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酱记
张锢漏：我拿起锤子叫叫缸。（用锤子敲缸。）大娘，这黄的是什么？
王大娘：是大酱。
张锢漏：我尝尝。（用食指抿了一下，放到嘴里。）大娘，这大酱谁下的？
王大娘：锢漏是我下的。
张锢漏：大娘，你咋骂人呢？
王大娘：我说的是大酱啊！
张锢漏出相：大娘下的酱，怪不得喷喷香的呢！
王大娘：我下的都吃完了，这是老更倌下的。
张锢漏出相：我说恶苦恶苦的呢！大娘，这缸是坏缸。
王大娘：不坏，找你来干什么！
——拉场戏《锔大缸》旧本唱词中的一段说口
自然而然，打从我娘还是个农家少女的时候起，每年阴历二月二十九日那股烀豆子的香气，都会使她嗅到某种不可挽回的命运走向。她早已敏锐地看见，在南卡岔河沿岸那片黑如腐木的土地上，那一天光复村东李龙川屯的女人们绝不能无所事事。她看见我姥必须要像每家每户的女人那样，在接下来满目荒凉的三个月内，自始至终单独去下完满满一缸大酱。对于这种考验女人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是否合格的家务活，男人往往是不屑一顾的。我那多年以后没等到屯子里安上电灯便在正月里抱憾死去的姥爷，一个站在黑白照片上穿长袍、带毡帽的高个汉子，随时都将从那条被时光的尘埃重重遮蔽的路上赶回家，整日忙着劈柴，杀猪，搭炕，夹障子，盖房子，饲养牲畜，修理马车，下地里去干体力透支直至把他累死在生命最后一刻的重活粗活，从来也不会理睬下大酱这类轻活细活。
到了后来，我娘在她出生的那个以第一个迁徙到这片土地上的人命名的屯子里，凭着我大舅是全村一把手的关系，开着大队的拖拉机在农田里迎风驰骋。拖拉机的引擎发出它急于四处炫耀的巨大噪音，我娘害羞而结实的身体里蕴藏着使不完的力气。她不能容忍下大酱这件事可能给她的人生带来任何的挑战，所以对所有细节早已熟稔于心。随着那场七十年代波及中国的全民癫狂刚一结束，她就度过了她那骄傲而倔强的青春期。等到她二十岁上嫁给了我父亲继而和我奶分家之后，很快也就自己下起了大酱。她没有料到的是，她和我父亲之间分工的默契将经历更多的磨合，彼此一起度过日后那段漫长而又波澜不惊的一生。
与此同时，我那老来守寡已有三年的姥姥，由于担心我娘作为老吕家的第一个儿媳妇受婆家气，经常心血来潮走上三十里遍布坑洼的土路，去看望她刚刚出嫁的女儿。她那双在少女时期被裹过一年多的小脚走起路来有些滑稽，就像一只笨拙的鹅。但她爱女心切，进入老年身体发胖成了罗圈腿后也仍然健步如飞，风霜雨雪根本就阻挡不了她焦虑感十足的脚步。她开始长年累月地陪着我娘呆在家里，因为害怕我年轻暴躁的父亲而极少说话。只有在我父亲一次次摔门而出之后，她才会对我娘说：“他怎么能那样呢！”她生气了，然而除了整日叹息，她做不了什么。她不放心我娘，但她认命。我娘一旦受了委屈，她就告诉我娘也要认命。
我姥下了半辈子大酱，吃了一辈子大酱。我娘从四季不同的风向中辨认出我姥下的大酱气味，就顺利掌握了这项古老技艺的全部奥秘。我娘起初不知道，下大酱早已如同一场祭祀仪式在她的潜意识里根深蒂固。多年以后，她才逐渐明白，在她大半生的岁月里，她也要和我姥一样，用她们那种母性特有的温柔和耐心去完成此事。世事运转的惯性有其无法撼动的一面。她坦然接受了这份老天爷赐予她的命运。
于是，我娘也在阴历二月二十九日那天烀豆子。清晨时她出屋去抱柴火，迎面就看见那片清朝柳条边遗址尽头的土地还未走出它最后的幽暗。天色正由漆黑转为深蓝，风中弥漫着关外冻土铺天盖地的清香。她熟悉这种氛围，记忆的屋门正在她身后徐徐敞开。回到屋后，烧好一锅热水，等到热水转温，她就泡上去年秋天经过耐心筛选的二十斤大豆。这些豆子将把锅里的水源源不断地吸入自己体内，就像沙漠里那些每逢雨水就变得格外贪婪的植物。
那片松嫩平原向长白山余脉过渡的黑土地上出产着世界上最有名气的黄豆。而在此地的民间传说里，大豆也一直作为神的孩子存在着。最初游牧民族在这片攥一把能出油、插根筷子能发芽的肥沃土地上世代生存，从没想过进入农业社会。从清末政府决定屯田，有自宁古塔迁徙而来的流民、闯关东的山东人相继垦殖至今还不到三百年。由于汲取了土壤之前无数个世纪积蓄的养分，最终出土的大豆颗粒饱满，完美得让人几乎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也正因此地大豆的完美无瑕，即使中国粮食进口量最多的仍是来自美洲的大豆，关外最南端的港口大连市也能成为全球极为重要的大豆期货市场。
到了晌午，我娘动手烧起火来。为了避免糊锅，锅里的水不能太少。从大火到小火，烀两个小时后水分没了再停火。盖好锅盖，焖到晚上再淘出来。如果不烀，而是炒豆子，炒好后磨成面，加入开水搅拌后揉成面团，然后操作的程序和大酱一样，做好以后就是盘酱。盘酱据说也好吃，但对于吃惯了大酱的我而言，必定很难接受它那股糊巴的味道。
那一整天，外屋地的锅盖不断被掀起继而盖上的声响就像一场审问。灶坑口噼噼啪啪的柴火声唤醒了无数流浪的灵魂。我看见爬到我娘脸庞上的那一簇簇火光照亮了时间深处的阴谋。岁月正在她的身上流逝。任何想要使之停留的想法都将是一种徒劳。菜板子上随后响起叮叮当当的声音，煮得稀烂的豆子被我娘瞬间剁得粉碎。我深暗柔软的心底忽然就产生了一种充满感激的安全感。为此我不止一次偷偷在暗中双手合十，祈求上天保佑我在世间的这种幸福。
我娘用手把切成的豆泥捏成团，摔成那种底大顶小的便于发酵霉变的圆柱体，再拍得结结实实。也有做成长方体的时候。它被我娘称作“酱块子”。三五天后晾干，为防止尘土渗入，我娘用那种上坟的黄纸包好。她熟练地做着这些动作，每年重复一遍，旁若无人，全神贯注，看上去更像是命运在指使着她这样做，她只是命运的执行者一样，每个细节都异常完美，无懈可击。
摸上去热热乎乎的酱块子被我娘堆在西屋立柜上，散发出浓烈的豆香气味。那几天我忍不住诱惑就会抠下几块吃。它躲避阳光，在通风阴凉之地发酵，只是四周温度不能太冷，冷就不隔，“隔”说的是里面烂了，发酵成功。不隔就是不发。接下来我娘要做的就是在遗忘中等它霉变，发硬，直到内部长出带有奇怪色彩的细毛。
等待发酵的那段日子一片空白，空气中流淌着一种离奇的宁静。我因此而对时间失去任何蛛丝马迹的回忆。除了发呆，走神，我就闭上双眼享受优美自然给我带来的一切体验。在那片常年淹没在北纬44度亘古幽冷的阳光下的半山区，我从清晨出发，走到百鸟归巢、炊烟升起的夜晚，看到稀疏的村落边缘很少有人影出没。而在足足时隔二十多年后的某一天，我才在远离故乡的一个突如其来的瞬间里发觉到，我天生忧郁敏感的内向性格原来与此有关。
那些年，我因为过于享受生命融入天地之间的刹那快感而导致自己看上去一直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无法与世界沟通，甚至惧怕去街里的小卖店买东西。我黯然神伤，默默诅咒一切冒犯我尊严的人，包括父亲的同事，学校里的老师和一些同学，还有那些询问我娘我是否得了某种精神疾病的女人。为了我能够活得自在，我希望他们立刻死去。我的父母很快就发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我娘开始给我叫魂，并去求助神婆来给我跳大神，直到把我拉回世俗的人群中为止。
两个月的时间里，气候悄然转暖。在日益强烈的能把人的骨头烫伤的阳光下，我忘我地穿越在那片常年陷入史前般寂静的大地上。我看见，到了阴历四月二十九日，我娘就要像完成人生使命一般去下大酱了。在那之前，有人会选择二月十八烀酱，四月十八下酱。据说是在月圆前后的日子里烀酱不生蛆，所以要那个时候下。但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到五月，“五月下酱毛驴子上炕”，世界将会大乱，这是怕人们拖延到炎热季节下酱将导致失败而事先提出的警告。我娘总觉得这句话很荒诞，但她也不敢把下大酱这件事放到五月。
她掰开里面长毛的酱块子，简单清洗一下表面的灰尘便就着盐粒下进放置在前园门口的酱缸里。我娘选择的是五斤豆配三斤盐的比例，二十斤豆就是十二斤盐。盐放少酱会变酸，盐放多酱会变得齁咸，一缸好酱应该是咸得恰到好处。我奶舍不得放盐，下的大酱就很不好吃。再倒入一桶甘甜的井水，水量是碎酱坯的两倍。最后蒙上一层洁净的白纱布，盖上早年用高粱荄子、苇子后来用铁皮制成的酱缸帽子，上面有可供通风的小眼，小眼的位置为了避雨不能朝上。为了防止猪拱，园门还要时刻关好。在那里大酱将得到阳光足够粗暴而严肃的关照。
三天后，我娘开始打耙捣酱。耙子是用一根圆木棒嵌进一块带有卯眼的小木板做成。早晚各打一次，每次几百下，把打出来的黑沫撇掉。沫子越来越少，酱就变得越来越细。等到没有了沫，酱色变得通红，酱就发了。持续一个月撇沫以后，新酱就能吃了。那些日子里要注意通风防雨。白天要拿下酱缸帽子，晚上再盖上。我娘把这件事做得一丝不苟。每当暴雨来临，我娘就会从她在街上的裁缝铺里像救火一样匆忙跑回家盖酱缸帽子。她有时叮嘱我下雨盖缸，但我总是魂不守舍，常常忘记此事。我正处在从童年到少年的痛苦成长期，对周围的人事浑然不觉。因为整日沉溺于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和香港电视剧那一场场男女情爱的故事之中，我有了第一次在黑夜的热炕上遗精的历史。
下雨时一时疏忽没有及时盖缸，进了生水的酱就会生蛆。“米里的虫子，酱里的蛆，井里的蛤蟆总有的”，我娘说，“不生蛆的酱哪有？”。但生了蛆就得及时清除，拿筷子在缸边敲一敲，蛆就会一齐涌到上面来，此时再用筷子迅速夹出，几下子就弄得干干净净。
这个时候，邻里乡亲的女人都是不能随便到大酱缸边上去的。孕妇和月经期的女人更会被视为洪水猛兽，传说她们带来的某种邪恶力量将会“扑”了大酱，那样一来大酱就不会发酵，即使发了也不是正经味。于是我娘为了辟邪就在酱耙子上系一块红布，如此一来就不怕她们看了。我姥以前是这样做的，她也就这样去做了。
一个月后的阴历五月二十九日，一年之中的第一碗大酱摆上了餐桌。我们全家终于在那一天吃上了新酱。经过像伺候女人月子一样伺候好的大酱，满月后被完全撇净了沫子，看上去格外细腻。上面那层亮晶晶的油泛滥着一种接近红色的饱满的金黄，那种光芒夺目的辉煌里面似乎蕴藏着无穷的温暖和爱意。这是我娘以她那种坚韧的意志下的大酱。那股扑鼻而来的酱香使空气中永远弥漫着一股家乡的气味。
这个有了大酱保障的年头再次循环往复。一缸崭新的大酱成了足够人们吃上未来整整一年的口粮。这种尘世的生活让我险些热泪盈眶。陈酱处理给老牛吃掉，我娘把这件事叫做“淡老牛”，老牛吃了盐后就有力气去种地了。据说大酱可以治疗牛身上的疾病，所以老牛平时也吃。但我家没有牛，往往就把陈酱送给邻居家。
时至今日，那些习惯了生吃蔬菜的关外人仍然顽固地保留着一年四季吃蘸酱菜的习俗。菜是野菜、青菜和干菜。我四五岁时曾跟我娘身后去春天的山里采蕨菜。那时我娘穿一件红上衣，还是个年轻俊俏的小媳妇。她带着我行走在幽暗的森林边上。我发现了一块绿油油的蕨菜，就赶紧喊她过来。她会温柔地肯定我的发现。我娘还经常上山采刺老芽，但没有带过我。蕨菜和刺老芽都要焯一下后再蘸酱吃。我长大一点，也曾独自一人拎着筐去野外的土地上采过婆婆丁。多年以后，我娘说婆婆丁不仅可以蘸酱，还可以晾干磨成茶叶喝。常吃的野菜还有春秋两季的微辣的小根蒜，以及苣荬菜。那些日子，如果我在饭桌上对某些野菜的苦味提出拒绝，我那长年心情焦虑的父亲就会诧异地看着我，用他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对我说：“快吃！野菜能败火。”我娘听后也在一旁附和。直到我最终夹了一筷子表示妥协。
在宁静悠长的夏天里，长满青菜的前后园子茂盛得就像一场未醒的梦。我钻进园子，摘下一根长着嫩刺的小黄瓜，用手把刺撸掉，直接插进酱缸里再拿出来，就着它表面附着的大酱一起吃。井水洗好的现摘现吃的新鲜蔬菜，焯好的菠菜，蒸好的茄子，烀好的土豆，一茬一茬薅下来的本地大葱和小葱，原产日本并在二十世纪初传入吉林的鬼葱，都是要蘸酱吃的。用榆树县特有的肥嫩香滑的干豆腐卷大葱，切好后的干豆腐丝和黄瓜丝拌的凉菜，小葱拌豆腐，把大酱、鸡蛋和小辣椒搅拌然后或蒸或炒做成的辣椒酱，也都少不了大酱。这些都是大酱流行于民间的秘密吃法。它们就像大臣听命于皇帝一样服从大酱。夏末秋初时，我娘开始晾干菜准备过冬。小白菜等干菜到冬天时也要蘸酱吃。面对这些极为好吃的蘸酱菜，我娘和我父亲一样，时不时会在餐桌上的某个瞬间里突然停下来，有所顿悟地说出那句看似轻描淡写却火候十足的评判。
“真美！”她说。
她没在意之前我父亲刚刚说过这句话，只是发自肺腑地想赞叹一句而已。
我娘还会在酱缸里腌上一些咸菜。她用一个麻布口袋，装入大头菜、芹菜、黄瓜、小辣椒、胡萝卜片、臻磨和姜不辣，以及焯好的小茄子和小豆角，封好后放在酱缸底部。不用多久它们就成了下饭的小咸菜，丝毫也不比平安镇上那些朝鲜族人家做的泡菜逊色。
我在晚饭后去西院老王家串门。他们全家刚从地里忙完回来，各个沉默寡言，疲惫不堪。为了省电，屋里没有开灯。我看见一片黢黑的夜色正在鱼贯而入，仅剩一点灰白色的天光只待他们吃完晚饭就将潮水般撤离。他家炕沿上摆着一大盆苞米茬粥，炕桌上摆着一大盆烀好的土豆，旁边有一把洗好的大葱，一盆当中切开一刀的咸鸭蛋。他们埋头吃饭，顾不上说话，只是发出迫不及待的咀嚼声，声音里带有极为庆幸和满足的存在感，让人觉得大酱就是他们的命，没有了大酱，他们随时会在劳作一生的田地里倒下。我在等老王头吃完饭给我编那种凌空甩一下就能发出清脆响声的赶牛的鞭子。老王头人好，脾气倔，说话不多，干起庄稼活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不久以后，他在地里干活因为被媳妇和儿女们当面斥责，没有任何辩解，一气之下回家拿了根绳子就把自己吊死在乡中心小学后面的小树林里。再过些年，老王家的子女各自成家，纷纷搬离此地，老王媳妇没有守寡，她嫁给了邻乡的一个退休干部。他们家的土房在经过几次转手后也已沦为废墟，即将坍塌。
老王家媳妇下的大酱和我娘下的口感不同。她的家人下地干活需要更多的盐，所以要咸一些。下大酱虽然只与黄豆、盐、阳光和水有关，到底还得分人。一家的女人下的大酱是一个味道，绝对不会雷同。如果下大酱的女人没有一颗清澈而美丽的心，掌控不好全局，糊弄了大酱，大酱反过来就会糊弄人。我姥下的大酱我没有吃过，我娘说好吃，我也就相信了我娘的话，因为我娘下的大酱十分精致，滋味美妙。我奶下的大酱就很难吃，很像我奶那个人，歇斯底里，怨气冲天，有股蛮横的怪味。
我一年年地吃着大酱。大酱促进了我身体的发育，使我长高，有了男性的第二特征，变成一个忧伤的少年。我娘可以不用盐和酱油，用大酱就可以做好所有的炒菜和炖菜。每天夕阳西下之后的傍晚，家里随着炊烟飘出的酱香会把我从附近的村路上带回家。那个男孩的孤独和悲伤后来一直存在于我的体内。他吃着大酱，喜欢生命带给他诗意的感觉，害怕自己长大后将失去自由。他没有走太远。他后来进入社会，也一直在努力地往回活。他觉得躲避天灾总要比远离人祸容易得多。
有一本清朝乾隆年间朝廷下令编的《满洲源流考》里提到此地的大酱。“女真人以糜酿酒，以豆为酱，芼以芜荑”，在白山黑水之间的久远时光里，满族先人就开始用黏米酿酒，用大豆做酱，同时配上野菜吃。多少个世纪之后，我的祖先和他的几个兄弟从山东省登州府海阳县逃荒来到此地，为了在这个苦寒之地活下去，他们的女人首先学会的生存秘诀里应该就有下大酱。而它那种厚重生猛的味道也很容易被那些性情粗犷的山东人迅速接受。
长达半年之久的冬季就是关外大酱存在的理由。冬天时人们不必把酱缸帽子拿下来。“酱缸不冻，小孩不冷”，我娘说，大酱在冬天里不会上冻。猫冬的人们终日在炕上谈着家长里短的事，只有一顿接一顿吃着香气浓重的大酱，才能抵御无聊悠长的冬日带给他们的空虚和绝望。在此地的人们看来，山海关以里的酱，绝对没有，也不必有关外的大酱那么酣畅淋漓，朝鲜族的大黄酱欠缺一点力道，日本人用黄豆做出的味噌更不够大气。这是世界上最咸的大酱，其它所有地方的酱，他们吃了一定会觉得都不过瘾。大酱满足了他们对世俗生活的想象所能达到的极限。他们不会吝啬那种过分的夸耀，去称赞大酱是他们来到世间吃过的最香的食物。
然而此地的城里人却对大酱嗤之以鼻，他们叫它“臭大酱”。那些吃甜面酱和辣酱的外地人，也不会理解这里的人为何像吸毒上瘾一样整日离不开大酱。他们忘记了盐是和阳光、水以及空气一样伟大的事物。大酱就是这块土地上耕作的农人们所需要的盐，它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信仰，通过他们的目光照亮了他们各自艰辛而备受屈辱的人间生涯。
年复一年，岁月在一顶酱缸帽子被拿下再扣上去的反复声响里从我娘的手中流逝，毫无商量的余地。我娘在不可抗拒地变老。我姥在迎向自己的死亡，她那副除了吃一辈子大酱导致的高血压之外没什么大毛病的身体，晚年时摔了一跟头后便从此神志不清，得了老年痴呆症。二零零一年阴历九月十二，患病一年多之久的她进入了星空之下永恒的长眠。所有的老人们都不愿离开故土，除非子女们都出去了。年轻人永远热爱远方，他们奔赴东方大陆的各个角落，怀着思乡病等待着衰老那一天的到来。我仿佛早就预见到这种人烟萧条的结局，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对光阴的消散感到忧郁和不安。
我娘后来不再下大酱了。她和我父亲两个人在家里吃不了那么多，跟帮她干过裁剪的老刘家媳妇要点就够了。而长久以来，此地生活的人们，包括我姥在内，因为对大酱那种如饥似渴的依赖，造成了心脑血管等地方病的增多，所以我娘偶尔也和城里人一样，去买那种工业流水线上生产的口味比较淡的袋装豆瓣酱。但屯子的农人们让人充满敬意，他们仍然在狂热地吃着大酱，除非他们暂时或永远离开故乡。这些吃大酱长大的人无论走得多远，都会因为大酱那种世上独一无二的水土气味而对故乡保持一种固若金汤的记忆，也只有大酱才能治愈他们陷入往事时所带来的无限悲伤。
我那从小看火车从家门口汹涌驶过却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姥姥，很老了以后才回到她出生的小镇上坐过一次绿皮火车。她在我家的时候，常因无事可做，只好长时间地盘腿坐在炕上，就像一口废弃的古井陷入沉默的回忆之中。她在整日反刍往事的过程中醒了又睡，睡了又醒，在里屋、外屋、当院、前后园子和屯落之间来回溜达，喘气，像个孩子一样赌气撒娇，吃大酱吃到垂暮之年。她在阳光下不无担忧地看着我，目光浑浊，面容慈祥，没有力气去表达悲伤。她弄不懂我现在为什么行走在遥远关里那茫茫的人海之中不回家。她看见我的皮肤被火烧伤了，被热水烫伤了，或者被蜂子和洋辣子蜇伤了，就告诉我娘把大酱涂在我的伤口上。她和我娘都相信大酱有一种神奇的法力，可以包治百病。
2012.12-2013.1
734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