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判南天”古石刻新考

　　蒙三亚学院《天涯吉印通》编辑先生青睐，拟刊拙稿《“海判南天”古迹新说》。我谢称原文先后三篇，尚有不尽不实，须一体整理校核始敢奉上。此篇便是修订版。

　　▲题图：“天涯海角”景区航拍，观天石在右下角。

　　在华夏连片陆地极南，面临茫茫大海之处，谨以此石，验证对南国天象的观测判别——本文对“海判南天”的字面释义。

　　历时十年、半秘密状态的康熙大地测绘活动，在全国641个观测点所埋石刻，无一见诸报道。三亚该石刻不属观测点，却是该活动存留至今毫发无损的大型地标，珍稀性独一无二。

　　██1 开辟荆榛，正误兼存██

　　作为康熙间中法科技合作的瞩目遗存——三亚天涯海角景区“海判南天”巨石，持续受到关注。在琼南现存古石刻中，它是年代较早，文化分量最重，官方背景又最为高大上的一个。由于当年工程的半秘密身份，后人解读更为困难，堪称一波三折，但其意义重大，非常值得深入探讨。

　　该石谜团不少。如“海判南天”四字是什么意思？何人所题，因何没有上下款？经过人工切割的巨石到底有何用途，是观天还是测地？等等。

　　深藏的历史之谜，进入21世纪得到相当程度破解。供职于该景区的宋爱军先生，在海南史料尚未系统整理刊行的艰难情况下持续多年奔走研究，挖掘大量清宫档案，将这个重要文化遗存的基本脉络勾勒出来，于200*-200*年间形成学说并前后两篇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

　　宋说问世之初，引起当地传统观点的质疑，网络热帖存留了这些激烈争议，从中不难感受宋先生所下功夫之深，应对之坦诚务实。到2012年春，随着国家级研究机构主办的研讨会在三亚举办，争议渐隐，宋说越来越被世人接受。

　　本文认为宋爱军先生的主要功绩，是在翻阅康熙测绘工程的中法合作背景和技术手段史料的基础上，指明了三件大事：一、“钦差苗曹汤”的身份和任务；二、该石刻是“康熙测绘《皇舆全览图》留下的标志性遗址”；三，指出并实地验证了两座石刻切面角度的两个天文学含义。这三条，一条比一条分量更重，堪称开辟荆榛，是经得起辩难的学术成果。由此，使这个长期扑朔迷离的古迹一跃而登上国家级层面。

　　不过时至今日，随着历史研究的推进，宋说不少内容需要重新审视了。本着与宋先生同样的坦诚务实，在下不揣浅陋，对宋说乃至某些相关史料重行分析，并提出若干颠覆性新说，以就教于方家。

　　宋说之误，主要在对石刻身份的判定上。如认石刻是“海南七个测绘点之一”、“埋置石点，以为标志”、“测绘水吉印通”、为了“宣示主权”、是标示陆地子午线的“午”点，过度夸大马岭在古地理及古舆图中的独特地位，等等。

　　坦率地说，这些误说都不是枝节，而是根本性的。究其原因，小部分由于史料未够精准，如乾隆《崖州志》相关信息就存在录入错误；大部分则属有意无意地推崇本景区历史文化价值，客观上反使该古迹的真实性和珍稀性受损。宋说的学术成果集中在200*年所发文上，200*年发的新内容尽管引经据典，海阔天空越说越玄，但基本是主观臆测，对该古迹考据并无意义。

　　瑕不掩瑜，对一种学说的评价不在其能否完美，而在其揭示了多少前人未知的客观事实或规律，以及揭示内容有多大分量。后人无需苛求，不完美处可以接力探索。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大潮下，鱼龙混杂、拔高粉饰是常态，坚持信史探寻的初心从来就不容易。

　　本文新说要点：论证马岭海边，正是华夏千古驿道网的最南段，该石刻既非七个测绘点之一，亦非埋石标志；由于其位于驿道极南、海陆相接、又有根基稳固的天然巨石，钦差测绘团队敏感地抓住“三要素并存”的独特条件，创设了这个特异观天石。正因其不属全国641个观测点而在编制之外，可遇不可求，其珍稀性属于最高级别的“独一无二”。

　　这有点像以“日心说”颠覆“地心说”。我们地球只是绕日普通行星，没有万丈光芒，只因恰巧具备某种理化条件才产生万紫千红生命之花。新说剥去地球的虚幻光环，回归本真，反而证实银河系可以有亿万个太阳，而要找另一个地球却难于登天。

　　▲“海判南天”古摩崖石刻现状（“天涯海角”景区图片）

　　██2 何时入粤，时点确切██

　　追根溯源，仍然要从康熙史无前例的浩大测绘工程谈起。其中不少内容宋说已揭示，唯本文角度不同，核心是论证那年冬月钦差团队“不在海南”。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孝聪，为研究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过程，翻阅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诸多原始记载，于2012年秋发文于台北《故宫学术季刊》，题为《记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及其版本》，并于201*年1月收入其主编的《中国古代舆图调查与研究》一书。

　　借助该文，广东舆图测绘由谁负责，何时开始、何时完成，脉络相当清楚。先看《江西巡抚佟国勷为赉送江西舆图折》：

　　“……奴才于康熙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接准兵部咨，开奉旨：‘江西、广东、广西省，着李秉忠，西洋人麦大成、汤尚贤去。’又奉旨：‘郎中绰尔代，五官正苗受，着派往江西、广东、广西省。’”

　　奏折中“五官正”苗受是钦天监时宪科主官，掌管编制历书和绘图事务，“郎中”绰尔代是理藩院官员，加上洋人测绘专家汤尚贤，三个人就是乾隆、光绪两版《崖州志》所记载的“钦差苗曹汤”。

　　佟国勷该折紧接着奏道：

　　“……再下旨：‘与绘图去的人等如画完一省，就交该抚派的当家人好生送来，并准工部咨同前由各等因移咨，钦此。’今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准钦差移开江西统省舆图，现今告成，因并赍送舆图前来。奴才钦遵谕旨派的当家人王联于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自省起程，敬谨赍送来京，进呈御览……”

　　这就是说，钦差班子绘画好后无需直送京师，只需交给所在省的巡抚，由巡抚派最亲信的家奴、家人以快马送去。完全是特事特办的格式。

　　测绘团队于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入江西境测绘，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画完，次日立即着人快马送往北京。又《天下舆图总折》载，康熙五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内务府造办处收到这份“有度数的江西省舆图”，速度算是很快的了。

　　“有度数”特指图上标示经纬度。此前，一些较详地图也有“计里方格”，但与经纬度方格不同。康熙《皇舆全览图》是我国第一个标示经纬度的地图，非同小可。

　　佟国勷下一个奏折报告说“迄十二月内画完（江西），随往广东省去”；广东幅员比江西大，测绘在次年十月初五完成，同日快马送京，非常紧凑，事见广东巡抚满丕奏折：

　　“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初五日，理藩院郎中绰尔代等已将广东省全图绘完，交给奴才。本日立即遣奴才之家人南景赉奉，谨奏……广东巡抚奴才满丕。”

　　又《天下舆图总折》史料：

　　“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旨交来有度数的广东全省图一张。汤尚贤、麦大成、李秉忠、绰尔代、苗受测绘。”

　　▲《中国古代舆图调查与研究》书照

　　██* 当时钦差，必在广西██

　　“康熙五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热河带来有度数的广西全省图一张。汤尚贤、麦大成、李秉忠、绰尔代、苗受测绘。”

　　算时间，大内造办处收到广西舆图略为滞后，因为那一年皇帝又到热河避暑狩猎。清代这是团结蒙古诸王公维稳北方的重要国事活动。广西舆图因为先送热河行在，随驾返京才交造办处而显滞后，并非测绘进度拖延。

　　康熙帝对测绘进度非常关心，要求既严格过细，又紧凑高效。收到江西舆图后，康熙对佟国勷第三次下旨：“画图人员行事如何，具实奏来。”他不仅看图，还要了解测绘团队的行走路线，工作状况。于是佟又补折报告：

　　“钦差绰尔代等，于上年六月初九日，入江西境，由九江府属画起，后到省城。奴才等曾请过酒席，送过吃食。画完南、新两县图式，即往饶州、广信等府属绘画去。迄十二月内画完，随往广东省去。奴才知各府县内，俱送过酒席、吃食，地方并无骚扰。在钦差画图人员，狠遵主子王法，行事甚是安静……”

　　李教授曾解读：团队从江西北部九江开始测绘，然后向南，“南”是南昌县，“新”是新建县，都是省城南昌府下属县。再测绘江西东边的饶州府和广信府，转向南画吉安府、临江府，然后画赣州，最后绘到大庾岭，跨岭进广东。

　　康熙对测绘作业这种过问关注，很可能贯穿始终，而团队的行动线路力求合理紧凑、地方大员对团队既充分照应又互不介入的工作关系，也贯穿始终。

　　由于更多满文史料尚未整理影印，有意思的细节很可能还会陆续被发现。

　　从史料可知，分别由洋人传教士作主要技术力量的三个测绘团队，数年间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风尘仆仆地将全国各省及口外大片领土陆续绘齐，其中一位名叫“山遥瞻”的传教士甚至不幸病死在云南孟定。每送到一图康熙都会拨冗细察，有时还提出细节质疑，随即令京师绘图班子及时编绘，汇入总图。

　　虽然目前史料未能披露测绘团队进入广西的具体时点，但无论如何，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初五日将广东省图完成之后，他们顶多在省城休整两三天，就定必启程，前往广西继续工作。

　　▲《皇舆全览图》分省版本中的海南，红方棱系“七个观测点”位置，绿圆点系下马岭位置。

　　██4 全国测绘，半属机密██

　　尽管康熙《皇舆全览图》水平空前之高，但可以肯定在海南看不到。成图印发仅仅十年之后，雍正八年（1**0年）编撰《广东通志》，本是引用该图成果的大好时机，但各府舆图依然粗陋，全无经纬线。可见，即使广东省也未能保有《皇舆全览图》的本省图幅，或者虽然督府一级大吏能看到朝廷核发的本省图，却受命深藏备用不可外泄。

　　此后百余年，海南府县地图一如既往地粗略，未受先进制图方式任何影响。而且无论雍正《广东通志》、乾隆《琼州府志》还是各州县志，对此次测绘活动都缺乏正面记载。如果不是有座“海判南天”石刻，时任知州宋锦不明所以，安排采访记下蛛丝马迹，此事在海南早就销声匿迹了。

　　因何如此“反常”？唯一合理解释是：康熙动用精英团队，借助传教士外援前后10年绘成这幅空前精准的地图，是他三十年夙愿的归结。早在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前他就痛感舆图“互相舛错，不符之处甚多”。这次绘成是作为国之重器深藏大内的，无大事不出动。各级地方官当时充分应援，事后全不与闻，乃属他的设计。

　　从佟国勷奏折的“钦差画图人员，狠遵主子王法，行事甚是安静”来看，测绘团队不但不敢随意骚扰地方，也没有“大张旗鼓”，而是一种不事张扬、在地方充分保护应援下的圈内紧凑专业操作。除了该省督抚一级知道内情，州县府各级地方官，多系谨遵宪命殷勤照应，文档亦无甚留存。

　　例如，笔者在《乾隆南海县志·卷三》发现记载：“（康熙五十三年）秋九月，遣理藩院郎中朝尔代等至粤绘舆图”。所载这个回城时间点是正确的，但事件却未尽准确，应该是此前数月已在省内各地测绘完毕，此时回省城绘制总图。这条记载说明：即使是省城所在、而且很可能直接负责接待的南海县衙门，亦未窥全豹，只能按其级别所知如此记录。

　　《皇舆全览图》在大内陆续排出若干版本，有全图，有分省多幅图。其中一版全图送往法国，用当时中国所无的酸蚀法制成铜版，回国印刷。法国人就得以悄然将这份空前广阔精详的地图先印存留，随后陆续在欧洲广泛流布，造成墙内开花墙外香，墙内却并不知情的又一反常情况。

　　云卷云舒，铜版舆图送回中土不满三年，老皇帝驾崩。雍正登基后与西方教廷出现重要政策分歧，双方关系迅速转冷，康熙测绘事业再无续闻，自然尘封。

　　▲“海判南天”石面与天顶的夹角，显示了该地纬度（网图，发布者为宋爱军，网名@天边的一芳草）。

　　██* 宋志略误，功大于过██

　　乾隆《崖州志》对“海判南天”的记载，放在“平黎”项下：

　　“（康熙）五十年辛卯，吴十进黎开花梨山。儋州祖牧、临高樊令欲取之。吴十纠黎抗拒。后详上宪，仍着两州县拿解。不获，遣兵征剿，伤千总一员。五十ー年，动五营兵讨之。五十三年十一月，遇京差苗、曹、汤三大人巡边。至儋州，吴十出降。大人至州东下马岭海边，刻“海判南天”四大字于石。”

　　光绪《崖州志》将该事剥离，单记于“金石”项下：

　　“‘海判南天’石刻，在下马岭海滨巨石上，字大三尺许。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钦差苗曹汤巡边至此镌。（小字注）见《宋志》。”

　　所谓《宋志》，即宋锦所撰的州志。看了清宫史料就明白：在交通艰难、皇命严格、任务紧重的情况下，“钦差苗曹汤”十月上旬已动身往广西，十一月根本不可能还在海南岛。何况传教士山遥瞻之死，恰恰就在这个月，余下技术骨干的担子陡然加重。

　　而且，钦差也不是“巡边”，更不可能管到地方“平黎”。相反，测绘团队每到一处，地方当局必须确保安全提供方便，有动乱必先尽力敉平。所以“吴十出降”（此事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是地方全力启动怀柔政策达至的。再且按当时记录，测绘团队在海南以顺时针方向绕行，并非如宋志所录先到儋州，再逆时针行到马岭。

　　宋锦撰《崖州志》在乾隆二十年（1***），离康熙五十三年不过41年，事迹却已高度湮没，乃至连钦差大人绰尔代的姓，都弄成近音的“曹”。这说明并非源于官府旧档，或旧档过于简略，是靠某些当事人的远年回忆。

　　知道康熙设计的半秘密级别，地方志的若干错讹就毫不奇怪了。

　　迄今为止，两版《崖州志》两条记载，是琼南反映康熙测绘事件涉及基层的唯一史料。虽有不确，但宋锦把“京差苗、曹、汤三大人”，和“五十三年十一月”两个关键信息保存了下来。

　　第一条信息，把石刻与康熙测绘联系起来了；第二条信息，则把观察天象的关键时点——在阴历十一月（又称冬月）内的冬至，记载下来了。

　　没有这条史源性记载，人们将无法确证该石刻是康熙测绘团队的作品。所以，宋锦功莫大焉！

　　（为方便移动与固定不同终端查阅，此图转*0度再发一次）

　　▲笔者考据的明清古驿道塔岭至海陂村段追溯图。

　　██6 驿道极南，天造地设██

　　分析过相关史料，我们重新站到“海判南天”巨石前。

　　确实不是为测量经纬度遗留下来的吗？

　　测量经纬度根本无需切割巨石。精准剖石非常烦难，未必成功，若靠此获取数据，绝对愚不可及。

　　宋先生曾引史料，当时是“以三角测量为主，并通过观测太阳正午时的高度和北极高度来进行校验”；又引法国宋君荣神甫所述，相关测量器材是“几个大罗盘，一些其它仪器，一个水平仪”和“一些标着精确尺码的绳子”；方法是除了“准确测量着从北京出来的路程”以外，一路上“观测和记录太阳正午时的高度，随时观测罗盘经纬方位，并精心地观察罗盘针的变化与倾斜”，辅以相关三角运算。该石刻全然无关测绘实操，已昭然若揭。

　　显然，测绘团队是已知该地经纬度，亦推算出相关的星辰及太阳入射角，才以巨石剖面角度反映出来。一旦将这个因果关系弄颠倒，那就是根本性错误。

　　是由于测绘点必须“埋置石点，以为标志，并须永久保存”吗？

　　埋置石点作标志并不神秘，所用石块小而规整，当类似现代公路里程碑。又不是“泰山封禅”，绝不可能大至无法搬动。近现代更多，材质是水泥或不锈金属，刻有“测量标志”的就是。下文将分析当时测绘点根本就不在马岭，所以这其实是个伪问题了。

　　那么，石刻为何选择在这里？

　　这才是本题的核心所在。乍看，这里没有任何特殊。既不是华夏连片陆地的极南点——肉眼就可以看到鹿回头一带比这里更南；也不是特殊经纬度节点——仅仅是在康熙舆图经线西*度与西8度之间，一个普通方格内。

　　宋先生搜索材料如此深入，心里是明白的。他离正确答案其实只隔一层纸。

　　这层纸，就是驿道，古代又称官道，是历朝都纳入中央管理的全国交通骨架。

　　下马岭海边的特殊在于：这里虽不是连片陆地极南点，却正是华夏千古驿道网的濒海极南点！岭下海滩，正是环岛驿必经的咽喉之地。

　　笔者考证：驿道从崖城东行，大致沿今日G22*国道由南山风景区北缘“深沟营”通过塔岭、红塘岭峡谷，再险渡马岭海边沙滩。此地山海相逼，险要难行，公路凿辟前，即使官员亦须下马从沙滩乱石堆中穿越，故名“下马岭”。然后渡烧旗水，沿凤凰机场南缘的海边平地东行，至都许驿，再经三亚老机场东端的古三亚市，穿荔枝沟，经长长的竹络岭峡谷（古称回风岭道）而达铁炉塘，最终北拐进入海棠湾。都许驿以西路段追溯，见本文附图，以东驿道请看本人《“回风岭”与古驿道》一文（载《天涯吉印通》总第11期）。

　　虽然竹络岭峡谷的纬度比马岭海滩略低，但相差不大，加以两旁是高山相夹，景观与马岭海滩完全不可比。

　　宋文初发，曾作为结论称该石刻群是古代“中国大陆地版图（不包括领海之南海诸岛在内）最南极的地标”，这个定义被强烈质疑，包括“主权”责难在内。尽管小心加了限定括号，标题还特加星标注，多方解释，依然感到压力。最后发表的文章勉为其难，曲称为“中国地理子午的‘午’点”，与马岭的“马”相连……导致学术上的更大偏离。

　　这一点，我真替宋先生抱屈。打个哈哈吧，施耐庵要活到今天，他的武松打虎也只能改为“武松绑虎”送阳谷县野生动物保护中心了。

　　其实只要申明在古驿道体系内，一般知识阶层就都能理解，不理解也骂不到哪里去。今人不知驿道之重要，古代交通艰难，通常是羊肠小道。除了军队征战、村夫野老，主流社会离开宽阔规整驿道简直无法远行，遑论穿州过府，测绘团队环岛工作自不例外。所以，认下马岭为履迹“极南”是很自然的。

　　极南而濒海，又恰有史前巨石，正是天造地设“观天石”不二之选。

　　▲“海判南天”现存石顶，清晰，可见錾凿口密布（网络图片）。

　　██ * 加工验证，略加推测██

　　古代对观天非常郑重，观天石地基须稳如泰山，千百年纹丝不动。潮差带大浪淘沙，外来安置物即使稍有沉陷也就前功尽弃，所以必须原地物色。

　　大石的平直开凿工艺，我国很早就成熟，广州街道铺的大石板长可逾丈，棱线笔直，规整之至，最迟明代就陆续铺设。马岭开石面之难，不在能否平直而在精准角度。现存石顶，清晰可见錾凿口密布，纯熟手法呼之欲出。

　　尚未知道的是：“海判南天”是测绘团队事先订有计划，还是行经天涯海角一带，才赫然发现这里具备南疆海边观天石的完美条件。总之，他们很快形成共识，选定巨石，作出具体安排交付州县。承包商很可能是来自省城的一流工匠。

　　此后测绘团队就不再守候，或许留个技术助理作为督导。如法加工效果必准，只是个简单几何题。完工后将碎石远弃，免碍观瞻。

　　“五十三年十一月”冬至日，知州等一众地方官必须前来，于正午现场验证巨石面贴合太阳角度状况，然后向“京差苗、曹、汤三大人”发送报告。

　　按事先安排，若验证成功地方官就开凿“海判南天”四个字，项目完成；否则就不凿，权当这个事情没发生，以免影响钦差声誉。尽管事前可能多选定两处候补石材，但加工意外地全部失败，也是难于完全避免的事。

　　屹立三百年，该石的理念仍能分毫不爽地被今人证实。这显示了科学家们清晰的思路，其选址、设计、加工，都是成功的。

　　至于刻着“海判南天”那块巨石的人工切面，显示的是另一个观天数据“北极高度”。不过，宣示方式是该数据与天顶的夹角，不能紧贴石面观测验证。

　　该石面指示着“北极高度”——几乎所有报道、吉印通词条都如此说。其实“北极”一词，古今歧义。现代含义是地球上一个虚拟点，与南极相对应，不存在高度，稍远即不能见；而古代却表示“帝星”“紫微星”，即小熊座β星（小熊座α星为北极星，即勾陈二）。古今含义真可谓“天渊之别”，如不加解释，受众很易迷糊。

　　简单地说，“北极高度”就是北极星与地平线的夹角，也就是当地纬度。本文不避冗赘，录宋先生原文作为对这个切面的交待：

　　“笔者于2006年12月22日冬至在石刻群进行了目验，结果发现在‘海判南天’南面的剖石斜面与正午12时太阳的角度完全吻合，而’海判南天’石刻斜面在傍晚日落后与勾陈星的高度相吻合。”

　　所以，“五十三年十一月”冬至日，是崖州大事，也正是乾隆《崖州志》“误记”之中又有不误的原因！

　　可惜，宋先生虽明知十月初五广东省图已绘制完成，随后送京，却无法解释十一月的崖州验证，只能说“而地图绘制完成后，还要进行经纬度测定”，生生把先后关系、因果关系颠倒了！想想看，标注经纬度的地图已上送皇帝了，你才来“经纬度测定”？有几个脑袋呢。

　　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考据必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不能让它的个别错误噎住了。

　　▲冬至日正午在观天石上验证的盛况（右侧网图发布者为@青龙剑，左侧两小图系笔者据网图加工）

　　██8 诸般误说，摘要澄清██

　　澄清误说是为了还原真相，更好弘扬这个珍贵遗存，只对事不对人。

　　其一：该古迹是康熙皇帝旨意，字是亲题——此说与宋先生200*年文章对“海判南天”的大篇释义一脉相承，可惜只是想当然。古代等级森严，凡奉旨的建造物就是“敕建”，级别极高，绝不会像这样荒野孤立默默无闻，稍后不久地方志就难寻记载，连题字都没有落款（类似落款的小字是当代加的）。对皇帝墨宝敢如此草率，是“大不敬”，恐怕不止一个脑袋要落地。反过来，否定了“御笔说”，也就否定了该石刻的“午极判天”一系列过于高大上的假说。

　　其二：该古迹是“宣示主权”——这是以今度古。康熙朝唯一愿意平等对待的外国，只有俄罗斯。俄国在远东扩张军力虽不大，但康熙担心其勾结准噶尔叛乱势力恶化西北局势，因而对其特加礼遇。至于整个东亚与东南亚，朝贡体系咱就不说了，崖州水师例行防区“南面直接暹罗、占城夷洋”也不说了；历来骚扰的只是海盗蟊贼，说到国家层面，鸦片战争前的天朝根本没有需要“宣示主权”的对手。“海权”是更晚近才出现的概念。

　　其三：该古迹是海南“七个观测点之一”——既违反古地理志体系，也违反测绘实录。宋文引用的史料很明确：当年选取的琼州府、文昌、万州、崖州、昌化、儋州、临高等七个观测标注点，都在各州县治，都有经纬度记载。

　　笔者进一步认为：这些须“埋置石点，以为标志”的观测点都应在官署区所在地。只要看看历代方志就明白：本属乃至邻属各地城镇及山川相关里程的表述，全部以本府、本州县治官署区作为原点。测绘团队莅临某省之前，各州府都必须预备包括“需用志书、旗锣等项伺候”（四川巡抚年羹尧奏折），可见地理志必不可少。

　　崖州若不以州治崖城而以马岭脚为测绘基点，则整个琼南历来地理志必须推倒重来，必将错乱百出。绝不可能。

　　其四：该古迹位于海平面潮差带，所以“应为测绘水吉印通”——如果这个“水吉印通”指的是海平面基准值，则此说亦错。按康熙时只能掌握平面测量坐标，不知何为海平面基准值，山体仅以三角形图画式示意。带等高线地图测绘要求更高，清末才由西方传入。

　　其五：该古迹“正是中国地理子午线的‘午点’”——任何一条经线都可以是“子午线”，即“本地子午线”，南端就是“午点”。“午点”既然无数多，就毫不稀罕。如果是指经线零度即“本初子午线”，那么，此说大谬。

　　未形成国际共识前，“本初子午线”不止一条，而是各说各话，如英国以伦敦线，法国以巴黎线，而大清则以北京线。如前所述，下马岭在康熙舆图经线西*度与西8度之间，没有任何特殊。真要寻找康熙舆图陆地子午线的所谓“本初午点”，那么，广东省潮阳县最南端海边的“靖海（守护）所”就是。舆图的“中”经线直贯其间，与贯通紫禁城中轴线的经线遥遥相接。

　　▲马岭航拍，箭头示意观天石位置。

　　██* 极南崖山，并非马岭██

　　所谓“午点”，与宋文关于“崖山”就是马岭、是“龙脉末端南极”的说法紧密相连，成为体系。所以，还有必要探讨一下“崖山”。

　　宋先生列举该词曾见诸三条史料：一是光绪《崖州志》中的一张地图标注有“崖山下马岭”；二是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图》载：“极南广东琼州府崖山，北极高度十八度十三分”；三是《清史稿·地理志》载：“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

　　崖山之战，导致宋朝最终灭亡，历史及民族悲情浓厚，后人不约而同地避免与之重名。历代史料，包括地理记载甚为精详的光绪《崖州志》正文，从未将下马岭称为“崖山”，海南诸山亦从未见名为崖山者。

　　先看史料第一条。查光绪《崖州志》既无全州舆图，又无州治图，这个唯一地图主体表现榆林港，未与正文关联，相当突兀。

　　因何如此？不妨看看历史背景。中法战争期间法国一再觊觎榆林港，曾出现十八条法舰同时停泊该港，屯兵逐日操练，且秘而不宣的严峻局面，若非冯子材镇南关大捷，则“琼事不堪设想”（道员杨玉书遗电，见《张之洞经略琼崖史料汇编》）。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查奏，认为该港极为优良而军情吃重，经营得好可以媲美香港，遂有添置新式克虏伯大炮防卫之举。

　　笔者推测：该图是榆林港突受关切后的简明兵要图，绘法奇特不按常规，“崖山下马岭”标于西侧极点仅作示意方位之用，并非正式地名，其含义或为“崖州山脉之下马岭”简称。郭沫若点校本将该图按现代地图比例重绘，将这五个字弃去，旁注为“依原书图（十五）复制”。可见“图十五”系原图序号，源自另一体系，当是《崖州志》编撰者为加强榆林港新知，破例将其抽出单刊。

　　▲《光绪崖州志》上的非标榆林港图。

　　再看史料第二条。按当代卫星“天地图”，海南陆地最南端即榆林港外的锦母角，为北纬18度16分（秒数略，下同），下马岭观天石为18度*0分，崖城中心学校（古崖州官署所在地）为18度**分。

　　清代观测数据：康熙测绘“崖州”数据为18度21分*6秒，误差较大，比当代相关数据少了1*分多；百多年后的光绪间，又经洋务运动，测量技术更为精密，测得“极南琼州府崖山”为18度1*分，比当代锦母角仅少了*分；至于与下马岭观天石读数相比，则相差1*分。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成书于光绪二十五年，记事至光绪二十二年（18*6）。说“极南琼州府崖山”，并未说“崖山”即下马岭，可理解为“崖州之山”，其极南自然是锦母角，实测纬度亦最为接近。何况光绪十二年榆林港已为朝野普遍关注，港外山口增添大炮台，锦母角必非盲点，怎么算都轮不到下马岭。如果真有什么“龙脉末端南极”，无疑也是在锦母角。

　　至于第三条的《清史稿》，是北洋时期编撰，史料当源自第二条，可以不论。

　　所以《崖州志》那个非标榆林港图，孤证不立。

　　宋文强调“崖山”与强调“午点”目的相同，加以一番玄学，都是为了拔高马岭地位，折射出解题方向之偏离，建模之勉强。

　　试想：如果“海判南天”石刻真的具备“与康熙帝确定另一天极‘南交’相关”“则为南海的中心，即午极之所在”这样至高无上的身份，那自然是御笔亲题，地位与广州南海神庙不遑多让，按规制至少是巍巍石坊、煌煌金顶，四时致祭。那么到了民初毁庙、尤其到了1**8年与1*66年破旧风潮，它就必然难逃劫数，终将无一照片留下，今天不但难觅原物，连复制都无从入手了！

　　▲乾隆《南海县志》“编年”诏命，关于康熙测绘团队至广州及两次遣大员致祭南海的记载。

　　██10 编制之外，独一无二██

　　本文否定了宋说加给该遗存的诸多不实光环，却不影响该遗存的学术与文史地位，也不怀疑有关方面将其确定为中国**个天文景观之一的正确性。

　　相反，本文至少证实：该遗存在海南是唯一的。它不属众多观测点而在编制之外，是舆图测绘过程中适逢其会的“特制”，其意在宣示观天，不在测地。此举属钦差职权范围内，并非康熙旨意，可能在某件奏折中提过两句，而康熙一体朱批“知道了”。这种“次高级”的独特身份，正符合遗存的现状。

　　而且，类似遗迹很可能在全国都是唯一的！因为华夏大地再找不到海陆交界的极边之地，值得去特别竖立纬度观天石了。至于极东的海边经度，是无法以观天石方式验证的。

　　尤其需要指出，当年数以百计的观测点几乎都处在各级官署区或附近，都是社会焦点区域，地面新陈代谢最为频繁，“埋置石点，永久保存”的标志物恐怕早就改建淘汰净尽了。

　　如果一直未见关于这些观测点石刻实物的发现报道，那么“海判南天”石刻就是历时十年、半秘密而历史意义巨大的康熙大地测绘活动，能存留至今毫发无损的唯一地标原物，大型兼独一无二！

　　通过本文力所能及的归真探源，该石刻身份是更清晰了，还是更模糊了？它的学术与文史地位是更高了，还是受损了？大家可以自行评价。

　　最后，试对“海判南天”四字作出解读：“海”是陆极之海，“判”是判断、判别，“南天”是南国天象。连起来就是：在华夏连片陆地极南，面临茫茫大海之处，谨以此石，验证对南国天象的观测判别。

　　“海判南天”古迹是海南重大遗存，值得努力追求信史式解读。水平所限，本文或难免也有某些误说，在下抱着闻过即喜的态度，公之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