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跳不出打工这个圈？
2005年，打工者阿星因抢劫杀人，被判死缓。6年后，他们一家三代依然蜗居在深圳逼仄的角落，命运仿佛给这家人画出了无法挣脱的圈，他父亲闭伟宝下岗了，他弟弟阿海感慨“我爸一辈子是打工的，我这辈子也是个打工的，我看我的小孩以后还是个打工的”。
黄昏时分的深圳市公明镇，霓虹的魅惑尚未显露，还是一副灰头土脸的工业区样子：空气污浊、尘土飞扬、黑摩的和宝马车乱糟糟地挤在交叉路口。
这里距离深圳市区仅40分钟车程，与后者阔气的国际都市气派比起来，就像是从喀布尔到迪拜的旅程。
六点钟，正值附近厂区白班与夜班交替的时刻，熙熙攘攘的打工男女，身着各色工服，像彩色的河流，在马田村口的十字路口融汇、碰撞，然后四散，如此日复一日。
在马田村一条幽暗逼仄的小巷里，阿海穿着蓝色的工服正要匆匆地走出去。他是阿星的弟弟，在哥哥阿星入狱之前，也以同样的节奏往复于打工路上。
阿海要去新兴橡根厂上夜班。白班与夜班每半月轮一次，每班十小时。这种单调的日子，阿海已经重复了一年多，而他的父亲闭伟宝在这家工厂曾经干了16年。
如今，闭伟宝唯一的工作就是给不断交替于白班、夜班之间的家人做饭。
他们一家七口租住在马田村南光高架桥旁的农民房内。这是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阴暗小屋，头顶不断有呼啸而过的汽车让屋子像一列始终行驶中的列车，不开窗都是汽车尾气的味道。
闭伟宝失业后，再也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回到广西温江的老家，连农活都不会干了。他觉得自已像一截被榨干了汁的甘蔗，被人遗弃了。
下岗：“说不要就不要了”
2008年的一天，闭伟宝正在上班，年轻的领班告诉他：“你以后不用来了，下午到人事部去结账。”他感叹，这个呆了16年的工厂，“说不要就不要了”。他也不敢抗争，怕一吵连补偿金都没了。
闭伟宝50岁，中等个头，有着第一代农民工的典型性格，坚忍、吃苦耐劳，他家也是村里最早建起楼房的人家之一。
像他这样还在城市打工或正因年岁渐长而处于失业边缘的“民一代”，在全国有一亿多人。而像阿海那样的“民二代”，在全国也有近亿人。
闭伟宝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走出温江村的那一天：1992年9月4日。
其时，正是邓小平南巡，中国经济整体转暖之际。1990年代以来，政府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而珠三角是这些出口企业的发家之地。
闭伟宝打工的新兴橡根厂，是港商张国宝于1988年在马田村所创，主营内衣辅料，初期只有数百名工人，后来却成为全球最大的内衣辅料制造基地。也是在这一年，富士康在深圳建厂，当初也只有数百工人，二十多年后却成了拥有近百万工人的巨无霸。
那时，闭伟宝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每月工资200元。开始的工作是给染料过秤，这个活儿，他重复了整整7年。直到有一天，他的一名工友到医院检查时发现“肺里什么颜色都有”，估计是在称染料时吸入所致，这才让闭伟宝害怕了。他最终设法调到了橡根厂的仓库做管理员。
自此以后的十多年间，他再未跳槽，一直在这里打工。从闭伟宝出来打工的1992年，到他被辞退的2008年，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中国货物出口额年增长率更是高达19.6％，制造业创造了中国GDP总量的1／3，中国经济开始被冠以“中国模式”而备受荣耀。
然而，对闭伟宝来说，十几年打工下来，除了建房子和供三个孩子上学，就再也没攒下什么钱。直到现在，全家五口人打工，却只能租住在高架桥边每月300元的出租屋内。
事实也正如此，这十多年来，中国的打工者们分享到的经济发展成果极其有限，和城市其他群体的工资增长相比，他们的收入甚至是不停萎缩的。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2004年8月曾发布《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称：珠三角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珠三角地区的外来工月工资大多数在600元左右。直到2006年，全国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才达到1226元。
闭伟宝的工资变化基本和这一平均值吻合，工资增长的速度甚至跟不上猪肉的涨幅。
对农民工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刘开明解释了这一现象。1998年金融危机、特别是3年后，中国的外贸大幅度增加，但竞争加剧，人力成本反而被压缩，工资总体没有上升。到了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3267美元，但全国最低工资平均只有100美元／月，而约有一半农民工的正常工资低于这一工资标准。
当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时，像闭伟宝这样的农民工最先受到冲击，至少有2000万人被裁员返乡。
2008年的一天，闭伟宝正在上班，年轻的领班告诉他：“你以后不用来了，下午到人事部去结账。”回忆起当初的场景，闭伟宝一口干掉了杯中的酒。他感叹，这个呆了18年的工厂，“说不要就不要了”。他也不敢抗争，怕一吵连补偿金都没了。
最终，工厂给了他2.7万的补偿金。
2008年失业后，闭伟宝天天睡不好，担心“没工作，儿子阿星还在监狱，怎么寄钱让他过好点呢”。打了半辈子工的闭伟宝没有养老金，大多数中国打工者和他一样。
闭伟宝后来决定到汕头去打工，那里的工厂多数每天要工作12小时，半个月白班半个月夜班，且没有节假日。这是他儿子阿星痛恨的打工环境，但闭伟宝义无反顾地去了。但身体却受不了高强度的劳动，手痛、腰痛、血压上升、骨质增生等问题接踵而至。多年的打工生涯，似乎耗尽了他的精力。
2009年后，闭伟宝返回老家广西温江村。他想靠养猪谋生，结果劳苦半年，亏了一千多元。这时他才明白了，他已当不了农民，也难以在温江村这样偏僻贫困的山村继续生活下去。而城市，也已没有他的容身之所……
最怕“生病”和“以后你不用来了”
闭伟宝的感觉是：“这几年工资只涨了一点点，物价却像疯了一样。日子越来越难过。”
阿海计划着攒点钱，不管为了养老，还是为了孩子。但他和父亲的感觉是一样的，辛劳一年，很难攒下什么
在公明街道，有着五光十色的酒吧、夜总会和大商场，但这不是他们去的地方。二十多岁的阿海喜欢穿山寨的李宁和耐克，他认为这样显得“时尚有活力”。
阿海自认为是个勤勉的人。曾经在2002年跟着哥哥阿星在汕头打工，那时他16岁，每天要工作12小时，每月1000元的工资，管5部机器，身体瘦得像根竹竿。那时候他以为“只要每天给我睡8个小时，两个星期就可以长得健康红润”。
而他的姐姐阿美，比他更勤勉。但自从1998年来到深圳后，每月的工资至今也未超过2000元。
他们曾经都是留守儿童，对深圳充满向往，在初中尚未毕业就出来做童工，冒用成年人的身份证混进工厂。父亲闭伟宝被辞退后，母亲也将近50岁了，也在新兴橡根厂打工。只等着某日，工厂像辞退闭伟宝那样告诉她——“以后你不用来了”。
从小就在贫困中长大，在阿海的记忆中，父母常常连过年都不回去，宁愿把路费省下来“补给家用”。对他们来说，“回家是奢侈的”。
这是大多数打工者过日子的逻辑。在对上映乡留守儿童的调查中，一两年没有回乡的家长比比皆是。
但即使再节省，他们仍然感到钱不够用。阿海粗略算了一下，一家七口人如果生活在一起，可以节省生活成本，吃住加起来也得每月1500元左右，抚养孩子每月也得花销一千多元，夫妻俩每月工资不到三千元，月月见光。
闭伟宝的感觉是：“这几年工资只涨了一点点，物价却像疯了一样。日子越来越难过。”
他的抱怨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吻合，10年间，物价上涨了25.37％。2000年，100元能买到100斤好大米；2010年，100元只能买到四十多斤普通大米。
他们的生活因此变得愈发脆弱。
2010年底，闭伟宝一家遭遇了最怕的事情——疾病。
那天，闭伟宝贪便宜在街边买了捆便宜青菜，结果全家吃了拉肚子。阿海不满一周岁的孩子，腹泻住院花去将近两千元，其他家人亦只能请病假。结果，全家生病两周，把七口人几千元的积蓄全花完了。
有时候阿海也不断怀疑，“过得这么苦到底为什么？”
阿海需要给生活的艰难寻找理由，同乡刘加也如此。刘加在新兴橡筋（胶）厂打工十余年，一身是病却时时担心着被辞退。他无法左右命运，就靠每天买2元彩票给自己增加希望。他一天天把彩票号记在一块小黑板上，满黑板是红红绿绿的数字，在他简陋昏暗的出租屋里，这是最明亮的角落。
“一辈子都跳不出打工这个圈”
他们想过做点小生意，这是和阿星当年一样的城市梦想。可事实上，他们想了十来年还没实施。阿海认为是没资本，“万一输光了，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一天打工下来，阿海和他的姐姐阿美，总会坐在那间车声隆隆的出租屋里，幻想着如何摆脱日复一日的机械生活。他们想过做点小生意，这是和阿星当年一样的城市梦想。可事实上，他们想了十来年还没实施。阿海认为是没资本，“万一输光了，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事实上，长年累月被机器驯化的生活，已经在心底深处彻底捆绑了他们改变命运的勇气。况且，在城市他们并无足够的社会资源，即使真去做生意也未必成功。在阿海的姐夫张世东的观察中，周围的打工者做生意赚到钱的，不超过十分之一。
在温江村上千名打工者中，通过打工成为老板的，全村仅有一家。那是阿海的堂叔赵民贞与赵民通。
在整个天等县的13万打工者中，通过自身努力而获得创业成功的例子也不多。据2009年的统计，在广西八百多万的外出务工人口中，从事制造业的占七成以上，月工资在800元－1200元的占一半左右，1200元－1600元的仅有三成左右。
即使打工多年，他们也难以在工厂里有上升的机会。像闭伟宝，虽然打工16年，最后也只是被辞退的命运。闭伟宝的女儿阿美，由于在打工之余学会了电脑，有幸从一个打工妹成了办公文员，但她发现这已经是职业生涯的顶点。在偌大的公司，只有一名广西籍高级领班。
阿美的堂妹阿花，算是温江村最成功的打工者，她从一名普通打工者，最终奋斗成深圳一家国企的销售经理。阿花长相清秀，二十多岁，完全看不出打工妹的痕迹，更像是一个城市白领。然而在五六年前，她在深圳的一家工厂打工，手指都做得变形了。此后她决心自学，逐渐改变命运。
但像她通过自学与职业培训改变命运的，在整个广西天等县的打工群体中都是少数。政府提供的职业培训，更是少得可怜。近两年，天等县职校共培训农民工1680人次，而天等县的农民工已逾13万人。
而阿花的弟弟，也曾因为看不到打工的希望，而去抢劫被判刑，获释后仍在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这些打工的，一辈子都跳不出打工这个圈。”一名深圳富士康的天等籍打工者感叹。
贫不止三代
阿海指着怀中的孩子自言自语：“我爸一辈子是打工的，我这辈子也是个打工的，我看我的小孩以后还是个打工的。”
对于大多数打工者来说，城市那道无形的墙，是一种比打工本身更深刻的痛苦。
闭伟宝的儿子阿星在抢劫杀人案发自首时，曾说过，“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这是他们父子对城市的感觉。闭伟宝在马田村生活了将近19年，看着马田村从一个穷乡僻壤发展成一个厂房林立的工业区与热气腾腾的商圈、小区。但19年来，他没有一个本地人朋友，他所有的朋友都局限在老乡圈子里。
外地人与本地人生活在同一个经济与生活相互依存的城中村，却相互戒备，甚至敌视。
这种隔阂似乎难以消弭。阿海举了个例子，如果一个本地人开着一辆豪车，叫我这个打工仔去吃饭，一眨眼就花掉2000元。而我却花不起，那你一定交不到朋友。
这些外地年轻人，也不能忍受本地人“看你的眼神，还有那些轻蔑的手势”。
甚至在城中村的建筑群里，也弥漫着这种隔阂。像闭伟宝家这样的外地打工者，喜欢租住在靠近在南光高架旁的那几幢农民房中，那里空气差、噪音大、租金便宜。而城中村里相对安静的地方，是有钱一些的技术人员住的。本地人则基本住到了马田村马路对面的福庄花园。
这种隔阂无处不在。在2008年以前，马田村的龟山公园是不对外地人开放的，只准本地人在那里跳舞。2008年后，由于警方改善了管理方式，治安好转。本地人的戒备减弱了，龟山公园才开始允许外地人进入。
晚上，外地人终于可以和本地人一起在公园里跳舞了。
但阿海的姐夫认为，这只是表象，外地人与本地人不融合的现状并没有根本改善。
他的这种感性认识与《瞭望》在2010年的报道吻合。该报道称大约有2亿长期在城市的打工者，他们没有城镇户籍，也没有享受到市民待遇。报道称，城市必须拆除户籍等樊篱，把他们“市民化”，才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与社会稳定。
但他们大多数人不愿回到农村。闭伟宝一家在农村有三层砖楼，但现在却宁愿住在南光高速边那间嘈杂、逼仄的出租屋里。阿海解释：“我在深圳，就算摆地摊，也够让自己吃饱。但在老家，最辛苦的劳作，可能还养活不了自已。”
城市开始尝试给予他们融入的机会，但往往颇为吝啬。2010年，深圳允许外来工攒足积分后，可转成深圳户籍。但这是一个中彩票般的几率，1300万的外来人口中，2010年只有约4600个指标。
《瞭望》新闻周刊认为，如果农民工的下一代仍不能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和就业权，又无法回到乡村，矛盾可能会以某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犯罪。而前几年法国出现的移民区骚乱，被国内的有识之士认为是对中国的“二代移民”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警示。
这样的“警示”，其实也在阿海的哥哥阿星身上出现，也在温江村的“砍手党”身上出现。
这种现象在社会学上被称为“贫困的代际传递”。阿海的堂姐阿花，有更朴素的认识：受教育，特别是让下一代受教育，是改变命运和融入城市的起点，她认为自己是个例子。学者们则认为，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需要从让农民工平等享有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权利开始。
而阿海对他堂姐的观点不以为然。在马田村那间灰暗的出租房里，高架桥上汽车呼啸，门窗咣咣乱响。阿海指着怀中的孩子自言自语：“我爸一辈子是打工的，我这辈子也是个打工的，我看我的小孩以后还是个打工的。”
歧视，让他们成为陌生人
——访《中国法治蓝皮书》“农民工犯罪问题”撰写人靳高风教授
南方周末：在2011年中国法治蓝皮书中，您提到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这个数据听起来颇为惊人，是什么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高犯罪率？
靳高风：从2010年的报告中，我们就开始关注“90后”青少年犯罪率问题以及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农民工、流动人口子女犯罪问题，实际上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一部分。2011年进一步关注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以前，我看到一些调查报告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原因时，往往归结为教育水平低、文化素质低、经济贫困、家庭影响等个体原因上，简单想一下农村人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在农村地区犯罪的少，在城市里犯罪的就多或者说犯罪倾向就大？这是因为，农民工在城市没有归属感，原来束缚自己的乡村熟人文化、道德观念，到了城市后荡然无存。他们收入低下，被城市人视为另类，还干着又脏又累的工作，看到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后，年轻人就容易产生一些犯罪的冲动或倾向。如果再有老乡或者其他人的诱惑，更容易产生犯罪。
所以，城市对农民入城心理歧视和排斥、就业与受教育的困境、经济政治待遇上的不平等、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的欠缺、文化冲突等社会心理和社会现实，才是导致这一群体犯罪高发的主要原因。
南方周末：您对南方周末调查的广西“砍手党”山村的农民工犯罪情况如何看？
靳高风：“砍手党”山村的外出务工农民，其低学历和低技能，与犯罪行为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两种因素往往导致农民工低薪、找工困难，所以只能从事那些环境恶劣、工资低、待遇低的工作。加上一些工厂为了赚钱，不顾工人死活，往往会把新生代农民工逼上犯罪的道路。
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和对生活的追求已完全不同于上一代。他们有时会为了追求新的生活方式，铤而走险。如果周围有违法犯罪的人员或犯罪组织的拉拢，会选择去犯罪；如果周围熟人中没有违法犯罪者，行为人有足够的胆量和野心，也可能会选择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或目的。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在温江村人的老乡聚集区深圳公明，他们容易一起犯罪。
南方周末：在调查中发现，以宗族、地缘为纽带的农民工犯罪团伙特别普遍，如广西温江村一带的“上映帮”、广东“海陆丰帮”，还有“四川帮”、“湖南帮”、福建“平潭帮”等。北京市公安局研究人员任九光曾作过统计，中国的所有刑事犯罪中地域性犯罪占30%－40％。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
靳高风：农民工以地缘、乡缘、血缘相结合实施犯罪，或者某类犯罪、某个一定区域的犯罪以老乡为主，这也是一种普遍的规律。
这种现象与农民工的工作以地缘、乡缘、血缘分布的规律是一样的。一方面，这是陌生社会形成新生活方式的一种主要形式，另一方面他们之间由于地缘、乡缘、血缘的传帮带，以及共同的生活背景和共同的信任感，容易形成共同的群体、组织和圈子。这样就不难解释各种“帮”的问题了，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和西欧和美国的“亚洲帮”、“华人帮”、“非洲帮”等没有什么区别了。
南方周末：在对农民工犯罪的调查中发现，抢劫这样的犯罪行为，很少会受到同乡与村人的舆论谴责。如何理解这一心理呢？
靳高风：这和犯罪群体的亚文化影响农民工的日常道德判断有关，也和这个社会的文化目标变异有关。当前社会的文化目标无外乎金钱、地位和荣誉，这已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社会标准。这种社会文化直接影响着犯罪问题，因为有了金钱和地位就会被尊重、被另眼相看。
还有一个问题是农民工到了城市后，“熟人社会”的道德规范被打破，乡村的某些“熟人”都是一个样了（如广西温江村很多人都从事某种犯罪），所以也没有什么丢人不丢人的了，而在农村的“乡土社会”中，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仍会起作用。所以，他们在城市犯罪，回到农村却可能像个老实人。
南方周末：在狱中采访“上映帮”的几名教父级人物时我们发现，他们对本地人、有钱人恨之入骨，但对老乡讲义气，甚至乐善好施。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这种观念？
靳高风：贫富差距、地位差距造成的“不公”感的确存在。但是我认为，城市人对进城农村人的歧视是造成犯罪的一个主要因素。他们在城里没有尊严和地位，是城里的“下等外来公民”，干着最累最脏的活，受的是白眼和鄙视。一旦他们有了钱和地位之后，虽然法律身份没有变，但是别人的眼光变了，他们就有了尊严和地位，不管这个身份和地位是不是通过犯罪手段得来的。
南方周末：在广西天等县，即使有的乡镇比上映乡贫困，但外出犯罪率却要比它低得多，我进行比较调查后发现，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些乡镇的基础教育做得更好一些。
靳高风：这是很好的比较样本。发展教育是预防犯罪的基本路径之一，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技能培训，都会增加良好的就业机会。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农民工一般就不会犯罪。当前农村下一代教育问题值得社会关注，一方面新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了，孩子交给老人带，教育滞后，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生就业的困难，读书无用论在农村重新泛起。这样下去的话，新生代农民工该走向何方，值得政府和社会思考（还有一个我焦虑的问题是当前农村赌博之风盛行对农村孩子的影响，这是农民富裕之后的一个结果）。因此，农村富裕起来之后，引导农村新文化、新教育的形成是我们政府当前迫切的任务，这关系到我们未来10年下一代农民工的前途和城镇化的前景。
南方周末：农民工犯罪在未来十年可能会对中国的城市化产生怎样的影响，该如何化解？
靳高风：当前我们正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从犯罪的角度看，在城镇化的战略中，需要考虑两类人群的就业、市民化和文化冲突问题，一类是被城镇化地区的居民，这类地区一般在城乡接合部或大城市的周边地区，要实现他们角色、职业和管理的城镇化。2009年北京市大兴区发生的几起杀人案件和一些被城镇化村民的异化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就是例子。
另一类就是进城务工的人员，应帮助他们解决就业机会、市民待遇、社会保障、后代教育。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城市就会处于无序和混乱状态。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把犯罪预防问题放到战略位置。而我发现在当前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除非出了大问题，一般很少有政府和官员注意这个问题。
南方周末：我在深圳的一些同乡村调查中发现，不少外地民工虽然在城中村住了十几年，但他们与本地人之间仍是陌生人，相互隔阂甚至仇视。外地民工如何才能融入城市？
靳高风：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城乡二元制的恶果。这种社会排斥系统还会存在一段时期，要彻底打破这个系统，就要让大家平等，只要有稳定的工作或居所就可以市民化，就可能成为城里人，并享受同等待遇。我们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正在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这种排斥、歧视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才会逐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