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在哪里（上）
一
循化县白庄镇乙日亥村，是一个贫瘠而秀丽的寨子。我曾考证过村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乙日亥”为藏语，漂亮之意。村子坐落在一面长溜溜的斜面台地上，下游村庄的一条水渠从坡台边蜿蜒而过。台下坡面很大，由东至西被密密层层的茂树覆盖，整个村子掩荫在高低错落的一片绿色之中，在绿色循化的版图中算得上是一个动人的部位。对面公路上不时看到外地游人停车驻足、对准镜头拍照的情景。站远了看，红山绿树、炊烟高塔、田野河流很成一派风景；走进村子，巨树如盖，凉气袭人，溪流交错，鸟儿啾啾，仿佛置身于山野密林。坡下是平畴一片，有百多亩地，是全村靠得住的养命田，旱涝有保。再往前,就是日夜奔流的清水河。村头有一座据说是唐代的塌城遗址，诉说着远年往事。村后是光秃秃的红山岭，我亲眼见过有位大叔从后山坡挖来一墩枯烂的柏树根，这就印证了代代相传、辈辈念叨的这里曾为原始森林的说法。山坡下出土了无数陶器、钱币和棺木，以此推断这里曾居住过藏族、蒙古族或更远年代的羌人。
我的老家就在这片丛林中一个七拐八弯的窄巷内，若不是熟人引领，陌生人准不能摸到门边。
最初村里只有二十七户人家，相传从张尕村迁移而来，全村为清一色韩姓。先人们因痛惜耕地，舍不得在有点收成的肥地里圈打庄廓，就在一些石头旮旯处随地安窝。后来每家的枝子上又分出许多新芽，增至二百余户，把村前屋后的好地都被吃得所剩无几。各家的庄廓依地势而圈，错错落落，不成规则。庭院围墙一律为同结构的干打垒，院内多半是低矮的土茅屋，梁檩椽柱尽是些就地取材的杨树木料，很少见到匀称端庄的松木，转遍全村看不到几间雅致的房舍。最有名的是村当中一个叫“皇上门”的所在，不过是当街开了一间杂货铺而已。弯弯绕绕的村巷间歪歪扭扭地挺立着黑幽幽的散了架的单扇门，门框一侧挂着个木锁，锁孔内需塞进一把木钥匙，上下来回拨动几下，哐啷一响，门就打开了。单扇门是一段历史的珍藏，是尘封岁月的告白。站在门前，看着被脚板快要磨断了的门槛，就能想见祖辈们艰难的脚步。旧屋翻修时，我实在不忍毁了那扇沉重的木门，就把它搁在一旁，算是被珍藏了。
白庄河与夕昌河从各自山沟急流而下，不想在我们村头相撞。至此，两条河达成默契，双双丢弃乳名，以清水河的名义流向万里黄河。我们村多半靠近夕昌河。夕昌沟沟坳深，下几场大雨，洪水就卷起几米高的浪头，轰隆隆地裹挟着巨石翻滚而来，黑乎乎的浪头左一下右一下地横冲直撞，像故意欺负似的把河两边的庄稼和树木恣意扫荡，搭在河上的那根木头桥老被冲走，于是偌大一个村子像一座孤岛被困在那儿，与世隔绝。我的记忆中最让老少烦心的是出村办事，孩子们上学就更不易了，所以到我们这一辈之前村里没出过读书人，多少年来代写书信就靠一位复员军人。就凭这一点，傍邻村子总是投来不屑的目光，给男孩子找媳妇更遭白眼。但世间之事总是有好有坏，我们村偏偏占尽了清水河的便宜，傍河修了三座水磨坊，在外人眼里占尽了风光，村里人自然是独享其便,十里八村的人们不得不屈下身段，纷纷过河来磨面。
村里没有过钟鸣鼎食的豪门望族，老人们时常挂在嘴边、啧啧为荣的就是民国时的一个独立团长和解放后的一位县长及公安局长。倒是有几个毯匠和铁匠极有名声。毯匠也称褂匠，用手捻的毛线或麻杆线织成粗硬的布料。先在自制的织机上织就毯片，再将毯片缝制成口袋、帐篷或褂子，也可用作地毯。农闲季节巷子里不时传来“咔哒咔哒、咔哒咔哒”的拉梭声，其间夹杂着“当当当”的打铁声。我伯父就是个远近有名的铁匠，打铁为生。我年少时常见他赶一头搭着褡裢的小毛驴，孤身一人穿梭在藏乡山林间，没完没了地烧炭、铸铁、出卖铁件。
记得小时候家里缺被少褥，炕上铺的盖的都是羊毛毡。毛毡上的毛尖尖一贴肌肤，就扎痛身子，所以只能和衣而寝。时间久了，衣裳的针线缝里爬满虱子。毛毡四沿硬板板的，不着炕，满世界通风。到了冬季，爷爷拿一把擀面杖放在炕头，临睡前把毛毡四周用面杖捶打一遍，把毡沿弄平，贴近炕面，不让贼风钻进来。后来大队发了购布证，爷爷到供销社撕了几丈印花布，把自家存放的羊毛用手指头一缕缕拨拉开，层层铺叠成一张五尺开外的毛絮，再以里层白布、外层花布包裹起来，做了两床新式被子，一床自用，一床留着客用。
跟农耕经济下的中国多数乡村一样，村里人祖祖辈辈围着土地打转转，日出而作，随星而息。年纪大一点的男人三五年间凑足七八张羊皮，在卤缸内腌泡后缝制成白皮袄。置一件老羊皮袄，经久耐穿，既能遮体，又可当被。年轻人倒是稍讲究一些，再不济也要穿身卡其布制服，但衣服上即使缀满了补丁也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相亲时通常借穿一件翻领大氅，把周身的寒酸裹在里面，倒也有模有样。
那时各家日子都一般齐，显不出谁长谁短、孰肥孰瘦，出一天工，再有能耐挣到的还是老八分，所以大伙心里懒得装那些额外的闲事。年轻人除了偶尔羡慕起别家长得俊俏的媳妇外，物质上没什么可比的由头，因此省了不少心，彼此间免去了那些相互较劲的碰撞。
歇工回家，除了小喇叭匣子里响起公社干部开会的声音外，不像如今这样有电视可以消遣，精神生活几近空白。于是男人们像是被谁召集似的，聚在“皇上门”附近神聊海侃。聊的话题总也越不过黄河、出不了达里加山，却总有聊不完的话把子。我们小孩子悄悄贴近大人圈里想偷听几句，冷不防便遭致几声带爹带娘的呵斥，或挨上一顿脚踢。
几个闲不住的老汉在一旁捻着毛线，把乱麻麻的羊毛在手指间娴熟地匀成一缕缕单线，待转动的捻棒停下来时，往手指间啐一两口唾沫，把手指头弄湿，粘了唾沫的指头攥紧捻棒，使劲旋一下，捻棒便又飞速转动起来，将松散的羊毛捻成均匀的线条，然后把长长的毛线在捻棒上一层层缠绕起来。那层层毛线似圈圈年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包产到户那一年，人们才有了各自不同的营生。
这些都是儿时的依稀记忆，想起来酸酸的，却又暖暖的。2000年，跟邻村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水利纠纷，打破了多少年的平静。我无心卷进乡间互斗的漩涡，就在村民们像开了锅的吵闹声中，从村后的一条便道上悄悄离开了村子，像是逃离，没有回头张望一下受难的村子。那一年，憨厚的村民因固执己见而闹得不可开交，人人胸中憋着怒不可遏的莫名的冲动，犹如爆发的山洪，卷起层层巨浪，一浪紧似一浪，终于惹恼了当差的主事，一下被逮去三十二人，监禁十几人，两人判刑。在县城大街上游行示众的那天，我看见邻居索菲娅大婶也被两名警察押在车上。那些日子，整个庄子成了惊弓之鸟，阴霾重重，冷气森森。
忆起当年的情形，老汉们若所悟地说：上当了，上当了。上了谁的当？他们会不假思索地说，上了恶魔的当。
现在想，我总觉得那次离开过于匆忙，期望着有一趟体面的返回，没想到从此再也没能以某种深切的仪式靠近故乡。
二
几天前，村里捎来了话，村长说地里统一栽植核桃树，要我过来领取苗木。我是不情愿去地里劳作的，没想到儿子劲头十足，执意要去尝一尝土活的滋味。于是我们一家子开车去了村里，来到那垧三角地。站在地边，我一直在想，这块巴掌大的边角地凭什么拴了我十几年？以至于让我心无旁骛地对它投入那么多心血、洒下那么多汗水？
包产到户那年，村里只用了两三天，就风风火火地把百多亩田地分了个净光。那时我的户籍还在村里，队里分给六分薄田和几棵小树。除此家当外，我的天地间再也望不到异样的景致，除了春种就是秋收，不是小麦就是菜籽。因此，常年累月看惯了的这块地，实在好大，大得可以装得下我的整个世界。后来有人说，你真傻，端着一口铁饭碗还丢不下这么个破地。对老家的这分执著，我自己也感到过奇怪。这么辛苦地撑持，到秋收不了几石粮，除去成本，落下的不过两三袋面。后来我愈加意识到，因依恋土地而付出的不仅是身体之劳，更大的代价则是断送了孩子的幼年教育。当同龄人的子女胸前别着耀眼的大学校徽时，我就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出去的十几年里，这块地先是由亲戚代种，后来亲戚们也陆续外出。本家没人种，只好转到旁人手里。起先代种的人家捎句话来，让我们知道地的下落，再往后连招呼也不打了。最近几年，年轻人个个出去找光阴，村里好多地都弃耕撂荒了，留守的人家可以随意挑种。土地成了作为农民的一种象征性存在，不再像从前那么稀罕了。我们家的地土层薄，收成少，自然成了被弃对象。
那时候，我在这块三角地里总有干不完的活，我把一家人的温饱拴在这块地下全是树根的薄地上，我眼里再也没有比它更金贵的物件了，因此敬着它，侍奉着它。真是奇怪，人的希望一旦投注到哪儿，那里就会成为一个广阔的所在，哪怕是陋地一块，也是希望满满。当我离开了故地、目光锁定在另一个方向时，曾经赖以为生的土地就不再那么重要，甚至瞟一眼都嫌多余。
跟我一样撂下土地出来当干部的为数可观，我们从农村迈出了一小步，又游离于城市的边缘；我们既有甩不掉的农村背景，又学着城里人打点起新的日子；我们使劲供子女上学，期望后代能超出自己一大截，到更远更大的城里去过光鲜日子。但我们的努力多半不会如愿，小鸟们飞了一圈未能成龙成凤，终又飞回自家房头。不是孩子不争气，只是这一步迈得过于沉重。也有一些飞得很远很高的龙凤，但他们多半落在别地的梧桐上。即使这样，我仍然确信这只是幼鸟们在蜕变过程中的一次迂回，是它们练翅时的一回低空盘旋，它们的下一代定会蓄集足够的力量展翅飞翔。
过去吃公粮的干部把半截身子挪进城里，留一半身份在农村，捏着笔的同时握着铁锨把，如今锁门外出的人群里月月盼薪的上班族只是一个小分子，连曾经象征某种权力的干部身份也沦落为平淡的公职人员，所挣的工资比起那些在外闯荡的后生们潮水般的进项，只是毛毛细雨，除了弄湿自己，撑死也淋不着周围。乡邻间向来对我们高看一眼的目光渐渐暗淡，那些在几年前还抬不起脚巴骨的乡里娃冷不丁在我们的对门买一套房子，驾着轿车轻松出入。
循化县就业局提供的数据表明，近几年到外地开饭馆的农户多达几千余户，两万余人。一些人跨洋越境，远涉中东、中亚、南洋、欧美等地求学经商，马来西亚、沙特、埃及等国已成频频踏足之地。我认识的一位小伙子每年几次把国内的小商品通过集装箱运往遥远的乍得，做起了跨境贸易。这些村民多半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新一代撒拉人，他们一改父辈那种撂不下几亩薄田、舍不得热炕头的活法，一狠心，就抬脚出门。起先给别人打工，等攒了本钱，摸出门道，就盘算着自个儿开一 爿门店。到后来索性把老婆孩子都接走，带走了人也就带走了家，走到哪里都可以安一个温暖的窝。他们不像父辈那样出门小心翼翼、凡事搭帮结伙，从容地买一张火车票，只身闯入人海茫茫的都市。在随便哪座城市的犄角旮旯里拾掇一间门面，打上“兰州拉面”的招牌，怯生生地用一碗碗拉面换取一张张钞票。后来，一切都顺当了，他们可以驾着自行车悠然地穿街串巷，也能顺溜地操几句当地口音，越发觉得自己像个城里人。呆久了，他们不由羡慕起城里人时尚优雅的生活，总觉得比起当地人自己身上缺点什么。几年下来，他们终于想明白了：根由在于自个儿没文化。于是，他们把改换身份的希望投注到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身上。祖祖辈辈与城市无缘，好不容易挤进来，再也不能错过了，一切都从孩子开始吧。他们摸到幼儿园门口，把孩子送往城里孩子中间。他们的人生由此拐了一个大弯，城市对他们构成了挡不住的诱惑，无法拒绝，无法脱身，只能合着城市的节拍往前走，背后的故乡愈来愈远。
三
都说语言是身份的标记，一个人走到哪里，最难摆脱的莫过于浓重的乡音。九州四海不知有多少种方言，一种方言守护着一方文化。处于汉文化边缘的青海，小小区域内竟然也划分出那么多方言。说话者无论多么气派，只要吐出一句，就会立刻辨认出是民和人、乐都人，还是西宁人、循化人。这种被语言统一起来的族群，在历史的长河中以特殊的稳定性保持了其原始风貌，被定格在了一方山水间，成了与这个土地难以分离的一部分。中国人的文化情感里老乡的概念抽象而具体，抽象到了一个省和国家，具体到了一个村寨、一条街巷。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在国内因为陌生会擦肩而过，而到了国外情况就不一样了，两方都会在共同的语言情感中，迅速得到祖籍认同。
某种程度上，地域的界限是以语言类别来划定的，一种语言构成了一方世界。身处异地的人们，对语言隔膜带来的心理排斥有着强烈的感受，走得越远，这种不自信就越发强烈，哪怕在出租车上，话一出口，立刻显出“原形”，始终摆脱不了语言的先入为主所造成的尴尬。
中国这么大，方言这么多，中间又有那么多少数民族语言相杂，而有的少数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其杂相可想而知。每一种语言背后都有一段长长的历史，流淌在其中的是各自根系很深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积淀;每一种语言保存着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那些代代相传的故事只有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才不会风干，才能鲜活如初；每一种语言成了一个民族共同的表达方式，无论是恩与仇、悲与喜，还是爱与恨、笑与哭，总要找到泄放的闸口，那就是语言。然而，在中国，少数民族汉语化似乎是无法抵挡的趋势，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大势中追求着自身从农村到城市的跨步。这种跨步艰难而曲折。记得上中专时，第一次离开母语环境后，对周围的一切产生了莫名的恐惧，甚至有过逃学的念头。时过几十年后，我对自己在汉语表达上的不自信，导致无法拆除对周围环境的隔膜。有一年，参加全国总工会在长江西陵峡举办的培训班，我是班上唯一的少数民族学员，培训班组织方给予了特别优待。问我是哪个民族的？我蛮有底气地说是撒拉族。结果重复了三遍，对方仍问“哈拉族？”我只好把“撒拉族”三个字写在纸上给他看。
类似的境遇无意中会触痛我的神经的敏感部位，所以我刻意让儿子去一个海滨城市上了大学。我的本意是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环境里，让海边湿润的空气荡去儿子的满身尘土，使他在异域文化的强烈包围中完成一次蜕变。但他的乡音太重，说话的质地依旧那么坚硬。毕业后，向往中的城市没有拥抱他，给了他一个冷冰冰的面孔，转了一大圈，又踏回曾经出发的那个荒僻村子里那条土巷中的木门。这就意味着，未能转换身份的儿子只能娶农村女孩为妻，又要从头开始，在农村和城市间进行一次新的轮回。
当然，语言并非城乡差距的绝对障碍，上海人说上海话、广州人说粤语并不能说他们就是乡下人。城里人与乡下人的根本区别不应是语言的异同，而是教育文化卫生、政治经济商业等各要素在空间布局的殊异。那么，一个人身上到底叠加多少元素才可算作城里人？上海人的传统眼光里，作为皇城的北京人居然还是乡下人，而作为世界之都的纽约对上海人又会投以怎样的目光？中国的城里人意识中，乡巴佬则是愚昧与落后的代名词，长期处于被鄙睨和嘲谑的地位，乡间纵然拥有万贯家财，即便是鸿儒巨硕也会处在社会的边缘地带。
四
实际上，很多城市的发展过程是一部艰辛的移民史。中华文明的主色调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最显著的标志则是以土地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因而古代城市多半在人广地丰的中原腹地汇集。近现代崛起的一大批傍海城市原本是一些僻背的滩地、埠头或渔村，这些陋巷浅滩之所以突变成一座座繁华都城，很大程度上与移民的大规模涌入有关。
城市究竟出现于何时，没有确切之说，据说已有3500年历史。我国城市的萌芽可以上溯到夏商代，唐宋是城市发展的上升期，唐代的长安城人口超过百万。在古代，城和市是分离的，“城”是四周有城墙的区域，“市”是买卖之所。如今，城市的防御功能渐消，更多地体现了人口和商业的汇聚。
曾经，城乡二元结构下人为划定的农民和居民，给每个人烙上了深刻的身份印记。“居民”是耀眼的光环，这种标识下的人自然而然地获得一种优于农民的地位，成为公共资源的直接受益者，使身处农门的人望眼欲穿，趋之若鹜。农村人要想翻过这座城乡体制的高山，需要走一段崎岖艰难之路，唯有上学、端了铁饭碗，才能问鼎居民之门，然后通过一二代人的努力，一步步改换门庭。
欧美发达国家进入后现代阶段，城乡鸿沟基本填平，城市和乡村成了比肩齐行的近邻，相互间是一种依傍，很难分出孰高孰低。城市是繁忙的前台，乡村是闲适的后院；前台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而后院则是彻底的放松。在前台你是市民，到了后院就是乡民；只有户籍之别，没有城乡之差。哪怕是王公国卿，一旦到了后院，就以平民自居。
而今，在我们的国土上隔在居民和农民之间的千年鸿沟也渐渐填平，阻隔两重天的冰山开始消融，挡在两道门之间的槛子渐被砍断，门两边的人可以进出自如。一旦剥离了居民的神秘外套，它的光环就黯然失色，居民户口不再是人们追慕的烫手货，居民和农民之别，作为空间居住地的一种记号，其象征性大于实际意义。城市作为千百年来的一种诱惑，向那么多睡眼惺忪的庄户人伸出橄榄枝，轻易地把懵懵懂懂的农民收归于它的翅膀下，给一扇扇陈旧的农门贴上了市民的标签。户籍制度改革，摘除了套牢中国人的身份项圈，终结了一个时代。无疑，这是一个历史的跨越。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的梦想，而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实现这个梦想的必由之径，城市化的过程就是要把大量的农民变成市民。
然而，凭着一本户籍薄就能跨过农村与城市的深壑么？别看市井深巷间悠然散步的老翁似是城市的累赘，也别看菜市场讨价还价的老太显得那么琐碎，其实，他们才是资深的市民，他们随口吐出的几句腔味浓郁的本地话，她们在公交车上的那份随意与坦然，证明着她们对整座城市熟悉得无需多看一眼。他们的眉宇间流溢着辈辈累聚的气韵，他们的唇舌间吐纳着代代浸润的言辞，他们的举止中透射着远年积淀的风范，要想跻身期间，没有经年累月的修行是徒劳的。
五
我们这些跨过农门的文化人，对土地的情结沦肌浃髓，免不了有意无意地跟故土搅合在一起，不肯与记忆中的乡风乡俗离得太远，喜欢闻着麦香，喝着熬茶，吃着洋芋，说说家长里短；喜欢在老家的土炕上懒洋洋地躺着，图一会放松，又恋着城里单家独户、小巧玲珑的光景，像一个钟摆，总是摇摆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无法给自己一个安定的落脚之处，居有定所而脚不着地。在城里上班，住上楼房，让孩子接受完整的教育，并非完成了从农民到市民的实质转变。这一步尽管迈得不易，但终究是物理上的人移房挪，更为深刻的身份转换尚需几代人从里而外脱胎换骨式的嬗变。一般说来，从地道的农户到书香门第的跃升，大约需要四代文化家庭的梯次推进。
在社会大系统里，人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空间网络而单独生存，下意识地在各种网络里寻求安全支持。在城里，面对陌生的环境，需要重新确认左邻右舍，重新编织人际经纬。随着一次次的换房搬迁，不断把自己放置到新的空间，在未曾谋面的人群里锁定一些跟自己有关的目光。因此，城市对异乡人永远变换着面孔。城里住久了、住累了，回到乡村，又面临着物是人非的尴尬。原来一照面就心热的故人一个个归土了，巷间走动的是他们的孙子辈，他们每每用异样的目光打量我们。这时，我们会暗暗思忖，这样冒然返回是否触犯了他们的领地？所以，如果想要在乡下轻松出入，紧要的，不仅仅是造几间土屋，至少要把那些年轻的目光调顺了才行。眼下，如果说城市的楼门切断了人情的暖流，那么，乡村的高墙也同样阻隔了邻里的温情。在电炊具的威逼下，曾经的袅袅炊烟熄灭了；在电话的引诱中，曾经的敲门声停息了；陌生工匠的进门，疏离立了亲情，冷落了傍邻……
在现代化的节奏里，无论是主动的迁出，还是无奈的离开，都是整个世界开放系统里的必然流动，人多地寡的撒拉人更不会长久地黏着一个地方，从离开撒马尔罕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这样。既然行路是撒拉人无法改变的心理禀性，那么这种心理禀性驱使他们还会不停地走下去，走出国界，走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他们会携儿带女，会让子女在接受外地教育的同时融入当地社会；他们的子女跟别的族群结亲联姻的概率会大大提升，甚至跟异域人种结为连理的可能性也在增大。在可预见的未来，作为在地理意义上维系了八百年的族群，不可避免地会被全球化浪潮所席卷，会被世界性的人员流动所分散。这不是一个少小民族的宿命，而是任何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必然结局。地理上的故乡已经很难装得下那么多放飞的梦想，留不住那么多匆匆的脚步。关键是，远离了故乡的人，能否在自己心里营建起另一种形式的故乡，而且把故乡之魂深埋在代代子孙的血脉里？人类也许以某种理由走出生于斯长于斯的疆土，而很难走出属于每个人的精神疆界。从中亚到中国，仅仅是一次远涉，撒拉人对故乡的记忆变得如此模糊；仅仅跟藏族的一次通婚，使它的语言失去了原本的纯度。如果再迁徙、再通婚，撒拉族将会变成何种面目？真是难以预想，也不敢预想。
说到民族迁徙，我始终对鲜卑族和党项族充满了好奇。这两个不知道如今在哪里的民族，却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两个硬邦邦的朝代。他们像一股飓风，掀起冲天巨浪后，却消失得无踪无迹。飓风究竟去了哪里？答案是消失在汉文化的汪洋里，消失得彻底而从容，彻底得不留一丝痕迹，从容得没有一点悲怆。
孝文帝时期倡导全体鲜卑族学习汉文化，并与汉族通婚，那时已经达到全盘汉化的程度。历史老人真是倔犟，想永久占据它的核心部位实在太难。鲜卑族再厉害，也没有逃脱历史老人的摆布，终于改变了自己的走向。大多数古鲜卑人后裔融入了汉族，少部分入了契丹，更少一部分演变为锡伯族。十八世纪中叶，清政府将部分锡伯人从大兴安岭东麓前往新疆，这些锡伯人在伊犁河谷屯田定居，开拓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为数不多的党项族在中国历史上也狠狠地书写了一笔，建立了幅员辽阔的西夏王朝。西夏王朝绵延189年后被成吉思汗扫灭，从此党项族人失去家园，与其他民族间错杂居，逐渐演化为藏族、蒙古族和回族，以一种无奈而决绝的方式屈从于异族的分隔和吞没。
看看眼下，仅仅一个互联网，就把不同民族间的千年壁垒轻而易举地给推倒了。墙倒了，可以举目四望了，可以跟墙外的人搭肩挽手了，有些人因此有了新的走向，有些事情因此有了新的说法。比如我邻居的女儿通过手机上网，跟邻县一男孩谈定了终身大事，最终背着家人出走，在男方家成了亲。互联网，一张无形的魔网，不知会把多少人收罗到陌生的世界里去。然而，互联网魔力再大，终究不能突破人的精神领地。撒拉人跟故乡的联系切断了之后，在异乡陌地如此顽强、如此完整地存活了八百年，虽然其外观形貌有所变异，但精神内核却毫末未损，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对此，诗人翼人先生道出了归结性的秘密：
撒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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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部天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