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卡（载《天涯》杂志）
关 卡
王十月
1.关
南头关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他横亘在城乡之间，把我的世界一分为二。
我对特区的了解始于南头关。早在八十年代末，我和村里的几个同龄人初中毕业了，在家无所适从，感觉乡村生活像一个密不透风的闷铁罐，我们在铁罐里瞎折腾，乱捣蛋，然而我们的力量太渺小了，无法打破那坚固的铁罐，连在铁罐子里的呐喊声也是那么的微弱，于是几个人一商量，决定逃离乡村，去闯深圳。当我们凑齐了路费时才知道，要进入特区必需要过南头关。过南头关的合法途径，是获得一张边境证。
八十年代末期，一个农民要想获得一张边境证，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一群乡村叛逆的青年想要获得边境证，更是难上加难。别的地方如何不得而知，总之在我们那儿，你必需要用一系列红色公章来证明你的清白，从村治保主任到村委、从乡政府到镇派出所。一道道怀疑与审视的目光，像刀子样剥下你的骄傲与尊严。特区对怀有梦想进入它的人怀着深深的警戒，所有想进入者先被假定为有罪，你必需拿出充足的证据证明你的无罪与清白。而在当时，我无法证明我的清白，我甚至无法过村治保主任那一关，这使得我的深圳之行推迟了数年，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武汉。当我在武汉打工数年仍一事无成时，我再次想起了特区，于是旧事重演，依旧天真地以为特区可能会是另外的一片天地，在特区，我可能会通过自己的打拼来寻回自己被剥离的尊严。
一九九五年，我与南头关相遇。
戒备森严的关口，长长的通关人流和车流，闪着凉气的铁丝网，铁丝网外那护城河一样的鸿沟……武警手执大喇叭，驱逐着流连在关口试图蒙混过关的人群。治安员神出鬼没盘查暂住证、清理“三无人员”以缓解关口的压力。我依然没有边境证，除了一张身份证之外，没有什么能证明我是谁，更别说清白。一张从武汉至广州的火车票，成了紧要关头证明我来深不久、还无需办理暂住证的救命稻草。
第一次与南头关的相遇，让我对关内的世界产生了更加浓烈的渴望。而关内的世界，暂时只能存在于想象中，那些想象有关成功，有关金钱，有关自由与尊严。要想获得这一切，首先就是过关。
那时似乎就只有一个发疯的想法：过关。过关。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关内。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笑得很，为什么在乡村时，以为只要离开了乡村就能获得想要的一切，而当现实将梦想击碎时，又以为只要到了南方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真有一天到了南方，又把梦想寄托在进入特区上。我甚至不知道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进关的想尖，不过是我为自己找的一个借口，现实太过沉重，沉重得无法面对，我把进关当作了一剂精神鸦片，用来麻醉自己的痛感。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这就是传说中的希望吧。
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当然，现在有人认为这句话的翻译是有误的，准确地译文应该是：“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在这里我无意去追问这两种译文哪一种更为准确。这两种译文，对于南头关和关口曾经发生的一切都不重要了。一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就足以回答所有对于设立南头关的质疑。如果这个说法立得住脚，那么南头关口那些办假证者自然也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南头关那些带人进关的职业也有了他的合理性。
有需要就有市场。几乎每个试图进关的人，在通过“正常程序”无法进入特区之后，都
会想到其它的“非正常程序”。我之所以把“正常程序”和“非正常程序”打上引号，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正常的程序本身就是非正常的，历史和时间会证明它是特定时期的一种非正常手段，而“非正常程序”，却是在所谓“正常程序”逼迫下的一种正常选择。
假证是很容易就买到的，只要你在南头关逗留上十分钟，就会有人装着不经意地走到你身边，然后压低了声音问你一句要不要办假证。那情形很容易让人想起电影中地下工作者的接头。而关口的栏杆上、电线杆上，到处都贴着诸如“东南亚证件中心”之类的广告，这些广告宣称能办理你需要的一切证件，这些证件绝对能够以假乱真。广告上留有电话号码。我一直很疑惑，警察是默许这种职业存在的，如果要打击制假证者，只需要假装买主和他们取得联系，不难顺藤摸瓜找到他们。为了能进关，我抄下过制假证者的电话，也和一个制假证的中年妇女谈过。她声称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办好证件，而价钱是五十元一张。我并不怀疑她能为我提供假证，我害怕假证无法蒙混过关。用假证蒙混过关，如果被查出来，其后果可想而知。关内的生活给了我无限的诱惑，然而我还没有胆大到敢冒这样的险。
许多的人挤在南头关，南头关外的深沟边，横七竖八地躺着我这样的外来者，小小的沁园公园里，也三五成群地挤着渴望进关的人。晚上就在河边露宿。我们像一群鸭子，有治安来时就一哄而散，治安一走，又陆续地聚回来。每天在关口都上演着这样的闹剧。闹剧是一目了然的，而悲剧，却只有当事人清楚。说不清有多少悲剧在南头这小小的关口上演。有人为了过关被制假证者抢去所有的钱财，结果不得不流落街头，或是被当三无人员收容；女性因此被劫财劫色，这样的报导也时常见诸报端；更有甚者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就像是一群飞蛾，而关于关内生活的想象，就是那吸引飞蛾的火把。当年也有“有识之士”对我们这种行为进行谴责，认为这是咎由自取。更有甚者，将社会治安不好之类的城市治理中的问题，都归结为我们这些外来者的素质低下。
谁也无权指责我们这种行为，谁都有过上幸福生活的权利。
所有的谴责，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第一次进入南头关，走的也是“非正常途径”。其时我已在关外松岗的一家织造厂当杂工。每天早晨七点开工，工作到凌晨一点，有时更晚。月薪一百八。生活每餐都是空心菜。就是这样的工作，也不敢轻易放弃。而关内的生活，像梦想世界一样在打工者中流传：
关内管得很正规，严格执行着最低工资标准，加班有时间限定……
对于当时我这样的打工者来说，关内无异于天堂。我的许多工友，都和我一样梦想着进关。有工友托关系办好了边境证，离开工厂时都会接受工友们衷心的祝福和羡慕。就在此时，武汉的一位老师告诉我，他有个同学在蛇口四海工业区的某服装厂当厂长，老师让我去找他同学。这个信息激发了我更加强烈的进关梦。当我再一次在关口徘徊，希望找到进关机会时，机会找到了我。冒险花了五十元钱，躲在一辆私家车的后备箱里，我终于进了关。现在已无法说清当时躲在后备箱里的紧张心情了，本以为从关外到关内，汽车一起动就过去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交了五十元钱之后，司机把我拉到了离关口很远的偏僻处，把我塞进了后备箱中，又在我身上盖了一张大的海绵。司机交待千万不要动，不要弄出声响。蜷在车后面，感觉着车走一走、停一停，再走一走、停一停……蜗牛一样，经过了足足有半个小时，汽车终于顺畅地跑了起来，我知道，我这是过关了。
终于进关了。关内关外区别是很明显的，街道更宽阔，楼房更高，绿化更好，而我更加茫然、孤独、渺小、无助。转坐了几趟公汽，终于找到四海工业区的那间厂，也见到了我老师的同学，然而，老师的同学只说了一句“现在不招人”，就把我打发了出来。梦想实现得快，破灭得更快。在关内坚持了几天之后，我落荒而逃。
现在，进关的手续简单多了，凭身份证就可过关。拆除关口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南头关已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许多打工者悲伤的故事已成了如烟往事，是那么的无足轻重。除了当事人，没有谁会记起在这关口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每次要去市内办事，经过南头关时，我都会想一些关于南头关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进关？这个问题和鸡为什么要过马路一样难于回答。现在，我终于可以自由进关了，然而我却选择暂居关外，无事也不会进关。我对关内的生活不再抱有任何梦想，进关也不再是我的精神鸦片。这样说准确吗？无意之中，是否我又为自己设立了另一道关卡呢？我的身体跨过了这道关口，我的灵魂呢？我的灵魂依然徘徊在关外。就像我的身体进入了城市，而我的灵魂却无家可归，只有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游走、飘荡。
南头关的拆除是迟早的事。我倒有一个想法：南头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有标志性的建筑，应该把它保留下来，将来在这里建一个“打工博物馆”，让它储存一代人的记忆，见证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我把这个想法对一些打过工的朋友们说了，朋友们都很兴奋，很激动，也鼓励我为此而奔走。南头关对于我们这些打工者来说，承载了太多的屈辱与泪水，希望与失望。
这些年来，关于打工，关于底层，渐渐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有人说，底层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形形色色的自告奋勇的底层代言人出现了，他们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为底层呼喊、代言。可是他们却没有去问过被代言的那沉默的大多数，我们是否需要这样的代言，这样的代言，是代言了我们的心声，还是代言者自己的声音。不妨仔细思量一下代言这个词，代言人是一个商业味很浓的词，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代言，某某品牌的代言人，是要从被代言者那里获得利益的。那么，底层的代言人以什么方式获取他们的利益？这个问题，还是留给那些代言人来回答吧。另外有个词也让我心生疑惑，那就是底层。什么是底层？与底层相对应的是什么，上层？高层？还是？那么，在底层与上层或高层之间，是否也有着一道关？假设有这么一道关，将这两个层或是更多的层分成了不同的世界，就像我当初身处关外，对关内的想象一样，那种想象是不真实的，是一厢情愿的。底层对于上层或高层的生活也只能想象，上层或高层者对于底层的生活，更多也是出于想象。没有身处底层，如何真切体会到这种切肤之痛，这种痛后带给人的麻木？有“层”的存在，就有隔膜存在。每个层与层之间，隔着的正是一道道的南头关。有形的南头关并不难拆除，然而无形的南头关，在可以想见的将来，还将横亘在人们的心中。
2．卡
从来没有想到，我的生活会与各种各样的卡发生如此紧密的关系：银行卡、会员卡、信用卡、贵宾卡……
也从来没有想过，代表了身份与财富的卡会以这样的方式进入我的生活：不是拥有，而是制造。
打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在一家制卡厂上班。老板是武汉人，人倒是很和气，也承诺工厂做大做强了，会给我们每个员工以发展的空间。聪明的老板在我们这些天真的员工眼前挂上了一串胡萝卜，又在我们的后面加上了一条大棒。大棒的挥舞者是一位来自福建的厂长。老板和厂长，在我们这些打工者面前分别唱着红脸与白脸。然而唱红脸的老板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从事的工作，是职业病的高发工作，只说工厂发展了，生产环境就会好起来的。唱白脸的厂长，在听我们说到车间里的味道难闻时，用一句南方流行的省骂加上一句“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过把抓”，把我们收拾得服服帖帖。
我是作为美工招进厂的，进厂后却因为会调配油墨的颜色而调去了丝印车间。作为一名丝印操作工，我的工作很简单，调出需要的颜色，在PVC片上印刷出各种图案。生产一张卡的工艺是很复杂的，印刷时一种颜色一道工序，印完一道再印下一道，有的卡要印上五六种颜色甚至更多，印好后交到压模车间上磁条、压膜、打凸字号码、烫金、写磁条。一张象征着财富与身份的卡，就这样诞生了。
丝网印刷的工艺就比较简单了，简单到可以不用任何的机械，一张桌子，一块丝网，一把刮刀，如此而已。我们的车间，其实就是一个手工作坊。丝印车间对工具的要求不高，但空气中却不能有灰尘，小小的灰尘沾在丝网或者PVC卡片上，都会造成废品，增加卡的成本。为了控制成本、减少废品，丝印车间的门窗被紧闭了起来，只有一台小小的排风扇缓缓地对排着空气。稀释油墨、清洗丝网刷，没有一样少得了天那水，手上沾满了油墨，也只能拿天那水来洗，不管怎么小心，衣服上总会沾上油墨，而天那水成了洗衣用的清洁剂。印刷车间里弥漫着刺鼻的天那水气味。苯己深入到了我的身体里，融入了血液中，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份。无论走到哪里，别人都能从我身体里弥漫出来的刺鼻气味判断出我的职业。甚至在离开工厂一年后，我的身体里还散发着天那水的味道。
每天的工作就是这样重复不变，周而复始。这是我离开农村之后学的第一门技术。在家里，老人总是告诉我们，“学好一技之长，走到哪里都不怕”。事实也正是如此。没想到少年时的画家梦之花，却结出了丝印工之果。
丝印技术伴随了我十年的打工生涯，十年中所有的选择，几乎都没有离开这个行当，总是和天那水、油墨打着交道：调色工、丝印工、晒版工，甚至当生产主管，也还是丝印车间的生产主管……直到有一天，我得知长期和这些含苯极高的化学品接触容易中毒时，才意识到这个职业的危险。强烈的逃离工厂的愿望，迫使我做出学习的努力。我希望能在丝印之外，寻找到另外能养家糊口的技能。这一愿望后来终于实现了，我的生活己不再和天那水有关。
2002年，我在一家打工刊物当记者，做过一期名为《倾听生命凋谢的声音——走近广东职业病患者》的专题。直到那时，我才知道重度苯中毒会直接引起严重再生障碍性贫血。现在写作这篇散文时，我找出了那一期的刊物，读着自己写下的那些文字，心情依然不能平静。那远离了的制卡厂的生活也渐渐清晰了起来。我在那篇专题中写道：
据悉，广东省接触职业类危害因素人数约1000万。1*8*年至2001年，全省共报告职业病4848例，其中新发尘肺病2486例，尘肺病死亡1160例；急慢性职业中毒16*6例，死亡10*例。职业病，这一吞噬劳动者生命的无形杀手，正一步步紧逼劳动者……
《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时评——《比苯更可怕的是………》，时评说：“苯”是一种化工原料，对人体有害，但毕竟可以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它对人体的伤害。然而，比“苯”更可怕的是那些要钱不顾人命的个体不良老板和少数官僚的冷漠之心……
我庆幸我离开了苯的威胁。然而，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卡了，这就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打工者，他们的身体处于这种威胁之中。各种各样的卡，方便着我们的生活，可是当你拿着贵宾卡在星级酒店消费的时候，当你拿着高尔夫球会的会员卡去那如茵的碧草上打着优雅的高尔夫时……有谁会想到，这一张张小小的卡片背后，会有着怎样的付出。没有人会想到这些。就像人们吃饭时，不会去想到农民种粮的辛苦，就像当你住进高楼的时候，不会想起那些修建高楼的建筑工人。没有人会想起。
有些卡是我们生产出来供人使用的。而另一些卡，却是工厂为我们设计准备的。相比我们生产的这些卡，后者对我的生活影响更大、更深远、更深入骨髓、也更冰冷无情。
比如在上下班时打卡。你的上班和下班的时间，被打卡机精确到了秒。打卡机的精确，把人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一台机器，你无处可逃。我听说过有些厂里，让其它工人代为打一下卡，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但在我打过工的几家工厂，你最好还是打消这种想法。打卡时都有保安站在旁边盯着，卡一打完后就收了起来。
打卡对于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来说，虽说显得冰冷了一些，不那么有人情味，但它为企业管理带来了许多的便利。比如说结算工资，特别是加班工资的结算，更加是一目了然。然而事情并非如此，以我在松岗打工的那家厂为例，我们在上下班自己打一张卡，而保安再代打另一张卡。在保安代劳的这张卡上，上下班时间，加班时间，将会控制在《劳动法》允许的范围。这张卡专门用来应付劳动部门的检查。相应的，工资卡也有两份，一份是真实的工资，一份是假的工资。
还有一种离位卡，对工厂生活陌生的人来说，可能无法想象工厂里还需要这样的卡。离位卡就是一张名片大小的卡片，正面有员工工号、车间、姓名等等。背面有一张表，有离位时间，归位时间，拉长签名。每月月底，此卡同饭卡、考勤卡一起上缴到财务，结算工资时作为凭证。上班时间，员工离位，比如去上一下卫生间，必需佩戴离位卡，归位时离位卡交由拉长签字。员工每月离位次数是有明确限制的。这种限制因厂而异，有的工厂比较人性化，有的工厂则会比较苛刻。离位卡把每位员工上卫生间的次数也精确到了分钟。你必需学会合理的安排，分配每个月有限的上卫生间的次数和时间。就像你必需学会合理的使用每个月挣来的那一点工资一样。
上下班的时候，我们的胸口会挂着厂牌——又称为工卡。这是你在这间厂里务工的证明，也是你领取工资和去食堂打饭的证明。进入饭堂，拿卡在通道口的红外感应器上刷一下，你才能进入饭堂。拿工资更是少不了它。有的工厂，进入宿舍还会有另外的一张卡。在珠三角的工厂里，这些卡把打工人的生活卡死在一定的程序之内。进入了工厂，你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能证明你身份的已不再是你的名字，不再是你的那张脸，而是进厂时办理的这张卡。把卡丢掉了，就意味着把你自己丢掉。机器不会分别你是谁，电脑只认写在磁卡上的信息。而人在冰冷的机器面前，也渐渐变得和机器一样冷漠了起来。有一位工友不小心把工卡和身份证弄丢了，结果，上班时厂门口的保安不让她进厂，保安认卡不认人。她因旷工被工厂炒了鱿鱼。我后来以她为原型写过一篇名叫《厂牌》的小说。在我的小说中，她因为失去了可以证明她是谁的卡片，陷入了极度恐慌与迷茫之中，她必需要一张卡片来证明她是谁，于是借了别人的身份证，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后来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了。
当人的情感与身体被剥离，当工厂里需要的是一个个没有思想的人肉机器，当这些机器被一组工卡上的数字代表着，当我是谁要用一张卡来证明时，我们依然选择了习惯、麻木、沉默，我们也渐渐认可了这种生活，习惯了这种情感与身体的剥离。仿佛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我们很少有人去想过这种生活背后的不合理。然而依然是有痛的，只是这种痛被隐忍，被压抑。这样想来，我们真的是那沉默的大多数。
我从来没想过拥有我制出来的卡。我对卡有一种天生的麻木。在银行取钱时，我宁愿去银行排队，也不敢用卡去自动取款机取款。而事实上，卡却已走进了我的生活。写到这里时，我拿出了钱包，清点里面的卡，我的包里居然也有七张卡：
第二代身份证、广东省作协会员证、宝安图书馆借书证、三味书屋VIP贵宾卡、书生网作者卡、深圳购书中心会员卡、邮政储蓄卡。
我没想到我会有这样多的卡。清点的结果让我感到惶恐不安。空气中又开始弥漫着天那水的味道。
制卡厂的那段经验已很苍白，我的想象因此而失血，我已无法想象我手中的这些卡是在怎样的环境里生产出来的。我无法想象这每一张卡的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关与卡。我打工生涯中的两个结，像两个寓言与象征。如果说关是打工者内心深处的一道伤口，每一次揭开都会撕心裂肺，那么卡则是一块块弹片，深入我们的肉、我们的骨。天阴下雨的时候，它们就会在体内躁动不安，会隐隐作痛。而这种痛，将终其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