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十五 章
朱大为上书省府后，失厂股东到纪委、巡视组上访，又到公检机关报案。受案机关多月没有回音，股东维权有一月一次增加到一星期一次。
2016年4月18日，他们又去催问。民警说案多忙不过来，朱大为说给个书面回答，我们上市局举报。过了几天，民警发来电文：朱大为、张军军、董仁亲，我是经侦大队民警×××，对于你们的报案，我大队决定受案初查，受案号为海公经（2016）2642号。我们将在调查取证的基础上，依法作出是否立案侦查的决定。特此告知。
此时，朱大为奔忙于维权，肝癌至晚期，不日病亡。张军军一人催办，他上公安局：“查有事实还不立案，我住这不回家了。”办案民警说：“立案我是支持的，我受不了压力，我不讲你们也知道的，我不能为你立案，你们要立案我有难处，你们去状告我吧……”话虽这么说，但顾警官办案积极，受到了来自领导的压力，没过几天，他被调职分配了别的工作。
一天，公安局通知张军军、黄艳、黄小宝、朱一夫、仇再生、樊忠民和陈漠等到中兴能源公司（原钢厂）侦询。侦询完毕，一侦询负责人对控告人风趣地说：“朱一夫有权，你们（股东）有理……”张军军接道：“领导说我有理，说得中肯，我理解。我有理求政府保护……”
侦询后，公安局作出决定：朱一夫没有侵占贪污事实，撤销立案，不服向市局申请复议。张军军因文化低，要我出场向上级市局申请复议。我常住在三亚，帮他写了复议申请书发快递，快递小哥说要有收信人姓名电话，我赶紧寻找熟人打听。后来快递送达签收了，但到现在没有收到答复。股东财产请求政府保护，被警察驱赶，就是上访有官接待了，又以各种借口推诿。上访改依法维权。
民告官，中兴股东陈有功是第一人，他曾是省劳动模范。陈有功在江海起诉至法院，一审败诉，他不服，上诉至中院，但他还未等来消息，就因肝病发作而死了。中院作出的判决是维持原判，诉讼费陈有功承担。陈有功的继承人妻子接着上省高院申请再审。庭审上，朱一夫提交了一份由省府办出具对三企业产权村有改制有效的认定文函。而这省府办的确认文函从何而起的，陈有功的妻子哪知道，官司输得莫明其妙，一塌糊涂。陈有功的妻子走路摇摇晃晃，眼泪当饭吃，不久，气倒死在浴室地上。追悼会那天，几乎全村人都来吊丧，人流涌动，悲声泣泣。失厂股东伸臂高呼状告朱一夫，并联名签写状告书。
打官司是要费用的，他们拿不出钱，就是付了法院诉讼费，代理律师也要收费的。如果按三个企业股东的标的来算，要付5000多万律师维权费用。打行政官司虽诉讼费用不高，但也被做手脚，法院千方百计的找各种借口，把本身法律知识就浅薄的村民股东挡在外面，连实体都进不了而败诉。土地股东陆长鸣状告政府，结果被以原告主体不够格而驳回起诉。
还有一位妇女叫黄杰英，她的丈夫杨新民也因维权而病死在维权路上，她刚送走病亡的丈夫，就站出来维权——我是合格的原告！黄杰英是中兴村学大寨标兵，她投资东方股份总公司40万元（以丈夫名义出资），是公司注册股东。1983年——1996年2月，除注册40万元外，又投入工资、分得股金红利共计844044元。三公司被政府拍卖，夫妻俩人维权上访13年，被侵资产1244044元。2018年7月20日，黄杰英收到了不予立案的法院撤回裁定书。
民告官能赢者古今难有也。十多年维权，我看到中兴维权老股东一个接一个离开了人世，我写《夕阳悲歌》，在天涯论坛上刊发、转载，引起媒体关注。北京记者上中兴村采访后，在官方主流新媒体上发表了深度调查文章《镇政府蛇吞1700万 搞垮样板“中兴村”》。
在此，为了以便更多地了解中兴实况，特援引一下报道文章。
《镇政府蛇吞1700万 搞垮样板“中兴村”》
江海有个中兴村，这是个与大邱庄、南街村、华西村齐名的村子，因为村子里有个带头人，带领村民办了一个全国知名的民营企业——“中兴特钢”。
昔日：中兴村是时代的排头兵
“中兴”是农业合作化的先行者，土劳入股4﹕6开分红，调动了村民积极性。54年粮棉跨过长江，超江南，成为江苏省高产社，受到省政府表扬。58年大跃进，中兴村粮超千斤，棉超百斤，64年粮超双千，棉超（皮棉）双百斤。“学大寨赶中兴”，中兴成为全国高产榜样。中兴人在荣誉面前不骄不傲，艰苦奋斗，皮棉亩产超400斤，创世界记录。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800人的小村有渔业队、钢壳渔轮和国营大公司的远洋渔队，齐驾出洋。渔业促工副业发展，1968年建造有为渔轮配套的千吨冷库，同年又建造加工鱼货的罐头厂，鱼货食品供应国内，出口国外。有猪场、万头鸡场。
1978年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江海岸。中兴村村民家家户户办起的小手工业似雨后春笋出土，在一平方公里的村院里，有铜带厂、电池厂、电筒厂、冷冻厂、罐头厂、涂模厂、冲压件厂、抛光厂、拉丝厂、塑料厂、电熨斗厂、螺丝厂、铜棒厂及印刷厂，户户有车间，家家有工场，亦工亦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新型经济体。
1982年，中兴村的村民自发地组织到了一起，入股办厂，创建起了中国第一个民营股份制企业——飞宇公司（特钢厂）。
《农民日报》《文汇报》等多家媒体报道：1982年，飞宇公司的股东自从筹建新厂之日起，不取股息红利，全部派建厂资金；新进厂的职工，工资的一半作股投入公司扩大再发展。特钢厂创建时，村民过苦日子，他们住在简陋的棚屋里，却把小作坊挣来的钱都入股建钢厂。当年县、市、省委政策研究室针对中兴村村民新型股份制投资经营模式进行了全国的推荐介绍。用村民的话说，叫“学华西，不吃蛋，蜉小鸡。蛋变鸡，鸡下蛋，鸡多捉蛋要用箩筐装”。数年间，钢厂发展起来了，村民壮实了，但村民不置车不置房，仍省吃俭用，把分红的钱转买成公司股票，与“村城管都”一荣俱荣。
如今：二十年辉煌被毁于一旦
然而好景不长。
中兴村村民们辛辛苦苦干了22年后，至2004年钢厂被收厂拍卖时，钢厂账面资产9亿多万元，村民应发放股票每人6万元。
中兴村当时扩大至有三个厂，即东方特钢股份总公司、特种钢厂和亚洲钢管【海计发（1992）057号批文同意“飞宇股份”更名为“东方特钢股份总公司”；确认特种钢厂为东方特钢股份总公司下属企业】。这三个厂都是全村家家户户投资组建并以股份经营的，也就是说这三个厂都是经过注册批准的民营股份企业。
钢厂是中国大型不锈钢管生产的笼头厂，是国际名厂，产品优质，许多特型钢管填补了国内外空白，出口日、欧、美国家。钢厂效益可观，是中国农村最富的富村，闻名遐迩。所以也就早被人盯上了眼睛，一心想把钢厂夺下为己所欲。于是，一只编织好的牢笼悄然抛向中兴村。他们当时利用两村合并，首先安排村一副支书接班想参入股东会掌权，但一时未获成功。于是，他们又编造了许多厂领导贪污的故事（被称“经济炸弹”），对此进行大审计。见一计不成却又来一计，他们又编造了厂领导犯“强奸”案的一出戏（被称“性炸弹”），又让上级派人来大调查，结果又属子虚乌有。如此前前后后将钢厂折腾了二个月之久。
另外，他们还组织社会闲杂人员多次强闯、骚扰钢厂，阻断货源运输钢厂被迫停产，恐吓董事高层放权，钢厂机械及办公设备也多次发生被砸被毁，后经警方出动才予停息（但未予赔偿）。
那一天——2004年8月13日，他们就急急忙忙地宣布“收厂”决定，就是多次策划后，到了没有办法的使用一招了。为此，他们只有先将这个民营钢厂企业“认定为村有”，然后再以“村有钢厂”的名义，进行所谓的拍卖、转让。
董仁亲：样板带头人被构陷
“收厂”决定下达前的一周即2004年8月6日，当时挂职的县委张副书记传令：限董仁亲下午二时到市府报到。
老董急忙爬出车间的环形炉，连衣服没有换，就去了市府。年轻县官坐堂：“你犯了贪污，知罪不？”张副书记开腔。董回答“不知罪”，董又补上说：“我没有罪!”张副书记火了，翻开案卷，拍个不停。
“张书记，我有罪请拿罪证吧。”董仁亲望着那县官一直在不停地翻看着厚厚一叠的材料，等得不耐烦了说。县官不睬，仍只顾翻卷页。老董坦然，见县官翻阅的卷案便知也许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所谓“中纪委”转下来的举报他董仁亲贪污一亿多的材料吧？卷宗足有几公斤重。乖乖，真是不得不要命的杀人刀子啊!年轻县官看了老半天，因为都是诬谄，故事生动，但无实际内容，他是拿不出证据来的，对此，县官也是“爱莫能助”的——他既然无言以对。
“张书记，我如若贪污一元钱，愿判一年刑……”老董插上说。张副书记轻蔑地啧笑：“你能活多少年？”董也笑了笑说：“我坐不完牢，死了请儿子坐，儿子死了请孙子坐，子子孙孙坐……”
在堂一起就坐的还有政法部门等几位负责人。老董被如此问“罪”，他们抱有质疑，用同情和沉默的目光看着董。
审问没有结果，只好放老董回厂。但这并不等于老董就已逃过了一劫。8月9日，县官抽调了强兵战将，数十人开进钢厂。
老董是钢厂股东会决策组长，是权官夺厂的眼中钉，他们要搬了这块夺厂的障碍物。上次用“经济（贪污）弹”“性弹”未炸死他，是没有“炸药”的空弹，这次他们要填烈性炸药炸，砍倒树散猢狲，让800股东不反而散——他们组织一支庞大的查账精英队伍，再次围战老董一个人。账库昼夜灯火通明，查账连战数日，但他们最终铩羽而归——又未查到老董分文经济问题罪证。
于是，迫不得已，先声夺厂的破天荒违法闹局上演了。
后据说，老董8月6日被通知去县府审问，实际就是想将老董传令关押，但此次所谓“中纪委批转”的举报材料，又没一件事实是老董所为。所以没有铁的违纪或违法事实，只好放人。最后，他们便直接开始了实施“收厂”。
真相：民营钢厂被血腥鲸吞
由于产品优质，效益可观，所以中兴村钢厂也就早被人盯上了眼睛，一心想把钢厂夺下为己所欲。
早在2004年4月，镇政府调来了一位新书记，由于村中有人与他交上了关系，所以当时的钢厂就开始遭受到无尽的干扰与不公的对待。
记得2004年夏初，当时的镇官施卫等人突然提前来到钢厂说要收“企管费”1700万。钢厂不同意，因为以往一年“企管费”只有几千元多则万把元，可想，一个乡镇政府凭什么对一个村民企业，紧急忙忙地一下子想要这么多钱？！没过多久，镇政府又令施卫前来钢厂坐要1700万，钢厂领导仍是没同意，因为股东会也通不过。
于是他们就采取上述各种手段对钢厂有关领导进行审计、审查，但二个来月过后他们却什么也没审出来。没弄倒厂领导，这1700万元也就仍没法支走。
到了2004年8月13日，在那位挂职副书记的安排下，一个所谓的“工作队”突然来到了中兴村钢厂，通知董事长、法人朱一夫和董仁亲到钢厂招待所听会。在招待所，“工作队”即宣布了一项重大决定：废除钢厂股东会（董事会），界定钢厂产权归村有。随即钢厂被“工作队”接管，原股东会班子被解散。
不日，“工作队”委任原副总陈漠管理生产。朱一夫巧被留用，他的原董事长的职务虽被撤了，但“工作队”仍让他行使中兴村钢厂的管理，是没有被任命的“总管”。朱一夫很明知，见势为己而动，自此逐将1700万元巨款支转给了镇政府。于是，1700万元被支走后，很快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效能：一、离谱的“收厂确权”决定；二、没召开一次村民大会（股东大会），镇政府却编好了一整套现成文字的表示同意村钢厂改制、转让的村委会假材料，让当时的村书记盛化勇签字盖章；三、紧跟着乡镇、县等同意村钢厂改制、转让的批复文件一一出现……
2005年1月25日钢厂被拍卖成交，他们将原本9亿多资产的钢厂最终只以2230万元的低价予以了拍卖。原来他们收走的1700万元根本不是用作什么“企管费”，而是将这170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获得非法收厂并拍卖转让的审批。
他们不但肆意的很快地将这1700万元挥霍殆尽，而且还将钢厂超低价拍卖给了相应的关系人，从中又大捞了一笔不义之财。然而为了掩盖1700万，他们反过来又用了各种名义的其它票据在财务上进行下单充账！
按规定，民营企业不属于国家改制的对象。但他们必须巧立明目，先利用关系将“民营”变为“村有（集体）”。知道内情的老干部及官员们曾气愤地说，既是以“企管费”收的，怎么能这般胡用？这账上列支的1700万明细票据，如此不真实地造假，数目之大让人触目惊心，绝不能怂恿，应该彻查。村民说，这既是一起狂敛鲸吞中兴村800村（股）民三十多年血脂民膏的假转让拍卖案，又是江海有史以来典型的一重特大贪污腐败案！
中兴村钢厂被超低价拍卖转让后不久，新厂主只出售了一个车间，就卖得了6000万元。钢厂被超低价拍卖转让后，感恩酬谢，随即买了一辆30来万的蓝色尼桑高档轿车送给了镇官。自2005年中兴村钢厂被接管、转让后，全村800村（股）民一片震惊与不满。让中兴村村民走上了上访路。
上述调查报道一经发出，央级多家媒体官网转载，消息迅速在全国传开。中兴失厂股民感激万分，但收厂拍卖的腐官们如针刺股，整日不宁，朱一夫与腐官们大呼等死不如反扑，立即撰文打开网战。
时年7月23日晚，腐官紧急推文《网传干部利用企业改制吞1700万不实》。该网文称，镇街道有关领导利用原集体企业东方特钢厂改制之机支走集体资产1700万元一事作出回应，称上述一文内容与事实明显不符。
镇街道办称经调查，在东方特钢厂改制过程中，2004年8月份由镇财政所开具的三张收据共计1750.36万元显示了所谓1700万元款项的去向，分别是收据号为8604662#的工业管理费418.78万元、收据号为8604663#的防洪保安基金190.37万元、收据号为8604664#的建筑管理费及规费1141.21万元，足以说明相关网帖中提及有关领导支走1700万元与事实不符。
此外，镇街道办还称，网传指称有关领导长期使用特钢厂价值30多万元的尼桑轿车一辆也与事实不符。经核查，该车辆牌号为苏FR2855，系改制后的特钢厂于2005年3月份购买。由于当时镇政府车辆紧张，特钢厂故将该车辆暂借给镇政府使用，而非送给个别领导使用，镇政府在借用三年后于2008年车改时将车辆归还给了特钢厂。据悉，纪委同时对此展开调查，未发现原镇政府相关领导利用特钢厂改制支走1700万元集体资产，也未发现其利用职务之便霸占企业车辆的行为。
镇官粗盲出击，反露了马脚。多家媒体记者又上中兴。2015年9月21日刊发了跟踪报道《<镇政府蛇吞1700万>一文再曝新真相》。
媒体《再曝新真相》直言：几天前，全国有多家权威媒体对于暗藏十年之久的镇政府蛇吞1700万，搞垮样板“中兴村”的详细经过、背景、如今村（股）民状况，尤其是镇政府及镇领导违法违规的做法等，作了全面的公开报道（请详见《镇政府蛇吞1700万，搞垮样板“中兴村”》一文）。文章报道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原特钢厂所属的上级镇政府也给予了“公文式”回应。但镇政府在《网传干部利用企业改制吞1700万不实》（以下简称“不实”）一文的回应中所示的涉及支走1700多万元的“三张票据”及所称“不实”的事实等，被指故意偷梁换柱、欲盖弥彰、扰乱视听，并再一次暴露出了镇政府编撰制造假公文，胡扯“改制”旗号，徇私枉法盗吞股民股权的事实新真相。
一、“三张收据”的问题。镇政府在“不实”一文中列举的欲证明其是依法合理支取1700多万元的收费名称及数额明细是：“三张收据”分别是收据号为8604662#的工业管理费418.78万元、收据号为8604663#的防洪保安基金190.37万元、收据号为8604664#的建筑管理费及规费1141.21万元。对此镇政府回应称“2004年8月份由镇财政所开具的‘三张收据’共计1750.36万元显示了所谓1700万元款项的去向”。
据调查，钢厂股东指出：1、镇政府开具的三张票据均为“收据”而非正式发票，严重违犯了国家严格的财政与财经纪律。2、巧立名目，狂吞民资。即使就以镇政府的口吻说这是以工业管理费、防洪保安基金、建筑管理费及规费名义所收1750.36万元，但这也应该是由不同部门征缴收取的，根本也不应存在这“三张收据”连号、镇政府一权独揽的情形。3、再从法规来看，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农业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1992】价费字452号）及其附件十七《乡镇企业管理费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乡镇企业管理费的缴纳对象是“乡（镇）、村举办的乡镇企业”，“农村个体工商户不缴纳乡镇企业管理费”。《乡镇企业管理费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一款改为：乡镇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事业等单位共同投资联合经营的，且乡镇企业投资 所占比例在51%以上（含51%）的，按乡镇企业投资比例提取管理费，上缴给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企业投资比例在49%以下的，不提取、缴纳乡镇企业管理费。而原特钢厂一直是村民合股的私营企业，并不是乡（镇）、村举办的企业。在本县域，“防洪保安资金”是包括在“综合基金”项目内的，有地税局征收，委托银行向企业扣缴。而镇政府如此再收“防洪保安资金”属严重违规的重复收费。其所收“防洪保安基金”190.37万元更是远超出了国家标准的30倍之多，且以“收据”形式所收，完全是行掩盖违法违规收费的鲸吞之事实。
“规费”是按国家法律法规授权由政府有关部门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进行登记、注册、颁发证书时所收取的证书费、执照费、登记费等。镇政府没有注册、颁发证书的权力，何谈有收“规费”的合法性？企业“建筑管理费”费率计算公式：1、以直接费为计算基础；2、以人工费和机械费合计为计算基础；3、以人工费为计算基础。而特钢厂（原属汤家乡）原有厂房均早已建妥。汤家乡刚并入该镇不久，该镇就向特钢厂强要这1700多万元（当时声称是企业服务管理费），但此时特钢厂又没有搞过厂房基建建设，更没有与镇政府建筑站签订过什么建设建筑合同，这巨额“收据号为8604664#的建筑管理费及规费1141.21万元”又从何而来？镇政府如是例外的“特政”机关，想要如此“特政”收费，那也请首先履行告知政策程序义务，而非是“强征暴敛”。
镇政府强行支走特钢厂1700多万元被迫出示的“三张收据”，无论是工业管理费、防洪保安资金，还是建筑管理费及规费，不但没有依据、事实和用途，而且收费行为及方式严重违规违纪，以“收据”代开“发票”，数额巨大，这是一种长期恶意偷逃和侵吞国家有关行业规税的行为，知法犯法。
二、不打自招的几个“事实”。
1、“蛇吞1700万”是否“不实”。
“镇政府蛇吞1700万”一文，从标题及正文看，都令人很明晰地知指“镇政府”支走了特钢厂1700多万。该镇是一级政府，而镇领导是这1700多万元的经办者。“不实”一文似乎是官方对前文“镇政府蛇吞1700万”一文予以否认的回应，但该“不实”一文也披露称“镇政府”财政收了特钢厂1750.36万元。可见，镇政府拿走特钢厂1700多万元是事实，而非失实。
镇政府前面都承认支走了特钢厂1700多万，而后面却编用“网传干部利用企业改制吞1700万不实”标题，对“镇政府蛇吞1700万”一文所指的事实关系与主体进行了偷换概念。镇政府想否定的是“干部”吞1700万不实，而并不是否定“镇政府”吞特钢厂1700多万元失实，且冠以政策“改制”外衣文过饰非，掩人耳目。
但日前镇政府出示的1700多万元的“三张收据”，这还只是“收”，而并不是表示或称有了这“收”就“显示”了1700多万元真实款项的“去向”——“支”。镇政府在“不实”一文的回应中，虽然牛头不对马嘴的自圆其说地称镇“干部”吞1700多万元不实，但镇政府为何对于支走特钢厂1700多万、特钢厂被拍卖后又拿走130万的合理、合法性，以及共计支走1830多万巨额资金后到底又是如何使用的（即款项的真正实际支出去向）等重大实情，至今还不作任何的具体回应公示？
2、“镇政府领导长期占用私企高档轿车”是否“不实”。
两文均有字为据：新厂主得到特钢厂后，买了一辆30多万元的蓝色尼桑高档轿车送镇政府使用。这情况也是属实，而非失实。
以“不实”一文称，镇政府2005年用至2008年车改时将车辆归还给了私企特钢厂。这时间还不算长吗？否则怎样才不算长期占用（即使就按其自述的三年后归还来算）？另外称车是特钢厂新厂主“暂借给镇政府使用”，称“由于当时镇政府车辆紧张”。一级政府“车辆紧张”，你想要多舒服才算车辆（待遇）不紧张？镇政府完全违背党规党纪，怎么在这“不实”一文的回应中听起来对于“用车”还振振有词、理所应当？！
2015年12月8日，又有媒体配发《“镇政府蛇吞1700万”一文几个“事实”的声明》檄文。这两天我们在网上看到了两则网文报道消息，一篇是中兴村反映的《镇政府蛇吞1700万搞垮样板“中兴村”》，另一篇是镇政府回应的《网传干部利用企业改制吞1700万不实》。
这两文，似乎是后文否定前文的。但令人看不懂的是：前文说的是“镇政府蛇吞1700万”，指的是“镇政府”，而后文偷梁换柱自编的是“网传干部利用企业改制吞1700万不实”，否定的是“干部”吞1700万不实，而并不是否定“镇政府”吞特钢厂1700万元失实。既然后文发表的“公文式新闻”是回应反驳前文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指向上的严重差异或称是错误呢？深感这“公文式新闻”在事实核心与主体概念上故意游离实质，玩弄文字游戏，欲盖弥彰，让人迷惑又费解，这实在是不该啊。
根据两文所涉的具体内容与事实，我们作一下如下分析。既希望大家共同评价，也希望大家共同关注，更希望上级有关部门进入深查，公示出更多更详尽全面的对前文中所反映的问题至今仍还尚未公布的真情实况来。
一是否“失实”的问题。“镇政府蛇吞1700万”一文，从标题及正文看，都令人很明晰地知指是“镇政府”支走了特钢厂1700多万。镇政府是一级政府，而镇干部是这1700多万元的经办者。《网传干部利用企业改制吞1700万不实》一文看起来似乎是官方对前文“镇政府蛇吞1700万”一文予以否认的回应，但该文中也披露称“镇政府”财政收了特钢厂1750.36万元。可见，镇政府拿走特钢厂1700多万元是事实，而非失实。
这里请注意，千万别混淆了“镇政府”与“镇干部”的关系与概念：前面都承认了镇政府支走了特钢厂1700多万，而后面却编用“网传干部利用企业改制吞1700万不实”标题，想来驳称“镇政府蛇吞1700万”一文“内容与事实不符”，这岂不是偷梁换柱的戏弄人的手法又是什么呢，同时这也是不合逻辑的。
二是三张“收据”的问题。网文反映，镇政府早在“工作队”下令“收厂决定”前就已经开始着手派人向特钢厂要1700多万元了，特钢厂两次拒付；且中间特钢厂还经历了二个来月关于“经济（贪污）炸弹”“肉（性）炸弹”以及“传令市府审问”等审计审查的过程。
中兴村原属汤家乡，后合并至该镇，当时该镇政府就向特钢厂一下子要收1700多万元。特钢厂被“收厂”后，在镇领导的强劲意志下，镇政府得以支走了所需款项，“开具了三张共计1750.36万元”的收款票据（注意是：收据！）。但这是镇政府开给特钢厂的字面收据，而网上《网传干部利用企业改制吞1700万不实》一文中，对此镇政府支走了特钢厂1700多万是否具有合理性、合法性，以及镇政府拿到了1700多万后具体实际使用等情况，却根本不作任何详细的调查公布说明。从“镇政府蛇吞1700万”一文中看，镇政府支走特钢厂1700多万是否具有合理性、合法性以及镇政府拿到了1700多万后具体的实际使用情况等是村（股）民本此追问的核心主体。因为1700多万与特钢厂800多股民有关，因为1700多万不是小数目，政策法规依据在哪里？所以，《网传干部利用企业改制吞1700万不实》一文只列举了镇政府向特钢厂开具了三张涉额1750.36万元的“收据”，但这并不表明镇政府拿到了1700多万后就是有了“实际款项的去向”，也并不如文推导出“足以说明相关网帖中提及‘有关领导’支走1700万元与事实不符”的“失实”结论。该文中也是使用了“所谓”的词语——“2004年8月份由镇政府财政所开具的三张收据共计1750.36万元显示了‘所谓’1700万元款项的去向”，这给人的感觉是自己对自己不深入、不确定的表述。这只是“收”却就称“显示”了真实款项的“去向”——“支”？如此公文式的“新闻”，按理说不应该在遣词造句上出现如此拙劣的现象，但网上的回应“文章”真就这么“高超”地出现了。如此“新闻”被公文遣词造句，实在是失信、失意。对此，大家不妨都可以明察。
三是“高档轿车”的问题。两文均有字为据，腐官怎么还在歇斯底里信口雌黄欲盖弥彰！特钢新厂主凭什么一买到钢厂后就乐意大方地购买一台高档新轿车“暂借给”你镇政府开着使用，且一“暂借”就三年之久？谁能有这样的福气？冠冕称“暂借给镇政府使用”，“政府”能“开”车吗？这是什么样的车？镇级部门人员谁能有享受到使用高档轿车的份？还不是主要领导占着使用！这镇干部长期使用与事实还不符吗（即使就按其自述的三年后归还来算）？别老拿“政府”二字为己开罪脱身当挡箭牌。
但由此看，镇政府支走特钢厂1700多万是事实，镇政府干部长期占用因此与之有关联人（方）的高档轿车也是事实。镇政府在拍厂后又拿走130万在“失实”一文中未公示；1700多万被拿走依据在哪里、又如何使用的，也未予清查公示。另从《网传干部利用企业改制吞1700万不实》一文中也未见到镇政府2005年一号文“分配细则”中当时给村委会600万元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披露。这些都是“镇政府蛇吞1700万”一文中村（股）民反映的事实核心，和也希望能有村（股）民代表共同参与公开审核的意见。纠葛于“镇政府”“镇干部”主体概念上的指东说西的是否“失实”的表述，是单一的，也不全面彻底的。纪委是监察干部违规违纪的，“不实”一文提及称“未发现原镇相关‘领导’利用特钢厂改制支走1700万元‘集体’资产，也未发现其利用职务之便‘霸占’企业车辆的行为”之说，仍然是属单方与不完整的“新闻”回应。
该檄文最后说，特钢厂被收厂拍卖已经好多年，至今也转卖了两次，这是一个人人面对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当时就是错了，也许较难执行回转。一个曾闻名全国的富康样板“中兴村”，却随特钢厂被收厂拍卖后，“中兴村”却成了一个由市扶贫补助的贫困村，800多村（股）民手中的8亿多股票被废，全村耕地几尽被占，而只分得钢厂（包括村土地）拍卖部分的钱，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媒体在跟进，但腐官在上下左右捂盖。
对于中兴村特钢被违法收厂拍卖的“黑幕”，终于也大白于天下。其揭盖陈述者就是当时的村干部，而且他们是在肃穆庄严的司法公堂上——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时作为证人公开出庭申明事实真相。媒体也从中院陈有功诉告一案为点，做了实况记录报道，再度展现了违法收厂拍卖和维权股民的艰辛。
附录：《庭审：揭开股份企业被改制拍卖“造假”内幕》
“‘股票钱还能要回来吗？’父亲在病床上使出最后的力气问我，我一边点头一边去擦从他眼角流下的两行老泪。这时，他的头一歪，圆睁着双眼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说到这儿，陈有功的女儿陈永婷放声痛哭。
陈有功只是中兴村（2001年并入兴虹村）800多名“失股”村民中的一人。不同的是，他曾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是大股东之一。
创办股份制公司，财富如山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兴人深受鼓舞，争相办起了小作坊，也赚到了钱。
“1980年前后，董仁亲主动离开地委的领导岗位，回到村里领着我们创业。” 6月2日，老工人黄长友在受访时告诉记者。
“小打小闹没有多大出息，董仁亲就带领我们搞股份制公司。”曾任特种钢厂副经理的张军军反映，“1982年8月，中兴村的村民把办小作坊挣来的钱入股，创建起了中国第一个民营股份制公司——飞宇公司。”
“飞宇公司创办初期，陈有功是法定代表人。公司发展很快，但大家仍省吃俭用，不置车不置房，不取股息红利，全部购买了公司的股票。新进厂的职工，也用一半工资购买了公司股票。用职工的话说，就是‘学华西，不吃蛋，孵小鸡。蛋变鸡，鸡下蛋，蛋多捉蛋要用箩筐装’。”曾任特钢厂法人的朱大为说，“1987年，中兴村村委会也把工厂占用的土地和房屋等折价88万元，入股飞宇公司。而飞宇公司的发展是令人吃惊的，投资100万，年盈利200万。更让我们骄傲的是，在1990年特钢创建以后，我们生产的不锈钢管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还出口创汇。终于，我们这样的民企公司，与国营的宝钢、鞍钢并排站到了一起，被誉为中国不锈钢管龙头企业。”
查阅史料，记者得知，当年县委书记陈惠仁曾刊发署名文章——《中兴村股份制的实践及给我们的启示》，称道中兴村的股份制探索。地市委政策研究室曾针对中兴村村民新型股份制投资经营模式，面向全国进行了推荐介绍。全国多家主流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1990年创建的特种钢厂，这是中兴村村民投资的第二个股份公司。董仁亲控股，他投入了50万元，我和陈有功、张军军等也投了钱。”朱大为介绍，“1992年5月，飞宇公司扩股，更名为东方特钢股份有限总公司，确认特种钢厂为东方特钢的下属企业。与此同时，特种钢厂扩建，征占了村里的450亩地。土地折价367.62万元，村委会继续入股。1999年量化到村民，每人分到6万元股票；村民在年底参加分红。2003年1月，我们又创办了一个村民股份公司——亚洲钢管公司。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了东方特钢、特种钢厂、亚洲钢管3个民营股份制公司，我们依照公司法制订章程，由董事会（股东会）管理下属的3个公司。”
朱大为为记者算了一笔账：“我们有10万平米的厂房，按每平米1000元计算，是1亿元；我们有30万吨的不锈钢高速自动热连轧线，价值2亿元；有炼钢精炼车间、有450大型精轧机（俄罗斯进口，当时世界上共3台）等，我们的设备最少价值3亿以上；我们有3亿元原辅材料，在江海港我们有500亩土地，价值2500万元。”朱大为说：“还有很多呢，就不细说了，总之保守估算也至少10个亿。”
朱大为的说法，得到了原股东大会决策组长董仁亲及许多股东的证实。
“我们公司名扬全国。几万元一根的钢管，库内堆满库外放，到处都是银光闪闪的不锈钢管。为了更大的发展，2003年底，我们着手准备公司上市，便找了山西那边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开始进行审计，但后来出了这差头，再后来公司就被抢走了。”受访的83岁高龄的董仁亲说到这儿，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索要千万管理费被拒，三公司被占
2004年4月，镇政府换了书记。
“一天，时任镇企管站站长的施卫受镇上安排突然带人来厂收‘企管费’，张口就要1700万。以往一年的企管费只有几千元，最多也不过万元，这次你镇政府凭什么要这么多？我们没有同意。但从此，各种麻烦接踵而来，最终我们失去了公司，失去了股票。”董仁亲回忆道，“我是股东大会决策组长，他们要夺走公司，就要先放倒我。于是就有人诬陷我贪污，他们拿走公司财务账，大审计的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他们又来一计，诬告我强奸女工，调查结果又是子虚乌有。这样一来，他们将公司折腾了两个月之久。”
“后来， 有人设法以‘改制’为由，联合要收走我们的公司，激起了大家的不满：公司本来就是股份制，还改什么制？！”朱大为告诉记者。
“同年8月13日，突然有个‘工作队’来到了公司，通知朱一夫和我去听会。他们口头宣布了一项重大决定：废除钢厂股东会(董事会)，界定钢厂产权村有。”董仁亲说，“当时我仍在被监控中，也无力阻止。就这样，钢厂被‘工作队’接管，原股东会班子被解散，我成了闲人。”
“没几天，‘工作队’让原副总陈××管理生产，委任朱一夫负责钢厂的管理，我被迫退出钢厂。朱一夫按照镇官之意，将我们原拒付的1700万元支付了。”董仁亲说，“5个月后，他们用兴虹村的名义将三个股份制公司‘拍卖’了。”
村委会“卖掉”股份制公司？
然后，三个钢厂怎么被拍卖了的呢？
“三个厂10多亿的总资产，只被以2230万元就拍掉了。”董仁亲说，“钢厂是在2005年1月被拍卖掉的，由原特钢副总、亚洲钢管法定代表人仇再生拍得，将公司改名叫中兴能源公司，第一大股东是仇再生，第二大股东是陈××，第三大股东是朱一夫。拍得后的当年，他们只将一个车间转卖给了北京某公司，就得6000万元，不仅立马收回了拍卖价，还赚了3000多万元。后来，他们又将钢厂整体出卖给了广东某上市公司，售价19.2亿元。”
“现根据他们所编制的‘改制’资料来看，很多改制材料都是事后补编的，而在强行收厂前这些手续材料根本就没有，真是霸王硬上弓。”朱大为说，“如由镇企管站施卫所谓主持形成的《关于特种钢厂、亚洲钢管、东方特钢产权界定座谈会纪要》（盖的是乡镇企业管理服务站的印章），该《纪要》是在收厂改制后的2004年12月14日那天由三个公司的领导朱一夫、仇再生、陈漠、季庆祖等聚会商议的，却将《纪要》落款时间写成了8月9日。这《纪要》看起来好像合法，实质是造假的。”
查阅股东所说的“弄虚作假”的改制材料，记者在《纪要》中看到这样的表述：一致同意，将特种钢厂、亚洲钢管、东方特钢作为村办集体企业性质进行改制，产权界定为兴虹村村民委员会所有。
对于《纪要》形成的真相，当时与会的季庆祖事后作出《声明》称：开会的“日期是（2004年）12月14日，却写成了8月9日，提前了4个月零5天……签署的《纪要》是非法的，我声明收回签字。”在记者采访季庆祖时，他当场表示：该《声明》是我作出的，态度不变。
“《村民会议决定》上盖章签字的时间为2004年3月28日。其《村民会议决定》内容为：村民大会通过决定，同意特种钢厂、东方特钢、亚洲钢管三家村属集体企业进行产权改制，村集体资产全部从三家企业中退出，授权村委全权办理三家企业改制的所有工作。这个所谓的《村民会议决定》文件比‘工作队’8月13日宣布收厂时间整整提前了5个月，而实际此时的3月28日原钢厂正清资核产评估为上市作准备，钢厂还未被行政施令收走呢。经办的村干部明确告示，当时的村民会议根本没有召开。”董仁亲说，“第二个《关于特种钢厂等三企业改制有关事项的函》，其落款时间也于2004年3月28日同日出台的。该文函内容是：委托镇政府代为委托资产评估机构和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进行企业改制资产评估和审计工作。对此，村（股）民同样是全然不知。村干部称都是镇企管站事先起草打印好了材料送来叫村签字盖印的，我们种田人哪会写具如此的‘村委文函’。但奇怪的是，即使是补弄的产权界定座谈会《纪要》，其时间却在这两个材料之后的‘8月9日’。”董仁亲指着多份“改制文件”道，“还有一份时间标注为2004年8月10日，内容为‘同意村委对特种钢厂进行改制，将企业整体产权通过××新华产权交易所竞价出让，同意企业改制方案及安置方案’的《职工代表大会决议》。我事后多次问过，职工们讲其实钢厂根本未召开过什么职工代表大会，根本不知道有此件决议。”
“总之，不知他们怎么弄的，制造了如此多的材料，竟让上级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而将三个钢厂拍卖掉了。”董仁亲说，“2005年1月25日钢厂被拍卖成交，镇政府即以‘分配细则’之名付给了村委会600万元！”
“我们一直在上访。我们是股份制公司，全部财产属于各股东，投资者有真凭实据，你镇政府、村委会有什么资格拍卖属于我们的财产？为什么2230万元就拍掉了？”朱大为说，“上边派人来调查过，但没给予正面结果。”
村干部：钢厂不是村集体企业，改制材料造假
2014年10月，陈有功等人突然发觉新厂主于2005年1月至4月间，通过填写《股权转让协议》的形式，仿造陈有功、张军军等股东的签名，将他们名下原投入在钢厂的几十万、百万的持股股金，转入到了仇再生、朱一夫、陈××、朱××等10多位新厂主及其子女的名下。在与朱一夫等人协商无果的情况下，陈有功即提起了侵权诉讼。
关于这一仿名签字的“股权转让”诉讼，颇费周折。
“我岳父陈有功起诉后，但没能等到判决下来的那一天，就于2015年8月因病辞世了。”叶江龙激动地说，“后来我的岳母、大姐等以继承之名继续诉讼。”
一审法院判决：在企业改制中，东方特钢的产权性质经所在村、镇界定为村办集体企业，该公司股权经产权人兴虹村村委会委托××新华产权交易所进行了公开拍卖，被告仇再生竞买取得了全部股权……虽然2005年2月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陈有功”的签名与工商档案中其他签名有明显差异，不排除他人代签名的情形，但在此之前，公司股权已被处分，陈有功已经不具有东方特钢股东身份，故无必要对股权转让协议效力作出判定。一审驳回了陈有功方的诉请，随后陈有功提起了上诉。
2016年4月13日，在二审听证中，钢厂被改制时的时任兴虹村村支书、村主任盛化勇、村副支书沈盼、村总账黄会计等三位村干部，作为证人出庭陈述了当年钢厂性质及钢厂如何被改制掉的实况。
庭审中审判员问一审中为什么没有申请证人到庭？陈有功方称我们认为我们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村委会并不是这个公司的产权人，而且村委会不具有产权人主体资格。但是一审法院在没有进行审查的情况下，直接认定了村委会是公司的产权人。为了进一步证明我们的观点，所以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盛化勇是从目前的湖南打工地赶到市中院法庭作证的。在陈述钢厂改制情况时他表示：我清楚他们是股份制企业，根本不是集体企业。东方特钢与特种钢厂没有关系。2004年的时候，特种钢厂的法定代表人朱一夫给我打电话，说特钢要改制，要由村里出面向上级部门打申请，后来我就和朱一夫到乡党委书记那儿去，当时的镇书记说1996年已经进行过改制，不能再以股份制名义改了。回去后，特钢即写了改制申请报告，申请上说1996年改制没有完成，现在要以村集体彻底改制。后来镇里边又告知我称经讨论特钢又属村里了。具体改制的事都是镇工作组和厂里完成的。
关于公证书33、34页《纪要》上面有村委会的盖章以及盛××本人的签字问题，盛化勇当庭否定称，会议我们肯定没有参加，后让补盖的章是事实。
关于公证书35页的《改制申请》、公证书第36页《关于同意对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批复》、37页《承诺书》、38页《关于成立特种钢厂、东方特钢、亚洲钢管产权（股权）竞拍领导小组的通知》等文件材料，证人盛化勇看了后当庭表示，公证书，包括这些在内的材料都是改制完成后补的。“批复”是改制完成后拿给我的，我不知道这个“批复”还有什么用。
证人盛化勇还陈述，改制的资料原来我们村里保存一套，改制一年后，施卫说材料不齐，让我们村里送一套资料给他，然后就把我们村里的一套资料给了他，而现在村里没有改制资料。
在回答审判员关于厂里的资产是不是由你们村管理的核实询问时，盛化勇明确陈述，从并村到改制我没有看到厂里的什么东西，村委会账上也没有对这个厂记载有关的财产状况。他们说钢厂是村集体企业，实际上不是集体的，如果是集体企业，为什么我作为村的法定代表人都不知情？拍卖公告、公证等都是厂里自己搞的。
还有，对于镇政府对企业改制有一个竞拍的领导小组，盛化勇被列为是这个组的副组长一事，以及资产评估结果确认书、钢厂3份竞价成交确认书等，盛化勇均指出，这也都是改制完成后补的，让其及村委会盖章、签名。
对于这些改制后而补弄的材料，时为村干部的盛化勇当时为什么会在他们交给的材料上予以盖章签字？盛化勇当庭大声地表示：如果我不盖章不签字，当时就干不了村支书了……
证人沈盼在回答东方特钢是股份制企业还是集体企业的庭审询问时，她明确表示：是股份制企业。按照这家公司的性质，这家公司在做处分资产的时候不需要我们村委会参与。之所以在改制的时候村委会盖章，还有一部分资料需要我签字，这是有背景的。我在村合并前是中兴村支书，2004年的时候，特种钢厂让我在一个“证明”材料上盖章，村是以408亩土地计价4800万元入股的，特钢厂把4800万元改成了480万元。我在“证明”上盖章后回去发现数字相差了10倍，我就跟朱一夫提出要求收回这份“证明”，朱一夫就开始栽赃诬陷我，辞退我老公。审判员问后来证明有没有收回？沈盼答没有收回到，后来镇上找我谈话，说我破坏改制。法庭上，沈盼表示当时她的签字行为是被迫的，因为我老公已经先被辞退了。对于沈盼被列入公司改制竞拍领导小组成员是不是事实？沈盼称这事她不清楚。
证人黄会计到庭陈述，2001年村合并后叫兴虹村，2006年以前是兴虹村的会计。村委会的财政与东方特钢的财政没有任何关系，东方特钢是股份制企业。我也并没有经手过东方特钢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资金，在村的操作流程中东方特钢的资金从没有进村委会的财务账。村委会在钢厂经营改制过程中也没有台账的记录。如按照镇政府钢厂属集体的定性，应该要进我们村委会的账，但实际上没有进。
关于公司改制时有一个竞拍领导小组名单上面黄会计是竞拍领导小组的组员一事，黄会计表示我没有看到过这份文件。
“盛化勇、黄会计两位村干部为了证实钢厂的性质，还为我们分别出具了书证。”叶江龙说着就将落款分别为“盛化勇”“黄会计”的两份材料交给了记者。记者看到，这两份材料主要说明了一件事：钢厂是股份制企业。
随后，记者向其中之一的盛化勇求证。盛化勇告诉记者：三个公司都是股份制企业，改制材料都是后补的。之所以出庭作证，还出具了书证，是“实事求是”。
“你前期为什么参与改制？”记者问。
“当时我是基层干部，只能服从。”盛回答。“改制中，我除了服从签字、盖章外，没有参与其它什么。”盛解释道。
因为这些改制的材料已经过了上级有关部门的审批，且三个钢厂也早已几经转卖，虽然改制中的行为、钢厂性质、有关文件材料等已经村干部说明不实，但这并不是本案审理的案由范围。所以，三位证人的证言只能证实一个实况背景，而对陈有功方在诉其东方特钢的股权被仿造签名转让无效上有何作用？而二审审理认为：证人盛化勇、沈盼、黄会计作为时任兴虹村村干部，均参与了东方特钢的改制，其当初在相关改制材料上的签字、盖章应视为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其证言中与当初改制材料不符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最终，二审判决：陈有功虽曾为东方特钢的股东，但其在东方特钢改制前已将股金以“付投资款”的方式取回（注：陈有功方对此付款依据存异议），其已不再具有东方特钢的股东资格。无论此后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中陈有功的签名是否真实，均不影响仇再生基于公开拍卖方式取得东方特钢的整体股权。因陈有功去死前已非东方特钢的股东，其去世后，其继承人也不能继受取得陈有功的股东权益。其继承人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那么，这场三企业公司的改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闹剧？如此的“产权界定”行为又当如何判定？十年改制隐情，三位村干部如今当庭陈述，这又向我们揭示着什么？股东的权益怎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