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三兄弟(转载)

　　推荐评语：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周氏三兄弟闪烁绵延其间而始终不衰，从此文可窥一斑。

　　 第一章 八道湾十一号

　　 回首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能以一家兄弟闪烁绵延其间而始终不衰的，唯有周氏三兄弟：大先生周树人，笔名“鲁迅”，一生桀骜不驯，四面为敌，斗争而终。二先生周作人，才华横溢，与世平和，像手工艺人一样日日雕琢，在纸笔之间，在一生荣辱之中，艰苦劳作。在两位兄长的巨大光环下，三先生周建人自强自力，以牺牲自己而始，以尽职尽责而终，走完了将近一百年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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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南方是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对峙，交相成为主体，而牢牢控制北方民众的，则是鲁迅和周作人。

　　 不过二十年代之前，影响中国最大的还不是周氏兄弟，而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但周氏兄弟恰在这些巨星中间，冉冉升起，成为二十年代的塑造者和文化导师。

　　 蔡元培，北大校长，生肖属兔。陈独秀比蔡元培小十二岁，北大文学院院长兼《新青年》月刊主编，也是属兔。胡适，北大哲学系教授，比陈独秀又小十二岁，生肖还是兔。1*1*年，三位巨星联手，打碎了旧传统，人称“改变中国文化的三只兔子”。

　　 而周作人正式汇入北大洪流，已是1*1*年*月4号。蔡元培聘他作北大中文系教授，无非是让他把革命的烈火烧得更旺一些。几个月前，陈独秀发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他措辞激烈，第一次提出解放妇女。周作人立即站在陈独秀一边，成为革命吉印通下的护旗官。他还把英国蔼理斯的《性的心理研究》翻成中文，分析中国道学家的肮脏心理。1*18年夏天，北京和上海报纸刊登了民国政府对节烈的《褒扬条例》，宣扬自杀殉夫，周作人翻译出舆谢野晶子的《贞操论》，被陈独秀拿到《新青年》上发表！

　　 此时，鲁迅只是教育部一位情绪低落的科长，在钱玄同再三动员下，他摆脱掉张勋复辟投在心底的浓重的阴影，加盟《新青年》编委会。他发表了《狂人日記》，指控旧社会吃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紧接着，他翻回手来，发表《我之节烈观》，与周作人遥相呼应，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屠杀妇女。

　　 不过，在二十年代之前，知识界的全部目力，似乎全部集中在胡适身上。当解放妇女的大讨论进入实质性阶段，二十七岁的胡适站出来，淹没了一切声音。他斥责传统道德伤天害理，是“全无心肝的贞操”，是男权专制，如果有谁勇敢打破这种“处女迷信”，我们就应该尊敬谁！这一年，鲁迅三十七岁，比胡适大十岁。周作人三十三岁，连三先生周建人也已是三十岁的中年人，但距离他到胡适的哲学系去作旁听生，还有三年时间。

　　 1*1*年早春，周作人发表《思想革命》。他说，在文学革命中，“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鲁迅则发表小说《药》，揭示小市民的愚昧和麻木，痛惜革命烈士毫无意义的牺牲。夏天，鲁迅发表《一件小事》，赞誉小市民的高贵品质，认为值得读书人学习。秋天，他写出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批判中国传统的父权思想，让孩子们“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然而，对于周氏兄弟来说，这一年的５月４号似乎并不重要。鲁迅只写了两篇文章，周作人干脆悄无声息。在整个新文化阵营中，没有身体力行参加五四学潮的，只有这两位名声鹊起的同胞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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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波澜壮阔的1*1*年，鲁迅一直在忙着两件事情。第一，是在他已经客居七年的北京寻找一处纯属于周家的大宅子。第二，是把全家迁进京城。由于浙江绍兴的祖宅已经出卖，鲁迅必须在1*20年春节交出老宅，于是，在五四学潮前夜，他开始四处奔波，寻觅新房，而在六三运动胜利结束的盛夏，他终于倾囊而出，花巨资买下了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家庭梦想。

　　 1*1*年冬天，周氏兄弟结束长期的寄居生活，入住八道湾十一号，他们还特地接入当年十分罕见的自来水系统。

　　 12月4号，鲁迅回到故乡绍兴，彻底了结了祖宅和祖宅留给他的屈辱的记忆。就是这段时间，鲁迅遇到少年时代的伙伴章闰水。闫水年过三十，却是满脸皱纹，形容麻木。鲁迅由此创作了小说《故乡》，其中的闰土，就是这位绍兴农民章闰水。

　　 十天后，鲁迅雇了一条船，带着母亲鲁瑞和三弟周建人夫妇，向北京驶去。

　　 经历了多年的骨肉分离，鲁迅终于承诺了青年时代的誓言，使中道败落的周家，门第中兴。八道湾周家新宅，气宇轩昂，兄弟三家大团圆，有钱同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同赡养辛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此时，鲁迅和周作人已是思想界明星，两人的月薪合加起来，超过五百吉印通，相当今天的五万元。由此可以推想，在北京八道湾，1*20年的新年钟声，一定是在团圆祥和的气氛中缓缓地敲响。有一天，周作人上完课，叫了辆包车，把蔡校长请进八道湾，周宅顿时热闹起来。

　　 鲁迅陪着这位老同乡老教育部长参观新居，蔡元培感叹说，院子真大，简直可以开运动会。蔡元培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看了鲁迅的《古小说钩沉》，他正盘算着把他聘入中文系，系统讲授《中国小说史》；而周作人夫妇刚从日本归来，对武者小路实笃创办的“新村”，有说着不出的赞赏，蔡元培打算倾注巨大热情，支持他把“工读互助团”办下去。

　　 获得周氏兄弟的肯定答复后，蔡元培开始对《新青年》阵营出现思想分歧表示担忧。此时，哲学教授胡适和历史教授李大钊已展开辩论，胡适派要继续搞学术，大钊派希望发动政治革命。但蔡元培已经看到，就在这两派激烈冲突的缝隙中，鲁迅和周作人迸发出高峰才情。他们是学术的，也是革命的。最重要的是，他们是犀利的，也是通俗的。

　　 1*20年秋天，鲁迅走进北大文学院，讲授《中国小说史》。这门课名义上是小说研究，实际却是对历史的观察和对社会的批判。诗人冯至后来回忆说：“每当鲁迅先生仰着冷静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教室，喧闹的教室就只剩下了呼吸声——大家听着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灵魂的历史，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

　　 从那时起，鲁迅经常在八道湾接待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夜深了，他便亲自端着油灯，把学生们送出寂静的胡同。1*20年4月*号，为了探讨“新村”建设，二十七岁的毛泽东来到八道湾，拜谒“新村”运动的倡导者周作人。让他十分遗憾的是，鲁迅恰好不在家，因此毛泽东和他终生推崇的文化旗手，始终没能谋面。毛泽东并不知道，鲁迅是“新村”运动的反对者。

　　 80年前的八道湾。据说是由八条小胡同汇聚成的一条大胡同，因此叫做“八道湾”。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周氏兄弟生活过的八道湾被夷为平地，在一片商品楼房中无迹可循了。

　　 八道湾虽然不在了，但谁都不能否认，在那片新起的每一座楼里，最少也能找到一本周氏三兄弟写的书。

　　 在中国，凡是上过初中的人，都知道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

　　 1*21年深冬，孙伏园不断催稿，鲁迅便以小说家身份，在阿Q身上贴上中国人深层次的各种缺点，在《晨报副刊》上陆续发表，引来广泛喧哗。正是因为读到了这部小说，一位名叫许广平的天津小学教师才横下一条心，要去北京深造。她本想是，离自己崇敬的思想者更近一点，却不成想成了思想者的终生情侣。

　　 《阿Q正传》发表后，第一位撰写评论文章的，是周作人。他以文学理论家的身份说，《阿Q正传》是一部讽刺小说，阿Q是中国传统的结晶，是一个民族的典型。

　　 二十年代初，周建人也厚积勃发。鲁迅受聘北大，周建人也同时进了北大哲学系，甘作一名旁听生。此时，他已三十二岁，在绍兴拥有众多门生。1*22年，周建人吉印通二哥周作人和胡愈之，组建“妇女问题研究会”。他翻译的《性与人生》成了中国性科学的启蒙读本，他撰写的《性教育》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论述性教育的教科书。

　　 周氏三兄弟在民族的启蒙、对民族智慧的启蒙和启发上面，关心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关心妇女而儿童的权利上面，都是共同的。在很长时间里，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为了民族启蒙的这样一条道路。

　　 第二章 上下求索

　　 绍兴，钱塘江和曹娥江蜿蜒入海，会稽山重峦叠翠，绵延不绝。自从王羲之在这里抒写《兰亭集序》，绍兴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蔡元培、秋瑾、马寅初、历史学家范文澜先后在这里诞生。同样，周氏大家族七百年前从河南迁入绍兴，终于把二十世纪的灵秀交给了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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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在1*2*年最苦闷的时候写了《好的故事》，其中多有对绍兴梦幻般的回忆——乌桕，云彩，伽蓝，野花，村妇，小桥流水——有意思的是，1*4*年，周作人被指控为“汉奸”，在他等待国民党北平特工逮捕他的那些惶恐、失意、愧疚的日子里，他用写作聊以自慰，而他写作的题材，也是关于家乡的回忆。

　　 1881年*月2*号，鲁迅啼哭着，降临人间。

　　 但这声啼哭，对于如此庞大的周家大宅，实在是太微弱了。周家在绍兴生根七百年，早已是巨姓望族，占地一万米，房屋上百间。此时，祖父周福清出翰林，正在北京候补，鲁迅的诞生只为他凭添了一腔喜悦。然而，他并不知道，十多年后他在考场舞弊，会给他的三位孙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鲁迅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最小的弟弟妹妹早夭，只剩下兄弟三人。按照绍兴习俗，孩子一经出世，都必须接受第一道考验，品尝醋、糖、黄莲、钩藤、盐。不过，虽是一母所生，虽是同样环境，但三兄弟对五味杂陈的体验并不相同。鲁迅不甘寂寞，斗志维坚。周作人宁静和顺，在逆境中随遇而安。周建人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离周家大院隔河相望，是绍兴有名的三味书屋，老师寿镜吾质朴博学，为人方正，因此，三味书屋是那个年代最开明的著名私塾，鲁迅和周作人都在那里读书。有一次，他们听说王家私塾先生矮癞胡对学生十分刻毒，学生连小便都要申请“撒尿签”，否则不得去厕所。这在三味书屋听来，十分骇然。鲁迅气不过，便率领“义师”替天行道，但他们扑了空，鲁迅便指挥大家，折断全部“撒尿签”，把矮癞胡的笔筒墨砚摔在地上，以示惩戒。在这场骚乱中，鲁迅敢作敢为，俨如主帅，而周作人大力支持，但绝不打头阵。

　　 实际上，鲁迅和周作人常常合伙，无以相瞒。秋天时节，桂花飘香，周家喜欢中午在桂树下休息，鲁迅和周作人珠联璧合，经常出人意料地演起自编儿童剧，让大人们乐不可支。冬天，家中的大蓄水缸结出薄冰，鲁迅敲碎浮冰，捞给周作人吃，两人咬得满嘴爆响。有一次，鲁迅看到一张画，是老鼠在元宵节晚上成亲，他便叫来周作人，元宵佳节时守了一夜，结果什么也没看见。第二天，周作人无精打采，但对哥哥毫无怨言。

　　 他们兄弟在小的时候，当然鲁迅跟周作人关系是最好的，小弟弟老是跟在他们背后。当时是以鲁迅为主的，因为他们经常在一起演戏：“贤弟啊，你走好！”晚上就听鲁迅讲故事。小时候，鲁迅就表现出很强的想象力，他还喜欢画画儿。当时他们隔壁有个小孩叫“八斤”，长得又高又大，老是欺负他们，鲁迅就画了一幅画儿，声称要杀死这个八斤！

　　 鲁迅十三岁那年，祖父考场行贿，被光绪皇帝判了死刑。父亲变卖家产，保下祖父，却使周家极速败落。父母怕连累孩子，便把他们安排到离绍兴城不远的大舅家。当时，周作人经常尿床，早晨起来，常把凉席尿湿，听到的讥讽越来越多，他便丧气地想长大去当叫花子。鲁迅同样知道寄人篱下的滋味，但他不愿让弟弟受伤，更愿一人承担亲戚的白眼儿。

　　 半年后，父亲突然狂吐鲜血，这便是鲁迅掂着脚尖，去恒济当铺遭受辱没的日子。卖光了田产，周家就卖首饰和衣服，最后请来所谓“名医”。但“名医”的药方实在稀奇，蟋蟀作药引，必须是原配的。父亲吐血，“名医”就要他喝墨汁，说是墨汁比血颜色深，可以把血压下去。父亲肚子胀得像鼓，“名医”便找来一只破鼓，用鼓皮入药，以毒攻毒。父亲终于在这位“名医”的折磨下死去，以致于鲁迅一生中没有说过中医一句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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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年，周作人在杭州监狱服侍祖父，鲁迅向母亲磕了一个响头，他要离开绍兴，去南京求学。第二年，鲁迅转入江南陆师学堂，学开矿。这个时候，鲁迅学会了骑马，自称“戎马书生”。他常常跑到明朝故宫一带，那里驻扎着善于骑马射箭的清朝旗人，而鲁迅就是要和旗人一争高低，以发泄淤积在胸中的愤恨和惆怅。

　　 1*02年，鲁迅以第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恰逢江南选派留日学生，于是，他飘洋过海，去了东京。他更加怀念家乡兄弟，在给南京读书的周作人寄去近照时，照片背面有一溜蝇头小字：“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望”；他还给绍兴的周建人买了数不清的书。

　　 1*0*年，鲁迅剪掉辫子，参加反清革命，并留下了一张照片。在照片背后，鲁迅激昂地写下：“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不久，光复会命令鲁迅回国暗杀清朝官员，他临行前突然想起母亲，不禁产生片刻犹豫。他问：“如果我被抓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即使是片刻犹豫，光复会仍然取消了派他行刺的计划。

　　 后来，远在故乡的母亲，听说儿子在和日本人谈恋爱，焦急地催促他回国完婚。鲁迅起初拒绝，但母亲再次来电说：“母病速归归。”

　　 鲁迅以为母亲真的生病了，就赶回来。结果他一赶回来，看到家里张灯结彩，就是办喜事的所有准备都已经作好了。鲁迅大吃一惊。这个时候，他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周作人和周建人对此都有回忆，叙述鲁迅当年这种悲痛的心情。

　　 1*06年*月26号，周家如临大敌，怕鲁迅破坏祖宗礼仪，做好了一切防范措施。他们知道，大先生桀骜不驯，不仅学洋文，穿洋服，还剪了辫子。然而，一切出奇地平静。鲁迅配了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套传统礼服，司仪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这就是母亲送给鲁迅的“礼物”，一位普通人家的女儿，名叫“朱安”，也是绍兴人，比鲁迅大三岁。新娘子听说鲁迅喜欢天足，便特意在大号绣花鞋里塞上棉花。但下轿时，朱安没有踩到地上，鞋掉了下来，露出畸形小脚。在族人的簇拥下和司仪的叫喊声中，新娘的盖头被掀开，鲁迅看了一眼新娘，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当天晚上，鲁迅根本就没有就寝，在书桌边看了一夜书。第二天鲁迅下楼时，有人发现他还是流泪了。因为当时的被子是蓝洋布作的，泪水一流，颜色就褪掉了，鲁迅的脸上就留下了蓝颜色。

　　 第二天晚上，鲁迅干脆跑在母亲那里看书，后半夜就睡在母亲的床上。

　　 第三天晚上，鲁迅仍在母亲身边。

　　 第四天，鲁迅带着刚刚通过公费考试的周作人启程，东渡日本，一走又是三年。

　　 此时，周建人已联系好去南京求学，准备有朝一日像两位哥哥一样东渡日本。但鲁迅一想到头发花白的母亲，便劝慰*弟留在家里，一边陪伴母亲，一边自学。鲁迅许诺说：“将来我和作人学成了，赚的每一个钱，都是大家合着用。我们兄弟友爱，将来永远生活在一起，永不分家。”于是，周建人眼望着两位哥哥去远方奋斗，自己却横下一条心，留守在绍兴。

　　 在南京，周作人学的是海军。到了东京，他改学日本古典文学和英国文学，而且卓有成效。他把爱伦#8226;坡的《金甲虫》翻译成中文，改名《玉虫缘》，发表在《女子世界》杂志五月号上，使爱伦#8226;坡和西方侦探小说第一次进入国人视线。

　　 1*0*年，从医学转攻文学的鲁迅只有2*岁，但却发表《文化偏执论》，讨论怎样实现国家现代化。他认为，光有国会不行，光有物质不行，要“立人”，而且是“排众数而任个人”。这篇文章发表后，科学精神和个人主义潮流在中国暗暗涌动，动摇着专制原则。

　　 周作人是次子，当他爱上一位日本姑娘时，母亲并没有干涉。

　　 1*0*年，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恋爱瓜熟蒂落，商定了结婚日子。为此，周作人既高兴，又烦恼。他的开销主要来自公费，一旦成亲，官费根本不够。为了成全弟弟的学业和家庭幸福，鲁迅放弃去德国深造，被迫回国谋事。1*0*年，鲁迅在老同学许寿裳当教务长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生理和化学教师，每月收入甚微，“不足自养”，但他还是节衣缩食，给周作人寄钱。一年后，鲁迅转到绍兴府学堂，担任学监兼生理教师，收入增长，寄给周作人的学费也就增加到60元。

　　 回国后的两年间，鲁迅的心是忧郁的。他不修边幅，看上去十分苍老。他拼命抽烟喝酒，几乎自暴自弃。

　　 鲁迅有家而不回，常常在学校批改作业，为的是避免与妻子朱安见面。就在这种痛苦中，鲁迅整理出大量古典小说资料，为后来编订《古小说钩沉》打下基础。但他写信告诉许寿棠：我翻译和搜集了许多书，但这不是为了求学，而是替代美酒和女人。

　　 1*12年，蔡元培出任吉印通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邀请许寿裳帮忙，许寿裳忙不过来，便向蔡元培推荐鲁迅。鲁迅到任后，民国政府迁往北京，鲁迅也一同前往，开始了在北京的十四年生活。

　　 第三章 聚散天注定

　　 鲁迅北上的同时，周作人夫妇从日本回到绍兴，鲁迅除了在经济上继续接济他们之外，开始在事业上为周作人投入更大的关怀。周作人翻译了中篇小说《木炭素描》，但投稿在吉印通书局和《小说月报》连连碰壁，一时万分苦恼。鲁迅就为弟弟奔波，敲定了在文明书局出版。鲁迅还和周作人一起合用“周绰”的笔名发表作品，以至于在《鲁迅全集》中，实际上有好几篇杂文都是周作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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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北京以后，鲁迅一直独居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三十年前，自己在绍兴出生时，祖父点翰林，就在这里候选。想到致使家族败落的祖父，鲁迅感想连连。此时，他的职务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然而，他对北京的政治完全是失望的。

　　 1*1*年夏天，鲁迅南下省亲，回京后寂寞难当。周作人担心哥哥太苦闷，便叫南京水师学堂的老同学季自求常去看望。季自求在总统府供职，周作人希望他能在人际上对鲁迅有用。为了回报并在名声上提携弟弟，鲁迅便把花费了大量精力编成的《会稽郡故事杂集》，用“周作人”的名字出版发行。但在大量的时间里，鲁迅孤坐青灯黄卷，沉缅于拓片残书之中。

　　 实际上，这种情绪一直在鲁迅生命中秘密延续，临近40岁时，还曾想到过自杀。甚至在《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发表后数年，这种孤寂和死的念头，依然缠绕着他。据许广平回忆说，鲁迅在床褥下藏有利刃，被她发现后扔掉了，她十分担心鲁迅会作出失常举动。这就是周作人来京工作鲁迅为什么会感到如此高兴的原因。在沉寂中，他需要兄弟，需要手足之情。

　　 1*1*年，辞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手持黎元洪总统的委任状，去北大走马上任。鲁迅在惜别这位顶头上司时向他推荐周作人，蔡元培欣然应允，打算聘他为中文系教授。

　　 4月1日，周作人一到北京便雇了洋车，直奔绍兴会馆。鲁迅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到，兄弟俩“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周作人的日记是：“至四时睡。”由此可以想见，兄弟久别重逢，该是多么兴奋。

　　 夏天，鲁迅应蔡元培邀请，为北大设计出校徽。校徽由三个人形组成“北大”两个篆字。背向侧坐在上的是两名学生，坐在下面的是一位老师。老师十分吃力，肩扛着学生。尽管刘半农教授诙谐地称它是“哭脸校徽”，但北大用它作正式校徽一直延续到1*4*年。周作人也不负众望，写出了《欧洲文学史》。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像样儿的西方文学史专著。从1*1*年开始，在绍兴会馆，两颗文化新星冉冉升起。

　　 新文化运动给周氏兄弟带来巨大声誉，也带来稳定的高收入，然而此时，周家天南地北，生活上十分不便。北京两兄弟除了月月要给绍兴母亲寄钱，还要负担周作人太太的日本娘家。为了改变骨肉分离，实现十年前的诺言，鲁迅和周作人买进体面的八道湾新宅。但是，严重的危机恰好潜伏在美好的理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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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琐事致使兄弟失和，这是一个没有多少兴趣的话题。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如果用普遍的平常的心态来看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不必去过多地探究的问题。值得探究的是另外两个与之关联的问题，一个是这次失和对他们兄弟两个人有什么影响，对他们心理上造成了什么影响？另外一个是他们兄弟失和后始终没有恢复，这给他们双方都带来什么样的痛苦？

　　 八道湾这所大宅子的名义上的主人，是鲁迅，但周家的财政大权却由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掌管，鲁迅必须把每月的收入全部交给信子处置。不过呢，鲁迅倒没有觉得这种体制有些过分和碍手碍脚，反倒是信子觉得，这位名义上的主人有些多余甚至可疑。

　　 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和周作人本是一体形象，但到了八道湾时期，周作人在文坛上的地位日益升高，由于他的背景是北大教授，所以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工薪收入，都远远超过鲁迅。这段时间的日记里，鲁迅的活动记录明显减少，兄弟之间的隔膜潜移默化地增长。

　　 恰在此时，教育部接连五个月发不出薪水，鲁迅随愤怒的同事们到财政部集体静坐，最终只是领到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信子从鲁迅那儿收到的钱少了，便怀疑鲁迅私蓄。而羽太信子自己，早已自视为“名教授的太太”，她忘记穷苦的出身，出门必坐汽车，买来的东西必须是日货，仅家里雇用的管家和工仆就有八人之多，大家庭的收支逐渐失衡。

　　 1*21年早春，周作人患病住院，鲁迅一次借款七百吉印通，相当于两个月的薪俸。如此沉重的生活负担，使得鲁迅的心情糟透了，他甚至无钱买烟，那是他熬夜写作必不可少的工具。鲁迅开始隔三岔五地提醒信子节约用度，勤俭持家，信子表面不言，心里却是一肚子怨气。

　　 兄弟三人中，周建人尚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没有收入上缴，反倒每月支出。在绍兴时，周建人对信子的妹妹芳子产生了爱情，结为伴侣。一对姐妹嫁给一对兄弟，本是亲上加亲。但此刻，周建人暂无建树，经常遭到芳子和信子的白眼。他决定离开北京，自强自立，去上海商务印书馆作校对员。周建人的出离，成为大家庭彻底破裂的先兆。

　　 周作人喜欢安静地看书，对家事表现出明显的疏懒。正是这个弱点，他第一个被信子征服。凡有什么事丈夫不愿做，信子便闹个不停，让他无法读书，直至迫使他俯首贴耳。有一次，周作人告诉鲁迅，要把岳父岳母从日本接来，作个更大的家庭。鲁迅坚决很反对，认为多年寄钱供养他们，已是仁至义尽，何况他们还有别的子女，何必非要到中国！周作人很不高兴，完不成这个任务，他在太太那里没有好日子过。果然，信子开始大声告诫孩子们，不许搭理那个“孤老头”，不许吃他的东西，让他冷清死！她还对周作人说，鲁迅常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偷听，这是兄长的不检点。

　　 1*2*年*月1*号，周作人把一封绝交信丢给鲁迅，从此，不再邀请鲁迅一起吃饭。8月2号，鲁迅再也受不了充满火药味的气氛，决定搬出八道湾。

　　 这个事闹出来以后，家里所有人都同情鲁迅——除了周作人——包括周丰一都不相信，大伯对他母亲有什么不正当企图。

　　 周作人采取不辩解主义，把*月1*号到8月2号之间的日记全部剪掉。鲁迅更甚其弟，他说：“我的小说中所写的人物，不是老大就是老四，因为我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横竖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绝不能提一句，以免别人误会。”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是《诗经》里的一句诗，意思是，金星有两个名字，当它出现在凌晨，便是启明星，而它出现在黄昏，却叫“长庚星”。后人借用这种天象来形容兄弟失和。而鲁迅一周岁的时候，父母按绍兴习俗，把他抱到长庆寺，拜龙住持为师，龙师父给他起的法名是“长庚”，而周作人的字恰好是“启明”。鲁迅决计搬出八道弯时，老母亲埋怨周作人糊塗，并想起长庚和启明不能在一起正好是一种天命。

　　 鲁迅迁入西四砖塔胡同61号暂住，与周建人的学生比邻而居。他得了一场大病，时常吐血，只能以稀饭为食，直到冬天才能正经吃饭。这当儿，母亲生病，想去医院，信子不答应，母亲便哭着来找鲁迅。为了不让母亲受苦，鲁迅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下一套四合院。从此，母亲再也没有回过八道湾。

　　 转眼到了1*24年初夏，鲁迅最后一次回八道湾，想取走自己的东西，却遭周作人夫妇无情痛骂。周作人抄起一尺高的狮子铜香炉，朝鲁迅的头上打去，幸好被门客抢下。鲁迅也不客气，回敬了一只陶瓦枕。风波过去，两兄弟极力避免正面接触，但在各自的文章中经常有对此事的隐秘影射。第二天，周作人写了篇短文《破脚骨》，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破脚骨”在绍兴话里是“流氓”的意思，他不惜残害自己的身体，比如割破自己手脚，用以达到制服对手的目的。在周作人看来，鲁迅就是这样的流氓。

　　 而1*2*年冬天，鲁迅写出《兄弟》，取材于周作人1*1*年刚到北京治病的故事，无情嘲讽了手足之情。十一天之后，鲁迅创作出著名小说的《伤逝》。大多数读者误以为这是一篇爱情小说，但只有周作人看得出，《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而是假借男女死亡，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

　　 多少年后周作人说，我深信，我的这种感觉是不会错的。

　　第四章 在各自的跋涉中

　　 1*24年，鲁迅决定买下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但他已窘困到极点。4月2*号，他甚至跑到月中桂，用十一块吉印通买了一张上海赛马彩票，想碰碰运气，并把它认真地寄往上海的周建人。但鲁迅的运气实在太坏，赌马的钱全部打了水漂儿。一个月后，鲁迅带着母亲和妻子住进西三条，他用七块吉印通买了五件旧家具，想起用十一块吉印通买的那张彩票，后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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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进西三条，鲁迅和朱安依然分居，两人仍然没有共同语言。有一次，鲁迅跟朱安说有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立即附和说她吃过，确实很好吃。鲁迅大为不悦，这种食品是日本的，中国根本没有。看得出来，朱安努力向丈夫靠近着，但却总是适得其反。而就在此时，许广平闯进了鲁迅的生活。

　　 1*2*年早春，鲁迅收到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的第 。此时，正值女师大驱赶杨荫榆校长风潮，鲁迅是学生崇拜的文学讲师，许广平便怀着崇敬心情向他求援。

　　 在这场学潮中，周作人同样被视为导师。学潮刚开始，学生占了上风。当时，教育部部长空缺，部政由副部长马叙伦主持。一天，两名女生跑到八道湾，说只要撤换校长，风潮便会平息。周作人立即给马叙伦打电话，马叙伦回答说：“校长可以撤换，但学生不能指定后任。”周作人不知道学生们是否同意由教育部委派校长，于是没有答应下来。

　　 不久，国务院任命司法部长章士钊兼任教育部长。章士钊踌躇满志，发誓要整顿学风，但由于不了解情况，章士钊没有立即插手学潮，这便给鲁迅和许广平酝酿出师生恋，留下了充分的时间。

　　 1*2*年4月20号，鲁迅照常来女师大教课，坐在第一排的许广平率领着几名最爱捣乱的女孩子说：“周先生，天气真好！”鲁迅不理睬，她们继续说：“周先生，树枝吐芽！”鲁迅还是不理。“周先生，课堂空气没有外面好！”鲁迅笑了。许广平们继续说：“书听不下去！”鲁迅说：“那么下课！”许广平喊：“不要下课，要去参观！”鲁迅猜测是少数学生捣乱，便问：“你们是不是全体都去？”结果是全体起立。鲁迅问：“到什么地方去？”台下回答：“随便先生指定！”鲁迅想了想，在黑板上写道：“历史博物馆。”

　　 后来，鲁迅对许广平的爱称是“害马”，意思是“害群之马”。

　　 夏天，章士钊宣布，解散女师大，鲁迅立即站在学生一边，甚至担任校务维持会委员，并在宗帽胡同租房讲课。章士钊勃然大怒，给段祺瑞总理打报告，免去鲁迅在教育部的任职。鲁迅也毫无退让，竟把章士钊告到平政院。冬天，鲁迅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出“痛打落水狗”。此时，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章士钊禁止学生去天安门追悼。一时间，攻击孙中山的文章不胜枚举。但在一片攻击声中，鲁迅写了《战士与苍蝇》。他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去吧，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总不会超过战士们，你们这些虫豸们！”周作人写下《孙中山先生》，他说：“一棵大树，要全部的去看他，别去单看那虫蛀的叶！呔，小子。”

　　 2

　　 如此相像的语气，如此近似的笔法，即使已经分道扬镳，周氏兄弟仍在各自的跋涉中，向同样的敌人开火。不仅如此，当女师大前任校长许寿裳联名发表《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宣言》，周作人明知道这是鲁迅亲自执笔，却也毫不犹豫地签上了名字。这种通力的合作，最终使学生们获得胜利。鲁迅也打赢了和章士钊的官司，回到教育部继续任职，并且获得了许广平的爱情。

　　 但鲁迅和周作人都没想到，1*26年*月18号，当北京学生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总理卫队竟开枪射击，女师大学生刘合珍和杨德群当场死亡。鲁迅悲愤、惊疑、不解、愤怒，接连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纪念刘和珍君》。周作人同样处于震惊和悲痛之中，一连几天什么都不能作，觉得死去的是自己的女儿。在愤怒中，他写下《恕府卫》，尖锐抨击政府。

　　 他们兄弟在立场上没有分歧，还可以说是并肩战斗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是可以称为“中国文坛上的双璧”。在近代史上，很少有这样的精神现象。

　　 为了躲避通缉，也为了避开社会舆论对其婚外恋的批评，1*26年8月26号，鲁迅离开了居住十四年的北京，开始生命中最后十年的南方生活。他先是应林语堂博士邀请，去福建厦门大学作教授，与同仁翻脸后，又转去广州中山大学，出任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1*2*年4月1号，鲁迅和成仿吾吉印通发表《中国文学对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的宣言》。10月*号，鲁迅携许广平在上海定居。

　　 此时，鲁迅辞去一切公职，成为真正的自由撰稿人。他的身体逾加差了，斗争性却逾加强烈，林语堂和成仿吾全都成了他的死敌。他的文学味更淡了，代之而起的是政治意识。12月2*号，鲁迅写出《文学和出汗》，以最通俗的例证，说明文学的阶级性，进而攻击梁实秋的人性论。

　　 对于周作人来说，1*2*年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张作霖军政府绞死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这极大刺激了周作人。他一边悲愤写下《偶感》，捍卫李大钊的名誉，一边把李大钊的大儿子李葆华藏在八道湾，转送日本留学。

　　 对周作人的这种勇敢精神，鲁迅大加赞赏，并把它写在给周建人的信里。

　　 早在鲁迅离开北京之前，常有学生在鲁迅和周作人之间走动，其中最活跃的是孙伏园。孙伏园要创办《语丝》杂志，鲁迅、周作人、甚至远在上海的周建人都成了《语丝》的撰稿人。《新青年》杂志瓦解后，《语丝》是新文化运动的延续。但恰在1*2*年，《语丝》因为抨击时弊被迫停刊，周作人的情绪一落千丈，认为从此不再有前途。于是，就在鲁迅变得更加激烈的时候，周作人却遁入散淡闲适的书斋生活，提倡“闭户读书”，主张“苟全性命于乱世”。渐渐地，京派作家群诞生了，周作人便是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

　　 此时，周建人已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了六年。除了把在北京就十分关心的妇女问题研究得更透，他还在科普作品创作上取得成绩，出版了《生育节制》，倡导控制人口。

　　 由于羽太芳子不愿来上海生活，周建人便和王蕴如组成新家庭。在周作人看来，这是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精神的背叛。实际上，周作人始终认为大先生和三先生在婚姻问题上充满瑕疵，是一夫多妻，是家风不正。

　　 说到朱安，是鲁迅心口的一个痛。鲁迅在给好朋友的信中称呼许广平是“我的女人”，但称朱安却是“妈妈的礼物”或是“妈妈的媳妇”。好在，对于奉养朱安的责任，鲁迅和许广平基本一致，即使是鲁迅病逝后，许广平一如既往，向北京汇款，直到朱安孤独地死去。

　　 在上海生活的最初几年，鲁迅常对朋友说，许广平是他的校对助手。他还特意把自己的卧室设在二楼，许广平在三楼居住。一向以果敢勇猛著称的鲁迅，竟也害怕社会舆论，羞于承认自己与所爱的人的关系。这种异常的精神状态给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生活投下阴影，但上海的九年生活，虽然和睦下潜伏着冲突，相敬中有过伤害，但却是鲁迅一生中除了童年之外的另一段上好岁月。

　　 1*2*年，鲁迅和许广平生下唯一的一个孩子周海婴。这一年，朱安已经*1岁，仍和婆婆单独住在北京西三条，从未享受过夫妻生活，也从不知道生育的痛苦和快乐是什么。在名不副实的婚姻外壳中，朱安已熬尽了自己，生出了白发。

　　 后来，周建人的学生俞芳问朱安：“大先生和许姐姐结婚了，我们想不到！”朱安说：“我想得到，你看他们一起闹学潮，一起去广州。”

　　 俞芳问她以后怎么办，朱安说以先生的为人，我后半辈子先生是会管我的，我就像蜗牛，我想终有一天我会爬上去的，但现在没办法，蜗牛摔下来了……

　　 第五章 福与悲的抉择

　　 1**0年，周作人升任北大日语系主任，仍在中文系教课。虽然他的学术地位更加显赫，但他已退出社会活动，成为红尘中的隐士，只是教书育人，组织家庭生活。他对社会生活依然关注，但却不出来指挥。在日本问题上，周作人几近天真，他有着割舍不断的日本情结，在东瀛磨刀霍霍之时，他依然坚持着他在《日本的人情美》中的观点。他不认为忠君和孝是日本传统，认为人情关系的美丽才是。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发表这篇议论时，他和鲁迅险些动武的风波刚刚过去八个月。此时，面对内忧外患，鲁迅已不再是一般的时政批评家，他有犀利的文笔，更有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他要在击溃无数对手的过程中坚定而立，因此，他是社会良心和青年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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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年*月18日，日军突然侵占东北。三天后，鲁迅《答文艺新闻社问》，揭露日寇阴谋。12月21日，国民党内部的宁粤两派发生倾轧，蒋介石被迫辞去国务 之职。四天后，鲁迅发表《南京民谣》，说是“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从这时起，鲁迅的笔锋已全部变成时政批评。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鲁迅越来越多地受到毛泽东的推崇。

　　 1**1年12月2*号，鲁迅总结出写作中的几点经验，毛泽东则在《反对党八股》中详细介绍这些经验，并把鲁迅经验印在《宣传指南》上，发给整个延安。

　　 1**2年10月*号，鲁迅写了一首旧体诗《自嘲——书赠柳亚子》，毛泽东作出崇高评价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1**4年*月*0号，鲁迅为日本朋友新居格写诗《无题》，以“于无声处听惊雷”一句抒发沉默年代里盼望革命春雷的情绪。1*61年10月1*号，毛泽东把这首诗书赠日本左派，并特意告诉他们：“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

　　 所有这些，都为鲁迅在死后*0年成为除了毛泽东自己之外中国唯一一位绝对不可怀疑的精神领袖，打下了伏笔。

　　 1**2年1月28号，中日上海交恶，促发“一二八事变”，鲁迅公寓受到炮火威胁。一颗子弹呼啸着，穿过鲁迅的书桌，日军甚至闯入川北公寓，粗暴搜查周家。几天后，鲁迅和其他四十二位爱国者吉印通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军暴行。

　　 值此民族危亡之时，鲁迅更加明显地把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这年夏天，陈赓将军在上海秘密养伤，鲁迅听他讲苏区生活和红军反围剿，听得如醉如痴。陈赓希望鲁迅写一部类似《铁流》那样的小说，反映苏区百姓在中共领导下如何生活，鲁迅很想为之，只因不熟悉苏区生活而作罢。

　　 1***年10月1*号，听闻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鲁迅委托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给毛泽东和朱德发去贺电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与中国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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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是在1***年，五十岁的周作人发表《五十自寿诗》，引发了三十年代左翼青年对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批判。在这次激烈的交锋中，只有曹聚仁站出来，为周作人辩护。他认为周作人的变迁全部该由复杂的时事负责，即便如此，周作人的“谈狐说鬼”并不是“厌世冷观”，在他“冷灰底下”依然燃烧着“炎炎之火”。

　　 知子莫如父，知弟莫如兄，曹聚仁的观点引起鲁迅注意。在给曹聚仁的私人信笺中，鲁迅说，周作人自寿诗，确有“讽世之意”，只不过在乱世中仅仅是微辞，无法撩动青年，而且“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

　　 大敌当前，周氏兄弟南北相隔，两人之间再次出现或明或暗的碰撞。

　　 在鲁迅看来，即使是周作人的小品文，也不该是闲适的小摆设。而周作人认为，鲁迅的杂文是“祭品”，也不过是种摆设。中共调停红色评论家之间的相互诋毁，组成“左联”，鲁迅被公推为左翼作家领袖。周作人认为，这是老不安分，在《老人与胡闹》中，他影射鲁迅患得患失，投机趋时。

　　 在对待日本的态度问题上，周作人处在日本人的包围之中，依然把日本视为第二故乡，以致于鲁迅到上海定居后曾对周建人忧虑地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苦于无法与周作人直接交流，鲁迅只得找周建人商量，希望二先生也能到南方来。随后，他亲自给八道湾的门客章廷谦写信，委婉转请周作人南下。门客看完信，感动得拍案感叹——兄弟分手多年，遇到风吹草动，还是那么关怀，倘若周作人迷途知返，一定会“相逢一笑泯恩仇”！

　　 然而遗憾的是，章廷谦沸腾的热力，在周作人身上并没有激起丝毫反应。于是，鲁迅对周作人最关键的一次眷顾，无声无息地被撞了回来。

　　 1***年初夏，北大红楼前的盘花式旧铁门，依旧朝南大开，那块棕黑底白字的硬木校牌，悬挂在红楼廊下的圆型石柱上。北大师生尚且不知，下个学期，他们还能不能走进熟悉的校园。

　　 周作人自是不用担心，他有日本太太，一有风吹草动，太太会在八道湾周宅门口挂起太阳旗，昭示里面住的是日本侨民。这在周作人看来并不过分，他当然知道，鲁迅的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被国民政府通缉时，鲁迅同样是藏在日本人的內山书店，最后干脆住进日本租界而终。对此，鲁迅曾自嘲说，我真的很惭愧，一个中国人要在中国活下去，竟要靠外国人指点！现在回头想来，周作人那时的心情也未必不是如此。

　　 *月*号，日军围攻北京。8月4号，胡适劝周作人不要卷入政治漩涡，但周作人还是不愿意随北大南迁，蒋梦麟校长便委托他留守北大。由于没了薪水，周作人不得不天天埋在八道湾书斋，狂写他的小品文。8月2*号，日本宪兵占领北大，闯进校长办公室检查，周作人闻讯赶到，用日语和宪兵据理力争，有效缓解了局势。

　　 1**8年春天，日本宪兵队要强征北大理学院做本部，限中国人三天内搬出。周作人势单力薄，便去找伪教育部长汤尔和，表明理学院仪器不宜移动。当天晚上，汤尔和打回电话，决定牺牲文学院红楼，保全理学院。于是，红楼成了日本宪兵队队部，地下室由印刷所改成关押抗日志士的临时牢房和马棚。

　　 汤尔和同是绍兴人，他竭力劝周作人出山。周作人夫妇当然知道，这不是小事，关系到民族尊严。就在这种拖延之中，周作人把《希腊神话》翻译成了中文。

　　 1***年元旦，两个自称是“中日中学学生”的年轻人来到八道湾，他们突然掏手枪，向周作人开火，子弹打碎周作人的铜钮扣，伤了腹部表皮。这次突然遇刺，周作人虽然没有流血，但却受到内心惊吓。周作人弄不清，这是蒋介石警告他当汉奸的下场，还是日本人警告他不合作的后果。总之，他必须在两者间作出唯一的抉择。

　　 1***年夏天，周作人正式下水，他没有选择中国，而是选择了日本，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兼北大文学院院长。

　　 周作人成为汉奸，是一种很复杂的合力的作用，很多因素合在一起——结合在那一点上——就出现了这个结果。比如，他对于人的看法是强调个体而忽略民族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当时形势的错误估计，他曾经对别人谈过：“我是学海军的，我很知道海军的作用，而中日之间海军的数量是很悬殊。我们这样一个海军，去对付日本那样一个海军，是对付不了的。”他认为中国是必败的。

　　 实际上，周作人这个督办作得并不舒服，他毕竟是中国人，毕竟知道中国在流血，因此，他尽量在教育中减少奴化，甚至以特殊身份，掩护和资助中共冀东暴动的地下党员。

　　 1*42年冬天，周作人发表《中国的思想问题》。几个月后，在日本军部情报局指导下，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向周作人发难，指控他是“反动的文坛老作家”。片冈说，周作人提出的“不应阻碍中国人民的欲望的主张，实即是对于为大东亚解放而斗争着的战争之消极的拒否”！

　　 周作人被排挤出华北教育总署，汪精卫为了安抚他，请他南游苏州。在众人热情的邀请之中，周作人说话的声音低极了。但无论如何，此后的周作人无论是在国民党那里还是在共产党那边，都已抹不去“汉奸”的罪名。

　　 周作人后半生的厄运，全系于此。

　　第六章 身前身后事

　　 1***年冬天，鲁迅到饭馆请客，精力已大不如从前，说话也变得絮叨。菜刚上满，他要在躺椅里吸一支烟，闭一闭眼睛。宴会还没结束，鲁迅又要坐回躺椅，阖着眼睛，庄严地沉默着，任凭手里的纸烟烟丝袅袅上升。整整十年前，鲁迅写过一篇散文《腊叶》，那正是与周作人失和不久肺病发作的时期。鲁迅面临死亡威胁，《腊叶》便成了他面对终点时的一次深刻思考。在《野草#8226;献辞》中，鲁迅写道：“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并非空虚。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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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去世前几天，鲁迅做过一个恶梦，梦见自己走出家门，看到两旁埋伏着敌人，当他们正要向自己进攻时，自己拔出匕首，扎到敌人身上。可以说，这个恶梦恰是鲁迅一生的写照。他曾为亲族、为朋友、为社会作出牺牲，但他收获的却是误解、背叛、迫害。

　　 在北京的时候，鲁迅常爱在吃饭前开个玩笑，他经常手一按桌子一下子跳过去。但现在，鲁迅再不能像过去那样灵便。

　　 1**6年早春，鲁迅的体重降低到七十四斤，史沫特莱请美国医生为他检查，医生惊讶说，这个人肺病已有二十年，早在他十年前写《腊叶》时就该在劫难逃，能活到现在实在是个“东方奇迹”。

　　 美国医生不给鲁迅开药，他已比上帝规定的死期多活了十一年，现在该休息了，什么药都无济于事。

　　 在生命无望的状态中，鲁迅挣扎着，把方志敏《可爱的中国》遗稿转交中共中央，他还特地买了二十罐白锡包香烟和两只火腿，托史沫特莱转交毛泽东。

　　 1**6年6月*号，鲁迅的肺结核更加严重，他已无法坐立，不得不停下二十五年如一日的不间断的日记。但即便如此，他仍以口授方式，抨击周杨和夏衍，把他们的国防文学贬低为“卖国文学”。三个月后，鲁迅在《死》中写道：“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他已知道来日不多，便对许广平口授遗嘱：“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否则便是愚蠢。”对于那些被他视为敌人的人，鲁迅表示，一个也不宽恕。

　　 1**6年10月1*号清晨，鲁迅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五岁。

　　 或许是忽然觉得对不起他，几乎所有中国作家都出席了葬礼。鲁迅的棺木由三十六位政见不同的作家抬着，大上海万人空巷，自发的送葬队伍绵延数公里。

　　 左吉印通员梅志回忆说：当时的场面和人们的情绪，我都体会到和看到了，有些人一面鞠躬一面眼泪“刷刷”地流下来。这些人有老的，有小的，尤其是年轻学生。这个场面让人想象不到，所以搞得巡捕房很紧张，怕出暴动，骑着高头大马，在两边押道。后来冯雪峰他们也怕出事，其实大家都很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口号喊了，但却是喊“纪念鲁迅先生”，不敢喊“打倒帝国主义”。

　　 在一万多名送葬者悲怆的《安息歌》中，鲁迅棺木沉入大地，沈钧儒题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却长久地留在了中国人的记忆中。

　　 消息传到北京，朱安很想南下，参加丈夫的葬礼。但周老太太年过八旬，身体不好，必须有人照顾，朱安只能把鲁迅在西三条的书房辟为灵堂，独自为他守灵。

　　 周作人也没去上海，却在北大法学院礼堂参加了纪念会。鲁迅病逝第二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地走进教室。在长达一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下课铃响了，周作人挟起书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才看到周教授的脸色是如此幽黯，叫人觉得他的悲痛和忧伤不是笔墨所能形容。他不哭，所以没有泪，但眼圈却是红热的。

　　 2

　　 1**6年是鲁迅去逝20周年，他的棺木也迁葬到上海虹口公园，毛泽东还亲笔书题写下了“鲁迅先生之墓”的字样。另外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的方向，就是吉印通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实际上，对与周作人和周建人来说，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十分重要。鲁迅越是正确，周作人越是狼狈，而周建人也就越是自豪。

　　 鲁迅在生命最后一年，从欧洲陆续邮购了法布尔的《昆虫记》，打算和周建人一起翻译。虽然这个计划没能实现，但周建人和大先生鲁迅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

　　 而在鲁迅去世第二年，周建人与二先生周作人的关系却急速瓦解。那时，冯雪峰去找周建人，希望通过他去接近周作人，动员他南下，避开日本人。商务印书馆甚至表示愿把周作人养起来。面对这些热忱的援助者，周建人热泪盈眶，马上给二先生写信，但却像鲁迅的最后一次努力一样，遭到周作人冷落。从此，周建人和周作人断绝了往来。

　　 建国后，周建人历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他是一位谨慎的学者官员，在五十年代初那场科技领域全盘苏化的大潮中，周建人负责在《学习》杂志创刊号上介绍李森科及所谓的“米丘林生物学”。周建人和李森科只有一面之交，因此他对李森科理论所持的立场平和冷静，鲜有溢美之辞。

　　 由于意识形态大势所趋，周建人对“米丘林生物科学”在中国进入鼎盛传播期负有当然责任，但他的传播热情却十分节制。他在《人民日报》上套用米丘林的话，语重心长地告诫中国学者：“在利用我的方法的事业中，必须不断地向前看，因为单纯利用我的方法会把它们转变为教条……”

　　 周建人的良苦用心是，尽可能在中国保住遗传学研究。此时，遗传学在苏联受到严禁，遗传学家遭到残酷的处决。

　　 周海婴回忆叔父时说：大概是6*年以前，我们去参观一个地方，是石雕厂。他是省里管这方面的领导，很关心这个石雕厂，他们那一些产品给他看。看完以后，他们就跟他说：“老周，给您送的东西在车的后备箱里。”他坚决要他们拿走。拿掉以后，他才开车。

　　 1*84年*月2*号，周建人寿终正寝，在北京逝世，天年九十六岁。

　　 在三个兄弟中，晚年凄惨的只有周作人。周作人喜欢用周家祖上的一句话来说明自己的处境，那就是“寿则多辱”，意思是，多活一天，多受一天罪。1*46年，教育部长朱家骅、前北大校长蒋梦麟、现任北大校长胡适使尽浑身解数，把周作人从枪口下夺回来。1*4*年，周作人由十四年徒刑改为十年。1*4*年，周作人从老虎桥监狱提前释放，暂住上海，开始了暗淡的余生。

　　 周作人出狱后，得知胡适也在上海，便托人致意，劝他留住内地。胡适焦急万分，反倒两次叫人告诉周作人，只要去台湾，保证蒋介石既往不咎，还会保他当院士。但周作人拒绝了，他认为“汉奸”罪名是蒋介石定的，毛泽东未必承认，况且，毛泽东是自己的学生，三十年前还曾拜谒八道湾，请求自己援助。没错儿，三十过去了，这次换到周作人去求自己的学生，毛泽东拿到老师洋洋洒洒的六千字信，匆匆看过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

　　 随着年龄增高，周作人对往事的负疚越来越深，特别是对鲁迅。晚年，周作人几乎陷入痴痴的眷恋之中不能自拔。

　　 在《知堂回想录》中，他追述起四十年前卧病的故事。那一次，周作人和晚年的鲁迅一样，患的是肋膜炎，每到午后就会高烧，烧到晚间人已昏沉。是鲁迅送他进医院，尔后送到西山疗养，不时抽身探望，代理他处理信件和琐事。

　　 鲁迅病重的时候，周建人去看鲁迅，发现鲁迅读的是周作人的著作。反过来，周作人临死之前，他也读了鲁迅的著作。

　　 周作人认识的鲁迅是真鲁迅，他在1**8年*月20号写给曹聚仁的信中，对上海鲁迅墓前的塑像表示不满，认为哥哥是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是戏弄。这段话公开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于是他一步步走进了自己的陷阱。

　　 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观员叶淑穗回忆说：周作人被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棚里，已经站不起来了，躺在那里，穿着一件黑的衣服，胸口戴着一块白牌，白牌上就写着他的名字。周作人躺着，脸煞白。红卫兵说：“起来了，你起来！博物馆的同志要向你问一点事。”他费力地起来，他一件事也说不出来了。红卫兵就拿皮带揍：“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1*6*年*月6号，周作人趴在八道湾的临时铺板上猝然死亡，脸上没有丝毫痛苦，享年八十三岁。

　　 可以说，在近代文化史上，周氏三兄弟是段引人入胜的故事。在同样的一个世纪里，还没有哪一家兄弟能像鲁迅、周作人、周建人那样，提供给我们如此丰富的精神财富、如此浪漫凄婉的经历、如此杰出而不朽的传奇。任何时候，只要翻开他们的传记，那个时代庞杂的历史便会同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