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军工，永远难忘的记忆(转载)

　　哈军工，永远难忘的记忆

　　作者：黑龙江广播电视报记者 庄鸿雁

　　编者按：当年在哈军工大院里，不仅生活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期期学员，也生活着随父母来哈尔滨的哈军工子弟，他们从小长在军工大院，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熟悉这里的父辈，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更多地了解了哈军工，继承了哈军工的传统，无论世事变迁，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把哈军工当做老家，把哈尔滨当做故乡。如今他们已是年过半百之人，他们对哈军工仍魂牵梦萦。本报记者采访的国防科大三系教授杨昂岳就是这样的一位哈军工后代。

　　从橘子洲头来到哈军工

　　我的父亲杨仲枢是哈军工建校的第一批教授，他曾留学法国和比利时，在欧洲学习、生活和工作了１６年，二战时期他曾在盟军服务，回国后在湖南大学任机械系主任。我们是１９５３年建院时来的哈尔滨。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的一天，父亲上班后，组织就找他谈话，告诉他，国家急需他到部队工作，必须马上到北京。又过了些天，父亲从哈尔滨寄来 ，告诉母亲，他不是到朝鲜而是到了哈军工，正在筹建军校。

　　过完春节，父亲又来了 ，让我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立即动身到哈尔滨，并要求我们为国家节约，不要坐卧铺，而是坐硬座。于是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坐了两天火车从长沙到北京，又从北京坐了一天半火车到哈尔滨。

　　到哈尔滨时正值严冬，第一感觉就是冷，从未感受过的冷。母亲被安排在文庙图书馆工作，因当时路上结了冰，南方人不会在冰雪上走路，母亲第一天上班就摔了个屁墩。母亲玩笑说，这是见到孔圣人的第一拜。到哈尔滨后，许多南方人不太适应，但父亲很喜欢，他因在欧洲生活时间长，而哈尔滨又是一个很欧化的城市，比如喝咖啡，他说，当时在全国只有哈尔滨能买到咖啡豆，还有黄油，他还很喜欢吃秋林的巧克力、奶糖，他说，秋林的巧克力在全国是最纯正的。

　　在哈军工的教授、教师中有许多和我父亲一样是从海外归来的爱国知识分子，其中罗时钧和唐铎是我最敬佩的前辈。

　　钱学森的学生、空气动力学专家罗时钧

　　哈军工空军工程系空气动力学教授罗时钧和庄逢甘都是钱学森在美国任教时的学生、留美博士。罗时钧是南昌人，从小就立下科学救国之志，因此，他选择了航空工程作为自己的专业，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１９５７年钱学森到哈尔滨参观时，点名要到哈军工看他的这两位学生。后来，在陈赓的积极运筹下，国防五院成立，庄逢甘和罗时钧本来都要被调到五院，但由于哈军工离不开罗时钧，罗时钧被留了下来，庄逢甘去了五院，现在他已是两弹元勋，两院院士。

　　大家都知道钱学森归国的道路充满了荆棘，罗时钧的归国之路并不比钱学森平坦。

　　罗时钧回到祖国后不久就来到了哈军工，当时国内空气动力学没有教材，他就自己编写，他的课深受学员欢迎，成为哈军工不可缺少的优秀人材。但“文革”开始后，他却受到迫害，出身大家闺秀的夫人被迫害致死后，罗时钧也受尽折磨，但他赤子之心不改，仍为我国航空事业孜孜不倦。哈军工分拆后，他调任到西北工大，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唐铎将军：从苏联空军归来的二战英雄

　　唐铎将军是哈军工空军工程系主任，是１９５３年从苏联归来的卫国战争中的战斗英雄。早年在湖南曾参加毛泽东举办的进步组织“新民学会”，后与陈毅等赴法国勤工俭学，１９２５年广东革命政府派他前往苏联空军学院深造，学习飞行侦察和通讯技术，唐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著名的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在这里，他与该学院优秀员奥列霍夫（哈军工苏联顾问）成为好友。没想到２０多年后，他们会在哈军工相遇、并肩战斗。

　　在苏联，唐铎直接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作为飞行团副团长，在收复列宁格勒等战役中立下大功，获得了苏联国家最高奖——卫国战争奖。二战结束后，他成为中校主任教官。１９４９年，刘少奇访苏，唐铎要求回国，为祖国服务，但苏联迟迟未放，直到斯大林逝世才放他回来。

　　在苏联生活多年的唐铎回来后，在哈军工担任空军工程系主任。他为中国空军工程教育体系的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唐铎身上有很强的军人素质，是一个难得的将材。他滑冰滑雪样样出色。在苏联还养成了洗冷水澡和赤膊跑步、用雪擦身的锻炼习惯，所以，他在带第一期学员训练时也要求学员这样做，开始许多人不理解，后来却养成了军工人在锻炼身体方面的顽强毅力和良好习惯。

　　唐铎在“文革”中也受到迫害。他的妻子是乌克兰人，他的两个孩子都是我下两届的同学，其中瓦佳滑冰特别好，曾获得全国少年组速滑冠军。现在，他们一个在沈阳，一个在美国，我们至今还保持联系。

　　哈军工是我们永远的老家

　　我到哈尔滨时９岁，直接进了哈军工子弟小学建军小学。最初的校舍在中山路及马街。老师都是军人，校长李夏湘是海军工程系主任黄景文的夫人，三八干部。当时，哈军工的干部一部分来自西南二高（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一部分来自志愿军三兵团（陈赓部下），教授全国各地的都有，但来自华东军区科研室的多一些。我们建军小学多为西南二高步校子弟校“育才小学”的班底，学生全部住校。１９５５年初，新校舍在学院内建成，就是现在的哈尔滨育红小学。

　　１９５３年７月，建军小学就有了首届毕业生，前两届毕业生均不到１０人，１９５５年的毕业生增至２０余人我是１９５６年的第四期毕业生，共有３４人。在取消供给制后，建军小学的老师们集体转业，学生改为走读，但中午仍在学校食堂集体就餐。学校实行“准军事化”管理，使我们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纪律约束和国防教育。学校经常请战斗英雄、老革命来讲战斗故事和革命传统，带领我们去东北烈士纪念馆和博物馆参观，也组织我们去游园，去亚细亚电影院看电影，去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参观学习。因为学生人数不多，又共同住校，小学毕业之后又几乎全部升到附近的哈三中（现十三中）读书，因此我们彼此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哈军工建院初期，大院内是很空旷的，荒地、树林，还有日本鬼子留下的炮楼，这些都是我们少年嬉戏的广阔天地。记得当时我最爱去玩的地方就是文化公园，开始它是毛子坟，当时里面树木参天，花草丛生，虽然有些令人恐怖，但小伙伴还是愿意到那里捉迷藏，打游击，后来迁坟时，我们还参加过义务劳动，捡骨头、平地。１９５７年抗洪修江堤时，虽然我才上初中，但也参加了劳动，为运土大军装土。

　　在哈军工大院生活的近２０年中，我们目睹了一座座高楼平地而起，也目睹了从开学典礼到“文革”、南迁等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受过哈军工的熏陶，深深眷恋这片儿时的乐土，都把哈军工当做“老家”，许多同学在离开多年后仍不断找机会回“故乡”，找“老乡”。

　　２００１年夏天，我利用招生机会又回到阔别３０多年的哈尔滨，我在火车上就跟我同去招生的国防科大的一位年轻同事“白话”哈军工的故事，令他十分向往。当我们下了火车打的时，的哥问我去哪？我说去哈军工，要从一曼街走，我要看看东北烈士纪念馆。当出租车顺着街道开到东北烈士纪念馆时，在我的记忆中庄严巍峨的建筑还在，只是比我记忆中的显得矮了许多。再往前走到了烟厂，与我记忆中的也不一样了。进了哈军工，马上看到的８５号楼加高了，８２、８３号楼连在了一起，当时我们家住的那六栋红色专家楼，也被一些商店包围起来了（原来是有一个院子的，还有门卫岗），这些建筑的质量都非常好，室内的墙漆都是到屋顶的。

　　在哈军工旧址寻踪，与在哈的原建军小学的同学聚会，拜望年迈的师长，我仿佛浪迹天涯的游子又回到了家乡，心情格外兴奋和激动。建军小学校舍还在，那熟悉的教室及门、窗、水磨石地面依旧，我们当年玩过的秋千架和浪桥依然还在使用，但昔日的军工大院却被瓜分得面目全非了，原来的大操场、树林、空地现已盖满了楼房、酒店，但是五座系大楼，虽历经风雨，仍然是巍峨、壮观，现今仍不失水准，这是当年顶着“批判大屋顶”、“反浪费”的压力高标准建造的，这五座楼可以说是陈赓院长的丰碑。

　　建军小学早期毕业的同学，现在年龄都在６０岁上下了，由于我父亲被划成了右派，我考大学时不能报考哈军工，只得遗憾地报考了吉林大学，但我对哈军工的情结一直没有变，父亲平反后，我回归了哈军工（现在的国防科技大学），现在在国防科大三院工作，每当新生入学我都会给他们讲哈军工的故事，让哈军工的传统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