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在雨季
迷失在雨季
——记高中生涯与我的同桌
边晓晓
逛书市时见三毛的书成套地摆在书架上,印刷与纸张无可挑剔,翻了翻目录,也没有增加什么内容,价格却与物价和房价一样紧随时代的节奏。摸着那些厚厚的书脊,不禁回忆起高中时一个喜欢三毛的同桌。
高二下学期没有来由地分班了:文科1-4班,理科*-10班。在这里说没来由其实不对,我依稀记得放假前填的油印“文理科志愿表”,我当时填的是理科。表格上“原因”那一栏好似形同虚设,我想班主任们不会去细看的,因为光分班一事就足够让他们忙乎几星期了。不管怎么说,我被分在了*班,班主任是个以前没教过我的戴眼镜的物理老师。
第二天我便被安排与雯同桌。过了很久我才明白班主任编座位的基准,尽管这个原则与任何一条他精通的物理公式与做题窍门八竿子打不着:第一,为了避免“男女授受不亲”,王老师(他的贵姓,当然名也同样响亮)严格执行“男对男、女对女”的法则。不得不佩服他的妙计,在这么一个阳盛阴衰的理科班直到毕业都没泄出过半点男女绯闻,省却了他许多高考之外的麻烦。这一招比我先前的4班的班主任的做法不知高明百倍千倍啊!那个教地理的苦瓜脸反其道而行之,利用“地利”之计把男生统统与女生同桌,借此减少说话扰乱课堂的频率。在这里很抱歉地评论一句,那位理科老师在心理学方面还是略胜一筹的:他不仅成功抵制了早恋的现象,而且把思春的可爱学生们的感情及时扼杀在了同性的面孔与做题的战术中(对啊,都快高三了谁还有心思爱这恋那?正经读书才是真的!)。幸而当时对同性恋处于无知与排斥状态,王老师的做法还是很值得称道的。
编座位的第二个伟大原则,王老师还是以学习为重:成绩好的与成绩差的同桌,形成“一帮一”的感人场面。幸而大家的学号是根据成绩来排的,班上男女数目恰好为偶,凭借物理学的严谨作风,他不费力地布置好了位子。我与雯的学号不仅连着,且位于全体女生名次的正中,很自然地被分到了一块。
和她讲了几句话后,发现她以前在临近两个班的我们居然不彼此认识。我没有半点诧异:学校人多是出了名的,除了学习,还要把附近班级的人认个遍,谁也没有这份闲心与耐心吧。不管怎么着,一种新的学习生涯随着分班而开始了。
雯的家住在湘江的另一端,每天坐公车来回,中午去附近什么地方吃饭,我没有过多关注。我认为她是个很有主见的人,因为他偶尔自己照照大头贴或买买衣服之类。而我没有单独走进服装店或光顾大头贴小摊的勇气。
她有一个谈不上坏的习惯却使我不大喜欢:我经常向她讲述以前发生在班上的趣事,每当涉及到个人时,我都用“一个同学”一笔带过,而她老想着从我口中知道所谓的“一个同学”究竟姓甚名谁。换作别人,会更加关注情节而不是故事的主角自己是否认识。于是我跟她说以前的事的兴趣被她这么一问而淡了下去。
有一天雯跟我说起了三毛,她在网上瞻仰了三毛的坟墓。下午便有了实际行动,在吉印通书店买了本《滚滚红尘》。书看完后她毫不遮拦地说出了她的计划:把三毛的那一整套书以一星期一本的速度收集齐。可惜她的决心能兑现,书店里找不到广西旅游出版社的完整版丛书了,往往受欢迎的前几本已早早被人买走。肖还是有办法的,她在几星期后买了本盗版的《三毛选集》,揽括了许多著名的篇章。现在她在枯燥的数学课上终于找寻到了比玩橡皮与自动铅笔更加有利于身心的差事:埋头看书。
而一面暗地里嘲笑她不务正业,一面认真听课状的我遇到了不小的麻烦:高一没有搞懂的解析几何与函数经过了两个学期的蛰伏终于死灰复燃,折磨我空间构想贫乏的大脑。以为那堆立体的边边角角终于下地狱了呢,没料到针对它们的习题变本加厉的难了。更雪上加霜的是,教数学的钟胖子使我提不起半点激情。我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学习这事儿不在乎有没有人教你,而在乎你有没有觉悟与恒心”,也许我真不适合学理科,面对复杂的函数,我压根看不到解法,脑子里除了钟胖子念经似的乡音与微肥臃肿的体态别无长物。于是数学课在桌子相互挨着的两个女生的印象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一边是随着纸上密密麻麻文字的忧愁与喜悦的交叠,一边是陷入冥思苦想也寻不到解题之路,四处摸索、想放弃又故意装出胸有成竹的虚伪。
我的数学考分总是出奇的低,120的总分,我从没上过*0。一开始并没有在意,我单纯地认为只要多看书,勤奋做题,差距很快就会弥补过来的。没有意识到的是,我根本不是学数学的那块料,就像蛇蛋永远孵不出天鹅来。对于当时一味应试的高中生来说,领会这个真理不是件容易之事,更绝望的是顿悟之后的不知所措。
因此高二下学期时我的心态保持着乐观,对数学方面的缺陷介于视而不见与奋发弥补之间的状态。好在我对语文的兴趣大,掩盖了在数学课上的沮丧心境。说实在的,分班之后我喜欢的科目是语文。虽然第一个谢了顶的老师的课使许多同学萌生了我上数学课时的情绪。我第一次上交的作文——说出电影版《祝福》中祥林嫂在土地庙前怒砍门槛与原著的和谐度。我花了一页半的篇幅陈述了“忠实原著”的种种好处与拿菜刀发飙的种种不雅。秃顶老师只判了我60分,原因是:作文没写标题!基于这个缘由我于是对他反感了起来。雯也十分不喜欢这个用话音的时高时低表达情绪波动的家伙,只顾低头看她的三毛。
好在高三时秃顶被调走了,换来了一个更像语文老师的知识分子。他的课绝无前任的半点无聊,我提起精神似懂非懂地听他讲《阿Q正传》。为啥用“似懂非懂”来形容呢?我只是单方面地觉得阿Q想“跟吴妈困觉”,捏“和尚动得”的小尼姑的脸,革命之后的赵太爷管阿Q叫老Q,王胡棉衣里有磕不完的虱子的可笑,没有留意鲁迅对革命事业的凋敝、民风日下的嘲讽与叹惋。总之,《阿Q正传》在当时的我的眼里充分彰显了鲁迅不多的幽默感。雯在她的草稿本上甚至用拙劣的笔划描出了阿Q跪在地上画圆的拼命状。我也忍不住加入了,画起阿Q的故事:被假洋鬼子追着打、被尼姑庵的狗追着咬、萝卜齐声答应阿Q、直到画到一头长着两颗大门牙的“老鼠牛”笑嘻嘻地冲阿Q抛媚眼,看着那张画,雯笑得比以往更加激烈。我暗暗吃惊,就一张不那么“忠实原著”的画真有这么好笑么?
受了我的影响,她开始画三毛的小像:留着长长头发,咧嘴笑,胸前挂着十字架的人,旁边写着Echo。三毛本人当然没长得这般抽象,不过肖对三毛的崇拜是无以复加的。可悲的是,她不能把三毛那种经历写进自己的作文。好的文章有它独到的特性,任何人想套用那种语言与想象力都是徒劳。
学了《林黛玉进贾府》,雯对黛玉有了很大的成见,不时向我打听宝黛之事。我略为看过《红楼梦》,当时我对凤姐颇有好感,因为她很会打理家务。作为化学课代表的我期望像凤姐一样能干有威信。
雯很快便发现老缠着我根本打听不到什么,索性折腾了一本《红楼梦》来看,取代及时看完的三毛全集。她同我恰恰相反,很欣赏多愁善感、使小性子的林黛玉,还把整首《葬花吟》抄在了摘抄本上。雯似乎找到了一个比三毛更与自己性格相符的榜样,眉眼间不时凝聚着三分假扮七分天生的哀愁,尽管值得她苦恼的事情不多。她认定双子座的人必有双重性格,看了《红楼梦》恰好挖掘出了她沉郁的另一重人格。
高三期中考试后,我的情绪发生了颠覆性的转折。我的数学只有*6分,而一直上课看书、发呆的雯考了*8分!自认为复习得很好的物理也比她分数低。太不公平了,她把所有的学习书放课桌抽屉里嫌太重不愿背回去,学习时间比我少,为什么得分比我高出那么多?付出与收获难道不能成正比?除了学习,我根本没有其他的业余爱好,成绩居然在比一个整天看闲书的人之下。我实在太咽不下这口气,不平等理念使我无来由地嫉妒起雯来,到了学期末终于演变成了这样一番局面:我每天铁青着脸不跟她说笑,不在她的本子上画小人,甚至不同她讲话。也许别人会觉得诧异,不与一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同桌说上半句话是何其自闭,何其病态。不过不能否认,我当真做到了,并且把雯当作败坏了我考分的人来敌视、憎恨。
现在回想起来,高三的我真是既自私又爱报复,既虚伪又窝囊。我是如此地不能忍受别人的优点与成就,如此地仇恨班上每一个学习比我好的人。要是学习任务不是那样繁重,我将多看许多书与报纸,我会了解到,人生本来就充满了形形色色不平等的事情,这么一点学习上的小小挫折根本不算什么。处境与际遇比我更遭更艰难的大有人在。可是高三的学习生活闭塞,特别是理科。我不能从方程式与函数中看到诗情画意,不能从公式与解析平面中找到想象空间。我不懂得总结归纳,不会把定理灵活应用。老师分析了习题后我仍一头雾水,思考一道题经常花上几个小时。那一阵的每一天几乎是这样渡过的:我机械地把黑板上的式子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即看不懂又想不明白,更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不上课的时间里在演算纸上反复抄写着方程式与答案,直到将它们全部背下来。物理的大题我没有一道完整地算出过得数,能列出几个算式对我来说几乎是飞跃了;数学的选择题我是全靠猜测。我混着日子,对其他一切不闻不问,没有意义的一天天也就这样过去了。
再来说说我可怜的同桌雯。自从我不理她后,她的心情也十分难受。她上数学课老是拿着一块橡皮玩着,要么睡觉。她也不太爱说话,下了课只是坐着,捱到小青来找她时才勉强地笑几声。小青也住的远,中午和她一起吃饭,因此比较要好。在她生日时小青还送了她《萧红选集》,扉页中夹了枝植物标本。不过小青也有她自己的事要忙乎,找雯的次数不可能太多,于是雯大部分时间缄口不言。
我对雯情绪的低落要负全部责任。因为成绩不好整天愁眉苦脸与实施“报复性怨恨”还不够平息我的愤怒,我坚持认为,学习就是地狱,这并非我的错,如果我选择阴郁,同桌也要。
二月份开始了高三下学期。 “年年不知日,岁岁不知春”的学子早已没有了第几学期的意识。看着同学的学习劲头,联想到现在正值高考冲刺的阶段。不,他们那气势离冲刺相去甚远,可以描述为“恨不得飞起来”。而我已对数学和物理采取半放弃的态度,每天上课装做听懂状混着日子。
雯突然有一天没来上课,我没太在意,只是把她的缺席当作碍眼之人不在的难得清净。第二天她还没来,瞅了瞅她课桌里,书也都没有拿回去。一个星期后,我开始猜测种种原因。嗯,她跟着户口去了地广人稀的省份;或者被报送入了某所大学;抑或靠关系搞到了高考试题和答案,乐得在家疯玩。想着想着,我从先前的担心转为了憎恨。雯果然交好运了,所以上课才有资格走神的。为什么只有我这么惨呢?
半个月后,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坐着,要是雯忽然出现我估计会很窘迫。我于是向班主任诉说,我想坐靠前一些的位子,教室后太吵了。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不想再次见到雯,否认再次面对她的责任。为什么我要像个傻瓜似的等着她回来?我远非她亲戚,绝非分朋友,连熟人也谈不上。处在一种生人地位的我还有什么值得承担的?
我如愿以偿地坐在了小叶的旁边。小叶是数学课代表,学习特强,学习也是她唯一的爱好。她活泼、开朗、待我不错,可我心底里觉得她没有肖那样可亲、吉印通近人、我和小叶之间隔着看不见的屏障。和她坐在一起只会让我反复思索一件事:若像她一样将卷子上的每一道题都写出来该有多么地厉害。总之我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负罪感,和雯在一起时却没有。
可以坦白的是,坐在我周围的全是成绩拔尖的同学。他们下了课很少四处走动,对眼保健操的广播充耳不闻,在他们看来,为了学习与做题作出小小的牺牲是必要和值得称道的。我经常感到来自前后左右的一股咄咄逼人的压力,谁叫我学理科那么不开窍呢?坐在他们中间像极了群山包围之下的盆地。
约摸到了四月份,雯终于来学校了。发现我已不是她的同桌,她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惊讶。我偶尔回头张望找人时,见着她一个人孤独地坐在后面,表情有些黯然,好像她的不幸全是我一手造就的。小青时不时找她说会儿话,她只是淡淡地笑着。我没有去和她打招呼,因为不知道对她讲些什么。有时侯一种感情会面临描述上的荒芜。
最后一次见到雯是高考之后了。那一天大家返校接档案与高考成绩。教室里的桌椅还保持着高考那天的稀疏。我搬了条凳子与几个熟人坐一桌,忙着在同学录上写下虚情假意的几句话。我没有觉出以往分别时留连不舍的伤情,反倒从终于能摆脱这所学校、摆脱这些同学中发现了前所未有的欣慰。是啊,最糟糕的几个月终于过去了,无论去哪儿念大学都行,只要离开这里就好。
我无意识地抬头看窗外,正好与雯的目光不期而遇。四目相接使我窘迫极了,而她只是冲着我笑了笑。她这种以德报怨的目光很令我受不了,我飞快地低下头去,假装在同学录上奋笔疾书。天啊,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她理应恨我的呀!也许,我不能把别人想象得同我一样坏。
不知听谁说雯上了科技大学,就再也没了下文。九月份,我去了天津一所学校。我选了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虽然到了大三学专业课跟高三的情形无异,但我没有高中那般闭塞了。尽管到了期末考试前的几周暗无天日地复习,还有挂科的命运与补考再次挂科的危险,我还是敢这么断言,我的思想在这四年没有埋没在平庸之中,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大二大三时经常在学校东门附近转悠,无意中遇到一个卖旧书的摊子,刚好有一套不太完整的三毛全集,广西旅游出版社与湖南文艺出版社的。我以1至4元的价格慢慢地把书摊上的陈列挪到了寝室。天津的旧书摊很多,我在离学校不远的菜市场里又有了新的斩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撒哈拉的故事》与《稻草人手记》,在我二三岁时印刷的。盯着那一套收集齐全的书时,我不禁又忆起了雯。在她的感染下,我把它一个随口说出的愿望实现了。不知道她可曾记得自己四年前许下的誓言。
我认为,要是翻出高中发的家庭联系本,会很容易查到她家的住址与电话。万一搬家,总还有其他可行的途径可以使用。现在的通讯没有过去那样封闭了。可我根本没有和雯再次联络的打算,因为我还是跟四年前一样,不知同她说些什么。这种无言的尴尬局面将永远停留下去,在已经远逝的高中生涯中慢慢消散,我既不留恋也不追悔,仅仅将之当作一段人生中微不足道的插曲。希望雯能看到这篇文章。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后一眼”在我头脑中又有了另外两种版本:也许一个十八九岁的人还不懂什么是刻骨铭心的憎恨,毕竟书本中的感情不太好感受到;而仇恨已在我心中开出了剧毒的花朵。要么雯是个十分宽宏大量的人她不愿意在与她高中同学相聚的最后一天留下不愉快的回忆;她微笑的潜台词仿佛是:“过去的一切就让它过去吧,成为你三个学期的同桌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
如果雯真这么想,我觉得自己很没有脸见她。就这样,还是不要见面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