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一个商帮城市的兴起
提及义乌，几乎所有东南沿海的中国人都会在脑子里反应出一个词：小商品市场。是的，这个现在看来是浙江甚至中国经济活力最为强劲的县级市，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围绕着小商品市场在进行。作为一个标志，义乌在央视的城市形象广告上描述自己是“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这个城市只有1000平方公里出头的面积，本地人口是60多万，但几乎容纳了一倍的外来人口。而且在这些外来人口中，还有相当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官方的数据说是3000人，而根据记者了解，民间的说法高的达到上万人。
平面地描述义乌是困难的，在几大市场密如洪水的人流、物流和几乎看不到的资金流中，你很难找到一个清晰的义乌。好在我们更试图从纵向去解剖这个一无资源，二无国家投资的草根城市发达的路线。这样会清晰得多，也会容易得多。
鸡毛换糖：民众贸易的草根基础
义乌商人宗承英现在成了企业家，他递过采的名片是义乌梦娜袜业公司的总经理。工厂的规模不小，员工有3000多人，是义乌数得上制袜厂。尽管人们提起义乌的袜业马上会想到“浪莎”，但是宗似乎并不认可“浪莎”的工厂做得比他们两兄弟的好。“他们比较重视宣传，因为主要的市场都在内销上，所以品牌很重要；而我们的销路有很大一块在外贸上，所以在宣传上比他们要弱一些。”
“我在商海里扑腾已经有30年了，大部分时间并不是在做企业上。以前碰到过一个做生意的女老板，她很羡慕我们做实业的，心思少。可是我对她说，做实业实在是一件很累的事，利润倒反而是做生意的好得多。要说实业，那也就是一个稳字，其他和做生意都没法比。”
宗有资格来说这个话，因为他就是一个从生意人转化过来的企业家。而在义乌，几乎所有的本地企业家都是从生意人转过来的。
“最早的时候大概要到1970年，我就开始做生意了，从鸡毛换糖开始。所有义乌上了年纪的生意人都是从这个小生意开始的。没办法，义乌穷啊，人均地只有几分，如果老实呆在地里的话家里吃的肯定不够。所以农民都时兴在家里用红糖熬成糖饼，用担子挑着到外面去换鸡毛，回来到社队企业里可以换点钱，他们用鸡毛做浙江城里家庭常用的鸡毛掸子，这点钱拿来贴补家用。”
“鸡毛换糖时间做长了，人心也野了，总想做点生意。后来就偷偷地找到苏南的一些社队企业，找关系批点钮扣之类的日用品来本地的小店卖。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所以得偷着干。前一天在生产队里请好假，夜里就出发，走到义乌车站，坐晚上的汽车到嘉兴是早上，换到苏州的车，中午到苏州，下午到厂里拿货立即回头，晚上到嘉兴，坐夜车回义乌正好是凌晨直接下地干活，收工了以后再把回来就藏在家里的货拿到要货的小店里。”宗说这样辛苦两天的收人大概就可以相当于在生产队里一两个月的工分值。
对于宗的这段经历，老资格的义乌本地退休干部冯志来评价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根源。“如果没有这些老百姓被生活逼着走出这条路，义乌接下来的小商品市场就是开起来了也不会兴旺。他们在一条条贸易线路上走来走去，摸熟了每条线路的货源、下家，才有了市场的根基。而这些根基的起点，几乎都可以归纳到义乌传统中世世代代传下来的鸡毛换糖中去。”
从地摊到大棚的起步
1984年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关键点，时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看到了义乌街上越来越多摆卖各种各样商品的人群，在政治形势还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决定把这些马路摊收归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于是决定投资几十万建一个大棚。小商品市场的雏型就这样诞生了。据义乌本地的新闻报道说，因为这件事，谢高华这个本地干部到退休之后都受到本地人的高度尊敬，义乌的第一代商人还经常会把一些礼品送到这个已经毫无权力的老人家里。在某种意义上说，建一个大棚本身是小事，但在民众看来，却是一级政府对原来处于谁都不管状态下的市场的认可。
而此时宗承英在干什么呢?他在跑单帮。“当时我去了广西做生意，一开始是在柳州桂林摆地摊，卖的还是日用品，而且是什么都卖。但是货源慢慢地从苏南地方转到了义乌本地，因为这时候义乌人已经有很多从苏南拿货到本地卖了，他们拿货量大，价钱比我们拿得便宜多了。而我们就在义乌拿货销到外地去，一年到头在外面卖，每年回来几次而已。”宗记忆犹新的是广西的小偷特别多。“但是他们不大敢偷义乌人的，因为那时候在那里的义乌人已经很多了，而且相互很团结，小偷知道偷义乌人东西被抓到是很惨的，经常会被打个半死。所以我们的势力在当地也很大。”
“后来当地也开始建市场了，我们就进市场经营。而我的经营范围也就缩小了，我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就卖钮扣，并且开始和家里人有了分工，有人专门在义乌和温州的桥头拿货，我在广西那边卖。那时候浙江人在广西那边的也越来越多，生意的利润很薄。不过我的生意还好，赚的就是断货的钱，我经常在市场里转，努力做到到货时间和人家不一样，别人大批货到的时候我不出货，专找大批摊位快没货的时候让义乌给我发。因为服装厂里来任务是没数的，而且时间很紧，如果市场货多他们就压价，没货的时候你涨个一分两分他们也要。这种生意的赚头就大了。”
这个阶段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基本上就靠宗承英这样的商人在外面卖货支持着。与全国当时大量出现的地摊式和大棚式小商品市场没有多少区别，如果一定要说区别，就是支撑着这个市场的商人们因为眼光的不同而把在本地集散的商品多卖一点还是少卖一点的差别。宗承英与广西市场中其他地方商人的差别，最终将使义乌在小商品市场中脱颖而出——商业上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出货多，拿货的价钱就便宜，如果能始终保持着这种便宜的价格，这个集散地就成为一块洼地。
洼地效应和种类的扩大
“慢慢地，其他地方的人都知道义乌拿货便宜了，很多广西本地人也都开始到义乌拿货了。这些人在本地的销路更稳定，我们就开始转向了。”宗说。
这是洼地效应的扩大。在90年代后期，义乌的名声开始大起来了，这种名声对义乌市场的扩大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当全国各地的商人都开始向义乌跑的时候，这个小商品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国内的大批发市场，而其他地方的小商品市场则成为它的零售地。此时，它在国内的地位已经开始稳固了。
而这时候宗承英在干什么呢?他改行做花边了。
“台湾人当时把花边叫蕾丝，他们那边这种产品很便宜，因为都是机器加工的。但国内用机器加工花边的工厂很少，价钱贵。所以我们在福建和他们做生意，其实我们也清楚，很多福建人是从台湾渔船上走私运货过来的，这个我们做不了，也不敢做。当时我们做的生意是在福建人手里买花边，再拿到义乌去卖掉。因为义乌的服装辅料价格便宜已经有相当的名气，很多服装厂都来拿。生意又简单钱又赚得多，是我做生意以来最好的一段时间。”
此时宗承英已经在义乌小商品市场上有了几个摊位。而从宏观上看，他和众多的义乌商人一样，此时做的是扩大这个小商品市场的经营范围，从经营品种上进一步巩固这个市场的地位。如果说价格低使义乌的小商品崭露头角的话，品种的逐步齐全则使它的磁吸力进一步扩大。一站式采购是所有工厂和商人的想法，而宗的努力正在给义乌增加这种力量。
而此时宗承英的弟弟在做袜子生意，他拿货的地点在义乌附近的一个名叫诸暨大唐的地方，那个镇到现在为止都是著名的袜乡。
“袜子的生意比我花边的生意做得长，因为浙江像萧山这样的地方都很快引进了花边机，生产出来的花边比台湾那边便宜多了。一开始台湾花边还可以以花色品种来取胜，但很快这边就赶上来了。这时候我就回义乌了，和弟弟一起做袜子生意。”宗说。
“这时候义乌的市场开始扩建了，除了逐渐分布了好几个市场，我记得篁园等好几个市场都是那时候建的，小商品市场的生意也好得不得了。我们兄弟的摊位买得早，所以位置好，生意很多，但是上家的货经常跟不上，这时候我弟弟就动了办厂的念头。”
而对于义乌市场扩建的事，现在在杭州阿里巴巴公司任战略发展总监的谢世煌研究过很久。谢所在的阿里巴巴公司是全球最大的B2B网站，是新经济中最为活跃的一块。但是谢毫不掩饰地说，义乌市场的发展给了阿里巴巴以很大的启发。阿里巴巴公司经常琢磨的就是义乌市场。
“不同的客人有不同的需求，小商人们喜欢在大棚式市场里挤来挤去，因为他们要的就是便宜。而大商人们成交一笔可能就是几百上千万，价钱上的一点点相差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金额，他们当然更想要交易时的舒适度。对客人的这些细微差别，做市场的不能不考虑。这样才有越来越旺的生意。”
实业
办厂的事宗家兄弟商量了好久，因为进实业确实不是件容易下决心的事，但是因为销路好，所以他们最后还是下了决心。
“我说，要做实业的话，我们就要进最好的机器，做最好的东西。要和大唐那边的低档货拉开，才会有销路。”宗承英这样回忆他们在办厂时的考虑。
事实上，宗氏兄弟的考虑又踩在了点上。在1995年以后，由于销量越来越大，义乌人发现围绕着小商品市场建厂已经是一件比较合算的事情。因为仅仅是一个小商品市场中的单一品种的销售，也已经足够发挥一个工厂的生产能力了。而掌握了实业，对于小商品市场中的商人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运输和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工厂在自己手里使他们工商结合，可以比单个的商家和工厂对市场都更为了解，也更从容。
“我们的运气很好，因为差不多就在我们的工厂投产的时候，老外开始在义乌出现了。他们对中高档产品的要求更多，订单下得也更大。不过价钱谈得很凶，好在我们有工厂在手里，如果我们做不了的单子，在市场里肯定没人做得了，甚至在中国大部分地方都做不了，所以外销上升得很快。很多低档货他们又看不上，所以最后还会来找我们。很快我们的工厂就处于饱和状态了，直到现在都排得很紧。以前工厂里一线织袜工在包吃包住的情况下我们每月给他们的工资是500多元，但是人的流动量太大。因为生产紧，我算了算让他们在低工资下流动也不合算，所以后来干脆一次性给所有员工加到750元，让他们都稳定下来。”
对于浙江的温州和义乌两个大商帮支撑起来的城市，深谙浙商之道的浙江大学经济系教授史晋川更看好义乌。
“因为义乌更具有开放性，把天下的商人都集合到义乌来，把批零差价让给他们赚，然后让外国人以本地化的商业来进入他们自己国家，这显然对销售中国产品更有好处。温州商帮具有一定的内卷性，它的销售依靠的是在全世界的温州商人，他们在全球各地都自成体系，本地化程度弱，因此进入市场将来会有一定的困难。”史晋川说这话的时候，温州鞋在西班牙被焚的事件还没有发生。
温州：“全球轻骑兵”的前世今生
一场奇特的演讲
2005年5月29日，一场略有些奇特的演讲、对话和交流会在温州上演。说它奇特，首先是因为两位主讲者王志纲、余秋雨既是公认的大师级人物，也是在各自领域里备受传统力量质疑和抨击，堪称在争议中成长起来的独行侠。而主持人潘克杰则在早年一洗公务员身份留学西洋，后入跨国公司任职，再任凤凰卫视资深主持人，经历中也颇多奇遇。连同晚上离经叛道的新民乐的大力推动者——女子十二乐坊专场音乐会，这些不同寻常的，甚至有些叛逆的味道被敏感的余秋雨嗅到了，他直言温州的企业家们正在用行动改写中国的生态文化——一种丝毫不亚于心灵文化和书面文化的精神财富。
此外，在前两天与王志纲交谈甚欢的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则要求温州官员们尽量出席旁听，并特意交代工作人员将演讲会全程录像，以供自己出差回来后观看学习。此举在温州的官场上也算开了先例。
在这场名为“活力温州”的演讲会上，数百名当地企业家凝神聆听，期待从这种难得的大脑风暴中获得启发。他们和组织这场演讲会的当地三大鞋王之一，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那段时间的心思一样：如何找到进入高速公路的人口?这个命题被钱金波在去年端给了战略策划家王志纲。那时，在杭州的“天下浙商”论坛上，专程前来听取王志纲演讲的钱金波坦言：“我感觉自己开着车已经看到了高速公路，但是找不到上高速公路的口子，一直就在下面转圈。”现在，是向温州企业家们指出这个口子何在的时候了。
王志纲的演讲挥洒自如，从世界到中国，细细透视温州的选择和未来。其中，对温州和汕头的命运分野，其分析让温州的企业家们深有认同。“1992、1993年是温州和汕头的分界点。两者当初地理、文化何其相似，可10年过后，温州由‘盲流’变为‘绅士’，汕头则陷入经济发展的低谷。这是因为商业文化的基因打乱了，破坏了成长规律。汕头走私造假造成的投机取巧使得诚信文化荡然无存。而温州发达的民间借贷是建立在民间信用基础上的，几百上千万的资金借贷都不需要什么手续，完全靠个人道德信用，没什么抵押和担保，也很少有赖账……”一席话让温州市场营销协会秘书长赵自强颇有感触，认为温州企业应引以为戒。
不过，王志纲对整个温州的颠覆性思考其实并没有在这个面向企业家的会上充分展示，那些与市委书记充分交流过的战略建议，带给温州的冲击和影响将远远超过给企业的战略规划。虽然，它们有着王志纲演讲中描述过的共同的目的：将温州打造成一只神奇的蝴蝶，当它扇动翅膀时，就像那个著名的湍流理论里的蝴蝶一样，会导致数千公里之外的地方产生风暴。
王的建议是：将温州企业从充满活力的野马变为战马，从逐水草而居的游击战转为依托阵地的正规战。如此，温州的草根商帮才可能成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国家队”。在此过程中，一向引以自傲的温州政府无为而治的时代应该结束了。政府战略和企业战略需要有机地结合，而资源分配则要从全民齐上变为“强干弱枝，删繁就简”的重组倾斜。
新的经济逻辑
温州号称中国经济的轻骑兵，虽然撒豆成兵、全球出击，但往往各自为战，战力和规模有限。究其实，在于温州人骑的都是一匹匹野马，充满活力但缺乏方向和协同。
温州人的活力从来都不必担心。在联合国有关组织去年的评选中，温州还获得“全球20座最具活力城市”称号。与其他地域商帮的“坐商”风格相比，温州老板基本是“行商”，足迹遍布全球，并以同乡的人脉关系组建出世界一流、自成体系的市场网络。这包括大范围的行销网络、畅通的市场信息渠道、成本最低的沟通和信贷等。让人担心的反而是温州“野马”们是否会冲得太过，太急功近利。
现在，温州商帮已经被冠以温州蝗虫之名，被高度地妖魔化。多达1000亿(有说3000亿甚至5000亿)的游资在全国游荡，马队践踏之处，草木一片枯萎。去年，全国各地的120家温州商会在广州召开年会，会上有温州老板向策划家问计：现在炒楼炒煤什么的都不时兴了，能不能炒城市?找那些已经烧到了98度，再加两度就能烧开的城市去全面投资。这种热衷快钱的野马经济，其局限显然已经到了制约温州进一步发。展的地步。在王志纲以及温州的官员们看来，这已经成了温州的致命伤。
事实上，将温州企业从野马变身战马的基因改造工程已经逐步展开。通过政府正式确立的“一二三四五”工程，在新一轮引进外资中有选择地引进正牌、纯种的战马级大企业，并积极推动与本地企业进行嫁接，温州的产业升级和战略调整不再处于自发自动的状态，而是纳入政府主导的轨道之中。
升级，还是出走?这已经是困扰了温州企业几年的问题。现在，改造工程的展开让温州企业更紧迫地面对了这个问题。下一步，温州的各种经济资源显然将更多地向政府集中，并有选择地向愿意号令统一的战马们倾斜。温州企业到了需要重新考虑战略的时候。另一方面，政府的管理思维也需要转型，不强求“所在”，而看重“所有”，“总部温州”的概念也由此提出。它参照地瓜理论——藤到了外面，大的果子还留在温州——而对温州企业走出去开始持积极态度，只要他们的总部还在温州就行。
改造即是妥协；是双方利益的重新平衡。如果说早期的“无为而治”、“全民皆兵”成就了温州商帮“全球轻骑兵”的前世，那么，今天的温州企业，如果希望进入走向世界的“国家队”，则需要在“政府参与”、“抓大放小”的经济逻辑下重新塑造自身。
新的气候下，温州的企业家们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新资源、新战略
“活力温州”的演讲是红蜻蜓集团成立10周年的系列活动的一部分。作为年营业额在一二十亿的企业，红蜻蜓并不是温州呼风唤雨的行业龙头，但它的历程比较鲜明地体现了温州企业的特点。从10年前租用800平方米的厂房，到今天遍布广东、重庆、温州的生产、采购和营销基地；从当初80人，到今天近2万人的队伍；从当初800万的原始投资，到今天公司价值进入10亿。这样一种几乎不依赖任何外来资源的草根商业发展方式，在温州比比皆是。但是，作为一个以3年内年产值达到50亿为战略目标，喊出了“完成公司股份化、经理职业化、管理制度化、企业文化一体化，成为公众的、国际的、卓越的公司”口号的有抱负的企业，红蜻蜒已经无法沿袭以前的操作思路和路径。它和温州其他的大型企业一样，不能再仅仅依靠市场机会和低廉成本来获得发展，而必须寻找资源和战略的强力支撑。
红蜻蜓10年的口号是“归零·跨越”，这几乎可以看作是整个温州企业的心声。心态归零可以让自己继续保留创业初期的野性，跨越则是企业基因改造的必经之路。它不是缓慢的生物进化，而是脱胎换骨的浓缩演变。在红蜻蜓的新战略中，对“一二三四五”工程的积极响应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这甚至已经引起了众多温州企业家的密切关注。
在演讲会前两天举行的红蜻蜓10周年庆典晚会，意外地成了温州商界头面人物的大聚会。以温州企业家代表人物南存辉为首的一干大大小小的老板，在一个中型企业的庆典上聚首了。当地人说，这是温州商界从未有过的场面。此前，不管是政府还是商会的活动，更不用说当地企业的商业活动了，忙碌的老板们都是能推则推，人员也基本没有到齐过。现在，他们第一次这么整齐地坐在了一起。晚会过后，还不尽兴的企业家们又相约去唱歌联欢，男女老板相拥起舞。
晋江：从“国产小洋货”到“品牌之都”
扫描晋江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两场“重要会议”已被历史“定格”。
1994年12月，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讨会在晋江举行。此地因实行“以市场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的路子”而被近百名经济学家称为“晋江模式”，与当时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并称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四大模式。
2004年4月，中国产业集群经济发展论坛在晋江举行。如同10年前的“研讨会”在这里召开一样，表明晋江在此领域取得的成就已经影响全国。
泉州市委副书记、原晋江市委书记龚清概概括了这两场“历史性会议”的“深远影响”。他说：“若说当时对晋江民营经济特点的揭示主要是从经济制度变革着眼的话，那么在今天，我们着眼于选择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其内涵体现的是一条以发展产业集群来实现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路子。” “晋江产业的发展走过艰辛之路，从仿牌、贴牌再到造牌，晋江最终成为全国的品牌之都。”龚清概对晋江的发展路程归结为如此“三部曲”。
10年前，晋江难寻名牌产品的身影。而今，这里已拥有一大批具有较大市场影响力的知名品牌，成为晋江的“亮点”和“符号”。
这个面积仅为福建省0．5％的县级市；云集了10个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124个福建省著名商标、名牌产品拥有8个“国”字号的产业品牌市场占有率居全国前列的商品种类达10种之多，有的甚至多年占据市场第一，许多产品和企业取得国家免检资格以及各类国际认证……
而龚清概所说的“艰辛”，则蕴含着十几年前的那起震惊全国的“晋江假药案”。那时，几家食品厂以冰糖、银耳等制成快速食品当成药品销售，成为全国查处的第一例假药案。在“有假药必有假货”的阴影之下，别说卖商品，就连一些展销会也没晋江的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信誉成本之后，晋江“痛定思痛”，开始了他们的改革旅程。
他们从“三闲”(闲人、闲钱、闲房)起步，到“三来一补”过渡，从“三资企业”上路，到“成片开发”迈大步，走出了一条晋江之路。
仿牌：“依样画葫芦”
改革开放之初，晋江人的市场意识开始觉醒。那时，从海外寄回来的洋货，有些人用不完就偷偷拿去卖，一些“地下作坊”开始仿冒洋货。 这种。“仿造生产”的方式在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比比皆是，“满天星星”似的家庭作坊遍布晋江，他们生产形似而神不似的“国产小洋货”。某一成功者的示范带动了乡里乡亲的仿效和亲朋好友的入伙，这种由亲缘、地缘关系的经济辐射被一波一波地扩散开来，逐渐形成了“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格局磁灶的陶瓷、英林的服装、罗山的食品、永和的石材、东石的雨伞、深沪的内衣
面对各种新奇稀罕的外来品，晋江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仅想到了自己的消费，而且看到了别人的需求，进而壮着胆于开始了投资的尝试。
林土秋是这个时期的典型代表。据说，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创办了晋江第一家私营企业。1979年，40余岁的他难于忍受贫穷的生活，用哥哥给他的8万元办了一个工厂。在他创办企业时，第一次使用了“股份”这个词。他怕8万元不够，找来村里人“认股”，一股2000元，14人认了股，总计筹资10．8万元。林土秋把自家的住房改成制鞋厂，晋江首家私营企业如此诞生。
就在次年，林土秋的鞋厂创利20万元。“分红”之后，其他股东坐不住了，他们纷纷另起炉灶，把自家的住房改成厂房。于是，晋江的私营企业就这样如雨后春笋般，不停歇地日生夜长，小至一两个人，大至几十个人，像细胞裂变似地日益发展。
晋江工业的起步，从形态特征上看，是家庭作坊式，从制度安排上看，则是农民创造的一种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1980年8月，当时的晋江县委发出《关于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总结推广陈埭农民联户集资办企业的创造性经验，允许企业自主经营、允许股金分红、允许雇工、允许价格随行就市，一批农民企业主纷纷“登台唱戏”。
1984年，陈埭镇成为福建的第一个亿元镇，被当时的省委书记项南誉为“乡镇企业一枝花”。随后，全县各乡镇纷纷仿效创办，各种县乡办、村办、联户办、个体企业迅猛发展。到1985年，全县参加联户集资办企业的群众达3．46万户，占全县总户数的16％以上。这些企业依托侨乡优势，在创办乡镇企业的同时，开始与外商签订“三来一补”合同，承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为晋江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当时，短缺经济的卖方市场和晋江特有的侨乡信息优势，是晋江的“国产小洋货”在市场上格外抢手的根本原因。据说，当时香港的时装刚刚上市，过几天就能在石狮(时属晋江)的市场上成捆批发。一时间，买方“全国跑石狮”和卖方“晋江跑全国”蔚为壮观。
这就是遐迩闻名的“晋江速度”。今天，当我们深思这“晋江速度”的形成时，不能不感叹晋江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感叹多种所有制给晋江带来的实惠。
贴牌：“爱恨交加”
1994年以后，随着买方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国产小洋货”逐渐失去了对消费者的吸引力。这时晋江的很多企业只能为国外的企业搞贴牌生产，赚取微薄的加工利润，而品牌商则赚取高额利润。
从仿样加工到贴牌生产，晋江向前迈了一步。
随着大规模的设备引进和技术改造，晋江主要制造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经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尤其是旅游运动鞋、服装等民生产品，加工能力和技术水准、产品质量足以满足一些国际品牌的要求，陆续有不少厂商取得了为国际知名品牌做OEM的资格。
OEM即贴牌加工，这种生产方式减少了复杂的市场营销管理活动，具有经营风险小、成本低、利润来源稳定的优点。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晋江民营企业对境外订单的依存度迅速提高，国际品牌和采购商所下的订单、支付的加工费源源不断，旱涝保收、高枕无忧，一度曾让晋江企业感觉甚好。
然而“忧”还是来了。OEM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弱点。对于加工厂商来说，一方面眼见自己生产的产品一旦贴上著名品牌标签，立即身价百倍，不免心潮难平；另一方面还要忍受品牌商或市场网络持有人的控制，更是心怀隐忧。对于做OEM，晋江的企业家们普遍有一种“爱恨交加”的心理。
1997年突然降临的亚洲金融危机，无异给满足于当OEM厂商的晋江企业当头棒喝。国际市场日渐艰难、订单急剧缩水，使得原本依靠做OEM过日子的企业遇到了极大困难；而那些拥有自创品牌、在国际和国内市场拥有独立市场渠道的企业，所受到的冲击则要小得多。
OEM帮助晋江许多企业完成了资本的初始积累，但市场的严酷也给原本沉醉于旱涝保收的加工型企业当头泼下一瓢冷水。
晋江企业家日思夜想的是摘掉“品牌打工仔”的帽子，生产出属于自己的民族品牌。善于顺应时变的晋江人，开始了他们的“造牌运动”。造牌：“打造品牌之都”
不懂模仿，难以进步但只会模仿，则只能原地踏步，并在激烈的竞争中被对平愈抛愈远。
在外商投资密集的珠三角，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也带来了成熟的品牌和品牌经营经验。而在以民营企业为主要经济力量的晋江：企业家大多是改革开放后“洗脚上田”的农民，又处于短缺经济的卖方市场环境，因此对品牌的忽视也就不足为奇。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市场环境发生逆转的90年代中后期。
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买方经济时代日见端倪，市场消费心理趋向成熟，企业家们“有人做就有人买”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正是在市场环境发生逆转的情势下，晋江的许多企业家在更广阔的视野里读懂了“品牌”这两个看似寻常的字眼。
他们此时已经意识到，在商品同质、供过于求的新竞争时代，品牌才是商品的生命、企业的生命，市场的消费流向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品牌来引导，经济资源的配置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托品牌来实现。
官方的想法与企业家们不谋而合。
原市委书记龚清概1998年在匈牙利考察的经历，验证了靠贴牌行不通。
龚回忆说：“走进高档商店，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中国制造，但是贴的是国外的品牌，然后到低档市场去看呢，都是中国制造，损尽了中国的形象，应该说对我触动很大。回来后我思考了两个概念，第一个我们要引导出去投资，而不是出去要饭，第二个，我们不仅仅要商品出口，更要品牌出口。”
1990年晋江经历了质量立市的转折，1998年，又经历了品牌立市的转折，随着声势浩大的造牌运动，白纸黑字的优惠政策，真金白银的奖励措施纷纷出台。
这些优惠措施包括：创出一个国家的品牌重奖100万，而且还专门在市区里边给他安排一块品牌大厦的用地，地价只要1／3。除了这一块，另外用在奖励品牌和冠标认证的企业，这几年晋江就花了五六千万。
晋江市市长杨益民谈到重金奖励创品牌时说：重奖在当时还是很具有刺激性的。创立品牌对当时的不少企业来说，成本很高，能够得到奖金当然是雪中送炭。但企业在创牌的过程中，提高了自身、的素质和产品的价值，也扩大了营销的网络，以致是否得到奖金，企业主们反倒觉得不重要了。
在这场“造牌运动”中，安踏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个案。
在晋江企业家眼中，安踏的成功更在于其对晋江企业的示范作用，不少从事运动鞋生产的同城兄弟，从安踏的实践中形象生动地感受到什么叫做品牌、什么叫做品牌经营、什么叫做品牌企业，这就形成了一股“造牌”的力量。
当然，安踏的品牌之路也是一波三折。
眼下的安踏公司已是中国运动鞋民族品牌领跑者之一，集“全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中国免检产品”于一身。但在10多年前，他们投资10万元、员工仅50多人的求质鞋业公司成立后，主要为国内外知名产品开展贴牌加工业务，尽管自己注册了“安踏”商标，但还远不是有号召力的品牌。相反，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还使已有一定知名度的公司名称“求质”被别人作为商标抢注。
无奈之下，安踏只得于1994年更名为安踏(福建)鞋业有限公司，名称与商标被迫统一。严酷的事实迫使安踏的创业者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产品同质、’品牌坐大”的背景下，企业的生存之本在于品牌和终端网络。
从此，安踏致力于市场营销终端网络建设。1999年，安踏老总丁志忠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请孔令辉做“安踏”的形象代言人。很多人想不通，一年要花80万，是不是不划算?丁志忠问大家一个问题：知道世界冠军孔令辉的人多呢，还是认识“安踏”的多?
和孔令辉签完两年的合约，丁志忠拿出500万投放广告。而当时“安踏”上半年的利润才600多万，如果失败意味着半年就白干了，权衡再三他没有退缩。事实证明，这次决策没有让安踏人吃亏，不到半年，“安踏”的销售额提升了35％。
其效果由此被成百上千的晋江企业家们效仿。现在，走在晋江的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广告牌上到处都是明星的身影，晋江市就好像一个明星城。从刘德华、张柏芝、周星驰到李永波、邓亚萍、巴特尔，明星代言人纷纷登场，那么这股明星风暴给晋江带来怎样的收获呢?龚清概告知记者：“有1400多个明星给晋江的企业当过形象代言人。通过媒体和形象代言人的组合，我们的整个品牌应该说是迅速地崛起。”
晋江人用这样的数据验证了他们的勇气——全球平均每12个人就拥有一双晋江产的鞋。安踏的运动鞋、九牧王的西裤，七匹狼夹克衫，市场占有率分别位居全国第一。
然而，“品牌”所蕴含的丰富内涵，绝不是打广告或者聘请形象代言人所能够完全概括的。
在“品牌现象”的背后，是一场从我制造、你批发、他零售的传统经营方式向产销分离、虚拟经营、特许经营等现代经营方式的革命。
品牌，是一个企业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正是在与世界名牌和名企的磨合中，晋江企业家们养成了放眼世界的习惯。
许多企业不再通过中间商，而将贸易窗口直接建到目标国。“安踏”、“爱乐”、“寰球”等多家品牌店进驻匈牙利“晋江产品一条街”。成为当地一景。2003中法文化年，中国民族服饰第一次以超大规模和气势亮相海外，劲霸男装成为中国男装唯一入选巴黎罗浮宫T型台的品牌。
晋江一批著名品牌迅速成长壮大。去年底晋江超亿元企业已经达100家，上5000万元的有187家，规模以上企业的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67．2％。现在他们又锁定了新的目标，准备用5年的时间，扶持出50个营销收入达10亿—50亿的企业。
现在，晋江制鞋军团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安踏、爱乐、亚礼得、德尔惠……如果把目光放远到鞋子以外，恒安、七匹狼、九牧王、劲霸、雅客等等品牌耳熟能详。他们云集了20个中国名牌或驰名商标，124项福建省著名商标、名牌产品，品牌总数在中国县级市中首屈一指，堪称“品牌之都”。产业生态：锻造“经济马赛克”
从1995年的“质量立市”，1998年的“品牌立市”，2002年的打造“品牌之都”，2004年的“产业集群”。这是晋江发展的战略抉择。他们认为是创牌引导集群，品牌做大集群才能做大，集群做大经济才能强大。
人们把晋江产业集群的形成归结为两个重要的关节点：仿效性竞争和产业链延伸。
在晋江，一个产业集群的形成通常循着类似的线路：先是个别先知先觉者在某个行业取得成功，周围的人们在其示范下纷纷起而效之，仿效的人多了就必然引起竞争，而竞争则必然产生优胜劣汰的分化。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仿效、竞争、整合、洗牌，一批企业脱颖而出，形成规模、创出品牌、成为骨干，构成了产业龙头，进而带动更多中、小企业发展，实现从办企业到办产业的转变。
出于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技术水平的需要，一些企业逐步把生产过程中可剥离的部分剥离出来，走专业化生产道路，这样就强化了各种各样的配套需求，产生了产业链上下延伸和相关行业逐步配套的强大拉力。比如，成衣业需要大量的布料和辅料，就出现了纺织、染整后加工等上游产业和拉链等配套行业纺织业需要丝，就又出现了化纤下游产业。
以鞋业为例。晋江鞋业的创业者们不曾想到，他们当初那几只锤子、几把剪刀的敲敲打打，竟成为一个“中国鞋都”诞生的前奏：今天的陈埭，云集了1600多家成品鞋企业及配套厂；数公里长的“鞋材一条街”各种原辅材料应有尽有，足不出镇就可以买到生产一双鞋所需的全部材料；陈埭镇本地人口才8万多，但在生产高峰期外来人口达到20多万。关于鞋的信息到处涌动着、汇聚着，又向各地流荡开去，演绎成市场上的一股股时尚潮流。
目前晋江市制鞋企业共有2300多家，鞋业配套企业1000多家，从业人数19万多人，年产鞋7亿多双，年产值超过150亿元人民币。晋江生产的旅游运动鞋在中国市场占有率约为60％，在国际市场占有率约为10％。
制鞋业只是晋江五彩斑斓的财富版图中一块鲜艳的马赛克。磁灶的陶瓷、英林的服装、罗山的食品、永和的石材、东石的雨伞、深沪的内衣……20多年间，晋江涌现了上万家民营企业，它们汇聚成强劲的产业集群，支撑着晋江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这种看似纤细实则坚韧的产业草根，从计划经济的罅缝中破土而出、奋力生长，已经如同晋江随处可见的榕树一样，根须相连，遮天蔽日。
正如斯科特所言：“在当今的世界经济版图上，由于大量产业集群的存在，形成了色彩斑斓、块状明显的‘经济马些块状区域内被创造出来的。”
福建的一些经济专家指出，就当前而言，晋江已经形成了产业集群的三大优势：
一是晋江涌现了一批以安踏、七匹狼、恒安、雅客为代表的集群龙头企业，围绕每一家龙头企业都有200～300家企业为之配套，已经形成了产业集群。
二是晋江形成了诸多以产业集群为特征的专业化生产乡镇，如陈埭镇的旅游运动鞋生产基地、深沪镇的内衣生产基地、龙湖和英林镇的化纤纺织等，每个镇同类企业达2000多家，制造工业特征明显。
三是晋江曾一度被授予“中国鞋都”、“中国伞都”、“中国纺织：正业基地”、“全国食品工业强市”、“中国内衣名镇”、“中国休闲服装名镇”、“中国石材之乡”、“中国陶瓷重镇”等称号，已经成为“中国品牌之都”。如此一来，为确定产业集群中的龙头企业，走“扶强扶大，扶专扶特”的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
去年年底，晋江就如何通过政企互动发展产业集群，与近千名企业主形成共识并制订规划。按照这个愿景，到2008年，晋江市工业总产值可达到1277亿元。届时，证券市场上将形成一个晋江板块，新增上海主板和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企业10家以上；区域内将达到50家以上的核心企业、龙头企业，上百个知名品牌，成为“国家产业集群发展示范基地”。
用传统的计划经济眼光看，很难想象在晋江这样一个资源禀赋薄弱、几乎没有工业基础的地方，会产生什么大工业。但晋江人拥有另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重商务实、冒险进取、兼容开放、爱拼敢赢的精神底蕴，这些本质上与市场精神相契合的文化资源，一旦进发出来，就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石狮：“民办小特区”的成败轮回
解读石狮20多年的发展路径，两条轨迹分外明显。
其一，“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机构改革以失败告终。这场曾为全国关注的城市行政体制改革在辗转16年之后从终点回到了原点。现在，石狮市的党政机构由1988年建市之初的13个增至29个，人员由1421人增至5747人。4年前，原市委书记李建国开始主政石狮，李感慨于此地机构臃肿，亲笔题写“雷厉风行”4字挂于政府大厦的大堂之中，以示警醒。
石狮机构改革的结局与当时的环境和体制无不相关，从千个侧面也印证了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怪圈”。
其二，“小城市，大经济”的发展理念体现出石狮的发展张力。以服装产业为例，该市现有10条商业街，8个专业市场，10座商业城，6000多家服装店铺，全国3000多个营销网点。从小商品街到专业市场再到服装城，石狮人顺利地完成了服装营销的“三级跳”。与此同时，他们还有5000多家的服装及配套生产企业，形成了从面料到成衣的服装生产格局和产业集群，形成在全国最有影响力的休闲服装板块和全球性的服装销售网络，名副其实地成为国际化、专业化、精品化相融合的全国著名的服装批发集散地和“中国休闲服装名城”。
正因这个产业的不断提升，石狮市从1993年起连年荣登全国“县域百强”的排行榜。这个仅有160平方公里，30万人白的弹丸之地，其发展经济的气魄和能量，由此可见一斑。
回望20多年的发展历程，石狮市机构改革的失败和经济改革的成功便赋予这个城市改革开放丰富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好吻合了当年中央定位石狮为“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初衷，而“试验区”的成败得失，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种贡献。
“小政府”成为典型标本
1987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石狮由原泉州市晋江县的一个农村集镇直接升格为省辖县级市，当时慕名而来的国内外客人每日超过5万人，经济盛极一时。
次年9月30日，石狮市委市政府正式挂牌对外办公，与省级海南省、地市级深圳市一起成为中国三级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试验区，正式名称是“综合改革试验区”，石狮人自称“民办小特区”。根据石狮编制办提供的材料，1988年建市时，石狮市政府按市场经济原理设计政府机构设置，不搞上下对口，不设专业经济管理部门，直接组建粮油总公司、商业总公司、物资公司等若干经济实体进入市场。同时发展各类中介组织和民间社团组织，由民间进行自我管理。
当时，该市党委系列仅设市委办公室和党务工作部，政府系列设置了经济局、内务局等11个部门，占中央规定县级市机构编制配备总数的37％，仅相当于一般县(市)的1／3。
独具改革特色的经济局，平行对应其它县市的22个局、委，纵向对应福建省34个厅(局、委)，以及属于管理经济实体的电子工业总公司、冶金工业总公司等。其中，至今握有重权的发改委(原计委)系列，仅在局内设“计划股”。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为解决与上级对口问题，石狮市当时曾专门刻有计委、物资、粮食、旅游、土地等9个部门公章妥为保管，以备不时之需。
“小政府、大社会”的概念由此名噪一时，成为石狮最重要的品牌资源。
“上压、下吵”
然而，这场“自下而上”的机构改革在实践中遭遇“麻烦”。
“下改上不改，越改越被动。”石狮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陈世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作如此评价。
陈长期跟踪研究当地的这项行政体制改革，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社科院访问学者。
石狮市科技局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的问题。2002年评选全国科技先进县(市)时，石狮各项指标均达标，但福建省科技厅以该市没有科技局、不重视科技发展为由不予申报，于是石狮市即向福建省编制委打报告，挂牌成立科技局，这才如愿以偿拿到科技先进称号。
另一些部门虽有设置，但级别不够也会遭到责难。与其它县市的林业局相比，石狮仅设股级林业站，福建省林业厅便以没有对应部门为由，拒绝拨给每年200万元的经费。
据一名当地媒体记者讲述，每到年关，泉州各部门下基层调研时，往往对石狮表示不满，因为这里的一个局长要接待上面七八个部门，分身乏术，有时干脆没有对应的口子接待。
建市第二年，即1989年，根据上级加强党的领导的要求，石狮市委系列工作部门增至5个，政府部门增加3个，将原人事监察局分拆为人事局和监察局，另增设司法局和安全局。
1991年，党群系列增加共青团等部门，政府系列将司法局和监察局合并为司法监察局，但将审计局和外经委从经济局分离出来，将教育局从教科文卫局分离出来，使部门总数达到17个。
1996年，石狮市出台25个职能部门的“三定”(定职能、定内设机构、定编制)方案。此后的1997年、1998年和2002年，3次改革中又新组建9个行政机构。伴随着机构日益庞大，人员也在膨胀。
建市之初，石狮市委书记兼任市长，一名副书记分管组织工作兼人大主任，另一名副书记分管党群统战工作兼政协 ，后来由于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增加一名副书记分管政法工作。但如果除去兼职，当时的市委书记实际上只有一正一副。
而现在，石狮市委共1正4副5位书记，与此同时，市长由1正3副增加到1正7副，人大政协由1正2副增加到1正4副。
“当时石狮有些措施是过渡性的，有些是理论上讲得通，但在大的体制环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是不好坚持的。”
泉州市委编制办副主任周振强举例说，石狮曾一直坚持市委书记兼任政府市长，直到本届政府才由市委副书记出任政府市长。“在其他市委书记都不兼市长的背景下，石狮这样做只能把一把手累死。”
高端如此，基层概莫能外。至1994年底，石狮公务员编制仅350个，但副科级干部就达到了230人，显然是“官多兵少”。
“改了16年，石狮已经基本退回起点。机构膨胀得很厉害，建市时官员数量是100来人，现在是400多人，党校培训时都坐不下。”陈世雄说。
综观石狮市“小政府”变大的过程，导致政府机构人员持续膨胀的原因主要要来自两方面的压力：
一是来自于上级政府机关的压力。一旦没有与上级政府机构对应的“对口部门”或是对口部门级别不够，上级政府机关的各种责难就接踵而来。
二是来自于公共管理的工作压力。随着经济的逐年发展，市政建设、公共服务、社会治安等各项工作任务也越来越繁重，如果不增添机构、增加人手，原有的这班人马根本忙不过来。
不过，“上面压，下面吵”，看上去是两个原因，实际上最根本的或者说最大的阻力还是一个——“上面压”。诚如有人所言，“下改上不改，越改越被动”。不减少“婆婆”的总体数量，不自上而下同步减肥，一味要求基层“小政府，大服务”，说说容易，落实起来就实在太难了。这种机构改革的不同步性，是期待中的“小政府”千呼万唤出不来或者长久不了的症结所在。
失败告终
石狮市的“小政府”改革基本上以失败告终了。上级政府权力压力与公共管理工作压力双重力量的奏效再次证明：没有“大社会”，就没有“小政府”。政府永远有自我膨胀的趋向，这是行政权力自我扩张的本性决定的；而要阻止行政权力的扩张，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又一个公民凝聚而生的社会力量。如果社会自主自理力量得不到壮大，人们就只能接受“大政府”这个结局。
没有社会自主力量的支持，地方政府抗拒不了上级政府的权力压力。现实中，弱小的社会公众自主力量总是抵不过强大的上级行政权力。由于得不到本地社会自主力量的支持，地方政府只能屈从于上级政府的权力压力，满足上级政府机关增加机构人员的要求。
没有社会自主力量的支持，地方政府应付不了公共管理的工作压力。公共管理事务的激增是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必然结果，但公共管理并非政府垄断的专利。在西方发达国家，代表了社会自理力量的各类非政府组织能够承担经济管制、行业管理、治安维护等各项公共管理职能，以弥补政府一己之力的不足。但我们的现实是：政府总是有意无意地包揽一切公共管理事务，而社会自理力量远不能独当一面。于是，面对日益加重的公共管理工作压力，除了自我扩张，政府没什么别的办法。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石狮市“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从一开始似乎就是不完整的；实现“小政府”的举措显而易见，但政府在培育社会自主自理力量方面好像并没有什么具体措施，“大社会”成为一个空洞的品牌口号——这正好为“小政府”的最终坐大埋下了伏笔。
石狮市“小政府”改革的失败可以作为一个标本，供以后改革所借鉴；这场未成功的改革告诉我们：必须培育和壮大社会力量，既通过民主建设扩大社会自主力量以制衡行政权力，又通过松绑民间组织增强社会自理能力以分担公共管理任务，“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才能够实现。
“故衣摊”成就“服装城”
石狮在苦苦探索政府机构改革的同时，石狮人却把自己的“经商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演绎得精彩纷呈。
他们经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经历了几百年历史的洗礼之后，从商、通商、务商、精商成了石狮人所热衷、所熟知的一种本土化技能。
现代石狮人的经商尤以服装为主。“铺天盖地万式装，有街无处不经商”，这就生动地描绘了石狮服装市场的繁荣场景。最早靠转卖服装而发展起来的石狮，如今已形成以休闲服装为主的完善的服装产业集群，成为中国著名的“服装之都”。
谈及石狮的服装产业，“买故衣”是一段不可或缺的历史。
70年代，大批华侨寄回的衣物在石狮市场销售。一般农民直接购买故衣，1979年华侨和港澳同胞携带入境的衣服布料达71．85万公斤，大多在石狮故衣摊销售。这一年，石狮涌现出650户出售侨物的“故衣摊”。其中登记的个体商摊仅85摊、从业311人。到1982年2月登记的个体故衣摊达310户、从业628人，各摊点货物总值约40万元人民币。1983年开放集市后，私营商业迅速发展，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大批国产服装问世，而这些产品最主要的是集中西文化于一体，以富有时代特色的个性、花样、美感和实用等优势，不断领导着新的潮流、拓展生活的新空间。服装行业成为石狮最突出的行业。
石狮服装的情缘，正是由“买故衣”兴起。
1985年开始，石狮服装开始进入自己设计、创牌的新阶段，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全国各地商贾纷纷拥至石狮采购服装，石狮达到年产服装7000万件(套)，个体摊点达3188户、从业7109人，商品零售总额1．5亿元。
1988年石狮撤镇建市后，确定纺织服装业为该市第一支柱产业。
目前，石狮是东南沿海重要的染整基地，有染整企业近百家，年产值近20亿元；石狮又是纺织面料的主要集散地，市内著名的鸳鸯池布料市场、南洋路和金汇纺织面料市场汇聚于来自全国1000多家的时尚面料供应商，年销售额120亿元；石狮服装企业注册的服装商标有2000多个，涌现了“富贵鸟”、“爱登堡”、“金犀宝”、“哈德利”；等著名休闲服饰品牌，服装产业正在石狮蓬勃发展。
“家族企业”催生“产业集群”
经过10多年的发展，现在石狮的服装业已经走出了“星星点灯”似的家族企业，形成了服装加工生产为核心，涵盖纺织、漂染、辅料生产、成衣加工、市场营销等领域的完善的服装产业链，石狮成了全国性服装集散中心。
从原料工业看，石狮及周边地区有近千家纺织企业，各类织机1万多台，针织大圆机6000多台，针织布年产量达20万吨；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无梭机8000多台；年产无梭织布6亿多米。为确保原料工业的环保质量和先进水平，石狮市政府在大堡、伍堡、锦尚设立了染整集中控制区，共有上规模的染整企业近百家，工艺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从成衣加工生产看，以石狮为中心的泉州纺织服装区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服装产业集群，成为全国重要的纺织服装生产基地。
从服装辅料配套来看，从服装所需的拉链、商标、衬布、钮扣、缝纫线、电脑绣花、织带、下兰等辅料都可以在石狮地区进行生产和配套销售，全国规模最大的2家拉链行业企业都在石狮周边地区；各种服装要素市场在石狮配套齐全。
从市场营销看，石狮作为中国东南沿海最著名的服装及其原材料集散地，全市共有18条以服装为主的商业批发街，8个专业服装批发市场。服装原料交易市场比较发达，闻名全国的鸳鸯池布料市场、新兴的亚太纺织面料市场和南洋街布料商业街汇聚了来自东南亚及全国各地1000多家布料供应商；年销售额超过120亿元。在市场开拓上重视国内外市场并进。他们在海外设立营销网点或办事处300家，东南亚、欧洲、非洲、美洲等地成为石狮服装产品出口的重要市场，基本形成了全球性的服装销售网络。
面对广东、浙江等周边地区服装产业迅猛发展，服装市场竞争加剧的现实，石狮选准了“休闲服装”这块蛋糕，形成了包括运动服、夹克、童装、休闲西裤、内衣等在内的门类齐全的休闲装生产基地。2002年年底，石狮荣膺“中国休闲服装名城”称号。
靠服装“发家”的石狮，随着产业集群的推进，正致力整合服装上下游产业，实现产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经营、市场化联动和社会化协作，集群优势更加明显。
“海博会”打造“国际平台”
2005年4月18日，第八届海博会于石狮开幕，海博会的新举办地——总展览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亚洲最大的专业服装市场——石狮服装城也于同日盛大开业。
作为全国唯一以对台为特色、以休闲时尚为主题的纺织服装专业展会，海博会已经成功举办七届，累计实现订货交易额达101．2亿元，对于推进闽派服装产业、推动海峡两岸产业对接、实现闽派服饰升级作出积极的贡献。
石狮经济局局长丁聪岭告知记者，海博会还颇有它的传统和历史。
1992年，石狮市举办了以服装贸易为主的商品博览会，当时在业界影响非常大。1995年起，该会由福建省政府开放办、石狮市政府和台湾国贸协会等单位共同举办；1998年，该会由地方性博览会升格为全国性服装博览会；2003年又同时举办了休闲服装博览会，首次将“休闲”主题融人海博会，500多家国外名牌、台湾名牌以及内地名牌企业参展，实现订货成交额25．4亿元，首次设立的纺织面料分展区就取得11．8亿元交易额的骄人业绩，协议利用外资6690万美元，与会的海内外客商突破1万人。
从业内来看，海博会是国内较大规模、较高规格和较强市场辐射力的纺织服装专业盛会。随着组织规格的提升及对台经贸交流的活跃，海博会的会展内涵也不断在深化，从单一的商品展示到融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为一体。在成功地打造出服装界的这个国际平台之后，石狮成为“海博会”最大的赢家。
“小城市”放眼“大经济”
就是这样一个小城，2004年所产生的GDPl42．5亿元，财政收入12．08亿元。尽管区域不大、经济总量不大，但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名列全国前10位。
这些成绩，石狮人引以为豪，然而，近年来自省外的一组数字，却让石狮感到危机。同样是县级市，江苏吴江、江阴、张家港的人均财政收入分别比石狮多了1000多元、2000多元、4400多元。
这种危机感不仅来自于数字上的现时差距，更来自发展潜力上的远忧。石狮，还能挖掘出多大的潜力?
石狮的服装产业正在实现一个梦想，即把“先发优势”变成“持续优势”，让“率先崛起”变成“持续隆起”。
石狮城里的跃进路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辉煌到90年代，这里曾是全国闻名的服装批发市场。当时的跃进路，随便一间稍大——点的店面，年租金就达12万元，寸土寸金。可如今这里却是门可罗雀，原因就在于路狭难行、环境不好。连与跃进路相邻的石狮童装城也殃及，在火爆9年后跌人低谷，一蹶不振。
曾以“有街无处不经商”闻名全国的石狮意识到，不加快城市、市场的建设步伐，也许会有更多的地力·要重踊跃进路的覆辙。2003年，旨在提高石狮城市品位的石狮服装城、商业步行街改造、“四馆一场一中心”三大系列工程全面动工。在石狮，最期待石狮服装城开业的，要数长期活跃在石狮服装批发市场上的一批阿拉伯商人了。这些商人经常身着一袭白袍，穿梭于分布在大街小巷里的各个批发市场。几天下来，白袍就脏得变成了黑袍。总投资近10亿、环境优美、配套完善的服装城，对他们有莫大的吸引力。
在加快城市建设的同时，更有一批交流平台正在逐步形成。5万吨集装箱码头、阿联酋沙迦中国(石狮)服装批发市场等一批项目正加快推进，石狮的对外联接，将更为通畅。
服装城的繁荣正在带动印刷城、汽车城、五金城、鞋城、建材城、果蔬批发城和海产品批发市场的全面发展，形成推动石狮整个产业发展的支撑体系。着眼于2010年中长期战略目标，他们的目标是要实现纺织服装业产值500亿元，将石狮建成中国休闲服装产业中心、亚太地区休闲服装产业基地。
与此同时，石狮加快跨海大桥和沿海大通道建设，打开对外通道，在融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规范建设管理，他们正在推进现代滨海城市的扩张和建设，依托福州、厦门、泉州和湄洲湾港口，承接长三角、珠三角港口群的辐射，以促进港口、产业、城市互动发展、共同繁荣。
汕头：重新发现商业史的源流
丑陋，还是丑陋!
华南宾馆的大火，陪唱歌女们的亡命，将这个城市的丑陋再次大白于天下。不久前，《凤凰周刊》刚刚辛辣揭露了这个城市“打假”举报的灰色利益链，那些以举报为生的“线人”，在政府“打假”奖金和不法商家的“赎金”之间，在时时犹豫该选择投向何方。这背后是汕头商业严重的信用危机，背后是这个城市一度震动中国的假发票大案和走私大案。
自新世纪以降，这座禀赋非凡的南方城市，不断被钉在耻辱柱上，不断面对日趋沉重的诘问：在25年的开放和改革史上，这个跻身中国最早一批经济特区的城市，为什么没有成为推动“中国崛起”方阵中更重要的角色?为什么这个曾经是广东第二大的开放城市，即使在今天不断被唱衰的“珠三角”阵容中，也显得相当落后，几乎要沦落为普通的城市?类似《丑陋的汕头人》这样的批判，已经出炉，在真诚呼唤“暴风雨式的精神大清洗”的到来。
而理性的观察家们深深困惑于，为什么不能把汕头套入任何成功的中国地域竞争模式中加以驱动?它既不能归入深圳那种“平地起高楼”式的先驱者实验，也不能归人上海浦东式国家战略与全球资本主义结合的宏大叙事中，也不能归入浙江温州那种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原生的商业萌芽和成长模式，甚至厦门那种同样因走私重挫锋芒，但依靠跨国公司打开另一番天地的道路……而另一些观察家试图将汕头拉入另外一个“独特”之中，承接悠远的唐朝古韵和近代闯南洋的历史，自成体系，仿佛其置身于正在迅速变迁的大陆主流变革之外。
2003年，当我追寻中国感光业的源流，来到这个面向海洋的城市，在木棉花盛开的春天，曾经遮蔽的中国感光史，因为不断的追寻而开始显现轮廓。我意外发现“中国梦”的一个源流，而它所牵动的历史脉络，和所展现的时代精神，能够让人以新的视角，见证和面对这个城市及其参与的时代，它曾经如此激情卷入中国主流的变局，却最终没有能够捍卫住自己的价值。
这成为本文提到的那些汕头人物，林希之——公元胶卷创始人，李嘉诚——最成功的华商、最成功的汕头籍商人，黄光裕——国美电器董事长、中国首富、目前最炙手可热的汕头籍商人，陈和强——跨国公司中国经理人，等等人物共同的商业起源。我深信，如果中国时代的写作者有足够的理性和激情，穿越时空，追寻源流，必将获得新的价值体系，将这个在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埠迎接太平洋时代的城市，当年恩格斯笔下最有商业味道的东方城市，与其现代坎坷多变的命运打通。
一个企业标本，一个城市的时代坐标
这是一次期待中的对话。
“柯达中国经理人都知道，你要启程到美国柯达总部工作，那么，你如何理解自己和柯达中国人的角色以及价值?”
“以前，华人优秀分子都是在西方的技术潮流内发生作用，很少进入管理。我们感觉到，作为全球跨国公司，多元化很重要，包括管理文化，你必须多元化，适应市场的多元化。，我们有优势的部分。比如，KOS(柯达操作系统)本身主导的东西，是精益生产系统，起源于日本。有一次，一名美国高级管理人员问道，你们想做什么?我说，要做一个公司文化的建设者。因为，这家公司正面临着一种变革，而这种变革需要不同文化背景人的贡献。你要决心、诚心做文化的建设者。在心情和体会上，有一种很强的使命感。不要让大家认为，你就变为另一个跨国公司的拷贝。这个使命不能回避，你必须接受挑战。”
在汕头国际酒店23层的旋转餐厅，这个被称之为“璇宫”的地方，我与一位汕头籍的经理人，眺望着远处的大海，俯瞰城市，很快就进入对这个城市一度最有标志性的企业的历史对话之中。这座李嘉诚投资的酒店，一度象征着汕头当年在改革开放中的高度；在我造访时，繁荣已不如昔。
陈和强，矮小而强壮，触及中国感光源流，激情四射，这个原公元彩色胶卷厂的国企经理人，在空前绝后的“98协议”之后，成为柯达中国经理人，正准备动身前往柯达公司总部、美国罗切斯特——乔治，伊士曼100多年前在寒冷飘雪的新英格兰，所缔造的世界影像业的圣地。那里有新的职位等着他，这完全不同于柯达中国为了培养本土经理人常常送经理人到罗切斯特总部的培训计划，而是要在更为国际化的团队中，担当责任。作为一个柯达人，他是在“朝圣”，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是在显示本土经理人在这家跨国公司的成功。而对于这个城市标榜半个世纪的感光源流，这意味着历史的某一种人和精神的延续。
对于汕头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幸运跻身广东领跑中国的第一阵营历史来说，这并不是一次布满重大历史人物和场面的对话。但从下午延续到深夜的深度对话，几乎在一个深怀中国梦想的企业人的个人史上，还原了这个城市20年来，最具标杆性的两条脉络：全力组建自主的民族工业，与跨国公司全球竞争战略的对决。
20多年前，当陈作为华南理工学院毕业生，投身于南方生机勃勃的新世界之时，汕头正踏上其80年代新历史的开端。公元感光厂作为标杆企业，引领“新洋务运动”的风气，大规模引进日本富士最先进的彩色胶卷生产线，广东省为此惊动中央，广东省最高的行政长官为此访问日本，一批技术和管理的骨干也踏上学习日本的苦旅。这是与当时珠三角的东莞、顺德、南海、中山等“四小虎”完全不同的发展脉络。
陈在神奈川的富土足炳工厂研究所记忆复活，这些中国人就此启蒙于日本师法于美国人戴明的精益生产方法，亲身体验到正在崛起的日本企业挑战“美国世纪”的那种强大和骄傲，无不拼命学习，梦想回乡缔造“中国的富土：”。但“中国的富士”最终没有出现，他们丧失了创建伟大企业的机会，也丧失了挑战百年感光业的伟大机会，在柯达与富士的全球战争中，最终成为柯达中国战略的一个部分。
中国还没有哪一个城市曾经紧紧抓住这样的使命和机会，也没有哪一个城市遭受丧失这种使命和机会的彻骨痛苦。
公元几乎完整标定了这个城市的时代坐标：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以国家工业化的企业阵容，试图通过“新洋务运动”，组建强大的“民族工业”，准备与强大的国际企业竞争；在第二个10年，在跨国公司、国企、民企三大经济力量逐鹿崛起的中国时代，最终被纳入跨国公司的中国战略。这是一个将汕头紧紧嵌入中国主流历史变迁的范本。
但对比于那些纯粹由国家意志和战略主宰的大型企业，公元的一切却起源于半个世纪之前，一个汕头人的“中国梦”：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感光企业。2003年木棉花盛开的初春，我第一次发现了在汕头所隐藏的一个中国本土感光业的传奇林希之，一个太古洋行“买办”的儿子，对于科学发明怀有乔治·伊士曼式的激情人物。他缔造了公元感光厂，也缔造了这里隐含的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个上海圣约翰大学年轻敏感的学生，信奉其校长卜芳济的思想，培育“各个行业新的、自由的、坦直的、有思想性的、肯钻研的、有崇高目的和行动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个上海圣约翰大学年轻敏感的学生，信奉其校长卜芳济的思想，培育“各个行业新的、自由的、坦直的、有思想性的、肯钻研的、有崇高目的和行动的人”。他怀抱梦想，从上海返乡，自己独立搞配方，像乔治‘伊士曼那样不分昼夜搞起了感光实验。那时，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中国的前途，展开了最后的决战，数百万的军队在大江南北杀得不可开交……而汕头偏于南丸与南洋交往密切，远离政治，崇尚实业。这是那个改天换地时代前夜罕见的—种宁静，—种品质，林专心致志于自己的感光实验。
感动于林对感光梦的执著，父亲和祖母将积蓄拿出来支持他，还有一个叫郭明声的商人，也做了投资。1949年5月，林在汕头市德兴路86号创办了化学实验室，开始从事感光材料的研制。两年后，中国第一张黑白印相纸在这里研制成功，又一年，汕头公元摄影化学厂(汕头感光化学厂前身)正式成立，并用自制的木制涂布机进行批量生产。
公元之意，开辟一个时代的意思，即中国人的新纪元。就此，林希之将汕头1861年开埠的历史，与一个更为巨大的时代连接。我直觉到这是“中国梦”的一个源流遂决定去拜访其故居。
穿过脏乱的露天市场，我和陪同人员来到民生路24号，这是公元创始人林希之的故居，现在几乎难以辨认。因为那里几乎是废墟，是一个残破的民国建筑。这个城市已经遗忘了他们的骄傲，一幕让人唏嘘的情景。我想起一个月前，在罗切斯特飘雪的清晨，一行中国记者参观乔治·伊士曼故居的情景，传记中关于伊士曼故居的描述，都静静躺在那里，仿佛时间还停留在一个世纪前充满风琴声的日子。而在房间里静静绽放的白色康乃馨和雏菊，让人莫名地感动。在那里，我感到的是对缔造者的感激、尊重。而在这里，是苦涩，是对历史惊人的遗忘和冷漠，甚至践踏。
林希之的遗孀高婉卿和他的后人，接待了我们。30多年的岁月后，林希之的气息还在。在二楼的墙壁中央，有一幅相框裱起来的黑白遗照：林风华正茂，穿白色衬衫，挺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秀气的眼镜，正在专心致志地做着笔记。这张以公元黑白胶卷拍摄的照片，堪称是隐藏在历史深处，追寻“中国梦”的人物最逼真的素描。历史没有让这一刻长存。林在黑暗动乱的岁月，作为“反动人物”被批斗，被革命群众占领住宅。这个由民族资本创始人而变为共产党企业“化学师”的人物，这个曾被陶铸尊敬并专门配伏尔加轿车的人物，这个苏联专家要专程登门拜访的人物……最终在楼梯下二个没有阳光的小黑屋里，忧郁病痛而终。我目睹了那个小黑屋里，林最后的遗物是装在一些破旧肥皂盒里布满灰尘的电子元器件；这是当年林躲在小黑屋里，琢磨航拍感光材料留下的遗物。
林的“中国梦”，有其不输于，“美国梦”的尊严和品质，但饱含悲情。30多年后，当他的后继者们，坚守在已经停产的富士彩色胶卷生产线旁，熬过漫长的大谈判时期，最终在“98协议”这样的断代标尺之后，开始跨国公司经理人生涯。他们心中可能隐约期待，中国感光业遗存在汕头的这一股力量，有一个新的复苏。
但最担忧的事实还是在5年后发生了：在全球影像业变革巨大的压力之下，柯达最终调整其中国布局，作为与乐凯合资计划的一个部分，汕头分支与富士的彩色胶卷生产线作为资产划归乐凯。柯达最终选择了厦门作为其全球生产体系的中国中心。这个决定实际在厦门主政者以异常主动的姿态迎接跨国公司入华，决心让厦门成为跨国公司在华产业基地时，就已经埋下。柯达撤离汕头，是一个富有意味的象征；这意味着在一个以争夺跨国公司作为主流发展动力的时代，汕头在最后的布局阶段失去了依托。
在汕头的主政者不断大声呼喊“工业立市”的当下，以公元半个世纪以来企业大变局为范本所显现的汕头建立现代大型工业企业的失败，几乎象征了这个城市在激流汹涌的区域竞争时代所遭遇的命运，也深度回应了它在一个本应有大作为的时代，何以陷，人开篇所叙困境的请问。
李嘉诚和黄光裕所显示的标尺
回归到汕头的当代境遇，另一个令观察家们异常困惑的巨大反差与事实是，汕头拥有中国其它地方难以企及的商业和资本背景。这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是潮汕籍的商人，背井离乡之后在海内外取得传奇性的非凡商业成就；另一个层面是，“中国海外华人中包括华人首富李嘉诚在内的最有经济实力的工商巨头，有差不多一半的原籍在这个弹丸之地，而他们又是海外华人中最顾念家乡的一群。”
在一个以争夺各路资本为主流发展思路的中国时代，依据推动中国经济兴起的流行看法，汕头应该有足够的商业精神和资本，称雄于区域经济竞争的时代。但相反的事实，不仅形成了一个反差异常大的悬念，而且也必然要催生一个追问，汕头所存在的商业精神传统，为什么在本土却没有产生与之匹配的非凡的商业成就?
李嘉诚无疑是汕头异乎寻常的商业与资本背景的最经典代表。
这位潮汕籍人物，在香港成就的商业帝国，已经是一个时代本身。其对汕头有一种还乡式的父爱，在汕头跻身第一批中国经济特区行列的第二年，李嘉诚就开始筹备建立汕头大学。而在汕头深陷严重商业信誉危机之后，笔者与前汕头市委书记李统书的一段对话，也可以窥见其与故乡关系之一斑。
“他一下飞机，就问怎么样，经济好一点没有?我回答说，去年增长3．3％，今年为5．6％。他说：事在人为。他是汕头所有投资者中最大的。他与我一见如故，说：我的心是永远向着汕头的。他派人到汕头来研究投资休闲城镇，结合东西方的特点，让世界各地退休以后的人们来这里居住，如果搞成会有几百亿的规模。汕头正在搞工业园，我说，你能不能带个头?比如，李嘉诚工业园，长江实业工业园……”
“但这些投入并没有对汕头产生全国品牌性的影响。正如，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和指标是汕头大学，对比李嘉诚更晚时间投资的长江商学院所具有的亚洲知名度，汕头大学就显得没有多大声名。”
“李嘉诚以赤子之心，为家乡作贡献，组建大学，为家乡培养人才，但作为一个大学想在社会、教育界建立品牌，绝不是靠二笔资金，靠满腔热情等就能搞成。比如，校长、师资的问题，培育出的人才被社会认可的问题。而且双方也有一个磨合期，本地对于国际惯例的甚少了解，他们对于世界市场如鱼得水，因为观念的问题，发生矛盾……汕头的变革很难，观念的转变，历史遗留问题，现存的问题。
尽管，商者无域。但潮汕商业传统凝聚在李嘉诚身上的高度，还无法绝对神化一律。正如，余世存在其《李嘉诚及其时代》一书中，将这个“超人”安置于东西方交汇的香江之地。无论是父亲李经云在深夜不倦批改学生作业的背影，对于半夜醒来的李嘉诚人生境界的影响；无论其在贫寒中的坚韧、学习、洞达世事以及精明的商业算计……成功毕竟要投注到香港跻身“四小龙”式的腾飞。在那里，自由市场与法治经济，在华人世界第一次现实地存在。在一个林希之们被强大的国家工业化和政治消灭商业的浪潮，不断改造、吞没的时代，那些起源潮汕的华商们，在海外意外获得了商业时代最传奇性的成功。尽管，他们所建立的商业帝国还是被批判为商人资本的财富积累，无法与西方、日本创建伟大现代企业品牌比肩，但这大概能解释汕头所存在的商业精神传统，与什么环境结合才能修成可以标榜一个时代的正果?
黄光裕是最近一个可以观照汕头商业的案例。这个少年时代在汕头农村捡破烂和收购废旧书报、补贴家庭生活的人物，因为建立了目前中国最大的家电连锁企业国美，并凭借企业在香港上市，成为福布斯中国首富，而被称之为大陆的李嘉诚，或者中国的山姆·沃顿。这在当下不免言过其实。
对于汕头，这或许是一个分水岭式的场景：在陈和强这些汕头的技术和管理年轻精英，充满激情地投入公元引进富士彩色生产线的“新洋务运动”时，黄与其兄北上追逐生意，在内蒙草原几番周折之后，在北京珠市口100平方米的服装卖场起家，在被认为中国体制最坚硬的堡垒，以近20年的时间，打造了中国最大的家电连锁商业帝国。有记者在深度跟进之后写道：“谁能料到那个当年在汕头农村拾破烂的少年会变成今天内地第一富豪?伴随其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完成及曝光，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由天赋、勤奋、铁腕、权谋和机遇造就的商业神话，而且神话仍在继续。”
的确，在一个中国以商业竞争力崛起的时代，不要说一个20多年来严重缺乏全国性商业企业的现实，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而且在大陆，承载诞生李嘉诚，山姆·沃顿这样非凡人物的商业机会，也并非没有出现。
此时，商业精神就不再特属于某一个地域和人群。它已经随着时代扩散到其前所未及的空间。
惠州：奔腾之势不可小视
长期以来，在珠三角城市的风云际会里，惠州似乎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色。在过去的25年里，“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和“东莞模式”都曾名噪一时，惠州却很少有过头角峥嵘的时刻。目前，在珠三角的9个城市里，惠州的国内生产总值排在第六位，人均GDP及增长速度均排在第七位，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排在最后一位。
和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喧闹和躁动相比，惠州看起来闲适、安静。“半城山色半城湖”，惠州城内有风光秀丽的西湖，东江及其支流西枝江横贯境内，江边和湖边人不多，往往几十米才看到一个人。大街上少有行色匆匆的打工者，却多是衣着休闲的当地居民。出租车的起步价是5元，坐的人却并不多，倒是公交站牌下有不少人。一切似乎都表明，这是一个发展中的、略带落后保守的小城市。
然而，在2003年由中国科学院推出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里，南海之滨小城惠州的开放竞争力却超过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位居全国第二。开放竞争力，是一个城市经济国际化和区域化程度的重要体现。也就是说，惠州的经济活力在某些方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而惠州市委书记柳锦州更是语出惊人：2005年是广东的惠州年。一个貌不惊人的小城，拥有如此的经济潜力，惠州是怎样做到的呢?
失去的10年
1988年1月惠州市升格为地级市，而此时全市GDP只有32．34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中它的农业13亿元，占41％；工业8．5亿元，占27％；是典型的“农业惠州”。在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中，它位列“后七”。
惠州紧邻深圳、东莞，为什么并没有饮到改革开放的“头啖汤”?对这一问题，惠州官方文件的解释是：由于惠州位于“香港——深圳——广州”经济发展主轴之外，且与香港通达的便捷性方面有所欠缺，而成为珠三角东部的边缘区。
而在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的一名老惠州人告诉记者，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很长的历史时期，在惠阳地区客家人中就流传着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民谣”——“宁可在惠阳食粥，也不愿去东莞吃饭”。甚至连吓小孩子的话也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老人对小孩子说，“你再哭就把你卖到西面头去”，示意让孩子去“西边”(东莞)受苦。东莞人的辛苦、勤劳成为惠阳人避之不及的东西。
甚至在劳动工具上，惠阳与东莞也不大相同，惠阳客家人的锄头、簸箕、筐之类的小，西边东莞人家的大，有的客家的前辈非常担心自己的女儿、孙女嫁到西边去，怕吃不消。而在很长时间里，只有一些成份不好和条件太差的姑娘，才肯下嫁到西头去。
改革开放后，惠阳凭借与香港一衣带水的关系，走私活动一度非常猖獗。1980年代初从走私尼龙布到日本电器再到日本汽车，形成了有史以来“走私”的第一次高潮。这次高潮的结束，是以中央直接干预，枪毙了海丰县原县委书记王仲而告一段落。甚至到了1990年代中期，还发生了震撼中央的惠东县委县政府放私案。而此时，西边的东莞却很快抓住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次良机，大建厂房，修桥修路，在短短的几年里，兴办了上千家“三来一补”企业。而刚刚走出走私魔影的惠阳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失去一个重大历史机遇。惠阳人对邻近的深圳、东莞人大兴土木兴建厂房，并形成大规模的工业加工区熟视无睹，甚至嘲笑邻里“建厂房养蚊子”。而在这个时候，“深圳一个普通工业加工区的年工缴费就已经相当于整个惠阳县所有‘三来一补’工缴费的总和”。
熊猫汽车城的梦与痛
“惠州的发展有过多次历史机遇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惠州没有很好把握，致使惠州在重要发展时期曾较长时间陷入被动局面。”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的一位学者告诉记者。而这些机遇中，最让人扼腕的就是熊猫汽车城的破灭，而伴随其后的是大亚湾开发热潮带来的房地产泡沫，让惠州在上世纪90年代初，和海南、北海一起成为全国经济过热的三个符号之一。
1989年，号称总投资10亿美元的熊猫汽车城项目落户大亚湾，规划用地81平方公里。“北京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都在制裁中国，这时从美国来了这么一个大项目，人们的兴奋可想而知。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都来过了。”惠州市发展和改革局的汤科长告诉记者，“但最终，主要是因为政策方面的原因，美方要求有一定的内销比例，而惠州政府坚持外销，导致项目夭折。”
但这时，由熊猫城引发的房地产热已经开始升温，惠阳城从3平方公里迅速扩展到22．5平方公里，被人们喻为“一夜爆炸出来的城市”。那时，“最高峰时一天涌进40多万人，一平方米土地从200元被爆炒到1．1万元，数百亿元资金迅速集中到惠阳。房产公司招牌林立，让人眼花缭乱。路边的小餐馆，通宵食客不绝，操着全国各地的口音在谈论着项目、土地、大厦，在憧憬着一夜暴富。《90年代看惠州》的标题充斥着大小报章，大型的项目广告牌和层出不穷的动工奠基仪式此起彼伏。”现任惠州市房地产业协会副秘书长的张艳，在1990年代初来到惠州，亲眼见证了那近乎疯狂的一幕。
大亚湾热仅仅一年多时间，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出台。从1993年下半年起，一批房地产公司先后关门或倒闭，留下了许多“烂尾楼”，惠州市房地产业进入了低迷时期。人们如梦初醒，但已来不及作任何准备了。
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对惠州经济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当时惠州已办征地手续的用地达9．44万亩，而按照预算，建成一平方公里房地产约需资金13亿”15亿元。如此，已批出的土地要完成建设就需265亿～300亿元；而当时惠州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才40多亿元。因此有人说，仅惠州市区已征的土地10年都建不完。从1994-1996年，仅大亚湾地区被抽走的资金就达160亿元，惠州的房地产企业从1000多家一下子锐减到400来家。
“宏观调控之后到1998年之间，惠州的房地产业处于沉寂和反思的阶段，基本上没有新的楼盘。直到1998年国家房改政策出台后，才渐渐开始有了起色。”张艳说。
“房地产泡沫的教训对惠州房地产业的发展不是没有好处的。起码过去的教训让房地产商们心有余悸，在炒房、暴利面前心态平和。目前，惠州商品房均价2141元／平方米，是广州的1／2，深圳的1／3，而惠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4年达到13822元，高于广东省2004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3627．65元，说明惠州房地产发展的潜力相当大。”张艳认为。
张艳的乐观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惠州的大街小巷，“合生帝景湾”、“新世界长湖苑”等楼盘的广告随处可见。而，在大亚湾响水河，曾经的熊猫汽车城厂房的旁边，熊猫置业(其前身为熊猫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新近开发的碧富新城，正在用“北美风情高档住宅区”的广告语吸引着大亚湾的新开发者。
“数码惠州”初长成
“TCL大道”、“德赛路”、“华阳路”、“麦科特路”，走在惠州的大街上，似乎就能够触摸到电子工业对这个城市的影响力。
目前，惠州是全球最大的DVD、电话机、电池、电脑主版生产基地，广东工业50强中，惠州占有5席，仅电子工业TCL、德赛和华阳的产值就占了全市工业产值的52％。
“惠州的大企业集团发展，在珠三角的IT产业带中是一种独特的、有生命力的模式。”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张阳博士认为。
惠州电子工业的发展，与一个名叫“惠州市工业发展总公司”的机构是分不开的。1983年，惠州经委的几个干部怀揣5万元借款，成立了这个公司。当时的主要职能是对外接洽，承担政府招商的功能。靠着诚挚之情，他们引进了第一家客商——香港金山集团，到目前已与包括通用电气、德国西门子、日本东芝等世界著名企业在内的30多家外商建立起合资合作关系。22年后，这5万元已经变成了160亿元的产值，“惠州市工业发展总公司”也已变身为德赛集团，并衍生出菲利普汽车音响、奇胜电器一系列的相关企业。
“德赛目前是全资的国有企业，但我们是新型的国企。政府很开明，德赛与合资合作伙伴的股权结构是多元的。通过引进世界级大公司，吸收消化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借助与外企合作搭建起的国际化平台，从创建之日起，企业就按国际惯例运作。”在惠州江北德赛大厦22楼，德赛集团营销管理部主任杜国锋总结道。
德赛集团营销管理部经理黄剑认为，和外资企业大规模的合作，培养出了大量和国际接轨的管理人才，目前许多惠州电子企业的老总都出身于德赛，德赛成了惠州电子工业的“黄埔军校”。而市委办公室秘书黄敏介绍说，惠州IT工业集团化的发展，与惠州市政府的放权经营和股权激励不无关系。早在1997年，惠州市政府为了培养地方支柱产业，决定对部分企业实行授权经营，TCL成为试点企业。惠州市政府于当年年初与TCL总裁李东生签署了一项为期5年的授权经营协议。按照协议规定，从用于起家的5000元借款到1996年的数亿元资产全部划归惠州市政府所有。此后，TCL净资产年增长率不得低于10％，其超出部分，按一定比例增发为股份，奖励给管理层，或者以优惠价购买。作为第一责任人，李东生需交50万元风险抵押金，现金不够，只好把自己和父亲的房子也做了抵押。
目前，惠州已经形成了以经济开发区为依托的IT产业集聚优势。国家级的仲恺高新技术开发区，已经占到惠州工业产值的30％。开发区内的LG音响公司，其生产部件的本地化达到了80％，其中46％由惠州当地企业供货。与n产业相关的产业链已经初步形成。
石化之梦
在惠州市内的出租车上，司机有些自豪地说，惠州人耳熟能详的“一自东坡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如今已经变成了“一自油城建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这个让苏东坡逊色的油城，指的就是2002年11月在大亚湾奠基的、我国迄今投资规模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中海壳牌石油化工项目。 “14年前的一天，惠州偶然了解到中海壳牌石化项目的信息。二个月后，一份关于大亚湾地区长达100万字的详尽推介材料形成，并交给了投资者。在准备这份材料时，惠州聘请了当时所能请到的最好的专家，对当地优越的自然优势作了详尽的分析与评判。”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新闻秘书林彰永难掩自豪，“而据说壳牌沿着中国的海岸线考察了一圈，最终也选中了惠州，他们看中的是这里的深水港和海边的大片空地。”
在随后的14年里，谈判反复进行。土地、道路、规划、绿化、环保、配套设施、市政工程，所有内容都要逐条落实到合同中去。在大亚湾的霞涌，3棵榕树见证了壳牌落户的漫长历程：树前的木质观景台是为络绎来到的各级领导人搭建的，树的旁边是壳牌项目盘根错节的管道，这些管道会把化工原料送进来，把废物排到几百米外的深海里。在3棵树后十几米处，壳牌项目的厂房冒着白烟，试生产已经开始，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入生产。而在树的右后侧，南海炼油项目和LNG惠州发电项目也在建设中。
据测算，作为我国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中海壳牌南海石化项目总投资43亿美元，2005年项目建成后，将年产各种化工产品230万吨，年产值约17亿美元，合人民币130多亿元。如将乙烯下游产品基本开发出来，所产生的拉动效应将达1：50，即可产生6500亿元的产值。
按这样的测算结果，即使只有10％的下游项目留下，也将使惠州的工业总产值在目前的水平上增长近一倍。如果留下的项目达到30％，总产值就能翻两番。这样，惠州将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石油化工城。
但是迅速膨胀的生产能力也会给石化产业发展带来问题与挑战。惠州官方的一份资料显示，一方面轻油供应紧张的形势已是现实，中海壳牌项目乙烯所需的原料轻油，无论是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供应还是进口，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惠州规划的下游石化产业项目的效益。另一方面，到2007年世界乙烯产能将达到13183．5万吨，而届时全球乙烯需求量仅11693万吨，乙烯过剩产能将达1491万吨。
前文中提到的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的那位学者也认为，从长远上讲，一个地区的发展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千两个大项目上，尤其是寄托在工业大项目或技术高度密集型的企业上，是不现实的，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在一些地方如广东的湛江和茂名也是欲借“三星”；茂石化重大项目，带动本地经济起飞，但收效并不怎么样。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先进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并不仅依靠大工业项目、，而依靠的是众多高效益的中小企业和完善的服务体系。惠州经济中几大集团和外资占的比重很大，而中小企业占的比重很小，第三产业滞后，一直排在全省的平均水平以下，在GDP中占27％，比全省平均水平还低13个百分点，排在珠三角倒数第二位。民营经济发展较慢，发展乏力，总量仅占全市比重的25％。
另外，基础设施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以惠州港为例，它是中国东南沿海少有的优良港口，本来李嘉诚已慧眼独到，看中了这个港口，决心投，资参与开发建设。然而，当时惠州某些领导为了要与李嘉诚争控股权而错失了港口巨人投资的良机，李嘉诚只好跑到深圳盐田，宁可开山造路，对大亚湾港望而却步。由于没有引进强大的港口专业企业，惠州港在完成初期建设后，资金严重不足，建设近10年来，几乎没有多大的变化。
目前，国内外的专家普遍认为，惠州攥紧了石化和IT两个拳头，把这两大产业都融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去，其发展前景不可估量。但惠州如何把握，人们正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