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包装和冲突

音乐人罗琦

◎金兆钧（乐评人）

如今，“知识产权”“版权”“音乐著作权”等概念好像已经为人熟知，网络上各种关于版权、演唱权的纷争也很热闹。很少有人还能记得这些概念在三十年前，从提出到进入国家立法有多么艰难。

1992年12月17日，我去参加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在北京成立的新闻发布会。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发起单位是中国音乐家协会和国家版权局，宗旨是通过这一团体的建立和有效开展工作，大大改变我国音乐市场混乱和音乐著作权保护落后的局面，为繁荣音乐文化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事实上，音乐著作权协会的成立主要是作曲家王立平和谷建芬强烈主张并不懈努力的结果。谷建芬老师曾对我说，当时一些领导都认为：你拿着国家或团体的工资和稿费，凭什么一辈子还要没完没了地拿钱？而在我记忆中，流行音乐界有此强烈意识的是崔健和陈哲，而很多人的态度是——有人盗版好歹证明你值得盗，懂行的还得找你。

这也侧面说明我们经历过一个“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手术刀不如剃头刀”的特殊历史阶段。

不止如此，王立平又发动了另一件大事，就是“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评选活动。

这场活动规模很大，一开始就有不少争议，但最终还是正式发布，此后议论争论不少。当年指挥家卞祖善有一番批评，指出：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评为“经典”的《红》剧（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显然是以1970年版总谱为依据的。自1992年恢复上演此剧以来，包括1995年6月9日晚在北京民族宫礼堂作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系列活动演出的《红》剧序、一、二场均采用的是1970年版本。这一版本的吴琼花主题乃是“文革”中长官意志、行政命令的产物。而吴祖强创作的琼花主题却被粗暴否定了。笔者为此一直深感遗憾。《红》剧何时才能恢复她的庐山真面目？

台湾音乐评论家杨忠衡则说：劳师动众的，我们可以当成这是音乐家的一场“世纪大秀”。这场戏演出过后，作品名单曝光，音乐家再也不是藏镜人、作品也不再云深不知处。以后就正式进入欣赏与批评的时代。成绩单在手上，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论断。我个人认为，这份榜单基本上很不错，但后人下世纪若再评选一次，肯定会很不一样。

而我当年关心的是：备受争议的流行歌曲有没有可能进这个榜单。结果有三首——《那就是我》《黄土高坡》《篱笆墙的影子》。现在相对公认的早期流行歌曲代表作《乡恋》《小草》乃至《让世界充满爱》《同一首歌》都没入选。十年之后，有一次补选，这次入围的也只有《青藏高原》《阿姐鼓》和《好汉歌》。

年底，我注意到，内地流行音乐开始出现一批新的“包装”理念下的歌手和作品，如广州培养的杨钰莹、毛宁，北京推出的楚奇和楚童兄弟等，特别是“指南针”乐队主唱歌手罗琦的出现，已经显示出“量身订做”的流行歌曲产业化生产机制的巨大优势，圈内人听了都为之叫好。然而，一个悲剧却是她在酒桌上一次冲突中被人用啤酒瓶刺瞎了一只眼睛。

此事日后的传说中有好几个版本，流传较广的是当天罗琦啤酒没少喝,一冲动说了一句“北京有什么好的”，结果在场的一位“老炮”不愿意听了，拿起酒瓶子说：“你不知道吧，今天在你面前还站着一个北京人呢。”结果一酒瓶杵到罗琦脸上了。

没想到罗琦来北京不久就赶上这么一档子事。

2023.05.10

供图/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