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记忆

　　 书的记忆

　　 一个人要追溯自己最初的记忆到底源自何时，这是一桩相当困难以至近乎不可能的事情。某些天才声称他们能记起早至婴儿期的种种感觉（这情形因缺乏实证而难以确认其可信度），然而平常如我辈有所谓记忆起码也是二三岁以后了—— 那是一幅似乎有些凄美的画面：天气晴朗，我独自坐在一方空阔的操场边，一面剥口袋里的谷粒（吃饭时拣出藏在那儿的）细嚼慢咽，一面抬头仰望一大片钢蓝色里爬行的灰甲虫——那种苏式客机笨重老迈，速度的确慢得象一只甲壳虫。

　　 不过我在这儿想说的仅限于若干有关书的记忆。

　　 儿时大抵是将所有的书简单归为两大类：即“字书”与“画书”。最早翻阅过的那册彩色儿童读物至今印象依然鲜明：首先是占据一个通栏页面的天安门城楼，红墙黄瓦蓝天，无数气球正五颜六色腾空而起；之后，携带大量粮食水果土产衣料的各民族男女喜笑颜开，跨毛驴、马匹、骆驼，乘轮船、飞机、火车匆匆赶路——直到写这篇文字时（时光已流逝了三十年）我才恍然悟出当初读这本书时颠倒了次序（当时自己尚不识字）！这段时间人们已开始以野菜、松树苞谷、观音土为食，开办不久的公社完小关闭，我随父母转到了一所更简陋的村校。

　　 上学发蒙前后，我认识了一些字，兴趣转向小开本的连环画。文革前夕父母调回已恢复的完小，学校陆续购进几套根据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画书”，较完整的首推《三国演义》，从《桃园结义》、《董卓进京》、《捉放曹》一直到《姜邓斗智》、《二士争功》、《三国归晋》，我差不离连成一气读下来。此外，《水浒》、《岳飞传》、《杨家将演义》也叫人难忘，迷人的《西游记》则只有零星的几册。现在回想起没有《红楼梦》，大概是“儿童不宜”吧？稍年长时曾借到一本残缺的《红楼》“字书”，却并不喜欢，至今也未认真读过。

　　 关于第一本“字书”的记忆反而模糊，可以充作怀疑对象的至少有以下几种：《海港的友谊》，黄色封皮上一中国人一大鼻子正热烈握手，他们身后的背景是港口的塔吊，内容大致是赞颂中苏两国人民兄弟般的战斗友谊的；《密林里的战斗》讲述抗战时一位地下党去林场取情报的故事——主要情节为身穿兽皮扮成黑熊的跟踪者（特务）被牵着鼻子在深山老林转悠一气后迷了路，误走瞎撞间偶然跟护送地下党的林场老工人劈面相逢，经剧烈搏斗后双方同归于尽；《云中的道路》展示的是五十年代中国空军驾驶老式螺旋桨运输机飞越世界屋脊，为进藏部队运送粮食物资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还有一本连书名也记不清了，但封面图案至今仍历历在目：近景是两个志愿军兵士戴树枝伪装圈的半身影像，稍远有一位朝鲜“阿妈妮”正头顶水罐走来……

　　 对真正的爱书者而言，也许在人生不同阶段都会有一两本对性格形成/精神演进发生重要以至重大影响的书籍，然而从存留印迹的深重久远上看，则都很难跟儿童时期的阅读相比。儿童的心灵是一张洁净无染的白纸，偶然洒上的一滴颜色都可能浸渗至生命最深层，成为永难抹去的记忆或底色，甚至，最终演化为一种精神的血型。

　　 为环境所囿，除了前述的《三国》、《 水浒》等古典白话小说，儿时记忆里几乎没有留下过任何一本“经典”的名字。读到的外国小说只有寥寥几部俄苏或东欧的作品如《团的儿子》、《乡村小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基洛夫的童年》，勉强可称名著的是高尔基的“人间三部曲”以及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得读最多的是五六十年代的国产战争小说，一些书名大都是年岁相近的这一代人耳熟能详的：《我和小荣》、《西流水的孩子们》、《难忘的冬天》、《火热的心》（这本故事类似苏联小说《真正的人》的读物在一段时间里特别让我恐怖，原因是封面上穿飞行衣戴飞行帽挥手的男子任怎么看都象一个死人）、《数字的秘密》、《煤神爷爷》、《平原枪声》、《战斗的青春》、《太行风云》、《将军的战刀》、《烈火金刚》、《战斗在滹沱河上》、《胶东纪事》、《破晓记》、《郑师傅的遭遇》、《红岩》、《火种》、《青春似火》、《铁道游击队》、《保卫延安》、《夜奔盘山》、《三辈儿》、《深仇记》、《迎春花》、《苦菜花》、《朝阳花》、《红日》、《红旗谱》…… 几乎是清一色的战争或忆苦故事。其中只有写当下生活的如《在柳林里》、《刚满十四岁》、《小黑妮儿》、《教育新歌》、《小黑马的故事》、《吕小刚和他的妹妹》，童话/传说《小布头奇遇记》、《宝葫芦的秘密》、《煤神爷爷》等属于例外。那时节一是书的来源奇少；二是别人的书往往不易借出——那种有书不可得如热锅蚂蚁昼思梦想茶饭不思的情状至今犹然在目。为读书偷窃而受辱，为读书耗费灯油电费而遭致责骂，为读书收藏旧书而让父母担惊受怕，类似的事例不可胜数。

　　 说到此不能不提到我的两个舅舅：他们生长在县城的殷实人家，受过教育，因时代大变动成了土里刨食的农民（而且是受歧视被管制的“剥削阶级”后代），但根于兴趣的阅读习惯却一直保持下来。我自小对书的痴迷，其中不乏他们的影响。少年时去外婆家，首先是溜进五舅房里，看看架子床顶上有没有书（他新近读的书一般都摆放在那儿），然后顺梯子爬到低矮黑暗的阁楼上细细搜寻，希图在其间发现一两本没读过的书。论起对书着迷的程度，四舅比五舅更甚，不过在我刚懂事之时，他就已离开外婆，“倒插门”安家去了百里外的长江北岸。因路途遥远，成年前的我实际上只去过他家一次——“文革”之初，我们全家人为躲避武斗到那个名叫“三星”的小地方住了一月。四舅家门前是一口不大的堰塘，堤坝上有四五棵柳树，酽糊发绿的塘水里长满圆鼓鼓的水葫芦。季候入夏，麦子收割完不久，水稻已接近成熟，炎热的空气里盈满植物茎杆籽实的清香。每天，我随四舅去队里的“面房”（磨麦做面条的作坊）上班，直忙到天黑掌灯才回家吃饭，深夜再返回“面房”睡觉（守夜）。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日子，我读完了四舅手头有的以及可能借到的全部书籍，至今仍记得的有儿童小说《林中小猎人》、苏联作品《海鸥》、《山里的春天》等等。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本无头无尾国别作者不明的小说《在遥远的海岸上》（书名也是费了老大的劲儿才从书脊上勉强辨出），里面的主角麦赫哲是一位艺高胆大、智勇双全的枭雄，他率几位哥们在德军占领的城市里进进出出，忽而搞绑架，忽而制造爆炸事件，所向披靡无所不能，叫人神往羡慕不已。在那个年代，为数不多流存民间的书籍大都经受了千百只手的反复摩挲，因而总是以蓬头垢面、残缺不全、色泽黑黄破旧污损的面目出现。然而作为一种特殊的残缺阅读方式/经验，它带来的某些非常规的阅读感受与心理体验却是“正常阅读”（优裕/完整/专业/雅致/系统）所不能提供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很难真正领略体味到那种时喜时忧、憾恨交集、复杂强烈的阅读期盼与渴想。

　　 完小购藏图书的数量远多于先前的村校，但因有专人管理（锁在一口大木柜里），借阅反而变得繁难。“文革”初期，学校从藏书中清理出一批涉嫌“封、资、修”的“大毒草”，堆在操场上点火焚烧。眼看伸缩吞吐的火舌将数百册图书化作轻飘发黑的纸灰，旁观的我双腿发沉、胸中窒闷呼吸不畅，脑子里来回折腾想象的全是这些印刷品被自己据为己有的情形，到最后才察觉手心捏了两把粘湿的冷汗。

　　小学快毕业时，我开始攒一些书（夸张点说也可以叫做有了自己的藏书吧？）。它们一部分是以物易物换来的（多是缺头少尾的破玩意儿），还有的来自学校的大书柜——当时已经无人监管这些劫后余生的印刷品了。我曾用白纸自制了一个本子，将自有和读过的书目一一列在里面，并用水彩描上鲜艳的图案。一位年龄比我大的朋友（乡场上裁缝的儿子）也对书着迷，我们的藏书量大致相伯仲，借到新书便彼此交换。有一次，他从乡下亲戚处弄来一套八册线装本的《封神演义》，这在当时属于最危险的那类“禁书”。为了在限定的时间内读完而又不被父母发现，我每天藏一卷在身上，独自溜到附近麦草垛下的洞穴里，一呆半日不归。因那地方光线太过晦暗，加之各色蝇蚊袭扰，无奈只好移往那个朋友单独住的地下屋——所幸的是这次阅读还算走运，整个过程都未遭遇大的意外与麻烦。

　　 那时区社所在地的场镇没有专门的书店，常见的是供销社百货门市辟一格货柜摆上五六种十来种字书与画书。不过我很少有买新书的妄念，原因自不必说——父母月工资不过六七十元，养活一家六口之外隔三差五还要帮补帮补外婆舅舅。初中毕业后，我因出身“剥削阶级家庭”而辍学。就在那个暑假，我和父亲一道回他多年未回去过的山里的老家，途经龙河场时，在商店见到一厚册浩然的大作《金光大道》。我鼓足勇气要求买下，父亲不知为何很爽快地掏了腰包——这书价在当年说得上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现在回想起来，在推动支持父亲上述行为的潜意识里，显然含有几许因我未能到县城念高中而生的失落歉疚于是以之作某种补偿的心理。

　　 一九七五年，我下乡插队落户，两年后首届高考恢复，我进入一所地方高校念书。当时各色禁忌尚多，不过学校的藏书已开始慢慢开放。第一次去图书馆借书，心情忐忑里又带了几分兴奋。文科流通部设在一幢庞大旧砖楼狭窄阴暗的底层，大家先是耗费不少时间翻寻橱柜抽屉里陈旧泛黄的分类书目卡片（众多显赫的书/人名叫人耳热心跳激动不已），没想到将好不容易选出的书目抄送进去，才发现大多有名无实：有的尚未“开禁”，有的有目无书，也有的已经借出……。经磨蚀人耐性的排队、等待、抱怨、交涉，我终算到手一册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没承想抱回宿舍兴致勃勃翻开，发现它并非想象中那样美妙可口，相反却是味同嚼蜡，难以下咽。就这样，由一代人固有的先天性文化缺损所决定，我错失了一次宝贵的全国性西方古典文学名著的普及机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曾大量重版“文革”前出版的欧美古典文史哲名著。当时，作为唯一图书发行渠道的吉印通书店常常选择在星期天集中售卖新书，并且提前几日张榜公告，我们也不止一次大清早起床赶往书店排队守候。事实上大学四年口袋里银钱极为有限，购书只能一择再择，谨慎从事。除了抢购新书，街头邮电报刊零售亭也常见列队守候的人群——那几年文学风光，动辄又爆响一颗扔进××禁区的小说/剧本或诗歌炸弹——每逢一篇/部有反响或争议的作品面世，便会出现洛阳纸贵、全国人民竞相购买的奇观。那时，最为炙手可热的是学校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那些红火的文学杂志不止是文科学生的抢手货，而且也吸引着其他专业的爱好者。每到下午（特别是晚自习）开馆前，期刊室外总是老早就麋集了一大堆人，吵吵嚷嚷猴急急心痒难捺。一当老师打开门，人流就象崩闸的洪水般轰然拥进，先扔下书包占住一个座头，然后几乎是飞跑过宽敞的大厅，挤到借阅处，那些新到的期刊很快便一哄而空。现在回想起新时期之初文学的轰动效应，仍不免感到吃惊——区区一部文学作品居然会牵动全社会关注的目光——刚进校时因住房吃紧，我所在的寝室文理科同学杂居，其中数学系一位带薪读书的老大哥每月上中旬必有两三个星期天早起上街排队买回一摞新的文学杂志，然后是全寝室分头阅读集体大讨论。这种讨论自然既非专业也说不上纯粹（许多时候甚至跟文学没有多大关联），然而其热烈与投入的程度却极为感人。似乎是约定俗成，每个人买回的刊物总是大家轮流阅读（有时还要外传），然后用牛皮纸一卷，再花一两毛钱寄回自己家中去。

　　 寒窗四年，有不少光阴被花花绿绿的粗劣文学期刊所耗费，此外便是囫囵吞咽了一大批五十年代译介的三流苏联小说（文科书库资格最老的李老太常念叨我借还书最勤，流通速率最高）。不过到大学二年级后上述情形开始慢慢得以矫正，因为此际已有一个携几分神秘色彩的新词不时进入人们的视听、凸现在我们的精神乃至俗常生活中——它就是 现代派 。举其牟牟大者，直接间接对我阅读的方向范围产生牵引诱导的物/事/人有：1***年读到的北京民刊《今天》——至今印象尚存的有芒克/北岛的诗以及署名万之的小说（前年偶然见到一册在台湾正式出版、纸张印制皆精良的《今天》，名义上的主编者虽一如旧时，但实际上早已修成正果远居吉印通彼岸。对比记忆里那本寒怆窳陋的油印刊物，不免心生物似人非之感）；1*80年初于重庆沙坪公园举办的“野草”画展（此画展品位不俗，在时间上更早于北京的“星星”画展，但后者在八十年代声名大噪，而前者却默默无闻，这只能说是“历史”一贯的势利眼吧？参展的主要是四川美院**/*8届学生、少数教师及来自社会的习画者，其中包括程丛林、刘世同、杨谦、李贞、何多苓、罗中立等人）；已在川美雕塑系任教数年的老乡H（他属于从艺者中为数不多喜欢读书并舞文弄墨的那类人。我常利用星期天从沙坪坝赶到美院所在地黄桷坪看画展或是去他那儿闲聊，浏览他收罗的国内外艺术画册以及《外国美术资料》之类的“内参”读物）；各大学、出版社、研究机构新创办的译介域外文学艺术作品的期刊（如《当代外国文学》/南京大学、《美国文学丛刊》/山东大学、《外国文学》/北京外语学院、《苏联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文艺》/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文》/译林出版社以及《世界文学》、《世界电影》等）与规模不等的丛书（如“上海译文”版的“外国文艺丛书”、外国文学与上海译文合作出版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等。前者所收以欧美现当代作品为主，后者则包容量更大、范围更广）…… 陆陆续续地，我床头增添了《荒诞派戏剧选》、《斜阳》、《海明威短篇小说选》、《橡皮》、《第二十二条军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现代绘画史》、《西方美术史》之类的新书，脑袋里面也搅进了野兽、达达、未来、立体、抽象、波普、意象、象征、意识流、超现实、黑色幽默、新小说乃至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等等闻所未闻或怪诞或新异或玄奥的名词。在焦躁虚浮、追新逐异之风盛行的八十年代，从学界到文坛到艺术界，大抵都是惟恐不先锋，惟恐不时尚，惟恐不标新立异——这样一来，作为差不多成为守旧落伍同义词的“古典”门庭冷落乏人问津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1*82年初一个阴晦的日子，我携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几大纸箱书刊，自朝天门码头登长江客轮顺流而下，重新回到了自己所来的那个地方。

　　 往下关于书的记忆似乎变得简单了——走上社会，有了一份谋生的职业和薪水，而后进入一个了无新意的循环：那就是持续不断地买书、读书，间或涂抹点不同性质的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居处的搬迁、柜橱的变大变多，书籍的数量体积也渐渐地累积庞大起来。这期间大致以一九八七年作为一个分界：此前书价低廉，国人收入皆低下，然而买书读书的热情却高涨；此后由多种因素造成书价一路飙升（至今仍居高不下），爱书者的购书数量与购书资金曲线亦呈逐年走低态势（奇怪的是图书市场仿佛并未见萎缩，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反而几度火爆）。以我个人的感知观察体验看，为数不少的爱书者与书的关系（购置/阅读）在近十年间已经发生了大幅度的位移/改变：即由饥不择食不论良莠盲从盲信到观望审视怀疑苛求甚至一概拒绝（这在相当程度上同图书出版流通渠道由单一/萧条——多元/恶性“繁荣”有关）。一方面，随着家中藏书的增多，认真的阅读反而日见减缓/下降；另一方面，形形色色被炒作得越来越离奇的书籍也不能不让购买者警惕和远离。走进如今的书店，触目所见是一派花团锦簇珠光宝气——由于电脑设计/激光照排技术的介入与印制材料/工艺的进步，国内书籍的外貌较之十年前已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出版业的商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印刷技术的高效快捷（当然这后面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现代人心态的虚浮、目的的直接功利、生活节律的加快）同时也造成了印刷垃圾的疯狂增长。在这个视包装炒作、表演做秀、造名逐利、趋时附势为正常/正道的年代，受众的无知盲目再加上媒体与奸商的误导，如走马灯般高居排行榜的多是些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货色（当然其沦为回收站垃圾的速度也同样惊人）——于此，劣币驱逐良币的铁律一次又一次获得残酷的验证。

　　 我个人的情形跟以上所述大致也差不离：那就是购买/阅读/写作的三重疲惫（意趣/欲望的不断减退）。有足够多时候，当你走进图书馆狭窄阴暗的书库或都市轩敞气派的书店/“书城”，见到触到那堆山泄海汗牛充栋的或高雅或鄙俗或“经典”或时尚的“书籍”，吸到嗅到那散布着的陈腐霉臭或新鲜油墨的特异气息，此际很难不生出一种沉甸甸无法动弹气喘不迭身受十万大山重压的感觉。于是自然而然会联想察知体味出人/人世的无聊无奈无力渺小——从某种角度讲，人在原始本能的生存之外所营造的一切（无论思想/文化/科学还是宗教/艺术）都是基于对消逝的抵抗、对死亡的恐惧、对时间的挽留，他们希图以另一种方式（虚拟的方式）、在另一种维度（精神/心理/记忆的维度）上连结、延续、抻长、再现乃至复活自己的生命，或者，至少留下一丁点生命的印痕。只是在各色泡沫呈几何级数膨胀的当下，这样的念想与努力（包括读与写）显得格外的空洞无效，透射出更多荒诞滑稽反讽的色彩而已。

　　 这样的状态确实乏善可陈。除去难以改变抗拒的客观因素的压抑/腐蚀/影响外，自身“革命意志”的衰退也是重要（可能是更重要）的原由之一。由当初的“少年意气”到眼下的“心事浩茫”，反差的确够大，可世事的演变就是如此无情，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当然这里面还有更复杂的因素。譬如我自己勉强算得上是一个爱书/读书者，不是也不愿是一个书癖或守书奴，买书有着较实用的目的而非收藏集聚博取名声口碑或满足某种怪异的心理需求（奇怪的是某些智者或至少是历尽沧桑的人物在这上面仍无从免俗——如博尔赫斯在失明后继续买书，晚年孙犁通过友人邮购大宗新书，有的书到手后便一直搁置，连外包装也未曾打开过）。可即便如此，我也不敢妄言将堆垒在自己书架上的书读了多少。夸张地说，读过的数量大约占三分之一吧？并非谦抑，这个看似偏低的比例事实上可能还存有一定水分。个中原因其实并无多少可怪处，除了成年后理智的冷漠，感觉的迟钝，也缘于书籍（包括好书）的铺天盖地过多过滥——这有点类似人与食色的关系，青春火旺之际、资源稀缺之时，有可能视粗粝为珍馐，老母猪当貂婵；若情势转换甚或矫枉过正，一下子反容易变得意欲萎顿、胃口阑珊了。

　　 由现实的经历（不敢说别人或大多数，至少就我自己而言是如此）看，未成年期（童年少年暨延伸长度不等的青年）的阅读体验是不可重复/重现的——试想想，在那样蒙昧混沌、天真未凿、无知单纯、毫无事功意愿实用目的阴影笼罩（即便有也是基于对某些未知的好奇与兴趣）的阅读状态与心境中，其灵肉被触动的强度烈度浓度深度（非高深深刻深邃深奥而是感性生命记忆刻痕的深切）与纯度几乎无从剖析描摹与类比。而那个时候所读的是什么样的书呢？逐一例举不免有点叫人脸红，好在前文罗列的已经不少，让更年轻的一代难以置信的是感动并塑造了上一代/上上一代的竟是这样一份精神食谱！然而正如有人极剀切地指出过的那样：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书大都是他年轻时所读的，其力量往往不缘于那本书自身，而缘于它介入他生活的那个时机（年龄），以至后来重读时会感到失望，并诧异当初它何以使自己心醉神迷。稍作另类一点的考察，或许会觉得生长在匮乏的时代并非全是坏事——以阅读为例，在书籍来之不易无从选择时，人有可能反复读一本/几本书，不仅竭泽而渔、读透读破，甚至无中生有地读出其间全然不存在的东西；反之，在书籍多得叫阅读者无所适从的情况下，里边本来有的东西尚且丢三落四，别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什么的就更不用提了。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手边刚刚翻过一遍的《罗兰·巴特随笔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年版）。这本书竖在我书架上的时间不算短，也绝对说不上长（八、九十年代之交，法国学界的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在中国大陆文界学界的小圈子走红，但真正读进去读出心得的人恐怕凤毛麟角），里面所选为巴氏《写作的零度》、《神话》、《批评与真理》、《S/Z》等重要著作里的文论随笔文字。浏览下来的感觉是枯燥琐细、隔靴搔痒、技术化，富催眠效应（此人缘何大名鼎鼎？）。现代主义统领八十年代，我自己亦裹胁其中，到一批“专家”又开始鼓噪“后现代”，终于有人心生逆反。我后来想的是，看厌了多，回过头看看少；看厌了精细技术，回过头看看粗朴手工；看厌了标准化流水线，回过头看看老旧作坊；看厌了西方，回过头看看东方（东方的“外国”）；看厌了现代，回过头看看古典。更重要的是，无论跟潮跟风，习土习洋，追新抑或逐异，这选择总得是根于自己内心的需求，根于自己清醒的理性，根于对自身对周围的琢磨判断了解——“一个不能从自身汲取力量和不能在自身内部发现其生命意义的人，将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将在自身之外的某处为自己寻找方位——在某种意识形态，团体组织或社会中去寻找，这样，尽管看上去他在行动，但事实上他仅仅在等待、在依赖。”①

　　 对书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阅读的记忆，因而有关书的描摹也就跟有关阅读的描摹分不开。在将要结束本文时我突发臆想：在各式各样的专史中，可否有一种“书籍的（添加这样的限定，是考虑到阅读对象尚可推及图画、影像/声音诸类）阅读史”？它叙述不同时代不同国别民族地区阶层人群的阅读状况（习惯/风尚/禁忌等）及进化演变，其中有不少问题（譬如对左右影响一时期阅读嗜好/时尚变化的诸多因素的探究）都应是饶有意趣/耐人寻味的。具体到我们这几代人来看，从六十——八十年代，阅读范围与阅读口味出现了大幅度的起落更易，将之简单地归因于外在影响（政治文化背景的转换）是很容易的，然而不同人群尤其是个人阅读取向的差别（有时是悬殊的差别）表明，个体灵魂与精神血型的殊异（当然还有禀赋/素养/专业/审美趣味等）才是更内在更根本更具决定性的原因。

　　 说了这么多，其实最叫人缱绻难忘的还是早年有关书的记忆、阅读的记忆，它们是那样鲜活、那样牢固、那样真切地烙刻在大脑的沟回间，甚至灵魂的最深处——从一册册书的不同装帧（封面/扉页/插图/版式/字体）、体裁内容、纸墨味息到与之连带相关的一切（人/事/环境/气候/声音），偶一触发，随时随处都会复映/交叠在幻视/幻觉里；不可能复返的是那如一张白纸般真纯/痴愚/干净/投入的阅读姿态、心境、情感、意绪——因为它所需耗损/消费的是人世间最为昂贵的青春/爱情与生命。生命悠悠飘散，“逝者如斯夫？”那真正是“无法重现的时光”了！

　　 ①瓦茨拉夫·哈维尔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