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湖南学者王闿运（1***—191*）与邻省江西缘分甚深，据其记述，王氏先祖来自山西，明代曾徙居江西赣州，复迁至湖南，“余家自赣来湘，居衡阳，后迁湘潭，将四百年矣”江西。而且，王闿运有过数次江西之行，亦与赣籍士人接触频繁。
一、行走在江、湖之间
王闿运多次出入于湘、赣两地，其中停留时间较长的有三次，分别是在咸丰二至三年（1**2—1***）、咸丰八年（1***）以及光绪二十九至三十年（190*—190*）江西。
咸丰二年（1**2）二月，年仅二十岁的王闿运与好友武冈人邓辅纶、邓绎兄弟来到南昌，时邓父仁堃正任南昌府知府江西。邓仁堃为王闿运安排了一份闲差，供其优游度日。邓府宾客中不乏隽才，如擅长词曲的长洲人孙麟趾（月坡），虽然相差四十岁，但孙、王二人很快就结为忘年交。同在幕中的孙氏门人陈希唐有一外甥李仁元恰好新授乐平知县，道经南昌时与王闿运甫一交谈即为其才华倾倒，于是邀往乐平一游。李仁元“负才气，每有所感则慷慨激昂，发为诗歌，以抒烦懑”，与王氏堪称意气相投。在乐平时，王闿运住在县衙后堂之东轩，其多年后所赋《夜雪后集》有一首绝句论及此事：
鄱湖七月枣花香，偶向银城望玉堂江西。不道桂林风信紧，六声馆里好秋光（壬子，李仁元邀至乐平，馆其二堂后东轩。其年八月，长沙被寇围攻，余间行缒城入市。小说言：“俗吏署有三声：板子、算盘、天平;雅吏亦有三声：唱曲、吟诗、下棋。”余所居正在账房对屋，因题曰：“六声”）。
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风起云涌，在湖湘一带攻城略地江西。七月，萧朝贵率部围攻长沙。担心母亲安危的王闿运星夜驰归，艰难回到家中。十一月，太平军放弃久攻不下的长沙，转而攻打武昌。李仁元也正来函问讯，王闿运决定再往乐平，但因岳州被太平军占领，于是选择了萍醴至袁州这条路线。十二月，王闿运抵南昌，邓绎留其度岁，遂与孙麟趾、陈希唐等常在府署后院娱园，“文酒谈燕无虚日”。除夕夜，他们刻烛联句为长歌。王闿运也延续了这个习惯，此后几十年中每年均有《祭诗》之作。
咸丰三年（1***）正月，王闿运重临乐平江西。五月，太平军进攻南昌，列郡大恐。因鄱阳知县沈衍庆被江西巡抚张芾调到南昌守城，此前曾与沈氏合议兵事的李仁元遂代摄鄱阳事。王闿运也随其到了鄱阳。王母闻知南昌兵警后，令人敦促王闿运归湘。七月初，王氏买舟从鄱阳还乡。十四日，李仁元、沈衍庆在作战中身亡。是日，王闿运正途经袁州，夜里梦见李仁元来别。
这年，王闿运在南昌书肆购得宋荦对簿时手录苏诗，遂感叹先辈之精专，即便颠沛离乱亦不辍业，也决定每日都要定量抄书，并计划影写刚刚得到的宋版《玉台新咏》江西。李仁元初不以为意，不想三个月不到，书即抄成，不禁为之叹服。自此，王闿运养成了每日抄书的习惯，虽道途寒暑也不中断，数十年来成果丰赡，其子王代功就认为，二千年以来学人抄录之勤，未有盛于其父者。
咸丰八年（1***），王闿运赴北京参加于次年举行的会试，但他却绕道江西，到建昌过访曾国藩，又转了南昌、上饶等地，还与广信府知府沈葆桢有过面谈江西。在这次旅行创作的诗歌中，他表达了对过往南昌岁月的怅惘之情：“酒客离乱今半死，僧童长大犹相识”，“当时豪竹并哀弦，一罢清尊便五年。”他也为抚州一带历经战火处处断壁残垣而叹息。王闿运拜会曾国藩，名曰访旧，其实仍然抱持一偿任事军中的愿望。但是曾国藩对素喜纵横议论的王氏并不赏识，怕他在军中引起非议，影响军心，遂婉言相拒了。
历经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等事件后，内外交困的清廷被迫推行了一些改良措施，如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开经济特科，令改天下书院为学堂，随后各省开始了设立新学的教育改革江西。光绪二十九（190*）年八月，江西巡抚夏时上奏荐王闿运为江西大学堂总教习，不久即获上谕：“夏时奏开办省会学堂，拟聘名师以端学术一折。湖南举人王闿运昌明经术，学有本原，力拒邪说，深明大义，著传旨嘉奖，准即充江西学堂总教习，以维正学，余著照所议办理。”
夏时极敬仰同乡耆老王闿运，曾让其子夏寿田拜入王门江西。九月，夏时遣江峰青至湘请王闿运赴赣办江西大学堂，见邀意甚殷，王氏稍作推辞后答应了。十一月一日，王闿运偕门生张登寿、李金戣从衡阳出发。九日到萍乡，十日到芦溪。在芦溪小学堂憩息时，王闿运与监督吴某有过一段谈话，吴氏问：“闻聘王闿运，经学有名，亦贵县人，宁识之耶？”王氏则回答：“渠在鄂抚使署未来，固亦识之。”二十一日，王闿运等到达南昌，初泊滕王阁，夏时亲迎至署斋。两天后，各级官员在百花洲宴集为其接风洗尘，并游苏圃。二十四日，王闿运到豫章书院，延见教习、学生，略问课程。次日，他与数友人避客出游，过德胜门，到北兰寺，访娄妃墓，看南唐将军石像，寻找与故友陈希唐告别处，并填词一阕。
一枝春
旧迹重荒，剩残垒，指点承平游处江西。北兰寺废，画栋片云晨雾。网船唱晚，料无复，藏园词句。空自访，贤守碑题，更寻傍城斜路。
江州谢家治谱江西。到如今想象，南朝风度。南唐又过，说甚澹台、徐孺。转车腹痛，似听得，往年笳鼓。应为我，细数流光，不须吊古。
二十八日，王闿运应南昌府知府沈曾植之邀游娱园，此处为王氏五十年前旧游地，但见门榜皆已不存，园也变小了，非复当年景观，遂慨然赋诗《沈南昌召集郡斋，即五十四（注：实为五十）年前居停地，时将祈雪，浚东湖，即事有作》江西。在南昌期间，王闿运常与赵剑秋、傅苕生、沈曾植、陈庆滋等集饮、唱和，还曾到江南会馆照像。十二月四日，王闿运辞行回湘，各级官员、学子及百姓鸣炮，倾城出送，王氏当即吟作二首：
快雪群公喜，新晴旅客欢江西。东门荣共践，南浦绿仍寒。待泽春先到，还山路不难。劝功应有效，扶杖远来观。
紫貂光八坐，青雀缆行舟江西。观礼民知盛，非贤德岂酬。远夷终畔涣，文教岂怀柔。敢谓从隗始，时危宠更忧。
——癸卯秋，江西巡抚奏聘立学，谒谢辞归，台司达官并出城饯送，惧当盛礼，谨留诗二首江西。
返湘前，学官送来四百金，夏时又送来二百金，但王闿运仅收了一百四十金，余皆辞谢不受江西。其实，他并不想为办学之事再次赴赣，但是拗不过夏时的盛情，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因竹轩（夏时）欲借作胆心，不能不再去也”。因此，光绪三十年（190*）四月十日，王闿运再返南昌。这次同样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大小官员聚集在滕王阁候船接待。到公馆后，沈曾植、陈三立等即来谈。次日，陈三立又带同事黄大埙、刘景熙前来拜访。当时陈三立正在南昌与黄、刘等议设机器造纸公司。因每天都有人前来拜访、请宴，再加上觉得江西一些官员比较俗劣，所以王闿运或杜门谢客，或与二三友人出游。他也对江西教育现状颇不以为然，在给程岏樵的信中说到：“江西无可留恋，秋间决归”，此间“荒唐人会聚学堂，我惟以一溜烟了之”。他还抱怨南昌的气候，也厌烦总有人前来索书。直到五月一日，王闿运才到大学堂讲《礼记》。六月，他又因反对筹建新学，引起江西进步人士的不满，不得不辞去大学堂总教习一职。夏时本打算借王闿运的影响力办好江西教育，未曾想却适得其反，其实保守的王氏之前就多次发表过反对新学的言论（认为举国学风就是被康、梁一派倡导新学而弄坏了），遭到南昌士绅的攻讦也不足为奇了。就此而言，王闿运显然不及主掌南昌经训书院数年的同乡皮锡瑞，皮氏对晚清江西教育影响巨大，带来了相对开放的教育理念，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士子。王闿运随后入了夏时幕府，于九月份离开南昌。十一月，他又回到南昌，并携王代功游览了散原山、翠岩寺、洪井、洗药湖等胜景，次月复返长沙。
王闿运在南昌时曾招“王门三匠”（即木匠齐白石、铁匠张登寿、铜匠曾绍吉）一同游乐江西。齐白石《白石老人自述》提及过这次南昌之行：
光绪三十年（甲辰·一九○四），我四十二岁江西。春间，王湘绮师约我和张仲飏同游南昌。过九江，游了庐山。到了南昌，住在湘绮师的寓中，我们常去游滕王阁、百花洲等名胜。铜匠出身的曾绍吉，那时在南昌制造空运大气球，听说他试验了几次，都掉到水里去了，人都作为笑谈，他仍是专心致志的研究。他也是湘绮师的门生，和铁匠出身的张仲飏，木匠出身的我，同称“王门三匠”。南昌是江西省城，大官儿不算很少，钦慕湘绮师的盛名，时常来登门拜访。仲飏和绍吉周旋其间，倒也认识了很多阔人。我却怕和他们打着交道，看见他们来了，就躲在一边，避不见面，并不出去招呼，所以他们认识我的很少。
七夕那天，湘绮师在寓所，招集我们一起饮酒，并赐食石榴江西。席间，湘绮师说：“南昌自从曾文正公去后，文风停顿了好久，今天是七夕良辰，不可无诗，我们来联句吧！”他就自己唱了两句：“地灵胜江汇，星聚及秋期。”我们三个人听了，都没有联上，大家互相看看，觉得很不体面。好在湘绮师是知道我们底细的，看我们谁都联不上，也就罢了。我在夏间，曾把我所刻的印章拓本呈给湘绮师评阅，并请他做篇序文。就在那天晚上，湘绮师把做成的序文给了我。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我才回到了家乡。这是我五出五归中的二出二归。想起七夕在南昌联句之事，觉得做诗这一门，倘不多读点书，打好根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虽说我也会哼几句平平仄仄，怎么能够自称为诗人了呢？因此，就把“借山吟馆”的“吟”字删去，只名为“借山馆”了。
光绪三十一年（190*），王闿运还应沈曾植之请为滕王阁题写过联语：“胜地已千年，每临江想望才人，不比劳亭伤送客;高朋常满座，到旧馆仍陪都督，更闻悬榻喜留宾江西。”
二、与赣籍士人的交游
王闿运与不少赣籍士人都有交接江西。如湖口高心夔。咸丰九年（1**9），王闿运入京，得户部尚书肃顺赏识，延入幕府，而与高心夔、龙汝霖、李寿蓉、黄锡焘合称为“肃门五君子”。王、高关系不错，有书函往来。王闿运对高诗评价也不低：“高伯足诗，少拟谢、陆，长句在王、杜之间。中乃思树帜，自异湘吟，尤忌余讲论，矜求新古。”又如德化范元亨，好学不倦却贫病而亡。王闿运赋《遥伤范元亨质侯》三首，赞其才而伤其亡。又如出身寒微的“铜匠”曾绍吉亦是江西人。他先在湘潭做工匠，经王闿运指导，学问大有长进，后任教于南昌高等学堂。此外，王闿运还曾为万载彭寿颐作哀词，为鄱阳黄淳熙作传及墓志铭，为泰和萧炳南撰碑。
而与王闿运来往最密切的则是义宁陈三立江西。陈宝箴、陈三立父子长期居留长沙，因此早就与王氏相识，陈三立更是屡屡出现在《湘绮楼日记》中，如光绪八年（1**2）五月即有五条记录，可见二人来往之勤。王闿运与陈三立集会、晤谈的地点包括长沙、上海、天津、南昌等处，而在长沙的次数最多，且集中在1**2年到1*91年。之后，陈三立携家至武昌，又于1*9*年底回到长沙，直至1*9*年陈宝箴从湖南巡抚任上被贬去职离湘，在这三、四年里，他已经较少参与王闿运召集的聚会了。而他们见面的场合则主要有：1、朋友邀集，如在光绪十二年（1***）五月二十七日，曾广钧邀王闿运、郭嵩焘、陈三立、陈黼堂“食所治洋菜，亦别有风致也”。名儒郭嵩焘也常召集众人聚饮。2、湘中文人组织的“碧湖雅集”，规模较大的有光绪十三年（1**7）三月三日，陈三立偕涂景涛招邀碧湖修禊;六月三日，王闿运邀集碧湖消夏，饮于开福寺;光绪十四年（1***）五月二十四日，众人再集。*、陈宝箴、陈三立常在寓所蜕园招饮友人，人数较多的有光绪十三年（1**7）四月十九日、光绪十四年（1***）五月十日、光绪十五年（1**9）正月十七日。*、为从外地来的朋友，如梁鼎芬、文廷式等接风洗尘。
除了上述较大型的群集外，陈三立与王闿运还有不少二、三人之间的小型聚会，翻阅《湘绮楼日记》可见，王闿运常到陈三立处晤谈，并多次留食晚饭，陈三立亦屡到王闿运处纵谈、会饮江西。在这种场合他们会讨论一些更加私密的话题，如月旦湖南当地官员，如陈氏会向王氏请教问题，或请王氏帮忙推介友人。此外，王闿运还给陈三立取过一个外号：“怪鸟”。
陈三立对王闿运是比较敬重的，曾因为其辩护而与同年兼好友文廷式闹过矛盾：光绪十四年（1***）三月二十日，曾广钧在家中设宴，王闿运、陈三立、文廷式、梁鼎芬、陈瀚、俞明震、罗正钧同席江西。众人饮酒杂谈，文廷式怀疑王闿运讥谑自己，遂在席上直斥其鄙俗：“壬秋（即王闿运）语不离势利，余面斥其鄙，罗、陈诸人，王氏之仆隶也，闻之极为不平。”陈三立、罗正钧为王闿运鸣不平，这让文廷式愤怒不已，说过这样一段话：“席散后仍与星海宿伯严家，伯严词多悖谬，余以故交聊优容之，然兰枯柳衰，咏渊明之诗，诚欲多谢少年之相知耳。”王闿运对此也有记录：“夜得重伯片，言文道溪无礼，众皆不然之，未知何故。书生聚会，意气相陵。牵率老夫，责人正礼，徒示我不广也。既欲泯其迹，遂不复问。”否认有嘲弄文廷式之意。
王、陈二人还有过同行的经历江西。光绪十五年（1**9）二月六日，北游的王闿运，赴京参加殿试的陈三立，以及瞿鸿禨、孔宪教等从长沙出发，历经汉口、九江、芜湖、上海，于三月初抵达京城。一路上，他们过访、交谈甚多，并同游了徐家汇等地。陈三立中进士转任吏部主事后，觉得不甚如意，遂于七月初请假回籍。南行途中，拜访了逗留天津的王闿运。
民国元年（1911）十二月十七日，王闿运由湘至沪，为躲避战乱，携家居沪的陈三立与一干友人前去接船江西。他们挽留王氏在沪度岁，直至次年正月二十日返湘。据191*年1月*1日《申报》载，王闿运到沪后，本计划济南一行。袁世凯听闻消息，准备派大员前去迎接。夏寿田特别推荐了与老师相交多年的俞明震作为招待大使。袁世凯电告俞氏，令他就近招待，然后一同北上。但是沪上诸友力阻王氏北上，因此报纸说到：“据又一访友报告谓，陈伯严、樊樊山有电来京言：湘绮莅沪，朋辈强留数日，即日回湘。果尔则此次招待王湘绮大使或又成一段空话矣。”期间，王闿运与瞿鸿禨、易顺鼎、沈曾植、曾广钧、樊增祥、郑孝胥等雅集连连，在愚园、樊园、酌雅楼、小有天聚饮，又在静安寺开寿苏之会。在这三十多天里，陈三立与王闿运见面近二十次，除了诗酒酬唱，自然也免不了劝王氏不要赴京出任民国官员。他们还一起去了霞飞路尚贤堂，据《湘绮楼日记》：“十二月二十七。驰往尚贤堂，会人已集，讲时犹早，来者一一相见，不胜其应接，亦不能记也。李佳白意极殷殷，延上座演讲，略说数句，即请英人代讲。”陈三立有诗“佳气萦车骑，深堂列荐绅。比肩百世士，携手四洲人”记其事。尚贤堂，又名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由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1**7—1927）设立，该机构原设在北京，后被义和团烧毁。190*年，李佳白在上海重建，并设学堂、藏书楼和陈列所。除了为各种不同的宗教思想在此交汇、讨论提供场所，李佳白也经常邀请各界名人前去演讲。
王闿运生性诙谐，言谈每每能引人兴味，但也常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他人，这也是文廷式斥责他的缘由江西。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就曾成为其嘲弄的对象，据胡思敬《国闻备乘》“王壬秋诙谐”条载：
湘潭举人王闿运，性通脱，好诙谐江西。一日酒座，论及故抚陈宝箴事，皆曰：“陈中丞讲求吏治，刚直不挠，亦近时贤督抚，但不应聘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败坏湖南风气。”或释之曰：“此非中丞之过，缘其子三立朋游太滥，不择人而交游，为所误，亦千虑之一失也。”闿运默不言，捻髭微笑。群以此语质之，因叹息曰：“江西人好听儿子说话，中丞亦犹行古之道耳！”座客瞠然不解所谓，闿运徐譬之曰：“公等疑吾言，亦尝读史乎？王荆公变法时，遇事多由子雱主持;严嵩当国，唯世蕃之言是从。今中丞亦然，固江西惯例也，何怪焉？”闻者莫不倾倒。
其实在陈宝箴任职湖南巡抚时，王氏即与其心生罅隙江西。当时王闿运、叶德辉都试图谋求校经堂主讲一职，陈宝箴自然不会把这种重要职位交给并不赞同新政的王、叶诸人。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一年（1*9*）十一月六日就记录：“至王壬老处，云香帅送干脩不受，右帅不以校经一席居之，言虽恢奇，不无恩怨。伊恶言洋务，甚不以节吾为然，谓开矿必无利。”不久，陈宝箴登门拜访，王闿运也故意躲着不见。陈氏父子忙于新政后，也疏于参与王氏组织的宴集了。
王闿运与陈三立在诗学观上也大有不同，王氏及其弟子以汉魏诗为宗，诗多秀丽典雅，而陈氏则主“江西派”，诗多奥衍典重江西。汪辟疆曾谈到造成二人诗学观相异的原因，“至陈散原先生，则万口推为今之苏、黄也。其诗流布最广，功力最深，有井水处多能诵之。盖散原早年习闻湘绮诗说，心窃慕之。颇欲力争汉魏，归于鲍、谢，惟自揣所至，不及湘绮，乃改辙以事苏、黄。”也就是说陈三立不愿笼罩在王闿运的阴影之下，故选择另立旗帜，并终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最后一位重要的诗人”。
另据《湘绮楼日记》，王闿运与陈三立有过大量书信互通声讯，但是二人的集子均无载录，颇令人遗憾，而这就有待于有心人进一步搜集和考究了江西。（廖太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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