蜜桃，或者几片去了皮和籽的西瓜。母亲那时的全部目的就是保证好我的健康与休息。她经常与其他家长一起研究菜谱，不断地变换出各种花样，那时桃源一中有许多家境富裕的都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由家里人照顾。母亲听我的数学老师说鱼头的营养很好，就经常给我买了鱼头回来熬汤，她的任务就是尽量帮我把营养与睡眠安排好。有人说牯牛山的菩萨很灵，母亲就瞒着我，步行了五十多里路去给我烧香拜佛。她求了一支上上签，一高兴就把菩萨都搬到家里来了，每天都烧上几柱香，虔诚之至的样子。我也不信菩萨，但不想打击了母亲的积极性。母亲知道我不信这些，就不当着我的面。后来我考上大学后，母亲还给人说牯牛山的菩萨很灵。而求过签之后，她的心似乎宽了许多。

　　我开始疾起直追，成了我们班最好问的一个学生。各科的老师都知道我的经历，觉得我精神与勇气可嘉，真诚地希望帮我一把。我去问问题，老师们都很热情，把涉及到的一大片知识点都教给我。我对学习也不像以前一样不求甚解，而是一点一点地弄懂，认认真真地落实，做一道习题，就掌握一道。我非常重视数学里的一题多解，不满足于老师给出的答案，平时做习题非要找到新颖而简便的解答不可，而实际上也存在这样的答案，长期的训练拓宽了我的思维，也提高了我的解题速度。因为我要用一年半的时间和连续学习了三年的同学一起去竞争，这使得我具有极其强烈的时间感，也开始探索适合我的学习方法，不像以前漫无头绪一把乱抓。我想我的确找到了自己得心应手的方法，两个月后的期考中，我一跃成为班级第十四名，而我们班有六十多个学生。

　　高二下学期我担任了学习委员，而在上期的期末考试中我的成绩是班上十四名。我一直认为学习委员的成绩应该是最好的，否则就不合格，那么我必须把自己的成绩赶到最前面。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已经找到了一套高效率的学习方法，再加上勤学好问，持之以恒，我的成绩不断提高，段考时我的成绩跃到了班级第一年级第二。我让我的父母与老师大吃一惊，在老师和同学们眼里，我简直是创造了奇迹。学校领导立即以我的事迹为题材，编了舞蹈《归燕》，不仅在省文艺汇演中获奖，还搬上了中央电视台。我也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并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高三那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会考之后，我由于成绩优异，被保送到湖南大学，母亲对这个结果很满意，可是这时候我已经开始憧憬更好的前途，我仔细考虑之后，放弃了这个看似宝贵的机会，选择了用自己的实力去证明一切。

　　离高考还有六个月时，学校里已经能明显地感觉到紧张。班主任老师在黑板右上角用红笔划了个矩形，每天由值日生添上距离高考只有多少天了。上课时，一不小心你就会看到距离高考只有ｘｘ天，脑子里也立即紧张起来，再不敢东张西望了。后来教学楼下，也有了一块两米多高的日历。我那时的成绩已经稳定在年级前三名，不出大的意外，考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的心也有些紧张，和周围的气氛一样。有一段时间下课后大家也很少出教室，在教室里也很小声的说话。课间随时可见趴在桌子上睡觉的。老师也特别有人情味，上课时打瞌睡也不会叫醒你。

　　在母亲的陪伴下，我度过了最紧张的迎考岁月。母亲怕影响我的睡眠，每每要等我睡着后才肯睡下。高考前天气十分炎热，母亲几乎就没怎么睡觉，她整夜整夜地给我打扇，只在白天才抽空躺一会儿。母亲心里比我还要紧张，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她一直是一个十分好强的人。离七月越来越近时，桃源城成天下暴雨。广播里天天提醒人们做好防洪抗洪准备，一时间人心惶惶。社会上谣言四起，一会儿说我们要搬到别的地方考试，一会儿又说我们可能会推迟考试，而且是考第二套试卷。学校对面的小洲，也完全淹没在洪水之中，只看见茫茫一片浑浊的江水。学校里早早地放了假，只剩下我们高三的学生。我生怕洪水会影响我的未来，母亲也成天烧香求佛。不过，七月二日，洪水就退了许多，悬在空中的心也慢慢落了下来，教室里又洋溢着快乐的气氛。我是特别能理解高考前的复杂心境，都念了十多年的书，成败却在此一时，独木桥上千军万马，谁知道你会不会挤落水中？平时不够努力的，此时会懊悔不已，而佼佼者，则又担心自己没有好运气，怕临场发挥有问题，因为历年都有这样的情况。那时我们班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复习，大家都盼着考试，考了也就完了。自从老师在黑板右上角倒计时开始，大家的心已紧张了半年，脑子里的弦都快绷断了。同时大家又都怕高考到来，在中国，高考对于我们意义太长大了，用我小学一个老师的话说高考成绩的好坏意味着你是穿皮鞋还是穿草鞋，是端铁饭碗还是端泥饭碗（我的小学同学全是农家出生，而且那时中国还没有打破铁饭碗）。

　　七月六日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觉，往事一幕幕地涌上心头，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母亲心里十分担心。我那时对自己考一个大学还是很有把握的，只是不知道能考上什么样的大学。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我就要改变我的命运了，心情一激动，就无法入睡了。第二天我精神亢奋地来到学校，一路上不见任何车辆，因为怕影响了考试，学习周围的马路早已经戒严了。每隔十几米就有一位公安干警，全副武装威风凛凛。一见这种阵势，你不紧张也紧张起来了。我一晚上几乎就没有睡着，幸好脑子里还没有糊成一片。走进考场后，我的心也还平静，我记得还带了一瓶矿泉水，一块小毛巾和一把折扇。第一科考的是语文，试卷发下来后，我迅速地浏览了一遍，谢天谢地，这些题目还算眼熟，比起平时做的模拟试题似乎还简单一些。这种感觉祛去了我心头的紧张，我不慌不忙地做起来。很顺利地做完了选择题，监考老师一声咳嗽，我一下子意识到我这是在参加高考，这次考试将影响我一生的命运，心莫名其妙地慌了起来，再也无法答题，当时我真想跑出考场放弃考试，可是我幸好没有这么做。我不再答题，静静地坐了十分钟，心也静了下来，这才又接着往下做题。语文考完，自我感觉还不错。

　　下考场后发现母亲在校门外等着我，校门外站了几百个家长，许多人的表情都很忧虑。一见校门打开，家长们立即涌了进来，我的母亲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我。我的表情让她放了心，她早已做好丰盛的午餐，在家里凉着。她盼我也盼得心焦，就赶来接我。没想到有那么多的家长都守在学校外，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初战告捷，母亲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她告诫我要仔细一点，因为题目简单则大家都觉得简单。中午的一觉睡得很踏实，母亲就坐在床边给我打扇。

　　接下去的几科到也还顺利。考完后我几乎大病一场，同学们一个个也像发了疯似的。有人把书本与试卷烧成灰烬，有人把暖壶从楼上扔下，有人在酒吧里不要命地喝酒，而平时偷偷摸摸谈恋爱的，这时也不再躲躲藏藏了，竟然一下子冒出了好几对。大家都已经压抑得太久太累，似乎唯有疯狂才能宣泄心中的郁闷。整个县城里的娱乐场所成为高三学生的天下，我没有加入，我只是好好地睡了一觉又一觉。

　　考完了并不等于完事了，还有估分和报志愿。我们是不知道分数的时候填志愿，如何准确地估分，是十分关键的，因为每年都有人因为估分失误而遗憾终身。标准答案下来后，我的估分是年级最高。估分后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与许多进了北大的学生不同，他们想北大想了十多年，我是在估分后的一瞬间才想到报考北大。北京大学是中国一流的大学，这使我觉得考上这样的学校，除了实力，还需要一定的运气。估分后我决定和命运打一次赌，于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选择中文系，是因为多年来对文学非常爱好。

　　分数出来我是我们县的文科第一名，湖南省三十三名，八月十一日，在长沙负责高考录取工作的老师打来电话，说我已经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我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了。整个桃源县都轰动了，因为我还是我们县文科唯一的一名北大生。那年我们学校还考了一个理科省状元（现在清华计算机系），湖南卫视也跑到学校给我做了一期“乡村发现”。在我们乡更是人声鼎沸，因为我还是我们乡建国以来第一个北大生。亲戚邻居们见了我的父母就道恭喜，而且嚷着要喝酒。父亲的腰杆似乎一下子硬了许多，母亲也好象年轻了好几岁。他们难得有这样的高兴，而今自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节俭勤劳的父母执意要摆酒庆贺一番，我的意见他们也听不进去。母亲的脚步轻快了许多，嘴角眉梢的笑意，藏也藏不住。她和父亲听着别人的恭维话，心里比喝了蜜还甜。毕竟这是他们有生以来最开心的事情，母亲还告诉别人她去给我敬菩萨的事情，以为是她的诚意感动了上天。她在家里抹扬尘，擦门窗，打扫院子，一刻也不得闲。邻居中有人帮我们杀猪宰羊，买烟买酒，我的舅舅姨妈们还请来了乐队。在乡下不比城里，亲戚多熟人多，而且都喜欢凑凑热闹，摆酒的那天，来了两百多人。“噼哩啪啦”的鞭炮声响彻云霄。父亲母亲乐呵呵地给客人敬烟，又时不时去厨房里看看，叮嘱厨子不要吝惜油盐，席面要好看，碗子要装满。那天的日头极高，空气里都在冒烟，水泥地的院子晒得滚烫。院子中间用帆布扯了一块蓬，乐队就在蓬下，设备很简单，一面大鼓，几支唢呐与笛子，七八个能说会唱的庄稼人，就是一台好戏了。一溜儿三层椅子全坐满了，外面还站了几圈。我也是第一次见识到农民们自己组织的乐队，感觉十分有趣。他们自编了小品，女主人公的脸化了浓妆，眉毛勾得又细又弯，脸上的红润浓得抹不开，又唇红齿白，说话声音尖细。还有个小伙，也画了脸，人群时时轰笑，我却没有听出名堂来。席终人散后，母亲把剩菜给帮忙的人家里送去，又把借来的碗筷仔细洗了一遍，忙到很晚才睡。

　　我的弟弟辍学后一直找不到自己人生的路，成天不知该干什么，我的心情也很难受。村子里还有人说我们家是阴盛阳衰，这样的闲言碎语刺激了弟弟，他一连几天都心事重重。我和母亲商量后决定把弟弟也送到学校里念书，没想到一给他说他就同意了。在我来到北大的前一天，弟弟也进了一所电脑大学学习，而且他后来又参加了自学考试，现在已经考过了许多科目。

　　为了省钱，我一个人来了北大。一出北京西客站，骄阳如火，城市的气息夹着酷热，扑面而来。风尘仆仆的我，独自面对北京这繁华的大都市时，依旧有些喘不过气来。这座我从小就仰慕的城市，如今就在我的面前。到处可见林立的高楼，电车与天空里银白的飞机证明着这个城市的物质文明，而火车站的井然有序又在说明这是我们的首都。只有在这里，你才可以看到那么好的秩序，在车站寻找北大的接待组时，我遇到了许多不同肤色的人，这座城市是开放而文明的。而我的家乡，至少比这座城市落后了半个世纪。袋子里母亲手工缝制的鞋子，身上穿着母亲给我在县城里买的新衣，我感觉我和这座城市是那么格格不入。城市是可以吞噬一切的庞然大物，那车水马龙的街道，那扑朔迷离的霓虹，那紧张而丰富的生活，将会怎样塑造一个全新的我呢？我等待着城市的洗礼，准备着接受文明的熏陶。马路上一个个年轻新潮的女子，穿着性感的暴露的服装，有的还涂着黑色的口红，染了蓝色的指甲，都那么先锋而前卫。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是她们，但是我将学习另一种文明。费力地找到了贴有“北京大学”的客车，我沉甸甸的心轻松了许多。车子很快被学生和比学生多得多的家长挤得满满，一路上他们叽叽喳喳，没有人和我说话。从他们的议论中我才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叫昌平，在一个偏僻的郊区。不知怎的，“昌平”这两个字眼给我一种很安全的感觉。我习惯了泥土的芳香，听多了小鸟的歌唱，如果昌平有了泥土、绿树与鸟语花香，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们把昌平分校叫做昌平园。那是一做很美丽的园子，虽然没有繁花似锦落英缤纷，却可爱而清新。她就像朴素而娇羞的农家少女，美丽而不张扬。虽然没有参天古木奇兽珍禽，却时不时有拖着长长的蓝尾巴的鸟雀从树丛里飞出，而野径上亦处处可见星星点点的花卉。到夜里天空是深蓝色的，缀满了一颗颗晶亮晶亮的星星，最难得的是园子里的空气，非常清新毫无污染。由于不通车，离公路又远，园子里十分静谧，只偶尔的蝉鸣会惊醒你思乡的甜梦。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园子。

　　我的师姐临走前在抽屉里给我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在昌平就是为了活着”，而许多昌平的学生也把昌平的一年戏称为“大学预备期”。但是我在昌平见到过红色的月亮，外面有三层光晕，像是笼了一层层纱巾。在夜里你可以听到虫子们的歌声。园子里到处有绿的树与鲜艳的花，寂寥而清静，布谷鸟的叫声悦耳动听。在树林深处的空房子寂寥无人，旁边有开满了白花的树，那房子据说是拍《七侠五义》时用过的，上面还有红漆的雕花，路边挂了一个卖酒的招牌，门口有一具很大的棺材，走进去倒感到有几分害怕。夜里常见到一颗颗小小的流星，而白日的天空，一定是蔚蓝的，有着白色的流云。那年十一月的一个夜晚，预报说有狮子座流星雨出现。昌平园地处郊区，空气清新，而且没有光污染，据说是北京市三个最佳观测点之一。很多人由城里来到郊区，迫不及待地等待着这百年一遇的奇观。午夜时分，我爬上五楼楼顶小平台上，默默地等待着流星雨的出现。那时的温度是零下十多度，帽子与围巾都不起什么作用，我在夜风中冻得直打哆嗦，脚是冰一样的冷，耳朵也几乎要掉下，所有的肌肉与皮肤都要麻木不仁了。可天空是灰蓝色的，只有密布的一颗又一颗不会动的星星，没有流星雨，只偶尔有一两颗流星划过夜空，留下美丽的弧形轨迹。预报的流星雨姗姗来迟，三点多时，终于出现了小规模的流星雨。十多颗或者二十多颗，绚丽地从天空陨落，像一颗颗燃烧的红宝石。

　　我想很有必要说一说我的学习情况。我是怀着文学梦来到北大中文系的，在中文系三个专业中我又选择了文学专业。在中文系我才明白我以前看的书太少了，我才敢相信自己是那么无知，我不再强迫自己一定成为什么，我只想多学一点东西。我听过中文系钱理群老师的一次讲座，那是一次极其精彩的讲座。钱老告诫我们，大学三件事：第一是追求知识，第二是追求友谊，第三是追求爱情。我记住了钱老的话，始终把求知摆在第一位。我深知自己走进象牙塔的不易，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老师教给我的一切知识。第一学年我因为成绩优秀而获得了奖学金，并且评到了三好学生。

　　大二我回到了北大本部，母亲告诉我老家的生意一天天难做，我于是很希望他们来到北京做生意，在我心中，北京绝对比家里好赚钱。而由于我的一位同乡那时担任一所民办大学的校长，在我的努力下，他同意我承包了他所在学校的商店。而我的父母也在2000年*月来到北京西三旗开店。但天有不测风云，2000年春节时母亲回家过年，在做针线活时突然中风，从此左边的身子不能动弹。听到母亲住院的消息我真想飞回家守着她，可是母亲不让我回去。那时她说话口音不太清楚，脑子却一点也不糊涂。母亲要我好好学习，不要浪费路费，她说她反正一时半刻好不了。听着母亲在电话里含糊的声音我心如刀绞，又不得不顺从她的话，焦急地等待。母亲住院花了两万多元，可是仍然没有康复。无忧无虑的生活再一次一去不返，我开始想方设法挣钱。学习之余，我去学生宿舍楼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推销电话卡，又在外面做起了家教，辛苦劳动的收入虽然是杯水车薪，却让我发现自己已经成熟了，有了面对困难的乐观和承担责任的勇气。这些年的日子磨砺了我，我已经2*岁了，而母亲也不再是当年为我遮风挡雨的那棵大树，她已经四十六岁了，不知不觉我们似乎换了个位置，这个家开始需要我操心了。

　　舅舅帮助我们开了一个学期的商店，因为承包费是一年交清了的。舅舅一个人呆在北京，进货和交电话费就成为我的事情。那段日子真的很辛苦，有时一个人拖着三个大袋子，却舍不得租一下摩托车。母亲的病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我的心上，我既担心她无法康复，又担心无钱医治。商店到期后我没有继续承包，因为实在是没有人手，而我也要忙着毕业论文以及找工作的事情了。

　　2001年暑假我回家看望了母亲，母亲见到我十分高兴。看着母亲躺在床上我的眼泪无法遏制，疾病的折磨让母亲瘦了许多——当年她可是背着我爬上五楼。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受难而无能为力，委实是人世间莫大的痛苦。母亲知道我只有一年就要毕业，就鼓励我在求学的路上更上一层楼，不要因为她而耽误了自己的学业。弟弟已经挣钱了，母亲安慰我说。我知道母亲对于我的期望实在太重太重，而我也没有理由和权利让她失望，我只有走下去，而且一路走好。

　　回到北京后，想起母亲在床上躺着的样子，想起她凝望着我的深情的目光，我心里莫明地感动着，好多好多的话很想说出来，告诉我的母亲，也告诉整个世界——我是那么地爱我的家，爱我的母亲。我感激她给了我生命——尽管多灾多难，却并没有注定不再辉煌。我感激她这些年给我的一切——那是我一生也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是鼓励我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力量，是我在多年后还会铭记和珍惜的宝藏。

　　由于成绩优异，我取得了保研资格，而由于种种原因，我渴望着离开北京。在我的努力下，最终我来到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师从新闻学院院长，专业方向是媒介经营管理。高考时我就有些想报复旦新闻，但学校为了争名誉，苦口婆心地劝我报考北大。树挪死，人挪活，我实在有些想换一个地方呆着。而且，离开一个熟悉的地方，也意味着把以前的许多东西放下。上海是一个新的开始，我相信我会走得更好。

　　母亲的身体恢复了许多，她已经可以走路，只是左腿跛了，左手则还是不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