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能公遗文》考证
我族湖南湘乡（今双峰县）梽木双江王氏是当地王姓中较大的一支，在1995年四修族谱时全族人口就已达到21854人了，始迁祖为大能公手举牌印刷。宗祠修成于康熙壬寅1722年，初修始于乾隆戊辰1748年，成于乾隆已巳1749；续修于道光戊子1828年，三年后即道光庚寅1830年谱成；三修于民国元年即1912年。
《大能公遗文》是我族最重要的族史文献，它给了我们很多非常关键的信息，如大能公的先祖、迁出地及迁入时间等手举牌印刷。据载于初修族谱上的《源流存疑》一文所述，乾隆丁卯（1747年）冬天，在议修族谱，向全体族人征取修谱的资料时，获得这篇手写体的《遗文》，不知道是谁收藏的，也不知是从谁家里流传下来的。但今天我仔细研读，结合各类史料，发现诸多矛盾，现一一考证如下，请各位大家不吝赐教。
原文：始祖大能公遗文
能，肇自吴西吉安之太和十五都龙头冲银圳上兆麟公后裔也手举牌印刷。于元至正四年八月十五吉，携带子媳四人，卜宅是地双江口。值血流蹂躏之秋，遇坦荡光天之地，正《诗》所谓“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回思父母邦形，虽可喜实可悲也！但天下一家，能虽为吴省遗民，亦可作楚中赤子。避难择居，就处此邦，标定田山，力竭垦开，厥后子孙世守乐土而安居，勿徒谓先人之偷安图存，而不念先人之披戴劳劳也。
1手举牌印刷，“能”：
这个“能”字是班名手举牌印刷？还是大能公自己的姓名里的名？
因为古人自称以名，称人以字手举牌印刷。古人幼年时由父母命名，供长辈呼唤。是男子20岁（成人）举行加冠礼时取字，女子15岁许嫁举行笄（jī）礼时取字，以表示对本人尊重或供朋友称呼。而直称姓名者大致有三种情况，①自称姓名或名。如“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②用于介绍或作传。如“遂与鲁肃俱诣孙权”，“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③称所厌恶、所轻视的人。如“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
但据至奇公房下宗仔开派寓居于湘乡的中湘山塘王氏族谱载，大能公字有财，号若拙手举牌印刷。另查成书于清同治年间即1874年的《湘乡县志》已载有“王大能”的字样。
按理说，本篇遗文属传记性质，且官方县志中又有“王大能”的名讳，“能”应该就是大能公的姓名了？那么我们的族谱就是直接用姓名代替班名了？而成谱于1873年的中湘山塘谱 (略晚于我们二修），他的字号又是依据哪里来的？或许是我们神龙不见首尾的《合族草本》？是初修前辈基于某个原因而故意删掉了这些信息？至于是否是后者，那么就很有必要日后从实物考证了手举牌印刷。
2手举牌印刷，吴西，吴省：
江西古名叫什么？汉高帝初年（约于公元前202年），时设豫章郡（赣江原称豫章江），郡治南昌，下辖18县，分布地域与后来的江西省区大致相当手举牌印刷。汉武帝时划全国为13个监察区，称13部州，此时的江西属杨州部。莽新的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将豫章郡易名九江郡。东汉、三国、晋、南北朝，以郡名则为豫章，以郡治所名则为南昌。隋开皇九年（589）罢豫章郡置洪州，治南昌县。唐至德元年（756），豫章郡名改称章郡。唐朝贞观年间，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设置了江南道，公元733年唐玄宗又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江南东道历经演变，现在已是江苏安徽两省；江南西道则以江西之名延续了下来，进而也逐渐取代了“豫章”作为江西地区的行政名称。
元朝开始确立行中书省制度（简称行省，不是“省”！）手举牌印刷。江西行省辖区大于今江西省区。除包括了今江西绝大部分地区外（原江西东北地区隶属于江浙行省）和今广东省的大部分。到了后期如清代，文人阶层一般喜欢称雅称江西为“豫章”，如我族《源流存疑》一文中的“豫章梓人”。
在元、明、清三代把江西简称为“吴西”或“吴省”的很少见手举牌印刷。吴，一般是指中国东部江浙地区文化的统称，包括浙北、苏南的环太湖地区及上海全境。“吴头楚尾”，则指今江西北部，因为春秋时它是吴、楚两国交界的地方，处于吴地长江的上游，楚地长江的下游，或可代指整个江西。另外，三国之吴与五代十国时由杨行密（852年-905年）建立的吴国都包含了江西。今天的江西确实是处于这吴的西部，据考证，江西没有人认为曾被简称为“吴西”或“吴省”，但江西以西的省份，如四川就有大量清朝谱牒文献习惯称江西为吴西。
3手举牌印刷，吉安之太和十五都龙头冲银圳上：
元代是设有“吉安路”“太和州”手举牌印刷。《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云，元贞元年（1295年）四月，“升江南平阳等县为州，以户为差，户至四万、五万者为下州，五万至十万者为中州，下州官五员，中州六员。凡为中州者二十八，下州者十五”。元贞元年太和县升州后，称太和州，以户口不及五万，为下州。
“十五都”：“都”“图”是明清乃至民国时期通行于南方地区的乡村组织单位手举牌印刷。“都”发端于北宋保甲制度，“图”在南宋已有萌芽，元代的史料无记载，可能只是地方官处理本地事务的一种简便方法。另有一说，元初改宋“乡、里”为“都、图”，设置和推广都图制， “图”原为征收赋税的田亩图，“都”为总田亩图，都图制的推行反映了统治者对赋税征收的重视。
明初坊改为厢，乡分为都，都再分图(图又称里)手举牌印刷。“都”“图”在明初已制度化，成为黄册里甲制度的编制。其中，太和全县共划分为6个乡，从东至西依次为：仁善乡、仙槎乡、云亭乡、千秋乡、信实乡和高行乡。6个乡再分为70个都，按数字顺序命名，县城位于四十五都，城内分为东西两厢。此后历明清两朝，除有少量的图有增减外，沿袭未变。其中仙槎乡辖九至十八都，其范围为今天的灌溪镇、中龙乡、小龙镇。引用自：《泰和县志》清光绪四年刊本，卷二舆地志；《泰和县志》清道光六年刊本，卷四舆地志；《泰和县志》清乾隆十八年刊本，卷二舆地志。
因此，吉安=吉安路，太和=太和州，十五都=仙槎乡（为今天的灌溪镇、中龙乡、小龙镇），龙头冲=龙头冲村（或龙头村）？银圳上=双江口？（此处“=”相当“类似于”）但经查阅《泰和县志》及《泰和县地名志》两书，都没有“龙头冲或龙头村“以及“银圳上”等字样手举牌印刷。
一般说来，随着朝代的更替，较大的地名，如省、县、村一级，名称与地域变化都较大，各朝各代的名字都不一样手举牌印刷。而比村更小一级的小地方名，因口口相传，变化比较少了。查“高德地图”，在古仙槎乡范围内能找到若干个“龙头村”，其中有“吉安市万安县枧头镇龙头畲族村”与“吉安市永丰县中村乡龙头村”比较类似，是不是因为地名变迁，这个“龙头冲银圳上”在古代属于太和的邻县或万安县或永丰县了？得在实地考查看这两个村有没有类似“银圳上“这样的小地名了。
这里“吉安之太和十五都龙头冲银圳上”说的是大能公迁出的地点手举牌印刷。
据考证湖南省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入共有四次手举牌印刷。
第一次为五代十国之际的后唐同光二年（924年），移民多自吉安府徙来，迁入地多为湘中、湘东手举牌印刷。
第二次为宋熙宁五年（北宋1072年）开梅山置新化、安化二县后，于元丰年间（1078-1085年），政府组织移民，多自吉安府徙来，迁入地主要为湘中新化、安化、湘乡、邵阳等地手举牌印刷。
第三次为明初大移民又称明朝大移民、明初洪洞大移民、洪武大移民、大槐树移民、洪洞大槐树移民等，指是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十余年间政府组织八次大规模移民手举牌印刷。因元末战乱之后江山已是遍地疮痍，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多是无人之地。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迁移。在北方，明朝政府先后数次从山西的平阳、潞州、泽州、汾州等地，中经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处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后，向全国广大地区移民。在南方，即著名的“江西填湖广”了。移民来自赣中、赣北、赣东各处，其中以吉安府为最，迁入地为湘中、湘南、湘北各县。
第四次为清顺治至乾隆年间，为躲避填川，赣、闽、粤三省交界处客家人向临近之湘东、赣北、粤北、广西等处的自发迁徙，迁入湖南则以湘东平江、浏阳、醴陵、茶陵、炎陵、汝城、资兴等县为多手举牌印刷。
因此从时间范围上看手举牌印刷，大能公迁湘不是上面那第三次政府招诱、征派的被 “强迫”移民，而是零散的自发移民！
至于迁出地点，据考证，自后唐同光移民后，宋熙宁元丰间与明朝初年两次政府组织的移民，以及历史各个时期的自发移民，其来源于江西吉安一府尤以泰和县者，徙来湘省后，为与先到者攀老乡，求庇护，莫不皆遵前法，列籍为泰和县早禾渡圳上等，并相沿成习手举牌印刷。而徙自赣北南昌、筠州、江州等郡者，各列明出处，而无此结棚合众现象。同时观乎各族之迁徙时代，凡注明出处为江西泰和圳上之氏族，一般迁徙之年早于明洪武初年。明洪武以后徙来各族，其谱载原籍、迁徙缘由、迁徙年代较之前者更为明确，可信度更高，且少见有出自泰和圳上者。究其缘由，我省境内各族始修族谱之风自明中叶肇端，至清道咸间，各族俱已完成家乘始编。是故，徙来之时距创修族谱之时愈短，家族记忆愈明确，原籍居址记载亦愈明了。(注)
因此遗文中所述，大能公自“元至正四年八月十五”——时间早于明洪武初年，因此来自“吴西吉安之太和十五都龙头冲银圳上”，可信度又不甚高了手举牌印刷。但如能根据上文分析，找到“银圳上”又是另一说了。因此《源流存疑》说“由是以观，不惟筱坡谱所载可疑，即遗文所载亦未可尽信也。”我在这里也姑且疑之，尽管与《存疑》一文的存疑原因不一。
注：来源自凌老二的凤凰博客《湖南省氏族族谱中的早禾渡、圳上、鹅颈大丘等地名考》
4手举牌印刷，兆麟公：
我族初修族谱时之所以上接筱陂谱的世系图，是因为前辈根据“大能公遗文”有这个“兆麟”，听说“豫章梓人“即从江西过来以雕版印刷为业的木匠师傅带来的一套筱陂谱，上面找到了“兆林”这个人，是“以和公”的字手举牌印刷。（按古人习惯“自称以名，称人以字”，这点没错。）但这个世系图续修时为了慎重删掉了，三修时为了让后人考证又加上去的。——见三修谱“凡例”，“初修所登宗派图，据吉水筱陂谱而作。续辑删之，盖慎之也。此次据《新唐书》《晋书》略加审定，氏族源流尚存梗概，故仍载于卷首，俾阅者得以考焉。”
但这样一个雕版刻谱为业的木匠，他要改动哪一页，是分分钟的事手举牌印刷。他这种作假手法和当年同时期在云贵川一带专门给人造假作假谱的王锡梅的手法如出一辙！
注：王锡梅，1802年生，四川省重庆府人手举牌印刷。他利用咸丰年间各移民家族兴谱热、兴谱急的心理，搜集了部分姓氏的踪由情况，胡编乱造了什么荣、华、富、贵、龙、虎、凤、麟八大房，招摇撞骗，以每本族谱50两白银的造价编谱，将“居插旗山与仁怀县”的王天虎这顶帽子，分别给原仁怀县范围内仁怀、习水、赤水数十家王家戴上，说进入遵义仁怀来源不同的数十家王家始祖都是同一个人“王天虎”所生，并提示各修谱家族，相邻的王姓可能是“本地王”，你们不要外传该谱，防止有人倒卖族谱。被骗的各王姓家族，各自死死抱着这本圣谱，互不通融，甚至还相互攻击，致各王姓子孙以此谱为荣二百年没再寻根问祖，贻误了各姓寻根问祖的时间，不仅造成各姓严重的精神痛苦（仍有不少人还以此谱为荣），严重歪曲、揽乱了遵义地方历史及各姓家史。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去江西复印筱陂谱时，（宗亲王依份先后复印了两套不同的版本），怎么也找不到“兆林”这两个字！“以和”倒是看到了手举牌印刷。现在姑且不论“麟”与“林”是两个不同的字，按理说，现在我们复印的筱陂谱应该成谱晚于“豫章梓人”带来的老谱，而新谱的人名谱是应该完全传承老谱的，为什么初修时在那木匠师傅那本谱上能看到“以和字兆林”，而现在我们却看不到了呢？那么我们只能解释为当初那个木匠带过来的谱是独一无二的“假谱”！后来筱陂王氏续修谱时也没有看到“以和字兆林”“至正间迁湘乡”等这些字样，或者不认可这码事。
因此手举牌印刷，单凭这个“兆麟”或“兆林”论，江西庐陵王氏分支-筱陂王氏与我们梽木双江王氏并无关联，是那些谱匠们以“收族”为目的制作假谱，把我们这一支收过去了而已！
5手举牌印刷，后裔，携带子媳四人：
后裔，即后代子孙手举牌印刷。《源流存疑》一文中指出，后代子孙可以是指儿子，也可以是孙子或重孙子等。但那个或许存在的筱陂谱上直接标注为儿子。但本遗文自述大能公为兆麟公的后代，没有具体说是他与兆麟公相隔几代。因此初修前辈说本遗文或筱陂谱都不太可信。
根据《源流存疑》所引用的《合族草本》，必继公出生于大德乙未（应为元贞乙未即1295），重贤公出生于皇庆壬子（1312年），源中公生于天定丁卯（天定应是泰定之误，天定丁卯即1327年），源正公生于至正庚寅（1350年）手举牌印刷。据此，大能公迁湘时就应该有了“大必重源”四代。当是时，必继公49岁，源中公也有17岁了。据此推算源中公不是出生在梽木山的双江口，其时其父重贤公15岁。源正公是大能公迁湘1344年的6年后才出生，其时重贤公38岁。
因此在这支迁湘的队伍里，不是出生在梽木山的四个男的是：至少64岁的大能公、49岁的儿子必继公、32岁的孙子重贤公、17岁的重孙源中公手举牌印刷。
而故老口口相传必继公又称为斗雷太公，术法流传广远，且“五雷掌”神通广大，传说很多！从这事来看，必继公应该在这支队伍里且成功地到了咱们梽木山手举牌印刷。
重贤公迁湘前生了源中公，迁湘6年后又生了源正公手举牌印刷。因此重贤公应该也成功地到了梽木山。
至于源中公在梽木山发了“有”字辈一大堆人，那么他也肯定成功到了梽木山手举牌印刷。
由是观手举牌印刷，这支迁湘队伍里的四个男的都在！
女的呢？比较复杂手举牌印刷。因为在危机四伏的迁徙路上，女性随时都有可能成为牺牲品！
据现在的谱载，大能公的配偶为贺氏与肖、氏二人，但必继公并不在这两人名下，即初修时也不能确定必继公的生母是谁，应该不是贺、肖二人手举牌印刷。否则就会像必继公的刘氏那样，子二：贤、宣全记挂在她名下了。同时贺、肖两人是合葬。是故据此推测，要么贺、肖两人为本地人，因为贺、肖两姓为本地大姓，如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在定胜渡原址由该镇肖、龚、彭、李、贺、谢、唐七姓集资修建了定胜桥，即现在的永丰老桥；要么贺肖两人之墓极有可能是衣冠冢，或学“客家人”的拾骨葬也不一定；因古人不断迁徙时,不忍心抛弃故人，便将其遗骨用“骨甏”带到新住地二次埋葬——这就是“二次拾骨葬”的滥觞。
同理必继公之妻、重贤公之生母刘氏生有二子贤、宣，但重宣公失考，同时迁湘后未载其生育，据此，估计二世刘氏之墓也有可能是衣冠冢或拾骨葬，但文献缺乏，不敢断定手举牌印刷。
但重贤公只配有一妻刘氏，并生有子四：中、正、通、宝手举牌印刷。迁湘6年后源正公与迁湘前的源中公为同一母亲所生，即生于外地的源中公与生于湖湘的源正公的母亲为同一女子。因此，“孙媳”刘氏应该是外地过来的。即为遗文中所说“子媳四人”中的“媳”是“孙媳”，而不是“儿媳”刘氏。（尽管古人称子女为“息”，子妇故称“息妇”，后写为“媳”，指“儿子的妻子”。）
综上手举牌印刷，在1344年来到咱们梽木双江口这块“乐土”的应该有五人，其中女的是重贤公之妻刘氏，“子媳四人”是大能公他“带着”四人，包括儿子、孙子及孙媳与重孙子，这四人没包括他自己！
但是手举牌印刷！
据《合族草本》残页手举牌印刷，其出处从篇首题头诗可知，“族孙有志上西川，求我抄书姓氏篇”，里面写到：
始祖公，王大能，字？江，原命生于元朝至元五年壬午岁（1282-至元19年）四月十二日丑时生，享年六十七岁，没于本朝至正八年戊子（1348）岁八月初一日亥时去世，就取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安葬本邑六十三都地老鸦塘殿门前山内立坟手举牌印刷。
始祖婆，贺氏，号雪娘，生于元朝至元十八年己丑（1289）岁十月初十日辛时生，享寿五十九岁，亡于至正七年丁亥（1347）岁八月二十七日戌时去世，取本年九月二十日午时安厝地名天明观后山内，未山丑向手举牌印刷。
二祖公，王必继，法名斗雷，原命生于元朝大德二年（1295，应为元贞1年）乙未岁二月十二日未时生，享年六十七岁，亡于至正二十一年辛丑（1361）岁八月初六日未时，在江口去世，XX二十二年壬寅岁（1362）九月十八日子时安厝彭家凹壇山塘尾田心山内，庚山甲向兼地支三分立坟手举牌印刷。
二祖婆，萧氏，名晚娘，生于元朝大德三年丙申岁（元贞2年1296）正月初二日子时生，享寿六十八岁，亡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癸卯岁七月十六日亥时，在江口去世，取本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卯时安厝地名XX山下，庚山甲向立坟手举牌印刷。
如是，现谱、遗文、草本三者就矛盾重重了！现在我们手中的族谱，“草本”上的二祖婆萧氏变成了始祖大能公的夫人（先不论其生卒年月），而始祖婆贺氏也在迁湘三年后就去世了！如果贺氏是本地人，那么她只和大能公只生活了这么短短三年？似不合常情手举牌印刷。但如果她俩是随外迁队伍到了梽木山，那么“子媳四人”就更不可理解了，哪怕这个“媳”包含了”媳妇、儿媳、孙媳”，但完全不止“四人“了啊！1722年我们宗祠就建好了，但27年后到1749初修才成谱。初修的前辈们在这中间讨论了些什么，又依据什么或基于什么，要完全舍弃这本花了好大力气才从“西川“抄过来的”姓氏篇“？ 呜呼！
6手举牌印刷，元至正四年，血流蹂躏之秋，
这元至正四年说的是大能公到达梽木山的时间，是1344年手举牌印刷。这个日期被各种资料到处引用，所有引用的出处都指向本遗文。
至正（1341 - 1368）是元惠宗顺帝的第三个年号手举牌印刷。元朝（1271—1368），历时九十八年。1278年12月文天祥在江西坚持近4年的抗元斗争完全失败，1279年（至元十六年），元军在崖山海战消灭南宋，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中国的南北对峙、五六个民族政权长期并存的分裂和战乱局面。 之后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元成宗停止对外战争，专力整顿国内军政。因此在元朝中期，社会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缓和，进入了元朝发展的中期。1340年，元顺帝实施“至正新政”，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那时大规模的兵火战乱已过去好几十年了，元末各族人民的大起义于这个时候还只是在酝酿之中而已。
因此说大能公迁湘时手举牌印刷，“血流蹂躏之秋”不知从何谈起！他说的“避难”避的绝不是兵火之难！
7手举牌印刷，避难：
古人的迁徙原因，从主观上讲，大体离不开如下两种：1，官府行为，强迁或诱迁手举牌印刷。2，个人行为，逃难即流民。从客观上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个人认为其原因离不开其三，一为天灾，二为人祸，三为自取。天灾，即各种自然灾害如水、旱、冰、震、瘟疫之类，非人力难以控制；人祸，包括官府苛役、兵火绵绵以及强盗抢掠等这些外在的人为因素；自取，包括自身因素，如负债而逃，以及某些不能为当地世俗所容的个人行为等。
大能公迁到我们这里手举牌印刷，据前文所述不是兵火，那么是因灾逃难吗？考察江西、湖南两地在元朝时的灾荒流民史，我们发现，1344年前后比较大的灾荒大略如下：
1，在元代江西的灾荒记录较为详尽，以大能公暂定出生于1280年论，他如在吉州能遇到的灾荒有：1295年饥疫，1296年蝗，1306年饥，1315年饥，1324年水饥，1329年饥旱，1330年饥，1334年水饥，1338年水，1353年旱，1354年饥霖疫手举牌印刷。在元代，从灾荒的频度与严重程度来看，相对其他地方，无论全国还是江西本省，吉州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福地！但据其他文献考证，赋税相对是重一些。
2手举牌印刷，湖南元代的灾荒记录，因古地名的原因，在《湖南通史》《嘉靖长沙府志》中辨别灾荒发生的地域委实不易，而《湘乡县志》对元代灾荒记述似又过简，现结合相关“兵灾志”及湘乡各知州的政绩罗列一二如下：
●张思敬，洛阳人，大德中（1297-1307）知湘乡州，兴学劝农，鉏豪恤弱，桥梁道路缮理一新，而不劳民力手举牌印刷。大德三年（1299）五月多地大旱！并引起疫疠，因水旱疫疠流徙死亡，止存七千有余（户）。成于此时的元杂剧《窦娥冤》发出三桩夙愿，其一为楚州亢旱三年，除东海孝妇之事外，这就是其创作的现实基础。1305年七月潭、衡、郴、雷等诸郡饥。1307年湖广、江西、河南、两淮属郡饥。
●杨处仁，冠州人，皇庆间（1312 - 1313）知州事，下车首停荒田之税，兴学劝民，越三月，讼简狱空，历年逋赋不追而足，流农皆复业焉手举牌印刷。田野讴歌，代去民爱慕不已。
●延佑四年（1317）丁巳，知州贺弼祷雨于铜坑手举牌印刷。泰定元年（1324年）甲子秋八月潭州十二州县饥。（1331年衡州路属县比岁旱蝗，仍大水，民食草木殆尽，又疫疠，死者十九。）元统二年（1334年）甲戌旱，自三月不雨至八月，州判官（秩正八品，协助知州、同知处理政务）夏观增祷雨于铜坑。1341年正月湖南诸路饥，元朝粜米189076石救灾。
●王文彪，宇君采，建德人（今浙江杭州西），至正间知湘乡州，伸寃抑强，士庶仰之如父母，奸点畏之如雷霆，亷介之名振骇湖湘手举牌印刷。元至正甲午（1354年）四月江西、湖广大饥，民疫疠者众。人皆采芘子、蕨根、芒麻根食。谷1升值银1两。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时, 湘潭、湘乡一带曾纷纷响应, 至正八年 (1348年)湘乡人起来, 杀了知州王文彪, 至正十二年(1352年) , 易华起义。
综上，以大能公的“出处”吉安路论，1344年风平浪静，之前的1334年/1338年有两次大水，或未造成饥荒，但或许也是他流徙的客观原因手举牌印刷。而其“落担处”的湘乡1334年大旱，1341年饥荒。这个时候不论江西还是湖南到处都叫“饿”！
元代，流民常达全体居民的1/3以上手举牌印刷。农民“劳筋苦骨，终岁勤劳，丰年不免于冻馁……里胥乡吏，早督暮逼,丝银之未足，两税之悬欠，课程之未纳，和雇和买造作之未办，百色横敛，急于星火。糠秕藜藿，百结而不能自恤”。在这种情况下，全家只好相聚“而谋曰：今日尚矣，明日将如何矣。吾血肉不堪以充赋税，吾老幼不足以供赁佣，与其闭口而死，曷若苟延岁月以逃！”这番话，道出了苛政暴敛与户口逃亡之间的关系。
部分自耕农民破产流亡后，历代统治者为确保其经济利益，往往采取“摊逃”政策，即将流亡农民的赋役负担转嫁到尚未破产逃亡者的身上，未逃亡的农民也被迫走上逃亡之路手举牌印刷。
南方的佃农，相对来说，受政府控制较弱，一有天灾人祸，他们便弃家流亡，另觅安身立命之处手举牌印刷。当时江南出现了汉族地主与蒙古贵族相互勾结又相互竞争的土地兼并局面。出现了“江南富户侵占民田，以致贫者流离转徙”的悲惨结果。如王文彪知湘乡州时曾上疏：“田政久不理，大家与吏胥并缘为奸利，诡匿其税额，以避徭役，而受役者多闾阊左之民。公为括其实，俾其陈毋有隐，即有隐没，田入官。既得其实，乃定著于籍，用为赋役之差，富贫以均，民心悦服”（《王公行状》《王忠文公集》卷二二）。
官府为了控制流民生成，其手段之一就是强化户籍管理手举牌印刷。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相当严密，自愿自发性的移民受到限制。户籍登记时将家庭人口、土地及相关情况登记在册，即“入籍”。国家要征兵、征税，得有对象，对象的基本情况要有个数。有了户籍，有了保甲制度后，就不会让居民随便离开。有人逃亡，保长、甲长就倒霉了，他得承担连坐的职责。也有特殊情况，比如整个区域受灾了，也不能看着居民白白死去，于是朝廷会临时放关。 这叫“就食”“趋熟”。正常年月里，如果居民要离开居住地，还要申请通行证件，不然关卡过不了。这就可以解释流民为什么要往山里走，是因为那里没有关卡，有可乘之机。
这些无奈之民，有的在饱尝流离之苦后返归原乡，有的则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手举牌印刷。一是成为“流庸”，即“去其本乡而行为人庸作”，他们又被称为“客户”。这种“远徙他所，废主户为客户，分耘人田”的情况至为普遍。二是流向边远地区开山垦植。三是沦为无业游民。四是“啸聚山林”。
元朝政府对流民处置一般是遣返复业安置手举牌印刷。“五月甲子，遣官分护流民还乡，仍禁聚至千人者杖一百。癸酉，籍在京流民废疾者，给粮遣还。” “诸被灾流民，有司招谕复业。其年深不能复业及失所在者，蠲其赋。辄抑民包纳者，从台宪官纠之。” 1261年忽必烈发布诏书“今后有能安集百姓，招诱逃户比之上年增添户口，差发办集各道宣抚司关部申省别加迁赏；如不能安集百姓，招诱逃户，则比之上年户口减损，差发不办，定加罪黜。” 将招诱逃户与地方官的政绩挂钩！
元代相对湘乡而言，皇庆（1312）时知州杨处仁一到任就停荒田之税，流亡在外的流民纷纷返回，以前的旧赋也不要补缴了，因此“流民皆复业焉”手举牌印刷。这一惠政为杨处仁这位知州在湘乡历史上赢得了很不错的令名。而自延佑四年（1317）之后的湘乡知州，他们的政绩里没有劝农垦荒、招诱逃户之类，就说明了当时这一带的荒地都已开发得差不多了。如有流民不能回老家复业也只能作“客户”代耘人田。
8手举牌印刷，“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出自《诗经》手举牌印刷，先秦的《国风·魏风·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手举牌印刷。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手举牌印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手举牌印刷。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注释：女，通“汝“，你手举牌印刷。 爰[yuán]：疑问代词，何处；哪里。
翻译：大老鼠呀大老鼠，不要吃我种的黍！多年辛苦养活你，我的生活你不顾手举牌印刷。发誓从此离开你，到那理想新乐土。新乐土呀，新乐土，才是我安居的好去处！…………（后略）
在元朝的统治下，作为第四等人的汉人地位非常低下，汉人当兵则不许充宿卫，当官往往只能做副贰手举牌印刷。要想读点书，得有个基本不错的家境吧？因此遗文能引用《诗经》“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就说明大能公曾经家境应该不错，应该读了点诗书。普通人家天天只想着怎么解决肚子问题，能学别人哼几句《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就非常不错了，《诗经》是什么鬼？而且在大能公生活的年代，元朝废除了科举制度，断送了各位读书士人登高第、做大官的美梦，到延祐二年(1315)元朝才终于恢复议论屡兴屡息的科举，但这个时候大能公的孙子重贤公都出生了。
又传说大能公是一位风水师手举牌印刷。元朝阴阳学人有较高的地位，如至元七年（1270年）刘秉忠奏请选试阴阳户，至元十三年（1276）再次选试，“如委通阴阳科目文书底人，免本身差役”。元下江南之初，将通晓阴阳者与儒医僧道等一并视为人才，大力搜求。至元十三年（1276）二月对江南新附之地颁布的诏书中有“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阴阳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闻”，“卜筮”和“通晓阴阳历数”者在访求之列。到四月“行江西都元帅宋都带以应诏儒生、医、卜士郑梦得等六人进，敕隶秘书监”。此后江西设立阴阳户籍，1291年六月，依照儒学医学体例收录通晓阴阳之人，并在各路设立阴阳学校，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延祐（1314-1320年）初，阴阳学从路（目前仅知龙兴、抚州二路设有）扩展到府、州，设教授、学正、学录等学官，其生员以阴阳户子弟为主。学习“三元经书”和各类天文历算书籍。学校归中央集贤院总辖。江西是盛行风水、占卜的地区之一，许多儒士也精通此道，在科举停废期间，一些儒士转攻天文、历算、地理诸书，以之作为谋生手段。
作为一名风水师手举牌印刷，在元朝有着曾经读书士人一般的社会地位，大能公按理应该能在江西本地过得下去啊，不应该外迁啊？难道是一介读书士人为了谋生借冒风水师？
一个60多岁的老头子，走了遥遥800多里，爬过高大巍峨连绵不绝横亘在湘赣边境的云霄山脉，躲过虎豹之类的凶兽（那个时代这些玩意是很常见的！），在乱得不能再乱的乱世，从江西吉安来到咱们梽木山，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老人下个这么大的决心，携子将雏举家逃向福祸未知的湖广？真不敢相像！大能公落担咱们梽木山的1344年时就有62岁了啊手举牌印刷。
9手举牌印刷，标定田山：
标定田山一说，以清朝安徽省东南的广德县较为有名手举牌印刷。清王朝为维持其封建统治，在国内战争后也想到恢复农业生产，主张“善后要政，莫急于垦荒”，“欲复元气，首重农功”。各地州县设置劝农局，筹措“招集流亡，垦辟田亩”事宜。广德从同治五年到光绪五年（1866-1879年），十四年时间，人口增至129548人，其中土民仅有19981人，客民竟达109567人，垦熟田450753亩。清王朝鼓励移民垦荒，给予优厚条件，如“插标划田，立界为山”（无主田山，移民自行划分，具册呈报领凭，即为已产），“据室为家”（凡有空屋，移民即可居住，亦有产权）等。
能标定田山，要么这一带荒无人烟，否则容易会引发“土客之争”，与当地土著发生冲突手举牌印刷。据“遗文”所述大能公自至正四年即1344年来湘，标定田山，力竭垦开。但当初这一带有人吗？
咱先不论自后唐同光年间来到这里的白马贺氏，毕竟白马田塅离梽木山也有好几里路远了手举牌印刷。为了寻找大能公来到梽木山之前的原住民，笔者找了很长一段时间，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本地大部分大姓都自述迁自明初洪武年间，晚于大能公迁湘，如“高冲彭氏”、“坪壤彭氏”、“十竹陈氏”等。直到今年初才查到湘乡测水江氏族谱，据其谱载：
江氏始迁湘乡祖江丰礼，名兴祖，字六云，吏部侍郎，宋德祐元年（1275）因元兵之乱，自江西泰和县挈眷来湘，卜居测水、牢田手举牌印刷。子一德、一和、一春。
1，德公，字君广，号大郞，元至大元年戊申（1308）九月初一日寅时生，年七十三，明洪武十四年辛酉（1381）正月初六日寅时殁，葬今三十都会龙洲石牌头，乾山巽向手举牌印刷。开籍测水、山田、大江边、盘古塘、涵溪巡司等处。子四：必大、必达、必炽、必昌。
2，和公，号仁广，元至大三年庚戌（1310）六月十八日巳时生，年六十九，明洪武八年乙卯（1375）二月初十日巳时殁，葬今三十都蛛丝潭庙山，子山午向手举牌印刷。开籍种塘、牢田、佘湖桥、黄龙桥等处。子一：必明。
3，春公，失传手举牌印刷。元皇庆二年癸丑（1313）五月初五辰时生。
先不论江氏极有可能就是梅山蛮的后裔，即正儿八经的土著手举牌印刷。至少从他们的“信史”族谱所载诸人的详尽生卒日期来看，他们比大能公早很久就来到了这里，生活的中心地带在现在的龙须冲江家大屋，辐射至周边包括大能公的“落担处”岂石塘、江子塘、盘古塘等处，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梽木双江王氏生活的中心地带。
曾有人考证，在宋代大部分地区的开发还没有完成手举牌印刷。而到明代南方地区就已进入全面开发阶段，未开发荒地已经不多了。自唐僖宗光启二年（886年）“梅山蛮”族称首次出现在各类史籍，到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开梅山”才建安化、新化2县。湘乡县与其地域相邻，开发较早的是县域北部即今天的湘潭、湘乡一带，南部双峰一带史籍记载很少，应该开发较晚，之前应该就属“梅山蛮地”，“开梅山”前后由于封建王朝也多次对瑶人进行围剿，通过战争或用民族和解办法，使瑶人控制的梅山地域逐渐缩小，梅山蛮人逐渐退出，我们这一带就成了汉蛮交错的区域了。
这可从口口相传的地名可以印证，比如“苏公田塅”，说明这一带曾是姓苏的，而湖南湘中地区的苏姓就是梅山蛮姓，如梅山蛮中的四大梅王，扶汉阳、苏方、向瑰、梅四保与梅山神张五郎；又如“盘古塘”，湖南省文联研究员、神话学者龙海清认为：大量的田野调查发现，凡是有盘古文化遗存的地方，都与苗瑶古代先民曾经活动过或迁徙经过的地方有所关联手举牌印刷。而梅山蛮就是苗瑶之属。
背井离乡的流民成为“流庸”后，即“去其本乡而行为人庸作”，他们又被称为“客户”手举牌印刷。在元代这种“远徙他所，废主户为客户，分耘人田”的情况至为普遍。因有土地所有权问题，他虽然在这个地方待了很多年了，但没有土地，仍叫“客户”，主户是有土地的，会拥有大量收成，也有赋税承担的。外来的人怎么进入，如何获得户籍，如何开始自耕土地，这比较复杂，但肯定有这样一个需要花费较长时间的过程。
大能公在这个时候过来，肯定会遇上测水江氏之德、和、春三兄弟或他们的后代，可以标定田山吗？如有无主荒地可供他“力竭垦开”，那么后来大能公远葬天明观——远葬劳力破财，在那个年代他们刚刚流徙到一个陌生之地，积蓄多吗？舍得或有能力这么厚葬吗？要知道，这支外迁队伍，离开故乡应该不是一两年的事了，他们从吉安出发，踏上漫漫吉凶未卜的迁徙之旅，然后随机“落担”湘乡梽木山，他们一路上得散尽家财，甚至很有可能骨肉分离！二世必继公鼎鼎大名的斗雷法师葬在塘中间，三世、四世两代葬在河边沙洲上，——葬于河塘，水浸潮湿不利于尸身保持，除非石灰筑以糯米——这就很难理解了！我个人认为这是无地可葬或人家土著不许葬，至于什么风水宝地则是后人附会之说了手举牌印刷。
10，遇坦荡光天之地，……回思父母邦形，虽可喜实可悲也！……力竭垦开，厥后子孙世守乐土而安居，勿徒谓先人之偷安图存，而不念先人之披戴劳劳也手举牌印刷。
国人一向安土重迁手举牌印刷。除非迫不得已，无论是感情上还是在物质上，他们都是不会离开片生兹养兹并视若珍宝的土地的。古人心中的理想社会就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数，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元代有个叫胡祗遹的士大夫写了一篇《论逃户》，称“汉人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蚕绩而衣，凡所以养生者，不地著则不得也手举牌印刷。故安先世之田宅，服先畴之畎亩，守前人之世业，十世百世，非兵革易代，虏掠驱逐，则族坟墓恋乡土不忍移徙，此汉人之恒性，汉人之生理，古今不易者也。今也背乡井，弃世业，抛掷百器，远离亲戚姻娅，转徙东西南北而无定居，寄食于异乡异域，一去而不复返，此岂人之性也哉？是有不得已焉耳矣！” 将中国人为何“安土重迁”的原因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商品经济不发达手举牌印刷。对土里刨土里食的农民来说，土地、房屋、耕牛、农具就是家族、个人的宝贵财产。一旦离开了家乡，就意味着财产的抛弃。而传统的中国又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们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俗话说 “熟人好办事”！而离开了“熟人”投入“人生地不熟”的陌生世界，人们往往不知何去何从。
本遗文在这些话里，说：我到了这块美丽富饶的乐土之后，回过头来想念故乡的情形，虽然可喜，其实可悲！我在这里用尽全力开垦荒地，希望我的子孙后代们世世代代在这里安居乐业手举牌印刷。不要只说我这个先人背井离乡偷安图存，而不感恩我们披星戴月劳心劳力的开拓啊。
这些话，饱含了真挚的感情，因此“存疑”一文说它“言简意恳”，从这点上看，似乎有值得相信，有可取之处手举牌印刷。
本文结论
行文至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这篇《大能公遗文》疑似为清代某人（那个“豫章梓人”？）模仿大能公的口气而作的伪文！其目的或许是用以记载大能公的上辈为“龙头冲银圳上”的“兆麟公”，及到这里的时间“至正四年”，如是而已手举牌印刷。但作此文时缺乏严谨地论证，且与初修时各房族亲花费了好大力气编成的《合族草本》相矛盾。至于这三个关键信息的从何而来，为什么初修前辈要取此“遗文”而舍彼“合族草本”，我们实在无处考究！我们也无力证伪，因为如要证伪，则必须证明大能公是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过来的才行，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找到此类文献。
换句话说手举牌印刷，到今天，哪怕经过二修、三修、四修几百年几十代人的努力，今天的我们依然掉入了初修时那些前辈的困惑：大能公是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又在哪里？
——至满公房-定炒公派下昌龙手举牌印刷，整理于2019年4月
附：源流存疑（见乾谱）
孔子曰，吾犹及史之缺文也手举牌印刷。家有谱犹国有史，史氏有传疑一例，家谱何独不然？
吾梽木王氏始自大能公，相传元至正间来自吴之吉州，今四百有余岁，谱无成书手举牌印刷。
乾隆丁卯冬，议修族谱，征取合谱草本，稽之莫详手举牌印刷。所自仅存大能公遗文一篇，虽不知藏自何家，传自何人家，皆手录，取而读之，言简意恳，其文似有足信者，中载来自吴太和邑银圳上兆麟。
迨戊辰春豫章梓人携来吉水筱陂王氏族谱，查系图，内书以和字兆林者，生子一大能，于元至正间徙湖广湘乡，与大能公遗文颇相符手举牌印刷。族共商即筱陂谱所载作宗派图。
窃疑之，太和、吉水异县也，兆林、兆麟异字也，且遗文云兆麟者，未知其为讳为字，于大能公为何人也？后裔云者，或属鼻祖、远祖之称，亦未可知手举牌印刷。筱陂谱直注为大能公父，其信然耶？
又云元至正四年因避乱迁湘，按元史，至正系顺帝纪元之号，所云避乱与年号无可疑手举牌印刷。而按合族草本，必继公生于大德乙未，重贤公生于皇庆壬子，源中公生于天定丁卯，源正公生于至正庚寅。是大能公迁湘时已有四世，而遗文所谓携带子息四人不及重贤公暨中正两公，筱陂谱所载生子一大能，并不及必继公。据遗文则遗二世，据筱坡谱则遗三世，由是以观，不惟筱坡谱所载可疑，即遗文所载亦未可尽信也。要之兵火屡经，文献不能深覆其源委。吾谓梽木王氏出于吴之吉州明矣，其详不可得闻也。今辑兹谱，惟断自大能公，前概从缺，使知吾家乘所载传，其可信，终不敢冒祖他人而自诬其先祖，存疑于此，以俟后之考核，云。
译文：
孔子说，我还能够看到史书有存疑的地方手举牌印刷。一个家族有自己的家谱，就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史书一样。举国之力修成的史书尚且都有存疑的先例，家谱不也是同样的吗？
我们梽木王氏是从大能公开派，相传元朝至正年间从江西的吉州而来，到现在已经有四百多年了，一直没有编就族谱手举牌印刷。
到了乾隆丁卯（1747年）冬天，大伙讨论说要修族谱手举牌印刷。向全族人征取修谱的资料，编成一个脉谱草稿即合族草本之后，仔细稽查考究，不能得到其详细，在那里仅存《大能公遗文》一篇，虽然不知道是谁收藏的，是从谁家里流传下来的，那些文字都是手写体。我把它拿过来仔细阅读后，感觉它文字精简，文中蕴含的感情非常恳切，这篇遗文似乎有足够可信之处。其中记载大能公来自吴地太和县银圳上一个叫兆麟的人。
等到戊辰年（1748）的春季，江西一个印刷业的刻版木匠带来一本筱陂王氏的族谱，查看里面的世系图，里面写有一个名叫“以和”字“兆林”的人，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大能”，在元朝正正年间迁徙到了湖广湘乡，和《大能公遗文》很相符手举牌印刷。于是族众共同商议就以筱陂谱所记载的作出了我们的宗派图。
但我个人怀疑的是，“太和”、“吉水”是两个不同的县，“兆林”、“兆麟”是两个不同的字，而且《大能公遗文》里面这个“兆麟”，不知是他的名讳还是字号，又是大能公的什么人呢？说是后裔，可能是鼻祖或远祖的称呼，也不一定呢手举牌印刷。但筱陂谱就直接标注为大能公的父亲，这个可信吗？
又说元至正四年（1344年）因为战乱而迁徙到湖南手举牌印刷。查阅《元史》，至正是元顺帝纪元的年号，他所说的避乱与年号没有可疑的地方。而根据《合族草本》，必继公出生于大德乙未年间（1295年），重贤公出生于皇庆壬子（1312年），源中公生于天定丁卯（1327年），源正公生于至正庚寅（1350年）。据此，大能公迁湘时就应该有了四代，但据《遗文》所载的携带儿子媳妇四人，就没有涉及他的孙子重贤公与重孙子源中公、源正公了。筱陂谱所记载生了一个儿子大能，也并没有涉及到必继公。根据《遗文》就遗失了两代，而根据筱陂谱就遗失了三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不仅筱陂谱所记载的可疑，就是《大能公遗文》所记载的也未必可全信了。总之，经历了多年的兵火之后，文献资料不能全部涵盖其来龙去脉。我的观点是，梽木王氏源自江西吉州，这点是明确无误的，但要考究其中的详细经过那么就不可能有所听闻了。现在我们编辑了这本族谱，只到大能公为止，以上源流一概都从略，使大家知道我们的族谱所记载流传的是完全可信可靠的。终究不敢把别人冒充是我们的祖先，而自己捏造一个先祖。把我们的疑问记录在这里，以待后辈再来继续考证。
注：
1，乾谱：是指咱们的初修谱，因成谱于乾隆已巳(1749年)，所以简称为乾谱手举牌印刷。
2，梓人：zǐ 1.古代木工的一种手举牌印刷。专造乐器悬架、饮器和箭靶等。 2.泛指木工、建筑工匠。3.指印刷业的刻版工人。如三修谱封面标注：敦伦堂梓，即敦伦堂雕版印刷。
3，大德乙未：大德是元二世元成宗的年号，1297年-1307年，大德年间没有一个乙未年，只有一个元贞乙未即1295手举牌印刷。
4，天定丁卯：元六世元泰定帝年号泰定，共5年，从1324甲子至1328，天定应是泰定之误，天定丁卯即1327年手举牌印刷。
5，不及重贤公暨中正两公：有误！如依“遗文”所述迁湘于1344年，则源正公应生于迁湘之后手举牌印刷。
三修族谱《凡例二十条》民国元年1912
一，旧谱肇修于乾隆已巳，续辑于道光庚寅，规仿历代名谱程式，缕晰条分，尽美尽善手举牌印刷。此次三修，恪守成规，间有变通之处，亦因时制宜，非敢师心自用。
一，王氏系出太原，史册所载，代有伟人手举牌印刷。然世远年湮，究难征信。此次恪遵旧谱，惟奉大能公为双江族始祖，不及迁湘以前。
一，初修所登宗派图，据吉水筱陂谱而作，继辑删之，盖慎之也手举牌印刷。此次据《新唐书》、《晋书》略加审定氏族源流，尚存梗概，故仍载于卷首，俾阅者得以考焉。
注：梗概，指粗略、大概、大略的内容手举牌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