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毅眉
十年前八月的最后一个清晨，我踩着自己的影子走进了实验中学的大门。
刷了新油漆的蓝色大门里是一条刚整修过的水泥路，两旁有铸铁围栏的花坛里长满了刚被剪过的小叶女贞和万年青，和少年的平头一样齐整。路的尽头是白色的吉印通书馆，它看上去很像是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远亲。
图书馆前是一条林荫道，向北走过了路口就能看见操场。操场上到处是人，只有北边围墙那里还算清净。紧靠着围墙的一排洋槐都被锯掉了，只剩下茶杯那么高的树桩，它们大部分都死了，那些还活着的树桩根部长出了纤细笔直的枝条，从远处看像是灌木。
以前，在槐花盛开的时节，围墙外那条小街香得耀眼。
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我在一座楼顶上眺望过实验中学。那天我到一个同学家里看信鸽，看完了我们坐在水泥围栏上吃葵花子，他指着远处绿树掩映的实验中学说将来我要是能考上就好了，他的眼神充满了渴望，就像我渴望得到他鸽舍里的信鸽一样。或许因为父母经常说起它的缘故，实验中学在我眼里顶多就是一本印刷粗糙的流行小说，远非他眼里的名著。而当我置身其中时，实验中学更像是一张报纸的副刊。
两个月的假期里，操场上很多地方长起了没膝的草，即便如此还是有人踢球，当中有的穿着凉鞋，还有女生。有的少年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闲扯，有的结伴闲逛，有的和我一样。
尽管临近九月了，太阳依旧凶猛，一抬眼，白亮的阳光就像盐水一样灌进眼里，合上眼睑绿色星星就像蜜蜂一样飞舞，头皮也慢慢变得发烫。我看了看四周，吐掉了嘴里的槐树叶，准备到操场东边那片树阴里。起身刚走了两步，一个苍老的足球向我滚来，球后面跟着一个修长的女生。她的五官具有蒙古利亚和欧罗巴人种的双重特征，白皙的皮肤、挺直的鼻梁、浓密的眉毛还有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共同组成了一个无论谜面还是谜底都十分迷人的谜语，无论哪个少年看见她，都会忍不住对她的性格和家世做出符合自己成长经历和审美的判断，都会忍不住开始虚构自己的青春期，或者为自己的青春期喟叹。她用一方白色手帕扎住了闪着金属光泽的乌黑长发，上身一件白色汗衫，下身是洗得发白的牛仔短裤，修长的小腿上有一处结痂的伤疤。她汗衫的袖子卷到了肩头上，裸露的左上臂上勒着一根红色丝带，上面挂着几把钥匙。
她粉红的脸庞上沾满了夏末阳光的碎屑，眼睛里、头发、皮肤上到处都闪烁着只有少女才有的光泽，那种光泽能促进高中男生生殖系统的发育。
她在离我两米远的地方停下脚步，矜持或者是迟疑地看着我。我把球轻轻地踢到了她脚下。从她身旁走过的时候，我闻到了少女的体香。
我靠着一棵梧桐树坐下，望着操场上那个女孩儿和男生一样呼喊奔跑。球很少到她的脚下，她只是像裁判一样跑来跑去，对此她似乎并不在乎，无论哪边进了球她都一样的高兴。
在我迷糊的时候，操场上的喇叭响了，一个像剃须刀片的女声通知新生马上去看分班通知，然后到各自教室。少年们像羊群一样离开了操场，操场变得和陵园一样寂静。我躺在树阴下，眯缝着眼遥望天空。树冠遮住了大海一样的蓝天和冰山似的白云，那些不停变化着的狮子、城堡、山峰一样的云朵，飘来又飘去。
我到那个著名的布告栏前寻找自己名字的时候，踢球的少女和一个脸上有雀斑的女生也在那里。她刚洗过脸，脸颊和下巴上还挂着水珠。她安静地站在雀斑女生身旁，胸脯像黎明时分的平原一样宁静。雀斑女生的嘴巴像是一挺面对盟军的MG42机枪，从里面喷射出来的普通话勾兑了大量本地方言以及少女走向青春期时特有的矫揉造作，听起来仿佛酸奶里加了芥末。与她说出的yuan yi mei三个音节唯一对应的名字在五班的名单里，原毅眉那三个汉字排在前面，这意味着她是优等生。
她们显然已经知道自己在哪个班了，此刻只是为了找到更多相识的人以及他们分在了哪个班。原毅眉的声音令我意外，就像西施穿了一套西装。
找到自己名字后我就去找教室了。走到林荫道的路口听到有人叫我，单听声儿不看人就知道是冷美人周敏，那种薄荷糖一样的声音是她独有的。我们从小就在一个大院儿里住，小学和初中都在一起。她的父母在本地文化圈儿里小有名气，和我的父母经常在会议和饭桌上相遇。她长得漂亮，衣服漂亮，成绩单漂亮，会拉小提琴，会跳芭蕾舞，会说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初中三年里，广播里她的声音已经是校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周敏穿了一条漂亮得体的淡绿色裙子，看上去像是路旁一根等待采摘的春笋，她摆弄着胸前的那个玉佩，脸上笑意盎然。她的笑容总让我想到冰镇哈密瓜，但对于实验中学的少年而言，我想它更像是泰森的一记重拳。
她抱怨自己分到了四班，班里没几个认识的。她的抱怨我没听进几句，因为我一直在琢磨原毅眉从我们身边经过时看我的神情：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看，以及为什么那样看。
上楼的时候，冷美人因为我的一句刻薄话放声大笑。一直在前面走着的原毅眉居高临下地看了一眼周敏，马上又转过头，摇晃着雀斑女生的手臂，一起哼着一支歌继续不紧不慢地走。每迈一步，她小腿腓肠肌上的那个疤痕就像花一样在眼前开一次。她的汗衫单薄而且紧身，可以清晰地看到乳罩的痕迹。
高一的教室在教学楼第三层，楼梯的西边是一至四班，东边是五到八班。在楼梯口冷美人和我说了一会儿话我就去教室了，经过五班时教室里发出一阵哄笑声，我弯腰隔着窗户往里看，十几个学生围在一起正说得起劲。原毅眉坐在北面后排的窗边，木雕一样望着外面发呆。
到七班门口时，一个男生叫住我说，你是李辉吧，我说你认识我，他晃了一下手里的名册说就剩你了。他的头发有些发黄，头顶有两个旋儿。他是七班未来的班长陈潜。
我从后门进了教室，坐在最后一排。教室前面的黑板上空无一字，身后的黑板上还残留着上一届学生的仿宋字迹，没有擦干净的几个字应该是名人名言的一部分。
课桌旁就是窗台，窗台上有几本作业。我翻看它们时，在一本作业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张纸条，从纸条的字迹和口吻可以断定是女生，女生的拒绝很委婉但也很明确，行文无懈可击。我看到走廊上的同学都在扔飞机，我也把纸条叠成小飞机，来到走廊上扔了出去。
走廊上的学生都在叠飞机。伴随着少女们精心修饰过的尖叫，越来越多的纸飞机从走廊飞向空中，它们看起来像是夏天傍晚饥饿的蚊群。坠落的飞机有很多落在了树龄很高的桂花和紫藤架上。
校园里随处可见这样有些年纪的树，它们围绕在不同年代和风格的建筑四周；远处高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的光透过前面的一排白杨，斑斑点点映入眼帘，那座高楼像一把剑插入天空；一条长长的飞机尾巴从它的上方穿过，像是一条棉花铺成的路。
那条已经被风吹断的路通向了我个人历史的某些瞬间。
新生狂欢的时候，楼下几个刻意追求流氓风度的高年级学生指着楼上说别再扔了。没人理他们，飞机依然陆续地飞进天空里，于是他们挥舞着手臂指着楼上高声叫骂，作势要上来动手。这个架势很管用，果然没人再扔了，他们得意地又开始高谈阔论。我弯腰从走廊的地板上拾起两个飞回来的飞机，手一挥扔了出去。
楼下的指着楼上说谁扔的，陈潜的手在大腿边像鱼鳍一样摇着，我没理会他，望着下面说是我扔的。其中一个叫嚷着叫我下去，陈潜用身体堵住我叫我别下去，我看了他一眼没动。刚才叫我下去的那个穿着条纹裤的家伙指着楼上喊，刚进校门就这样，不得了了，操，一点也不知道尊敬老人。
我推开陈潜，下楼，来到那个晃荡着腿哼歌的家伙面前叫他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他愣了一下，退后一步说我说过了怎么样，我走到他跟前示意他向楼上道歉，他扬着下巴说我要是不道歉呢，小鸡巴孩儿还反了你了，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向我怀里一带，一反腕把他身子背过来，推着他走向旁边的白灰池。石灰池是满的，表层是澄清的、泛着蓝色的水，上面飘着几片落叶。我拧着他胳膊问他道不道歉，他挥舞着手臂，叫嚷着让我松开。
他使用了很多男女生殖器的民间称谓来修饰他的愤怒。我最后数了三声，他还叫嚣不已，我松开手把他推进了池里。他在白灰池里一边扑腾一边哇哇乱叫，像粘满了芡粉的里脊肉条。我一边阻止他爬上来，一边防备着身后的几个家伙，他们除了咋呼，谁也没有冲过来撂倒我的意思。灰池里的人开始惊慌求救的时候，陈潜领着几个老师跑了过来。
老远就听人在喊，李辉，李辉，你住手——你想造反呀你。
喊话人的跑步姿势很难看，与精明的外表反差很大。他跑到我跟前，一把把我推到了一边说你想造反呀，他挥舞着满是汗毛的胳膊说你跟陈潜马上给我回教室里去。他回头对陈潜说，你给我把眼睛睁大点儿，说完和另外几个老师把那小子拉上来拖去了水房。
陈潜正准备向我解释我打断了他，我指着穿着格子T恤衫教训我的人说他是谁，陈潜说班主任李建东。我们一起回到教室，我还坐在刚才的位子上，陈潜坐在我旁边。教室里很安静，坐着的同学都死死地盯着前面或者课桌，似乎我是美杜莎，谁回头谁就会变成石头。
过度的安静令我身陷往事之中，父母的眼神和话语不时闪现。我趴在课桌上试图驱散那些回忆，可是它们和课桌下面斑驳的地板一样是如此的清晰。又趴了一会儿，我起身离开了教室，陈潜马上跟出来说你去哪儿，我说上厕所行吗。
刚出教室，广播里又传来那个女人的声音，要学生到操场上集合，开学典礼就要开始了。我迟疑了一下还是决定离开。原毅眉还是直直地站在五班门前的女生堆里，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动词和副词，不像她身旁的少女，性格就和鼻子一样醒目。
路过布告栏时我把写着我名字的那块红纸撕了下来，揉碎了扔在旁边的花坛里，我退后几步看了看，红榜上那个小方块儿窟窿并不显眼。我在花坛边儿的水池里洗干净了被红纸染红的手指，又冲了几遍头，从偏门出了校园。
我站在校园门口看着马路上往来的行人和车辆，不知该往哪里去。熟悉的运动员进行曲传来，它听起来竟和思乡曲一般。我犹豫了片刻，穿过马路离开了那里。
在漫无目的地游逛之后，我在一个游戏厅里一直玩到中午去了姥姥家。午饭后我看了一会儿电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一觉睡到天黑。在水池边洗脸时姥姥对我说明天就正式开学了，好好学习，别老是让爸爸妈妈操心。我把漱口水喷到无花果树上说知道。后来我又逗了一会儿姥姥的小狗就走了。我没有回家吃饭，在一个小饭馆儿里随便吃了一点就去看电影了，到家的时候已经十二点多了。
老爹和老娘坐在沙发上等我。老娘打着哈欠问我吃了没，我说没有，她起身去厨房做饭了。我坐在老爹身旁一起看电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苦口婆心地训斥和旁征博引的开导，只是默默地吃瓜子，看纪录片。
吃饭的时候他给了我一把崭新的自行车钥匙，我说明天去哪儿，他把手里的瓜子啪地一声扔到盘子里说，你鸡巴还想去哪儿。
第一天上学我去的很早。我不喜欢学校，但我喜欢校园，尤其是清晨、傍晚还有假期里的校园。
从车棚出来我去了操场。六点多钟的操场很静，能听到清脆的鸟鸣。操场上和跑道四周的草已经拔光了，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草腥味儿。整个操场上没多少人，除了锻炼的学生，东南角儿的球场上有几个老师在打羽毛球，穿红色运动服的女老师很醒目，她的笑声就像夏天小酒馆儿里的苍蝇，在跑道的任何地方都能听到。
我到的时候原毅眉已经在跑步了。她穿着白色的运动短裤上，两侧的湖蓝色条纹很醒目，它像是吴道子的墨线，毫无节制地歌颂了臀部和大腿的线条，它的每次伸缩与循环都让人想起茨维塔耶娃的节奏，都是一次酒后的心脏周期。跑了几圈她就去和老师打羽毛球去了，她打得很好，应该受过专业训练。
早自习上，我在李建东吃惊地注视下走上了讲台，做了高中时期的第一次检查。
昨天晚上睡觉前我写了一份深刻的检查，写完了让老爹审查，身为报社副主编的老爹看了之后对老娘说，你儿子的写检查的水平已经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了。他的口气里既有调侃也有赞叹。如果说我身上还有令老爹得意的东西，那就是这个了。喝多的时候，他喜欢只穿着肥大的裤衩站在客厅中央，叉着两条汗毛稀少的白皙长腿，拍打着嶙峋的胸膛对笑个不停的老娘说咱们老李家的人，李白，李商隐，李辉。老娘对此不以为然，她更希望我成绩斐然，气度斐然，未来斐然，总之她希望我和她手上的钻石一样，更大更闪亮。
我在做检查的时候李建东一脸阴沉，他显然对我不经允许擅作检查的行为十分不满，这认为对他的威严构成了威胁。我一边念一边盘算着检查结束如何应付他的刁难，就在这时，第一堂语文课的老师来了。李建东脸色马上多云转晴，来到门口靠着门框和语文老师轻声交谈起来，声音听起来像是在热巧克力里刚浸泡过。当看到语文老师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样子时，我相信七班所有男生的交感神经都集体痉挛了一下。她就是打羽毛球的女老师。
铃声之后，她站在讲台中央，正了正身子，扫了我们一眼，扭过身体在黑板上写下了刘琳两个字。她抬手写字的时候，乳罩勒出的痕迹很明显，手臂带起的衣服勾勒出的腰身让人联想到了古希腊的女神雕塑。从她进来我就在想，这样的老师是如何沦落到实验中学这种地方教书的，这其中究竟有怎样的曲折和难以启齿。
讲台上的刘琳很潇洒，她说同学们，这是我的名字。说完回头看了看那两个字，把“霖”字最后的一捺抿掉了一截。她走到讲桌前接着说，如果不出什么意外，高中三年，你们的语文老师就是我了。你们能迈进这个教室，证明你们都是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你们都很优秀，而且希望自己更优秀，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自己的目标，我的责任，或者说任务，就是帮助你们实现你们的理想，达到你们和你们的父母的目的。我希望我们在这三年里能很好地相处，甚至成为朋友… …
她的语气、表情、举止以及习惯使用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以及句式，这些都和我经常在家里见到的文艺女青年没什么两样，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或许不令人喜欢，但对于讲课而言，使她和她讲授的内容有一种别样的魅力，所以教室里连板凳都变得小心翼翼。
可我听不进去，我不喜欢语文课，不习惯课堂上只有老师的声音。
窗外，白杨树梢上的天空连只鸟都没有；校园里的声音和课本里的文章一样无聊。我坐立不安，像一个烟瘾袭来却找不到香烟的人。
课间休息时，陈潜来到我身旁说李辉，知道咱们的数学老师是谁吗，我说不知道，他下巴向五班那边扬了扬说，原毅眉的老爹原正英，我说谁是原毅眉，他说原毅眉你都不知道，学校的校花啊，我说哪个，他说就那个穿白裙子的，我看了一眼五班的走廊说，刚开学一天，校花就评出来了，他说这还用得着评吗，初中人家就是。于是我知道了他和原毅眉初中是在十六中。我还知道，五班是高一年级成绩最好的一班，状元江涛就在五班。
闲扯的时候，一个夹着三角板和直尺的大个儿老师走进了七班教室。
如果不是陈潜事先告诉我，我绝对想不到他会是原毅眉的爹。想象中的原正英即便不像我老爹那样油头粉面，起码应该是清爽利落的，而眼前的他就像是一个比例失调的惊叹号。他上身穿了一件无论颜色与款式都与时代有巨大抵触情绪的短袖，下身是一条冬天穿的裤子，肥大的裤腿里几乎找不着腿。他的脸像是月球的表面，险峻的鼻子两旁有两道深峻的皱纹，这让他看起来很威严，但也显得苍老。他的发式更是严重威胁了特级教师的身份，特级教师一般都留吉印通近人的平头，或者比例严谨的分头，或者权威的背头，而他的头发长而卷曲，柔软地披散着，他喜欢甩头发，经常用左手大拇指把鬓角的头发别到耳后，右边的头发也用左手拇指，那派头很像国产电影里经常玩弄异性的文化干部和二流艺术家。其实原正英是一个相当英俊的男人，修长的手指也显示出某种拘谨的绅士派头，试卷一样严肃的表情让他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硬汉，但是他的打扮却让这切成了一个乡下人的玩笑。
他是地道的北方人，普通话却带有南方口音。讲课的时候，他喜欢在讲台上来回走，眼睛总是盯着教室后墙上方的两个屋角，或者手里的粉笔，仿佛那里写着他的教案，目光在学生身上停留的时间很短，似乎对我们十分不屑，像是探照灯一样一扫而过。
下课铃声还没响的时候，他布置完了作业擦干净了黑板收拾好了教案，坐在讲桌后旁若无人地抽烟。很多学生不知所措地看着他——后来才知道他就这样。
下课后学生都到操场上做广播操。操场小，高三不做操，操场上总共有十六个方阵。校领导们在还没有摘下的开学典礼的横幅下遥远地站着，班主任们则像是牧羊犬一样在方阵中间游弋。
操做到一半儿的时候，五班的队伍里忽然开始骚动，操场上的人都往那边看。只见刘霖慌张地从跑道边跑过去，和几个女生护着原毅眉离开了操场。我以为原毅眉得了急病，做完操回教室的路上听说是原毅眉腿上忽然流血了。中午放学的时候我问冷美人是不是那个来了，冷美人红着脸点了点头，我说不应该啊，她说你怎么什么都好奇啊，小时候我爸就说你是十万个为什么。
那天傍晚我在操场上玩了球离开的时候，天上飘满了褐色的云彩，看起来像是刚刚犁过的万顷土地，城市笼罩在温暖的光芒之中，远处的烟囱和童话中城堡的尖顶一样迷人。一群鸽子在空地上觅食草籽，它们不时飞起又落在别处，因为有几个像小孩儿一样的女生追着它们，原毅眉在其中。
红色事件之后那一阵子，原毅眉是校园里被提及最多的名字。所有关于她的故事中，最具文学价值的是涉及她妈妈的那一部分。故事里吴惠芸是一个性格模糊的漂亮女人，看不出别的性格，唯一醒目的特征就是淫荡，所以当新分配到图书馆的管理员兼业余朦胧诗人的几首带着玫瑰花和荷尔蒙混合香型的诗歌献给她时，她在图书馆的一间屋子里和那张单薄的单人床一起剧烈的呻吟了。原正英知道后暴怒异常，原毅眉惊恐万分。其后，原正英大闹图书馆，拖着惊惶失措的诗人来到吴惠芸的面前，先是一拳打断了诗人的鼻梁，然后给了吴惠芸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维持了十三年的婚姻戛然而止。故事的中间部分有诸多版本，但是结尾却惊人的相似：吴惠芸离开这里回武汉娘家时，只有刚上初中的女儿原毅眉前去送行，吴惠芸在站台上望着女儿泪流满面，原毅眉则像局外人一样注视着列车远去。
那些漏洞和虚构痕迹明显的故事仅仅被咀嚼了几天就被少年们遗弃了。
那几天里我去了几次原毅眉的家。
她家在一个被叫做方院的院子里，那个四方的院子很大，四周是一圈儿俄罗斯风格的平房。她家在院子的西南角，是两间挨着的屋子。据说离婚前原毅眉的父母住在她现在那间屋子西边的大屋子里，离婚后原正英把大屋子交了，换了东边的一间小的。原毅眉和原正英住的两间房是单独的，不知道的会以为是两家人。她房间门前有两株桂花树，是院子里十棵桂花树当中最大的两棵。正对着原毅眉房门口的那棵桂花树下有一个小水池，她在那里刷牙洗脸洗衣服洗菜。傍晚时分，小水池边经常有她的身影；夜里她洗衣服的时候，从小屋窗户里透出的灯光照在桂花树和潮湿的地面上，她坐在小板凳上哼着歌儿，桂花树绵密的影子网一样罩着她，她身上长满了光斑。她的门楣上有好几挂风铃，有玻璃的还有金属的，起风的时候叮当作响，没有风的时候，她偶尔会摇晃拍打它们。她的门上有许多密密麻麻的小眼儿，那是她和她爸爸互相留字条时留下的，用的大都是教案纸、图钉和红墨水儿。原毅眉的字就像一个小学生在练习草书。
校园里黄叶满地的时候，我接到了做校刊主编的通知。
刚开学的时候广播就播送了校刊主编竞选的通知，报名的高一新生很多，我没有报名，但是学校公布的候选人名单中却有我。从公布的简历看，实验中学对我的了解和老娘不相上下。我回家质问老娘，她说妈妈知道你能胜任，而且你喜欢这个，我说你说的那是过去了，我都说过几百遍了，少管我的事，她说我是你妈妈，妈妈都会这样的。
在拒绝之前我到校刊编辑部转了一圈儿之后，我改了主意。
编辑部也在一个院子里，那个院子和方院儿的风格和年纪差不多，只是小一点，更加破败，院子和房顶荒草丛生。院子里面有石榴树、洋槐和白杨，还有一棵不知道名字，枝头上挂满了即将凋谢的粉色花朵。院子中央有一条十字形的路，东西连接两个门洞，南北直通屋檐下的游廊；从吉印通书馆的顶层俯瞰，那个院子就像一个方形的十字徽章。游廊上每隔四五米就有一个立柱，因为粉刷的次数太多了，几乎看不出砖头的痕迹。院子里的许多屋子都锁着，里面有的堆满了废旧的实验仪器，有的塞满了残废的课桌板凳。编辑部东边的一个屋子里都是作废的教科书，西边也是。它们都有老式的拱形门窗，乌黑的房梁，斑驳的水泥地面，空气里总能闻到试剂和书本发霉的味道。
院子很少有人来，静的和断了香火的寺庙一样。
第二天我见到了另外三位成员，全是女生。个子最低总是扎着两条辫子的女生字写得很漂亮，喜欢诗词，她记在一个日记本里的词柳永听了肯定会有妊娠反应；皮肤最白的女生讲起故事来就像是羊八井的喷泉，她的记忆力非常惊人，下象棋我很少能赢；最漂亮的那个喜欢写诗和画画，她的诗像一个孤僻儿童的自言自语，她的插图能让毕加索发疯，她所有的课本上都规规矩矩地写有原毅眉。
编辑部刚开始运转的时候，她们三个从不和我主动说话，总是躲着我，仿佛我是门框上露头的钉子，一不留神就会挂烂她们的裙子。尽管我不喜欢亲密，但也不希望她们怕我，所以我想改变这种状况，但是我严重低估了实验中学的少年对文学的热情，编辑部的几张破桌子很快就被稿件堆满了，我只得先放下这个忙于工作。
这么过了一星期，到了周末的傍晚，我对她们说一起吃顿饭吧，她们三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我说了几句官话，她们说从来就没有将我当成坏蛋，只是因为我不怎么说话，她们又矜持放不下架子才这样的。
原毅眉没有自行车，我就载着她，在一个路口交警拦住了我，我说我同学脚受伤了，我们带她去医院换药，这个主意是原毅眉想出来的，她表演的很像，从自行车上下来的时候是单脚着地。我们先到老娘经常去的一家饭店吃饭，然后拿着别人给老爹的赠票去看了演出。看演出时我问她们回去晚了会不会挨骂，她们摇晃着红扑扑的脸蛋儿说不会。
晚会结束后我挨个把那骑车的两个女生送回去，最后载着原毅眉回实验中学。我哼着在晚会上刚听过的歌，一路狂奔到了实验中学。
到了校门口，她说听他们说你明天要来加班，我说是，稿子太多了，她说我来帮你吧，我说好。她转身进去的时候，面容就像打磨抛光过后的黄杨木雕，她说你骑车太快了，还是慢点好。从树冠透过来的灯光照在她的身上，白裙子上树影斑驳。
我打了几下车铃，她的笑脸在灯影里闪了一下，甩开腿跑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到编辑部的时候原毅眉正和一个男生说话。他个子不高，身板挺结实，略显苍白的脸上长满了青春痘。相对于他的脸而言那副过于大的老式眼镜让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才十五六的少年。我看着他，无法相信他就是当年那个神采飞扬的养信鸽少年。
他走的时候我送到走廊上，他拘谨地笑了笑，转身离开了。已经褪色的T恤衫上某种空调器的名字异常醒目，它们随着他的奔跑一起跳跃。
回到屋里，原毅眉把工工整整的稿子递给我，稿纸上红色的抬头让我猛然想起了他的父亲，想起了那个面色灰暗神色忧郁总是闷头抽烟的兵工厂中年技工。
他在小说里写了一个养信鸽的少年，养得很好，还得过奖，上初中以后妈妈不让养了，说既耽误学习又浪费钱，抗争了几次最终还是把鸽子送人了，鸽舍拆除那天，少年在楼顶哭了，哭泣的少年望着四周灰蒙蒙的城市，觉得自己突然被遗弃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座孤岛上。结尾他写了少年的一个梦：他变成了一只鸽子，和自己养过的鸽子一起翱翔在蓝天里。
原毅眉说你觉得好吗，我说挺好，她说你们似乎认识吧，我说是的，我们是小学同学，一起偷过苹果，她说那你应该知道他写的该是真实的了，我说差不多是，她说他为什么要写这些，我说动机应该很复杂，她说或许是为了释放，我说有这因素，她说你喜欢写实还是虚构，我说只要写的好我都喜欢，她说我更喜欢虚构的东西，我说你举个例子，她说比如你写的，我说你看过，她说初中我们老师拿你的当范文讲，真的，但我觉得那些不算好，我最喜欢的是你那本手抄本小说。
我说你从哪儿看到的，她说那你别管，我看到它后是一晚上把它看完的，看完之后难受了好长时间，倒不是因为你写的是悲剧，而是因为居然有和我一样大的人写出了这样的小说，心里真的嫉妒死了，我说你读的好小说还是太少，她说你不该这么说，一个人应该尊重自己的作品。
我看着原毅眉，心里想了很多，最后还是问她你是从哪儿得到手抄本的，她说这是秘密。我说你什么时候知道是我的，看了主编候选人的简介吗，她说不是，是开学那天，从告示栏那儿去教室的路上，有一个女孩子叫你的名字，我一激灵，赶忙回头看你，当时惊讶死了，你和想象中完全都不一样，我说你想象中我是什么样，她说身体比你强壮，眼神比你冷漠，穿着打扮文质彬彬，留着好看的头发，我说你没觉得会是重名，她说我也觉得可能是弄错了，可是当我看到你在下面打架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了，我说这更奇怪了，我小说里没有暴力啊，她说反正我觉得就是。
我尽量不让她看出我的得意，但是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很轻，比屋子里那几只苍蝇还轻；我觉得自己很甜，血管里流得都是蜂蜜。
她说我听好多人说你做检查的事，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样做检查的，感觉像是就职演说，笑死我了，你怎么会那么做呢，我说我以前这么干过，她说你总喜欢干别人没干过的事，我说没那么想，我做检查纯粹是为了讨好同学，我知道如果告诉李建东肯定是通不过的，所以只有那么干了。
那天物品知道了她名字的来由：原正英一直希望有一个儿子，名字都起好了，叫原毅。原毅眉出生后，吴惠芸在后面加了一个梅花的梅，原正英觉得不好，就一直没定。快满月的时候，原正英在走廊熬鸡汤的时候烧了眉毛，于是他们就把梅花的梅改成眉毛的眉了。
秋雨时节不知不觉就到了。
编辑部的房顶有一处漏雨，原毅眉从家里拿来一个旧茶缸放在地上接水。那个茶缸上分辨不出几个字，她说那是她妈妈的奖品。
一个细雨迷蒙的傍晚，我躺在桌子上，在茶缸发出的滴答声里想着父母的战事和我的未来。这时，原毅眉头发湿漉漉地走了进来，睫毛上挂着小水珠儿，肩头的衣服被雨淋透了，乳罩的花纹从粉色衬衣浸了水的地方透出来。犹豫了几次，我从桌子坐起来问她为何喜欢淋雨。她愣了一下，脸一下就成了粉红色了，她说她也不知道。她用手绢擦着头发上的水说，小的时候，每当下雨，我就搬着小板凳坐在门口，看屋檐上的水帘，门前小水洼里此起彼伏的水泡特别让我着迷，还有湿润的空气里弥漫的泥土味道，那时候，总能想到好多根本没有的或者遥不可及的东西。见我不说话，她停下来说怎么了，是不是觉得很可笑，我说没有，很有意思，她说你喜欢下雨吗，我说下雨的时候我喜欢睡觉，或者干脆做几个白日梦，她说我问的是你小时候，我说我小时候喜欢玩水，更喜欢下雨，一下雨就跑出去，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土坡，我就在那里用石子、沙子和泥土筑坝，积蓄雨水，等到雨水积蓄的差不多了，我就一脚踹开水坝，和水流一起冲下土坡，经常像西瓜一样滚到坡下，爬起来再上去筑坝，再冲下去，她瞪着大眼睛笑着说你妈妈不管你啊，让你这样疯，我说怎么会不管，经常被揪回去，她说看来你也是喜欢自己玩儿，我说不是，自己玩儿太没意思。原毅眉说，我听过和你差不多的故事，你就是孤僻，我说不孤僻，她说别不承认了。
下雨那阵子，编辑工作进入了最忙碌的阶段。
三个女编辑工作很投入，水平和效率都很高，所以进展很顺利，按学校要求的进度完成没有问题。不过最令我高兴的，是我们的关系彻底扭转了，她们不光不再怕我，并开始亲昵地称呼我老板和大师。这应该感谢那些走穴的三流演员和号称有特级证书的粤菜厨师。
闲下来的时候，她们喜欢就着零食说傻话、废话和闲话，比如某个女生的江湖秘史，比如某某和某某（其中包括冷美人）谁的衣服更昂贵，谁的身材最好（其中包括原毅眉），比如谁的父母更高级，比如哪个男生最帅，哪个男生最有气质。在说这些的时候，她们就像是一杯发酵不完全的草莓味儿酸奶。编辑部扫出来的垃圾里，除了废纸就是多种植物的种子外壳和果实表皮了，它们的数量和那些傻话、废话和闲话的数量相当。
我更喜欢听她们谈论社会、生活、世界、文学时的样子，那情形就像是修道院里的年轻修女在谈论她们院长的风流韵事。她们比一般少女更聪明更敏锐，但和那些少女们一样，她们对容貌、胖瘦、教养、出身这些东西像蜗牛同样敏感，甚至有过之而去不及，虽然她们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对此不屑一顾，但是效果是欲盖弥彰，此四无银三百两。
原毅眉很少激动，她不像那两个少女，只要我对她们所说的表示尊重或感兴趣，她们立刻就会做出意料之中的热切反应；对于赞同或赞美她的人，原毅眉往往会出人意料地以否定自己的方式去反驳那些人，她就像风中的芦苇，无法确定往哪里飘摇。
虽然她的话很少，但我觉得她喜欢说话，她只是学会了不说一些话，学会了在更多的时候沉默，我想她可能时常处在一种抑制说话欲望与渴望尽情表达的焦虑当中，就和我一样。
相比聊天，原毅眉喜欢发呆，她能对着一个地方很长时间一动不动，有时是对着院子里一小块儿太阳地，有时是对着窗外的两株石榴和它们后面的几株洋槐，有时是对着偶尔经过的蝴蝶和小鸟。她就像她所写的一句诗：草原深处的炊烟。
生活中有很多人在人群里总是给人热烈的印象，独处的时候却像墓碑一样安静，原毅眉就是这样的。
茶缸里不再有滴水声的时候，我们编辑的第一期校刊终于要付梓了。印刷那天是星期天，我们一大早就去了校印刷厂，依照她们的叮嘱我还带了相机。当第一张印满了字的纸从机器里出来的时候，她们看起来很激动，似乎那是一件划时代的事件。
周一，散发着油墨味儿的校刊送到了高一和高二的每一个教室。
几天后，校刊的尸体就字校园里随处可见了，它们有的成了演草纸，有的成了坠毁在水池里的飞机，有的四分五裂地漂在厕所的小便池里。但这些并没有影响那期校刊编辑的成功，也没有影响那些有著作发表的学生成为实验中学的作家和诗人。
学校表扬过后，我请她们吃饭。她们要求和我一起喝啤酒，我不知道她们之前都没有喝过酒，也过高地估计了她们的酒量，所以在我还没想到制止的时候她们就以惊人的速度醉了。随后她们开始学我的口气说脏话，讥讽一些同学和老师，甚至说起了父母的性事，以及其他对不起她们有教养少女身份的话。为了避免更加复杂的局面，我提前结束了庆祝会。我叫车一路把她们送回了家，最后送原毅眉回家的路上她开始呕吐，脸上有一块胎记的司机把我们赶下了车。
原毅眉扶着路边的一棵法国梧桐把肚子里的东西吐得干干净净。我买了两瓶矿泉水让她漱口。喝了几口水后，她蹲在地上，头埋在膝盖和手臂之间打晃睡觉。我怕她着凉打算背她走，她摇着不听使唤的胳膊说不用，没事儿，一会儿就好。这样来回过了几分钟，我抓起胳膊把她背起来，她在背上挣扎了几下，就趴在肩膀上不在动弹了。走了一半的路，我累得汗流浃背，就坐在人行道边儿休息，她靠着我，看上去比刚才清醒了许多。我又背了她一段路，她说自己差不多能走了，我放下她，她不让我扶，自己摇摇晃晃地往前走。她时而像一个失宠的交际花和我说笑，时而紧张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像是一个胆小的走夜路的修女。
快到大门的时候，原毅眉站在树影里让我去叫门。叫开门后，按照她说的我先进去在图书馆门前等她。过了一会儿她才轻飘飘地走过来，和我打了一个隐蔽的招呼，像贼一样蹑手蹑脚地沿着走廊走到自己房门前，摸索着打开了屋门进去了。
灯亮了以后，又过了一会儿，她的屋门开了一道缝儿，她站在屋里冲我站的地方摆了摆手。我没有吸烟，不知她是怎么看到我的。
出校门后，我看见一个女人拉着孩子在追赶一顶帽子。那天的风不大，可是那顶帽子在地上滚了很远。
第一期校刊完成不久，足球联赛开始了。实验中学为了选拔队员，组织了校内比赛，比赛分年级进行，每个年级分成两组，每组前两名进入半决赛，获胜者进入决赛，比赛每天下午放学在操场举行。实验中学的传统强项是羽毛球和篮球，所以球场上看比赛的人很少，男生只当是看马戏，女生都和稻草人一样矜持，偶尔会像蜗牛一样娇嫩地喊一声。我每天都到操场上看比赛，我知道那些奔跑的少年需要机枪一样关注的目光和轻浮的口哨。如果有更多原毅眉那样的少女站在跑道上助威呐喊，他们跑起来会像蒲公英那般轻盈。
正如预料的，高一年级的决赛是在七班和五班之间展开的，也如人们的预料，七班拿了冠军。当终场哨声响起的时候，陈潜像范进一样冲进了球场，抱住七班的每个队员欢呼。他十分陶醉于这种让旁人分不清是激动还是表演的行为。
我在场边休息时，原毅眉和刘琳一直在安慰五班的球员，那些少年还在抱怨和惋惜。那场球原毅眉从头看到尾，安静的时候，她长长的影子越过跑道模糊地映在了东边的围墙上；呐喊的时候，她身上的红毛衣像火焰一样跳跃。
比赛结束后，一个高个的少年最先走到她面前，指着我们这边激烈地说着什么。那个英俊挺拔的少年是当年实验中学的天才之一江涛。
当年实验中学的人都知道江涛的故事：初中他在一所野鸡学校，而不是所有家长眼里如同牛津、剑桥一样著名的十中和十六中——家长们虔诚地相信它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消费品一样值得信赖。初一的时候他还不显山露水，初二的时候他在一次全国的数学竞赛中得了二等奖，那是这座城市里获得的唯一的奖，一夜之间江涛名震江湖。之后，类似的故事在江涛身上不断重演，所以在进入实验中学之后，他毫无争议地成为实验中学里的少女们春梦的主角，成为所有老师的口头禅，成为所有家长的紧箍咒。
江涛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一次打群架当中。那天操场上踢球的人很多，五班和高二的一伙人因为地盘的缘故闹起来，然后就开仗了。我在实验中学只看过那一场群架，那是我看到的有史以来水平最低级的群架。
他总是穿着过时的衣服，时常戴着一顶某乡镇企业生产的耐克棒球帽。他不合群，下课的时候常常一个人站在走廊上眺望校园外面的城市。他思考的时候像是一尊精致的雕塑；当他面对谁的时候，他的表情总是处于一种对所看到的东西迅速表示出不屑并予以否定的状态。同样是班长，除了个头和家境外，江涛和陈潜在各方面都不相上下。区别在于，陈潜都十分接近合格的革命接班人，而江涛看起来更像是反对党或者抵抗组织的领袖。
江涛的身体素质很好，球技也很好，他没有争议地进了校队，高一年级另一个进校队的人是我，因为我不仅有一只18K金的左脚，还有一只镀金的右脚。
实验中学足球队集训了一个月，就开始打校际联赛了。实验中学是那次比赛最大的黑马，一直打进了决赛。我们决赛的对手是五中，他们是连续三届的冠军队，队员大部分是高三学生，配合熟练作风凶悍，尤其是守门员近乎专业水准，所以没人认为我们还会爆冷，我们的教练也这么认为，结果我们却一黑到底，二比一赢了五中，为实验中学赢得了第一个足球联赛冠军。
因为那次比赛中的表现，我成为实验中学校队历史上最年轻的队长。因为这个头衔，以及编辑校刊的影响力，按照陈潜的说法，我也算是实验中学的人物了。
由于第一期校刊的反响，投稿的人更多了，不用她们三个上门征稿了，主动登门的也多了，那个院子也失去了以往的宁静。为了清净，放学后我一般先到校外转悠到天黑才回去。
一天傍晚，我从校外拎着刚出炉的烤红薯回编辑部，远远地看见原毅眉独自站在走廊上，走近了我问她吃不吃，第二声她才听见。
我问她怎么了，她摇了摇头。
我说吃红薯吗，她摇了摇头。
隔着玻璃我看见江涛坐在我的位置上，手里杂耍似地玩着圆珠笔。我进去后他看了我一眼，起身在编辑部里转了一圈儿坐在了原毅眉的椅子上。他一直在晃荡腿，那把破藤椅不停地发出声响。我说你能不能不动，他没吭声，脸上仿佛糊了层锡纸。
我吃红薯的时候，江涛要么在纸上胡写乱画，要么玩圆珠笔。我快吃完的时候他出去了，没一会儿争执声从门外传进来。然后，声音由近到远，最后归于沉寂。
半小时后，原毅眉的脚步声在门外响起。她掀开帘子走进来，径直走到自己的桌子前猛地坐下，心不在焉地看着桌面上的东西。
我把剩下的红薯搁在她桌上告诉她趁热吃就走了。
出门后我沿着从另一边的门重新进来，沿着走廊又回到了编辑部的窗外。原毅眉仍旧对着桌子发呆，过了一会儿就趴在桌子上哭起来，哭声很低，像是被橡皮擦过的铅笔字迹，如果不是肩胛骨剧烈的运动——它们仿佛衣服下藏着的利器，似乎要破衣而出——几乎察觉不出她在哭。大约十几分钟后，她抬起头，用手绢擦了擦干了眼泪，重新开始收拾东西，当看到桌子上的红薯时，犹豫了一下，还是拿起它吃起来。那个红薯很大，平时她吃不完，但是她把它吃完了。中间她被噎住了，飞快地跑到水池那儿喝水。洗完脸回去的时候，皎洁的月亮吸引了她，她就站在院子中央的十字架上仰望着夜空出神，她的脸泛着老银器的光泽，她的影子像是蜷缩在脚边的一条小狗。
回到编辑部后，原毅眉站在镜子前整理了眉毛、眼角和头发，左右前后打量整理衣服。她站在那面写有奖励字样的镜子前，一会儿把衣服紧裹着胸部，一会儿把胸口的衣服揪起来，似乎想看看乳房丰满到什么程度穿衣服才好看；她一会儿吸腹，一会儿提臀，一会儿把刘海压到头顶上露出前额，一会儿把刘海前全部垂下来盖住眉毛。
当原毅眉唱着歌开始收拾东西要走的时候，我离开树影笼罩的柱子，穿过明晃晃的校园去了车棚。
操场上空的月亮又大又圆，操场上一片银白，所有的影子都刀刻一般清晰。
我骑着车从车棚里拐出来，正好碰见冷美人，我说怎么还没走，她往身后看了看说马上走，我说要不要我送你，她说我还有回去收拾东西呢，你先走吧。
冷美人身影看不见的时候，陈潜从另一个方向晃悠了过来。他说你在干嘛呢，我说没事儿，你呢，他说锻炼了一会儿身体。我问他是否一起走，我请吃馄饨，他说他还要再看会儿书，要我先走。
我在路口小吃摊儿上吃馄饨时，陈潜和冷美人骑着车有说有笑地从那里经过。他们的背影在路灯之间时隐时现，渐渐模糊，消失。
一场碎了许多教室玻璃的大风之后，冬天正式降临了。
做操的时候，女生们都戴上了帽子和手套。原毅眉的手套是用很多种毛线很复杂的工艺编织出来的，十分古怪也十分吸引人。那双手套她织了很长时间，中间拆了几回，每一次拆的时候她都发誓再也不织了。
如果说原毅眉的手套是学校里最别致的手套，那么学校里最漂亮的帽子就是冷美人的了。那顶总让我想到女巫的滑雪帽让冷美人出了不少风头，也让很多晚熟的少年意识到他们竟然忽略了一个重量级的美女。陈潜说那顶具有浓郁北欧风情的帽子是冷美人的爸爸出国考察时用瑞士法郎买得。
那一阵子，陈潜看起来非常的写意，脸上的青春痘似乎都做了电镀处理。他经常和冷美人一起到编辑部，找我和原毅眉胡扯。原毅眉不在的时候，冷美人很少说话，只是在需要笑的时候笑上几声，言谈举止都恰如其分地呈现了她的家境和家教，有时候甚至超越了它们。如果原毅眉在，她们两个就和刚学会说话的八哥一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十分低等的笑话都能让她们说笑不停。她们在一起，就仿佛把一颗鲜艳的还带着果霜的野果和一颗打了果蜡贴了标签的假冒进口水果搁在了一个水果盘里。有时候，原毅眉尝试着往自己身上打蜡贴标签，而冷美人则想着把身上的蜡擦掉；另外一些时候，原毅眉则会以很多隐晦和自以为是的方式保持和突出自己野果的身份，而冷美人则以同样的努力试图往身上打更高级的蜡。陈潜看样子非常享受这些，并且认为我也十分享受这个，所以他常常会事先和原毅眉约好时间——他很少跟我说这个，买上吃的喝的，到编辑部来度蜜月。
在一个有雾的晚上，闲扯结束后，陈潜和冷美人看电影去了，原毅眉也回家做作业了，我把两把有严重关节炎的藤椅并在一起，半躺在里面继续读恐怖小说。正读到紧张处，忽见窗户上有手电筒晃动的亮光，我吓了一跳，朝外喊了一声，原毅眉的声音在远处传来。我来到门口，见她一路唱着歌，像受惊的小鹿一样穿过黑咕隆咚的院子往这边跑来。她说灯泡烧了，爸爸不知去哪里打扑克了，只好找你来帮忙了。
到了原毅眉屋里，她打着手电我换好了灯泡，可是灯并没有亮，检查后发现是保险丝断了。原毅眉在他爸爸屋里找了半天也没找着保险丝，问邻居也没有借到。她说去买吧，我说太晚了，这样的小东西不太好买，她说那怎么办，我说好办。随后她跟着我又回到编辑部，我用螺丝刀把编辑部隔壁的窗户捅开，从那儿跳进了堆满了旧书的屋子，我找到保险盒，在取保险丝的时候，原毅眉惊叫起来，我从书堆上跳下去，她一下子抱住我哭了起来，我说怎么了，她却只是哭不说话，好半天我才知道原来是一只好客的老鼠跟她打了一个招呼。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我对她说我先出去接着她，她坚决反对，执意自己先出去。因为窗户高我怕摔着她，就站在窗台上拉着她的手想把她放下去，但是惊魂未定的原毅眉，双脚已经失去了起码的支撑能力，她硬生生地把我带了下去，结果她擦破了手，我崴了脚。
一切停当，我坐在她的梳妆台前抹红花油，听她抱怨和唠叨。老娘说过，只有听过一个女人的唠叨，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女人。老娘说的是女人，而原毅眉是少女，她唠叨的时候，更像是一只独自玩耍的小猫。
我把红花油的瓶子放在原毅眉的梳妆台上，开始揉搓脚踝。那个白色的梳妆台上空荡荡的。椭圆形的镜子上贴着几张剪裁过的照片，有一张她穿着花样的裙子——胸部平坦双腿修长——站在海滩上，背后是并不晴朗的天空下深色的大海。原毅眉的笑容纯净而意味深长，令人忍不住有虚构青春的冲动。
原毅眉的屋里的味道和她身上的一样。和我所见过的少女们的房间一样，床罩是碎花的，窗帘也是；几个滑稽可爱的娃娃躺在床上；几张不同时代不同国籍的明星海报贴在醒目的地方。在梳妆台旁边，对着床的墙上贴着三张素描人像，一张是已经老糊涂了的托尔斯泰，一张是神情惶恐的卡夫卡，另外那个一脸傲慢笑容的女人我不认识，我问她，她回头看了看说是波伏瓦啊，我说她就这个样子，她说很漂亮啊。我问她这是谁画的，她说初中绘画班上的一个同学，我说画得真好，她说当然，很有天赋的一个人。
那天我很晚才回编辑部，去车棚取车时发现根本没法骑车了，脚像断了一样疼。我把车放回去，一只脚跳着出校门打车回家了。
因为脚伤我请假休息了两天。两天后我一进教室就发觉不对劲，少年们的眼神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课间的时候我正要找陈潜询问，一个我向来反感的猥琐同学靠近我说，和原毅眉亲嘴儿的感觉怎么样，他的话让我心里一震，我看着他那令人绝望的塌鼻子以及周围的粉刺说，你找打啊，他退后一步说，你动手试试，别以为我怕你，敢做就要敢当，占了人家便宜不敢承认了。
我忍住一脚踹进他裤裆里的欲望，回头找陈潜。陈潜一直看着我，脸上尽是对待敌人和叛徒的轻蔑表情。我走到他跟前说发生了什么，他似乎想做出一个周全老道的笑容却没有做到，于是僵硬地说，你应该比我清楚吧，我说我要是知道问你干嘛，他说何必呢，说完就走开了。
我忍到了中午，在车棚截住了一个要好的初中同学，得知了校园里盛传的两个版本的谣言：一个是那天晚上我把原毅眉骗到编辑部隔壁的屋子里欲行不轨，原毅眉奋力挣扎，我在用强时崴了脚，原毅眉才得以逃脱，并伤了手；另一个是我们到那间屋子里想偷吃禁果，结果被经过的同学发现，惊慌之下急欲逃离，结果我崴了脚原毅眉擦伤了手。他还告诉我，很多同学到编辑部旁边屋子里查看过了，满是灰尘的地面到处都是我和原毅眉的足迹。他说这话的意思是明白地告诉我，无论是哪个版本，那间屋子里发生的事都是一样的。
下午放学我从李建东的宿舍回教室，原毅眉正好从五班走了过来，我想说些什么，却找不到合适的话。经过我身旁的时候，原毅眉瞄了我一眼，又迅速地低下头，疾走几步，几乎是跑着进了楼梯间。她身上那种熟悉的味道就像呼出的哈气一样，一闪就没了。我站在走廊上看着原毅眉从楼里走出来，沿着她每天都走的那条路往家走。她走得很快，像是有人追赶。
我收拾东西去了编辑部。
冬天的傍晚是如此的短暂，只是一愣神的工夫，天地就一片漆黑了。黑暗和寒冷让身体也让思想蜷缩成一团，人在如此境遇中总是很容易变得悲观，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小甲虫，而周围的世界就成了一个阴暗潮冷的沼泽。
熟悉的流行歌蛾子似的在昏暗的编辑部飞来飞去，听起来像是风干了的。我想跟着哼几声，却没发出声音。在我彷徨的时候，原毅眉推开了门，一半身体在屋里一半在外，迟疑了下，她的影子也进了屋子，然后从门口一直匍匐到电棒底下。它看上去像是一摊即将消失的水迹。
原毅眉眼睛是红的，脸颊上有粉红的泪痕。我咽了一口唾沫，把想说的话也咽了回去。她瞄了我一眼，低下头也不说话。
我再次点烟的时候原毅眉说别吸了。她给了我一片口香糖，自己也剥了一块放在嘴里，一边用锡纸叠东西一边说，陈潜说现在有一部电影挺好看的，我说你想看吗，她摇了摇头，我说那你说它干嘛，她说我心里特别乱，我说没什么可乱的，她说你是男孩子，我说你想说什么就说吧，她抬头看着我，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她用手指去擦眼泪，然后用手掌去擦，最后趴在桌子上哭起来。她哭的时候，我的心脏就像是面团儿一样被人捏来揉去。哭的差不多了，她抬起头，用手绢仔细地擦去泪痕，鼻音浓重地对我说，你知道学校怎么说我们吗，我说他们说我是口是心非的小人，是小流氓，竞选主编的时候就暴露出本性了，嘴上说自己不报名，名字却出现在候选人名单里，背地里还让家长活动，当选后假惺惺地说自己根本不想干，目的就是为了… …。
我没有说下去，低头继续玩锡纸。原毅眉望着漆黑的窗外，长嘘了一口气说，命运挺神奇的，我说你又想到了什么，她说没什么，我说我刚想过了，我要出面澄清这件事，她说你能澄清吗，别人会信吗，说不定还适得其反，我说无论如何我必须出面澄清，她说你还觉得事情不够大吗，我说你不希望我出面吗，她说你说呢，我说你觉得会是谁把这事说出去的呢，她说我哪里知道，我说我没注意到谁从那里经过啊，她说谁从那儿过还告诉你呀，我说编辑部那么偏僻的地方，又那么晚，会去那里的人屈指可数，她说你就别胡猜了。
第二天早上一到学校，李建军就通知我去校长办公室。在去校长办公室的路上，碰到的老师都用相同的目光看我。进了办公室，我看着校长那张连大圣也变不出的脸——它就是教育腐败的缩影，静候他开口。校长让我坐在陈旧的皮革沙发上，端着水杯坐在我旁边，温和地问我事情的经过。我说我承认，是我把原毅眉骗到那间屋子里的，那天她屋里的保险丝断了，叫我帮她换，我觉得机会来了，就对她说外面没卖的了，那间屋子里有不用的，让她和我一起去取，到屋里后我就开始动手，她开始叫，我心里害怕，慌乱间从书堆上掉下来，崴了脚。校长抱着肩膀沉吟了片刻说，还有吗，我看着自己皮鞋上的灰尘说没有了。他说你可以走了。
课间操的时候，很少现身的校长站在临时扯出来的麦克风前，语重心长深入浅出地做了一番讲话。他说为了一根小小的保险丝，一年级的两个新生私自撬开学校空闲房间，严重违犯了校纪，这种行为学校决不姑息，学校将严肃处理，班主任要让那两个同学立刻写出深刻检查交到教导处，我亲自过目。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学生见到这样的行为不但不去制止，反而用造谣的方式滋扰生事，制造混乱，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教学和学习环境，污染校风，学校一定严肃调查，对责任人严加惩处。
通过大喇叭传到我耳朵里的声音，比他本人的声音威严和令人信服。我远远地看着他，灰白的头发在寒风中不时被吹起，他不停地抚平它们。以前老爹不止一次说起他，说他如何老道老练，但是他粉红色的眼泡和庞大的屁股并不令我信服，但那天我信了老爹的话。
那番讲话之后，风波渐渐平息。学校随后下了通知，取消了我和原毅眉校刊编辑资格，并将编辑部搬到了吉印通书馆。
我去编辑部收拾东西的时候，原毅眉的东西已经全都拿走了。地上很干净，没有一片纸屑。我收拾完东西打算走的时候，原正英推门走了进来，他的脸仿佛生了锈。他走到我的近前说，以后你给我老实点，离小眉远远儿的，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说完扭头就走了，屋门砰地一声在他身后关上了，震的门头和旁边窗户的玻璃直响。我抓起桌子上装烟灰的易拉罐摔到了墙上，里面的烟灰撒了出来，在地上铺了一层。
第二天早上我上交了那把有红旗商标的铝胚钥匙（我另配了一把）。
几天后，编辑部就搬进了吉印通书馆。一个具有精神分裂天赋的男生成为新的主编，一个品学兼优的女生接替了原毅眉。
那段时间，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每天我都是夜色沉沉的时候才离开教室。我有时会绕道方院儿去车棚，从那儿经过的时候偶尔会看见对面走廊里原毅眉的身影，要么在做饭，要么和邻居的孩子逗笑，要么坐在桂花树下洗衣服，有时候见不着人，只是屋子里亮着灯，有时连屋子也漆黑一片，什么也见不着。
有一次我快走出走廊的时候，她抱着几本书正好迎面而来。我让到旁边，她闪开一步，我说你好，她说你好，我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也一言不发，僵持了一会儿她说没事儿我先走了，我说好。走到走廊中间的时候，原毅眉回头看了一眼，当看到我也在看她时马上扭过了头，抱着书本跑回了家。
我在车棚取车的时候，操场上还有许多少年在运动。篮球场西边，白杨光秃秃的树梢顶上那几片玫瑰色的云彩正迅速地消失，很快球场就将被潮水一样的暮色吞没了。
我从校园出来，去了实验中学南面那条街。
那是一条臭名远扬的街，除了棋盘大小的饭馆，剩下的就是和粉笔盒一样拥挤的游戏厅、台球厅和录像厅这些让大部分父母担忧恐慌的是非之地，在他们眼里，那条拥挤肮脏的街道尽头就是监狱的大门。
我去那儿更多是看别人打球。那十几家台球馆里经常有江湖高手赌球，少则几百多则几千，比看电视里的比赛刺激。每次无论谁赢了，总会有一个尖叫的女郎从角落里冲出来，和抓捕行动中的警察一样突然，她们像幼年考拉一样挂在胜利者的脖子上，猫一样地叫唤，亲吻赌徒们因为激动而通红的脸蛋儿。那些个因为名声沦落而引人入胜的漂亮女郎们紧凑的屁股翘得让人心电图紊乱。
我在那儿认识了五妞。
五妞有一个很革命的名字和很反动的脸庞，当那张圆润动人的脸蛋儿上浮起笑容的时候，单纯的少年心中会迅速涌起云朵一般的爱情，他们会像射出去的箭一样喜欢上她。
没有接近五妞的人不会知道，如果她的面孔给人的印象是丝绸，那么她的性格就是剪刀。很多人都认为她的性格跟她的家庭有关，她有时候认为这是对的，有时候又否认。在她上小学的时候，她那位智商和性欲都十分卓越的父亲，因为一个女人在一条大河沟里翻了船，很快就进了监狱。那之后不久，她那位号称江湖三大美人之一的母亲身旁和床上就不停地更换男人，他们都是在江湖上声名显赫的人物。她经常收到礼物，即便在夏天也经常收到各种叔叔、伯伯甚至爷爷们的压岁钱。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站在柜台前，拿一块正宗的瑞士名表作抵押要老板给她几瓶可乐，那个身体如过期挂面兼卖假外烟的老板根本不识货，拒绝了她。我借给了她十块钱，她瞪着单眼皮的大眼睛说明天一定还你。随后的几天里我每天都去，她都不在，我想我到底还是碰上了小骗子。就在我即将忘记的时候她又来了，还钱的时候她给了我一盒精美的雨花石，还有罂粟花一样的微笑。
我们就这么慢慢地熟了。
除了一起看球和打球，我经常骑车带着她到郊外写生。她有极高的绘画天赋，想成为弗里达卡洛那样的画家，并渴望过上同等质量的分裂的生活——尽管她坚决反对我这种说法。在郊外，她不画画的时候，我教她辨认植物和雀形目的鸟，她教我如何接吻。
大地在不知不觉中一天天地变得坚硬。
厕所里的小便池结冰后一个阴沉的下午，我又去了台球厅。进去的时候我看见原毅眉和几个实验中学的学生围着一张球台在玩。她们旁边那张台上是几个街头少年，从他们的眼神和动作就能看出滋事的劲头，但是原毅眉他们根本没有察觉。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来这样的地方，她应该知道，在这样的地方，打架和烟头一样常见，冲突的原因和扔烟头一样随便。
那天五妞身上有很多钱，说要请我吃好的。我说先玩一会儿再走，她说不，天天玩都腻味了，快走，我说就一会儿。
我和五妞打嘴官司的时候，原毅眉那边已经有了吵闹声，并且越来越大，原毅眉的声音夹杂在当中。很快，战斗在女生的尖叫声和旁观的起哄声中爆发了。实验中学那几个男生跟几个街头少年的打得难解难分。街头少年当中有一个戴着棒球帽的小子很喜欢和女生过不去，在他准备打原毅眉第二记耳光时，我手中的半截球杆拍在了他的脑袋上。他捂着耳朵在地上打滚，和旁边站着的原毅眉一起在污浊的空气里比赛尖叫。在对方寻找武器的工夫，我拉着五妞的胳膊和原毅眉他们冲出了台球厅，在岔路口原毅眉跟着同学穿过马路飞奔回了学校，我和五妞冲进了一条胡同。前往的饭店的路上，五妞都不怎么说话，看我的眼神也是异样的。
两天后，在飘着小雪的傍晚时分，我吹着口哨打算穿过那条胡同去姥姥家。走到灰白色的老胡同中间，那天打架的几个街头少年，和几个具有香港八十年代中期流氓气质的痞子拦住了我。痛打我之后，抢走了我身上的钱和自行车，把我的书包扔进了胡同中间的女厕所。
我捂着肚子去了姥姥家，姥姥打电话叫来了老爹老娘。看了伤势后老爹说我的肋骨断了，老娘听了坐在沙发上流眼泪，姥姥坐在一旁，一边斥责老娘哭得难听，一边骂他们不负责任。等车的时候，老爹和老娘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看着我，他们的神情看上去完全是恩爱夫妻的模样。
我就这样又一次住进了医院。
姥姥照例每天都来给我送饭，不是排骨就是鸡，我依旧对她说这样吃下去我会长毛的，她依旧说长毛也比骨头不愈合好；晚上的时候我依旧不让任何人陪，依旧喜欢忍着疼痛在黑暗中胡思乱想。
一天晚上我刚打完吊针，原毅眉和冷美人推门走了进来。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她说我见阿姨老是拎着保温饭盒，就知道你又住院里，那我就问啊，她就告诉我了。
原毅眉那天穿了一件火红的羽绒服，里面是白色的毛衣，脸上冻得红扑扑的，手上还戴着那双著名的手套。从进来到离开她没说几句话。她带来了一本卡尔唯诺的小说，说我一定喜欢。书的扉页上有两行漂亮的字：宝贝女儿生日快乐。
那之后，冷美人隔三差五来看我一回，讲学校里的事。她说江涛又得了一个竞赛一等奖，但是他并不高兴，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原毅眉拒绝了他。她还说她爸爸一个画家朋友的学生经常和原毅眉在一起，他很有才华，准备考美院。
原毅眉也单独来过一回，还带了几个苹果。她去的时候我不在病房，我在走廊尽头的平台上晒太阳看小说。一般只要有太阳，我就央求护士允许我到平台上去。那里视野开阔，可以看到远方绵延起伏的群山。天气好的时候，它们和明信片一样清晰，而大多数时候，它们像铅云一样漂浮在远郊灰蒙蒙的房顶上，与阴沉的天空连成一片。
原毅眉走到跟前喊了我一声我才注意到她，我说你怎么来了，不上课了，她说今天星期天，她歪着头看了一眼我膝上的书说好看吗，我说好看，她说我没说错吧。她问我好些了没有，我说医生说我很快就可以出院了，她说都怨我，我说跟你没关系，唯一的解释是：命运挺神奇的。听了我的话她笑了，用英语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懂。在冬季柔弱的阳光里，她的头发闪烁着贵金属的光泽。
那本书没看完我就出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