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书者在路上
■李辉
我爱旅行，也爱淘书，两者常常连为一体。这些年来，天南海北我到处旅行，每到一地，找到一两个旧书店或旧书摊，运气好，再偶有所获，旅行便顿时美妙无比了。
在我来说，淘书是一种乐趣，一种需要。我不藏书，更不奢望成为一个藏书家，只是根据自己研究专题的需要，或者仅仅出于好奇、出于对史料的热衷而淘书。个人档案，历次政治运动的表格，不热门的人的不热门的书，等等，许多很难受藏书家青睐的东西，常常在我选择之列。好在多一件是好事，少一件也不要紧，这样也就少了一份急切，或者非找到不可的那种痴迷。
在我来说，随意是很好的状态。旅行时我喜欢随意地漫步，淘书也如此。目的性与功利性不那么明确，淘书也就和旅行一样变得轻松自由，一切均随意而行。即便空手而返，也无所谓。穿行大街小巷寻找的过程，本身不也值得回味吗？
当然，略有收获，更能让人回想那一次的旅行。
郑州有一处类似北京潘家园的地方，星期六和星期天摆满旧书摊。这几年，每次到郑州，我都会去逛一逛。在那里，买到过一些旧书和旧杂志，与北京相比，价格较低。我曾计划写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文艺界，每遇到这一年的杂志，我多半会买下来。在郑州的地摊，我便找到了那一年的《美术》《文艺学习》《诗刊》等。
在郑州，最让我满足的则是淘到一本“文革”期间造反派印行的《送瘟神——全国111个文艺黑线人物示众》（1968年9月，北京）。这本书当年颇为流行，由中国文联批黑线小组编著，北京师范学院《文艺革命》编辑部出版。111个“文艺黑线人物”分为：文艺黑线头目、文学类、戏剧类、美术音乐及其他四类，另有附录“苏修文艺黑头目、黑干将”。刚看这本书的目录时，我曾奇怪，百余人的名单中，怎么没有胡风、丁玲的名字？看《编后》才明白编者的编辑体例。《编后》这样说：“曾经在全国范围公开批判过的反革命、老右派，如胡风、丁玲、冯雪峰一直到秦兆阳、刘绍棠、王蒙之流，这里不再‘示众’了。那些混进军队系统的文艺黑线人物亦不收录。”
这本书有一大特点，配有大量人物肖像漫画，虽以丑化为目的，但有些人物的漫像却画得颇为传神。我首先是冲着这些漫画才买下这本书的。价格并不贵，一番讨价还价，三十元成交，我不免喜出望外。这本书后来可派了大用场，一些人物的漫画像，如巴金、周扬、夏衍、田汉、赵丹等，成了我所出版的一些书中的插图，以此来展示他们在“文革”中是如何被丑化的。历史也就这样留下了特殊影象。
物有所值且能最终派上用场，是我这类淘书者的一大乐趣。
瑞典是我多次旅行的国家，斯德哥尔摩的好几家旧书店，每次我去都会在里面呆上几个小时。虽不识瑞典文，但翻阅老照片也是开心的事。
在瑞典，我对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欧洲的行程颇感兴趣。在友人引导下，我寻访当年康有为下榻过的饭店，浏览他买下来并在此旅居数年的小岛。汉学家马悦然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出任瑞典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时，与康有为的公子有交往，康公子曾手书一份康有为的《瑞典纪行》送给马悦然先生。马先生将此复印了一份送我，并希望我能就此写写一百年前的康有为的瑞典之行。我也曾有过这样的计划，按照康有为文中所写路线寻访，然后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写一本历史游记。遗憾的是忙于它事，此计划一直还是计划。
计划虽未实现，但在斯德哥尔摩旧书店里翻阅老画册，却成了那一日的内容。我淘到一本1900年的城市画册，正是康有为旅居瑞典期间的历史陈迹。老建筑，街景，风俗等，买下来，与康有为的游记对照着阅读，别有一种情趣。
旅行中逛旧书店旧书摊，缘分是很重要的。不像在久居的城市，可以有多次选择，旅行却只能是一晃而过，错过了时日，也就很难再次遇到了。
1996年第一次访问日本时，我便有过一次逛地摊的经历。
未到日本前，就对早已听朋友多次津津乐道的福田书店街向往已久。的确，只有走在这样一条街上，才相信书店林立，也可以烘托出恢弘气势和场面。走出一家，走进又一家，不同布局，不同专题，人感觉就像自己是一条船，在书店的河流里晃晃悠悠，看不完的景致，转不完的湾汊。我觉得，在这样一条街上，即便不买书，也值得尽兴来回闲逛。
的确是为了满足一种感受。尽管我去逛了两个半天，但还是一无所获。一是太重，二是太贵。许多想买的书，拿在手上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最后还是空荡荡一双手。真正是一个闲逛的游客。
真正的意外所得，不是在神田旧书店，而是在原宿的地摊上。
离开东京的前两天，我住到了原宿的一家饭店。原宿被认为是青年人最爱光顾的地区，据说在服装、发式等流行时尚方面，一直领导着日本的潮流，甚至好莱坞也受其影响。不过，我生性不爱逛百货店服装店，住在繁华的大街附近，却只是在橱窗旁扫上几眼，独自一人更是没有走进去的兴致。
我就这样漫无目的地顺着原宿大街散步。大街在山坡上缓缓起伏，我从下面往上走去。我离开人群熙攘的大街，往右一拐，走到与原宿相邻的一条较为安静的大街上。这里叫青山。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在一幢大厦前，汇集着一片地摊，便兴致勃勃地走去。大厦叫Renault。地摊旁边高耸着一块巨大的麦当劳广告。旧地摊无所不有。卖旧家具的、旧百货的、工艺品的、旧书旧画报的，等等。
在淘到几本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东京出版的有关上海战役的书之后，我被专卖老照片的一个摊位吸引了。摊主是位白人，问他，原来来自美国。他的摊位上，摆满各式各样的老照片。这些老照片根据不同主题放在一个个影集里面，供顾客挑选，选中哪张，便从影集里取出。我注意到，这些老照片尤以二次大战期间欧洲战场的居多。有德国军队和纳粹的生活照，有苏联红军、盟军的战场留影。我饶有兴致地一本本慢慢翻阅，忽然，我发现了一本二次大战中日本军队的影集，便放下其它，仔细来看。我告诉摊主我来自中国，他似是非常明白我的意思，便马上又拿出好几本影集，告诉我这些可能都是我感兴趣的。
这些影集中的照片，大多是在太平洋战场拍摄的。但在一本影集中，我看到了一组分明是在中国战场上拍摄的照片。照片的拍摄者很可能是一名随军摄影师或者记者。与别的照片不同，这组照片是一个系列，一共四张，看得出来是在同一次战斗中先后拍摄的，颇能反映出战斗的过程。
我判断这些照片是在中国北方战场拍摄的，是根据照片上的房子、丛林和一位被打死的农民。我还根据自己的分析，将这四张照片按事件发展的过程做了顺序排列。
第一张。近处小路中央，横躺着一位刚刚被打死的农民，他穿着一套深色衣服，里面是白衬衫，一看便可以断定他是一位北方农民。他的裤子上膝盖已破了一个大洞，外套被撕开，身子侧卧，左手伸在头上，看不清他的脸。就在这具尸体前面几米的地方，便是一群日本持枪士兵。他们一共有七名，一个端着抢站在路旁直视前方，另外六个蹲在路中央，看得出是在等待着前进的命令。这位不幸的中国农民，显然是他们刚刚枪杀的。
第二张。照片上有十一名日本士兵，似是抵达了村庄外面。站在最前面的是一名端着机枪的士兵，后面一名挂着望远镜的应该是小队长，其余的人则手持步枪弯着腰注目前方。小队长正用右手指着前方。前方，一个中国村庄正面临着毁灭。
第三张。没有一个人影，却最能反映出战场的一瞬间。照片中央是一个大约三层的炮楼被炮弹击中，正在摇摇欲坠、将倒未倒之时。顶层已经歪至一旁，许多砖头散在空中，中间一层被炸得只剩一面墙壁。炮楼旁边，是一间砖瓦房。轰然落地的砖头，在地面上砸起一阵尘烟。后来在和摊主讨价还价时，他还特意指着这张照片，说是这种镜头是很难拍摄的，当然也就要卖个好价钱。
第四张。整个村庄已经变为废墟，十三名日本士兵，正在穿过废墟。照片左上方，一片房子被炸得支离破碎，空留着东倒西歪的屋架和残缺不全的屋顶。他们中间第一次出现了一名手持太阳旗的士兵。前方显然还有抵抗，走在前面的十个人，正端着抢瞄准，后面又有三个冲过来。
这几张老照片，永远留下了罪恶历史的记录。这样的史料，应该注意收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掏腰包买下它们，尽管摊主早已发现我是他的一个好主顾，着实卖了一个好价钱。
归国途中，在香港遇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作家小思。她看到我买来的老照片，听我讲原宿地摊的情形，颇为惊奇而羡慕。她专门研究香港文学史，对收集史料情有独钟。她说她早就听说过东京原宿有这样一个旧货市场，但只是每逢星期天才有。她到过东京多次，可是一直未能抽出时间前去。“你真是有缘！”她说。
我相信缘分。正是在这次香港之行时，我见到了心仪已久的董桥先生。那天饭后，他带我和妻子走到位于中环一带的一家旧书店。书店不大，名字我也记不起来了，但那天淘到的一本书，却成了我的第一次香港之行的最好纪念。
书不算珍贵，是1949年11月由司马文森主编、智源书局出版的“文艺生活选集”中的一本《作家印象记》。书不厚，只有九十八页。这是一本多人合集，分别是关于郁达夫、朱自清、田汉、夏衍等人的特写。我选中它，主要是在里面发现有画家黄永玉的《记杨逵》，这是他当时从台湾逃到香港后写的一篇特写。读过不少黄先生的散文，很欣赏他讲述故事的才能和勾画人物性格特点的奇妙处，但这些文章大都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他的早期文章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我正好在有计划地收集他的相关资料，为日后的传记写作做准备，淘到这本《作家印象记》实在是一大收获。
后来将这本书拿去给黄先生看，他差不多忘记了自己当年还写过这篇旧作，当即在书上写道：“永玉重读于一九九七年，距今四十九年矣！”
文章他看得很认真，还不时写几句眉批和注释。文中当年不便公开的人名用×××代替，现在他补写出来；关于杨逵，他注明“写过《香蕉香》小说”。他在文章中以讽刺的笔调写到一个在台湾某报编辑副刊的留有“普希金胡子”的人物，他这样说明：“司马文森后来告诉我，普希金胡子是个好人，这样写他，对他在台湾工作有好处，他名叫史习枚。”
那天，关于这本书，关于当年的台湾与香港，成了黄永玉的主要话题。在我的诸多淘来的旧书中，这本《作家印象记》也因此有了特别的意义。
淘书者自得其乐地在路上走着。地点与场景不断变换，主题也不断变化，永远不变的却是情趣，是缘分。
1900年时斯德哥尔摩一景，图中的建筑为瑞典国家博物馆，左边相邻的建筑即是康有为居住过的大饭店。
在郑州，最让我满足的是淘到一本“文革”期间造反派印行的《送瘟神》。这本书有一大特点，配有大量人物肖像漫画，虽以丑化为目的，但有些人物的漫像却画得颇为传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