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文选五（金性尧《高力士史话》及外五篇）

　　万象文选（五）

　　 高力士史话

　　 金性尧

　　 高力士不仅为唐中叶的巨阉，而且是民间性的人物，京剧《贵妃醉酒》中就是一个重要的配角，贵妃叫一声“高力士”，他必答一声“奴婢在”。当时诸王及公主皆称力士为“翁”，国戚称为“（1 ）”，皇帝也呼为将军而不名，所以贵妃也不会直呼其名，大概因为酒醉了。

　　 唐有宦祸，而宋无之，明有宦祸，而清无之，不过在玄宗时，宦官尚未成为大患，但通过高力士一生的荣辱，反映了唐皇室的盛衰，也是宦祸的一个转折点。

　　 唐时诸道进阉儿，号“私白”，闽广最多。高力士本是安南大首领高州人冯盎曾孙，武后时武臣李千里所进，武后因其伶俐，命供奉左右，后因故被逐出，宦官高延福领养为子，遂姓高，因巴结武三思，故得复人禁中。

　　 高母麦氏，为隋将后人。十岁时，母子相别。麦氏抚其首泣曰：“与汝分别，再见无时，然汝胸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贵，吾若不死，得重见，记取此言。汝常弄吾臂上双金环，吾亦留着，待见汝伺之慎勿忘却。”(郭湜《高力士外传》)此本小说家言，但燕国公张说所作《唐故高内侍碑》(此高内侍指高延福)，便有“验七星于子心，认双环于母臂”语。唐宋传奇，有时可作信史看待。

　　 他历仕四朝，曾为内侍省长官。唐代宦官，中宗时已有三千余人，穆宗时多至四千六百十八人。玄宗在藩邸时，高力士即倾心附结。内侍省在太极宫之西，因其中皆阉人，故邻近掖庭宫。唐代宦官私第多在宫城附近，力士旧宅在翊善坊，后舍为保寿寺，私第便改在兴宁坊。寺钟铸成后，大宴公卿，叩钟一次，便纳钱十万，有的人为了讨好他，便叩了二十次，最少亦不少于十次。但他不常去私第，虽休沐也不常出，只眠息殿帷，所以玄宗说：“力士当上（当值），我寝乃安。”李林甫、安禄山、杨国忠等都因厚结力土而致将相，谄附者则见力土如天人然。

　　 他在极盛时期，官职为左监门将军、招讨使，阶为开府仪同三司(文散官第一阶)，骠骑将军，爵为虢国公，品为从一品。四方进奏，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由力士自决。

　　玄宗之纳杨贵妃，是高力士从寿王李瑁府中觅得的，另给寿王娶了韦昭训之女。后来贵妃因“妒悍不逊”，被送归其兄杨铦家中，玄宗因此终日郁郁不乐，不进饮食，灵敏的高力土已看到了这一点，就用百余车的物品载送杨贵妃，玄宗也分一些御膳赐之。到了晚上，力士就奏请迎贵妃回宫，遂开禁门而入。夜里开禁门是很严紧的，必须有皇帝之敕，敕上写明开门的理由，然后送中书门下存档。

　　过了三年，杨贵妃又触玄宗之怒，送归私第，后又觉得懊悔，又遣宦官赐以御膳，贵妃哭了一阵，便剪发一束还献玄宗，玄宗即派高力士召还。

　　 总之，从寿王府中觅得杨贵妃，后来两次迎回贵妃，都是由高力士承当的，但马嵬之变时，陈玄礼、韦谔都请玄宗处死贵妃，玄宗还想保全她，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说：“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通鉴》卷二一八)

　　 当时军变的理由是“国忠与胡虏谋反”，但国忠实无反意，安禄山造反时就以声讨杨国忠为藉口。只因军民都恨透了杨氏一门，所以连虢国夫人也被视为大敌。高力士的话也不无道理，因为不杀贵妃，今后回京时，玄宗若仍厚宠贵妃，贵妃岂有甘休之理？军士也称为“祸本尚在”。

　　 这是高力士与杨贵妃的始末。

　　 当时宦官分两派，一是玄宗系的高力士，一是肃宗系的李辅国，但此人是有野心的。玄宗自蜀还京后，名义上是太上皇，实际则似釜底游魂，而又见忌于媳妇张皇后，生恐玄宗和外面通声气。李辅国素为玄宗左右轻视，欲立奇功以固宠，遂迫令玄宗自南内（兴庆宫）迁至西内(甘露殿)，这显然是和张皇后合谋的。（后来张皇后也被他杀害）陈玄礼、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得留左右，玄宗只好说：“兴庆宫，吾之王地，吾数以让皇帝(指肃宗)，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通鉴》)这并不是真心话，他一向爱住兴庆宫的；而一场和平政变，亦就此而结束。

　　 高力士被流亡至黔中道，至巫州时，地多荠菜而不食，因感伤而咏之曰：“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不同，气味终不改。”唐人作诗，如今人之顺口溜，随口而出。

　　 代宗时逢赦归，至朗州，遇流人，说是玄宗、肃宗都已死了，犬马恋主，遂北望号哭而卒，年七十九。代宗因高力士为耆宿老臣，保护先朝，赠扬州都督，陪葬玄宗泰陵，泰陵之有陪葬，高力士一人而已，可见玄宗身后之冷落。

　　 史称高力士巧密，也就是圆滑，所以一生也没有显著的过错，张说为高力士撰祭父文，说“小子不天，夙龄闵凶……大固不敢不密，小亦不敢不诚。事必记心，言无漏口，日慎—日，将二十年。”这倒写出了他的性格，玄宗也说他“不多言事”。

　　 汉之宦官，尚参与政事，唐之宦官，则典掌军权。代宗杀李辅国，不敢明杀，只是派人暗杀，后世颇多非议，做了皇帝，怎么派人暗杀阉人？这以后，宦官之弑君废君，几同儿戏。《唐书#8226;僖宗纪》说：“自穆宗已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宦官既掌兵权，等于地方之外，中央也有一个藩镇了。

　　 报载高力士墓经发掘后，出土许多珍贵文物，这对唐史研究者倒是一个好消息。

　　 （肖毛扫校自《万象》第二卷第九期）

　　 校注（1）：括号里的这个字字库里没有，写法是“上父下者”。

　　 18:31 01-12-15

　　【肖毛按】：

　　 据我所知，黄裳的知音很多，可我却不是。我只看过几篇他的文字，感觉他的文字比较平实，干净利落，但还没到让我迷恋的程度。因此，买过的黄裳作品不多，只有两本散文，一本书话而已。其中比较喜欢的倒是他的书话，因为他能用短短的文字，把淡淡的个人感情溶到他的书话里去。健在的作家中，别人似乎再没有这个本事了。《万象》上有一些黄裳的书话，但由于懒惰的关系，我似乎只扫描了这一篇。

　　 这篇“书香琐记”，虽然字数不多，但却能把郭石麒的“洒脱”，徐绍樵的“狡猾”，杨寿祺的“慧眼”，曹有福的“妙手”刻画得活灵活现，就是国内的那些新潮作家似乎也难用这么短的文字取得如此传神的效果。此外，对这些人的怀念，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黄裳有着一颗爱书的心。他对古书和书商的情感就藏在这些文字里，细细品味，就像闻到了花香，又如与作者一起回到了美好的昨天。这些回忆，不但慰籍了作者的心，也能感动愿意被感动的读者。

　　 对黄裳的知音来说，我的这些话可能很奇怪，因为我是丢了西瓜捡芝麻——这一类的文字大概还算不上黄的重要作品吧。

　　 可是，我觉得芝麻的汁水虽少，但香气似乎更多一些。

　　　　　　　　　　　　　　书香琐记

　　 黄裳

　　 古旧书业的从业员，不只是书商，同时也是文化典籍的流通者和保护人。我曾说过，在史籍中于达官显宦、名土美人之外，完全有必要为贩书人写—篇列传。它可以反映、折射出传统文化

　　传承的侧影，其重要性、生动性往往不是高文典册所能代替的。五十年来出入书坊，遇见过不少书友，有些不只是贩书人，同时也是有丰富经验的版本目录学者。和我有较多接触的有北京通学

　　斋的孙殿起，上海中国书店的郭石麒，来青阁的杨寿祺，修文堂的孙实君、修绠堂的孙助廉等。我们不只是书商和顾客的关系，也是很好的朋友。他们肚子里都有一本书市兴衰、典籍聚散的详

　　帐。从他们口里，可以听到闻所未闻的珍奇掌故，远非《书林清话》和李南涧、缪荃荪两篇《琉璃厂书肆记》可比。我也曾几次劝他们把所见所闻的书林逸事记录下来，但往往被他们一笑置之，以为不过是笑话。随着这些老一辈书友的离去，我这建议也终于成了虚愿。倒是我这种游说，被年轻一辈的苏州文学山房的江澄波先生注意了，终于写成了一本《古刻名钞经眼录》，聊补遗

　　憾。但读后觉得并不满足，就我所知，就还有不少出于文学山房的重要书册不曾网罗在内，是很可惜的。

　　 这些老一辈的书友，都是熟于近代藏书家和他们的收藏的，这是他们搜书的门路、本钱，可以由此获得难得的孤本秘籍。例如南宋陆氏家刻本的陆游《渭南文集》，游字缺笔本，是流传有

　　绪的名书，可是除了《须静斋烟云过眼录》曾经一度著录过，近百年来无人知其下落，是郭石麒从费念慈家访得，才重现于世的。又书商往往秘惜藏书来源，不愿人知，郭石麒就没有这种顾虑

　　，曾陪我到王绶珊、徐乃昌家去看书，得见九峰旧庐、积学斋的不少遗藏。

　　 有人则不是这样。我从传薪书店徐绍樵手中买到过张宗子的稿本《史阙》和康熙原刻本《西湖梦寻》，问他从何处收来。他一会儿说是桐庐山中，一会儿说是绍兴乡下，后来知道是从邻近

　　的书摊上买得的。绍樵常去江北收书，一次得到旧刻大字本《潜夫论》，焦里堂藏书，只余其半。此书曾请徐森老看过，定为元刻。绍樵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书出宝应故家，余册必可找到。可是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发现。生意人有他们必须信守的商业机密，是可以理解的，这仅是一例而已。

　　 王绶珊逝世后，有一部分精本在代他收书的抱经堂朱遂翔手中，深藏密锁不使人知，正巧这时朱另设金笔厂，成绩不错。孙助廉就说动他售去藏书，添加笔厂资本，朱遂翔被说动了，于是

　　精本陆续而出。一时温知书店的长案上就摆满了善本秘册。杭州猫儿桥书铺刻三十卷本《文选》残册就在其中，书绝似北宋刻，助廉还找出《临安志》来给我看，其中果然有个猫儿桥，助廉的

　　搜书本领是出众的，他后来又从青岛收得同书的另一残卷。此书是解放后发现的宋刻无上精品，虽然赵万里据书手姓名断为南宋初刻，但仍不能否定北宋杭州刻本之说，其实两说前后相差不过

　　数年，大可不必为此争辩不休。

　　 结一庐的藏书后归张佩纶家，解放初最早散出的是《涧于诗文集、奏议、日记》等，在南阳路张家门口，真是堆积如山，后来大抵进了还魂纸厂。其中几乎没有值得一看的东西，但不久以

　　后，来青阁却拿到张家所藏的四种宋本，其中最煊赫的自然是《花间集》，后归孙伯绳，今在北京图书馆。不知道是不是来青阁主人杨寿祺的手腕。总之，一时上海旧书肆各出绝招，争奇斗胜，书市也热闹非凡。在大批旧书沦于废纸的可悲境遇中，是这些书友从中起了部分拯救作用，他们还奉命从烂纸堆中捡出了残宋本《磐石老人集》等珍罕册籍，都是值得一说的。

　　 在古旧书业从业员中，不应忘记的还有做修补装池工作的人们。和郭石麒在—起的有一位曹有福老先生，他是装书的好手。我的书大部分都经过他收拾。那部稿本《史阙》初人手时几乎是

　　几本烂帐簿。张宗子著书的习惯是先作长编，写在自制剪开的黑格纸条上，一事一条，然后分类汇集，粘贴在册子上。纸页多已脱粘，高低不平，无法翻阅。经过曹先生的揭裱重装，平整如新。

　　他不是拙劣地裱成册页，而是还他书页的原貌，几乎看不出是许多零碎纸片补缀而成。这种手段真可敬佩。古书业不只需要精于鉴定熟于板本目录的人材，这种装修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为古

　　书续命，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肖毛扫校自《万象》第一卷第一期）

　　 20:10 01-12-7

　　　　　　　　　　　“谁杀死了荷马?”

　　 黄洋

　　 “谁杀死了荷马? ”这话着实耸人听闻。

　　 对于荷马是怎么死的，大概已经无从查考。无论是古典的希腊作家，还是现今的博学之士，都没有人下过断言，说荷马是死于非命。实际上，这个提问是—本颇有争议的新书的题目，由美

　　国古典学者维克多#8226;戴维斯#8226;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 和约翰#8226;希斯(John Heath)撰写，自由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该书—经出版，即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引起了公众广泛的注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其精装本就卖出了三万册之多，而且加州大学出版社还计划于二○○○年初推出平装本。

　　 不过，这本书的主旨并不在讨论荷马是怎么死的，而在讨论希腊文化的现代命运，它的副标题“古典文化教育之灭亡和希腊智慧之复苏”(The Demise of Classical Education and the Recovery

　　of Greek Wisdom)点明了这个主旨。在作者的笔下，荷马已不仅仅是一位诗人，而是一个象征，代表了希腊文化。因此，作者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谁杀死了希腊文化? ”这个短短的问句就已经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希腊文化的传统已经遭到扼杀，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找出罪魁祸首，加以惩戒，然后复兴“希腊智慧”。不用说，要找出这样的罪魁祸首并不容易，要加以惩戒就更难了。但作者并不畏缩，将矛头直指整个古典学界，抨击说扼杀希腊文化的元凶不是别人，正是肩负弘扬古典文化使命的新一代古典学者(Classicists) ，他们人人都有博士头衔，“热衷于发表鸿篇巨著，投入新的批判学派，而且非常狂妄，因为他们现在能‘玩理论’了”，但问题是他们“几乎不了解希腊人，很少或根本不像希腊人那样所思所行。他们中的极少数可能会成为成功的古典学者，但作为希腊文化的体验者，作为希腊智慧的阐述者和管理者，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会是失败者”。在古典学里则充满了虚伪、意义含糊不明的看法，不着边际的理论( 后现代主义等等)和日益蔓延的相对主义，充斥着不计其数、但却只有少数专业研究者才能看得懂的著作和论文。在讨论会上和课堂上，古典学者醉心于讨论希腊人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剥削压迫，这些说教无异于故意诋毁、甚至是杀死希腊人。而对源出于希腊、作为现代西方社会之根本的一些观念如民主、自由、个人权利、财产私有制等，他们却不屑一顾。更有甚者，许多古典学者是十足的投机分子，靠讨好时尚来取得学术位置的升迁。简言之，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古典学变成了“唯物主义的和名利主义的(materialisticand careerist)、但却再也不是希腊文化的”东西了。

　　 汉森和希斯对古典学者的尖刻批评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们虽然博得了众多读者的同情与称赞，但却遭到同行们的一致讨伐。他们的著作刚一出版，因特网上的古典学书评杂志Gopher (Http

　　：／／gopher.Lib. virginia．edu ／ll／alpha ／bmer) 就分别刊出了两位古典学者的长篇书评，对他们的指控予以坚决的回击。近期《纽约书评》上又发表了古典学者彼得#8226;格林的长篇书评，语调同样不可调和。有趣的是，评论者们都把这本书看成是维护西方传统价值体系的右派宣言，是右派对学者们所珍爱的学术自由进行的猛烈攻击，妄图将古典学拉回到为西方意识形态大唱赞歌的老路上去，而出版此书的自由出版社又恰恰是维护西方传统价值的一个文化堡垒，以出版右派书籍为特色。但该书的两位作者则回击说，评论者对他们的批评是左派学者漫无目的的“机枪扫射”。

　　 撇开双方大扣政治帽子的做法不谈，汉森和希斯的感想和批判可能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们本人也是古典学者，在抨击他人的同时，还主动承认自己“或不知不觉地、或明目张胆地”也犯

　　下了他们所抨击的许多罪行，可谓言真意切，令人不能不信服。但真切的言辞虽然动听，却很容易掩饰作者的缺陷，致使读者受骗上当。他们哀叹的被古典学者杀死了的希腊文化，实则是一种

　　理想化了的西方文化的范式，它代表了西方文化全部的核心观念，如民主政体，言论自由、个人权利、政教分离、中产阶级的平等主义、财产私有制、科学探索的自由等等。明眼人—看就知，

　　这哪里是什么希腊文化，分明是当代美国文化的理想范式。古代希腊并没有作者所说的言论自由，不然，苏格拉底以会因其言论而被雅典的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吗?（1） 希腊人观念中个人权利也大不同于现代西方的个人权利，后一种个人权利同现代西方的自由观念密不可分，包括了参与社会的权利与脱离社会的权利。但对希腊人来说，个人只有参与社会的权利，他不能脱离集体或社会。因此亚里士多德说，个人只有在作为城邦的—分子时才有意义，脱离了城邦的个人要么是野兽，要么就是神。正因为如此，据说梭伦还制定了法律，处罚那些不参与政治的公民。政教分离显然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如果在希腊即有政教分离，雅典人在面临波斯入侵时，还会去德尔斐祈求阿波罗的神谕吗？还会为弄清神谕的确切含义而在公民大会上争得面红耳赤吗? 至于中产阶级的平等主义，则根本不是希腊文化的内容。充其量，只有全部人口一小部分的男性公民是平等的，至于妇女，伟大的伯克克利告诉她们说，闭上嘴，从男人的世界里消失掉吧，这才是你们最大的美德。

　　 在作者的眼中，希腊文化是高贵的化身，是优等文化，虽然他们不想表现得完全明目张胆，但其文化优越论在下面的论断中表露无遗：“并不是说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作品、宗教、富于创新

　　的音乐、食品和时装不能从西方文化之外产生，但我们时代正在演化中的国际文化的核心是在同希腊人有关的国度里决定下来的。”既然是高贵的文化，便容不得半点玷污。因此在作者的笔下，那些从事女权研究、或以解构方法和心理分析方法研究希腊文化的古典学者统统都是“叛徒”，背叛了古典文化教育的神圣事业。

　　 然而，希腊文化并没有被“杀死”。一方面，古典学者不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他们虽然是希腊文化的解释者和维护者，但并不是传承希腊文化的唯一途径。受过良好教育的广大公众通过直

　　接阅读古典著作或观看希腊剧和喜剧大师们的作品，同样能够感受到希腊人的精神。另一方面，希腊文化实际上也是杀不死的。远的不说，只要看一看中国的情况就知道确实如此了。现今各大

　　出版社竞相推出希腊的原典作品，新近出版的罗念生译《古希腊悲剧经典》刚到学校附近的书店不久，就已销售一空了，不得已，笔者只好等到书店购进第二批，才堪堪买到。至于荷马史诗，则已经出版了三种中文译本，而且不过是近两年以内的事。如果说，在一个相隔数千里之外的异己文化中，连领袖人物“言必称希腊”的指责都没有“杀死”希腊文化的话，那么在作者视之为“希腊智慧”的传承者的美国，担心希腊文化已被杀死就无异于杞人忧天了。难怪乎在《纽约书评》的文章中，彼得#8226;格林高呼：“荷马还活着！”另外，作者在书中抱怨说，古典学的博士毕业生过剩，每每多有博士毕业生找不到体面的职位，只好权充临时工性质的教书匠，不计报酬的多寡。这不正说明了希腊文化的无限魅力吗? 可怕的不是博士生众多，而是博士慕了高薪，离“荷马”而去，就像一位成名的古典学者，在其著作业已成为名著之后，忽然跑去受雇于某大公司，成了一名时兴的“知识经理”(knowledgemanager)。

　　 另一方面，汉森和希斯也提出一些令古典学者们十分难堪但却又无法驳斥的问题，譬如教授不授，疏于授课，热衷于连篇累牍地发表鸿篇巨著，以至于著作和论文不计其数，就连最嗜读的

　　专门研究者都感叹时光的短暂。而这些所谓的“成果”除了极少数专门学者以外，几乎无人能够读懂，更不用说领会其深意了，简直无异于天书。又譬如，许多人以学术的名义骗取研究基金，

　　然后四处寻找景物惬意之地相聚，美其名曰学术会议，实则借机游山玩水，追寻风流轶事。再如，文人相轻，相互勾心斗角，各处帮派林立。就像笔者在英国的导师所说的，稍有助名，便忙于建立自己的“小帝国”(little empires)，划分一块势力范围，“外人”稍有疏忽，不慎闯入，便遭恶言相报。凡此种种，并非古典学界所独有，也不单是美国的学术界如此，相信我辈对此并不陌生，不用赘述。

　　 对于杀死希腊文化的指控，古典学者们是坚决否认的，而且愤愤不平，如此滔天大罪，怎么能让他们揽下来呢? 但对于这后一类种种不良行为的指控，他们的态度就软弱多了。一来这些行

　　为最多只适宜于道德审判，承揽下来也无关紧要，二来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确有其事。不过在这一点上，他们确有其苦衷，发表是不得已的。正如一位评论者所

　　说的：“要么发表，要么灭亡！”(publish or perish) 。就是说，他们非但不是元凶，而且还是受害者。如此看，汉森和希斯最初的设问是完全错了，不应是“谁杀死了荷马”，因为“荷马还活着”。真正的问题应该是：“谁杀死了学术? ”或者说，“什么杀死了学术? ”至于这个问题，古典学者不但不会恶言相对，而且还会帮着寻找答案。而且，除了美国的古典学者之外，我辈恐怕都有自己的答案。笔者现存的就有一个，是那种迫使每个人或骄傲地、或羞愧地( 笔者属于此列) 拎了自己的“成果”(或以塑胶绳子捆了、或用皮箱装着) 去向评审专家们展示的晋升评审制度。

　　 一九九九年四月于复旦

　　 （肖毛扫校自《万象》第一卷第五期）

　　 校注：（1）原文此处是“呢”，错了。

　　 22:28 01-12-7

　　 他没有完全听信小丑

　　 刘华杰

　　 半个世纪前的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七日，作为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李森科为了迎合政治需要，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信口雌黄，挑起“两个阶级之遗传学”的争论，本来自己搞伪

　　科学却毫不客气地说别人在搞伪科学。此动作有示范作用，随即触发其他学科类似的阶级斗争，这已成为世界科学史／伪科学史中的一个有趣篇章。人们早就知道李的行为得到了上级官员甚至

　　得到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但支持到何种程度，一直还是个谜。随着莫斯科中央档案馆部分材料的解密，李森科事件越来越清楚了。

　　 依据《爱雪斯》(Isis)一九九三年第四期罗西安诺夫的文章，我们把斯大林为李森科修改讲话稿的事情简述如次。早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李森科就为“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写了讲话

　　初稿，并呈斯大林审阅。斯大林用黑、绿、棕、蓝四色铅笔对其手稿进行了认真编辑，并在页边写下一些建议。编辑后的稿件在一周内还给李，这其间他们也许还面谈过，但现在还没有直接证

　　据。李至迟于三十日把讲话稿改定并打印两份送达斯大林的密友。三十一日晚在会议开幕式上李自信地宣读了讲稿。八月一日休会，从二日到七日又连续开会。

　　 李森科的原始讲话稿共有四十九页（隔行打印），分十个部分，斯大林在其中的二十二个页面作了编辑标识，共涉及八个部分。最大的改动是整个删除了第二部分：《资产阶级生物学的基础是错误的》，于是最后定稿中只有九个部分。题目也在最后一刻定为《生物科学的现状》。

　　 李森科在原稿中极力把遗传学描绘成“资产阶级的科学”，并试图把自己与遗传学家的冲突还原为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但斯大林在编辑过程中有意淡化科学的阶级属性，在涉及科学之阶级特征时，他竟然二十八次删除“资产阶级”字样，斯大林明显同情拉马克而反对魏斯曼和马尔萨斯的观念，而这最终导致他支持米丘林的学说。

　　 当时有一个重要问题，斯大林自己也颇犹豫，即是不是所有科学都是有阶级性的？社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那么自然科学呢?李森科在第六部分中说，任何科学按其本性都是有阶级性的，斯

　　大林对此有些怀疑，遂在边上写道：“哈哈！！！那么数学呢？还有达尔文主义呢？”当李森科宣布“摩尔根主义者否定生物体的进化，仅仅把它视为纯粹量变的过程”时，斯大林勾掉了下面—句“此一结论恰好完全对应于其资产阶级世界观”，特别地，斯大林还删除了三小段过激的言论：

　　 在生物科学中，两种世界观、两种理解生物体的方法已处于无情的斗争之中——苏维埃唯物的辩证的方法为一方，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为另一方。在生物学中，为了适应帝国

　　主义的需要，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倾向由孟德尔主义和摩尔根主义表达出来。

　　 为了满足工人阶级的需要和利益，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农业的需要，唯物的辩证的倾向由米丘林学说表达出来。

　　斯大林还改换了许多修饰语，如把“苏维埃生物学”改为“科学的生物学”，去掉了“资产阶级物理学家薛定谔”前面的“资产阶级”字样，把“反马克思主义的生物学”改为“反动生物学”，把“资产阶级遗传学”改为“反动遗传学”等等。

　　如罗西安诺夫所言：“李森科对科学之阶级性的论证（而这可能为政党干预科学提供基础），被斯大林断然拒绝了。斯大林还调低了李森科语言的政治调门，使得李的讲话显得更客观一些。

　　斯大林对数学和达尔文主义的评注，表明他相信科学知识的普适特征。”

　　 确实，后来斯大林发表的一些论著也一再显示，他不大相信李森科叫嚷的“阶级性渗透性”，特别是在一九五○年论语言学的文章中，他试图将语言学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分离开来。当有人问斯大林：“说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是否正确？”斯大林回答说：“不，不正确。”他还说：“语言不是某—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第五页。）斯大林还特别举例说，从普希金逝世已有上百年了，这段时间内俄国曾消灭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并产生了社会主义制度，上层建筑发生了多次变化，但是俄语并没有被破坏，现代俄语与普希金时代的语言差别极小。这期间俄语有些变化，但大多是语汇方面的变化，增加了一些词汇减少了一些词汇，语法构造略有改变，但重要的部分都保留下来了，成为现代俄语的基础。于是斯大林得出两条结论：“一、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认为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二、把语言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在一九五二年的一篇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中，斯大林又强调了“科学定律的客观特征”。斯大林把有关两个阶级的科学之类话语改变为“正确的”和“不正确的”科学，这比李森科要好得多，不过，正是由斯大林而不是由科学共同体来决定谁是正确的科学。

　　 斯大林为李森科改稿子的经历引起人们多种反思，我此时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李森科的科学观与斯大林的科学观有何区别？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的李森科为什么要把阶级斗争引入科学争论之中？李森科是否在借外力(政治力量)打击科学上的争论对手?

　　 思考的结果是，斯大林有自己的科学观，并且前后基本上是一致的，而李森科是风派人物，他见风使舵，根本没有什么科学观。李森科确实是一个学者，但他不满足于做普通学者（虽然已

　　是科学共同体的不算小的头目），他喜欢搞政治（虽然他也不谙政治）。最后，政治的外力异常有效，当学术无力时，他只能依靠政治。

　　 不过，斯大林也还聪明、也还有判断力，没有完全听信这个知识分子小丑的胡言乱语，他与李之间肯定有某种协议，即不准公开声称“我给你改过稿子”。李森科于是当然不敢提及斯大林，

　　李在那次会议的闭幕式上只是说苏共中央委员会批准了他的讲话。

　　 斯大林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错误，但在李森科问题上，他并没有完全听信小丑，他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普适性，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肖毛扫校自《万象》第二卷第九期）

　　 17:59 01-12-15

　　　　　　　　　　　文革“曲线救书”记

　　 陆谷孙

　　 “文革”中期，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一日黄昏，我正在家铺张桌面，准备小宴亲友，庆贺新生女儿满月，突被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派出的两名红卫兵缇骑押解到复旦大学，旋即投入外文

　　系的“抗大式学习班”实行变相隔离，经专案组反复审查，大会小会迭次批判，复去长兴岛劳苦一番筋骨之后，始得“肄业”——因未宣布最后审查结论论，依我等咬文嚼字辈想来，当非“毕

　　业”。解脱那天，金刚怒目的外文系工宣队长对我说：“不许你再跟人打交道。( 乖乖，一下子开除了“人籍”!)派你去跟字打交道，老实改造！”随之发配我去了始建不久的《新英汉词典》编写组。

　　 我当时想，奸佞横行，校园蜩螗，不让我与世接，不许我进课堂上讲台，正好寄物自遣；古有阮籍借酒，嵇康操琴，我陆某人胡不学学样，避进语词的密林，既求周身，又得寄托? 幸好，交上磨苦运的那一阵子，我正三十，在做学问方面尚有一点可塑性，还能跟着葛传椝先生和其他多位师长同仁学一点编词典的专门技能；而由于在“文革”那种泛政治和泛意识形态的大气候中

　　终于又有了接触业务的机会，自问颇知珍惜，学得也还努力。就这样，搞了五年，竟阴错阳差成了《新英汉词典》的主要设计者和定稿人之一；再往后，“四人帮”覆灭，“凡是派”下台，我

　　在重返讲台的同时却总是摆脱不了造化的摆弄，从《新英汉词典》到《英汉大词典》，欲罢不能，转眼之间已把二十多个寒暑的壮盛年华投了进去，教书之外，成了一个专门编词典的匠人。南宋杨万里诗云：“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水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回顾本人自一九七○年以来的经历，我常想起这四句。

　　 回过头来说说编写《新英汉词典》时“曲线救书”的故事。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词典是工具书，工具的本质决定了词典编纂的应用性和技术性特征。但在“全面专政”的“文革”年代，《新英汉词典》的编写工作在工宣队领导下很像是一出违反

　　常识的“荒诞剧”。譬如说，编写工作要以“大批判”开路，于是远至牛津、韦氏，近到“文革”前的各种英汉词典，都要用“照妖镜”检视一番，把“We need a Lincoln ”( 我们需要一个林肯式的人物) 和“Man proposes，God disposes”(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之类的“封资修毒素”剔核桃肉似地深挖出来。

　　 组内葛传椝先生因在英汉词典编写方面颇多建树，更被作为活靶子批判再三。葛是个向来不问政治的“字迷”先生，实在没有多少把柄留给批判者，那就抓住他在英汉词典例句中最好用Henry ，Beth等英语人名而不用老张、小王等的主张，狠批“洋奴哲学”；著名学者林同济先生考究修辞，从毛选英译本中摘录了一个在他看来属英汉等值佳译的词组“seething popular discontent

　　”( 民怨沸腾) ，当即被火眼金睛们看出是“心怀叵测”，召开全组紧急会议，拍桌打凳声讨一番；谁挨到做“to sleep around”( 中文意思：野宿滥交) 之类词条，谁必倒霉，因为把此种词义形诸字面一定是“黄色阴暗心理大暴露”；Confucius 明明是“孔夫子”的音译，只因当时批林批孔正酣，岂可再尊孔丘为夫子? 任你把道理说得唇焦舌敝，领导还是明令写上“孔老二”，使英汉形成驴唇马嘴的“对应”；Pekingese 的词源决定既作“北京人”又作“狮子狗”解，但在悍然把科学责为“伪科学”的当年一位极“左”责任编辑眼里，“堂堂伟大首都是毛 居住的地方，岂可把那儿的人与小狗为伍? ”于是非得分列Pekingese1和Pekingese2不可。

　　 不破不立。“大批判”是破，破了以后立什么呢? 当时的一些激进派甚至提出应把以英文字母顺序列条的传统编排和检索法兜底推翻，代之以两份“红”与“黑”或称“积极与“消极”的

　　对立词汇表。“revolution”( 革命) 属“积极”，“counterrevolution ”( 反革命) 属“消极”；可大量锅盘瓢盆、吃喝拉撒之类的词往哪儿放，却让激进派们自己也摸头不着。“红与黑”之议既遭搁浅，“大立无产阶级之新”的任务就只能落实在收词和设例这两个编写环节中了。

　　 当时有一个貌似堂皇实则荒谬的口号，叫做“以我为主”，即把据认为是最最先进的“文革新生事物”和中国科技成就向外宣传。这样，《新英汉词典》里不但收了相当数量诸如“万吨远洋轮”、“人工合成胰岛素”等误作固定复合词的自由合成词组，更错把英汉当汉英，收了许多大庆、大寨、井冈山之类的汉语拼音专名词条。例证应当“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亦即服务于“文革”的功利政治。于是就发动编写人员夜以继日“研讨”全部例证应当容纳多少条毛泽东语录，应当如何宣传“样板戏”、“赤脚医生”、“五七干校”、“上山下乡”等所谓“文革成果”，应当如何保持批判苏修和美帝的大致相同比例。

　　 记得当时流行一句豪言壮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Fearneither hardships nor death)，收作例证往哪个词目放真是难煞人! 放在“fear”( 怕) 条吧，说的明明是“不怕”；放在“neither …nor …”( 既不……又不……) 下面吧，一个虚词词组又何能显出伟大世界观的熠熠光辉? 至于编写人员自造的“中国式英语”例句，如“喜儿打了黄世仁一记耳光”和“半夜鸡叫说明地主的贪婪”，更是屡见不鲜。

　　 无怪乎，一九七五年《新英汉词典》出版之初，旋被外电评称为“一篇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声明”；国内也有读者在翌年“四人帮”倒台后投书高层，控告编者传播极“左”毒素，要求追究

　　政治责任。可是，另一方面，《纽约时报》、《远东经济评论》等外刊和法新社也注意到《新英汉词典》收了不少英语新词，“连一些四字母的粗俗词”也未忽略，“把依第绪语的常用词介绍给了中国知识界”，由此认定这是一部“跟上时代潮流”(with-it) 的词典，说明“在中国观察美国的人就像在美国观察中国的人一样，正密切注视着对象国”。

　　 在国内市场上，经八十年代初的一次“整容”手术，把大部分带有极“左”烙印的例证剔除，补以字数间距大致相仿的新例之后，《新英汉词典》还有相当的生命力，并未随着“文革”进入历史的垃圾堆，倒是连年旺销(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英语热”中) ，据说迄今累计印数已逾九百万册，成了给出版商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现金母牛”。

　　 回想起来，《新英汉词典》的这一点生命力和实用性真是得来不易。从一九七○到一九七五年的编写全过程中，充斥着早请示，晚汇报，献忠心，下干校，深挖洞( 参加挖防空洞劳动) ，斗私批修，野营拉练之类的仪式和功课。对此，编写人员自然一点不能疏忽，战战兢兢，唯恐不逮。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良知总要顽强表现，常识总要对抗悖理。编写组内的大多数人，包括参与领导的同济大学路贵增同志，还有后来担任责编工作的蒯斯曛等同志，都以努力提高词典的实用性为己任，顶着催逼和监督的双重压力，曲线救书。

　　 我友杨宇光同志当时在复旦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工作，我系翁义钦同志在《摘译》工作，都要替当时沪上领导层提供海外最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动态。蒙他们不弃，常来约我译些资料，由此使我得以阅读多种常人读不到的英文书刊，从中贪婪地吮吸语言营养，勤奋地挖掘语言信息，然后“走私”似地把这些新发现纳入词典。如我们收录的streaking(裸跑) 、plumber(调查政府官员泄密的“管子工”)等词和prewar及postwar等作为副词的用法，在当时的国外英文新词典中也尚未见。后来搞到一册美国New World 的新版词典，同仁们更是推派我去比核后加字补阙，所得极丰。

　　 大家救书心切，一张张的校样上因为添加内容太多，只得分用红、蓝、黑、绿各种异色墨水勾划，而被工宣队斥为“打翻墨水瓶”。一日，葛传椝先生和我正在埋头“走私”，突被一声大喝惊醒：“加! 加! 加! 你们加啥死人骨头？！”随后即被遣往印刷厂端搬字盘，体验排字改样的艰辛，兼作惩罚。“死人骨头”也从此成了我和葛先生两人“密语”中的一部分，意指英语新词。

　　 必须指出的是，当时不知疲倦地往词典里增加内容，扩充信息容量，主要是本能、直觉再加上一点常识和良知使然，所谓“曲线救书”也只是朦胧的意识，直到北京的陈原老和已故陈翰伯

　　同志把上文所引海外对《新英汉词典》的评论寄发给我们，鼓励我们在词典事竣之后继续关注英语词汇领域的变化，我们才有了跟踪英语新词、新义、新用法的自觉性，开始筹编一种名叫《现

　　代英语动态》的内部交流期刊，并且认识到只要敏于猎奇，勤于追踪，一个异族人对外语首先是其词汇领域中发生的新变化，常常是旁观者清，领悟不一定比一般的本族人迟钝。作为一名编词

　　典的匠人，我把《新英汉词典》的编写，看作我的“学徒期”，而从“曲线救书”引得的上述体会竟成了我后来主编《英汉大词典》时遵循的原则之一。

　　 还必需指出，当年的工宣队虽则忠实执行极“左”路线。其中的成员作为—个个有血有肉的人，跟知识分子朝夕相处久了，毕竟发现“老九”们并不坏。上述大骂“死人骨头”的那位师傅

　　后来就说过：“葛与陆有什么问题? 不就是有点：‘独头攻’( “迂腐”的意思)?”金刚怒目的队长揣了几册《现代英语动态》去北京出差回来，说此物在那儿大受欢迎，悔没多带几本，然后操着带山东口音的上海话感叹道：“看来陆某某真是英文‘一只鼎’。”

　　 由此我常自问：一样是工人阶级内部的成员，何以一定要人为地分成革命的“动力”和“对象”两部分，驱使他们去合演一出“文革”荒诞剧? 八十年代初，我在逐页查找《新英汉词典》

　　中带极“左”烙印的例句予以置换时，又不免忆起编写之初的“大批判”。当时也是指派每个人到某部辞典去逐页查找含“封资修毒素”的例句，工序何其相似乃尔! 这是历史的宿命还是历史的嘲弄? 我们为什么非“曲线救书”? 常识和真理要取得胜利为什么这样困难? 我为我的“学徒期”何以必须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我苦笑着想起一位伟人引过的一句中国古话：树欲静而风不止。

　　 （肖毛扫校自《万象》第一卷第三期）

　　 肖毛注：原文只有七段，几乎和没分段差不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了阅读的方便，我将段落重新分了一下，这样看起来似乎更舒服一些。

　　 21:45 01-12-7

　　 雅典凭什么判苏格拉底死刑

　　 黄洋

　　 　　　　　　　一　　　　　　

　　 公元前三九九年，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的一个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其时，雅典人正在装点海船，准备次日前往提洛岛祭祀阿波罗神。传说当初雅典王子提修斯自愿作为七对被迫献给米诺牛的雅典童男童女之一，前往克里特岛，决心解脱强加在雅典人身上的诅咒。在临行之前，雅典人许愿说，如若他们安全返还，将每年前往提洛岛祭祀阿波罗神。对此种神圣的宗教祭祀活动，城邦依例认真对待。为确保城市洁净，一律暂缓处决死囚。苏格拉底乃被投入监狱，等待祭祀结束后处决。其间，弟子们轮流探监，陪伴老师度过最后的日子。于是，便有了柏拉图记载苏氏狱中言论的那几篇著名的对话录。约摸—个月后，这位年已七旬的哲人遣退妻儿，在众位弟子面前饮下毒鸩，从容就死。

　　 或许是多亏了柏拉图的大肆渲染，在西方人的眼中，苏格拉底之死可以和耶稣遇难相提并论，并称世间两大悲剧。这倒不足为奇，因为如果追溯到基督教文明和古典文明之间的传承关系的话，对耶稣这个人物的刻划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以苏格拉底为原型的。不过，这两大悲剧还是有些不同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受了正统犹太教会的残酷迫害和犹大的出卖，一是—非，一善一恶，人们在是非判断及感情认同上都不难作出选择。但在苏格拉底一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舍身取义的伟大哲人。另一方则是以民主自由为标榜、被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孰是孰非，谁善谁恶，就不那么泾渭分明了，感情上的取舍则成为一种痛苦的折磨，因而其悲剧色彩愈加彰显。在民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的现代世界，苏格拉底之死就不仅成了一个问题，而且成了现代人心里一个难以解开的结。董乐山先生翻译、美国著名左派报人斯东著作的《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便是一个现代人试图从痛苦的折磨中解脱、为解开心中的结所作的努力。

　　 二

　　 然而，对雅典人来说，这桩案子非但不是一个难以解开的结，它根本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当然，雅典人也完全没有想到，在二千四百年之后，这桩小小的案子仍然是—个巨大的历史问题，并且成为他们的一个“黑色污点”。否则，依笔者推想，他们就不会为难苏格拉底了，至少断不至于判他死刑。之所以说于雅典人不成其为问题，因为整个案件完全是依照雅典域邦的法律来审判的。在古代希腊，雅典人是以好讼而著称的，大约不亚于今天的美国人。因为好讼，其法律制度也十分地发达和完善，且比现代的法律制度更为民主。例如，所有雅典全权公民都有权扮演类似公诉人的角色，向法庭提起诉讼。早在梭伦立法时就规定，任何雅典公民都有权代被害方对第三者提出控诉。这条法律也意味着，如若有人危害城邦利益，任一公民也都可对他提起诉讼。为了鼓励公民提起公诉，雅典城邦还制定了一条法律，如判被告有罪，其被没收财产或罚款的一部分用来奖励公诉人。起诉的步骤是，起诉人携一两名证人，找到被起诉者，正式通告对他提起诉讼，并约定时间，双方一起到专司其职的官员处备案。官员随即在市政广场张贴布告，将此事告之于众，并公布审判日期。因为没有纸张，所谓布告，其实是写在木板之上。起诉苏格拉底的三人都是雅典公民，以美莱特斯为首，他们显然是依法提起公诉。在《欧提弗罗篇》（Zuthyphro ）之首，苏格拉底说他正要到“王者执政官”处应美莱特斯之诉。这位王者执政官是专门负责有关敬神的事务的，对苏格拉底主要的指控是不敬神和敬事新神，因此需要到彼处备案。至此，案件正式进入审判程序。

　　 审判的程序同样复杂而民主。不同于现代，雅典的法庭不设法官，只设主持官，负责组织审判并维持法庭的秩序，判决的权力则在陪审团。陪审团成员从公民群体中抽签产生。其例为：每年初公民自愿报名竞争当年陪审团成员，而后抽签从自愿者中挑选出六千人，作为当年陪审团成员。如遇有法庭开庭之日，城邦官员事先根据案件大小确定审判每桩案件所需陪审团规模，从五百到二千人不等，然后从六千名审团成员中抽签选出当日所需陪审员总人数。开庭之前，再以抽签的方式将这些陪审员分配到不同的法庭，审理不同的案件。其运作过程复杂得令人匪夷所思，但用来抽签的石嵌存留至今，又令人不能不信。另外，雅典人之所以发明这套东西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任何形式的贿赂。首先，你不可能事先知道哪些陪审员会参与审判你的案件。其次，你也不太可能将全部六千名陪审员悉数贿赂。当然，陪审员的众多还体现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即公民直接而广泛的参与。陪审员每次出席审判，都可得到一小笔报酬，大约能够维持一家人一天的生计。那些较为富有的公民大概是不会为了这点报酬而在法庭上耗度一日的，除非案件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因此，陪审员主要是由下层公民组成的。审判苏格拉底一案的陪审团由五百人组成，显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案。较大的案件会有达二千人的陪审团，而重大的案件则往往由公民大会直接审判。

　　 法庭上的审判同样不同于现代，先是由原告和被告分别为自己辩护，并进行举证。之后陪审团举行第一次投票，决定被告是否有罪。如果被告获得的票数占多数，他即获得清白之名。但案子并未就此完结，还要看原告获得票数的多寡。如果他获得的票数不到总票数的五分之一，就要遭到处罚。这条措施是为了防止有人恶意诬告。如若出现有罪和无罪的票数相等的情况，则被告无罪释放。这条规定出于一个典故：传说俄瑞斯提为报杀父之仇，不得不杀了母亲和她的情人。

　　但他也因此而犯下了弑母的滔天大罪，为阿戈斯人所弃，漂泊来到雅典。当时雅典的最高权力机关“战神山议事会”决定对其进行公正审判。结果是六票对六票，形成僵持局面。最后女神雅典娜站出来投了俄瑞斯提一票，致使父权对母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从此，雅典娜永远都投被告—票。但如果判定被告有罪，则由原告和被告本人分别提出具体的刑罚，再由陪审团投票选取其中之一作为最终的判罚。这种审判的方法看似荒唐，但却具有其合理性。因为原告和被告为使自己提出的刑罚受到采纳，一定会提出尽量合理的刑罚，而不会随心所欲。苏格拉底在第一轮的投票中以二百八十票对二百二十票被判有罪，随后提出的对自己的处罚又近乎玩笑，先是说自己非但无罪，反而于城邦有功，理应得到城邦的礼遇，后又提出罚款

　　一百德拉克玛了事。由于此一刑罚太不合情理，反而迫使部分本来同情他的陪审员转向选择原告提出的刑罚，最后以三百六十票对—百四十票被判死刑，也就不难理解了。另一方面，即使苏氏的表现如此荒唐，若用今天的法律来衡量，可能还要判藐视法庭罪，但仍有一百四十票是支持他的，说明他要逃过此劫，本不是太难的事。

　　 三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苏格拉底的罪名似乎是莫须有的，没有确凿的犯罪行为，其言论也没有导致直接的伤害。但在雅典，对犯罪行为的认定不同于现代。无论什么指控，无论犯罪行为是否确凿，也无论是否造成直接的伤害，只要陪审团投票认定，罪名即告成立。

　　 公元前四○六年的一件大案同样能说明这一点。这年，雅典舰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主力舰队在海上遭遇，结果雅典舰队大获全胜。战斗刚一结束，便起了大风暴。统帅舰队的将军们下令撤退躲避风暴，因此没有来得及抢救落水士兵。按理说，这样的决策似乎无可厚非。但消息传到雅典，群情激愤，公民大会乃决定对指挥战斗的将军们进行审判，结果在作为雅典最高军事统帅的十将军中，有八位被判死刑，且都是刚刚得胜而归的将军。因为唯一的标准是陪审团的投票，又没有权威的刑侦机构对事实进行科学的甄别，所以当事人的辩护就变得至关重要。辩护辞往往都是事先写好的，或自己写的，或请专业的高手代写的。于是，法庭辩护就成了演说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辩辞不仅讨沦案件本身，而且往往对自己的贡献或品德大大夸耀一番。以博得陪审团的同情。不过，法庭也不能容忍无休止的高谈阔论，一律以滴水为钟，对当事人辩护的时间进行严格的限制，颇似时下的大学生辩论赛。其法为，在一陶盆下部钻一小孔，置于高处。陶盆内盛一定容量的水，当辩护开始之时，即让水从小孔滴到置于低处的另一陶盆内，以滴完为限。

　　 或许又有人会问，对于像苏格拉底这样一位大哲学家，雅典人似乎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对权威人士的尊敬，仅以区区罪名，即判以极刑。这不是太难以令人理解了吗？

　　 殊不知，在雅典是不存在任何个人权威的。既没有知识的权威，也没有道德的权威，甚至没有政治的权威。唯有一个权威，那就是人民的权威，一切都得服从人民群体。雅典民主政治的领袖阿里斯泰德以“公正者”而著名，但在公元前四八三年经公民大会投票，遭到放逐。据说在投票之时，一不识字农民递过充作选票的陶片，请身边的阿里斯泰德代为刻上他的名字。阿里斯泰德大奇，问道，你既不认识这位人物，何以有怨于他？农民答曰：一听到他被称为“公正者”，

　　即感厌恶，因此投票放逐他。希波战争的功臣底米斯托克利成功地导演了萨拉米海战，使希腊盟军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免遭波斯人奴役，为此底米斯托克利成为全希腊民族的英雄，以至于在下—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他迈入运动场时，全场观众忘了比赛，将目光转向他，向他鼓掌和致敬。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在那个时候，他和斯巴达王宝桑尼阿斯是全希腊最著名的人物。但事隔四年之后，雅典人一样投票放逐了他，随后又欲判处他死刑，致使他被迫逃往死敌波斯王的宫廷。就连民主政治的最伟大领袖伯里克利也难逃厄运，就在同斯巴达的大战爆发不久，他因指挥不力而被革除将军一职，并遭巨额罚款。

　　 苏格拉底虽然是一位名人，但并不是倍受尊重的哲学权威。相比起来，他的名气更多地来自于他的怪诞。在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笔下（《云》一剧），苏格拉底在空中行走，行动怪异。就连他的哲学，也不过是诡辩之术。他开办私学，教授颠倒黑白的技艺。现实中的苏格拉底也许并非如此，但真正理解其哲学或了解其性情的雅典人不会很多，而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则是在雅典最大节日之一的戏剧节上隆重上演，到场观看的雅典人多达近二万人，无疑会给许多的雅典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阿里斯托芬这部刻划了苏格拉底形象的称之为《云》的喜剧上演于公元前四二三年的尼奥尼索斯戏剧节。他塑造的苏格拉底的形象无疑会影响到时隔二十年之后的审判。

　　 四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当然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同现代世界形形色色的民主政治殊为不同。在古希腊文中，“民主政治”（demokratia）一词由“人民”（demos ）和“统治”（kratos）复合而成。显而易见，民主政治即人民的统治。强调的是公民的广泛参与和直接管理，以及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近乎绝对的平等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是一个集合名词，它体现作为一个整体的公民群体，个人完全被隐去了。而在现代的民主政治中，在理论上享有政治主权的群体多被称为“纳税人”（taxpayers ），时而也称为“公民”（citizens），几乎不用“人民”这一集合概念。在英文中，无论是“纳税人”还是“公民”，所体现的都是由个体而组成群体。其中个体有所显现，未被完全隐去。这种看似细微的差别却反映了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在现代的民

　　主政治中，个体一面从属于群体，一面却享有作为个体的独立性，享有自由。但在古希腊，个体是完全从属于群体的，他没有脱离于群体之外的自由。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个体只有在属于城邦（亦即群体）时才具有存在的意义，不属于城邦的个体要么是鬼神，要么是兽类。群体的意志和利益高于其它一切，为此可以牺牲个体的利益和权利。雅典—条独特的法律即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雅典人每年可以依法放逐一位政治领袖，由公民大会投票选出。因以破碎陶片充作选票，而得名“陶片放逐法”。投票时只要在陶片上刻上名字即可。无需过失，也无需罪行，只要获得票数超过六千，即遭流放。

　　 如果以现代人的眼光看，这纯属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践踏。但在雅典，像底米斯托克利等一批最著名的政治家都在流放之列。这就是说，在古代希腊，个人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的（即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既没有脱离群体的自由，也没有言论的自由。苏格拉底的言论明确表示出他对“人民”这个群体的轻蔑，想要同它保持距离。同时在“人民”看来，他的言行实际上已经造成了某种伤害，因为他的弟子参与了推翻民主政治的活动。

　　 他的被处死，其实在情理之中。而且，苏格拉底并不是唯一一位因其言论而致罪的思想者。伯里克利的妻子阿斯帕西娅本以开妓院为业，但却是—个少有的富有智慧的女性，即连苏格拉底也常常带着弟子拜访她。她也曾被一名喜剧诗人指控对神不敬，只是在伯里克利的百般哀求下才免于治罪。不过也因为此事，雅典人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凡不信神或教授有关宇宙的理论者，都将遭到起诉。另一位同伯里克利相关的人物是哲学家阿拉克萨戈拉，他是伯里克利的老师兼密

　　友，同样受到起诉及被判死刑的威胁，这一次连伯里克利也保不了他，便安排让他匆忙逃离了雅典。据说普罗塔戈拉的著作遭雅典人查封，他本人也因其学说而被判了死刑，只因侥幸才得以逃走了。悲剧家欧里彼得斯也因不虔诚而遭到过起诉。如果所有这些记载都并非空穴来风的话，那么在雅典，思想与言论自由的缺乏是无可争辩的。

　　 现代人——尤其是西方人——惯于拿现代的民主来衡量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认为平等与自由理所当然都是民主政治的内容，因此苏格拉底之死才成了难以解开的结。

　　 斯东甚至天真地提出，如果苏格拉底以言论自由为辩护的根据，他就可能找回自己的清白。也许苏格拉底比谁都明白，他的同胞们是不会把言论自由当回事的。

　　（肖毛扫自《万象》2001年第三期）

　　 杂书吴佩孚事

　　 陈登原

　　 吴佩孚以儒将自居，国民革命家北伐以后，败逃入川。至白帝城有作曰：“万山拱极一举高，遁迹何心仗节旄。望月空余芳草句，题诗聊题漪兰操。江湖秋水人何处，霖雨苍生气倍豪。笑视吴钩频搔首，前途恐有未芟蒿。”时在一九二七年夏秋之交，当时吴已托庇杨森。

　　居无何，南京政府催森将吴解往南京。森以告吴，佩孚乃溯江而上，经万县至大竹，依川军师长范绍增。　　　　　　　　　　　　　　

　　在大竹日，尝刊《蓬莱诗草》。逢迎者为作序曰：“蓬莱上将军，与岳忠武同里闬，后八百年，接踵云兴，以作诗书与画，上干苍旻，特裒近作景印成册，以饷世之钦崇将军者。”夫以山东之吴，为与河南之岳同乡共里，此固不足以存信。然谓作诗之外，兼喜作画，则自为实录。如谓身在大竹，当画大竹，遂买白布缝之成幅，列桌以铺，奋然泼墨，并为《大竹歌》一首。章炳麟尝题其所画竹后曰：“大块成天籁，因风尽吹竽，干霄何足羡，所贵在心虚。”心虚云者，例如吴在大竹云雾山曾曰：“竹阳城外有高台，把酒登临曙色开。陇蜀云山皆北向，巴渝风雨自南来。锦帆终古天涯去，春色无端地底回。到此犹思廿八将，谁为呼取尽余杯。”此曰二十八将，盖用光武云台故事，其狂妄有至是者，故章氏之语云尔。

　　当时已碌碌依人，然犹于城内之芝兰堂设其大帅行辕，卫队之外，尚设秘书、参谋等处。邓锡侯部将罗泽洲，乃以讨吴为名，进军大竹，夺其步枪六百支，手枪轻机枪三百支。吴宰残部仓皇逃走，至绥定，依刘存厚。盖存厚此时尚悬五色国旗，故吴引为同调。此时曾有诗曰：

　　曾拥貔貅百万兵，时哀蜀道作长征。疏狂竟误英雄业，患难偏增伉俪情。楚帐悲歌骓不逝，巫云凄咽雁孤鸣。匈奴未灭家何在，望断秋风白帝城。”又诗赠存厚云：“方寸纷纭俗累萦，无端怅触笔花生。

　　人因落魄寻知己，诗以牢愁写性情。洛水梦回千里曲，蜀山望断一钩轻。枕边莫恼鹃声恶，催起刘郎趁早行。”垓下帐中，愤帝起歌，盖自比于项王；天津桥上，哲士闻鹃，乃妄拟于康节。处此穷途，犹自许于文武双材，此非其心不虚之据欤？

　　一九二九年三月，吴在绥定作寿，其派代表致贺者，蒋介石，段祺瑞外，兼有阎锡山、唐生智、李宗仁等所派。川将王隆基送寿联曰：“龙睇大野，虎视六合；鹏搏万里，鹤算千年。”由来武人失意之后，人间阿誉至此，未之或有者也。

　　次年之春，阎锡山欲反介石，思以吴为傀儡，遣柳孟庄往绥定见佩孚，说其出川东向。此时除卫队外，吴已无多大部队，欲集川军五万。川将皆恋豆，无应者。岁五月，离绥定，存厚赆行二万元。欲启程，为刘湘部下许绍宝所阻挡，乃移驻绥定东南之檀木场。

　　一九三一年七月，锡山再邀佩孚去山西。十六日，吴抵成都，邓锡侯出城欢迎，八月初旬，由灌县经汶川茂县松潘入甘肃境。九月二十三日至甘肃之文县，接锡侯电，始知九一八事变。时又闻冯玉样兵出潼关，甘肃群龙无首，欲抵瑕蹈隙。

　　文县虽下邑，亦成割据之局。东为碧口镇，田颂尧所部吕康据之。西为县城所在，邓锡侯部扬抚权据之。佩孚至，抚权偕县长郝墨庄曾郊迎。佩孚乘大轿，见欢迎者，即出轿为答礼。杨、郝一一介绍毕，吴仍乘轿去，随员及护兵，已仅三百余。夫人乘轿，公子骑马，与吴皆宿于县立中学，其从者则或借宿民家。有进见者，常拈《尚书》“人心道心”、《大学》“在明明德”为说，旁及佛书道经，以示无所不晓。尝问教育局长、此间教育情况如何？曰：“极不发达。”吴曰：

　　“不发达，斯已耳。男说共产，女说恋爱。愈发达愈肇乱耳。”

　　杨、郝等承裼侯命，招待甚至，吴则对之加官加委。其随从入茶馆酒楼，又为吴广作宣传，谓其尚可调兵若干万，定居甘肃后，将联络川蜀，东进陕豫，仍当统—全国。于是诸烧冷灶者，或进银耳，或馈石斛，吴亦欣然受。或酬以委任状，如兴国军谘议之类。又好对客挥毫，卖弄学问，于是市上所有宣纸，至于供不应求。其赠王某联曰：“登楼文士思家国，誓墓将军惜岁华。”上句谓王粲，下句谓羲之，盖皆王姓故事。

　　在文县十余日后，北向至武都，住贡院巷清真寺。有进谄者，辄与谈太极八卦，玄玄自得，不以为惭。又收拢当地地主武装，有枪数百支者，辄见委为师长司令。然本人及随从，固须由地方征发供应。

　　县长刘凤山，为苦苦张罗，而吴傲倨无改。一日，刘往见，吴不让坐。及刘去，吴不欠身。凤山大忿曰：“俯仰依人，尚作大帅故态耶？”然武都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孙某，尚撕毁青天白日旗、孙中山画像，以投吴幕。

　　住武都一月，北行到天水。时马廷贤虽受南京委任为陇南绥靖指挥官，于吴之至，仍隆重招待。行辕之内，以丝绸为帷帐，以俄国毛毡铺地，至署楹联曰：“轻裘缓带比羊叔，羽扇纶巾齐孔明”、“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吴亦居之不疑。所携除妻子外，尚有参谋长孙方严等，廷贤犒设甚丰。天水市上，所有海鲜鸡鸭，一时收买殆尽。地方人士进谒者亦众，吴于款接时，但及诗文经书，绝口不谈政治。有人问：“闻蒋委员长拟邀大帅去南京，亦将应请否？”

　　吴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

　　廷贤又于教场集会致欢迎，与会者有教师、学生、军警、职员。吴登台见中山画像，怫然曰：“孙君意见，与余不相同。”廷贤立命撤去山像。于是吴正色演说。首引《周易》云云，次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次谓国民党专权误国，即为军人，谊难坐视，西北回汉军民亟宜团结共赴国难。廷贤等从傍为附和，然与会者固皆不解也。吴且委廷贤为陇南护国使，兼骑兵禁卫军总司令。其部下及天水土绅，各见委为师长、顾问、参议有差。

　　时杨虎城在西安，见佩孚招摇于天水，乃电廷贤，乞予扣留。吴乃离天水，往兰州，盖应冯玉祥旧部师长雷中田之邀。中田时在兰州兼保安司令，其师长有高振邦等，教育厅长则马文车也。一九三—年十一月，吴至兰州，马文车往见，吴于略作寒暄后，即谈杨墨之学，中庸之道，肆诋三民主义，谓为左道异端。文车且发通电，拥吴出山。

　　略谓“吴上将军韬晦蜀中，于今数载。谢安未老，人仰东山，矧其前戍远东，适逢日俄之战，满州形势、日本军情，洞察无遗。仰恳中央敦请出山，主持对外军事。”“前戍远东”云者，谓佩孚未达时，曾在长春为低级军官也。当日之吴，犹妄以抗日领袖见推矣。

　　兰州绅学各界曾张具宴吴于卧龙阁，并演戏。吴点戏两出，一曰《战长沙》，盖演关羽事；一日《牛头山》，盖演岳飞事。所以然者，犹以关、岳自况。入宴之际，主人致词，谓玉帅人格道德，寰宇共钦。

　　吴答词谓孔孟之学，可以治国，可以平天下，其他左道异端，亟宜放斥。意盖仍指三民主义云。

　　佩孚之在兰州也，无论何种场合，非谈性理，即谈因果。甚至《推背图》、《烧饼歌》之类，亦复言之津津。并谓二十年后，人口将减至九百万，除有宿根者外，皆不免于浩劫。见客之时，常以所著《大丈夫论》《桃源事记》为赠。一时趋逢之徒，数语投合，即见委为顾问、谘议。兰州名士廖井芝等，且作赞美诗文，刊诸报端。雷中田尤视如偶像，为之筹款筹械。

　　十二月，杨虎城令孙蔚如攻兰州，东路形势紧张，马廷贤至是，且表示反吴。中田、高振邦应战失利，吴犹赴甘川宁青新五省同乡会欢宴，谓孙军已为雷部击败。其明日，高振邦自前方败退。又明日，定西榆中形势紧张，中田地盘全失。又明日，佩孚率随从仓皇奔清远，取道五原，至包头，投晋军傅作义。

　　先是，北洋旧军阀曾在济南秘密集会，欲戴吴及段祺瑞为宗主，于以反蒋。阎锡山也曾派代表来。至是，蒋阎且合流，锡山已就山西绥靖主任职，于段于吴，自尔置诸脑后。吴于晋军，怅怅无所遇。一九三一年暮，遂应张学良之邀，至于北平。

　　学良迎诸车站，呼为“老伯”。所以迎吴来，盖承蒋意，不欲令吴有所异动，故安置旧京，庶几便于牢笼。及其既来，学良自为敬而远之。吴不曾知趣，乃颇言抗日。且欲借学良所部为政治资本，不知既非蒋之所愿，亦非张之所乐也。居有顷，始知其故，乃怅怅然居什锦花园，对外称行辕，关门称大帅。

　　仍设八大处：参谋处则张方严，秘书处则陈廷杰，军事处则赵星如，承启处则王惠民，机要处则符定一，他三处亦别有长。但各处长以下，月支仅大洋八元。学良月馈四千元，数百人衣食其间，固当不无窘色焉。其后学良下野，何应钦长军委会北平分会，虽仍月致馈送，然遣散其门前卫士，而代以在平军警，吴亦无如之何。

　　然而仍有人焉，尊为偶像。蒋介石尝来北平，北平各界欢迎之，亦邀吴参与。主持者排座次，安蒋于吴之下。蒋虽表示不乐，吴乃居之不疑。众或请吴致词，吴笑曰：“我与蒋君亦有志同道合之处，我主张武力统一，蒋君亦尔尔也。”蒋拟馈之以钱，吴谢而不受。一九三二年四月，蒋党开国难会议于洛阳，聘吴为委员，亦弗肯去。当时吴亦通电声讨伪满，章炳麟实怂恿之。章来北平，首先访吴。韩复榘亦曾走访。一文一武，盖仍震于虚名如此。

　　一九三三年一月，段祺瑞已移居上海，盖以华北风云日紧，日寇咄咄进逼，恐其为傀儡，故劝令易地。当时有人劝吴南下，吴未肯。

　　当时上海商会曾以电诤，劝其当矜晚节。吴致复曰：“平日以关岳文史自期，春秋内外之义，尤所竞竞。旧京寄迹，异服殊俗之客，从未一至户庭。”盖于出处大义，犹不忘作矜持。

　　既关门作大帅，自表示与世无求。谈诗文，作字画，说《易》、《礼》、《春秋》有微言大义。然不甘寂寞，仍办救世会，自任教统，而以江朝宗为副。朝宗亦旧官僚，后日曾下海为巨奸者也。又建正一堂，扶乩唪经，神道设教之外，时时交通旧部，妄希重整锣鼓，于是日寇乃乘其隙。当何应钦主持北平军分委时，符定一、陈廷杰即与日谍大迫通贞、冈野增次相勾结。日谍致款十余万，令收编土匪，回买旧部，而拥吴为傀儡。事机不密，为北平公安局所破获，旧部有被逮者，有枪毙者。佩孚是否知有此事，当时疑莫能详。然此十余万金，吴妻张佩兰固曾吞用八万。

　　佩兰者，时人呼为“帅夫人”。佩孚号为不爱财，然于帅夫人则未能约束。吴转战南北，帅夫人则拼挡东西。当吴败亡入川时，帅夫人私蓄尚甚厚，后为张联升所袭击，囊橐漏亡殆尽，帅夫人以是常邑邑。所率部曲，初时尚有数千人，流亡时皆恃当地为供奉。供应不能如意，遂有散亡。到北平，又为何应钦所遣散。然待吴而哺者，尚有一二百人之多。其幕僚八盘六碗，肴甘酒美，仍旧贯。此时吴之生计，全恃政府馈遗，未免日渐萧索。帅夫人追怀畴昔，八处长绝处望生，

　　于是凡有包苴，无不敢于接受。如殷如耕成立伪冀东自治政府时，即延廷杰为顾问，月致车马费五百元。对吴本人，一年三节，并逢其生辰，各致馈赆五千元。吴装聋作哑，亦见而不视，听而不闻。

　　抗战军兴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克敏等成立伪组织。日寇谋华益亟，以吴曾为偶像，非如克敏辈旧已为人所不齿，更思诱吴下海。

　　故日谍奔走其门者，更多于前。吴当日谍来，或装聋卖傻，或言语离奇，如谓符咒可以辟枪弹，麻绳可以缚飞机，大迫等人往往不得要领而去。大迫者，当时日寇军部所谓联络官者也。

　　翌年秋，大迫去职，川本芳大郎继。其人属板垣派，侵华更为急进，拉吴下海亦为更急。甚至尊吴为师，以投所好，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吴亦渐次逗露，妄谓民意果有要求，出处可以考虑。于是川本内结廷杰、定一等人，外联与吴有关北洋余孽，托名各地公民，恳请大帅出山，拨乱世，返诸正。当时迷信偶像者，又谓吴如露布朝发，必当壶浆夕至。汉奸张燕卿拥吴更为猖狂，尝在家燕客，即席宣布成立一会，推吴出山救国，即后日所谓新民会者也。日寇之中，亦有其人，冈野增次至于特撰一书，名《吴佩孚》，述其在华声望与其潜在势力，隐谓其非临时王克敏、维新梁鸿志等之比。

　　王、粱诸奸伪，见日冠如是推重，深恐为其所代，遂合商对策。

　　先是，克敏在华北组临时政府，为社人讥议，亦尝聘请顾问，月致车马费自千二至千六百元。至是特聘吴为特高顾问，月四千。廷杰、定一之徒，亦按月致馈有差。然不愿拥吴出山，盖因素知吴性倔强，倘露头面，不啻于日本人下又有一太上政府。于是对于佩孚，乃推而不戴，但聘吴为绥靖委员会之委员长。其曰聘者，所以对吴表示尊敬，然亦委曲表达，彼己之间，井无特殊关系。聘函具名，有王揖唐，则临时之北伪，若温宗尧，则维新之南伪。具名者又有陈宦、陆宗舆，

　　则所谓社会贤达，盖欲使吴强颜自解，并非受人任命。兼欲使之自觉，与伪府并无从属关系，不应过问南北奸伪事，其用心至隐险矣。其可笑者，绥靖地区经指定为河南，皆南北两伪所鞭忙莫及者。

　　一九三九年二月，临时政府委员王揖唐、维新政府委员温宗尧，亲至什锦花园行辕，面致聘书。吴半推半就，不辞未受。旋发通电主张和平救国，一腔悲天悯人。初意旧时部曲，必望风来归，久而寂然，吴不胜悻悻。后又至开封，欲就绥靖之职，卒逡巡未果。时既移则世已改，理不正则言不顺，虎踞洛阳，固当成为梦寐也已。

　　当时廷杰、定一曾陪川本来见，请其出山收拾残局。吴亦曾表示，倘以军政全权见付，自可另组中国政府。川本大喜，即电告东京，谓其已有允意。东京覆，令速决定日期，筹备登场。吴谓当先建军三十万，交伊指挥如意，然后可以就职。川本则坚持先行登场，然后建军。

　　议不合，川本悻悻而去，符、陈无法转圜，但日嬲之，陈说利害。

　　岁六月，汪精卫北来，佩孚到天津，与之会，议亦不合。

　　同年秋，日寇益趋逼，符、陈益思弹冠。一日，廷杰突入室，语吴曰：“初既允矣，今乃毁诺，日本人今有哀的美敦来。”随探囊出一函，掷诸几案。吴亦勃然曰：“日本小鬼玩戏耳，吾焉有不知者。

　　非以军政全权相付，吾非三尺童子，吾决不出山。尔为四川人，曷不去重庆劝蒋某上贼船！”陈不甘示弱，乃不欢而散。

　　吴当此际，进退深感维谷，日寇固不相舍，门下攀附之客煎迫亦不可耐。符、陈又向帅夫人进计，令其日夜涕泣，谓吴不出山，无以疔贫。为证明窘迫，甚至嘱咐厨房，于肴膳多所贬减，愁眉苦脸，相对于齐眉之间。吴见起居日蹙，亦为懑懑。一日吃饺子，碎骨误入牙缝，遂牙龈肿疼，呼哼不绝，至于如颠如狂。

　　初用中药，投以石膏黄连，不得痊，反两腮尽肿，喉头且发炎。

　　家人劝入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吴以不入租界为标榜，拒之未允。而川本又来，谓日本有牙医伊东，在苏州胡同开业，此人技术在日本称—时无对。于是伊东来，诊查以后，谓当用刀圭，然而大有危险。川本曰：“我承天皇陛下命，奉大帅出山，尔当敬奉陛下意，努力为疗治。”

　　伊东乃为行手术，帅夫人抱头，吴子道时抱足，刀甫入肉，吴大吼一声而死。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

　　或曰，吴之死也，日谍实毙之。盖吴于下海为奸—事，初曾为半就，日谍以此向东京夸口，但乞拨款项，以至用去金钱不少。后乃为半推，致日谍后语不能证前言，所糜款无法作报销，是以毒毙之，庶几一了百了。

　　或曰，吴之死也，齐燮元曾有阴谋。当时伪府之中，燮元忝主军政，核以前时资历，或亦自谓相当。然使吴亦下悔，则齐当在吴下。

　　故当吴患牙病，齐曾移榻来伴，日医之来，燮元亦曾与闻。当时人曾为之语曰：昔伴秀山死，今侍子玉终。一死—生，交情可见。秀山谓李纯，佩孚字子玉。李纯之死，相传出于齐手。当纯死时，齐亦寄宿其府，形迹可疑，故人举以相似云尔。

　　或曰，吴之死也，盖徘徊于两事之间，而不胜其苦闷。一日汉奸不能为；一日旧梦相萦绕。初则功名念重，欲借寇力，重建旗常，以雪汀泗桥边之耻。继则以日寇未肯即畀实权，伊即下海，但能伯仲梁、王之间，又与夙昔之所揭示，不入租界，不借外债，不免大有出入。

　　在此矛盾之中，什锦花园乃至成为愁城。而门有佳宾，室有贤妻，时挟日人，若来缠嬲，是以胸怀郁积，牙痛癫狂，卒至于无有办法以死。

　　“无有办法”，佩孚口头禅语。伊尝语人：人谓“无有办法”，吾谓“吴有办法”。此盖取无、吴音谐。一九二七年三月，吴在巩县曾有诗曰：“民国军人皆紫袍，为何不与民分劳。玉杯饮尽千家血，红烛烧残万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逢人每道民生苦，苦害民生是尔曹。”披览此诗，或可认为自艾。今居北平八年，死时如此可疑，然则此诗亦为欺人者也。

　　 （肖毛扫校自《万象》2001年第五期）

　　 “香花楼子”的神话和北宋的覆灭

　　 葛剑雄

　　公元一一一四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以二千五百人起兵反辽，次年称帝，建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数年内所向披靡，已经占有白山黑水之间。一一一八年(北宋重和元年，辽天庆八年，金天辅二年)，宋朝的特使马政由海道前往金国，与金主开始了结盟攻灭辽国的秘密谈判。

　　一一二○年(宋宣和二年)，宋朝特使赵良嗣再次赴金，商议夹击辽国。就在赵良嗣到达时，金国正式宣布与辽国断绝关系，金兵攻陷辽国的正式首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辽的覆灭已指日可待。赵良嗣向金主提出：破辽以后，宋收回燕京(今北京)一带原属唐朝的汉地，将原来付给辽国的“岁币”按原额转付给金国。金主口头答应，宋收复的“汉地”包括西京(治今山西大同)、平(治今河北卢龙)、营(治今河北昌黎)等州在内。但在他写给宋主的亲笔信中，却提出了这样的条件：金兵自平地松林进兵古北口，宋兵从白沟夹攻，否则就不能如约。宋朝又派马政出使金国，带去的国书中写明“所有五代以后陷没幽、蓟等州旧地及汉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关，已议收复”。显然，宋朝的目标是收复包括今河北北部和北京在内的全部五代失地。但金方的复书却只同意归还“燕京东路州镇”，宋朝“若更欲取西京(大同一带)，请便计度攻取”。话说得很明白：原来付给辽国的“岁币”和出兵夹击只能换取燕京东路一些州镇，如果要收复西京，就自己凭实力去攻取吧!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宋金“海上之盟”。尽管当时宋朝大臣中不乏反对的声音，甚至认为此事的结局凶多吉少，但谁也没有料到，七年后金兵就会攻陷宋都开封，满心想收复失地、完成统一大业的宋徽宗会落得父子北狩，魂断异国的下场。

　　由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的辽朝可谓宋朝的世仇，早在宋朝建立之前的公元九三六年，辽朝已从后晋主石敬瑭手中接受了燕云十六州(或称幽云十六州)，将辽朝的南界扩展到今河北省和山西省的北部，使大片自秦汉以来一直是由华夏(汉)聚居的土地成了契丹国领土。从周世宗北伐开始，后周和北宋作过多次努力、但除了莫州(治今河北任丘)和瀛州(治今河北河间)两州得以收回外，其他十四州始终没有能重新统一。

　　五代和北宋期间，除了因土地割让而改属辽朝的当地居民外，还有大批中原百姓被契丹人掳掠，或者因躲避战乱而主动投奔辽国。辽国的军队还不止一次南侵，甚至兵临澶州(今河南濮阳)，逼近宋都开封，使北宋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不过，自从一○○四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双方订立“澶渊之盟”后，宋辽间的战争基本结束，双方的边界也大致稳定，只是宋朝每年必须付给辽国银绢三十万的“岁币”。在女真勃兴之后，辽朝疲于镇压，处处捉襟见肘，对宋朝已经完全没有威胁。相反，迅速崛起的女真政权却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变数，—旦辽国被灭，北宋将再次与一个强大的异族政权为邻。当时，女真军队已攻占辽国大片疆域，辽国败像已成。如果宋朝君臣稍有远虑，至少应该坐山观虎斗，让女真人在灭辽过程中尽量消耗实力，或者尽可能延长这一过程，以便争取有利时机，并趁机巩固边防。与女真联合灭辽实在是一个充满风险的下策，可是宋朝竟连这个下策都没有很好利用，在双方商定的条件中，金朝连明确交还燕云失地的承诺都没有作出。

　　北宋的决策固然暴露了君臣的昏愦，但他们对于燕云旧地的民心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认为，无论如何，燕云旧地的百姓大多是汉人或中原移民的后代，同属“炎黄子孙”，与契丹和女真毕竟是异族，他们长期受到异族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必定—直在盼望重新成为宋朝的臣民，欢迎宋朝的统一。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从唐朝后期开始的汉人北迁，一部分是契丹政权军事掳掠和政治胁迫的结果，另—部分则是在战乱情况下汉人自愿的迁移，或者是随着投降契丹的汉族将领而北迁的。至于燕云十六州的居民，他们大多照旧居住在原地，只是换了统治者。汉族人口构成了契丹(以后的辽)政权人口的大部分，他们参与了辽朝的建立和发展，其中的上层人物还成为统治集团中的重要部分。尽管在辽朝的汉人大多数是今山西、河北等地的移民或燕云十六州的土著，但他们长期生活在契丹政权下，在政治、经济、文化，以至血统方面与契丹已经密不可分。在分隔一百多年后，辽国的汉人同南方宋朝的汉人已经没有什么联系，更谈不上有什么共同的感情。正如熟悉彼此情况的宋朝真定府安抚使洪中孚所说：

　　臣契勘维持契丹者，自公卿翰苑、州县等官，无非汉儿，学通书识者必取富贵，岂不知国家英俊如林，若南归，其权贵要途，燕云数州学究安能一一遽用？此士人无归意也。饘粥粗给者已连姻戚里，昔刘六符相虏，疾且笃，耶律洪基临问遗言：“燕云实大辽根本之地，愿深结民心，无萌南思也。”洪基乃诘其深结之道，六符对以“省徭役，薄赋敛”，洪基深嘉纳之，递减税赋三分之一，两地供输者皆知之。

　　辽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大多是汉人，读书人有官做，百姓能减轻赋税负担，与契丹族之间能和睦相处并通了婚，即使是汉族移民的后裔，哪里还会有回到一二百年前的故乡或投奔南方政权的愿望？洪中孚提到的刘六符就是汉族移民后裔，其曾祖、祖父都是辽朝大臣，其父官至北府宰相、其兄与公主通婚，本人也官至宰相，他临终对辽道宗耶律洪基“省徭役，薄赋敛”的建议得到采纳，从此辽国汉民的税赋减轻了三分之一。辽国百姓的负担比宋朝百姓轻，日子比南方过得好，是两国百姓都了解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指望辽国的汉民向往宋朝呢？

　　王介儒说得更加明白：“南朝每谓南人思汉，殊不思自割属契丹已近二百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清？”“谚语有之：一马不备二鞍，一女不嫁二夫。为人臣岂事二主？燕中士大夫岂不念此！”归属辽国近二百年的汉人只能与契丹统治者和契丹人有“君臣父子之情”，不可能与毫无关系的宋朝君臣或南方的汉人再有什么感情。即使根据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也不应该要求这些汉人“嫁二夫”、“事二主”。

　　宋朝统治者却完全不了解实情，加上与辽国接壤地区的边臣用人无术，有的情报人员为了获得奖赏和提升，随意编造一些对方百姓如何痛恨契丹人的统治，如何盼望宋朝军队去解救他们的事例。驻守边地的帅臣大多是庸庸碌碌，头脑昏聩之辈，往往将这些情报再夸大吹嘘一番；有的为了邀功请赏，或者企图乘机立功，更加强调有利形势，提出动用武力，完成统—的主张。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编造（1 ）出“人心所向”的谎言：“我本汉人，陷于涂炭，朝廷不加拯救，无路自归，何啻大旱之望云霓。若兴师吊民，不独箪食壶浆，当以香花楼子界首迎接也。”

　　只要出兵，辽国的汉人就会在边界用香花搭起彩门迎接，这怎么不使宋朝君臣怦然心动，跃跃欲试？

　　首先提出由海路与女真结盟建议的辽国汉人马植，就是这样一个不惜挑起宋辽战争，以便博取荣华富贵的人。马氏是燕京人，已是辽国大族，本人官至光禄卿，却因行为卑劣为人所不齿。他利用宋朝权阉臣童贯出使燕京的机会献计灭辽，并随同童贯投奔宋朝。在宋徽宗召见时，他说：“陛下念旧民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谪，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徽宗龙颜大悦，立即赐他姓赵，封为秘书丞，以后与金国盟约的具体条款就是这位“赵良嗣”(马植所改名)议定的。

　　另一位积极响应宋军的是辽国常胜军帅郭药师，在宋军还没有出动时，他就以涿州留守的身份率八千部众和涿、易二州来降。但他的动机很明白，“此男儿取金印时也”，只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由于“收复”燕京之功，郭药师如愿以偿，官居太尉，拥兵三十万驻守燕京。但等到金兵向下，宋军败绩时，郭药师就以燕山所属州县投降，并且成为金军进攻宋朝的向导。

　　实际上，迎接宋军的不是箪食壶浆和香花楼子，而是观望和猜疑，甚至是反抗。即使是被宋朝收编入伍的北方汉人，也往往与南人格格不入，磨擦不断。北方汉人认为自己受了歧视，“北人(契丹人)指曰汉儿，南 人却骂作番人”；而宋军士兵却将北人当作降人，抱怨朝廷对他们过于优待。宋朝的文武官员以他们的救星自居，有意无意将他们视为异己。金兵在占领燕京后，将当地百姓掳掠一空，留给宋朝几座空城。已在燕京一带生活了一二百年的汉人被迫北迁，他们固然怨恨入侵的异族女真人，但更加仇视与女真结盟的宋朝，因为正是宋朝要得到这片土地，才造成他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结果是，南侵的金兵利用了想返回家园的北方汉人，将他们编人南下的大军。而被收编为“义胜军”安置在山西的数十万“汉儿”，不是阵前倒戈，就是被宋朝军民所杀，以致金兵如入无人之境，迅速逼近开封，敲响了北宋的丧钟。

　　如果宋朝君臣面对“人心所向”时能稍微保持一些清醒的头脑，能以人之常情分析一下北方汉人的心态，或许就不会听从马植(赵良嗣)的计谋，也不会对郭药师之流委以重任。虽然北宋未必能逃脱被金朝所灭的命运，但结局总不会是如此之快、如此之惨吧！

　　 （肖毛扫校自《万象》第二卷第三期）

　　 校注：（1）此处原文印作“骗造”，企图骗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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