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逝世，曾设计“斯坦福监狱实验”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于2024年10月14日在旧金山逝世，享年91岁。
菲利普·津巴多。图源：斯坦福大学官网。
菲利普·津巴多，1933年出生于纽约，1954年获得布鲁克林学院的学士学位，随后在耶鲁大学取得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68年，他来到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任教，直到2003年正式退休。2002年，他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会长，2007年发表“探究人性”演讲，为新一代心理学家提供了重要的指引，也宣告了他50年教学生涯的结束。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将心理学知识普及给大众，让心理学真正地服务于人类的生活。
津巴多以“斯坦福监狱实验”和“路西法效应”著称。1971年，津巴多受聘担任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他在那里进行了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随意指派24名师范学院学生在位于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内的模拟监狱内充当“囚犯”和“看守”。随着成员进入各自角色，“看守”显示出虐待狂病态人格，而“囚犯”显示出极端被动和沮丧。他们一步步地超过了预设的界限，通向危险和造成心理伤害的情形。后来，在女友马斯拉奇（津巴多教授当时的恋人，后来成为了津巴多先生的夫人）的提醒下，他才及时终止这个实验。备受争议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成为心理学历史上一个没有完成的研究。斯坦福监狱实验揭示了情境对个体行为的强大影响力，也促使津巴多提出了著名的“路西法效应”，即好人如何在特定情境下变成恶人。
在进行了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之后，津巴多决定寻找利用心理学帮助人们的途径，于是他设立了害羞诊所，专门治疗成人和儿童的害羞。2004年，他应邀担任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虐囚案的专家证人。此外，他还帮助PBS-TV开发了《发现心理学》系列节目。因为出版了《心理学与生活》《津巴多普通心理学》等受欢迎的系列教材和多媒体材料，所以他被称为“心理学的形象和声音”。
重新回看斯坦福监狱实验，起初的争议更多是围绕实验的伦理问题，然而，2018年，法国学者提博特·勒·特柯西安通过采访许多参与实验的当事人和对资料的搜集，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真实性问题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其中涉及的指控包括“囚犯”的恐惧只是一种扮演、并非出于对狱警的恐惧。
对此津巴多又是怎么解释的呢？以下内容经湛庐文化授权，摘编自《津巴多口述史》，有删改，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原文作者丨[美] 菲利普·津巴多
摘编丨刘亚光
《津巴多口述史》， [美]菲利普·津巴多 著，童慧琦/陈思雨 译，湛庐文化|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年3月。(点击封面可进入购买页面)。
监狱实验的细节：
从角色扮演到真正入戏
整个实验其实都是在模拟审前羁押，“囚犯”们等着最终上法庭。我们知道审前羁押可能持续数天或数周的时间。这就是“囚犯”们当时的心态：我做错了事，很可能即将付出代价。当他们被从警察局转移到乔丹楼的“监狱”时，依然戴着眼罩，并不知道是谁在开车，以为自己坐的还是警车。他们只是被直接带走，坐上我们的车，没有语言交流。从登记开始，一直到“囚犯”被带到车的后座，都没人说话。研究生克雷格·黑尼开车，柯蒂斯·班克斯则坐在后座，两人只说：“不许讲话。”他们把“囚犯”一个个地带出来，押送到乔丹楼的地下室。很快，“囚犯”们就浑身赤裸地站在了那里。他们被剥光衣服，检查是否有虱子，以免携带细菌。狱警会针对囚犯们的身体取笑、嘲讽他们。这也是“囚犯”将在下一周里昼夜忍受的常规羞辱过程的开始。
这个过程几乎立刻就开始了。对于每一个“囚犯”，流程会持续10～20分钟。一共有9个“囚犯”，每人完成这套程序大约半小时，所以一共要花半天时间。我们大约是在上午10点开始的，直到下午4点，9个“囚犯”才全部收监。之后，他们穿上了制服，被关到牢房里。那里有三间牢房，之前是乔丹楼地下室里的学生办公室。每间牢房里关着三名“囚犯”。戴维·贾菲出来喊话：“排好队！我是你们的典狱长。”然后他陈述了各项规则：“这里的规矩如下……”研究正式开始了。贾菲非常严厉，简直不可思议。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只是一名本科生，刚刚在这种情境下担当起这个角色。
在同意参与一个有关监狱生活的研究时，很多“囚犯”以为他们只是住进一间牢房里，弹弹吉他、打打牌，消磨时间。服刑不就是消磨时间吗？而如今，“狱警”让他们报数、做俯卧撑，不断给他们下各种命令，还会做些羞辱人的事情。“囚犯”觉得这不是他们签字同意要做的。但“狱警”们是自然而然地去做这些的，那是每一轮值班“狱警”自己的主意。想想看，这是你的监狱、你的“囚犯”，只要在职权范围内，一切都归你掌管。如果“囚犯”逃跑了，那是你的错，实验就结束了，研究也就结束了。你必须维持“法律”和秩序，这是件大事。监狱关乎权力：“狱警”所拥有的权力，以及“囚犯”经由各种方式想要夺取的权力。再提一下，我们和“狱警”的第一次会议做了录音。会议的核心非常清晰，给予他们掌控的权力，但并没有允许他们去施加伤害。
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2015）剧照
事实上，我很确定自己曾经说过，体罚是不被允许、不能接受的。但我并没有预先阻止心理惩罚，而那显然更为糟糕。第一天结束时，我对工作人员说：“似乎没什么效果啊。”学生们大笑，“狱警”则说：“嘿，咱们要当真一点了。”我记得同班克斯、贾菲和黑尼开会时说：“看，这没有效果。我们至今已经付出了很多时间和努力，但如果情况一直这样下去，可能明天就得放弃研究了。”
然而就在第二天早晨，在三间牢房中，有两间牢房的“囚犯”开始反抗了。他们把自己锁在牢房里，撕掉了囚犯编号，摘掉尼龙头套，并开始咒骂“狱警”。这是在晚班结束时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也不知道。根本上来说，他们是在抗议自己受到不人道对待。他们不想只是个编号，不想没有名姓，不想由别人来告诉他们做什么。他们说这不是他们签字同意做的事情，应该只是经历监狱生活，而不是被羞辱、被贬低。当班的“狱警”来找我，问：“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说：“这是你们的监狱，你们想怎么办？”他们说：“我们需要援军。我们自己应付不了了！”
我们把12名“狱警”都喊来了。8612号“囚犯”是带头反抗的。他一直在叫骂和诅咒。他就是要羞辱“狱警”。后来他成了研究开始36小时后第一个情绪崩溃的人。这些反抗的“囚犯”把自己堵在牢房门背后。他们不知从哪里找了一根绳子，把门绑紧，这样“狱警”就开不了门了。接下来，他们开始在这个安全地带朝着“狱警”喊叫和咒骂。我说：“天哪，这真是一场灾难！”领头的那个“囚犯”朝着一个小个子“狱警”叫喊：“你这个小兔崽子！我出去以后要狠狠地揍你！”“狱警”回答说：“好，我等着！”这已经是私人恩怨，而不再是角色扮演了。
有个“囚犯”说：“嘿，我出去以后要揍扁你！”“狱警”说：“真的吗？我们走着瞧好了。”当12名“狱警”全部出动之后，他们攻破了“囚犯”的堵截，冲进牢房，扒光了所有“囚犯”的衣服，还把其中几个绑了起来。禁闭室是走廊里的一个橱柜，里面原本只有一些旧的文件盒子，我们把盒子取了出来。这是一个大约1.2米宽、3米高、0.9米深的柜子。“狱警”们把两名“囚犯”关在里面，包括领头的8612号和另一个人。他们只能躺在地上。只有一间牢房——1号牢房里没有人反抗。那是一间“好牢房”。
接下来，“狱警”马上说：“好，太好了，你们所有人都失去了吃饭的特权！你们没有晚饭吃了，而1号牢房会得到特殊的伙食。”他们让1号牢房的“囚犯”走出来，享用了特殊的食物。其他牢房的“囚犯”喊：“不要吃！不要吃！我们要团结！”这件事打破了“囚犯”间的团结，因为1号牢房的“囚犯”确实吃了食物。就在那时，转变发生了，一个“狱警”说道：“你们知道吗？这些‘囚犯’很危险，我们必须控制住他们。”至此，它变成了一所由心理学家管理的监狱，而不是一个由心理学家进行的监狱实验。这所监狱必须由权力主导，才能防止再次发生反抗。负责值下一班的“狱警”说：“你们这些家伙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你们是不是傻！”于是，值夜班的“狱警”必然要变得非常残暴，以证明他们是很厉害的，可以掌控所有的“囚犯”。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意外。我们说：“好哇，突然开始有事发生了。不需要终止研究了，我们会让它顺其自然地发展，看看还会发生些什么。”我对事态进展并不担心，唯一让我担心的是躯体上的暴力。“狱警”冲进牢房，把“囚犯”揪了出来。我不想再到那个院子里去了。
对我来说，这令人激动。有一些我想象不到的事情正在发生着。随后，一切都明朗起来。在换班的时候，每一班“狱警”都会告诉接班的人：“这个家伙给我们找了很多麻烦。要让那两个放聪明点。”接下来，在每一班的三名“狱警”中，都有一个自动地成了首领，我们称之为1号“狱警”。他会更多地下命令，会施加惩罚，还会决定“囚犯”应该做哪些活动。而另外两名“狱警”呢？在这三个人里，3号永远是更加被动、更愿意站在囚犯一边的。这名“狱警”不喜欢惩罚“囚犯”，通常更愿意去打饭，尽量不待在院子里。于是2号“狱警”就成了关键。如果他支持那个宽和的“狱警”，那么这一班就会比较“温和”；但如果2号“狱警”紧跟那个强势“狱警”的话，那么这一班就具有强大的负面力量。结果在每一班中，2号“狱警”都选择了追随权力。权力是有趣的，权力是强势的。你掌控着局势，告诉别人去做什么，他们就去执行了。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命令别人做什么，他们会说：“谁理你？再见！”
所以通常有一个强势的“狱警”和他的同伙，而第三个“狱警”是个“好狱警”，但只是一种被动的好，从来不会去阻止“坏狱警”做那些负面的事情。“好狱警”其实可以半开玩笑地去阻止“坏狱警”的，他们本可以说：“嘿，我们每天只得到15美元的报酬，这对8个小时的工作来说可不算多。我们何不坐在狱警区打打牌呢？”真的，没有人这样告诉过另一个人：“我们不必这么做。何必时时刻刻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呢？我们可以玩一会儿，找点乐子。”从来没有人这样说。正如我所说，他们是被动的“好狱警”。他们不会亲手做坏事，但也并没有阻止别的“狱警”做坏事。为了获知“囚犯”的想法，我们用连接到录音机的隐藏式麦克风对牢房进行监听。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谈话都是关于当前情况的：如何计划逃跑，糟糕的食物，哪些“狱警”很可怕，哪些“狱警”可以软化。
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2015）剧照
有趣的是，几乎完全没有关于过去和未来的谈话。这些人素不相识，但他们都没有问过彼此：你出去以后打算做什么？你是哪个学校的，学什么专业？你今年夏天做了些什么？这些原本都是结识某人时通常会聊的话题。“囚犯”们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在心理上把这段监狱经历变得更加糟糕了，因为他们直接生活在一个消极的当下。当他们独自一人并且可以幻想时，其实可以说：“哦，等我拿到参与研究的报酬以后，我会去干这个，或者买那个。”但他们所关注的全是当前情境下的负面信息。我真的很好奇他们为何要内隐地选择生活在“现在”这一时间区域中。
正因为如此，当研究结束的时候，我开始对时间观心理学进行研究，即人们是如何生活在不同的时间区域中的，过分关注过去、现在或未来是否会对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我写了一本《津巴多时间心理学》（The Time Paradox），开始对时间观心理学展开研究。现在，一个国际时间观运动已经存在，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几百个研究者，他们都在使用“津巴多时间观量表”（Zimbardo's Time Perspective Inventory，ZTPI），这是针对时间观个体差异的信效度最高的评估工具。这项开始于1972年的新研究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势头强劲。在说回研究之前，还应该提到一件事，那就是在我们完成研究之后，黑尼、班克斯和我只写了两三篇小文章，因为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有趣的演示，是对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研究的后续跟进。
不过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并没有权威命令“狱警”做坏事，他们只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境中：你所扮演的角色迫使你通过做坏事来证明自己控制“囚犯”的权力。角色转换：从研究者到监狱主管让我们回到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第二天和第三天，监狱里正在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关键事件发生在8612号“囚犯”身上，他是第一个被帕洛阿尔托警方逮捕的人，在36小时后情绪崩溃。他大声尖叫，整个人都失控了。这使我们十分震惊。然而我的顾问卡洛·普雷斯科特仍然认为“狱警”们对待“囚犯”太宽容了，有时还提出他们应该变得更加强硬。他说：“在真正的监狱里，他们会用警棍敲囚犯的脑壳。如果狱警示弱，他就会被囚犯利用，以获得某些特殊待遇。如果一个囚犯哭了，别人会认为他是娘娘腔，会一起欺负他。”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反响与反思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有一个关键。研究计划原本为期两周，我们本打算在第二周把“狱警”和“囚犯”进行对调，但我想“狱警”绝对不会同意的，而且我也知道我们坚持不到两周，因为实验太耗神了。但我原本可能会坚持到周日，做满一个星期。我根本不知道一周7天、一天24小时地进行实验意味着什么。
我本应招募一个大得多的研究团队。然而即使有一个更大的团队，也不能保证研究就会持续更长时间，不会出现更多的暴力升级。我向斯坦福人类被试研究委员会提出的一条批评就是，他们应该坚持在研究现场派驻一名监察员，某个官方人员应该更早地吹响警哨。显然，当第二个“囚犯”崩溃的时候，研究就应该被强制结束。如果在周四晚上，克里斯蒂娜·马丝拉奇没有介入，让我决定在周五终止研究的话，我很可能会把实验一直进行到周日。但是如我所说，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我都知道自己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实验结束后，我们花了6个小时进行事后解说——两个小时对“囚犯”，两个小时对“狱警”，接着再把所有人都召集到一起。我得以说道：“这是一次进行道德再教育的机会。我们都做了一些坏事，尤其是我。”我陈述了因为自己没有更早结束研究、没有更早介入而感到的愧疚。我一直限制“狱警”使用体罚，却没有限制他们使用心理惩罚，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心理惩罚其实更加恶劣。我继续说道，虽然也有几个“好狱警”没有虐待“囚犯”，但他们从未做过任何事情来减少其他“狱警”施加在“囚犯”身上的痛苦。有些“囚犯”没有崩溃，但他们也从未安慰过崩溃的“狱友”。我说：“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做了坏事。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作为个体的本质，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选择标准就是你们正常、健康，在很多方面都很突出。我愿意相信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所有这一切非常显著地揭示了情境的力量：社会环境足以改变每个个体的人格和社会行为，其力量之大在这项研究之前是从未见过的。我说：“我们每个人就是例子。这项研究所传达的意义是，我们应当意识到在情境的力量面前，我们都是脆弱的。”能够花时间来分享这个信息，让我感觉很好。两周之后，我们把尽可能多的研究参与者请了回来，因为在当时，处理录像需要花去几周的时间。那时的录像带是16毫米的安培胶片，我们在演示之前还要编辑幻灯片和剪辑录音。一个月后，大约有6位参与者再次被找回来，因为《年代记》（Chronolog）对该研究进行了报道，这个节目是《60分钟》（60 Minutes）的前身。一个摄制组来到斯坦福的地下室和我的实验室，对我、几名“囚犯”和“狱警”进行了拍摄。
《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美]菲利普·津巴多 著，孙佩妏/陈雅馨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3月
后来节目播出了，那时大约是1971年10月。就在1971年8月20日——研究结束的第二天，在圣昆廷（San Quentin）监狱发生了一次囚犯暴动。据说是非裔美国人、政治活动家乔治·杰克逊（George Jackson）策划了6个单独监禁的狱友越狱。他有一支枪、一把钥匙，释放了单独监禁的囚犯们。他们杀害了几名狱警，还杀害了被单独监禁的囚犯中的几个告密者。
据说后来杰克逊试图逃跑，在大白天攀爬一座9米多高的围墙时被射杀。这件事成了热点新闻，而圣昆廷监狱的典狱长帕克斯（Parks）在当晚接受采访，有一个记者问：“这是否跟囚犯的去个体化有关，就如同那个斯坦福实验里发生的那样？”他说：“不，那些都是胡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年代记》的一位通讯记者正好看到了那则新闻，于是联系了我：“嘿，你有录像吗？”我回答说：“当然有。”于是在那个10月，节目中播出了一段20分钟的录像，题为“819号做了一件坏事”，呈现了“狱警”强迫“囚犯”们反复统一喊叫的情景，担任旁白的是大名鼎鼎的克里夫顿·加里克·厄特利（Clifton Garrick Utley）。我们一炮而红。一件事情发生在8月20日的三个星期之后，在纽约的阿蒂卡（Attica）监狱，囚犯们由于乔治·杰克逊被杀而暴动了。他们差不多占领了那所监狱，时间长达一个多月，这件事成了国际新闻。名流们也卷入此事，最后，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动用州警，几乎杀死了围墙内的所有人，无论囚犯还是狱警。监狱成了热门话题，我受邀前往华盛顿，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提供证言，还去了旧金山。
我对监狱一无所知，那些人感兴趣的是我所使用的策略。圣昆廷的典狱长、阿蒂卡的典狱长、囚犯联盟的领袖、狱警联盟的领袖，这些人都熟知监狱，而我却一无所知。我只是从社会心理学方面解释了情境的力量。我说：“如果允许的话，这里有一些有关我的实验的幻灯片，可以先做个铺垫。”在看了幻灯片之后，每个人都接受了我的观点。从头到尾，人们说的都是“正如津巴多监狱里的‘狱警’所采取的去个体化行为”，他们不说是斯坦福监狱，也不说是实验。感觉太棒了。我给出了一份书面证词，列出了我对监狱改革的建议。这份文件我还留有存档。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推动任何有意义的改革。
如果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到了2016年，美国的监狱系统里已有超过200万的囚犯服刑，这真是一件悲哀的事。在1971年时，这个数字大约是70万，已经令我很吃惊了。美国是一个监禁之国。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参加过一次会议，有一个人说在洛杉矶县监狱里关着两万人，大部分都是少数族裔，也就是西班牙裔和非裔。他们遭到逮捕，等待审判。由于案件大量积压，很多人甚至要在监狱里等上三四个月。牢房人满为患，有些两人间里住了10个人乃至更多。系统崩溃了。
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个问题，人们在乎的只是监狱系统的运营每年需要花费纳税人几十亿美元。更糟糕的是，现在很多州正在把监狱系统私有化。那样的监狱是要营利的。一座用于营利的监狱需要的是很多的“客户”，也就是很多的囚犯。监狱所有者向法官和立法机关施压，让他们做出更多、刑期更长的判决。监狱里的伙食很差，活动也极少，因为不想浪费钱。境况真的非常令人难过。
美剧《越狱》（2005）剧照。
管理者简单地认为，狱警理应掌握自身所处的情境、学会应对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囚犯杀死的那份恐惧，却从未考虑过设立一个奖励系统。譬如，可以由每个狱警负责几名囚犯，如果他们每天表现良好，狱警就能获得奖励。这样一来，狱警想要的就是让囚犯表现出好行为，而不是去惩罚他们的坏行为了。很多简单的理念就是无法进入任何监狱系统，因此，我对自己的理念是否足以对美国司法矫正体系产生影响信心不足。然而，我也知道自己的研究在很多监狱和军队中都有所应用，用于讨论情境的力量，比如军队中的SERE项目（Survival, Evasion, Resistance, andEscape，即“生存、躲避、抵抗、逃脱”）。每一支武装部队都有逃脱计划这堂课，一些士兵扮演试图逃跑的俘虏，另一些扮演狱警。他们会观看我制作的纪录片《沉默的愤怒：斯坦福监狱实验》（Quiet Rage: The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以此作为警示：尽管是在做游戏，人们也有可能越界。
事实上，在某些案例中，人们的确会虐待“俘虏”。这个项目是在一次战争结束后启动的，因为据说当时有很多被俘的美军士兵泄密了。按照军队的规定，他们除了名字、军衔、编号以外应该什么也不说，但据传，空军中真的有些人泄露机密。因为这件事，美国出台了一项国家法律，所有军事机构都必须设立一个项目，训练陆军、海军和空军士兵严守机密。士兵们会在项目中进行角色扮演，模拟一场非常逼真的审讯。显然，在有些案例中，他们越过了界限：在这场“游戏”中，一些女兵险些遭受性虐待。对斯坦福监狱实验，我从同行那里并没有得到什么即时的负面反应，因为我只写了几篇专业文章。
我写的第一篇文章《一所皮兰德娄式监狱》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路伊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 dello）是一位西西里作家，他提出人可以制造一个幻觉，并让它成为现实。我并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写成一本书，因为我认为不值得。对我而言，这只是一个有关情境的力量的例证。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服从权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一书中展示了一个个体改变另一个个体的力量，而我想表明的是：不，还不止如此。这是一个机构，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许多人只是在扮演着一种角色，并没有人说要惩罚别人或做坏事。因为他的电影，米尔格拉姆曾经受到很多批判。米尔格拉姆一直想做个电影制片人，后来也的确做到了。在完成研究之后，他几乎立马就制作了纪录片《服从》。在影片中，痛苦表现得非常直观。我觉得这就是问题所在。
观众们看到有人痛苦地说着“我不想继续下去了”，而权威却说“你必须继续”。我觉得他的电影比实验本身激起了更多伦理批判。而我并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研究结束后，发生了两件事情。许多心理学家与我联系说：“如果我能对你的‘狱警’进行正念训练，他们肯定就不会那样做了。”而实际上，我真的向斯坦福人类被试研究委员会提交了一个申请，想要再做一次实验。原先的那个实验可以作为控制组，我们想再设置两三种实验条件，让心理学家用一些方法训练“狱警”，使他们的行为更人道。这个研究的重点在于，我们可以消除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得到的那种负面结果。人类被试研究委员会问：“你能确保结果一定是这样吗？”我说：“不能。如果结果是一定的，那就用不着做实验了。”他们说：“那么我们不能允许实验。”这真令人难过。这个实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你是否能够训练“狱警”，让他们不向情境的力量屈服。这真的很重要，但斯坦福人类被试研究委员会不同意进行实验。
在米尔格拉姆和我的研究之后，斯坦福和其他所有研究机构都变得格外保守。所有对参与者，特别是学生参与者施加压力的研究都被禁止了，于是大量的行为学研究都做不成了。更加糟糕的是，近年来，很多社会心理学家会给出假想的场景：想象你是一个狱警，你会做出A、B、C、D中的哪种行为？首先，我们知道那并不能代表你在那个情境中实际将会做什么。除非身临其境，你怎么能知道自己会做什么呢？然而即便那样，实验者也不允许提出可能引发痛苦的问题。譬如，如果我在进行宽恕方面的研究，被试是一位女性，我问：“想象一下你被性虐待，而我们抓住了虐待者，在哪种情况下，你会愿意宽恕他？比如他这么说，或者那么说。”这样做是不允许的，因为要一个女性想象自己遭受性虐待会导致痛苦。也就是说，现在有整整一个研究领域、整整一个心理探究的方向都被剔除了，你甚至不能让人们去想象，更不用说让他们置身其境。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摘编：刘亚光；编辑：申婵；校对：李世辉，赵琳。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写童书的人》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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