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巍溥副教授：理想化模式与历史学研究（CSSCI）

　　摘 要：毋庸讳言，以计量史学、物理主义史学和数理史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史学，虽不失为可贵之探索，但因其颇多偏失，而迭遭质疑。有鉴于此，笔者斗胆于科学主义史学之外，另辟蹊径，提出理想史学研究模式，是否有当，尚希不吝赐教。理想化模式以理想状态为研究对象，以理想实验为研究方法。理想状态是与经验现实相对而言的纯粹形态，理想实验是与直观测量相对而言的思维实验。理想化模式与近代自然科学关系紧密，但在与历史学的衔接方面尚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本文试图作一疏浅尝试，绠短汲深，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关键词：科学主义史学；理想化模式；历史学研究；历史科学化

　　一直以来，史学“求得其公理公例”[1]的科学化尝试，远不及“如实地说明历史”[2](P8*)的客观化努力成果丰硕：一方面，传统史学发展迅速，可圈可点的史著相继问世；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一直未能找到一个能分析人类社会现象的较好的理论框架，……时至今日，关于人类行为本身的许多理论，仍然停留在对经验的描述上，并不具有数理科学那种普遍的有效性，因而不能满足人们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的需要。”[*](P*1*)20世纪*0年代以来，科学主义史学屡遭非议，许多科学主义史家竟至幡然改图，放弃研究。基于以上事实，笔者认为在力行传统史学研究的同时，开展一些创新性探索仍显必要。本文试图作一疏浅尝试，言浅识陋，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科学主义史学之现状

　　平心而论，“即使在计量史学家内部也对计量史学方法流露出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失望。”[4](P24)一度宣称“只有计量化的史学才是科学”[*](P22)的勒胡瓦拉杜里①，在80年代初却转而提出：“1**0—1**0年间疯狂的推行计量研究和信息技术”是一种“偏向”。[6]新经济史学派②的主要代表福格尔后来也大谈“历史学中计量方法的限度”[*]，并“在其所著《苦难时代》一书的下卷序言中，回答‘计量方法能否使历史学成为科学？’这个问题时说：‘我认为答案是干脆的：‘不’’”[8](P186)。

　　按照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观点，广义上的计量史学“是指对一系列可以量度的现象进行的历史研究。”[*](P104)然而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情感分析和价值判断，这些现象“实际上构成了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P106)，那么真正“可以量度的现象”又有多少呢？实践表明，“这种方法只可能应用于有充分统计资料可用的那些时期（大致指1*80年以后）”和“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即欧洲和北美的历史研究，因为这些地区比较早地注意了国民核算的统计。”[*](P106)由是观之，计量史学在广度上受限颇多，其结论既难有广阔的适用空间，亦疏于对宏观性历史问题的整体把握。广义上的计量史学尚且如此，更遑论让·马尔祖斯基的“狭义和严谨的定义”[*](P104)下的计量史学了。

　　不宁唯是，数据资料的占有是使用统计方法的先决条件，但考虑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修史习惯，这一条件仅在研究少数国家的少数时期时方能满足。因而在计量史学研究中“最令人头疼的问题是缺少数据。……不是从未收集过就是丢失了。有些情况下，数据是有的，但它们数量巨大”而不得不“借助于现代统计方法的帮助”[10](P*1*)。于是乎，高等数学、“高级推理统计学和多变量解析领域的分析”[11](P***)成了计量史学的理论基础，“相关分析、回归方程、……动态数列、超几何分布、……马尔科夫链等数学模型、模糊数学，还有博弈论和对策论、曲线拓扑理论”成了计量史学的常用方法，“电子计算机成为历史计量研究的主要手段。”[12](P2*6)人文学者与理工科学者的知识结构迥然不同，计量史学视若无睹，实属不该。

　　总之，历史现象“是一种茫无边际的杂多”[*](P**)，是一种无限之多的、异质的因素的微妙组合；统计方法又是一种大数据量的模型计算，其图像与表格既多且杂，概念与公式枯燥难懂。计量史学“使用统计方法处理直观数据”[1*](全书随处可见)，其研究过程必定异常复杂，其研究成果不免晦涩艰深。可想而知，一本“耗费巨大的资金和人力”[*](P*44)的“充满复杂的数学公式和图表的历史书”必定使“广大读者望而却步”。研究者不仅“在同行中……知音难觅”[*](P*0)，研究工作亦难以为继。

　　“继承……某些实证历史学家的衣钵”的物理主义史学，称得上是“机械地照搬物理学概念”并“将物理学定律应用于社会和历史研究”[*](P*11)的典型代表。然而“人性显然要微妙得多，它中间有更多难以捉摸的东西”[14](P4)，“并且它的题材也和科学的题材不一样，这个差别是很大的。”[1*](P**) “通过与价值的这种联系，我们能够有把握地把两类对象区别开”[16](P21)。因此“即使具有了关于物质的自然系统的所有各个组成部分的完美无缺的知识、具有了关于这些组成部分的位置和运动的完美无缺的知识，……精神的东西所具有的不可说明性仍然会继续存在。”[1*](P2*)

　　以“经典的牛顿力学”为“出发点”的《科学和历史》，是为物理主义史学的扛鼎之作。该书认为“上层人物是大能量的分子，下层人物是小能量的分子。……下层要影响上层，只有在他们受到足够大的压力的情形下才有可能，……这与大量分子在一定体积下受压缩时速度就增加的道理是一样的。”[*](P*12)不难看出，物理主义史学得之于别开生面，却失之于牵强附会。“人、社会和国家，毕竟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客体，他们并不服从物理学规律。”[*](P*1*)历史人物的能量是其组织和动员能力强弱的体现，而物质分子的能量则是其动能与势能之和的表征，因而臆断两者皆必服从能量守恒定律，实难令人信服。

　　较之计量史学，数理史学更“侧重于从人类行为的数学模式出发考察历史”[*](P*1*)。然而“现实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各种因素往往汇集在一起作用于同一事物”[18](P164)，故而历史现象实由大量函数叠加而成，视作一个函数处理，并以此作为“把这些复杂观念联系起来的定律，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些复杂观念的内容是如此丰富，又丝毫未经分析，我们不能希望立刻用符号公式来说明他们。”[1*](P*46—*4*)数理史学日渐式微，建立数学模型分析经验史事的研究路径难辞其咎。

　　以数理史学之范式，分析文明发展现象的拉歇夫斯基，可谓个中翘楚。他先把“一个国家或民族平均城市人口数量与河道、海岸线长度及人口密度等”很多因素归纳成一个含有10个未知数的基础公式，再考虑“人的行为模式与通讯媒介之间的关系”、“家庭环境的作用”、新思想“对人体大脑中心的刺激”、“孩子天生接受某事物的能力”等多种复杂因素的作用，并采用微积分和正态分布曲线等多种方法，得出一个含有*个未知数的复杂公式。[*](P*16—*20)数理史学之繁难可见一斑。

　　毋庸讳言，以计量史学、物理主义史学和数理史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史学，虽不失为可贵之探索，但因其颇多偏失而迭遭质疑。这些质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欧美史学界对“历史科学化”的理解尚有偏差。基于以上事实，笔者认为在力行传统史学研究的同时，开展一些创新性探索不无裨益。

　　二、理想史学研究模式之涵指

　　时下科学主义史学的堪忧现状，与劳伦斯·斯通“叙事史的复兴”[11](P***)，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面，传统史学发展迅速，可圈可点的史著相继问世；另一方面，“结果的壮观……不亚于1*世纪的物理学的成果之运用于18世纪的机械技术那样”的“人性的科学”“大体上并没有实现。”[20](P2*1—2**)时至今日，“人们对其自身的社会组织的认识和控制……的进步是缓慢的，它的成果还远不尽如人意。”[8](P248—24*)抚躬自问，“我们在20世纪对社会的整顿、对国内外社会环境的控制真有进步吗，真的没有显明的倒退吗？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的进化不是已经远远落后于技术的进步了吗？”[2](P222)有鉴于此，笔者斗胆于科学主义史学之外，另辟蹊径，提出理想史学研究模式，是否有当，尚希不吝赐教。

　　“理想化”一词在学术界含义有三，作为研究模式之理想化，非与先验论同一指谓，亦与完美化内涵有别，乃是完全排除干扰之意。理想化模式以理想状态为研究对象，以理想实验为研究方法。理想状态由理想实体③组成，所有实体受且仅受同一个因素支配，该因素亦须是此项研究中不可再分的理想因素④。这里所说的因素，既可为实体外部之条件，亦可为实体本身之性质。理想实验是以理想因素为逻辑起点，经由严密的演绎推理，进而求取理想实体运动规律的思维实验。⑤

　　“现实本身是一片混沌的神秘经验整体”[21](P42*)，理想状态则是与经验现实相对而言的纯粹形态。卡尔·马克思“最大的矛盾”[22]（P160）的“主要矛盾”思想，马克思·韦伯“尽可能展现完备之意义妥当性的概念单位”[2*](P26)的“理念型”方法，分别是为理想状态之哲学基础⑥和初级表述⑦。理想状态不是对客观实在的经验描述，而是对其中客观存在的某一特定关系的高度抽象，因而理想状态在经验现实中并不存在，理想状态亦不要求接近经验现实。理想状态不同于理论模型，经由理想状态所得结论，既不能单独解决任何现实问题，亦不能单独反映任何社会现象。[24](P281)即使是对历史发展趋势的粗略描述，如果没有多项成果间的协同作用，亦不可能。对理想史学而言，研究成果间的有机整合，远超于成果本身的使用价值。换言之，经验主义研究若比雕版印刷之雕版，理想状态研究则如活字印刷之活字。

　　“实际测量直观的经验材料时所获得的量值不免是经验的和不精确的” [2*](P10)，理想实验则是与直观测量相对而言的思维实验。“伽利略的《对话》的有意义的特点是，这本书不单纯是实验资料的陈述，它还包括了许多演绎推理。例如在讨论到匀加速运动的性质时，……伽利略不是以实际的物理量度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以一个可以称之为理想实验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26](P*1)由此可见，理想实验与弗朗西斯·培根之现象归纳，与奥古斯特·孔德之实证观察，决分两途。“探求事物属性的准确方法是从实验中把它们推导出来”[2*](P*4)，理想实验以理想实体为对象、以演绎推理为依据，因而不依赖具体的实测数据、实验设备乃至现实客体。理想实验“公式”式的结论具有普适性质，“能对具体的实际的直观的生活世界中的事件作出实践上所需要的，具有经验的确定性的预言”[2*](P**)，进而“使人类的分配力水平发生质的飞跃”[28]。

　　“伽氏在科学方法论上最重要的一项贡献为将问题‘理想化’的这个诀窍。他能将每个问题减至其基本而必要的形式；除去非立即相关的因素；寻找并非描述实际物体的运动，而是当环境的影响被除去或标准化时，物体行为的‘法则’。举例而言，……在研究下坠物体时，忽略摩擦力与阻力。……伽氏可以区分亚里士多德所谓‘基本’与‘次级’的性质，并集中测量前者。他避开‘原因’等复杂的问题，使能发现数学的‘描述’。这个‘理想化’的窍门使伽氏能直达问题的核心，且发展出简单的数学理论。”[2*](P*1)“牛顿的《原理》大致上仿照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来布局。全书是一种逻辑体系，从基本的定义开始，再给出几条推理规则，经过一系列的推理和演算，得到一些普适的结论，再把这些结论应用到实际中与实验或观测数据相对照。”[*0](P6)一言以蔽之，理想化之思想，至伽利略备矣；理想化之程式，至牛顿成矣。

　　概言之，理想状态可以排除一切干扰，进而将复杂的现实问题转化为简单的数学问题，同时摒弃高等数学和统计方法，而代之以简单的初等数学分析。理想实验不必依赖统计数据即可得出结论，这既有效地扩大了史料的利用范围，亦普遍地适应了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实验结果的客观性也避免了由于立场不同而造成的认识分歧。理想史学所得结论，一经研究者的有机整合，即可成为环环相扣之理论体系而协同作用，一如牛顿之经典力学体系。

　　三、理想史学研究模式之例释

　　例1 定义女性生产能力比（x）＝女性生产能力（x女）／两性总生产能力（x男＋x女）；女性相对地位（y）＝女性地位(y女)／男性地位（y男），等价于男性地位为1时的女性地位。生产能力为生活资料之获取能力，所有实体只受生产能力支配。令理想实体组成k个理想家庭⑧，其中p个家庭（A类家庭）x男＝x女＝a，y男＝y女，x＝0.*，y＝1；剩下的（k－p）个家庭（B类家庭）中，x男＝a，x女＝0，y女＝0，x＝0，y＝0。⑨合并两组实体组成C类家庭，该家庭中男女生产能力为任意值，实质是A、B两类家庭的不同组合。⑩

　　【图略】

　　综上所述，对任意家庭而言，当x＝p／(k＋p)时，y≡p／k。变前式为p＝kx／(1－x)并代入后式，可得y＝[kx／(1－x)]／k＝x／(1－x)。当0≤x＜1时，有：

　　女性相对地位＝女性生产能力／男性生产能力。

　　对照中国通史，仰韶之前，采集狩猎各得其所，两性地位大体相等。龙山以后，体力劳动作用日增，女性地位显著下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智力成果愈显其要，两性地位又趋平等。

　　例2 在仅有战争动机和战争力量存在的理想状态下，任意两个政权之间只有如下四种关系：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南方政权所拥有的财富量远非北方政权所能比拟。故而南方政权不会率先发动战争（结论Ⅰ），南强北弱时北方政权也不会发动战争（结论Ⅱ），除非其决策者低估了对方的战争力量（结论Ⅲ），因而战争多在北强南弱时爆发，其结果自然是北胜南败（结论Ⅳ）。

　　对照中国古代史，从宏观上看，北方民族在南下战争中胜多败少。前200年，冒顿围高帝于白登。*11年,匈奴破西晋于洛阳。10世纪以后，称帝中原的北宋败于兴起燕北的契丹，兴起燕北的契丹亡于继起东北的女真，继起东北的女真亡于建国更北的蒙古。1*世纪，土木之变英宗被俘。1*世纪，后金兴起清军入关。1*世纪，沙俄南下全面侵华。

　　例* 理想意识内涵单一，如同只贴一张标签的小球。意识量是理想意识的深浅程度，如同小球的数量。“文化内容的增加，可分质和量两方面考察。质的增加，就是未有的内容，重新产出；量的增加，就使既存的内容，支持的或享受的人数增多。”[*1](P104)定义单位理想意识源所产生的意识量为意识量变度。根据定义，有：

　　理想文化源数×意识量变度＝Δ意识量（意识量的变化量）

　　对照中国近现代史，太平天国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推动了洋务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甲午战争促使维新思想由单纯的学术思潮，一跃成为社会性的政治思想。继康、梁之后，刘光第、严复、陈宝箴等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完成思想转变。日俄战后，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于前，《钦定宪法大纲》颁行于后，国会请愿运动贯穿始终。简言之，洋务思想逐渐被维新和立宪思想所淡化，与立宪国日本在18**年和1*0*年分别打败专制国满清和沙俄形影相随。近代中国社会变动剧烈，高意识量变度的理想文化源波涛相逐、层出不穷，进而引起社会意识量的显著变化，新的思想意识亦随之如雨后春笋般次第纷呈。

　　例4 令理想状态中实体力量两两相等，且听命对象唯一。定义政控力为听命对象可控实体力量的大小，听命度为实体实际提供力量与最大可提供力量（拥有力量）之比，以此表征实体听命程度的大小。根据定义，有：

　　政控力＝听命度×实体数×实体拥有力量

　　对照世界史，从***年平将门之乱、1028年平忠常之乱，到116*年平清盛任太政大臣、11*2年源赖朝任征夷大将军，日本武人拥有的政控力节节攀升，直至居于天皇之上。1**6年托马斯·潘恩《常识》的出版，极大地动摇了十三州人民对英王乔治三世的听命度，其与18*4年曾国藩发表之《讨粤匪檄》，可谓异曲同工。18*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使威廉一世的政控力大增，进而拥有了挑战英国世界霸权的信心和动力。18*8年光绪帝下诏变法维新，然而帝党听命度虽高，怎奈人少力弱，终归失败。1*2*年，凯末尔乘《色佛尔条约》亡国之机，夺得听命度，建立共和国。1**1年，早已自弃民众听命度的苏共中央，在“八一九事件”中饱尝苦果，无力回天。

　　一般说来，听命度过高则专制集权，过低则一盘散沙，变化过速则社会动荡，过缓则守旧拘泥。限于篇幅，笔者取其一而证之。十六国乍兴乍灭，大迁徙拥叛无常。汉末三国、残唐五代、北洋军阀，莫不兵连祸结，战乱不已。是故阿育王尊奉佛法，克洛维皈依基督，合赞汗改宗什叶，莫斯科三称罗马。

　　总观四例，生活资料之获取能力，既是例1中生产能力的判定依据，又是例2中战争动机的终极根源，还是例*中理想文化源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例4中的政控力可为例2中的战争力量提供度量标准，而例4中的听命度又由例*中的Δ意识量直接决定。理想状态否定了经验现实，理论整合又否定了理想状态，使理想化的研究成果，得以应用于现实生活。

　　四、理想史学研究模式之理据

　　“物理学真正成为一门精密学科，是从168*年牛顿发表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开始的”[*2] (P1)，在此之前则处于“经验科学或自然哲学时期”[**](P*6)。“符号公式乃是数学语言组成的极端简化和分析的产物”[1*](P*4*)，因此“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4](P**)。笛卡尔和牛顿“都看出在物理学中引入数学的必要性，因此两人都把他们的物理学建立在几何学的发现之上”[**](P1*)。然而，“真正代表近代科学方法论精神的不是笛卡儿而是伽利略和牛顿”。因为“在伽利略和牛顿那样的近代科学大师那里，实验观察与数学演绎是十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6](P2*8、2**)，笛卡尔则“不太重视实验”[**](P2**)而只是“强调数学方法的地位”[**](P**)。 “真正代表近代科学方法论精神的不是培根而是伽利略”则是因为“伽利略……所谓的实验并不是培根意义上的观察经验，而是理想化的实验。……只有理想化的实验才可能与数学处理相配套”[*6](P2*8)。因而，“希望以常识的教导作为支持理论物理的假说基础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你不会到达笛卡儿和牛顿的动力学，而会到达亚里士多德的动力学。”[1*](P*46)理想化的数学与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伽利略所倡导。[*8](P618)由此可见，精确化、数学化、实验化、理想化，乃是科学化不同层次的外烁扩延。计量数理史学以数学化为旨趣，实证主义史学以实验化为旨归，理想史学以理想化为鹄的，而科学化则是三者共同追求的目标。

　　科学主义史学甫经诞生就“对传统史学……全盘否定”[*](P*0)，如勒胡瓦拉杜里在1**2年曾言：“近几十年来，叙事史和人物传记实际上已被宣判了死刑”[*](P11)，孚雷亦曾宣称：“唯一的社会史就是数量历史”[*](P*40)。这些不免偏激的言辞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传统史学研究面临的困境。其一，“在人类事物的任何研究中，都必定有一种主观性和相对性的因素”[14](P1*)。“历史事实是人为的”[14](P1*)，“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什么秩序说话或者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2](P**)“历史学家使用这些事实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加工利用的过程。”[2](P**)“历史学家的确是有选择的”[14](P14)，“史料……被一种原则和价值标准所支配”[**](P22)。“历史是‘孩子的字母盒，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拼出任何单词’”[2](P111)。其二，传统史学研究“造就了一批未来的历史学家，他们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内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最终无影无踪的消失在事实的汪洋大海之中。”[2](P**)“弗鲁德说起他参考了国内外10万篇论文的手稿，这仍是为了掌握、有效占领一个狭窄领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40](P262)“埃德蒙·法拉尔于1*42年写到：‘正是对大历史的恐惧扼杀了历史。’”[41](P*)与之相反，不负责厘清史事而专注于规律总结的理想史学对高水平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需求迫切，因而非但无意菲薄传统史学，且有能力在客观性与研究广度方面为之拂拭微尘。

　　“伽利略的实验都是理想化的”[42](P**)，这种“研究方法是伽利略在科学上取得伟大成就的源泉，也是他对近代科学的最重要贡献”[*8](P61*)。“牛顿研究方法的一大特点是对复杂的自然现象勇于简化、善于简化，从而建立起理想的物理模型”[4*](P10*)，“牛顿的科学思想对他以后三百年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4*](P104)，“即使在今天仍然指导着我们的物理学思想”[44](P8*)。拉瓦锡建立了化学元素学说，[4*]在《化学纲要》中，他把元素定义成“组成物体的简单的和单个的微小粒子”[46](P*)和“分析所能达到的终点”[4*](P112)即“一切无法进一步分解的物质”[48](P42)，并进而提出“化学的任务是将自然界的物质分解成基本的元素，并对元素的性质进行检验”[*6](P*02)的化学理想化研究模式。“拉瓦锡没有发现过新物质，没有设计过新仪器，也没有改进过制备方法”[4*](P102)而被后人赞誉为“化学里的牛顿”[4*](前言)，显然得益于他在研究模式方面的继承与创新。“遗传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生命现象，但孟德尔没有被它的复杂性所困扰。他先集中对一个性状进行研究，由此得出遗传的最基本的规律”[*0](P2*)，“孟德尔……在实验中采取了单因子分析法，即分别地观察分析某一对性状的差异，最大限度地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1](P1*)。“孟德尔的研究方法……至今仍然是科学工作者学习的榜样。”[*2](P4)“爱因斯坦追光实验……是与狭义相对论有关的‘第一个朴素的理想实验’”[4*](P2*4)。不难看出，理想化模式与近代自然科学关系紧密，但在与历史学的衔接方面尚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本文试图作一疏浅尝试，绠短汲深，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应当说，在“科学与人文的张力未见缓解”[**]的今天，“在历史世界里发现一种牛顿式的规律” [*4](P*)愈显其要。然而“1*世纪所掀起的那场科学革命中，历史学是始终被遗弃在外的。一直要到1*世纪，历史学是不是、或者应不应该、或可不可能成为科学，才被提到日程上来。”[*](P186)“如果历史学终于完成了从伪科学向科学的过渡”，那么“这个转折点，……从其规模和重要程度来说，相当于预示着近代物理学诞生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说。……然而，这样的胜利目前尚未赢得。”[*](P11*)跬步不休，跛鳖千里。尽管以往的道路颇为曲折，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难题有待解决。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进而简单地对历史科学化加以否弃，而应该适时地调整研究路径，愈挫愈奋，逼近真理，积极而主动地适应历史学未来发展的需要。

　　注释：

　　① 欧洲计量史学以法国最为突出，（何兆武、陈啓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年版，第*2*页；庞卓恒：《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年版，第18*页）法国新史学以年鉴学派为代表，（何兆武、陈啓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2、411—41*页）勒胡瓦拉杜里是第三代年鉴学派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何兆武、陈啓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2*页）因此他对该问题的看法很具有代表性。

　　② 计量历史学派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美国计量历史学派在狭义上就是指新经济史学派。（何兆武、陈啓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28页）因此，“新经济史学，又被称为计量经济史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又被认为是‘计量史学’的另一个称呼”（庞卓恒：《史学概论》，第18*页），甚至可以说“唯一的计量历史学就是计量经济史学。”（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③ 由于理想实体是不带有任何非研究特性的纯粹形态，因而在研究中可将其想象成点、白纸或小球。

　　④ 这里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无法继续分解；二是分解后子因素不再具有支配实体的能力（表现为因变量消失）。

　　⑤ 一次实验有且只有一个理想因素可以作为逻辑依据。

　　⑥ 由于具体科学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哲学基础不能替代具体研究。这正如“否定之否定”规律不能取代历史叙述，而“事物内部结构的变化可以引起质变”的规律亦不能取代化学研究一样。

　　⑦ 具体地说，理想状态是一种极端条件下的“理念型”。抽象思维、“理念型”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关系可类比为四边形、平行四边形与正方形的关系。因而并非所有的“理念型”都是适合进行理想实验的理想状态。只有既符合理想状态定义（理想因素唯一即自变量唯一），又满足注释⑤要求的“理念型”才是理想状态，这样的“理念型”并不多见。参见马克思·韦伯著《韦伯作品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另见莱因哈特·本迪克斯著，刘北成等译《马克思·韦伯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年版）。

　　⑧ 这里只具有两两分组的作用，而不具备现实家庭所具有的其他任何性质。

　　⑨ 由于理想状态下生产能力是衡量地位高低的唯一因素，故而存在两种极端情况：双方生产能力对各自地位的作用力相等时，两性地位相等；女性没有生产能力作用时，地位为0。另该状态中k、p为任意实数且0≤p≤k，a为正实数。

　　⑩ 例如x男＝*而x女＝4的C类家庭等价于4个A类家庭和*个B类家庭。

　　⒒ C类家庭x＝p／(k＋p)而不等于各个家庭的总和0.*p。前者由定义推得，完成了由两组实体向两个实体的转化，因而具有普遍适用性；后者则只适用于A、B两类家庭，因为无论p取何值，x与y始终不出(0.*,1)和(0,0)两点。C类家庭y的推导理同x。

　　⒓ “实际战争力量”是指双方真实的战争力量，“判断战争力量”指的是双方决策者对双方战争力量的主观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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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年第6期

　　中图分类号:K 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00*)06-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