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书评》报集萃”之二

　　 “《译林书评》报集萃”之二

　　 简要说明

　　 今天，终于拼力全部校完，可是，至今整理好的，仅有下面几篇：

　　 8.李霁野译《简爱》的民国版（龚明德）

　　 *.漫谈《巴黎茶花女遗事》（刘树森）

　　 10.译家伉俪（刘树森）

　　 11.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起源与误读（刘树森）

　　 12.莫渝译《磨坊文札》（叶嘉新）

　　 其中，【李霁野译《简爱》的民国版】一文的后半部缺，因为我没有那一期报纸。另外，还整理好一篇【杨宪益与《地心游记》】，我准备将其作为我一篇小文的附录，单独贴出。

　　 为什么，明天偏偏要去上班：（

　　 2*:28 04-1-*肖毛

　　 “《译林书评》报集萃”之二

　　 8.李霁野译《简爱》的民国版

　　 龚明德

　　 【肖毛自《译林书评》第8-*期扫校（*-*月1*日出版）】

　　 扫描说明：该文并不长，又是难得的好书话，还是活活被砍成三段，分三期连载了。不幸的是，《译林书评》第10期早就丢失了，所以，只能扫出该文的前两个部分。有能提供这张报纸的朋友，请与我联系，谢谢。

　　 2*:1* 04-1-* 肖毛

　　 （上）

　　 1*世纪中叶出现的文学名著《简爱》是一部描述细腻、语气亲切以真实感人而取胜的长篇小说。这一点，有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在作品问世刚三个月即1848年1月4日致威·史·威廉斯信所叙为证，此信见之于杨静远译、1*84年8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夏洛蒂·勃朗特书信》一书中，她写道——

　　 《简爱》已经下到约克郡来了，有一册甚至钻进了我们这一带。前些天我看到一位上年纪的教士在读它，并且颇为满意地听到他惊呼：“唷，他们把××学校给写进去了，这儿还有××先生，没错！还有××女士。”（他提到劳渥德学校、布洛克赫斯特先 生和谭渡尔女士的原型的名字。）他把他们一个个都认出来了。我本不知道他是否会认出那些肖像画，他果然认出来了，并且说它们画得真实又公正，这使我感到满意。他还说，××先生（布洛克赫斯特）“活该挨鞭子”。

　　 《简爱》问世整整60年后的1*2*年，伍光建注意到了这部名著，他以《孤女飘零记》为书名从英文节译成中文，但直到1***年12月（一说1***年*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所以，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最早以完整形象与中国广大读者见面的还是李霁野的译本《简爱自传》。《简爱自传》是李霁野1***年*月译完的，这时他在校址设于天津的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李霁野最初希望吉印通书局能接收出版，他1***年*月20日致吉印通书局“编缉主任先生”的信除了提出条件如“稿费：每千字三元”外，着重对原作和他的译文之质量作了颇具自信的推荐：

　　 这是英国文学名著，值得出版的，是我自己所译，相信也还过得去。

　　 但是吉印通书局当家人在稿子都没看的情况下随手大笔一挥，在李霁野来函的天头用毛笔留下两个狂草字“不用”，导致这部名著在译者手中又搁置整整两年后方遇到出版的机会。这机会便是郑振铎主编、生活书店出版的1***年*月20日创刊并连续办了一整年的集期刊和丛书两类读物特点于一身的月印一册的《世界文库》之刊行。

　　 1***年2月2*日晚，郑振铎设便宴诚邀鲁迅、茅盾等与生活书店有关人员共襄创办《世界文库》的盛举，可能这次夜餐聚会商定了编译参与人员。不久印行的《世界文库》样本中有一份该文库编译委员会名单，共122人，按姓氏笔画排列，第 22名是李霁野。按理，列名编委，不仅有供稿的职责和便利，还该担负组稿任务，李霁野的译稿《简爱自传》只需交给主管英文译稿的审稿人即可。《简爱自传》是从天津直接寄到上诲的，初刊于1***年1月16日《译文》新二卷第五期上茅盾《真亚耳（Jeneeyre）的两个译本——对于翻译方法的研究》（以下简称为“《真》文”）中有如下记载：

　　 李霁野先生何时动手翻译《简爱自传》，何时完毕，我都不知道，但民国二十四年六月间我见到李先生的字字工整娟秀的原稿（在《世界文库》分期登载是开始于二十四年八月），料想起来，李先生的脱稿期间总是在二十四年上半年。李先生一向在天津教书，《简爱自传》大概是课余的工作，这么三十万言的长篇而抽空翻译，大概也颇需年月，当他不声不响译完，乃至全体抄得很工整，寄到了上海时，朋友们都为之惊异不止。

　　 听茅盾的口气，他似乎就负责审读《简爱自传》，至少他是主张连载刊布此译稿的编译委员之一。《简爱自传》寄到《世界文库》编委手中时，第一册《世界文库》已经出刊，第二册马上出版，第三册早已编定了，只好安排在第四册起始连载。《世界文库》第四册出刊时间为1***年8月20日，即茅盾《真》文所说的“二十四年八月”。（待续）

　　 16:*6 04-1-*肖毛校

　　 （中）

　　 在《世界文库》上连载的《简爱自传》，李霁野把原著作者Charlotte Brontee译为“C·白朗底”，后缀“女士”称谓，所据为英文版第三版，作品正文之前译有《序言》和很短的《三版小言》，分别作于184*年12月21日和1848年4月1*日，作者当时没有用本名，而使用Currer Bell，李霁野译成“卡锐尔白尔”。《世界文库》连载本《简爱自传》是一部完整作品，到1**6年4月20日所出最后一册即第十二册《世界文库》目录上便有“简爱自传（续完）”的醒目提示。《世界文库》自第一至第十二册除每页地脚右侧紧靠装订线处编了通码外，凡连载的同一作品也分编前后衔接的页码，置于每页地脚左侧切角近处。《简爱自传》总共420个页码。

　　 按照郑振铎1**6年*月在第七卷第一期《文学》月刊上发表的《世界文库第二年革新计划》中宣布的“改变原先长篇作品分册连载的不便，将丛刊形式改成单行本”并“增多外国文学部分，每月出版外国部分一卷”的安排，这年*月就由生活书店印行了李霁野译的《简爱自传》单行本。因为使用的是连载九次时的纸型，严格说来，在内容上仍属于连载本。为了称呼之便，还是将第一个版本命名为“《世界文库》九次连载本”，第二个版本命名为“生活书店初版单行本”。

　　 1*4*年*月社址迁到重庆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李霁野译的《简爱自传》第三个版本，书名略为《简爱》，原著者姓名改译为“莎绿蒂·勃朗特”，草纸印刷，分上、中、下三册，列入“勃朗特选集之一”。从巴金1*4*年*月*日致杨苡的信中恳嘱她务必译完《呼啸山庄》而且希望“一定要寄给我看。我会设法给你印。……我不会使你的努力白费”来推测，所谓“勃朗特选集”可能是莎绿蒂、艾米莉等勃朗特姐妹之作品辑印。巴金在刚引的同一信中还坦诚地说：“在书店快做了一年的校对，看校样看得我想自杀”，可以相信巴金就是李霁野《简爱》的编校负责人。他刚拿到自己亲手侍弄出的《简爱》，自然联想到姐妹作家的另一名著《呼啸山庄》。“‘文生’草纸初印三卷本”《简爱》是战乱中印行的，作者当时也在重庆教书；他没有对作品译文进行修改。

　　 40年代末，文化生活出版社将已出的外国文学名著改为阔大二十八开本，除内封外，外加印刷考究的宽勒口护封，李霁野译的《简爱》为其中一部。这种“‘文生’二十八开一卷本”《简爱》截止1**4年4月，共印五次，累计印数八千册；其纸型还被公私合营兼并后刚成立的“新文艺出版社”及其更名之“上海文艺出版社”分别加印，前者于1**6年4月至 1**8年1月印三次共一万六千册，后者于1*62年8月印一次三千册。

　　 以上所述李霁野译《简爱》各印本，就内容文字言，均为一个版本系列，可统归称为“民国版李译《简爱》”。1*8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印行了李译《简爱》的修订本。上引茅盾《真》文有对李译《简爱自传》初版与英文原著的详尽对比考察，结果表明：李译“用的是‘字对字’的直译”，“妥贴”、“熨贴”，“扣住了原文的句组织法的”，“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李译“使我们在‘知道’而外，又有‘感觉’”，因为它“谨慎细腻和流利”。茅盾精通英文，他当时的评定不会因岁月迁移而丧失权威性。1*84年陕人版修订本《简爱》，就语言形式上讲，更益于今人阅读；但要体会夏洛蒂·勃朗特原汁原味的《简爱》，对不能直接看英文书的读者，恐怕还是李译民国版《简爱》或《简爱自传》更为容易收效。

　　 《简爱》已是享誉国内广大读者心中的名著，尽管李霁野译本由于多种因素，未能在六七十年代直至今天的图书市场占领显著的地位，但它的价值将永存。至少我，是只看李译本的；其后出现的几个译本，我都核校过部分文字，所下功夫大多不及李霁野。（待续）

　　 16:20 04-1-*肖毛校

　　 *.漫谈《巴黎茶花女遗事》

　　 刘树森

　　 【肖毛自《译林书评》1***年第4-6期（总第1*-1*期）扫校（*-11月1*日出版）】

　　 差不多在整个20世纪中，几代人都认同这样一个事实：论及国近现代的外国文学翻译，如果不提及林纾，抑或没有给予这位翻译家足够的重视，任何讨论都不可能是全面的。但凡说到林纾，十有八九要先从《巴黎茶花女遗事》谈起。这部译作不单是林纾个人译介外国文学的发轫之作和代表作之一，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外国文学译作。因此，它在近代历史上的意义及其作为现存翻译文学资源的重要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世纪之前，《巴黎茶花女遗事》作为“外国的《红楼梦》”付梓面世之后，“不胫走万本”，“一时洛阳纸贵，风行海内外”。心田为之所动的读者，既包括严复、夏曾佑和康有为等学贯中西、在当时社会中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也更有视西洋为海市蜃楼而几乎一无所知的平民百姓。根据林纾个人的文字记载，他的母亲当时虽说已经老迈，但是也对这部小说颇为着迷，牵挂其中人物的命运，晚饭后在月光下倾听儿子的译作，“夜中恒听至三更始寝”。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在近代中国的接受及其影响，林纾同时代的读者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文字描述，只言片语的记述与专门吟诵的诗词无所不有。其中，严复所做的评论最为生动形象，也最能激发现代人对于往事的想象力。所谓“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区区10余字，便使得一部译作当年风靡华夏、激荡人心的情形跃然纸上，铭刻在历史永恒的记忆中。

　　 《巴黎茶花女遗事》现存最早的林译版本，包括同为18**年刊行的“福州畏庐刊本”和“索隐书屋”版；此后至1*4*年为止，中国大陆至少又出现了近*0个不同版本。1*24年林纾去世之后，该译作的绝大多数再版的版本都改称《茶花女遗事》，直到1*61年阿英才将其恢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虽然各种版本的合计印数难以估算，但是在漫长的半个世纪中，这一译本能够持续不断地衍生出诸多版本，或许可以从读者需求的角度佐证其长久的艺术魅力。

　　 然而时过境迁，现当代的大众读者已经不再拜读《巴黎茶花女遗事》，即使有人阅读，也不会像清末民初的读者那么垂青，更不可能像严复笔下描述的读书人那般如痴如醉。本世纪后半叶，《巴黎茶花女遗事》重印的三个版本，分别见于1*61年出版的《晚清文学丛钞》中的《域外文学译文卷》，1*81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林纾译作重印本，以及1**0年问世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翻译文学卷》。显然，它们在现代的存在意义，主要在于作为历史文献和翻译文学资源的价值，预期读者则基本上是着眼于各个学术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而并非作为文化消费者的普通读者。不过，眼下20世纪就要告别人类，我们回顾与其相依为命一同度过的岁月，总是难免要想到世纪起初“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那一幕。于是乎，不论是由责任与利益所驱动，还是出于凡人常见的好奇心，人们便纷纷试图以不同的方式与视角复原那段历史，并重新给予阐释。

　　 一个世纪以来，几代人都钟爱《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直在复制与传播这部译作。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在追寻这部译作的接受及其影响的过程中，似乎对于译作文本的关注，远不及对于林纾同时代人对于译作的评价文字的重视。因此，人们看到的相关描述，更多的是译作的接受是如何轰轰烈烈，译作的影响是如何动人心魄，如何广泛地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之，对于译作自身拥有的特征，包括翻译操作、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与译作在社会语境中的接受与影响之间的关系，却疏于认真的梳理。这种偏差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行为，实际上，它已经妨碍了我们从译作文本的内部来考察译作在历史上接受与影响的机制。

　　 《巴黎茶花女遗事》不仅代表了林纾涉足外国文学翻译的起点，大概也是他与王寿昌合译的惟一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林纾撰写的简短译序，大致交代了二人联手推出该作品中文版本的背景：

　　 晓斋主人归自巴黎，与冷红生谈巴黎小说均出自名手。生请述之。主人因道：仲马父子文字于巴黎最知名，《茶花女马克格尼尔遗事》，尤为小仲马极笔。暇辄述以授冷红生，冷红生涉笔记之。

　　 在译序中和译作文本的封面，林纾与王寿昌作为译者都使用了各自的别名。在晚清乃至民初，文人出版或者刊印自己的著述时往往不署其真名实姓，而以笔名雅号代之。林纾与王寿昌的做法算是尾随时尚，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值得提及的倒是，该译作问世之后，林纾因为“涉笔记之”，旋即作为译者驰誉华夏，随后又与其他10余人合作，在20余年间译介了 180余部（篇）、总篇幅达数百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但其中仅有一部译作再次使用了“冷红生”的笔名。1*02年由普通学书室出版的《露漱格兰小传》，署名“信陵骑客译、冷红生叙”。而在他自己创作或者编撰的作品中，例如《剑胆录》、《庚辛剑腥录》、《官场新现形记》、《射虎奇遇》、《金陵秋》等小说，林纾则每每以“冷红生”署名。其中的故事，大概只有林纾自己知晓。在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后，“晓斋主人”王寿昌成全了林纾，但他自己却从此洗手告别了翻译界。

　　 从译序来看，林纡与王寿昌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是两人之间一个偶然的行为，主要起因是后者在巴黎的见识，与当时梁启超等人鼓吹译介西方小说、改造中国社会以及国民的主张并无直接关系。再从作品的题材看，也是如此。

　　 《巴黎茶花女遗事》讲述的是一位勾栏女子令人哀戚断肠的爱情故事，而梁启超等人引吭呼唤的则是能够以“民权自由之声”“浸润于国民脑质”的政治小说译本，而且还企盼“一书出，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的火爆反响。在译事的起初，林纾与王寿昌显然也还没有拥有梁启超等清末政治活动家和翻译家所特有的鸿图大志、焦虑和紧迫感，只是在聊天中提及巴黎的小说和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此后彼此闲暇时才开始同步进行口译与笔译的流水作业程序。

　　 虽然林纾与王寿昌作为译者的配对，是一次偶然的搭档，他们选择制作《巴黎茶花女遗事》的中文版本，也是出于巧合，然而他们的译本之所以能够在清末社会中激发出了“不胫走万本”的巨大影响，则并非偶然。除开诸多方面的社会契合因素，该译作被奇迹般的接受，应当说主要是基于林纾与王寿昌在翻译过程中默契的合作，以及他们符合清末读者审美标准和心理需求的再创作。至于他们二人是如何配合，比如至少经过了口译原作、筛选情节、内容取舍、措词造句等若干环节才最后完成中文版本的定稿，迄今尚未见到相关的文字记载，后人也许只能依靠现存的译作文本来分析其翻译特征。

　　 《巴黎茶花女遗事》是一个节译的版本，篇幅总计不足四万字，与原作相比，删汰的内容约为两万字，剪裁删削原作的内容，在译作文本中添枝加叶，融入己见，译者将这些手法视为自己的本分。许多译者都自豪地视自己为“先知先觉”，其译本序跋的字里行间时常显露出一种精神贵族优越的心态。译者认为自己对于原作的干预，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在清末翻译界，这是一个普遍认同的原则。《庸言》在介绍该刊在固定栏目中发表的外国文学译作时，特别说明其独到之处在于“欧美名著为中国所当服膺者，断章节译，加以发明。”初涉译事的林纾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沿袭了这一贯例。但是与梁启超、苏曼殊和李提摩太等同时代的其他译家相比，林纾只是砍伐了原作的部分内容，而并没有隐匿其作为译者的身分、以作品中叙事者的口吻臧否人物，抑或直抒胸臆。在其以后的翻译生涯中，林纾也基本上没有使用这种新版本的“春秋笔法”，而是更多地依赖自己洋洋洒洒、褒贬鲜明的序跋与注释。

　　 从文本外在的结构来看，该译作最为显著的特征是采用了中国古典的小说形态，或者说套用了其中的主要成分，包括叙事模式、语言、塑造人物的手法以及人物对话等等。换言之，林纾并没有完全依照中国古典小说的模式复制《巴黎茶花女遗事》的中文版本，而是在某些方面移植了原作的结构特征，从而创造出一个中西合璧的小说形态。这种选择，究竟是源于译者的个人偏好，还是有赖于译者在西学东渐语境中的民族文化自觉，似乎不易断言。不过已经明朗的史实是，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前翻译出版的若干部西方长篇小说的中译本，包括《天路历程》、《昕夕闲淡》、《百年一觉》，以及福尔摩斯的几篇短篇侦探小说的中译本，中外译者都自觉地致力于探索中文文本的小说形态。例如，在《天路历程》18**年的中文初译本中，宾威廉以晚清的官方书面语言文言作为译语，而186*年该作品的中文重译本译者则将其废除，以当时仍为非官方书面语言的“官话”替换。蠡勺居士的《昕夕闲谈》采用了章回小说的形式，融编译、（下转一、四版中缝）

　　 （下一段为18:42 04-1-*手工录入——肖毛注）

　　 创作与评说为一体。《百年一觉》的译者李提摩太，不仅将原作的叙事构架由第一人称改 变为第三人称，而且大幅度地阉割译作的内容，以至于该小说的中文版本的篇幅只相当于原作的二十分之一。上述译者的探索虽然在时间上的跨度长达近半个世纪，涉及的内容包括小说形态的主要方面，但外国小说中文版本的形态却始终没有形成较为固定的模式。《巴黎茶花女遗事》被成功接受，实际上使一种偏重中国古典小说的形态迅速赢得了清末社会的认同，成为外国小说翻译中的主流模式，直到民国建立之后才逐渐为具有现代特征的小说形态所取代。

　　 对于西方文学，清末的人们几乎一无所知。西方小说若是原封不动地译为中文，与中国传统小说相异之外良多，很难想象能够为清末的读者所接受。如同“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一样，西方文学在晚清的译介也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因此，改造纯粹西方版本的小说，提供一个中西叙事形态合璧的中文版本，便成为林纾和王寿昌自觉抑或由其潜意识驱动的追求。换言之，《巴黎茶花女遗事》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范本，有赖于文本叙事形态出色的兼容性，就犹如在当今信息技术设备上建构了一个拥有良好工作性能的平台，既能够使大众采用熟悉的方法畅通地登陆，陶醉于自己熟悉的世界，又为其预留了浏览信息与操作的空间，可以满足心灵求索的欲望。

　　 事实上，清末的读者对于《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欣赏，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中中国传统小说形态的亲和因素。由于社会处于持续激烈变革的时期，外来列强的侵略和殖民，民族生存的危机，生活秩序的动荡，强烈的失落感，都诱使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产生某种怀旧的情怀。在面对一个陌生而又难以解悟的世界的时候，回首往昔强盛的社稷，追忆祖辈升平富庶的生活，是人的一种习性，即使它们已经遥远，需要以世纪为时间单位来计算，也足以使人体悟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使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焦虑得以平复，达到一种较为平衡的心理状态。至少在故事、叙事结构与语言等方面，《巴黎茶花女遗事》适应了清末读者的审美习惯，此外还以他们熟悉而又具有浓郁异国情调的故事满足了怀旧的心理需求。与林纾属于同一时代的名流作家邱炜萲在论及这一译作时，认为译者的功夫就在于“以吉印通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费匠心。”

　　 在创作中文版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过程中，林纾和王寿昌的“匠心”固然并非局限于某一方面，一个世纪以来见仁见智的评论已经颇为可观。对于林纾在重塑小说观念方面的努力，似乎以往的注意力更为关注《巴黎茶花女遗事》成功之后的巨大影响，即迅速扭转了清末文化界和一般的读者轻蔑小说的陈见。如果溯本求源的话，直至梁启超在本世纪初叶所言“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都与《巴黎茶花女遗事》魔术般的接受效应更新了小说的观念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至于林纾和王寿昌如何致力于重构小说的观念，却疏于关注。

　　 从文本的整体构造来看，林纾和王寿昌沿用了中国传统小说形态中的主要成分，包括叙事模式、语言、塑造人物的手法以及人物对话等等，但并不有依照中国传统小说的模式和盘复制《巴黎茶花女遗事》的中文版本，而是在某些方面推陈出新。他们最为彰显的努力，在于消蚀小说的虚构性。在小说的开篇，林纾和王寿昌便推出“小仲马曰”：①

　　 ……今余记书中之事，为时未久，特先以笔墨渲染，使人人均悉事系纪实。虽书中最关系之人，不幸夭死，而余人咸在，可资以证此事。始在巴黎观书者，试问巴黎之人，匪无不知，然非余亦不能尽举其知悉主事，盖余有所受而然也。

　　 除开在小说的叙事过程中以多种方式强凋亚猛与马克爱情故事的真实性，小说的结尾仍旧由“小仲马曰”，再次突出其“纪实”的特征：

　　 余往其家数日，观其家人调护亚猛。已渐忘其悲梗之心，乃归因书其频末如右，均纪实也。

　　 凸现小说的“纪实”性，推究其原因，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确立作品不容质疑的真实性，以便消解时人对于西方的—切将信将疑的态度。其二，当时的小说虽然五花八门，但在主流文化圈中惟有②所谓“纪实”者为“正宗”，其余皆为“支流”。譬如③，在18**年刊印的《菽园赘谈》中，邱炜萲便以权威性的口吻写道：

　　 小说家言，必以纪实研理，足资考核为正宗。其余谈狐说鬼，言情道俗，不过取备消闲，犹贤博奕而已，因未可与纪实研理者而长较短也。

　　 与赋予《巴黎茶花女遗事》“纪实”的特征相比，林纾力求叙事细腻的翻译手法更是长久以来受到忽视，大概因为他阔斧删剔的译风总是轻而易举地夺走人们的注意力。他去世之后，《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再版本多改称《茶花女遗事》，而且注明为“林琴南著”，大概粗线条的叙事模式，其细腻的文笔首先见于译文字斟句酌，近乎忠实地翻译原作，典型的例子可举小说尾说部马克的多则日记。其次，他在原作文本的基础上酌情添词加句，绘声绘色，勾连情节，试图使之具有更为生动的表现力。再者，大篇幅地移植原作的对话，在整个作品中对话部分所占的篇幅近半：“小仲马”、亚猛和马克三个叙事者贯穿其间，只是以言简意赅地提供背景信息，导引故事起伏，走向令人荡气回肠的高潮。总之，以其文本自身的价值和影响而论，《巴黎茶花女遗事》显然④还有必要重新认识。

　　 (全文完)

　　 肖毛校记

　　 ① “小仲马曰：”：在原文中，“曰”后用的是句号，下面的“……今余记书中之事，为时未久”等引文，用另外的字体（楷体）排印，以示其为引文。在电子版里，还是用引号好些。所以，凡遇此类情况（在别的文章里也有），均将“。”改为“：”。

　　 ② “惟有”：原作“惟在”，恐误。

　　 ③ “譬如”：原作“警如”，错。

　　 ④ “显然”：原作“虽然”错。

　　 另外，此文很长，分三期载完，第二期甚至将余下的文字移到“一、四版中缝”，而我又忘了扫。这一回，虽然不必扒开报纸往里看，却要先录入左半部的字，然后再录入右半部的字，然后边相对，感觉像是在对虎符，真是别有一番麻烦：）

　　 2*:0* 04-1-*肖毛

　　 10.译家伉俪

　　 刘树森

　　 【肖毛自《译林书评》1***年第*期（总第14期）扫校（*月1*日出版）】

　　 时光倒流一百年，走笔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人上虽说多达两百之众，但绝大部分都是跑单帮或者通力合作的男性译者，女性译者稀少，而联袂投向于译事的伉俪更是凤毛麟角。根据眼下掌握的资料，传教士中的译家夫妇仅见季理斐一家 （Nr．＆Mrs．Donald Mac Gillivray），而中国本土的译家连理，也许只有陈寿彭和薛绍徽。

　　 陈寿彭与薛绍徽同为福建候官人，生卒年月不详。陈寿彭，字逸儒，曾以铎如为笔名，晚清举人，他自早年开始接触西学，并习得英语和法浯。他的兄长陈敬如为外交官，因此得以与其一道出洋，见识了异邦的社会风貌以及人文地理，眼界大开。中举后，陈寿彭曾在邮传部任官吏，后升任海军部司法司司长。薛绍徽出身于书香门弟，字男姒，号秀玉，幼年便随父母习诗作画，尤其在诗词、骈文、音律等方面造诣颇深，是闻名乡里的才女。出嫁后，她离开家乡，随作官的丈夫长期居住在上海。

　　 陈寿彭为官大半生，大概闲暇不多，兴趣也不在笔墨，所以几乎没有留下自己著述的文字。薛绍徽则与夫君不同，一生热衷于文学，包括创作诗文，校正他人刊印的作品，整理流传的诗稿，以及涉足外国文学作品中译。她自己创作的著作，主要有4卷本的《黛韵楼文集》、《词集》和《诗集》等等，此外，还曾校正《历代宫闱词综》，并辑录了10卷本的《清代闺秀词综》，作为前者的续作。上述著述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描摹女性视野中的天地以及她们的内心世界，烘托出薛绍徽自觉而超前的女性意识。清末民初，识文断字的女性在整个国家的人口中仅占微弱的比例，加之女性的社会地位卑微，其身份始终从属于男性，因此能够取得与薛绍徽相媲美的成就的人，实在是廖若晨星。薛绍徽之所以能够与众不同，一方面与她个人的天赋和双亲的栽培有关，另一方面大概还主要是有赖于丈夫的开明和支持。就她的翻译建树而言，情况更是如此。本来薛绍徽缺乏外语的功底，若是没有陈寿彭的赞同和辅佐，很难想象她能够在翻译领域施展才华。

　　 他们夫妻的翻译活动，始于光绪庚子年（1*00）。这一年，他们翻译并出版了法国科幻及冒险小说作家房朱力士（Jules Verns，今译儒勒·凡尔纳）的冒险小说《八十日环游记》(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今通译《八十天环游地球》），但是所依据的底本并非原作者的法文版本，而是英文版本。这一译作在翻译史上的意义，是最早将凡尔纳译介到中国，而且旋即在朝野各界都产生了了广泛的影响。短短几年间，这一译作分别由经世文社、小说林社和有正书局数次再版。甚至清末重臣郑孝胥也阅读，或者说，至少是注意到了《八十日环游记》，并在日记中写道：该书为“陈敬如之弟逸儒所译也。”

　　 1*0*年，他们的第二部小说译作问世，题为《双线记》，一作《淡红金刚钻》，由中外日报馆刊行。该译作为长篇小说，按照当时的时尚，标注为“爱情小说”，分*册24回。原作者注明为英国小说家厄冷，但具体身份不详，译者则署名为“薛绍徽、秀玉合译”。作为“口述”者的搭档，陈寿彭参与了译作的生产过程，但是因为他的名字有可能被视为男权文化的代码，因此译作文本隐匿了他的介入。显然，这是一种策略，以便使清一色的女性译者与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相配伍。此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清末的书刊中著译者署名的病态时尚。原本是男权文化一统天下，而男性著译者却偏偏喜好假以女性化的笔名。形成这种现象的心理因素，大概不是为了迎合人数微乎其微的女性读者，而可能是为了刺激抑或满足作为阅读主体的男性读者的某种需求。有趣的是，就现有史料来看，西方来华传教士似乎并没有卷入这种性别错位的文字游戏。陈寿彰与薛绍徽的合作完成的译作，还包括*卷本的《外国烈女传》和10卷本的《格致正轨》。

　　 就她们两人的翻译方式来看，与林纾及其合作者采用的程序如出一辙。首先由陈寿彭将原作“口述”为中文，再由薛绍徽以文言“笔记”成文，但在翻译风格方面，陈寿彭和薛绍徽则别有追求，与林译有较大的差别。大体而言，他们很少对原作施以增删，译作的文本基本上是逐字逐句的翻译。而且着力客观地再现原作的故事结构以及叙事特征等等。此如，《八十日环游记》的原作包括 **章，他们按照中国章回小说的体例，将其译为**回，既保持了原有的叙事结构，也较为完整地再现了作品的内容，与李提摩太、林纾、苏曼殊等人翻译小说的大刀阔斧的“节译”大不相同。而就自觉地促使译作文本本土化而言，陈寿彭与薛绍徽提供的文本也带有某些显著的时代特征。例如，翻译人物姓名时，以常见的中国人的名字取而代之。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伦敦绅士 Phileas Fogg译为“非利士福格”，他的贴身男仆Passe partout①(意为“路路通”)则译为“阿荣”，他们主仆二人在印度解救的寡妇Aouda，被译为“阿黛”。这种处理手法，利用本土化的人名载荷某种约定俗成的文化内涵，凸现出人物之间在社会地位以及身份方面等的差异。

　　 在清末翻译外国文学的群体中，陈寿彭和薛绍徽伉俪算不上大牌译家，自然也没有梁启超、林纾等风云人物那种拯救黎民社稷的抱负。至于其翻译动机与目的，他们并没有像当时的许多同行那样在译作的序跋、眉批、旁注以及文中央注之中和盘托出。而在为妻子撰写的一篇“传略”中，陈寿彭以赞赏的笔触写道：她婚后“从寿彭游上海、宁波、广东，以译书卖画佐生计，炊烟一缕，视笔墨为断续。”“以译书……佐生计”，其实道出了清末一大批译者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本心。

　　 肖毛校记①：“Passe partout”：原文将这两个词连在一起了，虽然一样可解，我觉得，还是分开为妙。“passe partout”，有“通行证”、“万能钥匙”等意。

　　 11:06 04-1-* 肖毛校

　　 11.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起源与误读

　　 刘树森

　　 【肖毛自《译林书评》第8-*期扫校（1**8年*-*月1*日出版）】

　　 （一）

　　 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以其巨大的成就，深远的影响，在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中赢得了应有的—席之地，成为近现代社会沿革中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依照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小说历来被视为“小道”。迨至晚清，小说的命运依旧未见改观。那么，翻译小说异军突起，取得如此之大的建树，原因究竟何在？

　　 原因复杂。

　　 20世纪行将终结，检讨百年历史，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试图从历史学、文学、叙事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多重角度予以研究。从翻译与文化研究的视角着眼，追溯翻译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审视翻译小说的主要文化特征，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解答上述命题。

　　 在翻译小说勃兴之前，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传教士用了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为小说正名，尤其是确定翻译小说在当时社会中的价值取向。此前，西方传教士了解小说在中国主流文化传统中的边缘地位，所以他们译介西方小说时采取的策略，是回避其称谓。宾威廉将其翻译的英国小说《天路历程》（18**），称为“圣书”。即使是李提摩太，他翻译了美国小说《回头看记略》（18*1）之后，也名之为“一如传体”。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转变对于小说的认识，对于翻译小说的兴起所具有的前提意义不言而喻。

　　 以目前所接触到的资料而论，《昕夕闲谈》（18**）的译者蠡勺居士，在该译作的“小叙”中最早提出了小说具有陶冶性情、启发良心、促进社会变革方面的作用：

　　 予则谓：小说者当以怡神、悦魂为主，使人之碌碌此世者咸弃其焦思、繁虑而暂迁其心于恬适之境者也；又令人之闻义侠之风则激其慷慨之气，闻忧愁之事则动其凄婉之情，闻恶则深恶，闻善深善，斯则又古人启发良心、惩创逸志之微旨，且又为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之大助也……谁谓小说为小道哉？

　　 正是这种颇为前卫的观念，驱动蠡勺居士翻译了“英国小说”《昕夕闲谈》。按照他的解读，这部小说的价值在于可以“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采人生，假君子神情毕露……”，并告诫读者不可将他的译作视为本土“寻常之平话、无益之小说”。

　　 18**年，英国来华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18**－1*28）从观念与实践两个方面为提倡小说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万国公报》上刊载启事，出资1*0元悬赏征求“时新小说”，称“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息不难为之一变”。他所要征集的虽然并非翻译小说，却是参照西方小说的模式而设计的“新趣小说”，旨在“劝化人心”，祛除“鸦片”、“时文”、“缠足”等三大积弊。对此，社会予以积极的反映。在一个月的征稿期限之内，竟然收到了162部稿件，使得年近六旬的傅兰雅“穷百日之力，逐卷披阅”。对于如此热烈的反响，傅兰雅认为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日的，欣然将赏资追加到180元，扩大奖励名额，总共褒奖了 20位作者，以往学术界认为，傅兰雅征集“时新小说”有始无终，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小说的认识仍未得到启蒙。笔者新近发现的“时新小说出案”的史料，在前不久于香港举行的“中国翻译工作研讨会”上公布之后，引起与会者的关注，认为有助于匡正误见。

　　 18**年，梁启超研究了欧洲各国改革和日本维新的经验，在《变法通议》与《蒙学报演义报合叙》等文中，开始倡导“小说界革命”，主张创作“新编”小说：“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18*8年戊戌变法失败，使他深感启蒙民众之于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在亡命日本后，他筹办《清议报》，拟刊载的主要内容就包括“政治小说”的中译本，并率先发表了自己的译作《佳人奇遇》。同年，他又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旁征博引，为自己的主张提供使人折服的依据：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枯，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

　　 至此，清末关于译介外国小说的政治思考以及接受翻译小说的社会文化氛围，已经趋于成熟。

　　 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18**）和《黑奴吁天录》（1*01）两部小说，开启了大规模译介外国小说的序幕。近代报刊的迅速发展，为翻译和出版外国小说成为社会化的生产提供了物化形态的基础。就当时所谓翻译小说的数量而言，从1*世纪*0年代至18*8年的半个世纪之中，只有区区几部而已，而自 18*8年至1*1*年短短的20余年间，却至少逾越2*00部（篇）。清末民初，翻译小说铺天盖地，充斥于市井人家的景象，轰轰烈烈、左右人心的魅力，也许是我们现在无法确切描述或者想象的。

　　 （二）

　　 在任何一个社会的价值资源中，文学都应当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倘若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宗教和哲学不再是导引社会发展的精神力 量，文学便可以弥补它们在社会思想文化结构中形成的薄弱环节乃至于真空，成为重建信仰及相关价值体系的基础。以上所述，是大名鼎鼎的1*世纪英国评论家及诗人M·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8～ 1888）提出的一个颇有影响的观点。或许阿诺德的视野只是局限于西方世界，但是他的见解在更为广泛的文化语境中也可以成立。

　　 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由生发到兴盛，风靡于官绅、文人乃至中小学生之中，展示了异邦历史与现实中的人情世道，拓展眼界，启迪思想，影响波及妇孺，构成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神话般的文化现象。这一史实不仅印证了阿诺德提出的命题，而且还显示，时人在翻译小说身上寄托了诸如“新民”、“兴邦”等更多、更直接地干预民众与社会发展的使命。至于那些为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诞生和生产推波助澜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本土人士，他们是否抑或在什么程度上秉承了阿诺德的洞见，目前尚不明了。

　　 翻译小说之所以能够在清末民初创造出奇迹，固然主要有赖于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需要，但是与中外译者对于小说的误读也具有密切的关系，晚清社会通体衰败，致使西方列强得以以武力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接踵而至的便是政治欺侮，资源瓜分，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受奴役的中国人还是外来的侵略者，都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改造晚清的民众与社会，只是其动机与目的相异而已。因此，译介外邦小说也只是被青睐而广泛采用的有效的文化手段之一。

　　 在酝酿译介外国小说的初始时期，不论是西方传教士还是中国本土文人都试图编织一个小说可以使人脱胎换骨、改天换地的神话。蠡勺居士宣称，小说可以“怡神”，”悦魂”，“使人闻恶则深恶，闻善深善，……为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之大助也。”傅兰雅鼓吹“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梁启超以西方为样板，称“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并将小说标榜为“国民之魂”，认为“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有关小说的神话宣传，一方面夸张地放大了小说载荷的潜在价值及其社会意义，另一方面诱发在苦闷中求索的民众将渴慕的目光投向小说。在整个社会中培育出一种迅速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翻译小说在清末的接受创造了一种较为理想的氛围。

　　 既然小说的价值和社会作用被夸大了，若要在一个传统上视小说为“小道”的语境中实现小说的神话，译者就势必不可避免地要与外国小说自身固有的特性发生冲突。首先，译者需要面对的就是小说的虚构性。译者如若认同并且客观地传达小说的虚构性，显然以使历来轻贱小说的读者将某种非真实的存在敬奉为“国民之魂”。因此，消解小说的虚构性就成为清末民初外国小说译介过程中一种普遍的误读特征，译者往往在译作的序跋中谆谆告诫读者：书中所言之人为真人，所叙之事为实事，所以“切勿作小说观”。即便是在为其所谓“滑稽”小说《滑稽外史》题写的评论中，林纾仍然不忘叮嘱道：“世有其人，则书中即有其事，……故不能以迭更司之书，斥为妄语而弃掷之也。”既要推介小说，同时又劝告读者不可将其作为小说来解读，凸显了清末民初译介外国小说过程中的悖谬现象。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民众对于小说的期待心理从无到有，急速膨胀。为了满足社会对于小说的热切需求，至少首先能够在数量上提供足够的资源，五花八门的误读以及相应的误译便应运而生，层出不穷。翻译“小说”被分门别类，冠以各种称号，如“政治小说”、“理想小说”、“道德小说”、“外交小说”、“伟人小说”等等，据笔者统计逾越*0种之多。其中，张冠李戴，将非小说类作品，甚至非文学作品误读为“小说”者良多，原本为非小说而误读为“小说”的译作，即使较为保守的估计，大概也不会少于这一时期“翻译小说”总量的五分之一。

　　 译者对于“小说”内容，尤其是作品主题的理解、阐释与表达，或许更能够典型地再现清末民初误读外国小说的本质性特征。且不说作为个体的译者的情况，非宗教的综合性刊物《庸言》，几乎每一期都刊载或连载一篇（部）翻译小说，而每一期的目录中都赫然声明其选刊翻译小说的原则是：“欧美名著，断章取义，加以发明。”对于上述种种误读，鲁迅先生曾剖析道：

　　 我们只要留心译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样对于外国事情的批评评论，便能发现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他们是说家庭问题的，我们却以为他鼓吹打仗；他们是写社会缺点的，我们却说他讲笑话；他们以为好的，我们说来却是坏的。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之所以能够取得神话般的社会效应，就在于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数百位中外译者对于小说的种种误读。所以也许可以说，误读是清末民初翻译小说最突出的文化特征。

　　 16:44 04-1-* 肖毛校

　　 12.莫渝译《磨坊文札》

　　 叶嘉新

　　 【肖毛自《译林书评》200*年第4期（总第**期）扫校（*月1*日出版）】

　　 扫描说明：仅仅为了让喜欢读《磨坊书简》的朋友知道，台湾出过这样一种译本而已。该书的封面，我已经扫描并贴出，请参看，虽然非常模糊。至于该译本究竟如何，从下文中似乎看不出，因为作者连译文的半个字都没“漏”过，口风实在太紧了。而且，从下文看，作者实在也没工夫去抄哪怕半句译文——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

　　 肖毛

　　 新近入藏寒斋的这本《磨坊文札》由台湾当代箸名诗人，诗评家，翻译家莫渝先生翻译，2002年8月由台北市新生南路的桂冠图书股份公司初版，属“桂冠世界文学名著”第14*种。

　　 莫渝，本名林良雅，1*48年出生，台湾省苗栗县人。先后毕业于台中师专、淡江大学，1**2年开始有计划有系统译介法国诗歌，1*82年到法国进修法国文学，且一直与诗文为伍。若暂时放开他的诗集，文评集不论，单说他译介法国文学方面的贡献就有：《法国十九世纪诗选》、《恶之花》、《韩波诗文集》、《马拉美诗选》、《魏仑抒情诗一百首》、《白睡莲——法国散文诗精典》、《香水与香颂——法国诗歌欣赏》以及《法国文学笔记》、《法国诗人二十家》等多种。而《磨坊文札》则是他在这一领域的最新收获。

　　 这已是杏庐庋藏的都德名著《磨坊文札》的第四种译本了。然而前三次的购藏与阅读都远远比不上这回的欢悦和生动，因为这是一本图文互补互动的楚楚有致的动人之书。国际通行大 *2开本，封面设计是传统的西洋味。内文繁体竖排，24篇故事的每一题目几乎占去一整页，留下大量空白，背面偏下方是插图。书前有阿尔封斯·都德像四帧，都德夫人像一帧，正文前且有莫渝先生撰写的“导读笔记”长文《普罗旺斯、磨坊与都德》，书末除莫渝先生作《阿斯封斯·都德年表》外，尚有附录四篇，即黎烈文的《都德早年的奋斗》，叶灵风的《都德与屠格涅夫》、戴望舒的《巴巴罗特的屋子——记都德的一个故居》、吕伦的《磨坊文札杂话》（四位作者都是大爱书家），加上纸张的温润吉印通制的考究，以及莫渝先生雅洁，优美，空灵的恰好传达出都德诗人特质的译文，一同蔚成一幅幅亮丽诱人的风景。

　　 《磨坊文札》是都德中年的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这部“轻松、流畅、愉快而微微带着一点烦忧”（戴望舒语）的杰作是迷人的。法国东南部的昔罗旺斯是都德的故乡。对于都德来说，故乡的一切都具有迷人的魅力。他怀着深深的恋情，用简约的笔触、清丽的色调描绘出普罗旺斯一幅幅蓄满着诗意的风景：远处的阿尔卑斯山山峰，南方艳阳下的枞树林，寂静中悠悠传来的木笛声，驴子的钤声，鹬鸟的啼声……这儿的一切与灯红酒绿喧嚣骚动的巴黎截然不同，这儿是他的心灵的伊甸园。每年都德都要断然无悔地远离巴黎来到昔罗旺斯休憩，以亲近明丽而富野趣的大自然，或外出走访老友，或回归荒废了的磨坊，追忆纯朴的乡间风情，梦幻般的故事，往日的斜阳和星光以及旧时的月色……。在乡间校舍的青灯之下，这样一本富蕴诗之美的怀乡之作，简直就是我的“心灵的伊甸园”。十余年了，《磨坊文札》一直是我的枕边案头之书，不知陪伴我熬过几多夜的孤寂和无眠。即使插架，我也是把它与废名的《桥》、《竹林的故事》，芦焚的《果园城记》，还有阿索林的书放在一起。如今，莫渝先生的译品又使我掌中架上案头枕边喜添珠玑。

　　 这本桂冠版《磨坊文札》是莫渝先生于今年早春时节自台北寄赠给我的。我能获读它的因缘也许是我曾于2000年8月在《吉印通读书报》上发表过一篇《李劼人未译过磨坊文札》。在赠书的温润的书页间夹有一页写于1月2*日的短笺，莫渝先生说：“叶先生：你好！换做我，同样感到惊讶。在网页上，拜读过你的一些文章，最早一篇是谈《磨坊文札》，也一直惦记着，……”真的，其时我感到十分的惊讶，同时又庆幸自己又有了这一份美好的弥足珍视的书缘。我摩挲着桂冠版《磨坊文札》还有同时寄赠的莫渝先生的诗集《水镜》，不由得想起一位爱书家朋友说过的话：“文人之间，也只有因书而识因书而来往。”我将用我的笔在素笺上铭记下这一份书缘，并且永远镂刻在自己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