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不见！”他说。
“好久不见！”她说。
“还好吗？”
“还好。”
“你呢？”他问。
“我结婚了，这是我女儿。叫叔叔。”
“几岁了？”
“四岁了。”
“你住在金边吗？”他问。
“是的。将近十年了。”
“听说你结婚了。”她问他。
“结婚了。”
“孩子呢？”
“一个女孩。”他回答。
“几岁了？”
“一岁半了。”
“来金边干什么？”她问他。
“参加一个婚礼。”
“你住在哪里？”她问。
“岘港。”
“我听说你娶了越南女人！”
“是的。”
“你嫁给了谁？”
“他是土木工程师。”
“还好吗？”
“还好。你呢？”
“也还好。”
他们沉默了，超市的货架子上的面包和蛋糕灿烂地笑着。
超市对面的火车站的广场人来人往，他们接触到了对方的目光，他们都没有说话，阳光照
进玻璃窗，行人在光线里渐渐褪色。
她终于打破了沉默。
“再见 ！”她露出了一丝笑容。
“再见 ！”他重复着这句话。
她走向超市的玻璃门，她的女儿拉着母亲的手，回头接触到他的目光，她的妈妈低头对着女儿脚下的地面，她们在门前停留了一会儿，她抱起女孩儿，没有回头，那女孩儿趴在母亲的肩头一直面对着他，她们消失在外面的阳光里。
她还是当年的样子，不论是当年走过上海的黑漆大门还是现在的玻璃门，她都没有变化。那些传言是错的，她并没有死，她并没有死。那些传言都是不可信的。许多人都说她死在了新加坡，看来都是传言。她手腕上还戴着那个玛瑙镯子，那是他给她的信物，她和家人离开了上海，在越南停留期间还他写信。信里她提到了他们约会的旅馆，他想告诉她，他随后不久也和家人离开了上海，走之前，他去了外滩，在那个房间里他住了一晚。他知道，这也许是最后一次看到那窗外的风景。
一个中年印度男人走到他的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想她了，她已经死了。死在新加坡了，别想她了。”
那男人说完就走出了超市，随着人群走过了一条马路，走向了火车站的广场。
一位马来族女子围着黑头巾，推着购物车停在他的身边，她对着地面说：
“别想她了，1949年她就死在新加坡了。”她说完之后，推着购物车去了别处的货架。
“别想她了，1949年她就死在新加坡了。她已经死了。”
超市的广播里一个女人的声音播放着这个消息。
他知道这又是在梦里，超市黑暗下来，天空出现了星光，热带的星空分外明亮，一只飞蛾贴着窗户玻璃在向上飞。一幅画覆盖了窗外的天空，他走出了超市，街上的行人穿过他的身体走向四方。他站在那幅画前，抚摸上面的油彩，那是自己卖出去的第一幅画，那个买画的意大利人早就离开上海了。走进画中，超市对面的火车站已经坍塌，紫藤和榕树的枝条又把废墟的碎片缝合进了热带雨林里，雨林深处隐藏着上海的旧巷子，楼上的画室还亮着灯光。炊烟从灯火之间流出，在街巷上空流过，再融入远处的另一片灯火。他仰望雨林里的城市，就像母亲和他离开上海的时候，母亲仰头看着家的窗口，母亲知道，余生再也回不来了，最让他难过的是，母亲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
“孩子。”好像有声音从遥远的废墟传来。
“母亲！”
“饭菜都在厨房里。”
他再也不会醒来了。1995年9月17日，他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一处公寓里被警方发现，法医站起身来，对旁边的警察和摄影师说，死者至少死去十天了。几位墨西哥人躲在走廊尽头的楼梯口说话，抱怨空气里的尸臭。他们抱怨这里不能再住了，都成殡仪馆了，已经接连死了好几个人了。几个穿白色防护服的人，带着面罩在给走廊喷洒消毒液。一位干瘦的墨西哥老妇人说：“半年前他搬来的时候，他还向我问路，他的西班牙语很好。孤独的东方人，愿天主保佑他的灵魂。”
“他是越南人吗？还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人群里有人问。
“谁知道呢，反正都一样。”老太太摆了摆手。
警察带着摄影师和法医走出房间，围在楼梯口的房客躲开了他们。他们下楼了。房间里只剩下了穿防护服的那些人。死者那些底片就在那个小小的胶卷盒子里。底片泡在显影剂中，你会看到一位老人的尸体粘在卧室的地板上，再也不会醒来了。房间墙角里堆放着几个曾经装鳕鱼罐头的纸箱子，纸箱子上面盖着一块塑料布，天棚的墙皮有几处脱落，还残留着水渍，小屋的另一侧是一张单人铁床，房间里除了床之外，没有别的家具，床头的窗台上面散落着几块饼干，饼干旁边放着一个饭碗、一个水杯和插着牙刷的牙缸。墙上的石英钟走到了11：35分。
远处阳光森冷，车流缓慢，一只麻雀卧在一根电线上，仿佛抱着自己悬浮在时光的虚空里。
2020年11月15日。19:30