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流水落花
一
我喜欢四处游荡，从西向东，自北而南慢无边际地游荡，一年的大半时间总是做别人的客人。我没有主人，也没有仆人。我替我的祖宗做主，定期或不定期地变卖他们的书画。我的祖宗可能是元代的高官，明代的员外，清代的舍人，民国时期的隐士，到我父母这辈就只能当工人。文革破四旧，家谱被母亲一把火烧了。这件事父亲说过，问及母亲，她和蔼地笑着说：“都过去了，能忘的就忘了吧，不能忘的就只当祖上给咱积了点阴德。”文革伊始，母亲把一部分字画捐给博物馆，自称全部捐献，报上还发了消息。红卫兵走家串户翻到我家，母亲已响应国家的经减号召，回安徽老家务农了。红卫兵什么也没翻着。父亲拿出报纸让他们看，郑重其事地指着“全部捐献”的字样。
现存字画是母亲回老家支援农业建设时带走的，后又带回来。虽说只有三十来卷，可每幅均有“微堂心鉴”的印记。母亲信这个，认为凡钤有此印就是值钱的东西，因为不知哪一朝先人说过：“有此印，盖知不谬赏矣，当珍而宝之。”很难想象母亲当时背着这么多字画挤火车的情形。我现在每去卖一幅，必先里三层外三层地包严实了，乘飞机到某地，登记两家宾馆住宿。拿到钱后，通过银行汇进我的帐户，方敢松口气。凡事都得小心。我有一个倒股的朋友提着一箱钱去南方，刚住下就被打死了。你有钱有什么用，别人有枪！而且有枪的人你看不出来。
家里的摆设极普通，一应什物以实用为准则。看到别人家装空调，父亲才说：“我们也装一台吧，但不要进口的。”别人家买大画面的电视机，母亲说：“十六比九的就不要买了，索尼单枪的就不错。”可说到吃，父母可谓不遗余力。母亲已经退休，父亲还有两年。每天下班，父亲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直冲菜市场，开始他的疯狂采购。家里人爱吃河蟹。于是从淡季的一百四十元一斤吃到旺季的九十元一斤。爱吃茄子，从夏天的一毛三吃到冬天的二十三。父亲甚至去酒店买苏眉和龙虾，和大厨交朋友。总之家里现在有的是钱，那些手扬移动电话招摇过市的家伙，父亲根本不屑一顾。短短三四年时间，我们家变样了，变得如母亲所说：“能忘的就忘了吧……”
当初大学毕业，我分配到一家企业搞文秘。两年后企业体制改革，全员销售，当年我仅卖出一台搅拌机，得不上奖金不说，工资只发百分之七十。经理徐迈在职工大会上公然宣称：“搞销售，小学程度就行。看看今年的销售成绩，脑体倒挂……”这一番话引起公司几个大学生的义愤，一星期后毅然辞职。我把单位发生的事告诉父母。母亲说：“你也辞呗，给国营企业干活就是没意思。”我说不干活靠什么养活自己。父母相视而笑。母亲说：“你给咱家赚钱吧，那些字画值不少钱。”我说那可是家宝，哪能说卖就卖的。母亲说：“不卖留给谁？趁现在政策好，卖一幅是一幅，换成钱，好吃好喝的，别等下一次运动来了人家拿走。”父亲也说：“这玩意对国家来讲是文化遗产，在咱家就纯属遗产。我和你妈这么多年护着它们过日子，还不知哪天就护不住了。你能护得住？你妹妹能护得住？我们想开了。”父母态度坚定。妹妹在一旁朗诵起普希金的诗句：“忧郁的日子即将过去，快乐的日子即将来临，而那过去了的，即将变成美好的回忆。”想到自己忙碌一年才卖了一台搅拌机，想到父母辛劳一生抚养我和妹妹，想到妹妹上大学要自费，我甘当这个败家子。
有钱是幸福的。单位那个小学毕业的业务员，年终奖金得了三万二千元，还优先分给他住房。他从徐迈手里接过奖金激动地半天说不出话，好象经理是他的再生父母。徐迈说：“讲讲吧，你是我们的功臣，我们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好同志来建功立业。”他泪如泉涌地说：“过去我不光没有房子住，而且连住的房子也没有。”没人笑他，因为他是企业的功臣。我起草的营销简报，每每被主任删减得如风残的柳条，干巴巴的。他们讨厌状语、补语及有关修饰辞，他们拒绝文质彬彬，因为利润就是他们的状语和补语。有钱真的很幸福。
第一幅画是在北京卖出的。临行前父母打扮我，让我别一枚北京名牌大学的校徽，背一个泛白的帆布袋子，内装一个用煎饼包裹好的蜡纸筒，蜡纸筒里是一卷石涛的山水画。我的身份是一名暑期返校的大学生。后经证实这绝不是最好的主意，特别是那枚不知从哪儿搞来的校徽给我带来很多麻烦。父亲在我走前的晚上，借了一盘录像带和一台录像机，一家四口认真地从头看到尾。图像极不清晰，片名是《翡翠麻将》，一部国产侦破片。现在还记得当时全家人的脸色，似乎一时间停止了呼吸，空气也凝固了。我感到使命重大，不容马乎。母亲长叹一声打破沉寂：“如果真抢，别等人家拔刀拔枪的，你给人家。”父亲说：“咱们还有。”妹妹说：“你说你是穷学生，犯不着跟你玩命。”
东去的列车载着一家人的希望，奔向遥远的北京。朝阳似火红的糖丸，在地平线上欢蹦乱跳。也许正是从那一刻起，我喜欢四处游荡，最终成了家人无法理解的浪人。这种游荡让我振奋，也让我消沉，使我清醒，也使我糊涂。在外人看来，我是一个游客，但我决不是一个普通游客。我外表的轻松并不意味愉快，我凝蹙的双眉也许正表达着惊喜。我能从千百个游人的眼中找到我的同类，那种眼神是走入自然界的普通人所不具有的。它是一束尖刻的光……
太阳在戈壁滩上高高地升起，驱走清凉，涌起阵阵酷热。我从身上解下帆布背包，放在腿上。邻坐的人狐疑地看着我，我很紧张，掏出书来看，从余光里发现他们还在盯我。慢慢才知道，他们是看我的校徽，一行模糊不清的名牌字迹。我心里塌实了，脸上浮现出虚无的骄傲。
可是好景不长，西安停车时上来一位戴有同样校徽的女孩，坐在我斜对面。她冲我笑，我不搭理她。她说：“老师，返校呀。”我嗯了一声便把目光投向窗外，心想，她怎么叫我老师呢？其实原因还出在校徽上。她的校徽颜色鲜红，而我的却是蓝色，虽说已经脱色，但斑驳的蓝漆还是与她的不同。大概全国高校均有这种区别，我上的那所普通大学就是这样分的。我背着包去餐车，她也跟来，并主动要求一块吃，还说：“老师买两个菜，我买两个，这样我们能吃四样菜。”我找不出拒绝的理由，又要了两瓶啤酒。她自我介绍，说她叫王芸，是新闻系的，开学上大四，本来特别想上中文，不知怎的，却上了新闻。我说新闻好，学中文没用。她准是觉得我的话没道理，和我激烈地争论。因为我学的就是汉语言文学，在校期间自我陶醉，毕业后吃尽苦头，没想到今天还有人对它心驰神往。她问我在哪个系，我说在历史系考古研究所。她说她父亲是西大的考古学教授，问我认识不认识。我说当然认识，中国搞考古研究的就那么几个人。她说回校会来拜访我。我忙说经常不在学校，要外出。她说是不是不欢迎她。我说哪里哪里……谈话至此已陷入无聊，而我最怕的是露陷儿。再不能继续了，可恶的校徽。
入夜，车灯昏暗。王芸依然有说不完的话题，幸好扯得很远，离开校园。她的样子比白天好看许多，尤其是那双眼睛，在暗夜里煞是怡人。谈到个人生活，她有些惆怅。她说爱上了她的老师，一个充满活力的人，但却在一场飞来横祸中死了。“他浑身都是枪眼儿，血汩汨地冒着，把他染得鲜红。”她这样描述。我说能忘就忘了吧。她说还有不能忘的。我说那不能忘的…… 当时我说了些什么现在已记不清，但我肯定说了，否则王芸不可能对我产生好感，后来我也不可能与她发生种种意想不到的感情纠葛。
出了北京站，我说你自己回校吧，我得去看一个朋友。王芸说：“你朋友住哪儿？弄不好顺路。”我说不顺路，正好相反。“相反？再反就出北京了，该不是女朋友吧？”王芸狡黠地挤了挤眼。我说他是男的。“是不是由你，有空我去看你。”说完，噔噔噔地跑向汽车站。我拦辆出租车，问司机哪有卖文房四宝的地方。司机说多啦，哪儿都有，秀水大街、大栅栏、琉璃厂……我说就琉璃厂。司机问：“卖古董？”我说看古董。他扫了眼我胸前的校徽说：“行家。”我摘下校徽，扔出窗外。远远看见一架横街的天桥，司机说就这儿啦。
我沿街走去，分不清两排红墙绿瓦的店铺哪家是国营的，哪家是私营的，而我得按母亲的吩咐找私营的。母亲说：“国营的都不景气，弄不好打白条子还不给钱，私人虽说灵活，可千万记住，不见兔子不撒鹰。”末了我找了家小店铺，同时还因为“思宝斋”三个字写得格外难看，使人起鸡皮疙瘩。
柜台后坐着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摆弄一副水晶眼镜。我问老板是谁。他说他就是。我问收购古画吗？他问谁的。我说石涛的。他扑哧一声乐了，仰脖冲后面喊：“又有人送石涛的画来喽。”一阵嘎嘎嘎的母鸭笑声随帘子的掀动来到近前，挺漂亮的一个女人，和我年纪相仿。她上下打量我问：“你有石涛的画？”我说有，你们买不买？“当然买了，”中年汉子站起来，和我握手，“我是思宝斋的经理，复姓司马，名皓，这是我夫人，孙庆。敢问先生贵姓？”我说姓马。司马皓说：“有缘啊有缘，司者管也，你的事这条街恐怕没人管了。把画拿来看看吧。”我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看到钱再说。“不看怎知真假？”司马皓摊开两手，“你要钱，一两万我可以给你看。”我说少来这一套，三十万，一分也不能少，画是九十八乘五十六公分，你可以请鉴定师，我点钱，你们看画。司马皓认真起来，说：“我请鉴定师，如果画是假的，一千元的鉴定费你可要掏。”我说没问题，但少一分钱，不管真假，看都不许看。“一言为定！”他一巴掌拍到柜台上。我们约好第三天上午十点钟碰面。
北京真大，大得想看看天安门也得走半天。第一次来北京，兜里装着家里给的两千块钱，这顶我一年的工资。想着后天就能拿到三十万，我边走边换算：一百五十年！我得工作一百五十年！到那时我都有孙子的孙子了！
躺在十二块钱一晚的床上，想着家里还有傅山、王铎、赵之谦、任伯年甚至苏轼的字画。这些书画到底值多少钱？石涛这幅画卖三十万亏不亏？还有王芸，再见面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她会和我结婚吗？王芸的形象渐渐清晰，她朝我走来，一件一件地脱衣服……我还没有女朋友。
时间转眼就到。司马皓急着问：“东西带来了？”我说先看钱。他带我去隔间，里面坐着一个老头，正给一只长毛狗喂巧克力，见我进来，端起茶杯走出去。司马皓隔着帘子恭敬地说：“朱老，您随便看，看有什么可心的玩意您给孙庆言语一声。”说罢从桌子底下抽出一个皮箱，打开推到我面前说：“你可以点了，共两层，每层十五个。”我镇定地翻着每沓钱。他一声不吭，像个等待聆训的小学生。他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打鼓。“不会有假，我这儿有验钞机，”他耐不住性子，摊开两只大巴掌，耸了耸肩，最后干脆两手撑在墙上。侧眼看他，挺像规范的俯卧撑动作。我说：“随便验一沓吧。”他无可奈何地拿来验钞机，扔到桌上。我头回见这东西，不会用。于是他教我怎么看水纹，怎么看荧光。孙庆在外面咕哝：“土老冒。”我装作没听见，一口气验了七沓。司马皓把钱码回箱里，锁好说：“该你了。”我拿出画，没等他回过神，我已把外面的薄煎饼敲碎，从蜡纸筒里倒出卷轴，慢慢展开。
那老头进来，戴上老花镜，看得很仔细。孙庆也挤到跟前，说这画看起来挺旧。我说看什么看，没见过石涛的画呀，小心外面有人拿你东西。老头脸上泛起红晕，头也不抬地问我：“你母亲该不会姓马？”这一问吓我一跳。我说不光母亲姓马，父亲也姓马。“微堂啊，你又出现了。”朱老自言自语，用放大镜对着那方绛红色的“微堂心鉴”印。我感到他的手微微发颤。孙庆悄然递我一杯热茶。我说你想烫死我呀。“你母亲现在可好？”老头慈祥地望着我。我说好，父亲也好。我喝着茶，盯着角落里的钱箱，茶并不烫。“唉～”老头长叹一声，“流水落花春去也。”说罢，从衣袋里翻出一张名片给我，说了句“再到北京可以找我”，便悠悠晃晃出了门。名片是手写的，他的全名叫朱柏烟，考古学教授，令人感兴趣的是在王芸那所大学任教。如果王芸找我，弄不好会问到他。王芸这两天不会找我吧？我寻思着，站在那里发呆。
孙庆送朱柏烟回来说：“朱老有意思，说他饱眼福了。”司马皓问：“这画是真的？”孙庆嗔怪道：“假的朱老能不收鉴定费？你说假的还是真的？”司马皓举着双手满屋子乱转，感叹着：“石涛，天啊！我有石涛了，天啊！”他像突然想起我，说：“马先生，您在何处下榻，今晚我请您吃饭。天啊！”我拎起钱箱就走。他赶出来，“马先生马先生”地叫个不停。我说咱们的交易结束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递张名片说：“我老婆傻逼，不知您是大家之后。另外不瞒您说，我这儿有十几个人来过，都说有石涛的画，最好一幅您猜怎么的？是张大千的摹本。所以后来我们一听谁说有石涛的画就乐。您看，其中原委我都跟您说清楚了，您要不方便就算了，要是您在北京有什么事，尽管言语。”北京人就是客气，我心想。转眼间，不见他的影子。走到路口，一辆出租车在我身边停住。司马皓从车里钻出来，扒着我的耳朵小声说：“别提着钱溜达，坐车回宾馆，在大堂把钱寄存了，手头的钱够用就成。”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坐到车里，大声说：“好吧，有空来玩啊。”我有点感激他了，虽然搞不清这幅画他能挣多少，起码还关心一点我的安全。
我选了一家楼层较高的宾馆，按司马皓的吩咐寄存了钱，便给父亲打电话。父亲还没下班，车间何师傅接的电话，半晌才听到父亲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我说：“画卖了三十万。”父亲说：“你吵什么，你当我听不见，你再小声说一遍。”我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着。话筒里传来父亲情不自禁地窃笑：“七尖八圆，蟹黄满满。公蟹马上就进入交配期了，最壮，有营养，今天买一斤，不，买三斤。你妈、我、你妹一人一斤。明天买河虾，瘦是瘦一点，可是鲜哪，我们买几斤……”父亲越说声音越小，连我都跟着咽了几次口水。我觉得鼻了发酸。父亲说：“在北京多玩几天吧，去天安门、紫禁城、人民英雄纪念碑，还有毛 纪念堂、颐和圆、长安街转转吧，家里没事，我得把存款取出来，买螃蟹。”他顿了顿又说：“明天叫你妈到邮局给你打电话。”我说不用，明天下午六点让妈去你单位不就得了。父亲一边说“好好”，一边匆匆挂了电话。我能想象到他兴冲冲地骑着自行车直奔菜市场的样子，就像以前刚发工资就买到死田螺一样地激动。
在宾馆呆了两天，摆弄房间的机关按钮，饿了便打服务电话订餐。我不习惯在餐厅吃饭，一大群服务员围着几桌稀奇古怪的客人。刚喝口茶，她们过来给你添满，上一盘菜便说“先生您慢用”，结果什么也用不好。还是在房间狼吞虎咽的痛快，吃完打个电话让人把餐车推走，我好看MTV。看累了再搬把椅子坐在阳台上，数深夜里飞驰的小轿车。北京人都忙什么？深更半夜这么多车，还尽是进口轿车。我曾多次目睹十几辆奔驰车像箭一样穿过夜幕，那阵容在电视上也没见过。这些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是否像神话或科幻故事中的超人？如果有钱，这一切能办到吗？
乍一走出宾馆，很难适应热浪的袭扰。盛夏的北京热气腾腾，人群就像燃烧的火焰，一簇簇的，四下里涌动。我叫车去中国美术馆。昨天从客房送的报纸看到一则展览广告，说有法国某某组织的一个画展，已于昨天开幕。
中国美术馆并不像想象中那样高大，与我住的宾馆相比，更像一座民用住宅。里面同时举办几个展览。陕西名宿的书画展和一位青年雕刻家的人像木刻极为精采，均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但又能突兀于视界之外的震憾力。法国画展却没有出人意料的地方，该写实的写实，该印象的印象，并不代表当今西方绘画的潮流。只有一幅画引起我的兴趣，画的是舞台大幕徐徐关闭之际，面带忧郁走下舞台的歌女。画家对画布的纹理加以应用，以轻质颜料喷涂幕布，使得本来已经很细的画布显示出丝绸般的效果。正当我探头看画名时，一只手从我侧面伸向画面。我说别动，小心沾上指纹。那只手停在我眼前，晃了晃，握紧，由拳头里挑出大姆指……
两年后我遇见王芸，认真地说：你是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女人。可那次王芸突然出现在中国美术馆，我却有种不可掩饰的激动。我握住那只手，引来周围好奇的目光。“你还没外出？”王芸问，并不急于抽出被我攥紧的手。你找过我？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找过，就在昨天。”我松开她的手，没了精神。我说不是成心想骗你。“不出差还不好？我可以去找你了。”她反倒挺高兴。到哪找我？“到系里啊。”我又不是你们学校的人。“我就知道你和朱教授闹矛盾了。”朱教授？“朱柏烟呀。”朱柏烟！？“他好象拿你没有办法，”她拉我出了美术馆，“我说了你的名字，问你在哪住，你猜他怎么说：‘住宾馆，或者远走高飞了。’我问：‘他就不回来了？’你猜他怎么说：‘回来也不到我这儿。’再问，老头子丢下一句‘败家子’不理我了。”阴差阳错，我哭笑不得！王芸问：“说真的，这几天你住哪儿？”我说住宾馆。“这老头真神，还猜对了，”她用雪糕点着我的鼻尖，“不过，得让我看看你住的什么宾馆。”我说没什么好看的。一时间，我感到她是真实的，而我是假的，是虚幻中的人物。我们之间的距离被意想不到的荒诞拉长了。假如在火车上我就告诉她此行的真正目的和我的身份，而她今天还能站在我面前活泼快乐，我将是另一番心态。这种心态是正常的，不存在这些乱七八糟的差错。“就让我看一看嘛，”她骞地抓住我的手说，“也许你过的不好，系里容不下你，可再怎么也不能住到一个破地方折磨自已呀。” 她面带焦虑，真诚的目光像箭一样穿透我的心。我说好吧，看了你会明白我过得还不错。
“的确是败家子，”王芸用我的电磁房卡开门关门，兴趣十足。我说别玩了，快进来吧。王芸进来，甩掉鞋子走到阳台，“才十九层，看下面的人就这么小。”我说小心别人从你裙子底下看到什么。她退后两步。其实下面的人根本看不见，我试过，尤其是白天，只能看见黑乎乎的封闭玻璃。“你过的不错，搞考古的人都挺有钱。”王芸审慎地望着我。我猜测着问，就像你爸爸？“是啊，他到乡下收集几个盆盆罐罐，就有人掏两三万买走。”王芸说，“你卖了几个罐子？”我说十个。王芸乐不可支地说：“你是大款了，火车上我怎么没看出来。”我也乐了，说在火车上还不是，到了北京才当上的。“所以你和朱柏烟闹别扭，是不是把他的罐子也卖了？”王芸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儿，“不过你也别当真。我爸爸有次找了个花瓶，研究来研究去，判定是赝品就扔进垃圾箱，结果他的学生捡出来卖了，而且卖得还挺高，气得老头差点没让那个学生毕业。”提起朱柏烟让我感到惭愧。我说我真不在你们学校工作，我是古董贩子。“不当老师了？”我说本来就不是老师。“你这人挺逗，或许是不善于带学生，”王芸一本正经地说，“现在学生听老师讲课都那么回事。”我不知道她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可又不想把事情往透里说，就好比一个人对某个事物下了定义，而旁观者明知是错的却偏要重新定义一样。“不想聊了，我下午还有课。”王芸显得有些疲乏，“我能在你这儿躺一会儿吗？”我建议她吃了饭再休息。“不了，趁有空调，好好睡一觉，”王芸侧身躺在床上，背对我细声说，“天真热，晚上都睡不好。”我一时无事可干，进卫生间冲个澡，出来想看电视，又怕吵醒她，望着她酣睡的姿式出了半天神。她裸露的小腿交织在一起，泛出健康的橄榄色，没穿袜子的脚趾习惯性地翘着，像要勾住某种东西。裙子有些脏，被汗水打湿的衬衣，隐隐现出乳罩的轮廓。如果能和这样的肉体接触，会是什么感觉？我竭力冥想：拥抱、抚摸、接吻，然后还能干什么？我的脸发烧，心像要跳出来，连喝了几杯茶水也抑制不住。我得给她写点什么。
我用服务夹中的信纸写道：“王芸：不知你怎么想，我觉得已经爱上你了。你可以好好想一想。如果你认为我们可以在现有交往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请于晚上或者明天给我来电话。名不具。”我放在她的床头，出门前又把名不具三个字涂改成我的大名，这样更真诚些。
复兴门外大街笔直悠长，我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边走边看公共汽车站的站牌，到木樨地我已挥汗如雨了。这个名字耳熟，好象王芸在火车上提过。我四下巡视，没有发现那种常绿灌木，想来也是故名沿用至今。两年后的九月，杭州城桂花飘香，我和司马皓夜游桂花厅，主人端来两盏龙井茶。我说放几朵鲜木樨吧。主人问：“木樨是什么？”我和司马皓面面相觑。如今，以学名命名的木樨地却看不见木樨，更闻不到馥郁芬芳，到处是人，洋溢着汗味。这是个盛产矿泉水和汗水的季节。为减少汗水产量，我钻进出租车。司机问我去哪儿，我说去老外爱去的地方。司机说老外爱去的地方多了，我说你随便吧。不知不觉中，我又看到琉璃厂那座石雕拱桥。后来我又试过几回，出租车还是开到琉璃厂，好像商量好一样。在中国书店，我买了一堆有关文物鉴定的书藉，让书店寄回家，这叫吃什么学什么。我想起司马皓，既然来了，何不去看看。
孙庆拿着一柄拂尘，正手舞足蹈地给两个老外比划。老外茫然地耸耸肩。孙庆在他们肩上掸了掸，老外还是耸肩。孙庆弯下腰，用拂尘掸他们脏兮兮的旅游鞋。老外惊恐万状，连连摆手，逃也似地离开了。孙庆咕哝一句：“土老冒。”见我来了，孙庆殷勤地倒水递烟。我说你甭忙乎，我找司马皓。孙庆说他出远门了，大概十天才能回来。我噢了一声，扭头就走。孙庆追出来，问我住哪儿。我说你甭管。孙庆说司马皓说了，如果我找他，让她请我吃顿饭。我说你甭管。孙庆说司马皓特想和我交个朋友，说我够哥们儿。我说走着瞧呗。孙庆说司马皓去上海处理我那画儿，借人买画儿的钱不能不还。我问有赚头吗？孙庆嘻嘻笑说没什么赚头。我只顾走，不再理睬她。孙庆收住脚，在背后大声说：“你北京话说的不错，走好您哪！”
回到宾馆，王芸已离去。我写的东西被揉成一团，扔在垃圾袋里，说明她看过了。我开始焦灼地等待，到第二天晚上还没有她的消息，我向总台订了两天后的机票。等待的心情是脆弱的，听不得任何意外的声响。服务员的电话和门铃就像军令一般，能使我从房间的不同角落弹向发声地。我厌恶她们那种公务腔调，讨厌北京话中不着边际的卷舌音。
上大学时，班里几个女生普通话讲得极标准，加上她们出身于高干家庭，对我们这些来自普通工人和农村家庭的学生来说，自然高不可攀。我喜欢她们的气味和优雅轻松的仪态。逢年过节，我们互相串门。她们总是很客气地给我们削好苹果，让我们吃这吃那，到了我们家却很少动筷子。我嫌母亲做菜太俗。母亲说：“该她们享福了，谁也不是天生的龙种凤胎，转世什么人都得做一回。”班上有个女孩叫邓蓉，长得苗条。我英语不好，她主动帮我补习。不少男生借口英语一塌糊涂，加入我们的行列，其实是想和她多一点接触机会，我心里有数。后来全校发起“互帮互学献爱心”活动，她在全班演讲，说我是应该帮助的对象。她甚至连我母亲单位发不出工资的情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她激烈地抨击一小撮农村学生拥有全额助学金的丑行，她说：“农村本没有什么工资可言，一年的收入谁去按月统计申报呢？而城市工人的工资是实打实的。现在大中型企业的效益不好，有的家庭年收入不及农村收入的十分之一。我们常能看到在食堂吃饭的学生中，农村学生吃肉，而城市学生吃菜的现象。”说完她用锐利的目光巡视台下，不少农村学生低下头。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晶莹而透彻。她介绍了我的家境，我的伙食标准，指着我一年四季穿的一件单薄外衣，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欲言又止，然后冲台下时而看看我，时而望望她的学生和班主任深鞠一躬。我的眼睛潮湿了，我觉得她是那么美丽，是我心目中永远的女神，直到有天我说出压抑已久的心里话。她漠然的看着我，当我是怪物。我反反复复地说着，前言不搭后语。她打断我说：“你想到哪去了，同学，你怎么能把同情和爱情混为一谈呢？”我说我相信爱情。她说：“我也相信，但不可能和你，我对你没有一丝一毫的爱情。”我说能不能试一试。她轻蔑而坚定地摇着头说：“我跟你不是一路人。你将来不过是个小科员，而我有自己的事业，我的事业不在中国。”果然，毕业那年未见她参加任何出国人员的考试便去了法国。几年后，我们在上海南京路一家大酒店不期而遇。那时的她，没了傲气，只有哭泣。
服务员送来报纸，我胡乱翻着。先看报纸的中缝，再看各版的标题。有一则消息是关于朱柏烟的，说他从明朝吴琚的书迹中找到米黻的几幅真迹，而当前人们一直认为是吴琚的。由于清代一些收藏家的相互题跋，结果以讹传讹，使今人信以为真。看来朱柏烟确有过人之处，他还了解我的祖上。我祖上是何许人？正当我考虑下次来是否拜访他时，听见门铃响，我跑去开门。
王芸一身蓝装站在我面前。淡蓝色的衬衫，淡蓝色的牛仔裤。未等开口，我的脸先红了。王芸给自己倒了杯水，像把玩一件瓷器似地转动着水杯。我深吸一口气，问我写的东西看过没有。她点点头，目光停在地毯上，若有所思。我说可以请你吃饭吗？她不置可否，从包里拿出 递给我说：“回到家再看，好吗？”我说听你的。她露出笑容，很美，只是眼神游疑，像有什么心事。我说刚才的请求你还没有回答。她说：“行，有人请吃饭是好事呀。”
我们聊到傍晚，她已恢复平时的朝气。在二楼餐厅，她要了两扎啤酒，我点了几道昂贵的菜。她说：“今天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应该畅饮。”我说为咱们俩人庆祝。她更正说：“是纪念，不光你和我，还有远在天边的人。”说完泪水潸然而下。我以为她想起以前的男友，便不支声。她用餐巾试干眼泪，用一种恍惚的声调说：“马老师，你真爱我吗，一个穷学生？”我弯曲食指和中指，作跪倒状，在洁白的桌布上轻敲两下。“来，咱们干杯，”她高举酒杯说，“为了我爱你，马老师。”她一气喝下半扎，扬起筷子吃菜。看她狼吞虎咽的样子，好象几天没吃饭似的。她吃得越多，我越高兴，因为不能吃饭的女人身体不好，而当众不吃却在背后饕餮的女人又虚伪可憎。酒足饭饱，我写下家里的通讯地址，请她有空给我写信。她把纸条塞进包里说：“咱们回房间吧。”见我犹豫，又说：“我有礼物送给你。”
我们手挽手上了电梯。楼层服务员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俩。王芸朝我要了磁卡，在门把手的磁迹识别槽里轻轻一刷，门“哔”的一声开了。“这门真好，看似同样的磁卡却打不开所有的门。”她反手关上门，拉我到穿衣镜前。在镜灯的照明下，两张红扑扑的脸似笑非笑。“这一刻已成历史，”她说，“下一刻马上开始。”她慢慢地解开衬衣钮扣，专注地盯着自己每个动作，像是自我欣赏，又像是开启一扇扇从未见过的门。最后她脱掉内裤，脸上浮现出平静的笑容。她转向我说：“我像不像一幅画？”我说像……我本来想说像《破壶》，又觉得不妥。“你看了我的画，我也得看看你的。”她乜着眼说。我手忙脚乱地脱衣服，可裤子上的拉链怎么也拉不开，急得我出了一身汗。她咯咯笑着，轻盈地走过来，挪开我的手，轻轻拉开拉链。当我和她的肉体接触的一刹那，我觉得脑子里坠满铅块，沉重得使我不能保持平衡。我感到一股灼热便松懈了。她清醒地望着我，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她一边清理我的秽物一边说：“休息一会儿吧。”她拍拍床，自己先躺下。我躺在她身边，看她起伏的双乳。我说你是一个小女孩。她哧哧笑着说：“你是说我的乳房小，可你也是一个孩子呀。”我？“你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我说过去有过女朋友。“小学三年级？”我说也是上大学的时候。她笑得滚来滚去，笑出了眼泪，突然扑到我身上，嗔怪说：“你是个不懂事的老男孩。”我下面又有了动静，我们扭抱在一起。我顺着她热流的发源地探寻，随着她一声剌耳的尖叫，天地骞然开阔。她五官变形，四肢抽搐。我像回到那颠簸摇摆的火车，我想喊，又喊不出，最后好象天塌下来，把我压成了肉饼。“疼死我了，”她蹙着眉，显得万般痛苦。我心里歉疚，说不知道是这样，真的。她吸溜吸溜吸着气，一瘸一拐进了卫生间。床上一滩血迹，滴滴拉拉跟着她。我怕她出什么事，也跟了进去。她脸色煞白，怒声喝斥：“出去！”我不知所措，喏喏退出。她穿好衣服，对着镜子抚摸自己的脸颊，表情生动，像刚从事完一项神圣的事业。我说我会给你写信，或者来看你。“如果有可能的话，”她匆匆扫我一眼，迅速收拾好东西说，“我明年毕业，还不知分配到哪儿。”我说不管你到哪儿，我都爱你。“我也是。”她背起包，眼里透出一种含混的悲悯。这种眼光似曾相识，令人胆怯。她草草吻了我，风风火火地出了门。房间很凉，我从卫生间收集了几根她脱落的青丝，夹进一本《明清瓷器鉴定》的书里。这本书据说发行很少。
天竟是这般蓝，蓝得澄净，蓝得凝重。幼年记忆中的天空又回到现实，像是久别重逢。第一次坐飞机就有这种感觉，以后再坐也逃不出这种理解。三天三夜的火车路程，三个小时便到家了。父母和妹妹到机场迎我。妹妹献上一束鲜花，像迎接凯旋的功臣。父亲歪戴一顶工作时的帆布帽，上面星星点点地沾着机床上的废机油。他见我拎着一个秘码箱，便问：“这箱子多少钱？”我说不花钱。“不花钱也能买到这玩意儿？”他觉得奇怪，接过来提了提说：“尽装些好吃的。”母亲抢过箱子，埋怨说：“光知道吃吃的，也不见你长二两肉。”妹妹接过话茬说：“爸爸好几天不敢吃蟹了。”我问原因，妹妹不说，父亲只顾嘿嘿笑。回到两室一厅的家里，母亲不一会儿便端上一盆热气腾腾的螃蟹。父亲要拿，母亲打他的手，只给他盛了一碗榨菜肉丝面。我掰开一个黄多的给父亲，说以后咱家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叫你别吃就别吃。”母亲夺过父亲手中螃蟹，可父亲还是搁进嘴里一块蟹黄。母亲说：“不叫别人说，你自觉点呀。”饭后妹妹悄悄告诉我，父亲听说我卖画有了钱，连吃了四天螃蟹，上班时突然觉得小腹剧痛，要上厕所已来不及，拉裤了。大夫问他最近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父亲说他吃了七八斤蟹，大夫说你们不想过日子了，便让他住院打吊针，说是急性肠炎，还有胃寒，近期只能吃些温热的素食。
我们家成了有钱人。母亲定下分配原则：卖画钱的三分之一归我，包含我的车马费，剩下三分之二由家里统一管理支出，妹妹出嫁再从这三分之二中取走三分之一。我和妹妹一致反对。我说画是母亲的，我不能从中拿钱，至于出外卖画，是我的责任义务。妹妹说她毕业后靠工资养活自己，不拿父母的钱。母亲否决说：“我们都有百年之后，不希望死后你们之间发生遗产争端，这既是现在的分配方案，也是我们的遗嘱。老头子，你说呢？”父亲笑眯眯地点头称是。
我想装修家里的房子，父母不同意，说公家的房了就算了，最后同意装部电话和传真，说对我的工作有用。母亲还催促我尽快卖画，说卖了画我可以买自己的房子，盖办公楼，开公司，画总有卖完的时候，得找个适合自己的实业。我对家藏的字画逐一拍照，编成图录，什么时候卖，先用照片恰谈。我粗略算了算，仅按现在私下交易的最低价出售，就是一笔庞大的收入。一天我看晚报，看到本市今年轻工业生产总值，不禁窃笑，因为这个数字与我对家里字画的估价完全吻合。
我给司马皓通电话，表示有四五幅字画要卖。司马皓满口答应，兴奋得要命。我寄去照片，很快得到答复，要我速去北京。走前家里气氛欢快，一家人在大酒店胡吃乱喝一通。父亲发现新大陆，开始对野生保护动物产生兴趣。母亲和妹妹争抢话筒，又唱又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但我不能忘记，我此行的另一目的是找王芸。她可以毁灭自己，但决不能侮辱我的感情。世界上还有用自己的贞操侮辱人的行径吗？
她的信是这样写的：“马老师：你不能怪我，我根本就不爱你。今天晚上我会给你一件礼物，相信你能喜欢，同时也作为对已故男友的祭奠，因为他也是老师，一个俊迈神奇的人。昨天我父亲去世，我那毒蛇心肠的继母将侵吞他的所有财产。父亲是被她害死的，我比谁都清楚。我和你不会再有任何关系了。说来好笑，本以为你是一个值得同情的老师，像我死去的男友，没想到你那么有钱，反倒我是个可怜虫。我恨钱，恨世界上一切有钱的人，也恨你，你将成为我今天祭奠仪式的一个道具。你对此心情如何？可别说你还爱我。如果你坚持，请打开灯看看自己的尊容吧！你能为钱放弃事业，我能为不清白放弃贞洁。我的同学都知道我的身心是他的，可我的肉体却从未被他拥有过。因为他说‘不’，他要和我等到结婚的一天。我相信你决说不出那个极其普通的‘不’字，因为你有钱。好了，恕不赘言，祝你继续发财。王芸。”
二
剩余价值学说中关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剥削工人剩余劳动时间，一种是剥削剩余劳动产品。我的祖上肯定不懂这种学说。他们不管书画家创作出的作品剩余不剩余，只要他们喜欢的就尽力搜刮。到我母亲这一辈已经没有能力去做祖上文取豪夺的事业，这些书画产品完全变成剩余的，而我又是让这些产品发挥余热的商人。我再也不会像我祖上那样，为一幅画或一幅字挖空心思地去获得，我只是想怎么才能处理掉，并能处理一个好价钱。感谢时代，有那么多的人像我祖上当年那样热衷书画，使价格扶摇直上，让我没有卖出去的字画驴打滚地增值。母亲再三督促，快把剩下的都卖了吧，但我明显放慢了销售进度。迄今为止，我还有一半没有卖出。那幅卖给司马皓的石涛山水，今年在北京拍卖到四百多万！司马皓抱着大脑袋呼天抢地。我说你丫挺发了。司马皓哭丧着脸说：“我卖给‘香港脚’才四十万港币！我操他瞎大爷！”
钱多了烧手。我买房、买车，还买了一块几千平米的地，留待有空盖楼。给父母装空调时，邻居张大妈啧啧惊叹：“这玩意安得起，用不起。”母亲忙说：“托儿子的福，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张大妈问：“你儿子干啥发的财？”母亲说：“发啥财呀，就干干电脑，搞点开发。”张大妈幽幽地说：“这玩意，满街都是，看来是比卖电视机赚钱。”父亲厂里的赵工程师过春节拜年，见一桌南方时令菜蔬，生猛海鲜，野味异禽，便说：“这家伙，大酒店也没这么全。”父亲忙说：“儿子孝敬的。”赵工又问：“贵公子做什么赚的钱？”父亲说：“嗨，赚什么钱，搞点农产品，贩些山货，一年四季瞎忙活。”妹妹的同学见她三天两头买衣服，领导时装潮流，问她：“你哪来这么多钱？”“我哥给的。”妹妹一脸骄傲。“你哥是大款，介绍认识认识，毕业后到你哥那工作。”同学羡慕地说。妹妹眨巴眨巴眼，难为情地说：“他干的工作特复杂，属于国家机密。”
的确，我渴望干一番事业，就像报纸上宣传报道的白手起家的风云人物。我买地，圈内人士一致认为我会盖别墅，搞房地产。但他们错了，千真万确地错了！我要盖一座新闻大楼，出版新闻月刊《风云》，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并每年评选图片新闻大奖。司马皓极力赞成。因为他爱好摄影，可以联系全国的摄影发烧友，在各地建立记者站，图片文字择优录用。按他的话就是：“玩摄影的都赔钱。越玩越赔，越赔越玩。你要给他稿费，他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立马长成葱，不当蒜了。”但由于种种原因，我的想法不能实现。想起宣传部一位资深的干事所说：“这是新闻，你当儿戏？哪有老百姓办新闻的，快回去盖几栋别墅，卖了了事。”可我就是想搞新闻，想得入谜。手头几本《世界知识画报》，这恐怕是国内图片最多的期刊了，可有什么新闻呢？其实人家根本就不想搞新闻，而是让咱长知识，而且是世界上的知识。凡事离得远些，怎么都好说，越近越难讲。
地买了两年，光秃秃地晒着太阳。闲时我开车在地里兜风，卷起漫天尘土，弄得周围已经入住别墅的大款们高声叫骂，朝我扔鸡蛋和香蕉。我交了土地闲置费，土地局的同志说明年不盖还得交。我说交吧，不管多少我都交。我没说我要盖新闻大楼，跟他们说没用，他们也不懂，他们不懂我的梦。
第二次去北京，找王芸和卖画一样重要。如果不是那封信，我可以为她去北京，而不去卖画。我登记了两家宾馆，把画留在五星级的，自己住四星级。我给司马皓打电话说我到了，他撂下电话十分钟便站到我面前，埋怨我：“到前也不言语一声，我好接你。”继而拍拍脑袋，像明白了什么，摊开两个大巴掌说：“兄弟，你丫儿成熟了。”我说画没带，只带了照片。他沮丧地说：“你丫儿成熟过分了，别人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说画不会有假，不行还可以请朱柏烟到场，另外这回我不要现金，我找个信用社开户，请他们领导做公证，佣金我出，你们必须先把钱入到我帐上，如果觉得不妥，可以请你和你的合伙人所开户银行的负责人共同监管。“你不带画来怎么成交？”他急了。我说画有专人送来，不必担心。他直愣愣地盯我半晌，好像从未见过我这个人似的。“马先生您……”他欲言又止。我学着北京话说，你丫也没必要叫我先生先生的，其实你丫比我先生出来。他笑了，摊着大手腼腆地说：“我只是没想到你进步这么快，这一套我还得跟你学。”我把照片交给他，共五张。他翻着，在王铎的行草和董其昌的花鸟立轴上凝视良久。他看看照片后面我标出的尺寸，对我笑道：“该你丫儿请客了。”我说还没有吃过你的饭呢。“我帮你多拿回五十万，你不请客？”他得意地说，“以往代明朝式装裱，像你这次带来的其它几幅，额裱和底裱都算内容，再加上两个内框，无形中多出一尺，而这两幅是普通装裱，实际内容又多出一尺以上。董香光给你四十万，王觉斯给你十万。你丫儿请客吧，今晚上非‘三刀一斧’不去。”他越说越激动，吐沫星子飞到我脸上。我觉得挺舒服，又感到纳闷：这五十万为什么他不要呢？慢慢我明白，他是怕我觉得他黑，再找别人卖画，那样他就赚不到钱了。
所谓“三刀一斧”是北京人给四家外资餐饮酒店取的绰号，在当时的北京城以宰客著称，若在今天，这“三刀一斧”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当晚我们先从“一斧”吃起，孙庆和她的妹妹孙梅坐陪。我悄悄对司马皓说，孙梅长得不像她姐姐。司马皓也悄悄说：“我也觉得不像，可她们确实是亲姐妹。人家说小姨子是姐夫的半个屁股，这个屁股我不要，给你吧。”我说我也不要，我宁可要那个蜂腰的女领班的屁股。司马皓说：“那个屁股好，我就冲她的屁股来的。”孙庆用啤酒杯礅着桌子说：“嘀咕什么呀，让我们姐俩听听。”我还是不理她，倒是孙梅开口问我：“马先生来北京做什么生意呀？”我心想，这不是明知故问嘛，但又不能不回答，便说做台球生意。孙梅一愣，我用筷子做了个打台球的动作，她还是不理解。司马皓扑哧一下乐得喷出半个碎鱼丸。孙庆恨恨地说：“弄一桌子，让人家马先生怎么吃。”我也忍俊不住地从鼻子里喷出一段绿鼻涕，刚好落进自己的汤碗。俩姐妹看得一清二楚，齐齐咧嘴。我用调羹搅拌着，说北京的汤比我们那里淡。说罢喝了一口，端起酒杯和孙梅碰杯。孙梅怎么也不肯。孙庆举着酒杯讪笑说：“马先生，咱们来碰。”我说土老冒自己喝吧。孙庆一拍脑门子说：“嗬，马先生还记我的仇呢。”司马皓说：“我也记起来了，你是这么说过，应该道歉才是。”孙庆说：“这还不容易，我也是土老冒就完了呗。”我笑了笑，心想这还差不多，喝尽杯中酒。孙庆误以为我还生气，主动请缨说：“要不，我对积水潭大喊三声‘我是土老冒’还不成？”我说算了，我知情了。司马皓来了劲儿，说：“我老婆以前是唱京戏的，好长时间没听她吊嗓子，今天让积水潭人民饱饱耳福。”我要结帐，司马皓不让，抢着交了款。出门孙庆要打的，司马皓捏着她的脖后根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喊！”我说算了，大家都是开玩笑。司马皓不依不饶。孙庆在他手里像个乍着膀子的小母鸡，边说“我喊我喊”，边想挣脱司马皓的大手。积水潭，黑黢黢的。孙庆扯着嗓子喊了三声“我是土老冒”，我才看清潭中有水，水影对面是久富盛名的积水潭医院。
趁司马皓和画商讨价还价的几天，我在一家城市信用社开了户。信用社的周主任很爽快，表示全力协助。我也该意思的都意思了，做到仁至义尽。接下来是找王芸。我按朱柏烟的地址找到大学。
这所大学我仰慕已久，当年因为分数不够与它失之交臂。如今漫步在冬日的校园里，思想着和这个学校的某个女生演出了一场慌乱的爱情戏，竟觉得是上天安排，而且这场戏在我看来还没有结束。王芸宿舍里一个古怪的女孩接待了我。她说现在放寒假，王芸回家了，问我是她什么人。我说是男朋友。她大惊小怪地“噢”了一声，声音拖得曲里拐弯。她问我叫什么。我说这不重要，并烦请她给王芸捎话，说我开学后再来。她惊异的神色让我担忧：王芸到底怎么了？
我沿着憩亭一路走下去，走到败荷腐枝的荷塘。偌大个校园，空阔寂寥。既然来了，拜访拜访那个让王芸认定我是考古系老师的朱柏烟吧，他不是说我不会找他吗？
我按名片上的门牌号摸到朱家，一家人正举行家庭聚会。三代同堂，围着一个大八仙桌。朱柏烟见我并不显得意外，拉我坐到身边，问长问短。家里人对我这个不速之客态度冷淡，直到朱柏烟说：“这就是我跟你们常说的‘败家子’，你们今天也有幸见他一面。”气氛顿时缓和。先是儿子敬酒，老伴夹菜，后是女儿递烟，女婿点烟，我成了朱家的座上客。想起母亲说的阴德，我就偷着乐。若说朱家关心我，不如说朱家关心我的祖宗。我后悔没买什么礼物，就在人家白吃白喝，手摸到口袋里，摸到那块小时候被我摔成四半的歙砚。这方歙砚本身不大，我装在口袋里的那块就更小，只是觉得颜色灿烂，摸着舒服，平时便一直揣在身上。
我拿出砚石，说朱老，初次登门造访，也没有什么好东西送您，这方砚石虽然碎了，但毕竟是祖上的玩意儿，留您做个纪念。朱柏烟嘴里说着“不敢收不敢收”，手已接了。他唤孙子拿来老花镜戴上，仔细观瞧。不大一会儿，朱柏烟拍案称奇：“绝品啊绝品，只是可惜了。”我说小时候扣麻雀不小心摔碎了。朱柏烟遗憾地说：“不足方寸，竟有三颗金星，且有罗纹玉带相衬。”我说还有四颗在砚堂里。朱柏烟哆嗦着沾酒在桌上点出另外四颗的位置。我点点头，望着他由红转白的面孔，心中诧异。朱柏烟端起酒杯，冲我晃了晃，一饮而尽，脸上的表情不知是想哭还是想笑。我也干了杯中酒，等待他的下文。他说：“如果世上没有第二方的话，这方便是宋朝方腊的‘斗星砚’。此砚据说能呼风唤雨，使义军连下六州五十二县，方腊死后散佚民间，留给后人一个传说。想不到七百年后我能见到，幸甚幸甚！”他自斟自饮，连喝三杯。老伴劝也劝不住。他瞪着紫红的眼珠打量我，带有几分怨恨。我谦恭地问他，如果不打碎，这砚值多少钱？他摇摇晃晃站起来说：“价值连城啊，连城之宝啊。”他晃悠着由老伴搀扶进了里屋。本想问问祖上的事情也问不成了。
有回我问母亲，北京有个叫朱柏烟的人好象对我们家很熟，你认不认识？母亲笑嗬嗬地说：“哪能认识那些高人呢，他们也只认识咱祖上一些人。他说我姓马，不错，你问他我的名字，他屁也不清楚。”我说他可清楚咱祖上。母亲不耐烦地说：“清不清楚由他们，他们靠这个吃闲饭，我们靠这个讨生活。”
回到房间，见留言灯亮着，便问总机。总机说一个叫司马皓的人来电话，请我回来立即与他联系。司马皓在电话另一头急切地说：“明天明天就明天，他们看画付钱，你赶快让人把画送来。”我说一个电话就来，明天中午的飞机。他说：“你现在下楼，我们接你一起吃饭。”
我故意磨蹭，洗完澡，躺在床上看电视。司马皓急匆匆地按门铃、砸门、踢门。我说你急着投胎呀。他说：“比投胎还急，人家是大客户，一出手就好几百万，让人等着不像话。”果然，门厅前一辆加长林肯牌轿车乌光光地挡住所有车的去路。上了车，司马皓相互介绍一番。那个下巴长着一颗大痦子的叫区良海，香港人，司马皓背后称他“香港脚”；还有两个上海人，一个叫蔡钰，一个叫仇叔夫，都是文物商人。司马皓常把他们并称为“蔡钰仇叔夫”。挨区良海坐的是一个香气扑鼻的妖娆女人，寒冬腊月地只穿一件貂皮大衣，露出低开口的白胸和油腻的大腿。
车兜了一小圈，在一家宾馆门口停下，也就是我放字画的那家宾馆。这里的餐厅场面壮大，食客稀少，琴台上一个打着蝴蝶结的小子迷惘地弹着钢琴。区良海操着生疏的普通话说：“马先生想吃什么随便点啦。”我说客随主便。他招呼服务生，点了三斤鸡围虾、一盘炒羊腰、一盘炒猪腰、一个例盘的红烧牛尾，另外每人一蛊皇帝羹，其实就是西洋参炖狗鞭和狗蛋。点完菜，他得意地说：“马先生可以试试我点的菜，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我们香港有‘男不吃蟹，女不吃虾’的说法，很有道理。”他身边的“女妖”翻他一眼，血红的大嘴吐出一缕青烟。我问钱是否已入到我帐上。他傲慢地说：“不就是几百万啦，明天你查一查，我付的是港币。蔡、仇二位先生付没付我不知道啦。”蔡钰、仇叔夫连声说“付过了付过了”。区良海又说：“司马先生用店铺作保画是真的，如果是假的，你的店铺可不值这么多钱啦。”司马皓嘿嘿笑着说：“蔡、仇二位先生是行家，我骗得过他们？”我说可以请朱柏烟鉴定，他是权威。蔡钰说：“没有必要，这行当我干了十多年，出不了错，况且仇先生还是朱老的门生，朱柏烟那一套不见得比他精。”仇叔夫微笑着，显得信心十足。两年后，我和父母转琉璃厂时遇见朱柏烟。我羡慕地提起仇叔夫的学问，不料朱柏烟愤然骂道：“这个败类，文物败类！卖国贼！”这一骂弄得我好大不自在，我隐约觉得败类与败家子似乎有某些异曲同工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信用社，周主任拉我进办公室，关上门后问：“这些钱你都带走？”我说当然了。他沉吟片刻说：“带走就带走吧。”我问出了什么事。他笑着说：“哪能出什么事，我只是想请您帮个忙，又不好意思开口。”我说都是朋友，请直说吧。他问：“您有没有兴趣融资入股？”我说不懂，真的不懂。他于是讲，信用社有一些客户和港澳地区做生意，需要大量港币，而信用社的外币又严重不足，特别是现金。如果我的港币存入信用社，可按股东利息分红。月息千分之十四点五，年息百分之十八。我满口答应。周主任握着我的手说：“马先生真爽快，这下可帮我们大忙了。”他拿出股东合同，当场签字盖章，一式两份。
我揣着合同出了门，周主任的小车早已停在门口。司机小李说：“马先生，今天我可侍候您了，主任说您到哪我到哪。”我说我要钻被窝呢？小李说：“我也钻。反正主任吩咐了，对您要贴身服务。”我打量他一番，不敢深想，挺恶心的。
成交地点改在区良海的下塌处，我挺高兴。司马皓骂道：“‘香港脚’这个老狐狸，怕我这儿不安全。我这儿怎么了？人来人往，光天化日，谁敢怎么样。”我说他那儿挺好，离我住的近。他问：“时间快到了，你丫儿画还不来？”我说已经让小李去接了。“丫挺，真他妈大爷，才来几天就找个专职司机。”司马皓咕哝着。我说你丫别不服气，有本事也雇一个。这时，蔡钰、仇叔夫来电话，说他们到了。我和司马皓下楼，步行五分钟便到了区良海住的宾馆。三个人见我空手，先是一愣，接着拿眼瞧司马皓，司马皓又看我。我说从机场到市区四十多公里路，快也得半个小时，等吧。同时心想，小李的电话怎么还不来？
接司马皓时，我说待会儿把我们送到宾馆，你就回吧。小李说：“主任让我陪您一天，香山、北海咱有车随便转一转。”我说真的有事，玩不了，不过得麻烦你一件事。小李说：“尽管吩咐。”我说中午两点半，你买两条中华烟送到我房间，你自己留一条，如果我不在，你把烟留在服务台，给我打个电话，电话里只说一句话：“东西给你放到服务台了。”我给他留了区良海的电话号码。
快三点了，电话还没来。一屋人默默看电视，“女妖”什么时候进来我都不知道。她削了一个蛇果，咔哧咔哧地咬着。电话终于响了。区良海接听，嘴里说“他在”，把电话递给我。小李抱歉地说：“路上堵车……”我怕他说出不该说的，忙问东西带来了没有？“东西带来了，给你放到服务台了。”我说你回去休息吧，谢谢你了。我挂了电话，冲一屋人摆摆手，说万事大吉，你们稍等，我去去就来。我下到五楼，开了房门取了画，又下到一楼，在大厅里喝了杯可乐，才慢悠悠地上了六楼。区良海与我放画的房间只差一层，我的画静悄悄地陪他睡了好几个晚上。
仇叔夫是行家，自然由他评定。他像朱柏烟一样，又带老花镜，又用放大镜。大家秉住呼吸任他一幅幅地鉴定。最后他收起家什，环视四周说：“精品，百分之百的精品。”他和蔡钰击掌大笑。屋里荡漾着胜利者的喜悦。区良海说：“我请过客啦，该二位同仁意思意思啦。”蔡钰不阴不阳地说：“你发达了，一下买了三幅。”区良海嘲讽地说：“这就叫实力啦，有些人明明知道东西好，又没有好胃口，我明天送你一盒三九胃泰啦。”我说饭就不吃了，我还有事，先告退了。区良海拉住我说：“他们小气我请客啦，我今天陪小弟好好爽一爽。如果你去香港，我请你屌香港最漂亮的妞。哇，你看看这个。”他从枕头底下抽出一本《龙虎豹》杂志，翻到后几页说：“哇，这些家伙不得了，你看丽莎的。”一个女人全身赤裸，做着各种勾引调情的姿势，每张画面都暴露着会阴。那个叫丽莎的“女妖”坐在床沿，冲我舔着腥红的嘴唇。蔡钰说：“区兄别有所长，除了卖画还能拉皮条。”区良海哈哈笑道：“别看我五十多岁，老当益壮，不坠青云之志。你敢和我打比赛吗？”我见闹得不像话，偷偷溜出房间。从那一刻起，丽莎的容颜时常在我脑海跳动，那些画面形成一个个连惯的动作，使我夜里辗转反侧。
我买了西安的机票，司马皓觉得奇怪。我讲了和王芸之间的云雨情。司马皓不屑地说：“大学生干这一行的多大发了，你还当真。”我说她不是。他鄙夷地冷笑说：“我找个来‘大姨妈’的鸡给你表演一下就明白了。”我说你丫混蛋，不许侮辱她。他说：“你个性内向，容易执迷不悟。也好，碰几次南墙就回来了。”临上飞机，他给我一块精美的坤表，说：“本来买了想送老婆的，先给你吧，你送给弟妹。”我推脱不过只好收下。他嘻皮笑脸地说：“男人给喜欢的女人送表，是表达一种情份。女人送男人皮带，是表示已经爱上你了，想束缚你。这时你再给她买鞋，是让她不要乱走，尤其不要走到别人床上。”我说你丫真贫。
坐在从咸阳机场到西安的车上，我心绪很乱。我似乎能感到王芸的心跳，这种跳动在一步步地拉近，就像两个在人群中相逢的熟人，一边翘首相望，一边拔开纷乱的人群。
王芸家的住房拥挤狭小，满堂字画和瓷器古玩使得房间壅塞不通。王芸的继母一头银发，清癯的脸上挂着饱经沧桑的皱纹，与王芸的形容大相径庭。她说：“听小芸说过你，你挺有钱，待她也好。可你知不知道，她又有男朋友了。”我说不知道。她愁苦地说：“我劝她，她对我笑，笑得我害怕。她说：‘我听你的，妈妈。’她父亲在世时她只叫我阿姨。她今天带回一个说是她男朋友，明天带回另一个也说是她男朋友。我问她倒底喜欢谁？她说喜欢马老师。我的心都快碎了。”眼泪沿她两颊淌出。我想说几句安慰话。她用手势制止我，接着说：“她以为我拿了她父亲的财产，我把她父亲在世时的存折给她。她说：‘妈妈，就这么点儿？’我说：‘你父亲就剩这七万块钱，不信你可以去银行查对。’她说：‘狡兔三窟嘛，这我还不清楚。’我无话可说。她说：‘好妈妈，别难过，这点钱我先替你花着。’我说：‘你拿走吧，只求你以后别再叫我妈妈。’她说：‘好妈妈哪能不叫呢。’我教学多年，从未见过如此狠心的学生。我劝过她父亲，劝他身前把古董和卖古董的钱捐献给国家。她父亲不听我的话，说：‘现在物价这么贵，多少也得给你们母女留些积蓄。’我说：‘只怕这会影响和小芸的感情。’她父亲说：‘不会，小芸是个懂事的孩子。’不成想我的话如今成了现实。法律上没有和死人离婚的说法，如果有我就离婚，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些瓶瓶罐罐和这个狠心的继女。”她眼里冒火，周身颤抖。我一时分不清谁是谁非，只好坐等。她看出我的心思，说：“她不会回来了，她经常夜不归宿。”我站在书架前，翻阅有关考古学的书藉。
傍晚时分，她下了两碗挂面，我吃了一碗，寡盐少水，没什么滋味。她坐在电脑前，噼噼啪啪地敲打着键盘。楼道里传来一男一女的嘻笑声，王芸和一个染成黄发的青年闯进来。王芸见先我迟疑了一下，继而搂着青年的脖子介绍我：“这是我前任男朋友，也是我的老师。”青年友好地伸出手说：“您好，马老师，听芸芸提起过您。”我捧着一本张彦远的《法书要录》，直勾勾地盯着王芸。青年伸在半空的手尴尬地缩回，对她说了声“你们谈，我走了”， 转身出了门。我说你言行不一，开玩笑也得有个尺度吧。她冷笑着说：“对你是最后一次，从此我言行一致。”我说你就不惭愧？“惭愧？”她高声朗笑，“我妈妈最知道什么是惭愧。妈妈，你听，有人说我呢。”我说你没有权力说你妈，即便她不是你的继母。“不，她是我妈，”她眼里噙着泪水，“ 她是我的好妈妈。”键盘的打击声时断时续，显得有气无力。我说看到你这样我也死心了。她恶狠狠地说：“你早该死心了，你看看你的尊容，哪点配做我的男朋友！”我说我该走了，结束这场错爱吧。一时间我相信了司马皓的说法。我掏出那块精致绝伦的手表，放在桌上，说男人给女人送表，是表达一种情份。
在楼下，王芸追上我说：“马老师，我不是故意伤害你的。”我说知道。她又说：“我知道你想我，今天晚上我陪你去住。”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愤怒地咆哮，滚你个婊子，你这个千人日万人操的臭逼！她不理解地看着我。我左右开弓，抽她两记响亮的耳光。她没叫，也没哭，一手捂着脸一手擦嘴角的血丝。她苦涩地说：“马老师，我开始爱你了。”我说有个鸡婆在等我，你想看表演吗？我宁可和她欢爱十次，也不愿看见你那玩意，你烂了，从逼烂到心！我招手叫了辆出租车，麻利地钻进去。司机问我去哪儿？我说随便。
出租车在古城兜来兜去，凹凸的古墙时隐时现，像重复一个古老的记忆。司机问我饿不饿？我说有点儿。司机带我走进深巷，说这里有西安最有名的羊肉泡馍：一个不挡风不挡雨的棚子，几个条凳，一口巨大的铁锅，沸腾着腥膻的蒸气，豁边的瓷碗里盛着饼渣，只待被滚烫的肉汤冲起，便能呼噜呼噜地享受了。坐回车里，司机问我想玩丫头吗？我说不想，只想睡觉。住进一家雕梁画栋的酒店，刚洗完澡，电话铃响。我拿起话筒，里面一个脆生生的声音问：“先生，想打洞吗？”我说不想，只想睡觉。“我也可以陪你睡呀。”那声音说。丽莎的面孔在眼前浮现，一格一格地闪动。我想了想，说你来吧，多带几个安全套。
家里还是老模样。父亲买回一只果子狸不知怎么下手。那东西对他呲牙咧嘴，好象只要一开笼子，便能把父亲吃了。它流着口水，父亲咽着吐沫。母亲磨好菜刀说：“这刀杀鸡还行，对付猫啊狗啊的哺乳动物好象不用这个。”父亲说：“得用两面开刃的匕首。”母亲翻出一把匕首递给父亲。父亲对着笼子比划说：“还应该长点，太短了捅不着。”我说这次回来也没人接我。母亲报歉地说：“看我这记性，你妹妹昨天接你电话，今天一早我和你爸就踅摸到这家伙，我说在酒店宰了吧，你爸偏不干，倒把你这事忘了。”我问妹妹去哪儿了？母亲说：“她没去接你？八成她也忘了。”
晚饭时，妹妹领着一个小伙子回到家里。小伙子浓眉大眼，披肩长发，一副猴脸时时带着吃惊的表情，尤其是那双大眼，像两盏不安分的汽车灯，滴溜溜乱转。我怀疑垃圾筒里的葱皮都逃不出他的视线。妹妹介绍说是她男朋友。小伙子对我深掬一躬说：“大哥您好，我对您从事的高尚事业深表敬意。”妹妹拉他进了自己屋，两人有声有色地谈论起诗歌。我厌恶地盯着他魔鬼似的长发，悄声对母亲说，这小子不是精神不正常就是别有用心。母亲说：“我也看出来了，这家伙走到大街上，手里再拿一个破碗，跟叫花子没什么两样。”我说我上大学那阵，这种妖魔鬼怪见多了。
饭桌上，小伙子依然嘀里咕噜地说着呓语，妹妹神魂颠倒地听着。母亲说：“小伙子，别光顾说话，吃啊。”小伙子夹起一块烧鹅，还没放进嘴里，一线涎水滴到手上。父亲与他展开竞争。如果说小伙子像头猛兽，父亲就更像一名斗士。在这场兵不血刃的战斗中，双方平分秋色。父亲擦着油嘴目光灼灼地欣赏他的对手，而小伙子已显出暴食过度的慵懒。
一家人送走打着呵欠的小伙子，妹妹一股怨气暴发出来：“客人在场还那样吃。”父亲知道说自己，红着脸到一旁喂果子狸。母亲冷冷地说：“哪有和老年人争抢的道理？”妹妹不服气地说：“可人家毕竟是客人呀。”“客人？”母亲冷笑说，“我们家又不是饭馆，何必接待客人，三番五次地像美国兵轰炸越南似的。难道他在你们党校也吃两三个人的饭？”“是啊，”妹妹好象挺奇怪母亲能未卜先知似的，把眼睛睁得溜圆，“他在食堂就吃两份。”母亲语塞。父亲从角落里冒出一句话使母亲吃惊非小：“我喜欢这个家伙，他让我想起自己年青时的样子，只是他说的话我听不懂，一句话还行，两句话加一起就不知什么意思了。”妹妹蹦到父亲身边，亲昵地摇着他的肩膀说：“爸，你是诗人了。这就是诗的不可注解性。”
驾驶训练班十几辆老解放教练车，如果停着不发动，与烂铁无异。训练班的学员多是无业游民，口袋装两包烟，自己抽劣质的，好烟孝敬教练。我的教练是个大胡子，喜欢抽自己卷的莫合烟，当然有人给他递纸烟也抽，边吸边说“没劲没劲”。理论课结束，驾驶课开始，学员们的热情渐渐消失。经济好的学员贿赂教练，家境拮据的只好硬着头皮顶下来。母亲见我瘦了半圈，说：“太累就不要学了，买了车雇个司机不就得了。”我说要自己开。那阵晚上做梦还在挂挡，念道着“二五幺、三四倒”，俩脚一蹬一踩的。
我不行贿，自然小节测验就不及格。不及格就再练，多出的汽油费对我如九牛一毛。我把一部部破车摆弄得像小孩玩具，听声音就知道毛病在哪。野外训练车抛锚，教练喊我：“小马，去看一看。”学员们哗拉拉地跳下车看我表演。有时我竟觉得这一堆堆废铁是我的孩子，只有我才了解他们的脾气。车坏了开不走，仅仅是他们淘气的一种表现。毕业考试我以本期唯一的满分结业。“大胡子”眼角湿润了，他送我两条红塔山说：“你是儿子娃娃，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注：儿子娃娃是西北方言，意思是男子汉。）我说我不是，真的不是。我把烟放回他的驾驶室里，打的回家，取了一张支票，开回一辆崭新的切诺基。
我沉默寡言，不苟言笑。母亲看到我的变化说：“快三十岁的人，该找媳妇了。”我说不要。她通过街房邻居领来几个。我看上的看不上我，看不上的却像苍蝇叮屎似的上门纠缠。郑智化的歌里有“过去我选择了别人，现在别人选择我”。十年了，老郑，你在台湾还好吗？
母亲劝我：“还是干一番事业吧。我和你爸碌碌无为一辈子，那是时代不允许。现在时代变了，咱又有钱，干什么不行？人一旦离开集体，肯定不适应，但你可以组织自己的集体，干自己想干的事。”我能干什么？除了卖祖上的字画还能干什么？母亲一天看电视来了灵感：“‘陈大置业集团’靠银行贷款搞房地产，咱也可以搞嘛。咱不要贷款，先搞小的，像别墅之类。”
第二天我去燕南小区买了三千平米地。签合同时，一个脸上皱皱巴巴的女记者给我拍照，我不让，用手摭着脸。我发动汽车，正要起动，她扬手拦住我问：“请问马先生，你和徐部长贪污案有否牵连？美国龙帮洗黑钱的收入是不是转到你名下？北昌导弹基地的军火是你偷运到非洲的吗？……”我说你搞错了，本马先生非彼马先生，如果是彼马先生，能开北京吉普吗？她朗笑着说：“狡兔三窟嘛。”她的脸庞有点像王芸，如果王芸老了会是她这个模样吗？她依旧喋喋不休地问这问那。我说是这样的，海湾战争将结束，泰森会做牢，中国足球进军世界杯没戏了，东北虎需要保护，你满意了吧？没等她反应过来，我一脚油门，像拉力赛车手一般迅速由二档进到三档，发动机怒吼着把速度提到九十，我直接进到五档，车像自由飞翔的大雁，轻快平稳。
一个奇怪的念头在我脑海闪现：搞新闻，办杂志。在司马皓的思宝斋，我见过老外丢弃的《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还有《泰晤士报》，那新颖的设计和丰富的图片使人耳目一新。为什么中国人办不出如此吸引人的杂志呢？我把想法告诉母亲。母亲疑虑地问：“赚钱吗？”我说短期不会，等打开市场会赚大钱，弄不好我将成为中国的报业巨头。晚上给司马皓通电话。他激动地说：“早看出你丫儿是干大事的人，李大钊写给鲁迅的对联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咱们是同志了。”我说你丫臭美。
这个念头使我夜不能寐。我走访了新闻出版局、党委宣传部、文化厅等等相关部门，结果处处碰壁。我不死心，托人拉关系走后门，还是没用。虽然交了几个新朋友，但朋友归朋友，这件事他们爱莫能助。有三个部门一见我就说：“法盲又来了。”他们搬出《国家新闻出版法》来压我。我说法律最讲公平，这种刊物公家不办，他人迟早会办。母亲说：“不让搞拉倒，咱们盖房子赚钱。那些东西即使搞成了，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我说不求全真，起码不假。母亲自此不再劝我，不时还鼓励我说：“时代会变的，咱们等。”其实我明白母亲的心，她是怕我重新陷入迷惘和孤独，她能感知到在我身上曾经发生过的经历和我身心的苦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