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四兄弟

外公四兄弟一、读余世存《家世》想到的在写这篇文章前，我这辈子到外公家不超过三次,且都是在我工作以后。这三次都是陪母亲去的，了的是母亲的心愿。我看到的罗溪镇老北边村外公家，是一幅破败凄凉的场景，没有妈妈生前经常念叨的她小时候富裕人家的样子。只有那在土改时早已经分给他人居住的青砖灰瓦的旧屋还能看到曾经主人有辉煌过的痕迹。所以，外公家没有给我留下想象中的美好。外公外婆当然早已经不在，我从来没有见过两位老人家，留在村里的周家后代也屈指可数。我的经历证明，一个小时候从来没有去过外公家、被外公外婆爱抚过的外甥，很难对外公外婆产生思念之情，也很难对外公外婆曾经生活的地方产生留恋之感。所以，我几乎很少想过去外公家看看。去看什么呢？！但很奇怪，人到一定年纪，很多想法会发生改变。我了解的是，很多人会有一种寻根的冲动。寻根的人大多是从父亲这边入手寻找渊源，这个似乎理所当然，也顺理成章。当然，也有人会追问母亲那边的状况，毕竟自己血脉里的一半是属于母亲的，这一半也可以用来考察自己的基因。其实，无论是从父亲一方还是母亲一方寻根，都是一种对自己之所以成为自己的再认知。我在去年偶尔读过学者余世存先生写的《家世》，对他的观点深以为然。他在解释之所以写作这本书时说：“当代文明仍未解答的几大之谜，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智能本质，等等，家族的传承跟它们几乎都有关联，尤其与智能本质最为接近”。因此，“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将以自己或家人为起点，游走世界，往而有返。忆苦思甜也好，慎终追远也好，当我们‘回家’时，我们都该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解答了‘人类情感和认知的急迫性’”。这给了我启示，也让我开始关注起自己的“家世”。表哥郦浙骎，曾是一家国企的总经理。有好几次，他跟我谈到我们共同的外公家。外公一共有四兄弟，我外公老大，他外公老二。我这才发现，他对外公家的情况比我了解得多得多。当他聊起外公家时，谈得最多还是外公家曾经的那些人和事，对外公家的衰弱不住发出感叹。他知道我喜欢写文章，建议我有机会可以写写外公家。比起他来，同为周家的外甥，我对外公家的情感确实过于冷漠，顿时在他面前有愧疚感。更感到对不起的是，我那对外公家心心念念的母亲；也对不起虽未见面，却与我有无法割断血缘关系的外公一家人。说起外公家，其实我也并不是真的陌生。我小时候没有去过外公家，但母亲却在我们面前无数次谈起。我至今清楚记得母亲跟我聊过的那些人和事：关于周家的四十四间“五间过”房屋、关于屋门口那颗高大的桂花树和年年盛开的月季花、关于她记忆中外公和二外公的高大形象、关于外公主持卖田供三外公上大学的故事、关于她双目失明的祖母如何将只有她老人家才有权私藏的好吃的分给孙辈们吃的故事、关于外公和二外公在“十八周打一杨”中死于非命的变故、关于三外公跟她们讲的在广西等地见到的少数民族的稀奇事、关于三外公在紫金山天文台工作的有趣事、关于四外公在土改中被当作恶霸枪毙，等等。当时母亲讲的这些事在我脑海中是零星的，离我是遥远的，而我仅仅把这当作故事来听。母亲过世后，我以为再也听不到有人跟我谈外公家的事。但有一次，我听到姨娘跟我聊起外公家，尤其是她四叔即四外公之死时，我真的有一种被猛击了的震撼。那个关于北边村的往事再次在我脑中活跃起来。我姨娘还健在，她是我母亲的堂妹，即二外公的小女儿瓈琴，也是浙骎表哥的母亲。我外公与二外公在同一天同一件事亡故，所以她与我母亲有相似的命运，与我母亲的感情特别深，加上离得比其他娘家人距离更近，我们两家关系一直走得近。姨娘是从那时走过来所剩不多的老人，是对外公家诸多记忆的见证者。老人家能干一辈子，聪明了一辈子，我一直佩服她有过人的胆识，至今头脑还十分清醒。通过上述各方的信息汇集，我心里逐渐对外公家有了一个轮廓。由此，我确定了一个想法，就是如实把外公家的故事写出来。我把这些故事写出来，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关注的“家世”，更主要的是外公家其实是一个普通又典型的中国乡绅家族，这个家族由盛而衰的命运变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将它作为一个切面透视给社会，以给人们一些思考和研究。关于老北边村的那些事，我除了亲人们的讲述，缺少资料和现场感。为了写好这段故事，让故事更接近实际，我对外公家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一是借助网络和书籍查阅了一些资料，二是走访了一些知情人。二零一九年三月十六日，浙骎表哥听说我准备去外公家实地走访，特意从外地赶过来，陪我一起驱车到罗溪镇和老北边村、回峰村等。当我看到老北边村村口那两颗粗大的老樟树时，才校正了这个母亲出生的村子在我心中曾经错误的地理位置。我们绕着整个村走了两遍，仔细辨认那些曾经是外公家的旧屋，那村后长满各种树的依山，想象这些曾经带给母亲美好和悲痛记忆的每一个场景，心中蓦然生出许多的感叹。岁月沧桑，母亲少女时代的那些同龄人如今安在哉？走访老北边村这次最大的收获是查阅了外公家的家谱。这本家谱是重新印刷过的，里面的错误非常多，包括人名的张冠李戴、很多的错别字、字的顺序颠倒等等。但还是将关键人物的一些重要信息寻找和核对了出来。当然，其实我知道，关于外公家还有更多的书面资料，比如关于三外公的直接资料本来可以查找，他老人家阅历十分丰富，在江西、江苏、广西、福建、东北、北京、河北等多地应该都有关于他的资料，而限于各种原因暂时还没有去查找，这对我而言当然是遗憾。我只有留待今后有机会收集或查找后再来补充。那么，如何写，以什么为主线写呢？我想起外公家的盛衰，大家很容易谈到的都是围绕外公四兄弟。中国本身就有以男丁为家世叙事主线的传统。据此，我决定以已经掌握的有限资料来写外公四兄弟的人生轨迹和部分命运，概括外公家的这段“家世”。我这段文字，也同时作为一个未曾谋面的外甥对自己外公及兄弟等逝去亲人的祭奠。二、家学渊源的老北边周家村外公家所在的村叫老北边周家村，位于进贤县罗溪镇北面。罗溪镇处于鄱阳湖分支青岚湖南岸。从地图上看，整个罗溪镇像一个半岛深入到湖中心。罗溪镇始于宋朝，距今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旧时因为罗溪物产丰富，是鱼米之乡，加上便捷的水陆交通，罗溪曾经被称为“金罗溪”。现在的罗溪有十一个行政村，九十多个自然村。在这些自然村里，解放前称有十八个自然村姓周。姓周的村大多叫某某周家，比如旧下周家、新下周家、梅湾周家、寺下周家、三科周家、三房周家、曹坊周家、对门周家、润北边周家、老北边周家，等等。老北边周家就是母亲经常说的她的娘家，是外公家所在村，也是现在的北边村委会所在地。老北边村距离罗溪镇五公里左右，距离进贤县城约十八公里，距离南昌市六十公里左右。而如果按水路计算距离的话，距离进贤县不过十来公里，距离南昌不过二十来公里。老北边村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水稻，部分旱地则种植花生、芝麻、棉花等。罗溪镇的周姓在九十多个自然村里，以重视文化、出读书人出名。吉印通百科词条在介绍“进贤县罗溪镇”时，以“赣商文化”一节介绍的就是周姓人家。称相传古时旧下村每年有十八担书香出门赶考。有周人境、周介境两兄弟一起赶考，同时中进士，故至今保留有“一家二进士”的牌匾。始祖周崇立的孙子官至明朝兵部侍郎。查周氏家谱发现，其实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周姓远远不止上述几个出人头地的读书人。除了出读书人，周姓还出商人。明代有商人周家进，成功后在旧下村建造私宅二十六间，占地1000多平方米，所造房屋被称为“五间过”。清代有商人周以集，建造有堪称江南典范的两幢房屋，所用材料精雕细刻。在罗溪镇周姓村里，这样的明清建筑其实有很多，我们在老北边村也看到有好几栋具有江南风味的老建筑。而比较集中的是旧下周家村的老建筑，主要有二十六栋古屋，包括大夫第、先官世胄、南国遗风等。已经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古村落保护名单。二零一五年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其他村的老建筑修复问题政府尚无暇顾及。因此，从文化和商业上说，罗溪周姓都具有优良传统。我们查阅外公家家谱的时候，发现外公家就是传统的书香门第。外公的父亲在周氏中属汝字辈，称“汝箕”，名“承结”，大名“是哉”。他生于一八七零年（同治庚午年）六月二十六，殁于一九一零年（宣统庚戌年）六月初四，只活了四十岁。家谱记载他系“清国学生”。这个“清”指的是清朝。查阅有关历史知识，清朝的“国学生”，亦即太学生，又称国子生，是清朝最高学府国子监肄业（注：当时毕业生都叫肄业，与后来的未毕业就出来的意思不同）的学生，但多指官员子弟的太学生。是从省、府、州、县的生员中选拔来的，本身身份是学生，还没有官职，相当于现在的大学生。如果再去考试就可能授进士之类。在周氏祠堂所立的“大主牌”上，有一首关于外公父亲的诗，很可能是他自己写的。诗曰：“闲来无事好清吟，远近朋侪书知音。我忆当年应府试，同房共畅快谈心。”从中可以看出，他读国子监前是已经经过了府试的生员。清朝时，国子监只在北京和南京设立。说明外公的父亲在这两个地方的一个读过清朝的最高学府。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说明外公的父亲这辈已经是那个年代少有的能到国子监去读书的读书人，也说明外公出生于书香门第。外公的父亲过世后，他人对他写下不少文字，这些文字不啬赞美之词。对他的赞美归纳起来包括“聪明远达”、“气量恢宏”、“喜欢读书“、“好交朋友”、“品德高尚”、“重义轻利”、“乐善好施”。可以判断，除了出于礼貌的称赞，外公的父亲一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读书人。只可惜壮年早逝，正如他侄子所写的“有志未成”。去世原因未有记载。去世后安葬在北边坟山的子山。外公的父亲娶的是易氏，即罗溪易家村的“钦德之长女”，也是广西南丹州“正堂印”即州长易振鹏的妹妹。易家在罗溪也是传统大户人家。易氏即外公的母亲、我母亲的祖母，她老人家帮周家生育了四子五女。四子即我的外公四兄弟：士刚（周菊恩）、士毅（周福恩）、士木（周范群）、士函（周范舆）；五女的名字不祥。但记载长女嫁给罗溪熊村，二女嫁给温家圳的大溪章村，三女嫁给罗溪山东曹家村，四女嫁给和药局，五女小名“呆末”，当时尚未婚嫁。这个“呆末”从江西第一女子中学毕业，是五个女儿中明确读过书的人，这在当时也是不多见的。因为排行第九，所以小名“九妹”。可见，外公家至少从其父辈那里算起，是非常重视读书，且女子也可以读书，当时这应该算是很开明的了。在外公九个兄弟姊妹中，我唯一见过的是姑婆“呆末”，即“九妹”。家谱里取“呆末”这个名字十分有趣，她确实是最小的那个老末，但一点也不呆。我见到她时，记得她已经是一个说话轻言细语、非常有修养且和蔼可亲的老人。她一直生活在南昌，姑公是江西师范学院的教授。我小时候，跟随母亲曾经到过她南昌的家，也见过十分亲切的姑公，也见过姑婆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她老人家曾经几次到我家住过，一点不嫌弃我们家的寒酸，还跟我讲过好多故事，甚至神秘地告诉我斯大林的事。表哥浙骎也与我有同样的记忆。我觉得我姨娘长得有点像这个姑婆，看得出两个人年轻时都是周家出的大美女。说外公家是书香门第，还可以从他们家女性取的名字中看出一二。我母亲叫宝琴，二外公的两个女儿叫瑶琴和瓈琴，四外公的五个女儿分别叫瑜琴、琮琴、璧琴、尔琴和爱琴。据母亲说周家女孩子的名字是仿照红楼梦里取的。三、外公、二外公与“十八周打一杨”我的外公是周家老大，叫周菊恩，大名周寿鸾，号抚君。他于一八九四年（光绪甲午年）农历九月十三日生。根据家谱记载，外公做过进贤县农民协会委员、省立女子中学事务员。大概外公也是读过一些书的，只是没有具体记载读过什么学校。二外公周福恩，大名周寿锴，号范民。生于一八九六年（光绪丙申年）农历六月十九日。外公的父亲去世是一九一零年。此时，我外公才十六岁，而二外公十四岁。也许是父亲的早逝影响了外公两兄弟进一步读书。这样，我外公作为长子接过了周家家长的重任，成为一家之主。而二外公也只能跟随长兄操持周家事务，一起扛起周家的负担。据说两兄弟都非常能干，又十分团结。传说两兄弟都长得高大威武，且武功了得。周家本身是富庶人家，有一定家产，到外公手上，家里已经有几百亩良田和旱地。母亲多次向我描述，说她父亲说长得十分魁梧，且大家都十分尊敬他。作为一家之主，外公对于弟弟们起到了“长兄当父”的作用，将家里的各种关系处理得有条有理。即使是缺少文字资料，也能推测出外公是一个很有见地很有格局的人。外公的父亲死时，三外公周范群和四外公周范舆当时分别是十岁和七岁。显然他们的父亲已经无法照料到这么小的两兄弟。但三外公和四外公都读了书，甚至让最小的“九妹”也读了书。这只能是老大的主张老二的支持，尤其是一家之主的外公，看得出他在其中的决定作用。母亲听长辈说，光为了三外公读大学，周家一口气就卖了一百多亩良田。母亲还告诉我，她的哥哥即我的一个亲舅舅也读了大学，可惜二十几岁生病去世。总之，周家在读书这方面是形成了传统的，代代都有读书人，这在当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外公两兄弟不但家里的事处理得当，两兄弟由于为人谦虚，处事公道，赢得了罗溪人的尊重，尤其是被整个周姓人认可和拥戴。罗溪有很多姓，大村小村都有，经常有不同姓氏之间的纠纷，有村与村之间以大欺小情况，外公两兄弟总是打抱不平，为弱者主持公道。而遇到村与村、不同姓的村民之间出现矛盾需要调停纠纷时，都会主动找他们两兄弟作为中人。久而久之，两兄弟在罗溪名望很大。但外公两兄弟的名望也无意中引来杀身之祸。这就是至今仍然在罗溪流传的“十八周打一杨”的事故。十八周，就是上面已经介绍的罗溪周姓十八个村。而“一杨”，指的是与老北边村一湖之隔的回峰杨家村。回峰村的老村当时坐落在最靠近青岚湖的半岛北面，回峰村都姓杨，是当时罗溪最大的村，当年与周姓村发生冲突时，据说人口已经过千。那时老北边村周姓人口不到两百人。这次走访两村时得知，现在的回峰村通过读书和做生意出去的已经超过两千人，留下的也有一千七八百。加起来三千七八百人口。而老北边村出去和留下的各两百多人左右，共四百多人口。可见两个村人口一直是杨姓占绝对优势。两个村之间隔的湖有八百亩左右，是青岚湖延伸进来的。那时两个村的人要走到对村去需要绕过湖最里面的岸边堤垱，但仍然不算很远。解放后，为了防洪，大概在一九七八年左右，那时的罗溪人民公社组织社员在接近青岚湖湖口位置，通过填湖造路把两岸接起来了，这样，村民可以通过这条路到达对方，方便了许多。围起来的湖变成了内湖，目前是由回峰杨家村民在承包养殖。查阅周氏家谱，发现老北边周家和回峰杨家之间，其他周家和回峰杨家之间都一直频繁通婚。在周氏家谱上我发现很多注明娶“回峰”村女性为妻的记载。说明其实之前周姓与杨姓之间并没有很大矛盾。经过我们走访得知，引起“十八周打一杨”的传说，站在现在理智的角度，其实是当时回峰村对外公两兄弟的一场天大的误解。根据调查到的信息，归纳整理当时的事情原委基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正因为一场误会，杨姓村民把我外公两兄弟当作了假想敌，从而被他们设计谋杀。这恐怕是外公两兄弟当时根本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在1**4年春节过后，正是新年正月。家家户户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罗溪的风俗是正月十一各村舞龙灯，从村里一直舞到罗溪街，十分热闹。而正月十五是送神，仍然是罗溪街一件热闹非凡的喜事。这年的正月十五，外公两兄弟稍稍起了个早，他们要赶去罗溪街，大家都在街上等着他们兄弟去充当送神仪式的主角。二外公还带上了他的已经十多岁的女儿瑶琴。由于北边村离罗溪街还有十来里路，走到半路上，这个瑶琴姑娘走不动了。二外公平时把这个女儿当作宝贝，看得重，看她撒娇，就让她骑到自己的脖子上，也就是打马肩，把女儿带到了罗溪街。两兄弟正在参加送神仪式，忽然，有人对外公他们说，不得了了，你们的外甥在湖边堤垱上被回峰的人杀到了。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立即停止参加送神活动，急急忙忙往堤垱赶去，想看看怎么回事。原来，外公的这两个外甥，是周家嫁给温家圳大溪章家的二女儿所生的两个儿子。他们都只有十几岁，因为过年到舅舅家来玩，恰好碰到一件热闹事，也是一件大祸事。真是祸起萧墙。外公所在的北边村虽然与回峰杨家没有矛盾，但是，周姓有一个村，有说是旧下周家的，有说是新下周家的，也有说是梅湾周家的，因为养鱼的水面问题与回峰村发生纠纷，结下梁子。我们走访的回峰村民认为是旧下周家，因为该村比较大，且有实力。为此，两个村在正月十一舞龙灯时，在路上双方互不相让，舞到罗溪街时，还在罗溪街打了起来。但最终回峰村顾及到周姓很团结，所以没有打下去。回峰村虽大，但也打不过罗溪十八周。这样他们就吃了气。回峰村认为，周姓人之所以敢与他们回峰斗，就是因为有外公两兄弟在背后撑腰，是傍势。为此，他们把责任归集到外公家，认为没有外公两兄弟，就不会有十八周打一杨。所谓“十八周打一杨”，在历史上就没有真正发生过，只是回峰村的假想，而其他人以讹传讹而已。正月十一罗溪街的事在回峰村看来并没有完。正月十五这天，回峰村人在堤垱上与周姓村的人又碰到一起，双方又发生争执。这次，回峰村是有意挑起事端。据我们问的回峰村民告诉我们，他们在湖里早准备好了好多条船，船上放好了吃用品，就为与周姓打架。等他们打赢后，一旦周姓人都赶来，他们就往湖里走，追也追不上，只能干瞪眼。所以，他们故意在堤垱上找周姓人的麻烦。正在回峰村的人与周姓村的人争吵时，外公两个懵懵懂懂的外甥跑来看热闹。回峰村有人认识他们两个是外公的外甥，他们要找的就是外公家。因此，他们立即用梭镖把两个根本搞不懂情况的尚未成年的男孩杀死了。当有人告诉外公两兄弟他，他们的外甥出事时，并没有告诉他们两个孩子是死是活，也没有告诉他们回峰村已经准备了刀枪。他们以为外甥只是被扣押或受点轻伤，还准备与回峰村的人理论，将外甥带回去。当他们赶到堤垱时，有很多人站在那等他们，都是回峰村的人。其他人早跑了，剩下的只有地上的两具孩子的尸首。外公两兄弟没有做任何准备，都是赤手空拳。可以想象他们当时根本没有准备来打架的，更没有考虑回峰村民要谋杀他们。后来有人说，如果两兄弟知道回峰村的人杀人，他们只要做了准备，是不可能会出现被杀的情况。外公两兄弟刚赶到堤垱，还没有开口，回峰村人群里就出来一群女人，她们每个人都手持一个包裹，突然就向外公两兄弟眼睛打来。原来，这都是她们早准备好的干石灰包，按照分工，专门打瞎外公两兄弟的眼睛。果然，两兄弟还没有反应过来，眼睛就根本睁不开了。这时，接着上来的是个个手持梭镖的健壮男人，对着两兄弟就是一顿乱刺。可怜外公两兄弟，就这样不明不白被谋杀了。那一年，我外公只有四十岁，与他父亲是同一个年龄死的。外公死时，我母亲才八岁。而二外公只有三十八岁。二外公的另一个女儿还怀在肚子里没有出生。这个二女儿就是我瓈琴姨娘，浙骎表哥的妈妈。周家受此打击，其后果可以想象。家里两根栋梁倒塌，顿时天昏地暗，一家人乱成一团。此时，三外公和四外公都不在罗溪。至于如何处理后事，说话不一。我母亲告诉我，周家告状打官司，当时的民国政府抓了回峰杨家好多人坐牢。而回峰杨家的人则说，由于当时他们早有准备，大部分男人都坐船逃走了，只让一个快病死的人充当凶手，最后被带到东北在牢里死了。回峰村赔了几十亩地给外公家了事。那些逃走的人后来陆续回来了，谁都不承认，这事也就不了了之，成为一桩罗溪人至今谈论的历史公案。老北边村的一个老人跟我们说，外公家把两兄弟的血衣一直留着，说要留六十年。这说明当时回峰村的那些凶手没有得到惩罚，周家留存证据是希望官府抓他们报仇。解放以后，外公两兄弟的事情被有的人拿来做文章，并牵连到四外公。其实，当时赶回罗溪处理后事的是三外公。那时，按三外公的活动时间推算，应该在广州的暨南大学教书吧。4、 三外公周寿铭（周范群），地磁学家，中国地磁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三外公士木，叫周范群，学名周寿铭。对外当然都叫周寿铭了。三外公一九零零年（光绪庚子年）六月十八日出生。他是周家四兄弟读书最多的人，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母亲说三外公出去读书是坐船离开老北边村的。母亲似乎受三外公的影响比他自己的爸爸要大，也许是外公和二外公去世时母亲尚小，她成长过程正是周家在三外公、四外公手上的时候。母亲脑袋里装满了三外公给她讲的故事。她又把这些故事讲给了我们儿子辈乃至孙辈们听，所以三外公的形象也一直在我心里。我记得最牢的是母亲跟我讲过的三外公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工作的轶事，还有三外公讲的在广西等地见到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等等。母亲告诉我，她最后一次见到三外公大概在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我那时还没有出生呢。关于三外公，在一九九零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西历代人物辞典》第***页有204字的记载，该书共收录江西历代名人60**人。这204字全文为：“周寿铭【生卒】：1*01-1*84。子少敏。号范群。进贤人。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先后在南昌第一女子中学、第二中学、武汉大学物理系、江西省立第八中学、暨南大学等任教。1***年应聘到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南京紫金山地磁台工作。1*4*年任进贤县立中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长春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机电研究所地磁组组长，中国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这些大概概括了三外公的一生，但并不完全和准确，有的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比如三外公是一九零零年出生，这里写的是一九零一年。据三外公的亲孙子周建春告诉我说，三外公毕业的学校可能是燕京大学。但无论是毕业于燕京大学还是北京大学，这个都无妨。燕京大学本身与北京大学具有不可分割的渊源，连燕京大学的校园后来也成为北京大学的校园。周家家谱也有一些对三外公的介绍。但该家谱推测可能写于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三年之间，对三外公后面的工作没有介绍，等到后面修谱时也一直没有加上去。当时的家谱是这样记载三外公的：“信北边西湖房字忠宜学名寿铭号范群行一。江西省立晨业甫门学校毕业升国立北京大学毛本校本科理科。业理学上曾充国立商业大学数学教员现任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事务主任及私立赣省中学教务主任兼理化教员。省立第一中学及第一中学高级班理化教授。”这些文字，有些语句不太通顺，有的显然是错别字。但基本反映出三外公在他大学毕业后到周家出事前一段时间的经历。上述《江西历代人物辞典》中所说的“南昌第一女子中学”可能就是下面家谱中记载的“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南昌第二中学”应该就是“私立赣省中学”，曾经叫“心远中学”，也即现在的南昌市第二中学；下面的“国立商业大学”可能就是指武汉大学。有的也不知道哪个更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省立第八中学”，指的就是现在的抚州市第一中学。“省立第八中学”创办于一九零一年。一九一四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曾经叫“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一九二七年二月至一九二七年十月改名为“省立临川中学”，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三年八月改名为“省立第八中学”，后又多次改名，直到后来改成现在的“抚州市第一中学”。三外公毕业后，先是在武汉大学做过助教，然后，应该是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之前的一段时间在这所“省立第八中学”任校长。这有抚州市第一中学校史为证。据说在此当校长期间，曾经得到过蒋介石的专门接见，当时的江西省省长熊式辉陪同接见。三外公在暨南大学任教，根据推算，应在一九三五年之前。此后，他调任国民党时期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所在地的地磁台工作。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外公回到家乡进贤，出任正风雨飘摇的“进贤县立初级中学”的校长，直到一九五一年离开进贤北上长春。这是一所当时条件十分简陋、只有初中部、学生人数也不多的新设中学，这可能反映了三外公对家乡的一种情怀。由此也让我想起，母亲曾经在这所学校读过简易师范。那应该正是三外公在此当校长期间。早已失去自己父亲的我的母亲，能在这里读书肯定与三外公的支持有关。也难怪她受三外公的影响最大。凭着这段读书经历，解放后母亲在温家圳水上学校当了很多年的老师。后来遇到各种运动，因为娘家地主成分不好，被当时的校长等人陷害丢失教师岗位，被迫回到父亲家乡务农。三外公的一生，是经历十分丰富的一生。我总结他的阅历，大概主要作过两种职业，即教书和研究地磁学。关于他教书的经历，上面已经有叙述，只是具体什么时间在哪所学校教书还需要更多资料印证。但是，三外公人生最精彩的部分，还在于对中国地磁科学的贡献。这从他的阅历上可以看出，他为中国的地磁科学作了开创性工作，是中国地磁学不可否认的奠基人之一。三外公从事地磁科学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一九三五年至四十年代，在国民党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八年，在中国科学院东北综合研究所长春地磁台工作；一九五八年回到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后划归中国地震局）。现在能找到的介绍那时中国地磁学家的文字只看到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当代地球物理学的开拓者》和二零零七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尘封六十载》两本书。前面一本涉及到一九三七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地磁台逃难的情况，后一本除四篇文章介绍一九三七年第一次逃难外，其他主要介绍了一九四四年第二次地磁台逃难情况。根据在生者的回忆，中国最早从事地磁学研究的只有几个人：陈宗器、周寿铭、陈志强、林树棠、吴乾章、刘庆龄、胡岳仁。而自始至终从事地磁学研究的只有陈宗器、周寿铭和陈志强。由于文章作者基本是地磁学家的亲属和部下的回忆，三外公家没有人参与，所以对三外公的事迹只是夹杂在他们的叙述中。但无论谁谈到那些最早从事地磁学研究的人和事，都绕不开三外公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和贡献。因此，称三外公周寿铭为中国地磁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一点也不为过。据三外公的孙子周建春回忆，三外公在世时，有关部门曾经嘱托三外公写中国地磁史，还要派人协助他写。但三外公希望自己写成，拒绝别人帮忙。三外公最终未能完稿就去世，这对中国地磁史而言是个巨大损失，也给大家留下了遗憾。但这也说明，有关部门信任三外公，也相信三外公才是那个堪任撰写中国地磁学历史的最佳和最权威人选。说三外公是中国地磁学开创者是不会错的。南京紫金山地磁台是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第一个地磁台。一九三二年由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开始筹建，真正开始建设时间要晚。三外公是一九三五年来地磁台的。负责选址、勘测的是谢启鹏。按时间顺序，到这里工作的有潘孝硕（工作半年后离开）、周寿铭、陈宗器、林树棠、吴乾章（吴乾章刚从中央研究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毕业）。有些人来后又离开。一九三六年，陈宗器离开赴德国留学，陈志强接替他的工作。留下的只有三个人：三外公、陈志强和吴乾章。在这三个人中，三外公是在紫金山天文台的地磁台参与程度最深、坚守时间最久的。一九三七年，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前几天，当时坚守在地磁台的三外公周寿铭和陈志强、吴乾章三人，将地磁台的有关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用卡车装运，展转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五省，从南京走芜湖、南昌、长沙、桂林、柳州，历尽千难万险，九死一生，最后到达外公家有亲戚所在地南丹州，才安顿下来。他们保护了中国第一个地磁台的宝贵设备和资料，并在丹州建设临时性地磁台。在广西期间，三外公在一九三九年两次参与地磁点的测量，测点达二十个。一九四一年，为了观测当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日全食，三外公与陈宗器（已经回国）、陈志强、吴乾章等人，从广西出发，经过长途跋涉达到福建崇安县，进行了日全食和地磁的观测。这是中国地磁史上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一九五一年，应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的调任（传言是周总理亲自下的调令），三外公北上东北长春，作为中科院东北综合研究所长春地磁组组长（后来改为地磁台），直接领导和参加了长春地磁台的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除国民党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地磁台（未能使用）后中国人真正建成的第一个地磁台，而且是永久性标准地磁台，具有标志性意义。从中也可以推测，当时的中科院正是看中了三外公曾经直接参加建设南京紫金山地磁台的阅历，堪当此任。后来，该地磁台成为中国地磁台“老八台之一”。八大台中除外国人建设的上海佘山地磁台外，其他台都在长春地磁台之后。一九五八年，三外公周寿铭调回北京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系该研究所研究员。同在这里工作的还有陈宗器研究员、陈志强副研究员、吴乾章副研究。在有关回忆文章中，陈宗器先生被称为“中国地磁学的开拓者”；陈志强先生被称为“中国当代地磁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吴乾章先生被称为“中国人工晶体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三外公被称为“中国当代地磁科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恐怕没有人会提出异议。在中科院期间，三外公还参加了河北红山地磁台工作。他一直在中科院工作。一九八四年三外公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四外公之死四外公士函，叫周范舆，学名寿鏞。他生于一九零三年（光绪葵卯年）十月初三。家谱记载其为“汝裘梆五四子”，意思是汝裘的第四个儿子。这个记载肯定有误。汝裘是汝箕的弟弟。结合家谱其他内容，可以判断，这里的“汝裘”系笔误，应该是“汝箕”才对。因为汝裘自己未生，名下只记载士毅作为“汝箕次子入继为子”（应该是名义上的）。汝箕共生有四个儿子，除上面的士毅外，士刚则记载为“汝箕长子”，士木记载为“汝箕梆五三子”，即汝箕第三个儿子。四外公在家里都叫他周范舆。家谱记载，他从“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升心远学校”，这个心远学校应该是南昌的私立心远中学。从心远学校毕业后先任“罗溪承启私立高等小学教员”，后又任“县高等小学教员”。记得母亲说四外公在上海读过大学，是“上海大学”毕业，回到进贤后，做过民国政府县教育局长。是不是他从教员身份又去上海进修大学，这里没有记载。也许是母亲认知的错误，也许确有其事。但不管怎么说，四外公受过那个年代相对较高的教育是肯定的。一九三四年，家里发生的“十八周打一杨”的时候，他和三外公都不在罗溪。大哥二哥死于非命肯定对他打击巨大，并让他作出了一种新的选择，即回到罗溪。周家需要新的掌门人，这也是他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三外公由于身份特殊，不可能回到罗溪。四外公的能力和水平很快就显现出来。他同样将周家管理的井井有条。田亩是不是增加没有考证。但在他手上，四十年代中期，周家建造了一栋新的大房子,成为周家最主要的一栋房子。这栋房子楼下就有八间，有两个天井，墙是红石砌的，柱子的基石用的也是雕刻的红石。据说这栋房子买的是别村一户人家的现成整屋，是清朝末期的建筑，拆到这里重新安装加工的。屋里全是实木，能看到的地方雕刻得很漂亮。这栋房子至今还在，房子的状况尚好，但已经出现破败迹象。我们去参观时，现在的房主说是二十年前花一万四千元从村委会买过来的。他们说这房子冬暖夏凉，不想拆了，这样的房子在其他村里有政府出钱维修，他也希望申请政府保护。最主要的是，四外公已经继承外公和二外公在周姓人中的地位。也许他有文化，更懂得处理好各种关系，更懂得处理各种问题，这让他在罗溪的很快达到甚至超过外公二外公当年的声望。那时县以下实行的是自治，像四外公这样的知识分子实质成为协助政府治理的乡绅。他做过罗溪小学的校长，热心乡村建设和事务。很多时候他在乡村自治中充任冲突双方的调停人。这样的乡绅时间越久，就越容易形成权威。四外公为人很好，调停纠纷时很是公道。但久处乡村也会让知识分子眼界狭隘。由于四外公缺少关注外界变化的能力，罗溪解放时，他认为新政权会继续延续原来的治理模式。当三外公多次写信提醒他这种变化时，他不以为然，仍然坚守自己的判断。两个人在通信中发生激烈冲突。最终，三外公未能说服弟弟，自己则顺应新生人民政府的召唤，先是成为新的进贤中学校长，一九五一年，他又北上长春。同是一九五一年，当土改政策深入罗溪时，四外公才发现情况对他不妙。当时的工作队调查询问罗溪的村民，罗溪哪个说话算数？大家都说，周范舆最公道，有威望，他说话算数。工作队一听，此人势力这么大！好，他就是人民政府需要镇压的对象。外公家被划为罗溪最大的地主。此时，四外公躲在罗溪一个很暗的小屋里不敢出门，惶惶不可终日。最终，他还是被工作队揪了出来。他被定为罗溪的恶霸地主，成为罗溪剥削阶级的代表，只能等待人民的镇压。这年六月的一天，罗溪街人山人海。大家都赶来看枪毙恶霸。就在罗溪街口，被五花大绑的有两个人，一个当然是四外公，另一个是另外一个村的地主。其实，这个地主今天只是拉来作陪的，是工作队要吓吓他而已。枪声响后，倒下的只有四外公。那年他四十八岁。当看热闹的人群散去后，家属还是要来收尸。子弹从四外公脑门进去，在四外公硕大的尸体旁，脑浆满地。此时，苍蝇闻腥而聚，野狗对着脑浆虎视眈眈。枪毙四外公时，外公家有三个人在场。四外公的夫人，一个踮着三寸金莲的小脚女人，一边哭，一边用双手将脑浆捧起，希望不要被野狗吃了，让四外公保个全尸。全罗溪没有人敢过来帮忙。此时，十六岁的瓈琴姨娘和三外公一个十三岁的儿子，两个人找来一张竹床，使出全部力气将四外公尸体滚进竹床上，然后抬着，踉踉跄跄朝老北边村走。两个小小年纪的年轻人，就这样艰难地抬了一里来路。守在路口的，是外公家曾经的几个长工。他们见四周无人，赶紧接过竹床来抬。四外公的尸体总算回到了他出生的老北边周家村。四外公死后，他的后娶的、比他小近二十岁的夫人改嫁到了很远的地方。编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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