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文丛 摘读(转载)
《书话文丛》是在钟敬文教授、张岱年教授共同倡议下,在中国广播电
视出版社的鼎力相助中得以出版。卞之琳先生、季羡林先生、冯亦代先生、
严文井先生、陈原先生欣然同意担任丛书顾问;牛汉、碧野、汪曾祺、林斤
澜、李国文、邵燕祥、舒乙、任洪渊、谢大光、张抗抗等诸多文坛名家,亲
选文章寄来,并共担丛书编委;张岱年先生、冯亦代先生、舒乙先生亲自为
丛书作序,韩静霆为丛书设计插图。在此,我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书话文丛》编委会名单
顾问
卞之琳 季羡林 冯亦代 严文井 陈 原
主编
钟敬文 张岱年 邓九平
常务编委
牛 汉 汪曾祺 林斤澜
邵燕祥 舒 乙 邓九平
编委
钟敬文 张岱年 牛 汉 碧 野 汪曾祺
林斤澜 黄宗英 姜德明 邵燕祥 舒 乙
李国文 王富仁 李元洛 任洪渊 韩静霆
母国政 邓九平 谢大光 膝 云 张抗抗
斯 妤 于海婴 张树英
序
张岱年
我喜书,喜读书、买书,更喜著书。青少年时期,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读书,地近琉璃厂,下课后常和同学到琉璃厂旧书铺浏览。那时,琉
璃厂旧书店很多,每个书店都陈列了很多古书,可我没有钱,无力购买高价
的书。当时宣武门内路西头发胡同有一个小市,小市中也有几家书铺,我路
过宣武门,常到小市旧书铺看看。我喜读《庄子》,也喜读宣颖的《南华经
解》,当时家里有一部清初刻本的《南华经解》,比较破旧,在小市书铺中
见到一部精刻本的《南华经解》,惜乎无力购买(直到 *0 年代,买到一部精
刻大字本的《南华经解》,珍藏至今)。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小市书铺中遇到
一部《庄子》,题“郭象评,向秀注”,是一部木刻木,不知是何人伪作,
也因无钱没有买下,后来再也不见了。
*0 年代,我在大学任裸,稍有闲钱买书。留心购求《张子正蒙》的各种
版木。买到高攀龙的《正蒙释》,刘玑的《正蒙会稿》,都是明刻本。又买
到《张子全书》的几种不同版本。当时许多收藏家都注意搜求诗词小说一类
书,对于理学书很少有人注意。我则主要购买哲学书籍。 *0 年代初,我请
琉璃厂书铺的魏广洲同志寻找明代哲学家王廷相的《家藏集》,他为我找到
了,共六函,印刷装帧都精美。据闻北京的《王氏家藏集》只有两部,一部
存科学院图书馆,一部由我购藏了。后来友人王孝鱼同志受吉印通书局委托标
点《王廷相集》,即借阅我所藏的进行校勘。老魏同志又为我买到一部明版
《李太白集》,亦甚为精美。我还在琉璃厂买到清代中期谢刻本的《荀子》,
嘉庆年间重刻宋乾道本《韩非子》,都十分精美,令人看起来怡心悦目。我
看过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知道宋元刻本的精美,惜乎无力购求,只能到
图书馆善本室参观了。
我所见到的明刻本及清代乾嘉时期的精刻本,都十分精美,实乃一种价
值很高的艺术品,是文化瑰宝。惜乎只能买到二三部。现在更是难以再遇了。
40 年代至 *0 年代初,北京饭店楼下有一个法文书店,卖外文新书。当
时我也常到法文书店,买过一些英文哲学书,十分方便。后来这个法文书店
因故被封闭了。 *0 年代后期,很难买到外文书籍了。现在看来,从文化交
流来说,这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买书不易,存书亦难。40 年代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那时住房也很小,
后来迁到新林院,有一间很大的书房,颇为方便。1**2 年迁到北京大学中关
园住宅,建筑面积七十五平方米,居住面积不过三十多平方米,比较窄小。
当时购书不多,勉强够用。在“文革”期间,学校让七十五平方米的房屋两
家改为三家,每家建筑面积五十平方米,书籍就放不下了。后来哲学系文革
小组还嫌我们房屋太大,命令我从五十平方米迁移到二公寓的一间半的小
屋,书籍更无法存放了。迁移时我只好卖出了四辆平板三轮车的书,但存书
仍然嫌多,只好堆积在半间屋中。当时也不允许多读书,“知识越多越反动”
的口号正在流行,哪个还敢看“封、资、修”的书籍呢?其后逐渐落实政策,
我的房由一间半改为两间, 1**8 年又由两间改为名义上的三室一厅,实际
是二间半和一间小厅。书籍勉强存放,找起来非常困难,又兼年老体衰,无
力多买书了。偶尔到琉璃厂旧书店浏览,难免望书兴叹。因为没有放书的空
间,也就轻易不买书。有时想起清末学者孙诒让、现代史学家陈垣先生都有
几间大书房,不无羡慕之意。明知其不可求,也就安于陋室了。现在年过八
旬,有时取出明刻及清代精刊,观览一番,也就很满足了。
清代思想家颜元(习斋)讥讽宋明理学家,说宋明儒者只会“读、讲、
著”,意在对于书呆子痛下针砭。其实理学家除了“读、讲、著”之外,也
还在考察、思索。如周敦颐、程颢以及朱熹、陆九渊,也都长于吏事。我的
一生似乎是在“读、讲、著”中度过,其实我是力求贯彻“博学之,审问之,
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我写了一些书,幸而都能问世。四十岁前所写
的哲学论稿,题为《真与善的探索》,1*88 年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三十
岁前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近年来也一再重印。前后出版了十几种书,
实可庆幸。“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还想继续写。虽然无力买更多的书
了,但是对于书的感情还是一如往昔。希望出版界多出新书、好书,在印刷
上超过乾嘉时代精刻本的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书话文丛》,愿这套丛书能在读书人的心里
洒下一片春雨,是为序。
序
冯亦代
中国有诗话、词话、曲话,唯有书话,似乎是近六十年始为人所用,并
为公众所认可,这是老友姜德明在为《现代书话丛书》总序中所说的话。我
喜欢读这些书话,经常在作者娓娓道来的文笔中,摸索到一些未读过之书的
信息,即使已读过的书,也可以从书话作者的文章中,对照我的意见,更可
发现我读该书文本时偶有的粗心或未见及原作者的题旨。所以我常有一种感
觉,认为书话是我的老师,不读书话,我很可能把一些引人入胜的见地失之
交臂。
姜德明在总序里,曾把书话界定为“源于古代的藏书题跋和读书笔记,
并由此生发、衍变而成。书话不宜长篇大论,宜以短札、小品出之。书话以
谈版本知识为主,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亦可涉及书内书外的掌故,或抒
发作者一时的感情。书话不是书评,即不是对一本书作理论性的全面介绍、
分析和批评。书话不能代替书评。”
我同意他前面所说书话的界定,但对他说的“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
和“亦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两点,则认为把书话只限于以汉语出版的书
籍,似乎范围限得太死、太仄,则期期以为不可。因为我们现在读的书,汉
语古书只是一部分,其他还有以汉语翻译国内各民族及世界各国的书,这些
书不但有写书话的可能,而且鄙意在当前对外开放的大潮下,写外国书的书
话还有其必要。
改革开放需要大量的现代知识,我们比之于国际上现代化的国家,至少
有二三十年的差距,有些项目甚至还要落后到半个世纪之多;虽然我们也有
比较先进的东西,但大体说来,我们还是落后的。所以在国家现代化方面,
我们不但要迎头赶上,而且还要超过他们;如果安于落后,便须挨打,这是
无可逃避的命运。因此更多地吸收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就十分必要。但是我
们还是个贫穷的国家,我们付不起那么多的外汇去买他们书籍的版权,这就
不可能通过翻译未获得他们的知识。再说现在书籍的出版如此众多,我们也
不可能本本都来翻译。如果我们国内懂外文并有专业训练的人,能够将他们
读到的书,择其适合我们需要的写成书话,那就可普及这些知识,然后再谈
翻译成汉语是否必要,那我们就可事半功倍了。
我是个英美文学的爱好者,起初只在《读书》杂志上写些海外的文坛消
息,得到读者的欢迎。有次茅盾先生和我谈起介绍文坛消息固然可以知道海
外的新闻,如果我们能写得再详细一些,介绍原作作者的经历及背景材料,
对于我们掌握海外的文学情况,便可更进一步了。于是我便在一则出版消息
里,写新书的内容,写作者的经历,写国外读书界对这位作者及这本作品的
意向和对他的评价。如果我能读到原书,我就写上我的读后感,否则就依赖
书评刊物的意见。十多年来我已汇集出版了好几本书,并为读者所欢迎,特
别是受到中国作家的垂青,他们不但获得了消息,知道海外文学发展的趋势,
有时还可得到启发,开豁视野。
因此,私意以为书话的内容,可以不必予以界定,写书话的作者要写什
么就写什么,只要引领读者去读好书,增加国内外的新旧知识,便是达到了
目的。
这部《书话文丛》的编者收集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做得比较周全,堪
称自“五四”运动以来新型书话的第一次的选集,相信读者们会从中得到读
书的乐趣,如果从此晋入“书痴”、“书虫”的行列,那就成为额外的喜悦
了。
书斋雅乐/钟敬文等主编1***.10(书话文丛)
倪墨炎
(1***~ )
作家。笔名王树荣,浙江绍兴人。1**6 年毕业于上海师范中文系。历任
该校教师、吉印通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等。1**0 年开始发表作品。专著有《鲁
迅旧诗浅说》、《鲁迅后期思想研究》、《鲁迅革命活动考述》、《鲁迅与
书》、《现代文坛偶拾》等。
访书奇遇
这是 1**6 年的事。这年春天,我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
集》的编辑注释工作。在我担任责任编辑的集子中,《且介亭杂文》和《且
介亭杂文二集》是由华东师大的教师注释的。为了和注释者联系工作,这年
秋天我就从北京出差来到上海。
那时我家住在上海愚园路,这是一条幽静的马路。解放前不少高等华人
和上层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我住的院子就是当年邵洵美等人办出版印刷公
司的地方,至今大门口的矮房里还住着美术印刷厂的职工。从我住宅向西走
二百米,就是静安寺庙弄,这里有郑振铎的故居。再往西走,穿过乌鲁木齐
路,就是愚谷屯,是林语堂、陶亢德编辑风行海内外的《论语》等杂志的地
方。我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每天,在夕阳的余辉下,我就在这些地方穿街
走巷,想象着当年的文人雅士们怎样在这里匆匆地送走充实的或贫乏的人
生。
有时我也驻足在十字路口的招贴栏前,散步本来就是一种悠闲的活动,
目的在于休息,在于运动体肢;何况,招贴栏前还可了解一些社会动向,有
时还能读到令人发噱的文字。一天,我在胶州路口的招贴栏上,在交换房屋、
对调工作、修理家用电器、出让木器家具等等的招贴中,发现一张用苍劲的
钢笔字写成的小条:
出让全套《文艺报》。价格面议。接洽地址:愚园路某某弄某某号
沈。
我简直为这张小条惊住了。在当时,《文艺报》无论与“四条汉子”还
是“文艺黑线”都是有牵连的。这人怎么敢公开招贴出让,胆子实在太大了。
眼下不是还有“反击右倾翻案风”嘛!但我又想:此公既然收藏全套《文艺
报》,一定是爱好文艺的,或许还收藏现代的旧书刊呢!倒不妨去看一看的。
于是我就把地址抄了下来。
第二天是星期日,上午 8 时,我就根据所抄地址找上门去了。离我家不
远,不过二三站公共汽车的路程,这是一个幽静、整洁的里弄,我所找的门
号在弄内深处,门口种着一株枝茂叶盛的夹竹桃。我揿了电铃,一个小伙子
来开门,待我说明来意,他就转向里面喊道:“爸爸,又有人来买你的《文
艺报》了!”接着,一位七十多岁的清癯的老叟出来,连声说:“真抱歉,
真抱歉,《文艺报》昨天下午已有人买去了。”我悄声问:“老伯是否还藏
有其他旧书旧刊?”不等他回答,我立刻通报了我所在单位,我的姓名,并
向他说明:我爱好现代文学,正在用心收藏“五四”以来的旧书旧期刊。他
好像略知我的姓名,对我打量了一下,扬手让道:“那就请里面坐吧!”
这是一间明亮、整洁的书房兼卧室:靠北墙是单身小床,南窗下是写字
台,台上报纸堆中夹着一本《革命文物》。它是当年唯一有点内容的刊物,
连不玩文物的人也看起来了。房子中间是一张玻璃面的小圆桌,两边放着藤
椅。他让我在小圆桌旁坐下,自己坐在对面,说:“我看过你写的文章,早
就猜测你大概在出版社服务的。解放前我也是搞这一行的。”我喜出望外地
询问他在哪家出版社工作过?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却说:“我编过杂志,也
编过书。”我不再问他在哪家书店工作过,也不问编过哪些杂志和哪些书,
那个年头人们多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我只向他请教 20 年代、*0 年代文学界
和出版界的一些事情。他兴致来了,从北京文坛谈到上海文坛,从“京派”
内部的派系谈到“海派”名称的来源;从北新书局、人文书店、朴社、新月
书店,谈到当年自费印书的盛行,最雅致最高贵的是线装铅字精印本,甚至
有人把自己的情诗精印成小巧玲珑的豪华本,专为求爱用。他一再为自己的
茶杯兑水,也为我泡了一杯绿茶。从他的谈话中,我知道 20 年代他在北京工
作,以后定居上海,解放后改行在中学教书,60 年代初退休。他熟悉的是京
派、新月派、论语派方面的作家和作品,绝口不提左翼作家的事。他的兴致
勃勃的谈话,几乎没有间隙,为着礼貌,我不看手表,但从隔壁厨房传来阵
阵的炒菜油香,我估计已到 10 点半了吧。我心想:他那么熟悉文艺界和出版
界的情况,一定有不少藏书吧?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神情,谈话戛然而止,站
起来说:“今天就让你看看我的破书吧!”说着,他在西壁上一拉,像变魔
术似的,哗的一声,打开了壁橱的门,里面整整齐齐装满了书,还飘出来樟
脑的馨香。这时我才发现,东西两壁全是上顶天花板、下踏水泥地的壁橱。
东边三橱,西边三橱,每橱分上中下三层。他随手打开的,是西壁靠南的第
三橱的中层。
我惊奇而愕然了。他欣然地说:“这西边三橱,全是定居上海后收集的,
东边第一橱是在京时购置的,另两橱全是旧杂志。我这一生不抽烟,不吃酒,
不嫖妓,除了一天两杯绿茶,所有零花就是买书了。”
我探头看了他随便打开的那一层,共三格,每格是两排书。这里是《论
语丛书》,《人间世丛书》,林语堂的集子,邵洵美的集子;虞琰的诗集《湖
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鲁迅在《登龙术拾遗》中曾不指名地提到过她;
曾今可、张若谷、傅彦长、邵冠华等人的集子,都是我所不藏的;最下面的
一格,竟还发现叶灵凤的几种集子也插在那里。
“你把叶灵凤归在论语派?”
“我随便打开的这一层,最乱,放的是论语派和不好归类的一些人。叶
灵凤可以把他放到创造社那一橱去,也可把他列入现代派,但后来和傅彦长
等人也接近过。”
我关上了开着的橱门,转向东边第一橱。啊!这里简直是一个宝库,我
真为金光灿烂的宝贝镇住了。我爬上小木梯,从第一层看起。这里是我国新
文学的第一批著作:全套的晨报丛书,新潮丛书和新潮文艺丛书,十分难得
的清吉印通学社丛书,大量的北新书局的书,鲁迅著作的初版本毛边书,刘半
农的著译;钱玄同的几种大开本的音韵学和语言学的书,也收集齐全了。
“我不懂音韵学、语言学,但既然是钱玄同的书,我当然也都搜罗来了。”
沈老先生在旁这么说。
周作人的书放了整整一格。周作人的著作,三十几本,是齐全的。周作
人的译本,也一本不缺。周作人编的书和写序跋的书,大致完备。我收集多
年,才收集齐周作人的著书,但译本不齐,不少序跋的书还是在这里第一次
看到。真不容易啊!
“老伯喜欢周作人吧?”
“是的!”他毫无忌讳地干脆地回答。
我忽然想起,他这么多“反动派”的书,“汉奸”的书,文化大革命初
期“横扫一切”、“大破四旧”的时候,是怎么在劫而脱逃的呢?
沈老先生淡淡一笑说:“我是退休教师,冲击自然少些。更重要的,红
卫兵‘扫四旧’前,我已有了准备。我买了墙纸,把两边壁橱糊住,每边再
贴上毛 不同时期照像八幅。红卫兵即使知道这两边是壁橱,他们也不敢
撕毁伟大领袖的像啊!”
“您真行!”我笑了起来,他也爽朗地笑了。
“那后来怎么又把墙纸撕了呢?”
“这样整整糊了九年,我可憋得慌啊!我多么想看看这些书啊!多么想
摸摸这些书啊!今年 2 月,我一位同事平反,抄去的书也还给他了。我就在
一个夜里把墙纸撕去烧了。我抱着大把的书睡了一夜,现在虽然还在喊‘反
击右倾翻案风’,但大家都不想再乱来了。你不是去参加《鲁迅全集》的注
释了吗?我们都希望我国的文化复苏啊!”
厨房间不但传来锅灶的菜香,而且还传来碗勺声:快到吃中饭的时间了。
但我还不想马上就走。我心里嘀咕着:此公爱书如命,这些藏书是不肯卖掉
的。但他已高龄了,这些书在他身后可有安排?他可有子女也爱好文学或书
籍?我一边在小木梯上往下爬,一边说:“老伯的子女也有爱好藏书的?”
他让我仍在小圆桌边坐下,自己也坐到对面的藤椅上,叹口气说:“我
有三个儿女。老大是领导阶级,在一家钢管小厂当工人。他们厂礼拜是星期
三,今天上班去了。老二原插队在安徽,今年暑假考取大学,回上海当‘工
农兵大学生’了,是学物理的。刚才你门口遇见的就是。老三是女儿,现仍
在安徽农村插队。我一生积储起来的这些破书,他们没有一个喜欢的。”
“那么,日后您送给哪家单位?”
“公家图书馆我不送!一个国家是不是富强,不靠吹牛,要看人民是否
富裕,所以有句话,叫‘藏富于民’。图书也一样,要‘藏书于民’,公家
藏书最不可靠。秦始皇阿房宫的藏书在哪里?历朝历代的内府藏书在哪里?
当年上海首屈一指的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还不毁于炮火之下!听说中
华书局的藏书,因为藏书的房子要用,工宣队就把藏书搬到外滩附近的一座
什么破楼里。光是那些书、报、刊在卡车上甩上甩下,就让人心痛啊!我们
学校是上海历史悠久的名牌中学,图书馆藏书不算少,可是前几年烧的烧,
偷的偷,还剩多少!再说,海内外的孤本珍籍,哪本不是私人保存下来的!
近年上海印的容裕堂《水浒全传》、脂评《石头记》甲戍本,原来不也是私
人藏书,想不到现在成了尊法贬儒的‘武器’!不敢夸口,我的破书中,相
当一部分,就是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也是缺藏的。当年要是给唐弢、钱
杏邨知道了,他们还不天天在我屋前屋后转!……”
“老伯真有见解,所说极为精辟!”我由衷地说。
他淡淡一笑,呷口茶,继续说:“……我这些破书,要让给和我一样爱
书如命的人。老弟有意,当然也是人选之一。”
“承蒙老伯垂青,十分感谢。”好事来临,我的心房剧跳起来,“老伯
要是肯把全部藏书让给我,真不知要怎样厚答您老才好!我个人财力有限,
但我有几位爱书的好友,如《人民日报》编副刊的姜德明、钱杏邨的女婿吴
泰昌……”
“现在我可不能出让!”他的眼神变得忧郁起来,“这些书伴了我大半
辈子,我怎么忍心把它们搬走。没有了这些书,我每天做些什么呢!必须等
我行将就木之时,我躺在床上已不能看书了,我才能让给你们。这时我会为
它们找到了好主人而感到宽慰。”
“对,对,老伯说得合乎情理。”
“你要是想看我的破书,就欢迎你来。但有一条规矩,任何人都不许把
这里的书带出大门。”
这时进来一位五十开外的妇女,说:“已快 1 点钟了,真该吃饭了。老
二肚子饿得厉害,已在厨房里吃过了。这位客人也在这里用餐吧!”
我站起来礼貌地喊道:“伯母!”
“我内人过世已快二十年了。她是刘妈!”沈老先生说。
我改口叫:“刘妈!”一丝红云从她脸上掠过,她出去搬饭菜了。
我赶紧向沈老先生告别,临走留下了地址。
在上海办完公事,我就去了北京。在北京开过几次鲁迅著作注释的大型
讨论会,我们还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来自各省市的鲁迅著作注释组。工作很
忙,1**6 年的春节我没有回上海,接着发生了地震,我们在抗震棚里讨论注
释稿。大热天,我们去了武汉,在武汉大学讨论《花边文学》等集子的注释。
不久,我们又去了长春,和吉林师大、延边大学的教师一起讨论《二心集》、
《伪自由书》的注释。我们又去沈阳,与辽宁大学教师一起讨论《准风月谈》
等集子的注释稿。这年我没有时间去上海。国庆前夕,我写信给我爱人,要
她假日中去拜访一下沈老先生,向他问候。很快我爱人回信说:“沈老先生
对她的拜访似乎并不怎样高兴。老先生说:‘我答应过你丈夫,在我不行了
的时候,我的藏书可以让给他。现在你们是不是盼望我早日不行,所以你才
来看我啊!’我不知道是我爱人不善词令,以致引起老先生的误会;还是老
先生另有不愉快的事,才对看望他的人表示厌烦。
在工作告一段落后,我就离开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8 年 * 月我的工作
岗位又回到了上海。我虽然时常想起沈老先生,坦率地说也很向往他那精彩
的藏书,但由于他对我爱人的拜访有过那样的误会,我也不敢贸然去打扰。
何况,我在他那里留有地址,他有事会主动找我的。
这样竟匆匆一年过去了。1*** 年 4 月间的一天,和我同室办公的胡启明
同志偶尔与我谈起,约二月前的一个星期天,他在静安寺吉印通书店闲逛,一
个青年问他:你要不要旧书旧刊?我家有一批旧书刊要卖掉,老胡当时身边
没带钱,他对旧书旧刊也并不渴求,竟连那青年的地址也没有问。
我猛然想起沈老先生。这天下午我请假匆匆去看望沈老先生。大门虚掩
着,敲了几次,无人回音。推开老先生的书房,烟雾迷漫,四个人正在打麻
将,两壁壁橱已拆除,露出白墙壁。“你找谁?”
“沈老先生。”
“我父亲三个月前已过世。八索我吃!”
“那老先生的书呢?”
“你大概就是和我父亲谈好要买他书的那位倪先生吧?”“是的,是的。”
“我父亲病危后,天天念着要找你。你留下的地址,和煤气票、自来水
票一起压在小圆桌玻璃板下,不知什么时候丢了。他只知你姓倪,也住愚园
路。刘妈到好几条弄堂里去找过,就是找不到。二筒,我和啦!”我看清楚
了,说话的人三十多岁,颜容苍老,他就是沈老先生的大儿子吧。他把牌一
推,与牌友们算着:“门清,嵌档,自摸!我父亲死后口眼不闭,我想一定
是等你!”
“父亲死后,我家老二,星期天特地上书店找过你,以为你喜欢书,总
常常跑书店的。东风,拍!南风!”另一副牌已砌起,他一边聚精会神地打
牌,一边说:“后来实在找不到你,书就卖给了旧书店!”“啊!”我倚在
门上,差一点昏倒了。
我离开了沈家,沉重地走在愚园路上。走了约一百米,刘妈拿着个纸包
追了上来。她喘着气,说:
“老先生哪里是病死的,是气死的!在安徽的那个阿三,给一个医生送
了许许多多东西,买通了一张证明,去年夏天,就病退回上海了。她在安徽
已经有了男人,他也是上海人。阿三回来不久,他也回到上海。以后阿三天
天吵着闹着,要书房给他们做新房。老先生的大房间已给阿大夫妻住了,书
房间让出,叫他住灶间去!”
她眼角上有了颗水珠,继续说:“1**8 年那年,老先生夫人过世。我男
人是 1*** 年过世的。我把四岁的女儿托给我阿姊,来老先生家帮忙。那时阿
大十三岁,阿二十岁,阿三七岁,还不是我操劳拉扯大的。老先生一死,他
们要我走了。那些书共卖了五百元,送给我三百元,说是留个纪念!”
“全部书只卖了五百元!”我惊讶地说。
“旧书店的人说,要在两年前,他们再贱也不要。还说是反派角色的书
多,不知有不有单位要呐!”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时她把纸包递给我,里面是十本书。她说:
“旧书店那天来搬书,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塞进麻袋,再是一麻袋一麻
袋往卡车上甩。装了满满一卡车。当时我想起了你。你也像老先生那样爱书
如命,你总有一天会来看老先生的。我趁他们不注意时,就抽出了十本,给
你留着做个纪念。”
我从她微微颤抖的手中接过十本书,五本是良友图书公司的硬面精装
本:梁得所作《未完集》、倪贻德作《画人行脚》、鲛人作《三百八十个》、
大华烈士译《十七岁》、赵家璧译《今日欧美小说之动向》。这五本书不是
一套丛书里的,但开本、装帧相仿;三本是今代书局出版硬面精装本:《田
汉散文集》、叶灵凤作《未完的忏悔录》、杜衡作《叛徒》,这三本书也不
是一套丛书里的,但开本装帧也相仿;两本是商务印书馆的硬面精装本《文
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杨骚著《记忆之都》、李广田著《画廊集》。这十本
书都像新书一样,有护封的两本,护封也是新的。它们散发着樟脑的芳香。
在刘妈看来,硬面精装的书当然是最好的。可以想见。十本书,她是分三次
抽下来的。
十分感谢她给我这么多好书,我从袋里摸出二张十元钞送给她,说:“我
没有别的东西送你,请你收下。”她却生气了,用力推了回来,说:“我若
要钱,就不留下这些书了。这是老先生给你留作纪念的。”
我知道她对沈先生很有感情,忽而想到了她今后的生活:“他们要你走,
你到哪里去呢?”她欣然笑道:“我和女儿一起过。女儿在纺织厂做工,去
年已结了婚,女婿也是纺织厂的。他们对我还孝顺。”我握了握她粗糙的双
手,向她告别。
经过千方百计地向旧书店打听,后来才知道了沈老先生的一大卡车旧书
的下落:一小部分旧书店留下作为自用的资料;一小部分存在旧书店仓库里,
而一半已卖给了北方某油田的图书馆。
人们说:人间沧桑。在图书世界里,何尝不充满着悲欢离合的故事。……
沈老先生为什么要口眼不闭呢?
愿他安息!
文人写自己,文人写文人,文人写文化,历来都是好看的。现代文人的
也不例外,甚至,更有独特的吸引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