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百年中国新诗几个问题的思考
－、百年新诗微不足道
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诗歌史，在所有的经典学说中，诗三百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其后再经历了唐诗的辉煌，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无不以自己是诗歌泱泱大国的子民而感到自豪关于AI渐变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亲历者的身份开口时，自称中国是诗歌泱泱大国的口气就失去了那份从容与自信，即使说了也都不敢明确指称这“诗歌”就是中国现代诗歌。
最近读到诗人安琪写的《百年中国新诗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该文指出：“中国新诗自从响应了胡适先生的白话写作后，其所生存的背景即完全与传统的古典语言背景区别开，并且走上了一条完全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截然不同的路关于AI渐变的问题。可以说，中国新诗百年走的是一条自己出生自己成长的路”，这一点大多数人是认同的。中国新诗就是完全抛弃传统语境产生的崭新的文学形式，这对诗歌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次最为彻底的革命，这种革命的结局是好是坏暂且不说，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有其进步性的。（新诗的产生只是白话文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白话文运动也不过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新文化运动包括了：思想解放，政治革新，白话文运动）。问题的症结是新诗的革命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是采用了彻底抛弃传统的方式，这就与散文小说还有一个缓冲渐变过程大为不同，这以后传统诗歌给人最直接的感觉是“断子绝孙”了，尽管少数古典诗词爱好者还在写着为数不少的格律诗歌，但是中国现代诗坛再不会有传统格律诗的舞台空间了，这是不容置疑的现实。我们知道，诗歌是语言的最高艺术形式，语言作为承传文化的载体其作用是无可比拟的，而白话与传统书面语言的显而易见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方式，这就使得中国新诗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与传统诗歌完全隔绝。
新诗的诞生由于没有“母乳喂养”，因此其营养来源必然需要依靠其他“代用乳制品”，而这时中国正在面临经济和文化西风东渐的强大冲击，因此为了新诗生存计，选择西方诗歌作为营养补给是中国新诗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关于AI渐变的问题。笔者对中国新诗起源于西方诗歌这一论断进行认真探寻，从中果然找到了不少印证。
胡适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他是1910年考入官费留美的康奈尔大学，在美读书期间，美国诗坛正是生气盎然的时期，出现了庞德等日后影响极大的诗人，胡适在他的第一本诗集《尝试集》写道，在美“颇读了一些西方文学书籍，无形之中，总受了不少影响”，期间美国还特别流行惠特曼的自由体，这对他提倡自由体、白话文写作无疑受到很大的影响关于AI渐变的问题。在胡适身后的著名诗人徐志摩，于1918年赴美留学，1920年又到英国留学，接受英美教育的徐志摩在此期间阅读了大量的英美诗歌，已有论者著述证明他的作品深受雪莱、拜伦、济慈、哈代的影响。而郭沫若、李金发、戴望舒、闻一多等不胜枚举的诗人，也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欧美诗歌的影响，直至后来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无一不是西方文艺思潮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全方位渗透。
从新诗诞生面对如何写好新诗无所适从开始，到后来全盘西化地引进现代诗歌的各种创作观念和技巧，近百年的中国新诗经过了几代诗人的不懈努力，从现代诗歌创作技术角度加以审视，百年新诗确实是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无论诗写技巧还是表现功能都已渐趋成熟和完善，这是百年中国新诗可以引以为豪的事情关于AI渐变的问题。然而，我们不得不看到经过近百年的努力，中国新诗依然没有解决好承担起从传统诗歌中承传民族文化精神的重任，诗歌在面对读者方面也已经危机四伏。对此，只能说百年中国新诗取得的成就和具有两千多年辉煌历史的传统诗歌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中国现代诗歌依然期待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诗歌教育家的不懈努力去创造新的辉煌。
二、诗歌传统需要继承
在一次对诗人安琪的访谈中，笔者提了一个关于她和她“自认”的导师庞德的问题，其实质也就是诗歌传统的继承问题关于AI渐变的问题。问题是这样的：
“众所周知，庞德是意象派的创始人，也因此被尊称为现代诗歌的开山鼻祖关于AI渐变的问题。你多次坦言不讳受庞德影响至深，甚至称其为诗歌创作的导师，对此读过庞德和你作品的人多多少少也都认同。饶有意味的是，庞德开始创作意象派诗歌却是受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响，有论家甚至直指庞德曲解了中国诗歌导致意象派的诞生。对此我想问：庞德受中国诗歌影响、你却受庞德影响，这能不能说你的在吸收中国诗歌文化上显得相对“麻木”，由此走了一条舍近求远的弯路？”
安琪在作答中坦诚相认“古典诗词与我的距离已经远远大于西方现代诗”，“中国现代诗的源头其实是在西方，从这一点上看，我抓住了庞德并非舍近求远，而是一步到位”关于AI渐变的问题。对安琪的作答我是非常满意的，这是因为安琪在诗歌面前总是真诚相对。
“中间代”在当下中国诗坛代际界分中应该说是比较成熟的诗歌创作群体，安琪作为“中间代”的代表诗人，她的回答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关于AI渐变的问题。
笔者无意指证马致远的《天沙净》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天涯”通过意象呈现出的审美效果比庞德高明多少，也无意追寻温庭筠《商山早行》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是否为意象并置的最初应用，列举这样的例子是因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反思，那就是对汉语并无深入了解的庞德确实是因为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创建的意象派诗歌，而使用本土语言的众多中国现代诗人并未从传统诗歌中受到启发也创造出一种诗写手法或诗歌流派，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关于AI渐变的问题。
从庞德现象得到的启示是，中国传统诗歌对于现代诗歌的创作起码是有相当的承传价值的，缺少的只是诗人的功力和见识，或者干脆就是注意力向西方转移后根本无视传统诗歌的继承关于AI渐变的问题。关于后者，结论有点武断，但是想起新诗创作的一些主将郭沫若、田汉、臧克家等后期诗歌创作中产生了为数不少的格律诗，不禁想问这种现象究竟仅仅是中国文人的怀旧情结，还是对现代新诗的失望或无奈后的回归。
还有一点记忆犹新的是，传统格律诗写作曾被指责为“带着镣铐跳舞”，于是才有了渴望自由的新诗产生，但是我们看到去掉镣铐以后的舞跳得并不好，解开束缚的中国新诗既没有创造出令人信服的辉煌，更没有超过它的前辈――被替换下“诗歌舞台”的传统格律诗关于AI渐变的问题。而随着新诗写作技法的不断复杂化，我们一点就不担心给去掉镣铐的新诗带上新的枷锁吗。
在笔者看来，继承诗歌传统（非传统诗歌）应当从来就不是什么问题，诗歌传统说确切些就是本民族既往诗歌文化精神的精华所在，发展新诗就应该从既往的优秀文化中提取我们需要的养分为我为今天的新诗所吸收关于AI渐变的问题。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当如何继承诗歌传统，在这里笔者择要谈谈一己之见供大家参考，以求抛砖引玉关于AI渐变的问题。
一是重视汉语的学习关于AI渐变的问题。汉语的特色是一音一字、一字多义，这大大有别于欧美国家的语言，我们在学习西方艺术技巧时，这一点经常被忽视。诗歌终究是语言的最高艺术，诗人作为语言艺术的创造者，没有理由不好好学习自己的母语。我们在创作新诗的过程中，过去讲诗歌的音乐性现在则常说诗歌内在的韵律节奏或者语感，这些都和汉语的字句锻炼有着极大的关联。古代诗歌对汉语音义的内在规律有很好的总结，就里面音律上的抑扬顿挫、平仄押韵每个点展开都是一个专门的学问。我们用现代汉语写诗不能再提这样高的要求，但是加强语言的学习和锤炼，对诗歌写作无疑会有巨大的帮助。笔者时常感慨于一些诗歌作者无法独立完成一编通顺完整的文章，在他们的观念里，诗歌就是意象或语词的拼凑组合，或者干脆就是信口道来一段可以让人产生错觉的话语的分行排列。这不能不说是当下诗歌创作的悲哀，这里想给诗人们提醒的是，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重新学习汉语的时候了。
二是重视民族审美情趣的提升关于AI渐变的问题。不同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特有的魅力，就是因为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审美价值观。在继承本民族文化传统时，十分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审美取向。就拿绘画来说，我们的国画之写意、书法之抽象只有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审美快感，与西方的油画相比，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审美取向。诗歌也是如此，纵观世界诗歌发展史，从荷马史诗到《浮士德》我们看到了西方文学史中史诗的重要位置，而翻遍中国文学史我们几乎看不到史诗影子，这说明了中西诗歌的差别也隐含着东西方文化审美价值观念的不同。在发展新诗的过程中，借鉴西方的艺术技巧为我所用，这样富有探索的精神是值得倡导和学习的，但是借鉴应当注意消化和融合，从而创造出富有本民族特色的诗歌作品，而不是生搬硬套那些舶来品去掩盖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对艺术价值的认识。
有人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了，我们的文化交流更是日益加强，因此诗歌创作也应当展示人类共同的精神关于AI渐变的问题。对于这种论调，笔者是持反对意见的。笔者认为世界变成“地球村”只是加快了文化交流的广度、深度、速度，文化本身还应当是自我独有的才有交流的必要。除非真有那么一天：世界大同了，民族消灭了，语言统一了，否则还是要坚持那句老话：“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
我们在阅读古诗时经常会说，这首诗的意境很美，“意境”就是我们民族独有的审美取向，它在诗歌中是通过物象、意象创造出来的艺术境界，往往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关于AI渐变的问题。现代诗歌的创作是不是忽略了这方面的创造意识呢？这里提到“意境”只是一个小小的审美触点，并不是说我们以后写诗都必须强调意境美，而只是指出中国的诗歌应当重视和强化本民族特有的审美意识。
三是批判地继承关于AI渐变的问题。诗坛上有一种现象就是一说继承传统，有人就会说写诗还得回到五四时期那种诗歌传统上去，更有甚者不断提倡学习传统格律诗的写法。这些都是对“继承”理解的偏颇，因为继承绝对是要扬弃的。
对诗歌传统要“批判地继承”也是一句“老生常谈”了，但是这里面的“批判”两个字着实是关键的关键关于AI渐变的问题。批判的前提是认识，认识的前提是学习，这就是说只有对中国传统诗歌认真地进行学习和研究，才有可能比较全面地了解诗歌传统的精华和糟粕。才有可能提取出有益于现代诗歌成长和发展的养分为今天所用。批判地继承不仅需要胸襟，而且需要胆识。胆是勇气，识是智慧和见识。批判地继承，我们以前没有做好，今天重新提出来，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和实践。
三、诗歌教育亟待重视
当今世界传媒之发达无疑大大加快了诗歌传播和交流的速度，如远在美国的诗人姚园和北京的诗人西北龙就可以在同一时间利用网络这个平台交流诗歌、互相答酬，而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成年识字人群更是翻倍增加关于AI渐变的问题。按理说进入这么一个信息时代，读诗的人群应当是不断扩大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我们的诗歌读者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笔者在识字人群中做过一个读诗的问卷调查，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读过古诗的人占86％，读过白话新诗的占17％，读过朦胧诗的占9％，读过朦胧诗以后现代诗歌的占1％。这个数字是否具有代表性暂且不说，但看到以后还是太过让人伤心了，笔者一直也认为诗本来就是少数人读的，可也未免少得太可怜了吧。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在提示我们：诗歌读者严重流失！
面对这样的现状，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归咎于诗人：“诗写得太难懂，所以没人看”关于AI渐变的问题。对此笔者不敢完全苟同，诗人作为诗歌的创造者，是要承担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比如没有把诗写得既容易阅读又意蕴深刻、回味无穷），但是更大的责任应该是由社会来承担，那就是被忽视的诗歌教育问题。
稍加留意的人都很清楚，中国古代社会是十分重视诗歌教育的，从最初的启蒙教育到最后的会试选材，可以说成是一部诗歌教育史，诗歌被重视的程度是其他国家民族无法比拟的——诗写得好坏直接关系到谋取功名的成败关于AI渐变的问题。应当说，传统格律诗的写作和阅读难度，都比新诗要大，但正是由于诗歌教育被提拔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所以才有诗在中国古代识字人群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应当承认现代教育是进步的，但是现代诗歌教育却是非常落后的关于AI渐变的问题。我们翻开中小学课本，除了可以看到早期一些白话新诗的经典作品以外，新时期以来的诗歌作品根本就看不到，即使是大学的公共学科《大学语文》也是读不到几首新诗，而古典诗词从幼儿读物到大学课本每一层次都有不同程度的保留。这个现象告诉我们现代诗歌教育出现严重的断层，现代诗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同时还是民族和时代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我们期待着诗歌界、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关注现代诗歌教育问题，也期待着我们的时代出现众多的诗歌教育家。
2004年12月1日草于万贤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