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回答好这个问题，自己在下班后用了两个晚上，查阅了《西夏史——不能遗忘的历史》《党项族怎么没了？》《银川的前世今生》等书，就着题主的话题，与朋友们分享一下西夏王朝是怎样的存在。
西夏王朝(1038-1227)原是宋朝管辖的地方政权，曾经与宋朝、辽朝一起，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王朝。西夏以武力为基础，辅以外交手段，善于见风使舵，在四面强敌环伺中，发展壮大，一直延续了近两个世纪。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在西夏灭亡后，历经元、明逐渐融入邻近民族而消失。
一、西夏王朝在中国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党项族和羌族是西夏的主体民族，皇族原为拓拨氏，就是从今天大兴安岭嘎仙洞走出的那支民族，后来建立了北魏政权那个拓拨氏。拓拨氏是个极力主动要求汉化的民族，唐朝被赐李姓，宋朝又被赐赵姓，后改姓嵬名氏。西夏当时作为中国第三大势力，称霸西北，对当时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1.西夏王朝使西北广大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了空前发展。西夏领土辖今天中国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部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自唐朝后期至五代、宋初一直处于多民族、多政权争夺之中，动乱不已，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之中。九世纪末，党项族迁徙到这里，逐步形成了势力较大的夏州政权。至五代时期，夏州党项政权在藩镇的斗争中势力更加强大。宋初党项族首领李继迁抗宋自立，进一步扩大势力，攻取了灵州。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占领整个河西地区，确立了西夏的版图基础。自李德明儿子李元昊正式建国后，在境内采取了积极措施发展经济和文化，使原来这一相对落后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有很大提升，科学技术不断进步，文化事业繁荣昌盛。这一地区的长足发展，确立了西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西夏统治者选择位于银川平原贺兰山下的怀远镇(今银川市)为都城，发展成为当时中国西安以西最大的都会，成为党项族、羌族、汉族、吐蕃、回鹘等各民族共居的城市。可以说，没有西夏就没有现在的西北重镇银川市。
2.西夏是当时唯一可以和宋、辽相抗衡的王朝。西夏王朝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与北宋、辽三足鼎立，第二阶段基本上是与南宋、金三分天下。西夏前期为辽、宋属国，不时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向背，对宋和辽的进攻都进行过顽强抵抗。西夏能举全国之力与宋、辽抗衡，变劣势为优势，不断取得胜利，特别是宋康定元年(1040)后的三年间，宋夏双方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发生三次大战，都以宋朝惨败告终。不久，辽兴宗分兵三路攻夏，结果辽军溃败，辽兴宗仓皇逃遁。当时宋、辽都不得不与西夏和盟，承认西夏“自帝国中”的地位。由此可见其实力与地位。
西夏虽统辖地域偏于西北，国力总体逊于宋辽，但却在当时的三国格局中扮演着关键、制衡的角色。在当时各王朝的较量中，西夏这一颇具分量的砝码，对政治和军事的天平往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3.西夏王朝是中国各民族交流融汇最突出的时期。西夏境内各民族势力大体均衡。党项族、羌族位居主体，在政治、军事上占有优势；汉族人数很多，在经济、文化方面占有优势；藏族和回鹘虽势力较弱，但在宗教的传播和牧业上也有强项。这种格局使各民族的力量保持了相对均衡。 西夏法典承认多民族共存，实行了较为和缓的民族政策。在西夏境内，各族人皆可以担任官职，官职排序以职位高低为准，不以民族划线，只是在职位相同时才以党项族为先。西夏对各民族没有采取明显的压迫政策，更不像契丹、蒙古把各民族划分成高低不同的等级。
西夏时期，各国之间也有相对和平时期，特别是西夏的仁宗朝，对外大体上保持和好，是对外民族关系相对稳定的时期。西夏法典规定，与沿边异国西番、回鹘、鞑靼、女真要“相和倚持”。西夏时期境外各民族的交流，使西夏经济、文化呈现出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吸收、互相融汇、共同发展的局面，使主体民族党项族在生产、生活上逐渐出现了汉化倾向。
二、西夏文明在中国文明史上最具鲜明特色一是西夏文明是高度多元复合的文化社会。西夏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复杂，既有河套平原、河西走廊盆地中的冲积平原，又有黄土高原，也有多山地和沙漠地区。西夏居住的民族多样，西夏社会的生产、生活形成了多元素、多类型、多层次的状况。西夏境内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形成了交织的混合状态，创造出有特色的多元复合型文化。比如，今天矗立在银川市西郊、贺兰山东麓的西夏王陵，既继承了中原地区皇家陵园的传统，又体现出民族和地域特色。
世人瞩目的马雅文化和西夏文化有相似之处。但马雅文化似乎是一种较为孤立的文化，而西夏文化则是中华民族内各民族文化融汇的典型之一。
二是西夏是儒学和宗教的中间过渡地带。从全国版图看，西夏差不多处于中央位置。从当时各王朝和民族政权的分布看，也处于中间地带。西夏以儒治国，儒学是王朝政治和社会文化的主流，主要表现在制度、法律和教育上。西夏儒学源于中原地区。这一时期，中国境内的儒学布局大体上是以东部宋朝为基础，辽、西夏和金跟进效法，西部回鹘、吐蕃则影响较小。儒学形成自东向西阶梯式传播的态势，西夏是中间过渡地带。
佛教是西夏宗教信仰的主流，由于皇室大力提倡，有些活动具有皇室或官方色彩。西夏的佛教源于中原，后又借鉴吐蕃。此时中国境内的宗教信仰分布，大体上是东部佛、道并存。西部回鹘、吐蕃、大理以佛教为主。中部西夏地区虽也兼容 佛、道，但佛教强势，道教弱势，是中国宗教的过渡地带。
三是西夏文明在今天得到重生。西夏灭亡后，其文化遗存受到极大摧残，西夏陵园地面殿堂建筑荡然无存，连众多的石碑也被人为破坏成碎块。西夏典籍渐被湮没，西夏文成为死文字。需要指出的是，因中国的“正史”中没有西夏史，资料又匮乏，研究历史的学者把西夏往往称为“神秘的西夏”，特别是元朝又未修西夏史，使西夏文明从此蒙上了更加神秘的色彩。使人感到欣慰的是，20世纪初，大批西夏文献、文物的陆续发现，特别是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献和文物。此后宁夏、甘肃、 内蒙古等地又不断出土西夏文献、文物。
出土的西夏文献改变了中国中古时期文献的格局，近些年西夏文献、文物的相继出版和文献的成功解读，令西夏王朝文明得以闪亮再现。目前，过去知之甚少的西夏语言文字、政治制度、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宗教方面都有了新的资料，学界取得了新的认识，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形成了新的亮点。
三、西夏文化为中国文化史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当时的中国，西夏文化涵盖面广，包罗万象，集中体现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贡献，西夏在科技、文化、艺术、佛教等方面均对中国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综合集成。
1.涌现出一批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文化人物。西夏第一代皇帝景宗李元昊，雄才大略，称帝立国，与宋辽抗衡，指挥与宋朝的三次大战役，被列入中国战史的典型。后来他又审时度势，与宋朝和解，订立 “庆历和盟”，使中国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出现了三个皇帝。
第二代皇帝毅宗十五岁时不畏强臣，力挽狂澜，设计杀死阴谋簒国夺权的权臣没藏讹厖，亲自掌政，此时的他比康熙逮捕鳌拜时还小一岁。他也和康熙一样，倾慕汉文化，尊崇汉礼。他率兵打仗，亲冒矢石，后在战场上受伤，英年早逝。西夏前期有三位皇太后先后主政：毅宗母没藏太后、惠宗母梁太后、崇宗母第二梁太后。她们主政时期约占西夏历史的五分之一。特别是第二梁太后能统率大军，运筹帷幄，甚至亲临前线，是英姿飒爽的女中豪杰。
西夏崇宗乾顺重视文教，大力发展儒学，建立学校，设立培养人才的“养贤务”制度，在文化史上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其子夏仁宗仁孝，在金朝的支持下一举诛杀企图分国篡权的权臣任得敬。他提倡文教，实行科举修订律令，校印佛经。他重视以儒治国，尊孔子为文宣帝。自汉武帝至清康熙的一千七百多年间，西夏崇宗和仁宗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们都各自在位54年。而父子二人连续在位108年，创造了中国的历史之最。这反映出当时西夏约一个世纪的国泰民安。
西夏开国重臣野利仁荣学识渊博，李元昊建国多依赖其创制的典章制度，特别是他奉旨创造了蕃书(即西夏文)，建立蕃学，翻译汉文典籍，教授蕃、汉官僚子弟，贡献突出。他创制的西夏文为中国文字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西夏仁宗时重臣斡道冲，其世代掌修夏国史，精通当时中国各民族文字翻译，先后译《论语》《周易》，以蕃字写成。后为蕃汉教授，抵制外戚任得敬的专权和分国。被擢为中书令、国相，辅佐仁宗稳定政局，发展文化。
西夏仁宗时期的高僧波罗显胜，是西夏的贤觉帝师，也是中国最早的帝师，比元代封八思巴为帝师要早一个世纪。他的宗教地位极高，译校重要藏传佛教经典时，与仁宗皇帝共同“再详勘”，对在西夏发展藏传佛教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2.在科学技术上有很多独创性的发明创造。西夏因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吸收中原的先进科学技术，并有新的发展。一是西夏建筑业兴盛。文献记载，其皇宫、离宫等皆豪华、壮丽，现已不存。西夏王陵集中反映了西夏建筑的特点，现存帝陵9座，陪葬墓253座，是关中以西最大规模的帝陵，西夏陵继承了唐、宋陵园的基本制度，又有创新和发展，成为中国陵园建筑中具有民族特点的景观。二是西夏兴建了众多佛教塔寺。存世的佛塔形式多样，有秀丽挺拔的承天寺塔，有双刹并立的拜寺口双塔，有楼阁式和覆钵式复合形式的宏佛塔，有正方形空心方塔，有八角形康济寺塔，有总体平面呈三角形的巨大塔群一百零八塔等，体现出西夏高超的建筑水平。三是西夏广泛使用活字印刷术。在存世的西夏文文献中，发现了一批泥活字印本，证明西夏较为广泛地应用了泥活字印刷。这些泥活字印本可定为十二世纪版本，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印本。四是西夏冶炼业发达。西夏制造最多、质量最好的铸造品是刀剑之类的铁制武器。宋朝太平老人著作的《袖中锦》中记载，宋朝皇帝也随身佩戴夏国宝剑。西夏陵园出土有体型硕大的卧式鎏金铜牛，重88公斤，模制浇铸成型，外表通体鎏金，造型生动逼真，堪称稀见的艺术珍品，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五是西夏瓷器具有很高的水平。在宁夏、甘肃、内蒙古出土了大量西夏陶瓷器，其中有不少是带有民族特色的精品。
3.佛教文化在西夏建树突出。西夏自元昊时期便开始以西夏文翻译佛经，历经四朝，用五十三年译完汉文大藏经等主要经典，共译经362帙、812部、3579卷，称为西夏文大藏经。而中原地区由梵文译为汉文大藏经前后用了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
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速度堪称翻译史上惊人的创举。宁夏灵武出土的西夏文佛经中有一幅西夏译经图，刻僧俗人物25身，有西夏文题款12条，记图中主要人物的身份和姓名。图下部绘梁氏皇太后及惠宗皇帝像。此图形象地描绘了西夏时期译经的场面和皇太后、皇帝亲临译场的生动情景，是世上现存唯一的一幅译经图。西夏将大量藏传佛教经典翻译成西夏文和汉文。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有大量西夏文和汉文藏传佛教经典。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中的一些西夏洞窟中，也有浓厚的藏传密宗色彩。
4.独具特色的西夏艺术是中国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是唐朝以外统治敦煌地区时间最长的王朝。西夏称莫高窟为“圣宫”“沙州神山”。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洞窟中有大量壁画，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平。在榆林窟和东千佛洞的西夏壁画中，有多幅带有玄奘和猴行者形象的玄奘取经图，反映了唐僧取经故事在西夏流传的情景，是保存至今最早的玄奘取经图。
黑水城遗址所出土的大批精美卷轴画，反映出中原和藏族地区对宗教和绘画的巨大影响。大量具有藏传佛教风格的密宗画浓墨重彩，色调深沉，布局紧凑，体现出藏传佛教密宗“唐卡”的风格和绘画特点。近些年，宁夏和甘肃等地也出土了多幅西夏卷轴画，也多是藏传佛教绘画的精品，证明藏传佛教在西夏广泛流行，这些唐卡应是存世最早的藏传佛教绘画。
西夏石雕中也有很优秀的作品。西夏陵园出土有雕凿精细的雕龙栏柱，顶部为束腰莲花座，柱 身三面刻二龙戏珠云纹浮雕图案，是造型美观、刻工精良的珍贵艺术品。西夏陵园出土的多座石碑座更引人注目，有男性和女性两种。男性石碑座面部浑圆，颧骨高突，粗眉上翘，双目突出，獠牙外露，肘部后屈，双手抚膝，下肢屈跪，背部平直，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了负重者的神态，有独特的民族风格，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西夏各民族能歌善舞，党项民族素来爱好音乐，西夏政府中设有“蕃汉乐人院”。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中，演奏音乐的形象多是在优美的舞蹈动作下进行。仁宗时使乐官李元儒采用中原乐书，修定乐律，使西夏音乐吸收了更多中原音乐的养分。宋朝著名词人柳永的歌词也传到了西夏，“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说明西夏民众爱好音乐的普遍程度。宋神宗曾召见投降的党项乐人，并让他们在崇政殿奏乐。西夏灭亡后，元世祖“征用西夏旧乐”，称为河西乐，在宫廷演奏，并建昭和署管领河西乐人。
5.创制的西夏文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创制西夏文是西夏文化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是党项族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西夏文因文字性质与语言相互匹配，具有实用性，应用范围很宽，延续使用四百多年，文献存量非常丰富，在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中占有突出地位。
二十世纪初，黑水城遗址大量西夏文献的收获是本世纪继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以后又一次重大的文献发现。新中国成立后，又陆续发现了不少西夏文献。这些珍贵的文献成为解开神秘西夏王国的钥匙，促使西夏学这一新学科的诞生。
西夏翻译了很多儒学书籍，保存至今的西夏文《论语》《孟子》《孝经》《贞观政要》等，是现存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儒学经典著作，此外还有西夏文兵书《孙子兵法》、《类林》等。《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部西夏文和汉文合璧的工具书，其中每一词语都有四项，中间两项分别为西夏文和相应意义的汉文，左右两项分别为中间西夏文和汉文相应的译音字，是一部蕃、汉民众学习语言、文字的通俗著作，显示出颇具独创性的编辑能力和水平，在辞书编辑、出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西夏人编纂的《文海宝韵》，借鉴了《广韵》和《说文解字》，既是有韵目、有同音字组的西夏文韵书，又是每个字都有文字构造与字义解释的字书，这种体例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西夏国家法典《天盛律令》吸纳了唐、宋等法典的法制思想，接受了“十恶”“八议”“五刑”等基本内容，继承了在刑法、诉讼法方面丰富、严谨、细密的传统，同时又拓展了中国封建王朝法典的范围，成为了真正诸法合体的法典；在形式上，全部为统一格式的律令条目，也设有条外的令、格、式、敕；并且开创了分层次书写的条款形式。西夏对法典形式的改进，在中国法制史上是一次大胆、成功的革新。在近代出土的西夏文献中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社会文书，计有一千五百余件，包括户籍、账籍、军籍、契约、告牒、书信等。同时代的宋辽、金朝所遗留下来的这类文书极少。这些文书是直接反映西夏社会的珍贵原始档案，为研究西夏社会开辟了重要园地。
可见，西夏有过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从其统辖的地域、统治时间、国家实力、内部制度、文化特色看，西夏王朝都是一个在中国文明史上有重要地位、有突出特色、有重要贡献的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中国文明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