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宪宗朱见深时代是明朝内忧外患不断的时代，那时明朝外有蒙古女真部族频繁寇边，內有各地少数民族和地方势力起兵叛乱，使得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的状态之中固原。朱见深不得不派出大量的军队四方征讨，以图平定各地叛乱，稳定国家的根基。为了平定这些叛乱，朝廷内部也极尽全力给军队调拨充足的资源，加强对各地叛乱的征剿。可是就在这些战争打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朝廷内部却因为调兵遣将出现了矛盾冲突，而且发生在掌控兵权的兵部和掌控朝权的内阁之间。为此内阁首辅彭时和兵部尚书白圭、程信冲突不断，对平乱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内阁与兵部的冲突发生在西北固原盗乱期间，当时彭时与主管兵部的白圭、程信等人为了是否使用陕西巡抚项忠平乱，是否向固原派遣京营军队发生争论，然后发展成内阁与兵部的公开矛盾，在朝廷中引发了极大的政治风波固原。引发这个政治风波的固原盗乱是一个叫做满俊的蒙古族土官引发的，他因为在家行四，所以史书上也称之为满四。满四的祖先是巴丹，在明朝初年的时候带领部族归附明朝，于是被任命为土官，世代统帅固原的游牧民族部落。当时明朝对这些土官很优惠，他们的部落没有没有捐税徭役，各方面都比当地的汉族强。
因为有了这些优惠条件，加上固原地处宁夏的边境地带，所以周边很多部族和盗匪都积极向土官的势力靠拢固原。满四便是利用这个机会大量的招揽逃到边境上的盗匪团伙，窝藏在内地犯案的罪犯，甚至帮他们销赃和藏匿赃物。当时内地有犯案的罪犯托庇于满四的地盘，结果被地方官府查到，于是派人联系满四的侄子满璹前去捉拿。满四怕官府追究他包庇罪犯，便和侄子满璹杀掉追查的官员，发动了叛乱。他们占据了唐朝时期抵御吐蕃攻击修建的石城，公开招揽周边的部族和盗匪。满四甚至打起反叛明朝的旗帜，自称招贤王，数月便聚众数万。
满四在固原反叛后势力增长极快，很快便开始劫掠周边的州县，给西北的局势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固原。都指挥邢端等出兵与满四交战，都被打得大败，使得满四声威日隆，关中震动。朝廷委派都御史、陕西巡抚项忠提督军务，组织军队出兵平乱，可他们还没出发，就传来甘肃巡抚陈价战败的消息。当时陈价组织的三万军队讨伐满四，结果被打得大败，使得满四缴获官府的武器辎重无数，气焰更加嚣张。因为陈价等之前的军队都败了，兵部方面便认为项忠也平定不了固原盗乱，建议派抚宁侯朱永率京军前往接替项忠平叛。
项忠得到消息后便上书朝廷，说自己已经组织了三万三千人，足以平定乱局固原。而且他认为京城距离固原千里迢迢，京营的官兵战力堪忧，就算派到固原也无济于事。这封上书传入内阁后，便引起了内阁和兵部的矛盾冲突。兵部尚书白圭和程信认为，项忠没有能力平定乱军，只要派出朱永能在明年春天完成平乱。朱永却对出征之事狮子大开口，提出了各种关于兵权和后勤的要求，这让内阁方面非常不满。内阁首辅彭时支持了项忠的意见，阻止兵部派朱永前去替代项忠。他和兵部两位尚书发生激烈冲突，兵部尚书程信甚至以杀人相威胁。
内阁和兵部的冲突震动了整个朝廷，最后还闹到了明宪宗朱见深面前固原。最后因为内阁大臣商辂支持彭时的立场，朱见深也认为内阁的意见对，于是否定了兵部派朱永替代项忠的意见。项忠没有辜负彭时对他的支持，很快在固原扭转了不利的局势。项忠指挥明军围困了满四的大本营石城，然后在伏羌伯毛忠中箭身死情况下力挽狂澜，攻破坚固的石城，活捉了满四。事情的发展完全如项忠在上书中承诺的一般，当年冬天便平定了乱局，在石城派兵驻守后返回。后来满四等人被押往北京，朱见深下旨将其凌迟处死。
彭时因在朝会上力挺项忠而受到百官的推崇，声望达到了顶峰，被认为是知人之明固原。事后彭时被任命兼任吏部尚书，权力也达到了顶峰。兵部尚书白圭和程信虽然这件事上输给了彭时，但也没有受到影响继续掌管着兵部的业务。很多人觉得这件因固原盗乱而引发的朝廷内部争端，是内阁方面和兵部对于战争形势的判断不同而产生的。彭时作为内阁首辅大臣，对战争形势判断更加准确，所以才阻止了兵部想用朱永替代项忠的建议。虽然兵部失败了，但很多人认为即便朱永替换项忠也不会影响战争的结果，明军平定固原盗乱是迟早的事。
历史爱好者们将这次政治冲突看作是内阁与兵部在政策路线上意见不同而产生的，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固原。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的关键宅与关系着明宪宗时代国家和军队权力架构的调整。白圭和程信坚持以朱永替代项忠，不仅仅是对项忠能力的质疑，更多的是为了争夺朝廷的军权。为此他们不惜打破官场的潜规则，对于内阁首辅彭时进行面对面的威胁，这在整个明朝都是极少见的。实际上彭时在担任内阁首辅前就兼任过兵部尚书，是白圭和程信的老上司。程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打老上司的脸，没有核心的政治利益是不可能的。
事情的起源还得从土木堡之变说起，当时因为这场令明军全军覆灭的大败，使得明朝镇守北京的京营精锐丧尽固原。于谦调集各地的军队到北京勤王，打赢了北京保卫战后，便将精锐留在北京重建了京营。于谦重建的京营为十团营，四十余万军队。因为明代宗朱祁钰既意中于谦，又猜忌于谦，所以没有让于谦入阁，但却让他以兵部尚书的身份主导国家大事。因此当时的军权是归于于谦执掌的兵部，内阁名义上虽高，但任何与军队有关的事务都得得到于谦和兵部允许。这种重兵部而轻内阁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夺门之变“发生，明英宗朱祁镇复辟之后。
朱祁镇复辟后于谦被处死，他把兵部的大权交给了参与“夺门之变”的功臣们固原。这些功臣其实就是以石亨等位为首的武将勋贵集团，于是开启了武将勋贵掌控国家军权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兵部都是听石亨等人的号令，即便是与军队系统相关的文官们都要依附于武将勋贵。明朝有文官提督军务出征的传统，一半是以文官提督军务为主，武将总兵官总督军务为辅，皇帝还会派监军太监。在朱祁镇时代，提督军务的文官都听武将总兵官的，所以当时军队中将领的自主权极大。而兵部则负责全国的军队和战事，地方的文官难以插手军队事务。
朱祁镇去世后朱见深即位，他吸取了朱祁镇时代发生曹石之变的教训，一上台就开始削弱武将和勋贵的权力固原。兵部掌控京营，是全国军权最大的地方，所以也是受到削弱最多的。但因为当时明朝内外战乱不止，所以还得依靠武将勋贵带兵出征，于是兵部便成了内阁中插不进手的国中之国。兵部的文官和武将相互勾连，利用京营的权力和地位形成了特殊的政治利益链，趁着全国叛乱的机会养寇自重，谋取更多的政治权利和各种利益。白圭和程信虽然是文官当兵部尚书，实际上却是与武将勋贵们的利益密切相关的代理人。
实际上不管是于谦时代的兵部，还是后来天顺时期的兵部，或者是成化初年文官掌管的兵部，都是集全国最高军权为一体的固原。这种高度集中的军权不符合宋朝以来军队将军政和军令权力分离的政治传统，也会使得军队官员的军权过于集中而发生内乱。于谦是品德高尚的大臣，掌管最高军权不会用于叛乱。但是如果是野心勃勃的权臣掌握了兵部，则会威胁到皇帝的皇位。朱祁镇后期的曹石之乱，便是因为“夺门之变”的功臣们掌握军权后野心爆棚，想要进一步谋求更多的国家权力而引发的一场席卷北京城的内乱。
白圭和程信都是文官提督军务出身，都是在平定各地叛乱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兵部尚书固原。他们与武将勋贵关系极好，长期处于搭档的地步，形成了共有的利益链。比如白圭与抚宁侯朱永多次搭档平叛，程信与襄城伯李瑾也是一对黄金搭档。他们俩掌管兵部实际上是代表了朱永、李瑾等京营的勋贵武将的利益，而不是文官集团和皇帝的利益。但是在固原盗乱中提督军务的项忠却与他们不同，项忠是御史出身的陕西巡抚，是实实在在的文臣，与军队没有太多的关系。他甚至多次上书，说京营派往陕西的军队不堪大用，希望在本地选拔将领练兵。
项忠的意见得到了朱见深和内阁的支持，所以他在陕西组织了一批归属于兵部和京营以外，不归白圭和程信调动的军队固原。固原盗乱发生后，内阁任命项忠提督军务主持战事，白圭也派出京营的总兵官刘玉参与。但是刘玉资历少，官职低，根本压不住项忠，这就使得固原战乱的发展不受兵部的控制。而项忠事事都直接向内阁和皇帝请示，越过了兵部这个军权最高机构，这让两个兵部尚书非常不乐意。于是双方暗中交手不少，其根本的目标是争夺战争的主导权和军队的权力，但由于项忠态度强硬，又是地方一把手，所以白圭等人拿他没有办法。
固原盗乱的初期平定并不顺利，白圭和程信建议以朱永替代项忠，实际上是趁机夺取项忠控制的西北边军的军权固原。如果让朱永带着京营大军到了西北，就能通过战争谋取更多的军队权力和利益。实际上方案还在讨论阶段的时候，朱永已经对内阁狮子大开口了，要求提供更多的支持。如果这个方案得以通过，明朝战事的主导权就会归于兵部，而内阁又成了兵部的后勤部。于是明朝朝廷的军权配置，又会回到于谦时代重兵部而轻内阁的格局。这样的权力格局不仅仅是内阁大臣们无法接受，就连皇帝朱见深也是不认可的。
从史书记载来看，自从于谦去世后，京营的战斗力就每况愈下固原。京营被武将勋贵控制，这里成了他们的摇钱树。京营不但训练和军纪涣散，而且腐败非常严重，在地方作战简直就是兵匪一家。项忠反对增加京营，就是因为地方时对于京营作战后造成巨大的对老百姓生命财产的破坏。但是这些战事却又是京营和兵部的权贵们趁机发国难财的机会，他们怎能轻易放过？于是兵部想尽各种办法想把项忠拉下马，为此不惜与内阁正面冲突。彭时作为内阁首辅驳回了白圭和程信的方案，他们便急了，甚至以杀人相威胁。
项忠则更看重地方的卫所兵，他曾经上书从地方和卫所中选拔人才，这也得到了内阁的支持固原。所以在固原盗乱时，表面上看是两种作战策略的争执，实际上是兵部和内阁在争夺战争的主导权，和国家军队的控制权。彭时的强硬态度和项忠的胜利让兵部的阴谋没有得逞，也确保了内阁对国家战争的话语权。后来白圭还曾派出锦衣卫百户吴绶在项忠的军队中放流言，想要趁机中止向前线增兵改变作战方案。此事被项忠知道后上书弹劾了吴绶，朱见深因此调回吴绶，中止了兵部对前线战事的干预，改由内阁直接向前线提供支持。
在成化初年，内阁和兵部的权力之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穿插到了整个平定各地叛乱的战争之中固原。尤其是对京营的改革，兵部官员各种拖后腿，搞得明朝军队越打越弱。以至于花了近二十年时间，朱见深才勉强完成对京营和兵部的改革，将于谦设置的十团营改成十二团营，使得明朝军队的战斗力有所恢复。但由于明朝的武将勋贵对京营和卫所渗透太深，所以军队中的腐败问题一直没办法彻底解决，成为明朝潜在的内患之一。这样的隐患长期存在，最终在明末成为危害到国家存亡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