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架之南第二辑：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
篇目
1、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
2、灌木和海中闪闪发光的鱼
*、用剑写的历史
4、人一开窍，便无净土
*、记得曾在古希腊的握手
6、以神话作见证
*、古希腊旅途的另几个身影
8、带回曙光散布出去的紫色花儿
*、清澈纯净的流水和淡酒
10、你们这队歌声甜蜜的少女
11、黄金与皇权下的诗人
12、分手的时刻到了
1*、一切学问都不过是回忆
14、风流的闪电照亮了光荣
1*、女王就该死得从容
16、君主就该死得自重
1*、君负文艺，文艺负君
18、宁静而恍惚的帝王心灵
1*、留给妻子一卷农书
20、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
21、上帝与地球的风流结晶
22、向左边的希腊挥一挥手
1、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
古希腊、古罗马，与吾邦《诗经》所代表的西周至春秋一起，是我最神往的初生天地；“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是我收集这方面书籍的总题识。
这两句诗出自奇才爱伦#8226;坡的《致海伦》，但却是一个绝佳的误译。它们与原诗句子结构有出入，手头另几个译本皆非如此（曹明伦译的三联社两大册《爱伦#8226;坡集》作“已令我尽赏 / 从前希腊的华美壮观 / 和往昔罗马的宏伟辉煌”，名家李文俊则译作“带我 / 回到希腊的熠熠光华 / 和古罗马的气魄”，等等）。忘了在哪里看过，有人曾指出这译文已非作者的原意及其诗的风格。不过这并无碍我的喜爱和它们的流传。我最早看到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剑桥艺术史》的《希腊和罗马#8226;中世纪#8226;文艺复兴》分册（一九九О年一月一版），在苏珊#8226;伍德福特著、罗通秀译的“希腊和罗马” 卷首，题引了此诗，即作此译，一见神迷。从该卷《导言》和《结束语》反复出现这两句话来看，我怀疑是出自苏珊#8226;伍德福特或其所引的英译，而为罗通秀转译，遂有了钱钟书说的翻译途中的损伤。但，管他呢，与爱伦#8226;坡无关又何妨，就算是英或中译者的再创造吧，却是与古希腊、古罗马精神风貌极为契合的大手笔，文句里的那种气派、气魄、气象、气度，我一直为之激动地喜欢。也正因其至为简洁、传神，自此传播，如湖南美术出版社早几年出的一套“失落的文明”丛书，里边徐庆平等著的古希腊、古罗马两种，即迳题为《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古文明的普及读物鱼龙混杂，我对这两本书的水平并不抱奢望，购之就仅仅因其书名与我心意相通。另外，作为滥觞的那本《剑桥艺术史》，是我大学年华最后的美好记忆之一，不说内容和那诗句，仅其印刷用纸、大量图片，在当时、尤其对一个穷学生而言就称得上精美奢华，囊中羞涩而又心动挂牵，最终舍弃了其他一些书购之，那油墨书香在最后一个夏天散发着，让我陶醉。）
爱伦#8226;坡所致的海伦，是“爱琴时代”“迈锡尼文明”的著名神话传说。那场真真正正惊天地泣鬼神的特洛伊战争，有西方文艺史上第一位天才荷马留下两部史诗记述之，《伊利亚特》、《奥德修纪》，这两部西方文学最早的壮阔吟唱，是对古希腊的史前史之记忆，也是古希腊文明开端的成果，历来中译不绝，傅东华、徐迟等皆曾为之。我书架上的前者是陈中梅译本（花城出版社），译者认为，该书“所触及的一个最根本问题是人生的有限和在这一有限人生中人对生命和存在价值的索取”，“首先教我们看到……人生的渺小和伟大。”后者则为杨宪益译本（中国工人出版社），译者特意不采用与原著对应的诗体译法：“原文的音乐性和节奏在译文中反正是无法表达出来的，用散文翻译也许还可以更好使人欣赏古代艺人讲故事的本领。”——这是“知”与“智”的通达了。
2004年2月24夜
2、灌木和海中闪闪发光的鱼
架上几部后人所著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史，都有些特别的意思。
英国人吉尔伯特#8226;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孙席珍等译，上海译文社），是我十多年前从报上的折价书目看到，在未知其详的情况下邮购的。买回来后随手一翻，就看到书里这么一段：“恩拍多克利在回忆自己所经历的生活时说：‘我曾经是个青年、少女、灌木、海中闪闪发光的鱼。’”这句话是那么“古希腊”，当下欢喜不已；而著者的慧眼引用，也让我顿生好感。后来见苇岸说，这是他“读过的最引人、最富文采的一部文学史书”，“它有古代作家的朴素与智慧和现代作家的精确与机智。”更证实这偶然所得没有买错，本是贪便宜不妨一聚，却有意外之喜，乃购折价冷门旧书的一大快事。
《古希腊风化史》（[德]利奇德著，杜之等人译）、《古罗马风化史》（[德]奥托#8226;基弗著，姜瑞璋译），属于辽宁教育出版社前几年推出的一套西方风化史丛书。风化者，性生活也，“照顾到社会风气”而取此文雅书名。但其实在古希腊、古罗马人那里，性与爱与社会生活，是相连并生的。《古希腊风化史》说到：在人生无常、抓紧此世的思想背景下，古希腊思想家“都承认人们拥有享受声色欢娱的权利”，乃至“认为一切骄奢淫逸的酒色之徒均为品格优秀心胸开阔之辈”；“古希腊人把性爱当做正常之事的态度既纯朴又自然，甚至到了现代人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的最高理想是‘身心俱美’。”
这一理想，他们确实达到了，后人却只能止于“永远钦佩羡慕”。两书均由王以铸作序，强调认识古希腊、古罗马的意义，“曾有人以言必称希腊罗马讽刺洋教条，其实我们哪里有条件言必称希腊罗马”，还是应“老老实实地补上这一课。”这话很有见地，然而别说中国人，就算今之西方，也永不可能回复那种身心的坦荡高迈了。
我指的不止是性爱。事实上，远古最令人向往的是其整体性。“古希腊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植根于、并最初起源于性爱”；反过来，这两部以性爱为主要探讨内容的书，也就要用大量专章论述牵连所及的“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的人生观、宗教、哲学、文学、戏剧、舞蹈、运动、衣饰、节日习俗等等（因而它们不止是“性史”，还是独特的文化史）。同样，前述那本《古希腊文学史》，在文学之外也兼及历史、哲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主体如此多样统一，论著也就不得不如此可喜地旁逸斜出。
这是今人不可再至的境界：整体地各方面都得以酣畅发展的古希腊、古罗马人，他们既是青年也是少女，同时是灌木和海中闪闪发光的鱼。
2004年2月2*日上午
*、用剑写的历史
古希腊最为人瞩目的头一件大事，便是特洛伊战争。此后的繁荣富庶，也总伴随着战火干戈，古希腊、古罗马人写的史书，即大多与战争有关。
堪称“源头之书”的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是世界上最早一部历史著作，记述公元前六至五世纪波斯与希腊的战争。那一仗，希腊人又像特洛伊战争一样打赢了，使其国力壮大，经济、文化大大发展。国际问题专家陈乐民曾向大学生推荐此书，理由是“两希文明”（希伯莱与希腊）乃欧洲文明之源头，但源头还有源头：两河流域；而希罗多德就对这地方远古的文化状况作了迷人的描述——按：希罗多德被视为荷马的传承者，此书富于文采，是历史与文学的美好结合；另外希罗多德被称为“旅行家之父”，以其广博见闻和无所不录之笔，留下大量史料——从中可看到两河流域文化如何影响希腊云。这使我想到至今余波未息的伊拉克战争，美国悖论地用战争强制推广民主等“新文明”，还之以影响。他们在改写历史、倒写历史，其实到底仍是在重写、“复写”历史。太阳底下，并无新事。
马克思说过：“希腊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外部极盛时期是亚历山大时代。”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和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便分别对应之。前一书记述的是内部极盛时期的转折点：公元前五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使希腊由繁荣走向衰落，以雅典投降、帝国摧毁告终（被作者推崇备至的伯里克利在战争开始三年后去世）。后一书所记的亚历山大，虽是马其顿人，属于反客为主的“外藩”（类似蒙古建元、满族建清），但其公元前四世纪的征服波斯，乃希腊化的过程，无疑仍可算希腊的胜利。在写法上，相比起希罗多德《历史》的优美和恣肆，两书皆紧扣主题、简洁无华、朴实节制，后一书甚至被赞为“不用夸张笔法就夸张了亚历山大”。——不过，亚历山大以短促的生命和不多的部队建立起广阔得令人吃惊的帝国，本身已是人生的“夸张”。写《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古希腊作家普卢塔克说：“在他之后，一切都跟以前不同了。”这话除了是对当时社会政治情况的概括外，还可理解为一种感叹：二三十岁而建此辉煌功业，后无来者，人的生命再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传奇了。
即使名声更著的恺撒，也非这般少年英发……古罗马人的战争史，留待下篇再谈吧。
2004年2月2*日—2*日
4、人一开窍，便无净土
上一篇略谈了古希腊人写的历史著作。古罗马人留下的史书，有塔西佗的《历史》和《编年史》、阿庇安的《罗马史》等等，而以《高卢战记》、《内战记》最为特别，因为这是恺撒大帝亲撰的征战记录和回忆。两书分别记公元前一世纪征服高卢和与庞培作战的事迹，《内战记》因恺撒被刺杀而未终卷，这里要讨论的是完整的《高卢战记》。非关内容，而是写法。
这是译者任炳湘在前言中的意见：恺撒谦逊地把这部书自称为“随记”、“手记”，“表示不敢自诩为著作，只是直陈事实，供人参考而已”。他以第三人称称呼自己，“通篇都用异常平静、简洁的笔调叙说战事的经过，不露丝毫感情，既不怪怨他的政敌，也不吹捧自己”，“叙事翔实精确，文笔清晰简朴”。当时的文学家西塞罗也赞扬它的“朴素、直率和雅致”。——然而，这些“以极坦率的胸怀、不加雕饰地随手叙写”所展现的朴实，是恺撒出于政治考虑而刻意追求的效果，“许多叙述看来似乎漫不经心，实际上却是有为而发的”，他是在政敌环伺、流言疑虑中，有意以这种坦率、平静来达到为自己辩解的目的。
钱钟书反复强调过自传和回忆录的不可信，于此又得了一个根源性的佐证。谦逊、平静、简朴、雅致、直陈事实、不加雕饰地随手叙写……是传统道德的优点，也是我喜欢的文风。然而读了译者的分析，不禁索然。我倾慕古希腊古罗马，除了其开天辟地的光荣伟大外，还因为那是人之初，是原始、淳朴的净土。却原来，那一切在当时就曾被利用作狡狯的手段。说什么“人心不古”，古人已有此心计。陈村有文题曰：“人是怎样变坏的”，而其实，人一早就坏了。在这个意义上，我有点恨洞察的译者，在我读正文之前先揭穿了内情。或许，这是译者（和一切这样的研究者）以今人之心眼度古人之坦荡？情愿是这样，但我知道并不，因为我明白：人一直都是坏的。人一开窍，便无净土。
顺便一提的是：这些古希腊、古罗马人的史著，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收入一大批古希腊、古罗马的著述（包括后人之作），不独立一类而最成系统。这套封面洁白、装帧大方、朴素而庄重的丛书，除了译述水平的保证外，其体例之规范、编辑之严谨、附录之完善、交代之清楚也极令人感佩，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塔西佗〈编年史〉》等，译者于作者生平及其著作内容、版本等细致分析介绍，附有大量注释、各种图表、索引，详备之至，诚出版业一大功德也。
2004年2月2*日—2*日
（注：该专栏刊于《南方都市报》，间中不时有个别删改，以本篇改得最足以称谢：我原取题《人开窍了》，编辑易为此题，很好。因为是从我文中一语取来的，我也就不客气作为“定本”的题目吧。）
*、记得曾在古希腊的握手
虽然还没有“言必称希腊”的资格，但古希腊文明也确实是民国学人的精神血脉之一；尤其像周作人，对古希腊的翻译、钻研，构成他本人思想学问体系和我国古希腊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周作人的古希腊神游中，有另一个著名学者的作用，我觉得很应该专门提一提。
却说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变节附逆”而系狱，期间主要做了两件文字工作，一是写了一批旧体诗，二是初译了劳斯著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书出版后次年（一九五一年），周氏写了一篇与原书名《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同题的介绍文章，但开头结尾写的却是郑振铎。文章劈头就从与郑氏的相识谈起，回忆昔年同声气共创事之盛，此后如何各走不同的文学道路，但彼此仍“有一种共通的地方”，那就是对希腊神话的兴趣云云。——这样的写法，是隐含了周氏的感慨的。因为在这之前的一九四九年，他编译出《希腊女诗人萨波》一书，了了一个三十年的心愿，称为刚出狱的愉快之事；但在当时情势下该书能够出版，有赖郑氏的主动支持：郑氏在知道他把译稿交出版社后，即竭力怂恿老板付印，并收入自己主编的“文艺复兴丛书”。更早的，在周氏被捕后，郑氏写了一篇客观公正的、既义正辞严又有厚爱善意的名文《惜周作人》，当中提到周氏“对于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近人所罕及的”，提出了一个“保全他”的方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
到解放后，政府安排给周氏的工作就是以古希腊和日本文学为主的翻译，应当也有郑氏主张的影响。而周氏“给公家译书的开始”、一九五○年翻译的《伊索寓言》（近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苦雨斋译丛”重印时，恢复原题《全译伊索寓言集》），更是郑氏给他提供法文版的。
周作人和郑振铎后期已非同道人，解放后更是地位悬殊，但至少在古希腊这一共通点上，二人还是知心的，不负当年之交。郑振铎（西谛）去世后，周氏在《知堂回想录》记下《希腊女诗人萨波》出版事宜，最后说：“古来有句话，索解人难得，若是西谛可以算是一个解人，但是现在可是已经不可再得了。” ——周氏不喜欢夸张的文艺腔，这番话说得很平实，末一句尤其朴讷，然而有无限的深情，也有言不能尽的寂寞。
2004年*月*日整理毕
6、以神话作见证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海南出版社近年印行了一批周作人翻译的古希腊作品，尤以前者的“苦雨斋译丛”成规模，主事者止庵或挖掘周氏遗稿、使其心血得见天日，或根据其手稿订正旧版讹误、补齐周氏一向重视的丰富译注及说明文字等，诚为倾慕古希腊及喜欢知堂文字者的福音。我曾撰《周作人古希腊译事小摭》（未刊稿）等篇记之，在此不想重复繁琐考辨的内容，而愿以书见人，从中缀拾几个身影；因感念于郑振铎与周作人以古希腊神话这一早年共通点而成就的缘与谊，先整理了上一篇，接下来继续牵连旁及一下。
周作人第一部以古希腊为主题的译著，是后人根据荷马二史诗编写的《红星佚史》，而郑振铎也译过《伊利亚特》和《奥特赛》，这几种都是稀罕的旧书了。印证了周、郑友情的《希腊女诗人萨波》也遗憾地未见纳入“苦雨斋译丛”。我只有近年上海书店将郑振铎译述、编著的两部旧著合为一册重刊的《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买的时候，也是重在从中可追想他与周作人交谊的情味。——就像神话，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起点、背景和早年记忆。
周氏所译古希腊神话，除了一些散篇，专著有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和劳斯《希腊的神与英雄》（分别由前述两社出版、重印）。前者是由古希腊人自己从古书文献中集录编写，不改窜材料，也不引用罗马文人的转述、不采口头传说，文风吉印通无饰、“平常自然”、“简单诚实”，“许多不一致与矛盾他都坦然地叙述”。这是远古初开天地中人的朴实胸襟、广大气度，也很合周作人的文章路数（如《知堂回想录》等就不失此坦然之风）。后者的好处则“一是诙谐”，“与清教徒的绅士不是一路”；“二是简单”，“粗枝大叶的却又疏劲有致”。周氏这些赞赏，同样见出他的精神兴味和文章宗旨。另外，《知堂回想录》谈到对于后一本书的感情时说：“我因为以不知为不知，对于文学什么早已关了门，但是也有知之为知之，这仍旧留着小门不曾关闭，如关于神话是也。”我也喜欢这种态度：诚实，谦和，又不乏自负；自知，却不自恋，然而又不是“太上忘情”。
二书都译过两次，反映了周氏对古希腊神话从不曾“关门”的爱好和热心。《希腊神话》第一次译于日本入侵、周氏不随北大南迁、闭门蛰居北平之时。其后是“落水”，再其后抗战胜利，入狱，于监牢中进行了《希腊的神与英雄》的第一次翻译。——两部神话，正从侧面记录着周氏后半生的悲哀了。
2004年*月10日整理毕
*、古希腊旅途的另几个身影
胡适也曾出现在周作人的古希腊旅程中。周氏从希腊原文翻译过来的第一部古希腊作品专著集，是《希腊拟曲》；其中部分篇章他早已译过，后来为纪念少年时学习希腊文的因缘而全部译齐、修订成书，得到了胡适的鼓励；售给胡适主持的吉印通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出版，因原著有些秽亵文字，他去向胡说明，胡“笑着答应了”。该书得了极高的稿酬，使周氏能买下一大片坟地，先后用来葬了幼女、侄儿、母亲和妻子。
还有一个人，罗念生，说起来比郑振铎、胡适之更紧密，是周作人的翻译合作者，但却闹得不怎么愉快。最先，周作人很欣赏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忒罗亚的妇女》，曾半叙半译（部分），以同题收入自己的文集《永日集》；后来与中国留学希腊的第一人罗念生相识，特别叮嘱他译出全篇。解放后，罗接到出版《阿里斯托芬喜剧集》的任务，则约周氏译了其中的《财神》（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苦雨斋译丛”将其与《希腊拟曲》合印）。接着，罗又约周氏合译《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两人的学术分歧突显了。今“苦雨斋译丛”单独取周译十三种出版《欧里庇得斯悲剧集》，整理者止庵的《跋》辑录了周作人相关日记等资料，从中可知，原因一是周氏一贯将自己为译文撰的详尽注释看作“胜业”，常苦于它们被社方删改，偏偏罗氏亦主张压缩注解；二是他对罗的译音方法也不满，认为“恶俗”、“可笑”。这样的合作使得周氏颇为抗拒，私下视此书的翻译为“俗事”。
罗念生也出版过全由他所译、包括欧里庇得斯等人作品的《古希腊悲剧经典》（作家版），里面的注释确是很简明。另周作人有《全译伊索寓言集》，罗念生后来也与人合译了《伊索寓言》（人文版），但周译本共三百五十八篇，罗译本则为三百三十篇，区别在于对“低级趣味”、“无意义”等篇目的一存一弃，似略可见二人的学术胸怀一斑。
《欧里庇得斯悲剧集》那些常达原文数倍的惊人译注，及周氏名称译法、相关文字等，已为今版恢复。还应提到周氏极为珍重的《路吉阿诺斯对话集》，这本“疾虚妄”之书，周氏视为平生心愿，早岁即零星起手，晚年译成，是他完整完成的最后著译；他在两次遗嘱中都专门谈到，称译成此书则可放心而去，“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此译冀“识者当自知之”。但人民文学社一九九一年初版时，书名易为《卢安奇对话集》（那是解放后周译古希腊文学公开出版物中首次署本名“周作人”者，时周氏已黯然辞世二十四年）；而罗念生另将这原作者名字译作“琉善”。今止庵整理重刊时，梳理了周氏的意见，恢复他最后确定的译法。
所以，虽然“苦雨斋译丛”还有些琐细的遗憾，但在由书本构成的周作人古希腊之旅上，还应于周氏身后加上止庵的影子。
2004年*月10日整理毕
8、带回曙光散布出去的紫色花儿
才女田晓菲编译了古希腊伟大女诗人萨福的集子，最近由三联书店出版。书名《“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很有意思。萨福的名字加上双引号，大概表示展现的只是一个文学形像：我们并不能确知萨福其人、确证其诗，只能通过一些残纸碎片重塑想像中的萨福。副题，则对应正文的一辑西方历代与萨福有关的诗文，见出萨福对后世从未中断的影响。
此书编辑严谨细致，参考了西方学者意见，形成一批独立成篇、可以文艺评论视之的“译者注”，因而既是译诗集，也是中文萨福研究的最新成果。最有趣味的是，田晓菲搜集了周作人、朱湘、罗洛、水建馥等中译萨福诗，来对比分析，颇可使读者“购一得众”、追溯萨福在中文里的影子。我们虽未像欧美那样生成一个萨福的文学传统，但从周作人开始——田晓菲在《引言》里特别谈到周作人对萨福的介绍，说她当初“是因为看了周氏的（萨福诗）译文，深为其素朴优美感动，才发心翻译古希腊诗歌。”又说一直想找周氏编译的《希腊女诗人萨波》，但未如愿。此亦正是我的怅怅——历来仍不乏名家妙手，悄然接来萨福“一些甜美的歌/蜜的声音/轻风穿透了/湿于露水”。（田译）
萨福有一首著名的残篇，田晓菲开列了周作人的译文：“黄昏呀，你招回一切，光明的早晨所驱散的一切，/你招回绵羊，招回山羊，招回小孩到母亲的旁边。”水建馥的译文：“晚星带回了/曙光散布出去的一切，……”又有罗洛之译，加长而失真，此不引。（在田晓菲之前，罗洛出版过唯一的萨福诗集中译本。）田晓菲译作：“黄昏星/收敛起所有/被黎明驱散的……”她解释说，“收敛”是“驱散”或“散布”的更准确的对应，并描述了选择此词的妙意；我却总感到“收敛起绵羊”、“收敛起孩子”很是别扭。此诗我尚见有杨宪益译本，那两个关键词作“聚起”和“散置”；比较起来，还是更喜欢周、水两家所译，自然、晓畅。
另一阕关于山中一枝风信子的残诗，则要数田晓菲最能超越前人的卓绝。她比较伯因斯通的英译：花儿虽然被牧羊人的脚步践踏了，“依然紫红地开着。”水建馥也译为“却在地上开出紫花。”罗洛则译成那花儿“只剩下紫色的斑点/残留在地上”。朱湘也译为那花儿“受损受伤”、“在泥土里灭亡”。——前两者“积极”而后两者伤感。（我另见杨宪益译文，接近水建馥；飞白译文、刘连青译文，接近朱湘。）但田晓菲认为，对立的两派“都代表着翻译者自己的主观重构”，因为原文看不出有这样的倾向。且看她自己别开生面的译文：“正如山中一枝风信子，被牧人/脚步践踏，在地上，紫色的花……”
这真令我拍案激赏。无忧，无欢，自在，大气，就像那暮色中的晚星，正是古希腊的风流了。
2004年*月6日，春午
*、清澈纯净的流水和淡酒
赫西俄德是荷马之后古希腊最早的诗人、也是第一位个人作家（因为荷马的身份存疑，而且其史诗是采录民间歌谣编写的）。这位勤劳、朴素、生活安定的农民和牧人，留下的主要作品是《工作与时日》及《神谱》，商务印书馆曾合并出版（它们都只有二、三十页，加起来也是薄薄的）；译者张竹明介绍，前者是关于生产技术的指导和伦理道德的训诫，主旨为人类生活的幸福快乐；相对于荷马史诗的浪漫主义，乃是现实主义作品。（它开头就写道：“我将对你述说真实的事情。”）后者则叙述诸神和部落、名门望族的世系。
这两部长诗尤以《工作与时日》为佳。其历史价值是无庸置疑的，如远在伊索之前，它已出现“鹞子和夜莺”的故事，是现存古希腊最早的寓言。又如，该诗提出了从诸神和人类起源的黄金种族，到此后每况愈下的白银种族、青铜种族、英雄种族、黑铁种族的概念。
但我更爱的是其情味。一九九二年秋购后在书扉写道：“工作、时日、神；对世人的简朴劝导；古希腊诗人的小书，喜爱的是这些。一缕不必流行的古希腊光亮，可捉可摸。”
当中就算后人看来带有迷信色彩的、已失去实用意义的地方，也因作者的诚挚而优美：“你得眼睛看着美好的河水作过祷告，又在此清澈可爱的水中把手洗净之后，才能趟涉这条常流不息的潺潺的流水。”当时在一个安静的初冬午后读之，窗外有阳光和船在河上隆隆驶过，爽洁的心境，内敛而又开阔。
吉尔伯特#8226;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对其文学价值总体评价不高，但也说：“描写四季风物，十分讨人喜欢，使人读后感到分外愉快——这一题材对希腊人来说，一直起着鼓舞人心的作用”。最突出的是冬、夏两节，水建馥选译的《古希腊抒情诗选》就收录了。（不错，原作是叙事诗，但在浑然一体的远古，连简简单单实实在在的事物、属于教谕的诗歌，都是充满抒情味道的了。）
张竹明的译文是散文体，水建馥则用诗体译之（并指出《工作与时日》应译作《农事与农时》）。我特别喜欢讲六月的那节，两家所译各有千秋，且把它们揉合在一起看看：
“在菊芋开花时节，在令人困倦的夏季里，蝉坐在树上，从双翅间泻下嘹亮歌声。这时候，山羊最肥，葡萄酒最甜；妇女最放荡，男子最虚弱。……我但愿有一块岩石遮成的荫凉处，放上美酒，奶饼，……坐在荫凉中，开怀饮酒饱餐，面对清新的西风，用那源源不断的清泉水，先注三次水，第四次注酒。”
水建馥注释说：“古希腊人喜欢饮淡酒。清泉水原文意为‘未经（人畜）搅动过的泉水’，那是最澄澈纯净的。”
2004年*月6日，春夜
10、你们这队歌声甜蜜的少女
上两篇都提到水建馥选译的《古希腊抒情诗选》，那真是一本好书。早逝的苇岸对它作过可与古希腊诗比美的精彩评述：“这是远古传来的清晰而亲切的声音。朴素之源。表饰未生的原质。到达事物核心最短的路程。舒畅的思想。每个时代都饮用的空气。现代世界面貌的依据。人类灵魂的保存。”
我后来买到人民文学社出版的该书，便恭恭敬敬地将这段话抄录在书扉上。一九九三年初春一个晴静凉爽的午后翻读过，只有欢喜赞叹，至今还说不出更好的意思（那一短评，也是我“认识”苇岸之始）。现在且抄几个多由译者代取的诗题，或可略见其佳美：《春天的歌》、《世代如落叶》、《我们都是绿叶》、《俭朴生活》、《凭木石和技艺》、《在我看来那人有如天神》、《清流边》、《乡间的音乐》、《我亲爱的土地》……
至于借用作本文题目的，是其中阿尔克曼《翡翠》的第一行，我想它既是古希腊诗歌和水建馥此书的象征，还可以用来形容另一本诗集：古罗马奥维德的《女杰书简》（南星译，三联书店）。此书以作者发明的诗体书简形式，杜撰了古代传说中二十一位著名妇女写给丈夫、情人的信。当中唯一的真人是萨福，据田晓菲介绍，该诗简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萨福的亲笔，因为模仿萨福的口气太像了。这并不奇怪，施蛰存在为其好友戴望舒所译《爱的艺术》所撰序言中指出，奥维德是以为各阶层的女人写诗而成名的爱情诗高手呢。
《爱的艺术》是我们最易见到的古希腊古罗马诗人集子，光是从法文删净本译出的戴望舒译本，就由好几个出版社翻印过多次。我有的是仍用原译名《爱经》的花城版，在海外搜得此书的周良沛在“前记”中谈到，这部导致奥维德被流放、成为禁书的长诗，戴望舒用散文体来译，他认为是恰当的；同是诗人的艾青也说，虽译成散文却保留着原作的诗意。《女杰书简》则用诗体译出，译者南星是“世说新语”式的真正的诗人，张中行《负暄续话》中记之甚传神。他又是名符其实的隐士，冷落到近些年出版的成整的书，只有此本和《一知半解》（温源宁著）两部译作，皆为可以一书而存作、译两者的佳著。
奥维德另两部诗作《变形记》、《岁时记》我也很想搜觅。前者的“变形”主题，后者为诗体历书，逐日记载当天有关的神话、传说、历史事件、节庆风俗等，都是我感兴趣的。当然，还因为它们就像《女杰书简》的材料多有来自古希腊神话传说一样，保存了大量古希腊的精华（《变形记》更是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传说集锦组成的）。不过，《变形记》曾有杨周翰散文译本等，《岁时记》则别说单行本，连片段选译我都未见过，尚待有心者为之了。
2004年*月6日深夜
11、黄金与皇权下的诗人
公元前后，屋大维一统山河，称“奥古斯都”，罗马结束共和进入帝制，开始了伟大的“黄金时代”——是政治、经济的，也是文学、艺术的，屋大维注重文化策略，是西方史上最成功的文艺干预者和文士保护人，促使罗马文艺与社会百业一样走向繁荣鼎盛。黄金时代的诗人三杰，依年序排列是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三人与统治者的依附关系也由深至浅。
维吉尔的主要创作经历一如其墓志铭概括的：“我歌唱过放牧、农田和领袖。”他出生于农民家庭，以《牧歌》成名，当中已有些诗歌是献给屋大维的了。他深爱自小在其中成长的田园景色，继后写出《农事诗》，仿古希腊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的框架而影响更为巨大、久远（如一九八五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反传统著称的法国新小说派作家西蒙，其颠峰之作《农事诗》便与维吉尔相呼应）——不过，这部歌咏乡村生活的名作，杨周翰指出乃是配合屋大维振兴农业政策的遵命文学。而后的煌煌史诗《埃涅阿斯纪》，更是借神话为皇权服务，替帝国奠定意识形态基础。这种鲜明的创作目的和使命感，使其虽着意追步荷马史诗（按：三杰均注重对希腊文化的继承，也正与屋大维的尊古复古政策暗合），却呈现完全不同的内涵：自然变为人工，个体泯灭于国家。不知是否最后反思痛悔所致，维吉尔去世前遗嘱要求烧毁该史诗稿（但未果），他大概是历史上第一个临终欲焚稿的作家。
贺拉斯则有点轨迹相反。他曾当过屋大维敌对部队的军团指挥官，屋大维称帝后爱其才，邀请担任自己的秘书，他拒绝了。贺拉斯也写过歌功颂德之作，但大部分时间隐居乡下田庄，倒像是实践着维吉尔的“农事诗”——不过，那庄园到底是屋大维亲信送的。
至于奥维德，则在屋大维统治集团里站错了队，加上《爱经》威胁到屋大维推行的道德风化，终于被贬荒蛮边陲，虽在流放地写诗反省求恕而不获赦免，客死他乡。
这三个诗人的作品，上一篇谈奥维德时，介绍了周良沛对戴望舒用散文译《爱经》的支持；维吉尔《牧歌》有杨宪益诗体译本，但我此前也曾指出杨宪益用散文译荷马《奥德修纪》的“知”与“智”；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有杨周翰散文译本，其序言也特别谈到，他早年曾用诗体译过，但最终还是决定采用散文体（杨周翰又用散文译出贺拉斯《诗艺》、奥维德《变形记》）。——对此，身为诗人之子的飞白很不满意，他也明知“拉丁诗的音乐性（中文）实难模仿”，但“又不甘心把多彩的拉丁诗律译成散文”，“我认为是对不起作者和读者的”，所以他选译我国第一本《古罗马诗选》，知难而上，以诗译诗。——这跟“知”与“智”相反，却也同样是好的态度。可惜其中虽选译了维吉尔《农事诗》的一小节，我所感兴趣的此书却迄今未见到全译本。
2004年*月*日
12、分手的时刻到了
说过维吉尔等罗马诗人三杰对统治者的依附，其实早在希腊，更著名的哲学三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政治就已存在极深的关系。
对苏格拉底，我喜欢他的三句话：“我只知我一无所知”（认识到自己并不聪明才是神心目中最聪明的人，发现自己的智慧毫无价值才是人群中最智慧者）；“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使哲学从外界的自然学说变为探索内心的人学）；“动身的（或译“分手的”）时刻到了，我去死，你们去生，何者为佳，惟有神知道。”
最后一句是临终留言。苏格拉底与当局、与民众对政治、伦理的认识不合，以“智者”专制统治的理念去对抗民主自治，被判处死刑。审判过程中，他拒绝援引言论自由的原则求脱，也放弃了流亡或付罚金等认罪方式，等于悍然主动求死以践己道。
这一死对当时和后世的政治、法律、思想产生极大影响。人类引以为傲的雅典民主共和制，五百名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公民组成的法庭，竟以言治罪，处死一个思想家，这一巨大悖论，历来引发不少反思、研究和争论。
较有代表性的两种对立观点，一是捷克作家托曼夫妇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所著的小说体《苏格拉底传》（中译本名为《探索幸福的人》），从阶级斗争和阴谋论出发，把苏格拉底描绘成伯里克利民主制的捍卫者，而处死他的官方则是披着民主外衣的寡头派，利用民主制度去扼杀异己。二是其时冷战另一方的美国，左派但同时是自由主义者的老报人斯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著《苏格拉底的审判》，肯定苏格拉底是反民主的，由此探索雅典民主政体之不足。——前者有以论削史的味道，后者的基点应为事实，但正因如此，使深爱古希腊思想言论自由的斯东痛心不已。（两书都有三联版，后者为董乐山译。）
上海三联书店曾将柏拉图记述苏格拉底之死的四篇对话合辑为《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出版，译者余灵灵等的看法接近前一种论调（另对民众站在政府一边，解释为他们不理解苏格拉底批评民主制其实是为民主制好，为维护民主而错杀了同道中人）。但这《译者的话》里面有一句说得是很好的：“对于苏格拉底这种义无返顾、为理想而献身的壮举，我们后人只能怀钦佩之情，而无非议之理。”
2004年*月14日
1*、一切学问都不过是回忆
苏格拉底的徒子柏拉图、徒孙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切入要更直接一些。
柏拉图青年时代就已十分热中政治，后因为心伤于恩师苏格拉底之死，失去从政的兴趣，转而讲学著书，作理论推动。以与苏格拉底对话为主体的《理想国》，其实是一部治国计划纲要，推广他的哲学应学以致用、哲学家与政治家应为一体之理想。他虽然不像其中一个师兄弟那样当上独裁专政领导人，但晚年也曾短暂出山，做过一个小霸主的老师。
说到为“王者师”，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就显赫得多：他是后来东征西讨功业辉煌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也不像乃师柏拉图那样抽象演绎地建立玄想的政治哲学体系；他务实，注重具体观察、分析，曾与学生穷十年时间，对一百五十多个希腊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成果今留有残篇《雅典政制》，对后世欧美政治思想的影响比其师更大。
这希腊三杰的师生关系也很有意味。苏格拉底像另几个人类初始之哲圣基督、释迦牟尼、孔子一样，长于言语，不立文字，靠身边学子记录学说，现在留存下来的是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著作。与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的世俗化、市井化相反，柏拉图为后人创造了苏格拉底伟大的哲人形象。这固然因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身份（一是军人一是思想家）、趣味和理解层次相异，故记述了老师的不同方面；但也反映出两人尊崇程度之别。
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感情极深，推崇备至，“终其身魂梦以之”，视传续师说为己任。他有一句名言：“一切研究，一切学习都不过是回忆”。这是其灵魂轮回学说的一个命题，但思想基础部分来自苏格拉底的此语，却也不妨在学术之外视为柏拉图怀念其师的印证。
亚里士多德年轻时与老师柏拉图的关系也很好，论学切磋至密，其“美德是一种中庸”，追求适中、合度的人生哲学等著名观点，即源出于柏拉图。但后来产生了原则性的学术分歧，概括地说，柏拉图“唯心”，亚里士多德“唯物”；柏拉图为学重综合（《理想国》曾设想有一门学术来贯通各门学术），亚里士多德重分科（他被称为“最博学的人”，应是就其开创性地将社会科学分了科类而言）。另外，两人对师祖苏格拉底的理解、亲密度也有差距。
在此背景下，亚里士多德说出了他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2004年*月14日
14、风流的闪电照亮了光荣
古希腊的女性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例如，她们虽被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却在宗教领域有较大权力；而宗教观念淡漠的古代中国，则未能为妇女提供这一进入社会的途径（详见女学者裔昭印近著《古希腊的妇女》，商务印书馆版）。
宗教不发达，艺妓行业便是古代中国女子走进社会文化和公共生活的一道侧门；但在这方面，仍然要拜于古希腊下风。在雅典，卖淫是以征税而公开的行业（建立民主政制的梭伦据说还设立过国家妓院），高等妓女均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艺术才能，与名流交接蔚然成风。《古希腊风化史》引述说：“当时大多数希腊人对此都充满了敬意”，“名妓几乎对每一位更为显赫之人的生活都施加过影响”。
有此基础，“被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也就不可一概而论，最著名的是阿斯帕莎对雅典城邦首领伯里克利的影响。这位才色双绝、聪明智慧的名妓，家里是学术沙龙，苏格拉底、欧里庇得斯等都是座上客，前者还声称他的雄辩术是从阿斯帕莎处学来的。伯里克利更是一见倾心，为跟她结合而与妻子仳离；虽然离婚是雅典人的常事，但此举还是引起国人不满，对阿斯帕莎颇多攻击，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就和许多人一样，将伯里克利对萨摩斯开战跟她联系起来。——阿里斯托芬另写过一部《吕西斯特拉忒》，讲交战双方的妻子们团结一致，拒绝与丈夫做爱，从而迫使战争平息，堪称西方上世纪六十年代反社会青年“要性不要战”的老祖宗；但红颜在此可止战祸，在彼则启兵争，莫非因“妻”、“妓”之别耶？
阿斯帕莎与伯里克利的故事，当代美国小说家泰勒#8226;考德威尔著有纪实小说《光荣与闪电》述之（漓江出版社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出过李自修中译本，易名为《名妓传奇》）。不过，从小倾慕古希腊的作者之着眼点，要比阿里斯托芬（以及改书名的国人）严肃和沉重，她是有感于世界专制的阴影，而借以张扬民主、言论自由、限制政府这一份“属于希腊的光荣”。——伯里克利治下是古希腊的“黄金时代”、“内部极盛时期”（马克思语），国力强大，经济、文艺、城市建设繁荣（其时国家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文化事业），但最为人称道的，还是由这位杰出政治家发扬光大的民主政制。身为元首而风流纳妓，正得益于其时的开明社会，并与之交相辉映。当然，这也只能是仅属于远古的一道闪电罢了。
2004年*月1*夜
1*、女王就该死得从容
若论古希腊、古罗马对历史影响最大的女性，莫过于“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她先后与罗马两大巨人恺撒、安东尼相恋婚育，通过爱情而保全她的托勒密王朝。最后安东尼与克丽奥佩特拉被屋大维打败，先后自尽，埃及终于归入罗马的行省，希腊化时代亦至此终结。
克丽奥佩特拉的影响不仅在于历史进程（以一人之周旋，把王朝推迟了十八年才覆灭，使埃及成为地中海最后被吞并的独立王国），还在于以传奇的一生，作成了后世无数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如莎士比亚曾写过《安东尼与克丽奥佩特拉》一剧，英国桂冠诗人德莱顿则据之改写成《一切为了爱情》；后者有漓江版（易名《埃及艳后》），译者许渊冲专门从文学角度比较了两剧的优劣，其中关于克丽奥佩特拉让毒蛇咬死自己后、那个陪同自尽而尚未断气的侍女查米恩留下的话，莎剧是一段长长的念白：“再会吧，死神，你可以夸耀了，一个绝世的佳人已经为你所占有……”德剧则是旁人问：“怎么样？”查米恩答：“很好，她不愧为一个女王，他们这族最后一个女王，我要跟她去了。”许渊冲认为，后者符合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的记载（按：莎剧取材于本书，而德莱顿曾领衔重译该著名传记）；而且，“言简情深，反而胜过莎剧中的雕琢之辞。”
手头还有一本法国克洛德#8226;费瓦尔著、兼重史料和文学的《埃及艳后》（百花文艺版），查米恩那段话是：“绝美的壮举，不愧为伟大帝王的后裔。”
李文俊写过一篇极佳的《克娄巴特拉传奇》，考订详尽、富于情味、文笔动人；我因此文不但记住了克丽奥佩特拉，更记住了李文俊。不过，他转述那个最后场面：屋大维部下问：“干得好吗，查米恩？”她回答道：“是的，干得很好。”——却未免过于简陋了。
最精彩的要数一九六三年的好莱坞名片《埃及艳后》（伊利莎白#8226;泰勒主演），我早年看过，对其中的台词印象很深，如安东尼谈恺撒、克丽奥佩特拉疲倦地说“漫长的夜晚来临了，只能活在记忆中”、自尽时说“生命只是一场梦，别人的梦……现在属于我自己的梦要开始了……”等等。它们大多不见于、或有别于同题材的其他作品，结局的话同样别树一格：罗马人问：“女王死得从容么？”查米恩凄绝得不动声色地说：“绝对从容，就像许多著名君王死时一样。”这段话剧终时又作为旁白出现一次，确是得意之笔。那样一个奇女子，死也死得不同凡响，而只有“从容”一词，言简格高，最是贴切她。
2004年*月1*夜
16、君主就该死得自重
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在公元一世纪中叶先后生于罗马帝国盛世，皆博览群书，著作宏富，而分别以《希腊罗马名人传》、《罗马十二帝王传》流芳后世。他们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热衷于正史不传的奇闻逸事、隽语名言，时有离题纵谈；但正因长于搜罗掌故资料，两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文献（后者尤有中国古代稗史笔记之趣）。又因为重点在于“人”而非“史”，这两部巨著乃均以简洁生动的文风，描画出古希腊古罗马一大批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为我所喜。
《希腊罗马名人传》（我觉得译为“伟人传”更合适。我买到的是一九九五年二印本的上册，等了近十年始终未见中、下册出版，不知商务印书馆是否忘记了），原名《希腊罗马人物平行列传》，普鲁塔克作为已属罗马所辖的希腊人，写作目的是要证明希腊不但有罗马所难比拟的思想家、哲学家、诗人、科学家，而且与罗马一样拥有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演说家，故将相近的这类希腊、罗马名人配对记述。仿此体例，且在《希腊罗马名人传》和《罗马十二帝王传》中各摘取一个希腊、罗马君主之死的描述。
普鲁塔克写伯里克利弥留时，友人围坐在其侧，以为他失去知觉，便谈论起其品德才干、历数其战功；但其实伯里克利听到了，开口说，他们居然赞扬这些事情令他纳闷，“因为这些功绩都是凭运气而得到的”。
此书主编黄宏煦在译本序介绍，普鲁塔克倾向于开明的君主制而反感、怀疑民主制，故传中对民主制领袖伯里克利的文治武功估价不足。由此观之，加上普鲁塔克在后面合论里又有伯里克利“全仗着国运亨通，民气昂扬”才成就功业之语，可见他记述那“凭运气而得到”的遗言，当不无春秋笔法。但，我却由此愈加仰慕伯里克利了，临终仍如此谦逊、理智，自知自持，既是对上天保持敬畏，也是一种恢宏雍华的气度。
苏维托尼乌斯写恺撒被刺杀的情景：一开始自然是反抗，但“当他发现，四面八方都受到匕首的攻击时”，自知不济，恺撒最后的举动居然是在迅猛的刀光血影中把衣袍整理好，以便“倒下去时体面些。”“就这样他被刺二十三处，没有说出一句话”。
这段描写则读得人血脉沸腾，对恺撒的高贵也油然生出敬意！
2004年*月16夜
1*、君负文艺，文艺负君
公元一、二世纪，罗马极度繁荣强大，是“整个古典文化没落前最后的高峰。”那时候的皇帝多具文化才干，但当中的尼禄，却因其残暴和对文艺的痴恋，成为著名的“半罪犯半小丑”。有部电影《暴君焚城录》，描绘罗马城大火是尼禄放的，为的是追求灵感来创作诗歌，及以重建罗马来发挥其设计天才。一大臣对此不满而自杀，把平时不敢表露的挖苦和愤怒写在致尼禄的遗书里，令人笑倒：我可以原谅你的一切暴行，唯一不能容忍你的二流诗作和歌唱；尽情发挥你焚城、杀人的天赋吧，但请你不要玷污艺术；我很高兴将走向天堂，因为从此可以不再听你的诗和歌了。——这电影代表的，便是对尼禄的通俗看法。尼禄纵火固是不足凭的野史传说，其他种种残暴则难以抵赖；但其艺术能力是否应予嘲笑，还是可商讨的。
韦戈尔的《罗马皇帝尼禄》（辽宁教育版），在分析古人记载的基础上，详细描述了作为艺术家的尼禄。除了写诗、雕刻等，尼禄最热诚的是当时上流社会所轻蔑的唱歌。他专心致志，勤奋苦练；他拒绝利用皇帝特权，而像普通歌手一样，按照规则，谦逊地、甚至战战兢兢地参加比赛，为得奖而激动万分；在他心目中，音乐王国比统治的帝国要伟大和重要得多，他也惟有对歌唱等艺术极为严肃认真、付出最大的精力，因为他要通过音乐来表达内心（有些歌是他自己的作品）；生命最后两年，他几乎每天都对热情的听众唱歌，除了靠卫士的强迫和专门成立的数千人“喝彩团”的造势，他事实上也受到极大的真心欢迎。韦戈尔得出的结论是：“他就其气质而论是一位艺术家”，也“确实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最后众叛亲离，尼禄自杀前还摆出演剧身段、背台词般地叹息：“世界失去了怎样的一位艺术家啊！”
译者王以铸在书后的“说明和补充”中，更提出两个“悲剧”说。一是把尼禄的被指为暴君，说成“是有意识地被训练成皇帝的继承人并且被强制安放到皇帝宝座之上的一位艺术家（歌唱家）的悲剧。”（这让我想起了宋徽宗。）二是尼禄参加歌唱比赛，本是真心实意想以实力来和别的歌手比高下，但对手和裁判都不能不让他一马，这样，尼禄和后人都无法知道其真正水平了，“这不能不说是专制皇帝的悲剧！”
皇帝的身份，是使人抬高了对其艺术水平的评估，还是影响了其艺术才华的发挥？是皇帝玷污了文艺，还是文艺损害了皇帝？这都是有趣的问题。
2004年*月18日上午
18、宁静而恍惚的帝王心灵
尼禄之后，二世纪另两位罗马文化皇帝的声誉则是直上云天，文治武功，均为后人传诵。
哈德良被称为最有文化教养和文化建树的罗马皇帝，他在前任留下的最为广阔的疆土上，致力缔造了最为辉煌的文化，促成“希腊复兴”。他的统治是罗马第二次黄金时代，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称其前后的“五贤帝”时期是人类史上生活得最幸福的年代。
但哈德良虽说多才多艺、舞文弄墨，除了由他主持、命令的大量辉煌建筑外，却没有什么著作留下来。上世纪，法兰西学士院第一个女院士尤瑟娜尔仿其口吻，写了一部《哈德良回忆录》，算是弥补了此遗憾。该书曾有花城版刘扳盛译本，易题为《一个罗马皇帝的临终遗言》，这也没错，因为书中的哈德良，既是在垂暮中回顾生命，也是对继承人述说交代；而这遗言并非政治口风的训示，只是沉静的“谈往”，凝重、恭谨，明于命运和责任。
假托的《哈德良回忆录》是写给下一任皇帝马可#8226;奥勒留看、与他倾谈的，而马可#8226;奥勒留本人则确确实实著有一册《沉思录》，是写给自己看、与自己的对话。
以皇帝之尊而成苦修的哲学家，实现柏拉图“哲学家王”的理想，马可#8226;奥勒留是唯一的一个。但他所处的年代，已近罗马风光时期的尾声。盛代转折，危机初现，内忧外患中隐约的“来日大难”，已为敏感的皇帝触摸到（史家评述，在他死后，“历史便由黄金的王国陷入铁和锈的王国”），因此这册在军营鞍马间写成的语录体德行自省札记，便有人生如朝露流水、记忆者与被记忆者皆朝生暮死等感叹。但却不是恐惧，他深受从古希腊流传下来的斯多亚派哲学影响，恬淡达观，追求“大隐于心”，强调遵循自然、按照本性生活，尽自己的本分、完成自己的义务，而不去操心不可能的事物，安然接受不在自己力量范围之内的事情。缘是，《沉思录》遂有“甜美、忧郁与高贵”结合在一起的风致。四百八十七则短语片思，与《哈德良回忆录》的第一章题目一样，都是记述“宁静而恍惚的心灵”，也都具有内敛的特质；而这份属于帝王的内敛，却又正是阔大的胸襟。
我手头这本薄薄的小书（中国社会科学版），自欢喜购得至今已整整十年，一直还未全文细读。不急，就这样静静供奉于架上也是好的，身为哲学家的译者何怀宏在前言中说：这是“一本经久的书，买来不一定马上读，但一定会有需要读它的时候。”
2004年*月18日下午
1*、留给妻子一卷农书
古罗马留存的第一部农书，是公元前二世纪M.P.加图的《农业志》。作者出身于农家而后从政，是保守派的政治家，极端虚伪的卫道士，战绩赫赫的大将，拉丁文学发展中起奠基作用的演说家、文学家，罗马第一位历史学家，亲身从事农业管理的农学家……（从前的人就有这等无所不能的气派格局！）这部《农业志》虽只有一百六十二则，内容却包括从经济思想到农事指南、从庄园建设到生产技术、从经营核算到生活杂务等等。其杂乱无章的原因，我愿取译者之一王阁森的解释：它并非严谨的论著，只是一部农场主记入他所关心的一切的随笔札记，反映了早期农书的朴素。翻翻这些短短的篇章，特别是其中四季的农事安排、橄榄等作物的种植（王阁森称此书几乎是完整的橄榄园艺大全），是颇有情味的。
到公元前一世纪M.T.瓦罗的《论农业》，写作就科学、规范多了，英译者说，这是因为像加图那样把“互不联系的零散事实随便凑到一起而还希望找到读者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瓦罗论事功比不上加图，但也同样是远古特有的通才：他极为渊博而勤奋，著述涉及面甚广，“在科学和文学的许多领域，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数百年间，他都是最高权威”，当时“所有学者众口一词誉之为人类中最有学识的人”。他至少写过四百九十卷书，而跟加图一样，完整保存下来的是一部篇幅不大的农书。中译者王家绶说，《论农业》的主要价值在于文献史料；英译者劳埃德#8226;斯托尔—贝斯特则特别指出它“随处有真正的诗，至少含有诗意”。这也正是我之所取。
但更可感的是，此乃作者八十岁时留给妻子的礼物。“我亲爱的丰达妮娅……”引言开头他如此说，为了帮助妻子管理庄园，他在“打好行装，随时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之际，提炼整理大量资料形成此书（瓦罗不像加图那样于农艺是本色行当，他更多地从阅读、观察得来知识，是饱学之士的才具），以便“在我死后，也仍能对你有用处……”
这份情意，是更大的诗意。学者文人，能在辞别世间前给亲人写一本指点其劳作、实实在在地帮助其解决生计的书，可称为灾梨祸枣生涯里最有意义的著述，知识和写作价值的最美体现，流传人间的最佳纪念了。
2004年*月26夜
20、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
在对古罗马兴替盛衰的研究中，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以其眼界宽阔、功力精深、资料广博、文笔典丽而成为顶峰之作。这部巨著的主要观点，是罗马亡于蛮族与基督教。作者“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所传播的自然神论的观点，从而掌握了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基督教传统教义、信条进行批判的武器。”（商务印书馆《中译本序言》）
被吉本所贬抑的古代基督教，可参看古罗马教父奥古斯丁合自传和对天主的歌颂为一体的《忏悔录》等。至于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承接，启蒙思想先驱孟德斯鸠写过一本《罗马盛衰原因论》，博览群书的吉本是肯定读过的。不过两人的看法和侧重点不一样，孟德斯鸠认为罗马之盛是因为共和制度和开明法律等，衰则是君主独裁等造成；他以古讽今，将历史写成政论，通过此书第一次概述了自己的社会理论，来反对当时的专制暴政。
沿着此类思路，启蒙运动影响所及，第一个伟大成果是法国大革命。在这一事件上，到底是由英国式自由文明浸淫出来的吉本，与法国思想家们分道扬镳了。对此，很多人感到可惜和不解，如《吉本自传》的中译者戴子钦说，吉本在评价历史时首先强调独立和自由，但在现实中却保守、落后、反动，最突出就是对法国大革命强烈反感，反对民主。鲲西《罗马古寺旁的沉思》也说，从吉本“对柏克《法国革命感想录》热烈的称许已可看出他对法国革命所怀的恐惧了。很难想象一个对千年以前罗马帝国兴亡的命运如此热烈关切的人，会对发生在自己时代的事缺乏历史的清醒认识。” 指这是吉本的“狭隘或局限”。
今天我们已能从不同角度重新看待法国大革命和柏克等，对吉本是否明于史而昧于时，也就另有所思量。以我粗浅的了解，很喜欢吉本的平和、通达、理性、睿智。这样一个看透了历史更替、帝国兴衰的人，会对现实不清醒？的确“很难想象”。也许正是他太清醒了。
对吉本此书的神往，源于少年时读到卞之琳的杰作《距离的组织》：“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诗人的灵感来自当时报上一则消息：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新星，“估计约距地球一千五百光年，故其爆发而致突然灿烂，当远在罗马帝国倾覆之时，直至今日，其光始传至地球”。在历史传来的星光中，人们接收了不同的讯息和理解；但评说纷纭都是后人的事了，像古罗马那样的灿烂，已不可能再爆发。星沉海底，惟有遥瞻。
2004年*月2*日午
21、上帝与地球的风流结晶
寻找，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母题之一，古代神话里已尽多这类故事。现存古希腊小说中最早的一部，希腊尾声时代的卡里同所著《凯勒阿斯与卡利罗亚》，中译本就因其内容而易名《寻妻记》。公元一世纪的这本小说，已有齐了后世诸多爱情文艺的要素：一对爱人，中旁人奸计，嫉妒、误解，伤害、假死，流离、卖身，历尽千辛万苦，经过重重波折，两厢坚贞守望，中间穿插战争，最后丈夫寻回妻子大团圆结局。
后人对古希腊也有种种寻找，最动人、最传奇的是十九世纪的现代考古之父施利曼。他自童年起就一反当时的普遍看法，坚信荷马史诗不是神话传说，立志要证明特洛伊战争是真实的；在怀疑、蔑视中，经过数十年知识的准备、财富的积累，始走进荒野，天可怜见，两度一击即中，先后挖掘出特洛伊城和迈锡尼王城，证实了、也改写了历史。其故事有欧文#8226;斯通《希腊宝藏》、C#8226;W#8226;西拉姆《神祇#8226;坟墓#8226;学者：欧洲考古人的故事》等记之。
实物之外，对希腊精神的寻找也经久不衰。我想，古希腊文明的精髓，还不在于文艺、学术等，更重要的是一曰人性，二曰制度，而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基托以“地道英国散文风格”写成的《希腊人》，称赏古希腊人“找到了最佳的生活方式”，其论述最可注意的便是追求独立于神性之外的自由人性，和接近无为之治的城邦政体。法国人让—皮埃尔#8226;韦尔南著《希腊思想的起源》，更突出强调古希腊思想理性是“政治的理性”，而“希腊理性都是城邦的女儿。”——记得近十年前偶然与李公明先生有一面之缘，他对这本小书拍腿盛赞，说过往的希腊思想史均指希腊精神源于神话，此书独辟蹊径，指源于城邦云云。
想起顾准在黑暗岁月的艰难孤独中，作深刻反思，成果之一便是《希腊城邦制度》，探究城邦对希腊的多元化文明、民主政治的作用，以作东西之对比。看来，中外不同环境下的这一精神寻找，都已得出一致结论。只是能否鉴古知今甚至古为今用，就另当别论了。
《希腊宝藏》有一章的题目是：“希腊是上帝和地球的风流韵事的结晶”。金风玉露一相逢，古希腊人寻着了人类最好的生活方式，人性寻着了制度，文艺学术寻着了恰当时空……而这风流韵事，跟所有最华彩的风流韵事一样，都可一不可再了！
2004年*月2*日午
22、向左边的希腊挥一挥手
这是古希腊、古罗马书话系列的最后一篇了，略谈一下美术方面。
架上有两种古希腊罗马的大型画册，一是日本原版、台湾编译的《罗浮宫美术馆全集》第二集《地中海世界的光辉（古希腊/罗马）》，图片众多，印刷精美，又舍得篇幅，如大理石雕像“沉睡中的赫马芙萝狄特”，占了两大页，令人如当面对之，惊叹迷醉；文字说明也周全得当，随讲解者好好领略“维纳斯的微笑”与“皇帝的光芒”。
另一是江苏美术出版社的《古希腊陶瓶画》，也是煌煌集于一册，只可惜所收一百八十幅均为黑白印刷。
陶瓶画之美，使今人随便拿来都是极好的装饰，不少古希腊书籍皆借用作封面图案，也是得体的。不过有创造性的设计者不肯这么省事，如德国斯威布著、楚图南译的《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人民文学社上世纪九十年代重印的修订本，张守义取古希腊图形而另行精心设计，那红、黑、白三色装帧，壮丽大气，就与古希腊神采相合而言，我觉得要胜过以绘史诗插图闻名的英国斐拉克曼为该书作的九十六幅线描插图，是架上相关书籍中的最佳装帧。
这个春天，得此机缘，终于可就自己简陋的藏书说一说光荣的希腊、伟大的罗马，了了一个长久的心愿；而且通过写作，得以重温和新读，等于作了一番古希腊罗马的纸上畅游，是欣然的。临别之际，想起大学露水生涯的最后一个春季，曾写过一首神游古希腊的小诗，翻出来，居然恰巧是现在写这篇结束语的整整十四年前同一天下午所作。这真是上天给我这个系列的纪念了。又正好这首《浪子No.1》当时表达的是告别心爱校园的心情，遂不怕见笑附于此，作为一个吉印通的好收梢——
我曾是这个港口最后一名浪子/爱欣赏雨伞下的爱情景色
子夜 啊幽蓝的子夜的码头/是属于我的；爱琴海/是属于爱琴的伊人的/向左边的希腊挥一挥手/我一步踏进了海洋/阳光啊 阳光便那么阳光地诞生了
在正午的花园里伊人正呷着鸡尾酒/微笑着/等候我与贝壳们的艳遇……
2004年*月28日雨雾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